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鸦片战争读后感

第一篇：《中国现代史》鸦片战争读后感

专业：11检疫姓名：张娜学号：2011313111

关于鸦片战争的感想

——《中国近现代史》

鸦片战争，历史上鲜明的一页，记下了中华民族的艰苦创业，也刻下了动人心魄的英雄故事。

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这强盛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

封建制度已严重地阻碍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明代中叶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非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成为全国的普遍现象。吏治败坏，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对外关系上，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列强扩张

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英、法、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资本主义工业并不发达，但它正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3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欧洲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全面控制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足够的力量侵犯中国。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手，追随英国侵入中国。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俄国从北面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随时准备夺取中国的领土。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的新对象。

鸦片输入

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

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资产阶级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政府禁烟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林则徐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表示禁绝鸦片的决心。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迫使英商陆续交出2万多箱鸦片。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在现场观看的广州城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定决心。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一幅巨型浮雕，就是“六·三”销烟壮观场面的真实写照，它将永远地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发出狂妄的战争叫嚣，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侵略战争爆发。

列强入侵，山河蹂躏，不但没有扑灭人们斗争的火焰，反而使反帝反封建的星火燃烧更旺，虎门硝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三元里抗英，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入侵的勇气，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这些闪着光芒的爱国主义动向，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不可欺!是的，中国人民不可欺!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有志气，虽然出现了鸦片战争，如此血淋林的事实，但这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柔软，林则徐.关天培不正在我们中间广为传颂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祖宗在如此境况下有如此气概而自豪吗？

但也是这一页，带着软弱，带着污点，给中华民族以奇耻大辱；割地赔款；奴颜媚骨；屈膝投降；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是清ZF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它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2100百万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美国.英国.法国随之也接踵而至，先后胁迫清ZF与他们签订不平等的条约，道光29年，葡萄牙驱逐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尖船利炮打开，许多弹丸小国排队而来，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我泱泱大国五千年来从未受此侮辱。

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中英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作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些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炮舰”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它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表现为:

(一)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差距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二)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三)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地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总之,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鸦片战争也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出现了探求西方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以御外侮的新思潮。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

（四）政治上加强控制

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军事侵略活动,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 的条约.强占和“租借”了大量的领土,与此同时还在中国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驻兵的特权,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并且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可以说当时中国的政治控制力一点也不乐观.原已走下坡路的清王朝封建政权，经过国外侵略势力和国内农民革命的几度冲击，已无法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在“灭亡”威胁面前，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转化为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于是，封建政权开始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倾斜。

（五）经济上逐步渗透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陆续侵入，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19世纪末，中国使用机器的近代工矿企业陆续出现。

近代商业也陆续出现。外资在华开设的洋行总数达400余家。

近代金融业也应运而生。外国在华的银行保险业已近20家。旧式钱庄业也开始转向近代化。

（六）文化上渐趋西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引起了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而且也引起了思想观念的转化。我们的共识是：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19世纪上半期，一种新的文明，乘着西方军舰，带着廉价商品和新的思想文化观念呼啸而来的时候，古老的华夏文明再也不可能同化它了。中国近代历史就成为一部错综复杂的历史。我们要救民族之危亡，就必拒外寇于国门之外，要救文明之衰微，就必须打开国门迎接科学民主之曙光。当时中国的国情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的书籍，逐步输入。传播西学的各种新式学堂陆续开办，并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60年代后期北京、上海等地开办的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先后培养了300人左右翻译和办洋务的人才。于是，中国的教育制度逐步实现近代化。

当我们翻开这一页历史，心情是沉重的。

但现在，我们的国家再也不会退回到这条路上了，中华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香港.奥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现在，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拼搏，不正在扬我国威吗！《南京条约》中有一条是割香港岛给英国，尽管条件很苛刻，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将香港岛拱手交给英国。另外香港岛周围地区大都成了英租地。其租期为九十九年，对于这九十九年，是何等的漫长啊！可悲的是清政府认为，其租期为九十九年总比租期为一百年让人挂得住面子。

就这样，香港岛在英国人的统治下走过了漫长的一百年，尽管英国将香港岛变得更加富有，却无法让香港岛有一个真正的主权，一个中国领土的主权。尽管孙中山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清朝灭亡，但那些不平等条约却仍然保留，致使香港岛走过了近百年受殖民者统治的道路。

终于，在一九九七年的七月一日，香港这匹在外奔跑多年的骏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香港的失而复得不得不让每一个中国人沉思，为什么一个土地辽阔的中国，会被西方列强轻易割分呢？这不仅仅因为清政府的迂腐，还因为中国人民自身（18、19世纪）没有文化，不能用科学来捍卫自己的祖国，致使中国“病入膏肓”。

如今，中国这只从睡梦中惊醒的雄师正在飞速发展，通过文化、科学、经济再也不会被其他国家所打败了。

战争是人类的一种最愚蠢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残酷血腥的战争，普通民众是最大的受害者。战争是一种犯罪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悲哀。

特别是世界大战，是人类一种自我的毁灭，是人类的一种劫难，是某些人的疯狂。战争所留给人们是废墟.苍凉.仇恨.痛苦.绝望。人类应从战争中吸取教训。如今天的日本国，不仅没有没有诚恳反省二战中的战争罪责，却还在否认美化侵略历史；其官员公开参拜供有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样的国家，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警惕！这样的不敢承认历史错误的国家民族人民也是没有前途的。可战争的悲剧仍在21世纪今天的中东.非洲地区上演。美国仍在愚蠢的在利用战争维护自己的霸权，在其“反恐”.”先发制人”的战争理论的指导下，先后发动了”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制造了大量的人类灾难，战争浪费了人类的大量的财富，为什么不用这笔财富去发展科技，救助那些生活在苦难中的人呢？

为了人类美好的明天，这个世界应多些理解合作，少些对抗维护世界和平。人类应用智慧解决存在的问题矛盾避免战争。

第二篇：中国现代史

中国现代史

名词解释与简答：

梁漱溟《乡村建设》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原因：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

另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原因之一。由是，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崩溃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原因。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归咎为中国文化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因此，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就着力于传播科学技术，并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义来塑造梁漱溟心目中的“新农民”。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

1、开发“乡村文明”，主张农业合作：所谓的“乡村文明”是乡村与城市的共同发展与文明进步。中国的根在农村，只有农村经济发展，物质文明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才能真正得到改善。农业是其它行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合作使农业改变其单一的发展规模与单薄的产业模式。农业不仅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也提供了充足的就业人口。

2.促兴农业，发展农村经济业态，建立农业信用社：乡建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乡村的经济建设，也就是促兴农业。所谓促兴农业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术的改进；一是经济的改进。第一，技术的改进，使得产品不仅在品质和数量上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也要有很好的销路，这也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要时刻捕捉科技信息，把先进的城市文明用于改良农业的生产技术和农业工具，从而加快传统农业步履蹒跚的局面。第二，经济的改进，建立起整个农村系统的合作体系和合作网络，建立“合作信用社”，把有效的农村资金和人、物力整合，发挥他们的最大效率。两个方面的改进是相辅相成的，技术的改进推动了经济的改进，而经济快速的增长又要求技术的不断更新与换代。农业信任体系的建立又可以把两个方面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尽可能为农业发展募集到资金和生产项目。他们共同的努力，使农业的发展走上良性健康的方向。

3.加强乡村基础教育，改革乡俗教化：都市过剩的知识分子应该走进农村，帮助农民提高文化水平和思想认识。农村基础教育的推广需要不断扩大的识字人口，相互学习与影响。如果有可能，这些人也可以为农村建立起自己的师资队伍，并且帮助农村谋划一切建设事业。在实施和推广基础教育的同时，也要把乡俗教化纳入教育体系，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的同时，也要让他们知道怎样去做。制订新的乡约，重新让他们接受更为科学合理的乡俗教化。提倡合作与共享，而不是消极的疏离散漫。

4.兴办乡村自卫：举办乡村自卫，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有力的武装也能保证当地人民财产安全。在当时的中国，匪患四起，农业生产活动常常受到周围土匪武装和山贼的骚扰。建立一支强大有效的乡村武装队伍是十分必要的。一来把当地一些有枪的帮会和“红枪会”组织起来，使他们不至于侵民扰民，不使其成一害。而且可以给他们以有效的开导，指导他们的方向，从而避免他们被人利用。二来，可以慎防他们的势力扩大，酿出祸患。越是这些愚昧的乡村武装，越容易被人所利用。当然这些武装在当地可以成为一支有效的执法队伍，对于消灭鸦片之害，整顿乡村面貌，树立良好风俗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中国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以平民教育作为救国和改良社会措施的团体。简称平教会。成立于1923年。是年8月,陶行知、朱其慧和晏阳初等人，利用“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年会的机会，邀请各省代表成立平教会,9月发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宣言》。总会设在北京，并陆续在全国20余省区设立分会，开办平民学校。朱其慧任董事长,陶行知任董事部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1925年秋，晏阳初与陶行知、朱其慧产生分歧，平教会总会遂从“中华教育改进社”分立出去。1926年秋,晏阳初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实验区”,以翟城村为中心，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给平教会的工作规定了“调查、研究、实验、表现和推广”五个步骤。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活动当时吸引了一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参加。后出版了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著作。定县实验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顿，晏阳初遂转至重庆歇马场开办乡村建设育才院，继续从事平民教育工作。

海瑞罢官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两个凡是

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和政治遗产继承者华国锋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提出的主政方针。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这个观点就是要维持毛泽东生前作出的决定和指示，一方面两个凡是反对反省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反对整顿，反对给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冤屈的干部平反。另一方面，两个凡是维持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以及让华国锋接班的决定，以稳固华国锋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因为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中国领导人，其缺乏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资历及政治阅历，无法与元老们相比，只能凭借毛泽东的权威，而两个凡是则正好赋予了华国锋执政的“合理”性。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历史和政治的原因：1.刚刚解决“四人帮”等问题，全国上下仍有部分“左”的思想潮流，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2.当时华国锋本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仍然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这个理论路线的；3.受个人资历限制，华国锋本人作为“一个过渡”（邓小平语），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只能“照过去方针办”（毛泽东对华临终指示）；4.作为一种政治宣言，“两个凡是”表现了华接班的“正统地位”；5.华国锋本人倾向于沿袭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以及延迟邓小平复出参与中央工作的时间，“两个凡是”是作为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提出的。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此间的“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共产党辖下；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该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共产党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蒋介石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在揭露蒋介石罪恶阴谋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并连电东南局和军分会书记项英，乘国民党军尚未部署就绪，迅速率部北移，防止遭到突然袭击。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９０００余人北移。６日，当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７个师８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１７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般认为，此事件起因为此前黄桥事件。虽然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冲突中，国民党难得的“大胜利”，但事实上并未完全 消灭总兵力达9000、3.5万支步枪、460挺机关枪之新四军，但完全消灭了新四军军部和指挥机关，造成了比“黄桥事件”更大的影响。

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全称《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由于其成文时间而得此称谓。该文件是1966年2月中国共产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专门会议后，向中共中央的汇报文件。1966年2月3日，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事件以来思想理论界的形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放”的方针、学术工作队伍、左派要相互帮助等问题。《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同时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提纲》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二月提纲虽然是以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书写的，但是其立场与三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有根本性的区别，明确反对将一切矛盾与争议上升为政治因素与阶级斗争等思维方式。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主张。会议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至支部讨论；3.常委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工作。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注意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①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②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

③1936年5月，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9月制定“逼蒋抗日”方针，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停止了敌对行动。

④1936年12月，积极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十年内战的局面，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⑤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随后蒋介石发表讲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由此，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1957年整风运动

1956年11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及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属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学术界的大家被打成右派，含怨受难二十多年。整风运动过后，非但没有达到毛泽东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的目标，而且出现了相反的政治景观：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和党委过分集权的现象逐渐发展；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受到削弱，法律虚无主义开始抬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受到损害，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个人崇拜开始盛行，群众性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思想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由活跃转入沉寂。尤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发展，庐山会议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入了党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在社教运动中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党的领导机关，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这些现象的不断发展和“左”倾错误的蔓延，一度造成了民主政治进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断。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立场。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30日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20日又发出《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这些宣言、通电和文件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愿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华北事变。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卢沟桥事变”后，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应坚持坚决抗战的方针，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的前途。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贯彻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方向。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阐明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重大影响。

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促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倡导进行了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

共产党坚持和领导了敌后游击战争。1937年8月，党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确立了在抗战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便独立自主地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妥协、投降倾向增长。为争取一切力量团结抗战，克服分裂投降，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借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之机，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及时为全国的抗战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国民党仍然采取避战、观战的态度和限共反共政策，竟然妄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在延安进一步阐明了实施这一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大跃进出现的原因

大跃进灾难的形成，从主观错误方面来说，有几个主要原因。

一是高指标。中央原定58年粮食产量3920亿斤，但由于“大跃进”是以反“右倾保守”的“大辩论”开路的，谁把指标定得低了，就有可能被打成“右倾保守”而被“拔白旗”，因而各地的的指标越报越高。二是大炼钢铁的过高指标挤压农业。

三是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一方面是“吃大锅饭”，“更加剧了农村的灾难”。另一方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

四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在会后全党范围的“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多达三百几十万人，对党造成极大损伤；又在经济上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各种“大办”一拥而上，结果“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

一国两制的形成过程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就曾设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79年1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要“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他还就两岸统一和设置台湾特别行政区问题，阐明了中国政府的政策。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一国两制”的构想写入宪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党和国家职能部门依据这一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个体的方针、政策，顺利地实现了香港1997年、澳门1999年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对台湾的和平统一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辨析： 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1927年到1928年前后的中共武装力量，兵不过二千、三千之众，枪更是没有几条。可是就这点人马，在1934年短短五、六年间却拥有了三十万大军，甚至还有了飞机。蒋介石将军屡次剿共屡次失败，红军发展越来越快，上世纪30年代之初就可以成师级建制消灭国民党军，甚至可以击溃国民党军集团军建制。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瞎指挥，排斥了正确的战略思想及战术原则。可是，遵义会议后呢？红军很快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随后面对国民政府重兵围堵，地方实力派军阀的层层阻击，越雪山草地之险，却是连战连胜。到达陕北和刘志丹部顺利会师。红军长征以后，部队虽然减少了十倍，但是，从领导阶层上看，政治上有毛泽东等坚强的核心，国统区的地下工作也进一步恢复。军事上形成了以近代杰出的军事家朱德等组成的指挥集团。这时的红军虽然不足30000人，但是无一不是百战疆场经验丰富的老兵，都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忠诚战士，其战斗力之强远超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那几千乌合之众。部队的协调与机动性能力大大增强。作战能力大幅度提高。

国民政府集全国之众兵精锐，尚不能消灭能那几千乌合之众，而使红军越战越多，越战越强。从当时作战的情况看，红军长征之后除西征失利外。国民政府军无一胜仗，进攻红军的部队无不损兵折将。前往征讨的马步芳、张学良、杨虎城、胡宗南无不败阵。红军再次呈现了越战越强的态势，对国民政府军发动的进攻每每斩获颇多。如此可看，蒋介石将军坐镇西安所发动的围攻，只怕也难逃江西四次围剿的命运。多半是把1946年的陕北会战的结果提前十年而已。

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军处在国民政府的限制和日军的扫荡中，夹缝中求发展，常常陷于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这比单独面对国民党军压力大多了。如果日本不入侵，共产党军的发展空间大多了。对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的战斗力，红军整师整旅地歼灭国军，不用太大代价。而与日军作战，经常是杀敌500自损1000，即使是胜利，也是惨胜。日本鬼子对中华民族的野蛮入侵和疯狂屠杀，无论对国共两党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灾难，不存在帮了谁问题。如果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有所壮大的话，同样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从另外的角度上，国民党军也经历了抗战血的洗礼，出现多个美式机械化部队。战斗力和整体协同作战能力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比解放战争开始时的中共军队，也同样是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说对双方各有利弊，不能说单纯有利于哪一方！如果说红军时期的胜利得自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林立的话，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内部同样也是派系林立，国民政府一直到最后失败也没能最终消除派系，但在抗战后，国民政府中的派系已大幅度削弱，更有利于统一指挥和战役、战术上的协调，在这方面是具有优势的。

对比的结论：没有日本鬼子，国军想消灭共产党军只怕更不可想象。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没有日本鬼子，国民政府军也许败的更快，多半八年以后的1945年国民政府就已撤向孤岛了。

这仅仅是从狭隘的纯军事观点上来比较，把战争只当作两支军队的对垒。纵观中华民族的国内战争史，“失民心者失天下”。战争的胜负最终是由“老百姓的小车推出来的”。美国斯诺先生1936年在陕北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并接触许多红军战士后得出了结论“红星必定照耀中国”。也就是在1936年的美国人，在进行了双方对比后都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日寇是否入侵，共产党都将在中国取得胜利。

左倾比右倾（分别是什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更大？

左倾：在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

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左倾冒进是指在经济建设中将脱离客观可能的经济目标付诸计划和实施。它给人们一种有积极进取精神的表象，但因其脱离客观实际，结果往往是好梦变成恶果。经济建设中左倾冒进的表现及其危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至今天，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左倾冒进行为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的领域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左倾冒进倾向给我们的经济、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首先，左倾冒进的经济建设行为导致国民经济的畸型发展。其次，左倾冒进的经济建设行为，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其三，左倾冒进的经济建设行为还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的产生和蔓延。

所以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但根深蒂固的是“左”。其原因是：（１）“左”貌似革命；（２）人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宁“左”勿右；（３）多年的教训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象“左”可以避免惩罚；（４）“左”的思潮，在我国有比较深的社会阶级根源。

目前，我们为什么要防止“左”？第一，从现实情况看，对我们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干扰较大的因素是“左”。比如说，有人把改革说成是“自由化”之源，把对外开放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把特区看成是和平演变的“桥头堡”，把搞“三资”企业看作为引进资本主义，把乡镇企业说成是“不正之风之源”；有人认为，在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应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一套，如此等等。第二，从改革开放实践所破除的东西看，也往往是以往存留下来的“左”的东西，所以，在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左”的干扰就不足为奇了。

论述：

邓小平南巡的讲话精神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意义？

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坚定、全面、持久、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新的巨大贡献。主要有：

（一）关于改革的实质与功能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极为明确的回答。他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则在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

邓小平同志在论及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时，是将这一论断同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相提并论的。他指出，过去只讲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不完全。要把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两个方面讲完全。既然改革和革命一样，都具有解放生产力的功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说，改革开放是其量变发展过程的动力；从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说，改革开放则是其质变发展过程的动力

如果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动力，那么搞好改革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在领导、在班子、在人。这是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一个真理。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看，无论从宏观、从微观看都是如此的。另外，要搞好改革开放，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解放人的思想，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富有创新精神，进行创新实践。

（二）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市场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以市场为中心组织经济活动，是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形态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同样离不开市场。如果我们把问题说到底，便会得出如下结论：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必然要承认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就是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市场经济，但它不能在完全私有制基础上搞市场经济。所以，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第二，它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手段相结合的。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对于这个界定，应当作全面、准确地把握。既不能把上述三个内容隔裂开来；也不能将它们彼此对立起来；更不可任意抽取其中某一点，而加以曲解。

为了赢得对于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发展自己，必须利用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这里有几点属于方法论性质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对一切认识领域的文明成果，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决定取舍；第二，对一切属于行为方式方面的文明成果，如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要应用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加以检验，之后决定取舍；第三，要善于批判地吸取一切为人类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而不是兼容并包，不加分辩地照搬、照抄外来的或我国已有的东西。总之，无论是对待我国已有的或者是对待外来的文明成果，都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四）关于姓“资”和姓“社”

关于姓“资”姓“社”的三条标准，亦即判断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标准的三个内容，主要是指：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条标准，实质是个生产力标准问题。不然，这个标准，也还包括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在三个“有利于”前边的“社会主义的”限制词，就说明这一点。

要正确把握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标准，要注意如下三点：第一，要注意改革开放对于发展生产力是有利，还是有害；如有利，还要看是有大利还是有小利；第二，要注意改革开放给人民群众带来什么结果，是利还是害，是福还是祸。如果带来的是福和利，还要具体地看这福利是大福、大利，还是小福、小利。第三，要注意把这三点和邓小平同志的其他言论联系起来加以理解，避免得出偏颇结论。

五、关于加快经济发展

在当前新的国内国际条件下，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低速度，就“等于后退”。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实现怎样的高速度呢？从小平谈话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经济发展的速度必须是与提高产品质量相统一的，即我们的速度是在提高产品质量基础上的速度；第二，经济发展速度必须与增进效益是统一的，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发展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效率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关键的一条。第三，经济发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搞好综合平衡，就是说，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与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是统一的。第四，经济发展的速度，要与人民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一致起来等等。如果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与上述诸种要求相一致，就应当鼓励发展，以便实现我们所需要的高速度。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实现这种高速度，能否实现这种加快发展的迫切愿望。

六、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对党的基本路线作出了新阐发，集中表现在要坚定地、持久地、全面地、创造性地

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基本路线上。首先，要坚定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指我们既不能动摇、又不能偏离这条路线。其次，要持久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再次，要全面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就是贯彻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的思想。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关于“两手抓”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内容。（１）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活动，扫除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丑恶现象。（２）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和廉政建设；（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４）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的落实；（５）一手抓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一手抓对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专政等等。而且“两只手”都要硬，所谓硬，就是要把事情办好，即要抓紧、抓实、抓出理想的效果来。最后，要创造性地坚持和落实党的基本路线。这主要是指全国各地区、省、市，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结合建国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文革等史实，论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经验。

第一，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关系 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于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其封建社会的遗产很厚，这就存在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封建主义的问题。共产党人虽然在理论上认为资本主义进步于封建主义，但在实践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远远重于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从而放松对封建主义的警惕性，甚至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来推崇，这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怪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之后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了，封建主义的政治力量也被摧毁了，但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主义传统，包括它的思想文化，却很少触动。封建主义的东西不仅在人民群众中甚至在革命者身上都打上了烙印。长期忽视铲除封建主义残余，使封建社会的遗物渗透到了社会主义的机体之中。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关系，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固守，甚至加以发扬，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这是从社会主义受挫的建设中总结的一个首要的经验。

第二，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研究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吸收它的积极成果，主要是为了从根本上对之进行批评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因此，在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必须克服“左”倾思想的影响，克服存在对资本主义诸多不正确的认识，甚至歪曲的理解，克服那种把社会主义与属于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等同起来，把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观点。因此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仍是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严肃问题，只继承不批判，那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资本主义的翻版；只批判不继承，也不可能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继承和批判二者不可或缺。只能在批判中继承，继承中发展，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壮大社会主义的力量，在与资本主义的共处中增强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第三，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标志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从深层次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廓清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因此，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 第四，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不是经济成熟程度不同的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应同属于一个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此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划为同一阶段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不免就会在实践中遇到很多挫折。因此正确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应当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这样就可能避免潜在的超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的发生。因为超越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比较困难的，都不是短期内所发生的，尤其是向人类所理想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过渡更是如此。

第三篇：中国现代史分期

、中国现代史分期

1、过渡时期： 1949—1956年

2、社会主义建设（或艰难曲折的）探索时期：1956—1966年

3、文革时期:

1966—1976年

4、社会主义建设（或改革开放）新时期： 1978—、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三大改造之间的关系

1、总路线是具有总体指导意义的东西。内容：一化三改

2、一五计划：根据总路线制定，将总路线内容具体化。内容：优先发展重工业，完成三大改造。内容包括三大改造，但 考试时多侧重工业建设成就，尤其突出重工业方面。

3、三大改造：二强调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由私有改造成公有。一般单独考，较少放在总路线、一五计划 之内。同理，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多快好省）是错的，在它指导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错了。

三、各种会议

1、政协会议：各党派、各团体、各界等代表参加。

筹建新中国（比如通过了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2、全国人大：人民的代表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通过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

3、中共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代表参加

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路线等。

如：八大：分析了主要矛盾，指出了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

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错误的建设总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四大内容，伟大历史转折。

四、建国后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

1、土地改革：1950—1952.由地主土地所有（私有）变成农民土地所有（私有）

促进了农业发展

2、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1957年。

通过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完成。

土地由农民私有变成了公有。促进了农业发展

3、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一大二公。

挫伤了农民劳动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发展。

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开始。

在土地公有基础上，将土地包给农民耕种。

调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

五、政协会议、《共同纲领》；全国人大、1954年宪法 六、三次巨变、三个伟人：

1）1911，辛亥革命，孙中山，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两年多年的封建 帝制，民主共和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2）1949，新中国成立(意义），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毛。3）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

（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

七、西藏发展史：唐、元、清、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意义）一五计划期间修了三条公路、建国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西藏自治区。

八、巩固政权的几大措施：

九、中美关系史：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抗战后扶蒋反共； 建国后对新中国遏制，外交孤立；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乒乓外交等。

十、中日关系史：唐朝、明朝、甲午中日战争、参与八国、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中日关系缓和。

十、对外关系：

汉唐时期：对外开放：丝绸之路、唐朝的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等。清朝前期：闭关锁国

晚晴时期：被迫对外开放，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20世纪50年代的外交史实： 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史实： 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意义（启示）：

有利于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参与国际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和 国家的繁荣。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十一、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三大改造

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十二、1956年中共八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三、1964原子弹（核技术）、1970卫星（空间技术）

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原因、意义

大事年表

1、政协、《共同纲领》：1949

2、西藏和平解放：1951

3、土地改革：1950—1952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

5、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1953

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7、第一届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万隆会议、求同存异：

9、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三大改造、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0、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1、中国八大：

12、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13、国民经济的恢复：

14、原子弹爆炸：

15、人造地球卫星：

16、中国重返联合国：

17、尼克松访华，签《中美联合公报》

18、十一届三中全会：

第四篇：中国现代史名词解释

1.科玄论战

1923年2月，张君劢对清华学子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引起了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异议，拉开了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同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之间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历史上称之为“科玄论战”。论战的焦点集中在：①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②对科学与西方文明的认识；③对中国文明的态度。论战实质是如何对待东西方文化问题。2.《新潮》

1919年1月的由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创办的五四时期的进步刊物之一。主要发起人为罗家伦、傅斯年等。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支持。创刊后，因其仿效《新青年》，鼓吹“伦理革命”，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鼓吹“文学革命”，大量刊载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作品，在进步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在五四运动后，由于受胡适的影响，逐渐向右转。共出版三卷十二期，1922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二号后停刊。3.《新青年》

1915年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更名而来的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刊物之一。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早期主要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不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逐步成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到1922年7月终刊出9卷54号

4.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创立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建了陆军军官学校。（2分）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廖仲恺任党代表。（1分）黄埔军校是一所新型的军官学校，不仅重视军事素质的培养，还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分）5.整理党务案

是一九二六年五月，继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的限制共产党、夺取革命领导权的反动提案。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始能发出。总之，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

6.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分）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和维护农工利益的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纲领有一致之处，成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选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2分）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分）7.《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是毛泽东为了支持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到湖南湘潭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写的著名报告。发表于1927年3月。文章的主要思想是：充分肯定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指出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在农村，农民推翻地主阶级的武装和政权，建立自己的武装和政权是完全必要的；那些攻击农民运动的言论，是站在地主阶级方面打击农民革命斗争的反动言论。这篇文章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经典文献。

8.“好人政府”

1922年5月，胡适、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等16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2分）提出建立“好政府”的主张，当时被称作“好政府主义”。认为中国的腐败主要是好人自命清高，不肯出来当政的缘故；只要好人挺身而出，组织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实行有计划的政治的政府，中国就能得救。（2分）9月，直系军阀吴佩孚操纵组成以王宠惠为首的内阁，实践了“好人政府”的理论。由于军阀的操纵和控制，该内阁无法实践其具体政治主张，至11月间，因曹锟为首的保定派军阀的反对而垮台。（1分）9.联省自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部分地方军阀为保持地方割据而提出的主张。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在湖南人赶走张敬尧之后，以避免卷入南北战争为借口，通电号召“湘人治湘”。11月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

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熊希龄则进一步主张仿照美国联邦制，由各省制定省宪法，实行“自治”，并号召召开联省会议，成立联省自治政府，以此改良腐败的政治，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广东军阀陈炯明、云南军阀唐继尧等通电响应，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要求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浪潮。1924年，一些进步人士也曾利用这一口号，推动浙江自治和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孙传芳的斗争。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后，联省自治的口号无人再提。10.工农武装割据

是毛泽东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在开创和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守提出来的一个科学概念。即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三位一体的思想，亦称“红色政权”的理论。它是关于农相。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革命道路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11.《井冈山土地法》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开展了土地革命。1928年12月，在总结了并冈山根据地创建一年来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后，由毛泽东起草并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共9条14款。主要内容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并由其进行分配；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和区域标准；山林分配法；土地税之征收等。这个土地法的颁布，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由于缺乏经验，土地法出有一些不足，如没收所有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权属苏维埃政府而不是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等。12.中原大战

1930年国民党内北伐后失势的改组派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冯、阎、桂军阀发起夺权挑战蒋介石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共产党称之为蒋冯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战争在11月正式爆发，大体经过三个阶段，关键时刻，蒋介石得到张学良的帮助，迅速取得了胜利。此战巩固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及其政权中的地位，张学良及其东北军也顿时身价倍增，但是此战却给广大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使国民党最终丧失民心。

13.新月人权派：

又称“新月派”或“人权派”，[1分]是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1分]出现的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松散联合的政治派别，[1分]因创办《新月》月刊和主张“人权”而得名。[2分]

14.中国国民党改组派

又称改组同志会。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国民党内的主要反对派。1928年冬成立于上海，主要负责人是陈公博、顾孟余等，奉汪精卫为领袖。（2分）宣称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却又反对共产党。反对独裁，揭露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得到了不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拥护，最盛时会员达1万多人。在国民党“三大”和中原大战期间其反蒋活动达到高潮。（2分）蒋介石采取又拉又打方式分化瓦解，1931年初，汪精卫在香港发表宣言，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作，改组派不复存在。（1分）

15.法币政策：

１９３５年11月，〔1分〕国民党政府实施的废除银本位制，改用纸币的币制改革。〔2分〕法币政策的实施，统一了全国的货币，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在客观上对中国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分〕

16“东北易帜”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东北保安司令，不顾日本的一再阻挠和压力，于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又派人与蒋介石洽谈统一事宜。（1分）10月8日，张学良接受国民党中常会任命的国民政府委员职，又达成东北统归于国民政府的4点协议。12月29日，张学良与张作相等联名通电声称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30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2分）国民政府实现了南北统一。（2分）17.瓦窑堡会议 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后，毛泽东根据中央的决议，在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决议和报告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变化，指出了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决议和报告着重阐明了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会议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瓦窑堡会议为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18.洛川会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正式制定其在全面战争时期的行动方针和具体政策、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发出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伟大号召。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乱后战场，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一切国统区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在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的历史关头、及时地规定了党的正确路线、纲领和政策，为实现党对抗记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19.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是1939年1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抗日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2分）关于抗日问题，全会仍旧标榜“抗战到底”；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秘密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设立了防共委员会。这次会议标志着抗战以来国民党在联共政策上的改变，给国共关系蒙上了阴影。（3分）

20.减租减息

是中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在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1分）基本原则是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2分）一方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增强了农民抗日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联合了地主一致抗日，壮大了抗日力量。（2分）

21.《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洛川会议制定并通过的全面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基本政治主张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政策的一个纲领。基本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防；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纲领主张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是中共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是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指针，是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有力武器。

22.史迪威事件 抗日战争后期中美外交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1942年3月至1944年10月，蒋介石与史威迪之间围绕着美国援华战略物资的分配、调整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改革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蒋因不满史威迪与中共联系并进行军备支持而不断对美施压以致史于1944年10月被召回国，它表明美对华政策的转变，从开始积极支持中国抗战，支持史的主张变为最后接受蒋的要求，扶蒋反共控制干涉中国内政。

23.长沙大火：

1938年冬，〔1分〕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进入湖南北部，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以焦土抗战为名，下令火烧长沙，（1分）自11月12日晚间纵火，至14日大火熄灭，全城房屋大部焚毁，居民被烧死二万余人，财产损失无数。（2分）之后，日本侵略军并未立即进攻长沙。国民党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将指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等3人枪决。（1分）

24.西南联大

抗日战争期设于昆明的一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简称。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0月25日开课。1938年4月，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学。设理、工学院子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后亦迁至展明)。1939年后，共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等5个学院，以及2个专修科。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分别迂回北平(今北京)、天津复校。8年中华业生约2000人。抗日战争时期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震惊中外的“一二一”反内战反暴行斗争就发端于西南联大。

25.重庆谈判

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在重庆举行的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篡夺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反人民的内战。为了伪装和平，蒋介石于19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谈判进行43天，最后签订了“双十协定”，“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国共双方达成了同意长期合作，避免内战等一系列有利于建设国家的共识。重庆谈判使共产党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取得民心等，有重要的意义。

26.《中美商约》

是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于1946年在南京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简称。条约经历了3年的谈判酝酿，最终以互惠，对等的形式规定了两国国民在对方领土上的权利，美方法人团体与中方法人团体有同样的权利等诸多内容。但是因为当时中国生产落后，远洋运输又不发达，中国人民无法实现该约规定的权利。该约缔结之后，受到当时中国人民的普遍反对。

27.“五四指示”

即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根据日本投降以后国内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变化，为引导农民积极性，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有计划地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引向深入，而颁发了这项指示。规定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调整为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同时要求在1946年底前全部或大部分解决土地，发动群众，执行群众路线，禁止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使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28.《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于同年10与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施行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法规。大纲是土地政策的法律化，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和实施，使得全国掀起了土地改革的高潮，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完成了农村生产关系的伟大变革，满足了广大贫雇农对土地的迫切要求。这对于巩固解放区，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9.金圆券法案

即国民党政府为避免货币的破产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废除法币，另外发行金圆券，以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8百万元的比率收兑法币，并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金圆券发行后，以比法币更快的速度贬值，不到10个月，发行额就增加了65万倍，批发物价随着上涨120万倍以上。1949年7月2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的前夜，宣告金圆券作废。

30.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1分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和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会议要求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禁止给党的领导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道名和企业的名字。(2分)它规定了中共对夺取全国胜利和在全国胜利后的基本政策。为夺取革命胜利，推动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奠定了政治上与思想上的基础。（2分）

31.《美中关系白皮书》

是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共分八章，回顾了从《中美望厦条约》签定到1949年的中美关系。（2分）白皮书的主旨在为美国对华政策作辩护，把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归于国民党的腐败，而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误。其结论是中国内战国民党的失败超出美国政府的控制能力，也是无可避免的。白皮书发表后，毛泽东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文章、新华社发表了《无可奈何的供状》对其进行了揭露和批评。（3分）

北京政变

1924年10月23日由冯玉祥发动的针对直系的政变。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10月23日，冯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围了总统府，迫使直系统治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除溥仪出宫。

曹锟贿选

1923年6月，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指示其党羽采用各种手段进行“逼宫”，把总统黎元洪逼出北京，为自己上台扫清了道路。但曹锟既想登上总统宝座，又要披上“合法”外衣，于是就以巨款贿赂国会议员，选举他当上总统。9月，在总统选举的预选会上，曹锟以5000元一张选票，到处收买议员，又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共用去贿赂款1350余万元。就这样曹锟贿选当上了大总统。史称曹锟为“贿选总统”。

郭松龄倒戈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由于地盘分配问题导致奉系内部矛盾激化，奉军土派将领郭松龄决心推到张作霖，清除洋派代表杨宇霆等而发动的倒戈事件。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起兵开始反奉，次日，又在滦州宣布倡导和平，班师回奉，要求张作霖下野，查办杨宇霆，拥护张学良为总司令。郭松龄反奉以他本人被杀而告终。郭松龄事件导致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联合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退往西北。

古史辨派

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1926年，顾颉刚将有关辩论的文章编辑成《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着古史辨派的正式形成。顾颉刚及其学派关于“层累地造成中国历史”的结论，否认了儒家经典的权威性，破除了人们认定上古时期为理性社会的传统观念，为学术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更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第五篇：中国现代史名词解释

1.黄埔军校 在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1927年改为中央军官学校。1927年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得到了苏联的大力帮助，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干部，为革命军的建立和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它既为蒋介石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也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

6.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1927年3月21日，为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推翻军阀统治，上海工人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总结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因缺乏经验和准备不足而导致失败的前两次起义的教训基础上，经过周密准备和严格训练，英勇的上海工人血战30小时解放了上海，起义取得了成功。这次起义是中国工人阶级武装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20、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942年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地区进行的三次会战。①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侵占武汉、南昌后，为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企图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赣北地区。1939年9月，日军调集10万人，分路进占湘北岳阳东南地区、鄂南通城地区、赣北奉新、靖安地区。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约20万人，将进占赣北鄂南之日军阻于献钟、修水地区。进至长沙东北金井、桥头驿一线的日军，遭守军抗击、民众袭扰，加之补给困难，被迫北撤，恢复战前态势。②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初，日军调集约12万人，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7万人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采取逐次阻击，诱敌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两岸地区予以围歼的方针，将突入长沙市区和进至株洲之敌全部歼灭并乘胜反击。日军被迫北撤，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③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中旬，日军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分兵两路进攻长沙。薛岳指挥13个军，约17万人兵力，组织防御。日军攻击受挫，伤亡严重，撤至新墙河以北地区，由赣北西进的日军也被击退。会战结束。

21、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1939年 11月各中间党派在重庆组织的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正式成立，参加的党派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及其他人土。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左舜生为总书记。后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推举张澜担任主席。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刊物《光明报》在香港公开出版，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又称十大纲领)。民主政团同盟是在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日益加剧和***不断强化的形势下产生的，其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并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至此，民主政团同盟的组成有三党三派之称。为改变民主政团同盟的党派联盟性质，打破青年党把持盟务的局面，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并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22.国民会议运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场重要的反帝反封建运动。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号召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军阀政权。次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分裂中国的新阴谋，1924年11月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再次号召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也发表文章，号召青年积极参加这个运动。这一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各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拥护国民会议的召开，形成了反对军阀的民主运动。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积极支持并重申这一主张。军阀段祺瑞为巩固其反动统治，于1925年2月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抵制国民会议的召开。3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持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以与“善后会议”相对立。这一运动对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反动面目、动员人民参加革命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23、国防最高委员会

国防最高委员会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为适应战争需要而设立的一元化最高领导机关.它的设置标志着国民党战时体制的最终形成,这一方面从法律上和制度上确保了战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统一,对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从法制上确立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将国民党***推向极端.24.新四军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华中抗战的人民军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于10月将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第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同时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下辖4个支队，共1万余人。改编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25、延安整风

安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１９４１年５月开始，１９４５年４月结束。

１９３５年１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领导，使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思想，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尚未肃清，党内仍然存在着党风不正、学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问题。而且，抗日战争以来，共产党吸收了一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了党内，为党内错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新的土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

26、《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1946年1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署名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商约凡30条，主要内容有：(1)美国国民在中国享有居住、旅行、经商，包括从事制造加工、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的自由；享有租借、占用房屋，租赁土地，选用代理人或员工的自由权利。(2)美国商品在中国交纳进出口关税和内地税，享有与中国商品和第三国商品同等待遇。(3)包括军舰在内的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必要时可开入任何不开放的口岸、地方或领水。商约在表面上双方享有对等权利，但中国生产落后，远洋运输不发达，无法实现，实际上只是美国单方面享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的特权。商约缔结后，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27、金圆券

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不兑现纸币。1948年8月19日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并开始发行。规定金圆券每元含黄金0.222117克，发行额20亿元。但到1949年5月25日已发行67.95亿元。同期批发物价指数上涨120万倍。与此同时禁止买卖金、银，限定持有金、银和外币者，必须按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1元的比价，于9月30日前全部兑换金圆券，逾期没收。在不到2个月内，榨取了价值2亿美元的金、银和外币。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迁广州，同年6月，金圆券发行额增达130余万亿元。7月份又在广州、重庆小块地方发行银圆券代替金圆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收回销毁。

28、重庆谈判

指１９４５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在重庆举行的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篡夺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反人民的内战，但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的强大和国内外民主舆论的反对，在还没有完成全面内战的准备情况下，为了伪装和平，于１９４５年８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为了尽一切可能制止内战，揭露美蒋反动派的政治欺骗，用事实教育人民群众和争取中间势力，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同时告诫全党绝不要因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８月２８日，毛泽东一行飞抵重庆。由于国民党对谈判没有诚意，事前毫无准备，谈判过程中的一切提案均是由中共方面提出的。经过４３天的艰苦努力，终于正式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在这个纪要中，蒋介石表面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某些权利，但拒不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人民政权，企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这两个问题上作了很大让步，双方还是没能达成协议。谈判进程中，国民党军队曾几次进犯解放区，人民解放奋起自卫，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促成了“纪要”的签订。重庆谈判打破了美蒋反动派污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揭露了他们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29、戡乱总动员

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危机，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举行的第六次“国务会议”上，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并颁布了“总动员令”。七月七日，蒋介石发表了“戡乱建国”演说，七月十八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此后，又陆续颂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国民党各省市参议会和所谓“人民团体”纷纷通电表示拥护“戡乱”，并在各地召开“戡乱建国动员大会”。这就是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30.北伐战争

1926年至1927年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组织领导下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为了彻底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西路军解放了湖南，攻克了湖北武汉；中路军解放了江西；东路军解放了福建。1927年初，北伐军先后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队的主力，占领了半个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窃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新的军阀统治，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以失败告终。

31.好人政府：胡适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他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由这些人组成“好人政府”，形成社会的重心，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大我”。这种“好政府主义”初步显示出独立的自由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干涉政治的模态。34.三民主义

孙中山所倡导的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简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35.省港大罢工

广州和香港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而举行的大罢工。广州和由香港返回广州的罢工工人、市郊农民、学生和黄埔军校学生军举行集会游行，英、法帝国主义军队以机枪群众射击，造成沙基惨案。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积极支援省港大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加强对罢工的领导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并组成工人纠察队，严密封锁香港和沙面租界.这次罢工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坚持到1926年10月结束，历时16个月，是世界罢工史上罕见的。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锻炼了工人阶级，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36.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晚，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叛军袭击省总工会等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害。事变后，许克祥与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继续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这一事变是武汉汪精卫集团开始叛变，并准备与南京蒋介石集团合流的信号。

39.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击国民党当权派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挽救革命，在江西省城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 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全城.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当权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保存下来的部队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40.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9日开始，起义军先后向长沙进攻。但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军受挫。9月19日，毛泽东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进军。起义部队在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尔后，起义部队兵分两路，经湖南转至江西，10月抵达井冈山。从此，这支起义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41.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员张太雷、苏兆征、叶剑英和周文雍等同志领导举行了这次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12日中午召开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亦叫“广州公社”。苏兆征为政府主席,这是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城市政权。红色革命政权仅存在了三天。其后,反动派五天内屠杀了5700人。

48.南京惨案

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向长江中下游前进时，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等国增兵上海，准备直接干涉中国革命，并调集军舰开到南京江面进行威胁。3月24日，共产党员李富春、林伯渠领导的北伐军第二军、第六军打败了直鲁联军，占领了南京。直鲁联军和一些流氓在逃跑时抢掠了外国领事馆、外人机关和住宅，打死打伤外国人6人。英美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命令停靠在南京江面上的英美军舰向进驻南京的北伐军和居民进行炮轰，打死打伤军民二千多人，毁坏房屋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这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严重步骤。“南京惨案”发生以后，蒋介石赶到下关，首先派人与日本领事馆联系，一面表示道歉，一面诬称南京抢掠是“共产党蓄意制造”的。51.《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主要内容是：①打倒日本；②实施全国军事总动员；③实施全国人民的总动员；④改革政治机构；⑤执行抗日的外交政策；⑥执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⑦改良人民生活；⑧执行抗日的教育政策；⑨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⑩促成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的基本精神就是发动群众，实行全国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这个纲领是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利益的，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纲领，是党领导人民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强大思想武器。

52.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是在抗战时期各党派参政议政的国家机关，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1938年7月正式成立。1938年3～4月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机关，有听取国民政府施政报告、询问、建议之权，但所通过的决议案对国民政府并无强制执行的权力。国民参政会共历四届，举行大会十三次。初期，国民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后来由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战政策，逐步丧失其进步作用，于1948年3月宣告结束。

53.“三三制”政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即“三三制”政权。“三三制”政权在组织形式上，即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中间派占1/3。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的具体形式，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54.囚笼政策 为了达到消灭抗日根据地的目的，日本华北方面军提出了“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封锁墙，从敌占区向根据地构成网状的“囚笼”，进行压缩包围，企图束缚抗日武装的机动性，便于消灭之。但由于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使日军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抗日武装和根据地还在不断壮大。

55.百团大战 是1940年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场旨在破袭日军交通线、粉碎其“囚笼政策”的著名战役，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一次进攻性战役，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历史背景，①1940年春夏之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妥协的危机。②瓦解日军的“囚笼政策”是百团大战最直接的原因。历史意义，第一、在军事上，百团大战在华北给予日军重大打击。第二、在政治上，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也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56.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规模生产运动。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各解放区遇到了严重的物质困难。解放区军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展开了生产运动。克服了经济困难，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从物质上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了准备。

57.皖南事变 是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华中的新四军军部所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磨擦活动。国民党当局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突遭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①是国民党无法容忍中共力量无限扩大的必然结果；②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而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有关.58、关税自主运动

1925年五卅运动后，北京段祺瑞政府在全国反帝倒段怒潮下，为迎合帝国主义，欺骗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授意下提出在北京召开所谓的“关税会议”。中共北京党组织为揭穿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阴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关税自主运动。李大钊、赵世炎等共产党人在北京党团刊物发表文章揭露关税会议的骗局。北京党组织联合国民党左派多次组织民众反对关税会议的游行示威，提出“要想真能得到关税自主，只有民众以自己的力量实行革命以后，自己宣布关税自主”。1925年10月25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各界雪耻会、工人雪耻会等团体数万人齐集天安门召开关税自主大会，散发传单百余万份，揭露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互相勾结欺骗人民的阴谋。在全国人民的强力反对下，关税会议时断时续，始终没有做出具体规定，以无结果而散。关税自主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统治，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

59、“焦土抗战论”

11月12日日军攻占湖南北部重镇岳阳，威胁长沙。国民党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密令张治中烧毁长沙，企图以此阻止日军的进攻。结果，全城房屋大部焚毁，烧死居民达2万余人，100万户人家被毁，财产损失无数。

60、“问题与主义”之争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得到传播，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引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他主张“少谈些主义”，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是反对“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观点，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内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公开分裂。通过论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62、“行宪国大”

蒋介石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决定1948年为“行宪年”。所谓“行宪”，就是开始实行所谓民主宪政，并按照宪法规定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孙科为主任的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国民党内成立了“选举指导委员会”，具体负责大会代表的选举和筹备事宜。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在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679人。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4月19日，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其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经过激烈的争夺，大会经过4次投票，于4月29日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5月1日，大会闭幕。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就任总统、副总统。其后，组成了行宪后的政府，由翁文灏、孙科、王宠惠、张伯苓、于右任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更加激化。63、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是由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政党。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1945年秋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6年春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组织。1947年，国民党内各民主组织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先后到达香港，11月举行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大会。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领导机构，同时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65.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30年代由上海文化教育界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少数中共地下党员成立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年 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等280多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对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代表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推选妇女界著名人士史良、沈兹

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惠、陈波儿等11人为理事。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举行成立大会，推举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江问渔、胡愈之等35人为执行委员，发表了《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此后，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以及学生救国会相继成立。为集中救亡组织的力量，加强各救亡团体的团结，于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推选沈钧儒为主席，并由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史良、刘良模、沈兹

九、沙千里、潘振亚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成立宣言提出停止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救国运动、建立民族统一阵线、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主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先后创办《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情报》，进行爱国救亡运动的宣传，利用各纪念日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掀起了上海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并对全国救亡运动起了推动作用，直接促成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66.中华革命党

原指民国初年由孙中山组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后指1928年由谭平山等人成立的国民党左派组织。1914年 7月，孙中山召集在日本东京的部分国民党员组建中华革命党，以讨袁革命为己任，要求铲除帝制，维护约法，恢复国会，重建共和。1916年袁世凯死后，该党本部由东京迁至上海。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建成中国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同年底，谭平山在上海发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开始筹组新党的工作。在筹组过程中，决定为继承孙总理革命的遗志，拟采用在二次革命失败时代孙总理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作为新党的名称。1928年春召开了成立大会，谭平山、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黄慕颜、邓初民、张申府、李世璋、马哲民等被选进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被选为党的总负责人，在他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他的职务。成立后不久通过的《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既谴责了国民党，认为它是敌党，对共产党也进行了批评。该党成立后曾在上海、四川、北平、山东、江西等省市建立了地方组织，但活动范围仅限于文化教育界，组织上缺乏统一领导。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同年8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这标志着中华革命党的结束和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正式建立。67.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是抗日战争前夕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1935年12月，上海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20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宣言》，发起救国运动。在上海成立了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等救亡团体的基础巳于1936年1月28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救国运动的开展，引起了各地的极大反响。不久，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的文化界和妇女界，相继成立了救国会组织。5月31日和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及十九路军的代表共70余人，在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抗日救亡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孙晓村、曹孟君等14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求民族解放。它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在华南、华北、西北和南京、济南、武汉等地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旅居欧美及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救国会开展了组织抗日示威游行、为抗日军队募捐等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救国会的主张及其日益扩大的影响，使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惧和仇恨，它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非法逮捕入狱，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全国各阶层纷纷进行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7人获释出狱。抗战胜利后，鉴于形势变化，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简称仍为“救国会”)。68.中国青年党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成单位之一，素以反共著称。1923年12月，由曾琦、李璜等成立于法国巴黎，曾琦为委员长，骨干大部分是少年中国学会右翼会员。建党初保持极端秘密，对外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出现。其宗旨是“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所谓“外抗强权”，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内除国贼”，不是消灭新旧军阀，而是反对共产党。由于该党极力鼓吹国家主义，故被称为“国家主义派”，1924年秋，曾琦、李璜回国，宣称要“与国共两党相周旋”，“与国际共产党奋斗到底”。同年10月，出版《醒狮》周报作为党的机关刊物，进行反苏反共宣传，故又被称为“醒狮派”。该党一面投靠北洋军阀，一面支持西山会议派，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其后又支持蒋介石的清党屠杀政策。1929年8月，在沈阳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发表《公开党名宣言》，正式称为中国青年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政党休战，一致抗日。1934年4月，左舜生代表青年党与蒋介石交换函件，表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取得公开合法地位。1939年10月，青年党与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乡村建设派、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居于国共之间的第三者立场。1941年3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左舜生任总书记。该党在同盟中央机关中曾占多数，代办一切事务，并利用民盟作掩护，扩张组织和扩大自己的影响。1946年初，从民盟分裂出来，以独立单位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随后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完全投靠国民党。1949年，随国民党逃亡台湾。1951年曾琦病死后，内部长期纠纷。1979年举行第十三届代表大会，通过党章和政纲，仍坚持反共立场。现任主席为李璜、陈启天二人。69.乡村建设派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成单位之一，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个政治派别。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动摇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当局及一些地方军阀的默许、支持和赞助下，出现了“乡村建设运动”。1928年梁漱溟在广州提出“乡治”主张。1929年在北平接办《村治月刊》，同年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办村治学院，1931年又在韩复榘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县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乡村建设》。1933年7月，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推选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士廉六人为主席团，至此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该派的目的是实行“乡治”，开展中华民族自救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建立政治和教育合一的乡农学校，同时推行“新乡约”，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举办供销、信用等合作社，推行农业技术的改进措施。其基本理论是，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和精神上“调和持中”的社会，中国的问题只是“文化失调”，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应从乡村建设入手，然后扩及整个社会，恢复中国儒家伦理。1941年3月，乡村建设派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70.中国国家社会党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成单位之一，由张君劢、张东荪发起组织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简称国社党。其前身为张君劢、张东荪于1931年10月组织的再生社，象征再造中华民国之意，并发行《再生》周刊，从事宣传。1934年10月，张君劢召集再生社临时代表大会，宣告国家社会党正式成立。其理论基础是以国家民族本位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其政治主张“以民主政治为根本原则”，国民代表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成立容纳多党派的联合政府中央行政院。其经济主张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使公营、私营和合作经济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分部经营管理，反对生产工具国有和废除私有制度，反对阶级斗争理论，而主张渐进的社会主义。在文化政策方面，主张学术自由独立。国社党党员以张君劢、张东荪的学生居多，缺乏群众基础和组织力量，影响很小。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党拥护抗战，张君劢参加国民参政会。1938年底，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中共交出军队、取消特区、搁置马克思主义。1941年3月，国社党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6年1月，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同年8月，该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随后在国民党召集“国民大会”时，公开投靠国民党。

71.斯大林模式 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前苏联（苏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并且延续约70余年的一种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即通过国家权力，全面干预和管理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通过指令性计划集中配置资源，进行社会生产活动。具体表现为经济运行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政府通过计划确定全社会的“产、供、销”和企业的“人、财、物”等。72.三湾改编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的一次整编。起义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减员较大，人员不足1000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三湾改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73北京大学教授宣言(1947年5月)1947年4、5月间，在畔国共产党“建立反卖国、内战、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口号的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走向新的高潮。5月 18日，国民党政府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权各地国民党政府镇压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5月20日，南京、天津学生游行队伍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造成“五•二○”流血惨案。在此情况下，九三学社联合北京大学教授于5月22日发表宣言，支持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宣言上署名的有北京大学教授袁翰青、薛愚、俞平伯、沈从文、闻家驷等31人。宣言说；这几天，汹涌澎湃的**蔓延全国各地，而政府当局业已决定断然处置办法，使我们深深忧虑此后的发展将更险恶，爰以教育工作者的立场，向社会表示我们的态度。宣言指出：今日内战愈演愈烈，其结果已使饥饿侵蚀到社会名阶层，青年学生所呐喊的反内战、反饥饿，正是代表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我们应该同情。宣言最后强调：青年学生运动的起因是不满现实，唯有改变现实，才能平息他们的不满。推诿与压制则结果适得其反。74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在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在经济上以“接收”名义抢劫台湾企业，建立官僚垄断经济，残酷剥削台湾人民。1946年底以后，在大陆人民反对美蒋斗争的影响下，台湾人民也起来进行斗争。1947年2月27日，台北发生国民党缉私人员殴打女烟贩并打死一名与之评理的台湾同胞的血案，引起台湾人民更加愤怒，成为起义的导火线。28日，台北人民举行罢市和示威游行，提出惩凶、赔偿、取消专卖局等要求，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愤怒的群众奋起反击，夺取了电台，呼吁全省人民支援。斗争很快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国民党在台湾大部地区的机关被推翻。国民党一面组织“处理委员会”进行“调查了解”，以欺骗群众，一面急调军队进行血腥镇压。起义最后失败，被杀害者达3万余人。部分起义领导人逃到香港，于同年11月发起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作为领导台湾人民继续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组织。75邓演达被害事件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演达为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复兴三民主义，毅然举起反蒋旗帜，积极开展反蒋军事斗争。蒋介石视其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1931年 8月17日，正当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训练班讲课时，国民党特务勾结租界巡捕，根据叛徒陈敬斋提供的情报，逮捕了邓演达。邓被捕后，坚持反蒋立场，宁死不屈。11月29日，蒋介石派侍卫官蒋瑞昌、蒋甫元等将邓演达杀害于中山陵附近。12月9日，宋庆龄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的法西斯暴行。邓演达的牺牲，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一个重大损失。76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成单位之一。系中国最早倡导、研究和实施职业教育的团体，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该社议事部议事员有蔡元培、沈恩孚、史量才、穆藕初、张元济、王正廷等，办事部主任为黄炎培，总书记为蒋梦麟。同年11月，创办《教育与职业》月刊作为机关刊物。1918•年6月，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提倡劳工神圣、做学并进、半工半读、工读结合。1925年创办《生活》周刊，该刊后来在邹韬奋的主持下成为著名的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1927年9月，创办上海职业指导所，就职业问题免费提供社会服务。1931年12月，创办《救国通讯》，宣传抗日，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1939年7月，职教社总部迁往重庆，由杨卫玉主持社务，孙起孟为总书记。1941年3月作为三党三派之一，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当选第一任主席。1943年11月，创办《宪政》月刊，推动宪政运动的发展。1945年12月，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1946年1月，总部迁回上海。1949年12月，总部迁北京。1950年2月，第三届理、监事会议推选黄炎培为职教社理事长，孙起孟为总干事。以后，职教社的事业逐步纳入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轨道。1983年5月，职教社在北京召开社员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规定职教社以兴办职业教育事业和研究职业教育理论为基本任务。伞议选举胡厥文为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孙起孟、王艮仲为副理事长。77.庐山军官训练团

1933年7～9月中国国民党在江西省庐山举办的训练中初级军事干部的组织。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1930～1932年﹐国民党军队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争中屡遭失败﹐蒋介石认为是各部队的中初级军官武德﹑武学尚欠深造所致﹐遂决定在江西省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以图提高部队对红军的战斗力。庐山军官训练团由蒋介石亲自领导﹐以陈诚为团长﹐罗卓英﹑刘绍先﹑柳善分任团副﹐杨杰任总教官﹐并聘请德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团以下按营﹑连﹑排编制﹐营长特调各部队师﹑旅长充任﹐连长由团长充任﹐连长以下干部从受训军官中选任。该团1933年7月18日正式开学﹐9月18日结束﹐先后举办三期﹐每期半个月左右﹐共轮训七千六百余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三十余师和其它一些军事单位团以下﹑排以上军官几乎全部参加了训练。课程设有政治﹑战术﹑射击﹑筑城﹑通讯﹑卫生等。政治课主要进行**宣传和封建法西斯主义教育。军事课除讲授一般理论外﹐野外演习占整个训练时间的大部分。毕业时发给文凭﹐并赠予蒋介石照片一张和刻有“成功成仁﹐蒋中正赠”字样的“军人魂”短剑一把﹐以示宠信。训练团实施蒋介石“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开了南京国民政府大规模训练军事干部的先声。78、法币

法币是在中国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法币的发行，结束了中国使用接近五百年的银本位币制。法币后来因大量发行引发恶性通胀，在1948年由金圆券取代。有人认为：由国家银行发行，以国家信用保证的法币，使货币与价格波动的贵重金属脱钩，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进步的金融制度改革；亦是现代国家金融体制下应有的特征。法币发行，统一了国内的货币，而通货发行的控制权落在政府手中，国内白银等硬货币，亦因此集中到政府手上。对于时维持抗战时中国的财政，法币有不可少的功劳。但实施的实际效果是，官办的银行掠夺了民间的财富，使民众的储蓄化为乌有。79、改组派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府内部的主要反对派。1928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主要发起人为陈公博、顾孟余等。1927年“四•一二”政变与“七•一五”政变后，国民党内各派之间的权利之争更加激烈，其中以蒋介石集团与汪精卫集团的矛盾最为尖锐。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汪精卫集团在争夺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遭到失败。同年5、6月，陈公博、顾孟余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前进》杂志，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号召，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改组派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影响较大的一个政治反对派，在削弱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力量方面起了某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