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局书记 陈独秀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局书记 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局书记 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第二三四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

瞿秋白（陈独秀被停职、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央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向忠发

博古（1931年向忠发被捕后出任临时政治局常委）

张闻天（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名义上“负总责”，也常被称为总书记，但实际由毛泽东掌权）毛泽东（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正式出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六届七中后出任主席团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毛泽东

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19816月28日）

胡耀邦（1981年6月29日－1987年1月15日）

赵紫阳（1987年1月16日－1987年11月1日）（代理）

赵紫阳（1987年11月2日－1989年6月23日，实际上－5月19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七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锦涛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简称中共中央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正式职务称谓。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部宪法，恢复设置国家主席、副主席。1982年宪法于1988年4月、1993年3月、1999年3月和2005年4月经过了四次修正，每次都继续坚持国家主席、副主席的设置，从而使国家主席制度得到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届主席

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毛泽东（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刘少奇（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董必武（1968年10月31日—1975年1月17日）

李先念（1983年6月18日—1988年4月8日）

杨尚昆（1988年4月8日—1993年3月27日）

江泽民（1993年3月27日—2003年3月15日）

胡锦涛2003年3月15日至2012）国家主席是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对本国国家元首的称呼。目前以国家主席为国家元首的国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总书记是指党的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袖.军委主席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分.国家主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国家的元首,最高领袖.区别之一,党的领袖是党的领袖,国家的领袖是国家的领袖.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如其它党派他们也有中央组织,也有主席或总书记之类的党派领袖.区别之二,军委主席,理论上来讲不管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都要分别受党和国家的领导.[3]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中央地方局

中国共产党中央地方局历任书记

中央北方局书记：李大钊（1924～1925）、王荷波（1927）、贺昌（1930～1933）、孔原（1933～1935）、高文华（1935～1936）、刘少奇（1936～1938）、杨尚昆（1938～1942）、彭德怀（1942～1943）、邓小平（1943～1945）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农（1927）、王明（1937～1938）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1938～1941）

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1938～1941）、郑位三（1945～1946）、邓小平（1947～1948）、第一书记邓小平（1948～1949）、第二书记陈毅（1948～1949）、第三 书记邓子恢（1948～1949）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1939～1946）中央陕甘宁边区局书记：高岗（1940～1941）

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1941～1942）、饶漱石（1942～1945）、第一书记林彪（1949）、第二书记罗荣桓（1949）、第三书记邓子恢（1949）鄂豫皖中央局书记：徐向前（1945）、郑位三（1945）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1945～1948）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1945～1948）

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1941～1945）、彭德怀（1945～1949）、第一书记彭德怀（1949～1954）、第二书记贺龙（1949～1950）、第三书记习仲勋（1949～

1950）、第二书记习仲勋（1950～1954）、第三书记马明方（1950）、第一书记刘澜涛（1960～1966）

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1945～1946）、林彪（1946～1951）、高岗（1951～1952）、第一书记高岗（1952～1954）、第一书记宋任穷（1960～1966）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1945～1949）、第一书记饶漱石（1949～1954）、第二书记陈毅（1949～1954）、第三书记谭震林（1949～1952）、第四书记张鼎丞（1949～1952）、第一书记柯庆施（1960～1966）

中央华北局书记：第一书记刘少奇（1948～1949）、第二书记薄一波（1948～1949）、第三书记聂荣臻（1948～1949）、第一书记薄一波（1949～1954）、第二书记聂荣臻（1949～1953）、王从吾（1953～1954）、第三书记刘澜涛（1949～1954）、刘秀峰（1953）、第四书记张磐石（1953～1954）、第一书记李雪峰（1960～1966）

中央西南局书记：第一书记邓小平（1949～1954）、第二书记刘伯承（1949～1954）、第三书记贺龙（1949～1954）、第一书记李井泉（1960～1966）中央中南局书记：第一书记林彪（1949～1954）、第二书记罗荣桓（1949～1951）、第三书记邓子恢（1949～1951）、第二书记邓子恢（1951～1954）、第三书记叶剑英（1951～1954）、第一书记陶铸（1960～1966）

第三篇：从陈独秀、李大钊与中共“一大”代表的关系亲疏看“一大”中央局书记的选举

从陈独秀、李大钊与中共“一大”代表的关系亲疏看

“一大”中央局书记的选举

江苏省宜兴市汇文中学

何平

摘要：陈独秀和李大钊被誉为“北大红楼两巨人”，二人在中共的创建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共“一大”上，“南陈北李”的命运迥然不同：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本文仅就从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与中共“一大”代表的关系亲疏方面分析一下“南陈”当选而“北李”落选的原因。

关键词：“南陈北李” 中共“一大” 选举 人际关系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为中共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却无职务。这个疑问引发了不少学者的研究，但切入点都是“陈独秀为何会当选为总书记”，都从陈独秀的个人威望和社会影响力来考虑。主要是他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创建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来探讨，从而证明陈独秀的当选是历史的必然。（1）也有人认为主要是共产国际的影响（2）。诚然，这些都是陈独秀当选的重要原因，但一次选举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被选举人自身的威望和影响力以及外来压力，还有其他诸多原因，其中，被选举人和选举人之间的关系亲疏就是一条重要原因。本文想就从这个方面探讨一下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的选举问题。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位代表，来自七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是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3），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东京代表周佛海。本文要讨论的就是这些代表和“南陈北李”的人际关系情况。

（一）和陈独秀联系密切的共产主义小组

首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被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借道天津去上海。许德珩回忆：“到了上海，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更激进了，他和上海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继续主办《新青年》，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随后，他就积极地投入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4）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汉俊和李达都是其秘密成员。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小组发起人之一的李达回忆：“我回到上海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5）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小组成立之前，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密。他们共同发起了工人周刊《劳动界》的出版，又一起在《新青年》编辑部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社会主义讨论。在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中，李汉俊和李达成为陈独秀的得力助手。陈独秀十分信任李汉俊。1920年底，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赴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临行前安排李汉俊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足见他对李汉俊的器重，虽然后来由于党的权利组织问题，二人发生分歧，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个人关系的完全破裂，李汉俊仍对这位上海小组的首创者很尊重。另一位代表李达则早在1919年陈独秀被捕时就曾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6）高度赞扬了陈独秀以及他的新思想，表明了对陈独秀的敬意。陈独秀对李达也很信任，让他主编《共产党》月刊，并亲自撰写了第一号《短言》。在陈独秀和李汉俊闹矛盾时，李达尽力斡旋,后来还曾代理上海小组书记。可见，李汉俊、李达和陈独秀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

湖南小组选派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他曾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2）可以说李大钊是毛泽东的思想启蒙的引路人，而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的指导者则是陈独秀。毛泽东也一直认为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早在师范学校学习时，毛泽东就非常钦佩陈独秀的文章，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楷模，并感慨：“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3）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醒的听得，莫不从各如其意中所欲出。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14）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主要就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张国焘回忆：“陈先生与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15）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一大”前就和陈独秀联系非常密切，他曾多次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商讨建立党组织的问题，还有意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后因陈独秀赴任广东未实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建党活动和创办的《共产党》月刊评价也很高：“党一层，陈仲甫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版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16）在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尤其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以及组织发起长沙党小组的过程中，陈独秀和毛泽东的联系频繁密切，这一点是李大钊远远比不上的。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虽然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现二人与“南陈北李”有过直接交往的资料，但武汉小组是由上海党小组直接促成的，作为上海党小组书记，陈独秀还是通过李汉俊和包惠僧等人和董必武、陈潭秋保持了很密切的间接联系。1920年2月4日，陈独秀应邀赴武汉讲学，并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和信仰》的演讲，虽然讲学时间不长，但对武汉思想界和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影响了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的思想转变。和武汉小组直接联系的是李汉俊。上海小组一成立后，李汉俊即写信给董必武，请他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对李汉俊一直很尊重，称他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8）。于是接到信后就和陈潭秋等人商量，迅速复信表示同意。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发展的党员湖北人刘伯垂，被陈独秀委派到武汉建立党组织。刘伯垂带回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的草案，分别找到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经过多次商议，发起成立了武汉党小组。其间，李汉俊受陈独秀所托，曾亲自多次到武汉指导建党工作，还在董必武家中专门讲《唯物史观》问题，以提高大家的理论水平。董必武也曾“邀请李汉俊到武汉中学作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19）可以说李汉俊代表上海党组织和武汉小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包惠僧也回忆：“在我们活动的过程中，和其它支部也发生了一些关系。我们根据上海临时中共的指示，相互交换建党情况......我们同上海的关系较为频繁密切。”（20）不过，无论是李汉俊、刘伯垂还是包惠僧，都和陈独秀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而陈独秀就是通过他们和董必武、陈潭秋建立了“频繁密切”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是间接的，但显然超过了没有和他们建立联系的李大钊。

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是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就曾拜访过陈独秀。他虽然在政治上消极、观潮，但在思想上却不能例外地承受着新时代、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主编陈独秀更是在进步学子中具有崇高的威望，陈公博也同样受到了他的影响和熏陶。1920年夏，陈公博、谭平山等人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他们决定联络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一份大型的报纸《广东群报》，宣传新思想。在办报过程中，曾致信向他们的老师陈独秀请教，陈独秀复信表示热忱支持，希望《广东群报》能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陈独秀还专门为创刊号撰写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表示祝贺。在广东党小组的建立过程中，陈独秀和陈公博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本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广东已经建立了党组织，但成员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陈公博等人并没有参加。1921年初，陈独秀赴任广州，着手改建党组织，首先找到的就是陈公博等人。经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于是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期间，陈公博在宣传社会主义和实际活动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性，他仍担任《广东群报》主编，陈独秀则不时给予指导。陈独秀对陈公博一直很信任也很器重。包惠僧回忆广东选派参加“一大”代表时，陈独秀说，“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知道的事情多。”（21）陈独秀因自己去不了，就把向中共“一大”提出的“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给陈公博，由他带往上海。可见二人关系不同寻常。另一位代表包惠僧本是武汉小组的成员，原想去苏联留学，由于经费问题在上海逗留，遂被李汉俊派往广州找陈独秀。陈独秀是1920年2月在武汉演讲时结识包惠僧的，那时他是一名新闻记者。包惠僧回忆：“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那时陈独秀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22)此后他们便建立了频繁的联系。包惠僧很尊重陈独秀，他说“在我的印象中，陈独秀是了不起的人，‘三圣’之一嘛。”（23）在广州期间，他们的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包惠僧回忆“在广州我的事情不多，没事就到陈独秀处去谈天。”（24）正是由于关系很好，在自己无法抽身时，陈独秀才会指派包惠僧去参加会议。相对而言，李大钊和陈公博、包惠僧联系不多。陈公博在北大时对共产主义兴趣不大，整个五四运动也只去发过一次传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接触自然就不多。至于包惠僧，他在回忆录中清楚地记载他和李大钊是1922年初夏第一次见面。因此，显然比不上经常有联系的陈独秀。在广东小组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更是和陈公博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况且陈独秀“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的策源地，非常注意”，（25）而李大钊则主要负责北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广东代表没有直接联系，这也是很正常的。

东京小组的代表是周佛海。当时日本小组一共只有两人，另一个是施存统。他们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在上海加入党组织的。周佛海最初认识陈独秀是通过张东荪。周佛海回忆：到上海后，“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要见我。仲甫本是大学教授，主编《新青年》，鼓吹新思想„„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吴廷斯基在座，他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经过几次会商以后，便决定组织起来。”（28）后来施存统去日本，陈独秀又写信给他，介绍他和在鹿儿岛就读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中共日本小组，并指定施存统为负责人。可见，在“一大”召开之前，周佛海就和陈独秀有了直接的联系。在创建东京小组过程中又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关系比较密切。而由于他每次回国时间不长，又都逗留在上海，因此和在北京的李大钊没有什么交往，受其影响自然就比较小了。

（二）和李大钊交往频繁的共产主义小组

济南小组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济南党小组的建立是与李大钊的积极帮助分不开的，他在整个创建过程中起了指导作用。据《王尽美传》：“尽美同志同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等人的联系是比较早的。1920年3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在发展北京以外的第一批会员时，就吸收了尽美同志。”（26）王尽美结识李大钊是在五四运动期间，王尽美经常以山东学生会代表的身份去北京进行革命活动，曾得到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李大钊热忱地向这位进步青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知识。回到山东后，王尽美以北京为榜样，在济南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此以后，他们的联系就更多了。王尽美经常到北京去，向李大钊请教如何在山东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邓恩铭也曾代表山东学生界去北京参观学习。李大钊也多次派人到济南来指导工作。1920年9月，北京党小组建立以后，李大钊派陈为人来济南，找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研究在山东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陈为人受李大钊所托，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经验，对王尽美等同志的帮助和启发很大。在这个期间，陈独秀也写信给济南的老同盟会员王乐平，请他在济南发起组织共产党支部。王乐平是五四运动时在北京认识陈独秀的，以后一直来往密切。王乐平把信的内容转告给王尽美和邓恩铭，由他们负责组织党支部。两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担起了这个重任。由此可见，对于山东党组织的建立，陈独秀和李大钊都付出了心血。但相对来说李大钊与王尽美等人关系要更密切，关系也更近。张国焘回忆：“北京小组除了在北京市区及四郊开展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27）可以看出，以李大钊为核心的北京党组织对济南党小组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陈独秀只是通过王乐平和他们建立了间接的联系，影响没有李大钊那么深远。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张国焘到上海时，陈独秀还曾专门和他谈过建立党组织的问题。张国焘回京后向李大钊报告会谈情况。李大钊认为“上海所拟定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7）于是李大钊就和张国焘、张申府一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和北京小组的建立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作为中间联络员的就是“一大”代表张国焘。张国焘参加革命活动首先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两人关系非常密切，张国焘回忆：“我景仰李大钊先生，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8）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张国焘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和陈独秀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他也非常推崇陈独秀。早在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出狱那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张国焘作为学生会干事致欢迎辞：“我代表北大同学，热烈欢迎陈先生光荣出狱，并对陈先生在狱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9）后来他又在文中赞扬道：“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的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起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10）另一位代表刘仁静“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时，就通过《新青年》等杂志开始接触新思想。”当时他就对陈独秀很崇敬，但直到1918年他考上北京大学预科时，才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文科学长。由于陈独秀社会活动较多，刘仁静也没有和他有过多少直接的接触。真正对刘仁静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起指导作用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对这个年仅十几岁就投身革命的青年非常欣赏，称赞他“小小的年纪能奋斗”。当时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为进步青年提供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材料和著作。刘仁静在他的指导下，广泛阅读了马列著作，并觉得“自己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组织活动中，刘仁静也很积极，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对李大钊非常尊崇，认为李大钊“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只有像他这种众望所归、号召力极大的人，才能真正起到组织领导的作用。”并称他“无疑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灵魂。”（11）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刘仁静又成为北京党小组的成员，同李大钊建立起师生的深厚情谊，这些都是陈独秀无法比拟的（三）结论

综合以上情况可知，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在各地党组织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和这些小组的发起人和代表都有直接的联系，且大多关系比较密切。而李大钊除了和北京﹑济南两个党小组代表外，和其他代表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就人际关系来说，明显比不上陈独秀。李达也回忆：“在‘一大’期间，有的代表称陈独秀为我们的领袖，代表们对陈独秀没参加大会深表惋惜。”（29）可见，代表们在会议召开之前，心目中就已经把陈独秀看成是中共的领袖了。到选举时，大家心里的意见也都比较一致。应该说，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就是在平时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相反，李大钊由于种种原因，和“一大”代表们关系不是很亲密，因此落选也就难免了。仅从这个方面考虑，纵观十三位代表：陈公博没有参加最后一次选举中央局的南湖会议，刘仁静回忆说他选的是李汉俊（30），其余十一位代表中，李达﹑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周佛海应该都会选陈独秀；王尽美﹑邓恩铭则有可能会选李大钊；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过矛盾，态度不明确；至于张国焘，身受“南陈北李”二人的关怀与指导，他会选择谁，我们无法推测，不过这并不影响选举结果。陈独秀的支持率远远在李大钊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陈独秀和“一大”代表的关系比李大钊要亲密得多，这应该是他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范守信《党的“一大”为什么选陈独秀当总书记》，《新时期》1979年第1期；宋镜明、马建离《论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刘舜辉《陈独秀为什么会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书记》，《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2）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3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

（3）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尚有争论：张国焘《我的回忆》、周佛海《往矣集》认为是武汉代表；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包惠僧回忆录》认为是广东代表；刘仁静《一大琐记》认为不是正式代表；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沙健孙《中国共产党通史》认为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本文取包惠僧为武汉代表。

（4）

许德珩著《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转引自《陈独秀印象》第89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

（5）《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4月第8期，转引自《新时期》1980 年第5期

（6）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24日，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7）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00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8）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75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9）朱洪著《陈独秀与中国名人》第32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年

（10）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87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11）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一卷，第6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第11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朱洪著《陈独秀与中国名人》第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14）陈木辛编《陈独秀印象》第6-7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

（15）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94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16）中国革命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17）谢觉哉《谢觉哉文集》第543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转引自《大浪淘沙--中共“一大”人物传》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

（18）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上）第42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19）《董必武年谱》编辑组编《董必武年谱》第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20）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卷，第6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1）《包惠僧回忆录》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2)《包惠僧回忆录》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3)《包惠僧回忆录》第36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4)《党史研究资料》第1卷，第109--11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5)《“一大”前后》

（二）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转引自贾兴权《陈独秀传》第24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26）中共诸城县委,山东大学历史系编《王尽美传》第2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27）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17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28）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转引自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4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9）《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30）《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关键会议实录》（上）第6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第四篇：局纪检书记个人工作总结

局纪检书记个人工作总结

我到县审计局工作以来，主要分管纪检监察、办公室、审计结果执行等工作。在县委县政府和市审计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干部职工的支持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和市局的工作中心，认真完成分管的各项工作，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较好地履行了岗位职责；自觉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在工作和生活等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

一、学习、工作情况

一年来，自己十分注意加强学习，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通过不断加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的学习，使自己牢固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增强了廉洁自律意识、遵纪守法意识。

在履行职责上，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协助党组狠抓了反腐倡廉的惩防体系建设。健全完善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及其考核办法，做到了“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到位。坚持从严教育、从严要求、从严规范、从严监督、从严查处，把惩防体系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落在了实处。二是狠抓了廉洁从政、行为规范体系建设。按照县委县政府和市局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建立和完善了廉政谈话、廉政档案、述职述廉等项制度和规范，形成了监督约束的长效机制。三是狠抓了反腐倡廉教育。根据制定的《党风廉政教育工作安排》，对全局干部职工开展了反腐倡廉形势、理想信念宗旨、党纪条规和法...纪检监察工作年终总结

作者：佚名 日期：2011年10月27日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26 次 【字体：大 中 小】 我要评论(0)

今年以来，市城管局纪检监察工作在市纪委、监察局和局党委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按照市纪委二届六次全会的部署和要求，紧紧围绕全市发展大局和我局中心工作，坚持标本兼治、（一）围绕中心抓监督，确保政令畅通

一是加大了制度执行的监督力度。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市里出台的“六条禁令”以及“三重一大”等各项

（二）突出重点抓创新，拓展工作领域

一是开展了创业服务年活动。城管局党委高度重视“创业服务年”工作，始终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形成了精心组织、上下协调、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并着力在优化政务环境、深化作风建设、从严督查指导和健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制定了绩效考核责任落实表，明确任务时限，落实责任分工；同时，通过宣传展板、局内刊物和城管网站等载体，浓厚了活动氛围，推动了工作进程。截至目前，共印发活动简报12期，悬挂宣传标语9条；已正式落地招商项目3个，合同资金2.09亿，到位资金6020万元；行政许可项目由23项缩减为10项，缩减率56.6%；积极落实“三项制度”和“三零两减半”政策，推行限时办结服务、延时预约服务等措施，实现了行政审批、供气、供水等“一站式”服务，使办事时限缩减率达到30%。据统计，城管窗口接待办事群众7172人次，局班子成员现场办公26次，延时预约服务31次，办结行政审批3165件。

城管窗口6次被评为“红旗窗口”，收到群众锦旗14面，有7人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另外，通过与“创先争优”各项活动相结合，找准了服务创业、服务市民的切入点，及时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如以疏堵结合的方式，规范便民服务点，解决了部分擦鞋修车、早餐夜宵摊点问题；增划3000多个停车位，解决停车难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嘉特板业公司与当地村民行路、供电、消防等问题的纠纷；垫付6万多元经费，解决某企业小区化粪池堵塞问题等。为支持创业，我局还专门出台了一些服务举措。如对工业园区企业减半收取垃圾代运费、余土废物清理费优惠20%；对园区企业原则上只纠章不处罚；对园区企业所有户外广告免收审批手续费；对园区增开公交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对园区投入3600多万资金铺设供水管网，并增设供水服务机构、开通“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减免接水工程费用等，使企业能够快捷、实惠地用上清洁的自来水。9月底，省政府网站和省建设厅网站对我局的做法均作了详细介绍。

二是推进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首先，抓好了项目排查整改工作，通过建立整改台帐，对存在问题的项目实行销号管理，一个项目一个问题地过筛，巩固了治理成效。目前，我们到局属单位通过看资料、查项目的形式，再次对所有工程项目进行梳理检查，对有些单位项目资料不全、审批手续不齐等问题，提出了9次整改意见，已督促有关单位整改到位。其次，抓好体制机制建设。以此次开展专项治理工作为契机，认真总结，查找体制、机制、制度上的漏洞，查找执行制度、履行工作职责中的薄弱环节，积极创新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预防和查处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对工程建设各个阶段的监督

第五篇：书记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心得体会

书记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心得体会

达尔罕街道党工委书记 孟和朝鲁

党的纪律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为了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教育党员遵纪守法,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党组织和党员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遵守党章,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工作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二、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对违返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公正执行纪律,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约束的党组织和党员。

三、实事求是。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为准绳,准确认定违纪性质,区别不同情况,恰当予以处理。

四、民主集中制。实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人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和批准。上级党组织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作出的处理决定,下级党组织必须执行。

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理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

党的纪律处分条例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党的纪律处分条例适用于违犯党纪应当受到党纪责任追究的党组织和党员。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党和国家政策，()违反社会道德,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对于违犯党的纪律的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应当责令其作出检查或者进行通报批评。对于严重违犯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党组织,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查明核实后,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可以予以:

一、改组；

二、解散。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

一、警告；

二、严重警告；

三、撤销党内职务；

四、留党察看；

五、开除党籍。

党的纪律处分条例是紧紧围绕党中央和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求,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作为党员干部就要警钟长鸣,时刻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切能做的事情做起,永葆共产党的先进性,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作为一名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党章,全面贯彻《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牢记使命、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