2013年文化理论热点回眸

第一篇：2013年文化理论热点回眸

2013年文化理论热点回眸

中国文化产业网时间: 2014-01-08来源：中国文化报【字体：大 中 小】

2013年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中国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一系列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经历了复杂的挑战和考验。2013年党和国家显著地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和引导工作，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舆论保障。2013年中国思想文化界密切关注时代变化，认真反映群众呼声，及时表达理论主张，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进行了良好的互动。

“中国梦”成为学术理论研究的热点

2012年11月29日，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的重要论断。“中国梦”迅速成为思想文化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进入2013年，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在同全国劳模座谈、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等不同场合讲话中，对中国梦的内涵进一步给以阐释和丰富。总书记的论断使得“中国梦”的涵盖面和辐射力不断扩大和增强，“中国梦”在2013年一年中以重分量、高频度，不断出现在各大主流媒体的显著位置，成为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正能量，助推国家大政方针贯彻执行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场域。

2013年4月8日，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召开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指出：中国梦视野宽广、内涵丰富，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当今中国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帜。2013年5月14日，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把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作为首要任务。从2013年7月开始，中宣部会同六部委共同举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文化部部长蔡武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主要目标、显著成效和努力方向。

在中央的号召和舆论的助推下，“中国梦”也迅速进入学术理论的探讨领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开始了屈辱的历史，也开始了寻找中国梦的历史。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但没有找到出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不懈奋斗，才逐步使这个梦想成为现实。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梦”的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梦”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梦”的根本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夏春涛比较了“美国梦”和“中国梦”，他认为“美国梦”宣称通过个人

奋斗，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美国建国87年后才废除奴隶制，随后又长期推行种族歧视，种族藩篱消除了，阶级阶层的鸿沟依然存在。“美国梦”十分虚幻，而“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强国富民之梦，是对“美国梦”的超越。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就核心价值观建设出台重要文件，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基本内容，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意见》强调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指出，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意见》还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和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以及加强组织领导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要求和操作方法。《意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实践性，一经发布，即引发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随即开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十七大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作出24个字的新概括。此次印发《意见》，是中央下决心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举措，必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加广泛地走向社会生活的实践层面。

中国文化走出去亮点频现，引发学界关注

2013年中国文化走出去变得日益常态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人主动走出去，推介、展示中国文化，开展文化交流。丰富多彩的“中国节”“中国日”在世界各地精彩上演，文艺演出、书画展览、电影放映、商贸展览等形式多样的内容，为当地民众开启了一扇扇感知中国文化的窗口。到2013年，我国已经跟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文化合作协议，我国以主宾国身份参与的国际文化活动越来越多。

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国内举办的国际性文化活动，也日益吸引世界眼光。2013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文

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吸引了包括4个国际组织、26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境外代表团组参加。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出台后，国内外许多文化企业纷纷来到自贸区内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寻求机遇，入驻的文化企业已超过150家。国家大剧院截至2013年底已有500多支中外顶级艺术院团先后莅临演出。根据法国艺术市场专业统计机构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2—2013年度，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大当代艺术市场。

中国文化走出去引起诸多文化管理者和学者的理论思考。中国对外演出集团董事长张宇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满足于一般性文化产品的输出。解决当前的文化贸易逆差，应该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让中国企业成为中坚，真正担当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军作用，让中国企业大量生产推出适销对路的国际化优秀中国文化产品。中国美术馆馆长、学者范迪安总结了三个M：即Market、Media和Museum，来向国外推介和展示中国文化。文化批评家解玺璋认为：人类文明越来越显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我们不仅要注重“术”的输出，还应该注重“道”的输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能否成功地与人类文明融为一体的问题。

理论界为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把脉

2013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劲头十足。在政策性支持有限的情况下，1月至9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2018亿元，同比增长39.4%，高于全社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6个百分点。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股市中的文化传媒板块已发生55起并购事件，涉及电影、电视剧、出版、广告、游戏等子行业，累计资金近400亿元。文化产业在市场消费、产业融合、创新提高、并购扩容等驱动下，在扩大规模和质量提升方面一路高歌。有论者指出文化产业正从文化领域的“小循环”，融入到国民经济的“大循环”中。

理论界紧扣文化产业发展的兴奋点，适时展开了学术讨论。2013年9月，全国知名高校的30多位业界专家学者及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文化企业代表在北京朝阳规划艺术馆参加了“2013中国文化产业高端峰会”，本届高端峰会以文化产业协同创新为主题，意在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资源整合和理论创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在演讲中指出，产业集聚是实现协同创新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协同创新的主要推动力。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文化力是把物质财富转化成幸福的能力，文化力将推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使得未来企业或者组织可能同时具有第一、二、三产业的特征。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梅松在演讲中提出：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两次飞跃，下一次的飞跃就是文化飞跃，文化协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若不创新，其他环节的创新就没有意义。

文艺乱象促使文艺批评升温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不断升温，为图书出版、影视制作、文艺演出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撑。但是这种积极态势的背后仍然伴随着侵犯知识产权、奢侈消费、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这种形势对文艺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整个2013年，媒体中的文艺批评文章屡见不鲜，精彩迭出。《人民日报》专门开辟了“文化世象·警惕不良文化趋向”的栏目，先后组织了多篇文章，对当下文化领域的闭门造车、以丑为尚、网络暴力、政绩工程、浮奢之风、技术崇拜、比坏心理、形式主义、价值迷失等不良文化趋向进行剖析与批评。《光明日报》从2013年3月份起开辟“问诊报告文学创作”的栏目，“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短板‟进行梳理与总结”，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进行了严肃的分析，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中国文化报》也以专版策划、评论员文章等形式发表了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引发了社会共鸣，其中一些还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文化话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艺批评的广泛展开，部分媒体和学者，对文艺批评现状本身也进行了再批评，文章直指批评界的失语、错语、妄语、趋炎附势、拜金主义等问题，发人深省，针砭有力。在2013年11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为学界所关注，白烨、王能宪、贾磊磊、张颐武等学者对青年文艺批评人才的成长问题发表了看法，殷切希望青年一代能够担负起时代责任，深入把握时代脉搏，建立一种真正的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体现中国自身价值观的话语体系，从而为中国文艺评论的发展和繁荣打开新的一页。

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渐成社会共识

十八大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调，越来越明显。总书记多次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表言论，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2013年11月26日总书记考察了曲阜孔子研究院，对中华文化典籍表示了尊敬和喜爱。此事显示新一届党和政府领导人更加注重以文化力量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多角度探讨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和继承发展路径在本年度成为学术热点。2013年各种有关传统文化研究主题的研讨会纷纷举办，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已经举办十届的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首次移师宝岛台湾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主办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心理应用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在媒体发表的理论文章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高文兵认为，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有大智，在科学上有大真，在伦理上有大善，在艺术上有大美。在中华民族艰难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中，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始终为国人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认为，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其“时代融入性”，创造性地进行现代价值转换。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认为，10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几次政治和社会动荡，把一些日常的基本的生活样式和风俗习惯都给否定了，要接上过去的传统，把新的文化种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发出新的内容和力量，比较困难，要特别注重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理解中国文化。

多位著名诗人逝世，引发学界反思诗歌现状

2013年是中国诗歌界极为悲伤的年度。2月14日，当代杰出诗人、作家雷抒雁逝世，他曾以长诗《小草在歌唱》震动全国。7月22日，中国上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最后一位诗人纪弦逝世。9月29日，中国现代诗歌中七月派的著名诗人牛汉先生逝世，他曾被称为“骨头最硬的诗人”。11月12日，中国诗歌学会新任会长、诗人韩作荣因病逝世，享年66岁。悲伤并不掩盖希望。中国当代诗歌正是在这样一批优秀诗人的滋养下，不断接受时代的挑战，在曲折中坚强生长。8月7日至12日，两年一届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举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已经成为了继波兰华沙之秋、马其顿斯特鲁加等国际诗歌节之后又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歌节，已有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余名中外诗人参加过活动。11月28日，中坤诗歌奖在北京大学颁发，这一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的国际性诗歌大奖已经举办四届，今年的现场尤为热烈而庄重，中国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和波兰著名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荣膺这一荣誉。本年度逝去的诗人形象和声音通过电子屏幕在大会现场得以重现。11月29日，在中国台湾举行的“2013两岸诗会桂冠诗人颁奖礼暨《乡愁》主题交响乐诗会”上，著名诗人余光中、郑敏、姚风、阎安荣获2013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顾问陈云林、海南省政协主席于迅、海南省委副书记李宪生为4位诗人颁奖。

诗人韩作荣在去世前不久还曾表达对诗歌界的信心，他认为现在是中国新诗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中国的诗人不仅人数上没有减少，而且越来越纯粹，创造力也越来越旺盛。如今的诗人眼界开阔，善于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养分为我所用，创作出的诗歌起点很高。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认为，诗歌有批判的功能，诗人是民族的良心，现在的诗人太关注个人，“社会兴衰、天下兴亡、世界风云都不关心，写诗何为？”著名诗歌翻译家屠岸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诗歌发展的未来表示了坚强的信心：诗歌不像政治、经济、军事那样，直接干预和改变人的现实命运，但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用艺术之美纯化着一个民族以至人类的灵魂。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歌的声音，就缺乏精神上的丰富和优雅，就不会百花盛开，生气勃勃，就是粗鄙、单调的没有希望之邦，就有沉沦的危险。诗歌常新，人类的生命常新。

正负面道德问题引发社会讨论和思考

2013年是学雷锋活动开展50周年。3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9月，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结果揭晓，国家领导人接见54名全国道德模范及265名提名奖获得者。在媒体上，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和“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真诚沟通”栏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难忘中国之声——中国榜样栏

目不断推出具有道德文化价值的基层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打动了亿万观众和听众。3月31日，上海作协副主席、新概念作文大赛创始人赵长天逝世，12月8日，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逝世，这两位文化人物都以高尚的道德赢得世人尊重。

与此同时，公民出境旅游不文明现象、“中国式过马路”陋习、公共交通吵架斗殴等不文明现象，通过新媒体不断暴露出来，受到大众舆论和专家学者的批评和剖析，中国人对公民道德的关注和敏感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集20多年学术积累推出的新著《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出版发行。作者期待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神，用“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代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用“天人关系、族群关系、群己关系、人我关系、亲友关系”代替了传统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的五常伦关系，从而为中国人走出道德困境提供基本的范式借鉴。在学术组织建设上，6月，由东南大学牵头，联合众多单位和研究机构共同组建的“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揭牌成立，中心将通过对公民道德状况、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社会风尚等进行系统调查，每年小调查，两年大调查，五年描绘一次中国道德发展轨迹图，从而建立完整的道德国情数据库。

第二篇：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理论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现象的理论，它由美国学者刘易斯（O．Lewis）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而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在社会中，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穷人的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贫困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的人的基本特点和人格，使得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难以利用它走出贫困。

贫困文化理论基本上属于贫困的个人责任论。虽然刘易斯并不认为这种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是这种理论还是遭到许多批评。主要的批评观点包括：贫困文化理论夸大了穷人与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差异，实际上穷人本身并不是同质性很强的群体，各群体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是社会地位的反映，贫困文化理论未能解释穷人贫困的起始原因。

贫困作为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相生的社会现象，人们长期以来总是将其看作自然环境的产物，或者当作一种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了物质的考察或经济、技术的分析，从而认为土地、资本乃至技术等资源的匮乏是阻碍发展、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这类分析往往暗示，只要消除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但是实践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消除了其中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依然如故。实际上，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乃是源自于贫困文化。

一、什么是贫困文化？

所谓―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年，他在其所著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他的―贫困文化‖这一概念涵盖了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和个人心态等方面的描述。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人们常常将―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后者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二者之所以被混淆，主要是由于二者包含的―文化‖一词所引起的。―文化贫困‖中的―文化‖几乎可以等同于―知识‖ 一词的含义，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知识层面的贫困，即通常所指的知识缺乏、知识不足或文化素质不济等。然而，―贫困文化‖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的，它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总而言之，―文化贫困‖主要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智力状态，而―贫困文化‖是指人们所拥有的一种安于贫困的价值观念。

二、贫困文化的特征

贫困文化，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亚文化‖现象一旦形成，它会影响到整个贫困区域的人，并能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在这种―亚文化‖的保护下，贫困被维持，并且还会导致新的贫困。对于贫困文化的特征，许多学者都曾做过概括和论述，我们不妨将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1、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恶劣的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他们把自己的贫困归于老天的安排和命运注定，面对贫困，他们不是穷则思变，奋发图强，而是奉行无为指导，听天由命，无可奈何忍受贫困。即使产生某种想法，也是信天、信神、不信人。于是，他们的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其中，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解放的严重障碍。由此―产生了宿命论的意识和接受了被注定的状态，从而形成了自我保存的贫困链——加尔布雷斯（J.K.Galbrath）称之为‗对贫困的顺应‘(accommodation to poverty)‖。

2、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低品味的人生观和较封闭的自然环境，使许多人产生了低水平的心理平衡，即得过且过，安于现状。于是，―手捧玉米糊，脚蹬暖火炉，皇帝老子不如我‖的心态得到推崇，而敬业苦干被认为是―牛马生活‖，游手好闲反被当作是―活得潇洒‖，勤俭节约被讥讽为―活得太累‖等等。

3、不求甚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人们消费意识异常淡薄，饮食结构也十分简单，只求填饱肚子，这种低下的消费观不仅严重影响劳动效率，而且消磨了人的意志和精神。因此，―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

4、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由于几千年小农经济文明的积淀和闭塞的自然环境，他们对传统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有着执着的偏爱和迷恋，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而对外部世界、外部文化有着本能的隔膜和排斥，正象鲁迅先生笔下阿Q居住的―土谷祠‖一样，有―土‖有―谷‖有―祠‖，便足矣，有时甚至为了维持目前得生活状态 ―饿死不离乡‖。

5、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经济观。由于小农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许多人仍抱着―七十二行，以农为主―的传统心态，把务工经商当作是不务正业。在贫困山区，―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仍然是他们经济活动的规范，这种小农本位，排富畏富的经济观，不仅使农民在简单再生产的狭窄磨道里转圈子，物质生活得不到改善，而且使他们的头脑僵化呆滞，精神毫无生气。

6、―等、靠、要‖的度日观。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已习惯于接受政府的援助和社会的救济，并视其理所当然，逐渐形成一种靠救济和援助度日的依赖心理，于是他们坐等救济，坐吃救济，吃光用光救济再要救济，―有自由，无主张，抱着膀子晒太阳，坐等上面救济粮‖，正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因此对一些长期接受救济的农民来说，―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装，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也便不足为奇了。

7、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婚育观。正如世界银行在其一份减贫手册中所提到的那样：―贫困家庭的许多特性造成了高生育率。‖为了维持简单的生产方式，贫困的家庭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加上抚养子女花费并不大，于是早婚早育自然而然成了他们的生产需求，就像刘易斯在―贫困文化‖中提到的：长期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孩子，他们―性经验较早‖，―小孩能享有保护及照顾的童年期相当短暂，轻轻的年纪即经验到了成人生活‖。由于缺乏最起码的社会保障，贫困家庭的父母只能依靠多生子女使其中一些成年后能使自己年老后有所保障。与此同时是重男轻女现象的大量存在。

三、贫困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1）贫困文化是不是一种传统文化？对此，主要有两种看法。国内的许多学者都将贫困文化看作是传统小农文化的一种表现。例如：穆光宗将贫困文化（或精神贫困）的具体表现归结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有饭同吃的分配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等。高长江则直接认为，这种低品位的价值观，大都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封建落后的小农意识的反映。具体表现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道、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生产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血缘伦理、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方术迷信、崇拜鬼神的宗教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多子多福、香火旺盛的生育观等等。王培暄则认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主要来自于以下几种传统观念：①小富即安的狭隘满足观念；②挥霍浪费的消费观念；③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④轻视知识的文化观念。赵秋成、倪虹、章国卿等也是类似的观点。他们一般将贫困文化视为一种封建文化的残余和自然经济的反映。

然而，台湾学者林松龄则认为：―在多数普遍存在着绝对贫穷的传统社会，少具有贫困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特性。例如印度、古巴及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的多数社会，其穷人少有被贬抑、匮乏的感受；少有自卑、愤懑黠抗的心态。非但少有对困境的绝望之信念，更滋生了安贫乐道、恬静寡欲的社会价值，同时少感受到被大社会中其他阶层所孤立。‖他更倾向于将贫困文化视作现代社会的一种亚文化（或次文化）（sub-culture），而不具备传统文化的主要特性。他说：―相对的在发展层次较高的富裕社会，贫困非但指示着经济生活的相对缺乏，还表示社会生活方式的差异，包括物质生活外的各项社会次级需求（secondary need）的不平等。生长在这种社会中的穷人常将自己目前的困境归咎于各项外在的压迫，而导致心理上及情绪上的不平衡滋生了所谓贫困文化的各种价值。‖

对于贫困文化的传统性或者现代性问题，要视具体的社会条件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在我国的贫困乡村，贫困文化更多地受传统价值所影响，而在发达国家的―贫民窟‖（或下层社会），贫困文化则不具备传统的主要价值及其相关的特性。

（2）贫困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很显然，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次文化。由于这种次文化的影响，贫困阶层与社会其它阶层往往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差距。这种―文化差距‖（cultural gap）产生了贫困阶层与社会其它阶层之间的隔阂甚至相互敌视。

（3）贫困文化与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关系：贫困文化并不一定就是一种反文化，只有当它的价值、信仰、规范，直接与社会的基本价值、信仰、规范相对立时，这种次文化才是一种反文化。一般来说，贫困文化对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的力量，因为贫民们不希望维持他们生存的脆弱平衡遭到破坏，但是一旦这一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而无法恢复的时候，他们又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反对者。

第三篇：企业文化理论

企业文化理论

企业文化是一个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构成的我层次的生态系统，根据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理念层、制度层、行动层、企业文化理念论——功能

导向功能

凝聚功能

约束功能

激励功能

企业文化理论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竭动力。

企业文化要素

愿景——成为国内车灯行业的领先者。

使命——为客户打造低成本高价值的产品，实现员工利益和企业社会责任最大化。价值观——客户第一、敬业感恩、诚信正直、合作高效、务实创新。

质量方针——生产瞭旺一流的产品，实施瞭旺一流的管理，体现瞭旺一流的服务。人才理念——品德为先，能者为上。

公司简介

南宁燎旺车灯有限公司前身为南宁汽车配件一厂，始建于1956年，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干一体的专业汽车灯企业，主要为上海通用五菱汽车公司、重庆长安、东风柳汽、重庆力帆汽车公司所生产汽车配套设计和生产。

公司简介

公司资子公司南宁桂格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和青岛桂格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总地总面积一百佘，拥有员工1000人。

历史2004年12月10日成立南宁燎旺有限公司

2002年2月24日南宁桂格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2010年青岛桂格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发展阶段

创业阶段：1956—1971年（寻找发展路径）

初级阶段：1972—1982年（起步阶段）

稳步阶段：1983—2001年（技术质量）

快速发展阶段：2002—2010年（速度规模）

企业文化要素——愿景

愿景的内涵是什么？

我们公司的愿景：成为国内车灯行业的领先者。

生产规模

公司年产车灯达150万，产值超过六亿元，配套的汽车总量约占中国汽车销售总量的十分之一，其中微型汽车配套量稳居全国第一位，是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机动车车灯生产基地。行业地位

公司技术中心2008年被认定为自治区企业技术中心，自主研发，设计和制造能力达到国内同行领先水平。

第四篇：企业文化理论

企业文化理论

“企业文化”和“组织文化”这两个名词均来源于西方管理学界。西方学者倾向于使用“组织文化”，传到中国内地，国内的学者更青睐“企业文化”。事实上“组织文化”和“企业文化”基本上是可以混用的概念，因为多数组织文化研究的对象都是企业。企业文化的兴起是当代学术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美日经济竞争引起的管理模式比较的产物，更是对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新动向的反映。

组织文化这一概念正式面世，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1970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S.M.戴维斯在其《比较管理——组织文化展望》一书中，率先提出组织文化这一概念。美国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大体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作是哈佛大学伏格尔教授的《日本名列第一》，影响很大。1980年7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播出电视节目“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一阶段起到了动员和准备作用；第二阶段是两国管理模式的比较研究，发表的论著颇多，具有代表性的有《日本的管理艺术》以及《Z理论——美国企业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第三阶段，可以说是深入改革的研究，主要目标是重建与美国文化相匹配的经营哲学和工作组织，以恢复美国的经济活力和对日本企业的竞争力。

目前，关于企业文化的定义有许多种，虽然说法不同，但其内涵大体一致。最近，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先生在其所著的《企业文化塑造》一书中，给企业文化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叫管理者文化，是管理者在长期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管理理念、管理风格、管理经验的集中体现和智慧结晶，是企业管理层次的升华，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

企业文化通常是由企业理念文化，企业制度文化，企业行为文化和企业物质文化等四个层次所构成。企业文化的以上4个层次是紧密联系的。物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和载体，是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理念文化的物质基础；制度文化是理念文化的载体，制度文化又规范着行为文化；理念文化是形成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思想基础，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解决思想转轨的决定力量，战略管理的关键所在，企业管理的领导助手，企业中个人的导向标。一个企业有了积极向上的文化，就会重视科学，尊重人才，吸引客户，创出名牌。企业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准绳，一种信念，一种象征，更是一种凝聚力。

企业文化的主要作用有：凝聚作用，企业文化像一根纽带把职工和企业的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每名职工产生归属感和荣誉感；激励作用，企业文化注重研究的是人的因素，强调尊重每一个人，相信每一个人，凡事都以职工的共同价值观念为尺度，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协调作用，企业文化的形成使企业职工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对很多问题的认识趋于一致，增强了他们之间相互的信任、交流、沟通，使企业的各项活动更加协调；约束作用，企业文化对职工行为具有无形的约束力，经过潜移默化形成一种群体规范和行为准则，实现外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统一；塑造形象作用，优秀的企业文化向社会大众展示着企业成功的管理风格、良好的经营状况和高尚的精神风貌，从而为企业塑造良好的整体形象，树立信誉，扩大影响，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案例1：卓望的成功源于创立初期就开始重视企业文化建设

卓望科技CEO谢峰认为，卓望科技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从创立初期就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从卓望科技三年来走过的路来看，从当初成立时的一个人发展到如今的三百多人，卓望科技建立了一支快速响应客户的技术支持队伍，开发能力不断增强，管理结构初具规模。在此中间他们时时刻刻到处可以体会到员工的工作激情和创业动力，以及对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这使他们能在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生存下来，而且获得了业界瞩目的高成长。在谢峰看来，正是卓望人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对瞬间而逝的市场机遇显示出高度的敏感性和灵活性，对内关注员工的需求以及营造积极的工作氛围的努力，才造就了卓望科技今天的成就，而这些正是卓望科技企业文化的重要体现。案例2：企业文化并非大企业的专利

济南九阳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旭宁认为企业不论大小，都应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文化不是一次运动，用三年两年时间就能够达到。最好是从企业小的时候就开始着手企业文化的建设，因为大了以后，再去建设企业文化就比较困难了。一个企业文化底蕴有多深，企业发展就有多大，浅薄的企业文化不可能发展成强势企业。九阳的目标是要做一个百年企业。综观世界上的百年不衰的企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是：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不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的目标，都有超越利润的社会目标。这是他们共同的企业价值观，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之一，这也正是九阳公司努力学习的典范。具体到九阳企业，企业文化概括为八个字，即“人本、团队、责任、健康”。以人为本就是既要尊重员工，又要发挥其潜能；其次是鼓励员工自觉地融入团队中，在九阳，自私的、本位的、不协作的员工是不受欢迎的，也是没有前途的；九阳企业的价值观是做有责任感的企业，对员工、消费者、合作者与社会负责任，并在企业经营中努力让他们感到满意。同时倡导每一位员工都要做有责任感的人；九阳的健康理念是让员工拥有健康的身心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企业拥有健康的机制，以保证长期生存和发展。

第五篇：2012社会道德热点事件回眸

美与丑的交锋:2012社会道德热点事件回眸

2012年12月24日 16:07:18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兰州１２月２４日电（记者聂建江）“毒胶囊”“虐童”“人体试验”„„过去的一年，道德失范事件一次次刺痛人们的心灵，有人惊呼“道德失守”“拯救道德”。然而“最美司机”“最美教师”“信义兄弟”等普通人身上散发出灿烂的道德光辉，让人们看到“天使仍在人间”。

２０１２：那些“负能量”与“正能量”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部分企业在白酒中添加塑化剂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消费者闻“酒”色变。“白酒塑化剂”**未平，只养了４０多天就上市销售的“速成鸡”再掀波澜。上半年，媒体披露部分企业用工业明胶生产“毒胶囊”„„这些消息引起社会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持续关注和追问：企业到底有没有道德底线？

不仅在经济领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道德失范事件也屡屡发生。２０１２年８月，一科研机构对２４名湖南儿童进行“黄金大米”人体试验的事情被揭露，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尽管相关责任人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但这起事件暴露出少数科研人员科学道德严重缺失。１０月份，浙江温岭一名幼儿园女教师双手拎起孩子的耳朵拍照的“虐童”事件被曝光，引发社会愤怒。

但，同样是女教师，出生于１９８７年的甘肃兰州市第二十四中学教师李成环在结婚１个月后，前往青海玉树为７００多名孤儿送去棉鞋、电脑、书籍等物品，在返回的路上却不幸发生车祸罹难。李成环被媒体誉为“最美教师”。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９日，杭州客车司机吴斌拉载着２４名乘客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前方飞来一块铁片，击穿车窗玻璃，击中了他的腹部，他忍痛将车停稳。乘客安全了，“最美司机”吴斌却因伤势过重而离世。７月２１日北京暴雨中，１５０名农民工勇敢地救出被大水围困的人，事后其中的一位对记者说：“救人是人的本分和良心„„”

过去一年，这些被誉为“最美”的名字闪烁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在一次次地治疗着不良道德事件给社会带来的创伤。

批评和赞美中日渐明晰的道德选择

既有“魔鬼”，也有“天使”，以此作出“道德沦丧”或者“道德升华”的论断都是片面的。如果我们跳出这些热点事件本身来回顾和观察，一种现象或许值得欣慰。

２０１２年８月，陕西延安发生一起３６人遇难的交通事故，陕西省安监局局长在现场露出了极为不恰当的微笑，引发网民一致谴责，谴责继而演化为一次网络反腐，“微笑局长”最终被免职。而“最美司机”吴斌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在互联网上，网民毫无例外地表达了对他的赞美和钦佩，数千名社会各界人士赶到殡仪馆为这位英雄送行。兰州“最美教师”李成环去世后，兰州市政府为李成环的爱人安排了正式工作，这一“搞特殊”的做法并没有引起争议，网民赞扬说政府此举“很给力”。

回顾２０１２年每一件道德热点事件，全社会对丑的谴责、对美的赞扬全部立场鲜明、观点一致。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文轩认为，爱憎分明本身就是社会道德的进步，表明社会正越来越趋向于向往真善美、厌恶假丑恶。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单纯从现象来看，道德失范事件近年来暴露得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道德滑坡，相反，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社会对道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高；其次，社会对“负能量”的批评、对“正能量”的赞美使道德标准趋于明晰，逐步成熟的“道德舆论场”会让人们的行为趋善避恶。

道德建设探索“制度托底”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时。从整体看，社会的风气依然是积极向上，道德在国人心中有很重的分量。

２０１２年，一些地方政府在逐步探索，用制度保障为道德建设“托底”，免除道德实践行为的后顾之忧，这成为除舆论规范之外社会道德建设的有益尝试。

７月，《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提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因为在抚恤发放和责任免除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避免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这部从政府规定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草案在第一时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广东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说，这一举措就是为了弘扬社会正义，鼓励见义勇为并保障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

１１月，山东省下发《山东省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以地方性法规形式明确，见义勇为受益人应当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表达谢意、予以慰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此举也旨在扬善惩恶、确立社会道德“风向标”。

研究者认为，社会道德是软性约束，一方面要靠社会对道德标准有高度的认同和践行，一方面要用制度建设来为道德事件行为“托底”，用制度保障来提升社会道德，强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修养等，让好人有好报形成社会共识，营造“崇德尚善”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