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球500强净利润比美国高的原因

第一篇：中国全球500强净利润比美国高的原因

中国500强企业净利润为什么能超过美500强

中国500强企业有三大特点，都说明了工业化初期与政府主导的特征。

第一个特点，集中于重化工业，2009中国企业500强共分布在75个行业中，企业数量排在前5位的行业是：黑色冶金及延压加工业的企业最多，有65家入围，占总数的13.0％，排列在第2至第5位的分别是建筑业33家，煤炭采掘及采选业26家，一般有色冶金及压延加工业21家，电力、电气、输变电等机械、设备、器材、元器件和线缆制造业18家，这5个行业500强企业数量占总数的32.6％。重化工业是集聚优势社会资源结果，在工业化初期的特定阶段发生，但从我国精密机床等方面看，尚未具备重化工业的技术优势，从重化工业利润到工业先进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个特点，集中于国有大企业。从2009中国企业500强看，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排名前三位。工行、中国移动、建行、人保、中行、农行、中化集团分列第4位至第10位。这些行业都有极高的进入门槛，大企业均有国有控股，拥有或多或少的垄断优势，高居榜首的中石化每年大叫炼油亏损，总能得到石油提价的及时雨，或者得到政府的补贴。

由于煤炭行业兼并重组，相信不久的将来神华等公司将成为中国企业500强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山西板块将异军突起。如果我们将中国所有的大学合并成一所中华大学，该大学从规模上必然跻身世界十大甚至三大之列；如果我们将所有的煤炭资源整合成一个大煤炭公司，该企业必然能够跻身全球三大之列，但未必能够因此高歌实力增强。正像我们不能因此断定山西经济是中国成长最佳经济一样，我们也不能断定中国500强企业将引导中国经济走出一条独具特色、让全民过上有保障生活的创新之路。

第三个特点，是资金密集型，这意味着社会资源向这些企业倾向性供给。2009中国企业500强的人均资产为284万元，比上年增加了39.5万元；制造业企业500强人均资产为110万元，比上年增加了8万元；服务业企业500强人均资产为540.63万元，比上年增加了101万元。

大量资金的提供换来了人均营业收入的增加，2009中国企业500强人均营业收入为98.2万元，比上年增加了9.1万元，这说明人均创造的营业收入还赶不上资金的注入速度，说明为了创造同样的GDP，这些企业需要的资金量在增加，企业效率未必如预期上升。

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过去一年来美国企业纪录糟糕，美国《财富》杂志今年上半年公布的美国企业500强统计显示，2009美国企业500强净利润仅为989亿美元，较上年大幅缩水84.67％，创下该榜单问世55年以来的最糟糕纪录。

令人关注的是如下数据，中国500强营业收入相当于美国企业500强的34.2％，但净利润却显著好于美国------2009中国企业500强净利润折合成美元为1706亿美元，加上利率变动影响，较上年下降12.4％，显著好于美国企业500强的989亿美元。营业收入低而净利润高，说明中国的企业经营环境远远好于美国，他们可以用更少的营业收入创造更多的利润。事实令人生疑，今年上半年中国资源价格远高于国际资源价格，这应该归功于政府的收储等扶持资源性企业的政策，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制造业成本维持在高位，政府的隐性补贴总要由消费者或者纳税者承担成本，这次也不例外。

第二篇：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

中国目前的储蓄率高达46%，居民储蓄存款14万亿元，企业存款10万亿元。这些数字引起了金融界的普遍关注。目前的居民高储蓄率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使老百姓不敢花钱是重要原因。

中国储蓄率高的原因：

文化背景所致

居民收入增加,为储蓄猛增奠定基础；

城乡居民个人特别是农村居民个人的投资渠道狭窄；消费制度改革迫使居民将储蓄作为最钟情的投资方式；消费领域信用水平低下,使居民即期消费下降；价格心理预期走低,延迟了居民即期消费行为；

高收入阶层消费饱和,投资渠道不畅,货币沉淀于长期储蓄；

非居民性资金的流入,构成的“假性”存款占相当比重；股市“行情”不尽如人意,投资者从股市撤资,部分资金流向储蓄；

信贷消费没有得到全面普及,居民消费水平处于升级储备期。

社保体制不健全，资本市场效率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在任何国家都需要几十年时间，不可能在近期内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提高消费。第一，中国工业占GDP的份额比其

他大多数国家要高，与其他部门相比，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意味着相当大份额的国民收入归给资本，进而转为投资。第二，占资本密集型企业（如重工业）很大份额的国有企业，对最大股东--政府--传统上很少分红。第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工业的快速增长和国有企业的重组，企业盈利增加。企业留存收益在投资资金来源中的重要作用，加剧了投资的周期性--利润高企时投资会进一步增强，低利润则抑制投资。

传统文化：现在国际、国内有个流行说法，中国人消费品买得太少，不像美国人消费得那么多，仿佛只要中国人多消费一点，就可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了。可是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美国人均GDP接近4万美元，消费水平怎么可以相比？中国人消费水平低是因为可支配收入低。国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太低，因此中国的消费水平太低。可是农民消费水平低不是因为农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因为农民没钱。中国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储蓄率最低的群体。中国农民把所有的收入都拿来消费了，孩子上学、寻医看病还没有着落。因此中国短期内的消费增长很难指望靠刺激农民消费来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就业增长的问题，是整体经济增长的问题，包括投资增长、城市化的深入。

社会结构：我想强调另一重要原因，即收入差距较大

而且还在继续扩大。目前在所有就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低收入阶层，要么是打工仔、蓝领，年收入平均仅万元左右；要么是还在农村的农民，每年仅3000元。他们的消费倾向很高，储蓄率很低，但在整个经济中，他们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每年新增GDP只有40%左右归这些低收入阶层所有，而且不是由于工资率提高，而是主要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的。剩下60%的新增GDP被高收入群体所获，而这个群体消费倾向很低，平均下来，整体消费倾向很难提高。就是说，现在恐怕还不能进入国民消费倾向大幅提高的阶段，而要在今后几十年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方能解决。家庭观念：老百姓的想法还是保守的，因为自己的生活来源问题，必须要求老百姓有一定的存款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有稳定的感觉，如果没有这种稳定的感觉或者说家里没有一定的存款后，老百姓心里不塌实，担心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像生病上学之类的，如果没有一点家底，怎么办呢？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老百姓的收入确实是越来越高了，但遗憾的是，在社会事业发展和经济发展脱节的情况下，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却越来越谨慎，或者说，人们会觉得今后要用钱的地方太多，所以现在的收入只能放在银行里。

可以轻易地列出人们不敢花钱的众多因素：我们目前仍有为数众多的人被排除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高昂的医疗费用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今天，人们留下部分收入“防病”当在情理之中；教育费用连续攀升，甚至出现很多“家庭一年收入供不了一个大学生”的情况，人们要给子女留点上学钱是很正常的；房价越来越高，很多人为了买个房子要背负一生的债务。

第三篇：全球移民报告中国第四名美国位于榜首

全球移民报告：中国第四名美国位于榜首 全球移民报告：中国第四名

现在美国居住的移民人数达到4600万，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俄罗斯。“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虽然是句玩笑话，但很好地体现了华人的庞大以及移民的辽阔。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3年12月17日最新报告再次肯定了中国移民在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的地位：报告显示，中国在移民输出国排行榜上，从23年前第7跃至第4名，移民人数从410万增至920万，排在印度(1420万)、墨西哥(1320万)和俄罗斯(1080万)之后，也是全球接受汇款第二多的国家。盘点一下最受中国移民喜爱的几大国家，不难看出移民客的“趣向”。美国：榜首当仁不让 曾几何时，“我家有亲戚在美国”还能博得两句艳羡，如今已经再平常不过。根据皮尤中心的这份《全球移民和汇款模式的改变》报告显示，现在美国居住的移民人数20年间翻了一倍，达到4600万，占全球移民总数的1/5，顶着“超级大国”头衔的美国一直是众多移民心中的“理想圣地”。这一数字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例如排名第二的俄罗斯，现在的移民人数约为1100万。

美国也是全球52个国家移民的主要接收国，与1990年时的53个基本持平，约210万移民来自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印度，而出生在墨西哥的1320万移民几乎全部在美居住。

如果再往细了说，纽约一定能荣登全美“最想移民的城市”榜首。90年代一部《北京人在纽约》红透了半边天，而10年后的今天美国纽约依然是中国移民眼中的“黄金地段”。根据纽约市政府2013年12月18日发布的《最新纽约人》报告，自从1965年著名的《移民与国籍法修订案》生效之后，在纽约的外国出生人口翻了两番。截止到2013年，纽约820万人口中有37%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移民，总数达310万，其中来自多米尼加的移民最多，来自中国内地和港台的华裔移民以35万居第二。值得留意的是，在过去十年里，来自多米尼加的移民只增长了3%，但中国移民的人口增长率是34%。报告认为，如果以该速率增长，在之后几年华人社区将成为纽约最大的移民社区。

对此《纽约时报》第二天就发文对中国移民在纽约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文中以一位1988年到达美国的王先生为例，在他到达曼哈顿并拿到绿卡后，其大批亲戚就来到了纽约——有些人是申请了家庭团聚签证，有些人是偷渡来的，还有些人获得了庇护。随着他们中的一些人结婚生子，这个家族的根也更深地扎进了美国的土壤。现在，王先生在美国有好几十个亲戚，其中很多都住在纽约。文章写道：“王家的移民经历折射了一个正在重塑纽约市的趋势：过去几十年里，这座城市的中国人口出现了巨大增长。在纽约的外国出生人口群体中，中国人数量目前排在第二位，跟居首位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已经相差无几。” 澳大利亚：留学(微博)带动移民 虽然美国的移民增长迅速，但根据皮尤报告，美移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与其他主要目的地国家相比仍相对较低。2013年，移民占美国人口总数约14%，远低于澳大利亚的28%和加拿大的21%。

据2013年12月18日澳大利亚统计局(ABS)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6月，澳大利亚人口中有640万移民，占人口总数的28%，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20万人，在10年期间更是增加了170万移民。而移民在西澳所占的比例更是惊人，目前有逾三分之一的西澳人口都出生于海外。澳大利亚统计局人口事务负责人贾维斯表示，人口普查数据证明，海外出生居民在西澳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持续增长。

以全澳而言，出生于海外的移民中还是英国人最多，有逾120万英国人定居澳大利亚；排在第二位的是新西兰，有60.88万人。当然，中国移民的实力依旧强劲，以42.76万人排在第三位，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1.8%；排在第四位的印度则有36.97万人。就澳大利亚的政策支持而言，澳大利亚有两项基本国策：教育出口政策和多元文化与移民政策的互相支持也促使澳大利亚广泛吸引移民和留学生。留学在澳大利亚的学生毕业后即可申请独立技术移民，只要符合澳大利亚技术移民的相关标准，中国留学生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签证，而不用担心因种族、国籍等因素而被拒绝。这也造成了澳大利亚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中国留学生，以及顺带的他们的父母、配偶、亲戚等等，让中国在澳移民圈不断扩大。加拿大：手续简单物价低

比邻美国的加拿大也一直占据着移民金榜的前三甲，除去“移民加拿大后转移民美国会更简单”这个理念的影响，加拿大本身的福利待遇和生活环境也让它深受移民大军的喜爱。加拿大最令中国移民心动的就是其有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政策”。一旦拿到加拿大永久居民证，就享有终生医疗免费保险，即政府会承担公民住院后的一切医疗费用。小孩子则享有完全免费的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及更高的进入一流大学就读的几率。此外还有优厚的社会福利金和老年养老金：65岁以上的老人根据家庭收入每年养老金非常可观，孩子从一出生到18周岁，根据家庭收入每月的牛奶金魁北克最高可达3500元人民币左右。不仅如此，加拿大护照在全世界畅通无阻，在130多个国家都可以获得免签证的礼遇，对于旅游达人而言吸引力非同一般。而相对于澳大利亚，加拿大无论从房价还是物价都占有较大优势。现在澳大利亚市场上商品价格普遍大概是加拿大的两倍左右甚至更高，举例来说，4.68加元的香蕉在澳大利亚约为14.56澳元，而冰冻的三文鱼，在加拿大售价4加元/公斤，澳大利亚则要20澳元/公斤。另外，以新移民最关心的房价来说，比较悉尼和多伦多两个城市，悉尼的房价至少在多伦多的两倍以上，自从奥运会之后悉尼房价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按照目前的汇率看，悉尼的平均房价已经超过纽约和伦敦，甚至澳大利亚边远的城市如佩斯，其平均房价大约50万澳元，相当于43万加元，可以在加拿大买个很好的房子了。当然，许多人还看重加拿大的地理优势：美加两国有“兄弟”之称，加上两国订有自由贸易、文化协定，加国的公民可自由进出美国，无需签证，亦可在美国读书或工作，并可享受美国福利。对于想申请美国移民，却又被美国移民条件太苛刻挡在门外的人，申请加拿大移民是最好的跳板。

瑞士：全民发薪羡煞人

中国移民普遍对瑞士的关注度比较低，但随着近期瑞士即将公投“全民发工资”提案并很有可能通过，瑞士一跃成为移民界的“香饽饽”。“全民发工资”是瑞士即将公投的一项提案，这项提案的发起者们希望瑞士能够拿出一部分财政收入用作给每位公民提供固定的无条件月薪，每位成年瑞士公民每月可以得到2500瑞士法郎(约合1.6万元人民币)的最低工资，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每月将可获得625瑞郎(约合4000元人民币)。提案如果通过，瑞士有望成为全球首个给公民发工资的国家。此前，不同国家或地区曾有全民分红的福利项目，但瑞士这一提案能保证每一位居民都获取稳定而长期的收入。

也就是说，如果公投顺利，每一位瑞士民众就有了每年3万瑞士法郎(约合19.5万元人民币)的稳定收入，还不包括其他工作的合法所得，足以让其他国家所有加班加点仍赚不到1.6万月收入的人民眼红。瑞士此举一出，直接秒杀美国、澳大利亚等移民大国，还有比直接发钱更好的福利么？ 想要移民瑞士，除了与瑞士人结婚和被瑞士公司聘用的外国人之外，还有三类人可以得到瑞士的长期居住证。这三类人分别是：退休人员、投资商和企业家。

退休人员年龄必须在55岁以上，婚姻伴侣就算尚未超过55岁，也可以与申请者住在一起，包括18岁以下的孩子。此外必须保证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瑞士。如果你是一名知名艺术家或者能够证明与瑞士有关联：比如以前曾来过瑞士，在瑞士有朋友、亲属或者有其他关联，那么你将很容易得到瑞士的居留许可。

投资商是那些小于55周岁的人。如果不想在瑞士工作，那么有一种方法可以在瑞士居住并交纳统一税，那就是投资一个在瑞士有办事处的公司。在这类人中包括演员、歌星和体育巨星、外国商人、提前退休或者有足够财产养活自己的外国人。这些人必须在选定的州向一个小型或者中型公司投资50万瑞郎以上的资金，仅将存款存在瑞士的银行或者购买某个公司的股份是不够的。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必须能够为所在地区创造经济增值，同时必须提供就业机会。

如果既不是退休人员，也不是投资商，那么作为一名外国企业家将自己的公司搬到瑞士来，并雇佣瑞士员工，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得到瑞士的居留许可。一位能得到居住许可的企业老板必须至少雇佣一名全职瑞士员工。而且他所经营的这个企业必须能有足够的盈利来支付公司所需一切开销，包括员工的工资。员工的工资必须达到瑞士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企业盈利在扣除工资和税务之前不能少于20万瑞郎。老板自己的工资应该达到瑞士同行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链接：

2013年国际移民总人数从1990年的1.54亿增加至2.32亿，为历史最高，但增加比率在全球人口增长中维持不变，仍为3%。虽然美国的移民增长迅速，但移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与其他主要目的地国家相比仍相对较低。2013年，移民占美国人口总数约14%，远低于澳大利亚的28%和加拿大的21%。每10个全球移民中就有7个居住在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达12616美元或更高水准的国家)，其中多数是北美与欧洲国家，相当于1.6亿人，这些移民的目的是追求经济机会。

全球移民每年向家乡的亲人汇款达5500亿美元，印度和中国是接受汇款最多的国家。世银数据显示，2013年，印度和中国分别收到710亿及602亿美元汇款，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名列第一及第二名。

第四篇：全球行政改革浪潮与中国行政现代化 王强

全球行政改革浪潮与中国行政现代化

——从官僚制的角度思考

王强

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府，无论身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信奉资本主义，还是坚持社会主义，都开始酝酿一场面向未来的改革运动。“改革”成为全球范围内最流行与最富感召力的词汇与口号。而兴起于八十年代的行政改革风潮由于发端于英美等先进国家而备受世人瞩目。其中最为著名的大规模改革包括英国的续阶方案（The Next Steps）、美国的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加拿大的公共服务两千计划（Public Service 2000）、欧洲共同体会员国倡导的公共服务革新（OECD, 1987）、新西兰的财政与人事改革、澳大利亚的财政管理改进计划，等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先进性对后发国家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因而，行政改革从观念的产生，理论的提出到实践层面的运作，不仅在发达国家内部引发诸多检讨与争论，而且在政治制度、行政体制面临从传统型向现代性转变的发展中国家，亦得到积极与广泛的回应。近年来，希腊、马来西亚、南非、纳米比亚、智利、加纳、加勒比海诸国均明确提出了本国行政改革的行动计划与具体方案。

在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变革浪潮中，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棗官僚制（在行政学领域，科层制、官僚制、文官制的概念差别不很明显）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现代官僚制是以理性严谨著称的德国式社会科学与强调规则及精确性的美国式工业主义的完美结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强调：“„„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并且“在所有的领域里，‘现代的’团体形式的发展一般是与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的发展和不断增强相一致的：例如，它的产生就是现代西方国家的胚胎。”[1]不过，越来越多的人似乎不以为然，他们指责在迅速变化的环境面前，科层制繁复、僵化、压制创新，官僚气十足，象个呆头呆脑挺立着的大烟囱。美国组织理论家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在他的《官僚制的灭亡即将到来》一书中毫不留情地宣判了官僚制的死刑，他说：“从60年代开始算起的50年里，人们将目睹并亲自加入官僚制的送葬队伍。” [2]

中国新一轮政府改革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中无疑受到这一风潮的极大影响。但是，中国的处境颇为特殊：一方面，作为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之于社会，公共之于私域，政府之于市场，都需在新的理论视野中重勘界域；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趋势高歌猛进的壮阔图景中，无法释怀“赶超”的战略目标，因而世界先进国家的一举一动皆成为关切的内容，借鉴欧美行政改革之最新举措遂成为理论界的时髦话题。两方面的压力加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身上，对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进程，毕竟极为艰难与沉重。计划向市场的过渡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本是两组不同的历程，却由于历史原因纠集在一起，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更为复杂的是，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拼命地把自己的国家从传统落后的农业社会拖入梦寐以求的工业社会的门槛时，却又发现，发达国家已在信息社会的新空间筹划谋取优势与霸权的格局，于是所谓的“现代化”便增添了向更高一级信息社会过渡的涵义。于是我们必须思考，发达国家为适应新的社会 棗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棗而进行的行政改革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尚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负重前行的国家到底有多大的启示作用。从表面上看棗无论时间，还是内容（如职能调整、机构精简、人员分流、层级压缩等），中国当前的行政改革与发达国家提出的变革计划，都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但是，一国政府所在的国情与面临的特定任务构成行政改革的土壤，任何政策、措施与操作都是在这片土壤上结出的果实。就官僚制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改造、置换甚至是彻底摒弃的观念，能否在理论上立足，又能否成为中国改革的先导，确需结合中外两个向度进行反思。

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考察：官僚制走向末日了吗？

梳理西方行政改革的脉络，各国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千秋，但归纳起来，内在相通之处不难觉察：

一、精简组织与人事。

二、压缩官僚层级，倡导低层公务员参与决策。针对官僚制金字塔型的严密控制体系带来的弊端，改革后的行政组织减少了中间层次，扩大了管理幅度，压平了组织结构。

三、分散权力：传统中央政府统筹一切全国性事务的原则，已逐渐由地方政府、相关利益团体及服务对象直接参与并执行公共政策的模式所取代。

四、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把市场经营的理念引入政府管理，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并把服务对象的需要放在首要位置。

五、以民营化策略提高政府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力提倡多种途径，如公共工程外包、BOT、公营事业民营化进行大型的公共服务。

六、实行绩效管理。为了确保有限的资源用在政策所规划的方向，发挥预期的功效，各国政府改革的重点之一便集中于所谓的绩效管理棗制定组织的长期目标、达成目标的策略、评估绩效的标准，最终检验评估结果。

简言之，西方政府改革所努力实现的行政新范式以组织结构企业化，权力控制分散化、运作过程灵活化、组织文化人性化为特征。

改革的矛头对准官僚制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正如本尼斯如言，组织的“内环境”与“外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复杂的和不可预料的变化：其一，官僚制所倡扬的理性化与制度化漠视组织成员的人性、自由、创新及作为非正式组织的感情交流，而这些因素在后工业社会越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二，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节奏加速，照章办事，循规蹈矩地履行职能已无法适应越来越普遍的社会动态因素对政府的职能要求；其三，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对变革具有被动接受之特性的官僚制承受来自国内外各个向度的影响、压力与挑战，第一反应常常是天然的抗拒；其四，官僚制的组织建构与新时代的价值观棗建立在主体交往、文化多元与公共哲学基础上的交往实践观格格不入。因此现代的科层组织在“内适应”与“外适应”上均出现了足以致命的症状。[3]

但是，类似的批判在很多方面似乎似是而非。韦伯在经典意义上提出的官僚制是一种“理想型（Ideal typus）”，作为理想型的官僚制是组织结构、管理方式与组织文化三位一体的结合。

从组织结构上看，由于金字塔式的严密层级是官僚制最为表象的特征，因而也最易遭致抨击。层级是一个性质概念，而非数量概念，对层级过多的非议不引致对层级的根本否定，扩大管理幅度，压缩层级是寻求合理数量范围的必要手段，与取消层级是两回事。另一方面，在许多组织中兴起的工作小组、特别委员会、项目小组等构成的网络化模式从宏观上依然处于科层制的框架内，并且一般在小规模的组织中才可能有效，因而要以这种模式取代更为普遍的官僚制，未必有现 实的可能性。真正重要的也许是多种模式的共存，而并不是模式间的替代。

从管理方式上看，现代行政组织虽然有突显人性化和灵活性的要求，但并没有超越“强制性协调”的整体格局棗以权力为中轴的计划、组织、人事管理、指挥、协调、报告、控制。任何有组织的团体，唯其实行“强制性的协调”方能成为一个整体，而官僚制的行政管理方式以专门化、等级制、规则化、非人格化、技术化为基本特征，被证实为有史以来最合理的管理方式。“一旦充分实行的官僚体制，就属于最难摧毁的社会实体”[4]。行政改革风潮中广为流行的绩效管理方式，本质上依然是一种行政控制，只不过这种控制维度的优先性由职权让位于效果。至于分权模式，与其说弱化了官僚制，不如说是一种强化，因为权力的分散确保了基层获得与其职能相适的权力，基层职权的到位必然带来科层秩序的稳定化，其实，组织学家塞尔兹尼克（Selznick）早就在官僚体系内部讨论分权的问题了[5]，可见分权与官僚制并没有矛盾。

理解现代官僚制最为重要的切入点是其组织文化，即“官僚制精神”：

1、契约任命即自由选择，是现代的官僚体制的本质。[6]

2、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没有憎恨和激情，因此也没有“爱”和“狂热”，处于一般的义务概念的压力下；“不因人而异”，形式上对“人人”都一样。[7]

3、可预计的规则，这对于现代官僚体制来说，也具有真正决定性意义。[8] 如果从“官僚制精神”来看西方各国的行政改革，官僚制末日论显然言过其实。对契约、形式、规则的重视是西方理性主义一以贯之的传统，早已成为构筑社会生活的平台，行政改革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一平台上展开。仍以绩效管理为例，它首先是以共识为基础的契约式管理，其次要求行政使命、战略、价值明确化，绩效管理的全过程包含着极为严格与细致的规则和依据规则进行的计量，不但没有淡化西方的理性传统，反而是理性传统对人际团体领域的进一步渗透。又比如，情绪上热衷于改革的人经常会提到美国最典型的官僚机构国防部的军事基地管理手册从400页减少到4页的案例[9]，可是，4页终究是4页，减少并不是取消，减少的目的是为更有效地执行规则，规则在这里依旧是改革最为倚重的方面。

行政改革风潮中有一个风靡全球的新观念棗企业化政府。许多人把它当成官僚制的替代物，然而把官僚制与企业管理方式对立起来显然是一种错觉，因为现代官僚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渗入社会的许多组织，企业，特别是大中企业，不但不例外，而且往往是官僚制最为典型的地方。官僚体系不必然等同于僵化的组织结构，它也可以具有灵活性[10]，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常常显现后一特性。当人们把政府作为改革对象时，官僚制莫名其妙地成了替罪羊。政府、官僚制、企业化三者，焦点在于政府与企业化的对立上，而政府与作为其管理方式的官僚制是两项事物，两个概念，如果把同样在企业内广泛存在的官僚制与企业化运作对立起来，命题建构的逻辑冲突就十分明显。

当然，这仅仅是概念辨析的层面，进一步作理论思考，问题似乎更多：企业活动的目的是获利，政府活动的目的是公益服务，管理的具体内容和做法都是由目的决定的，既然两者活动目的各异，内容和做法也就不同，因而企业与政府难于相通。市场经济在全球推进的过程中是否正在造就一种市场神话，以至于“市场”、“企业化”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企业化政府很可能将市场本身所具有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带到政府中来，在政府中产生新的弊端。[11]

对官僚制的批评往往易于滑入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事实上，两者在理论上的区别远比实际生活中清晰。的确，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官僚制与官僚主义等同起 来，只要对官僚主义的责怪稍稍过了头，便连同官僚制一起否定掉。韦伯的现代官僚制作为理想型，即逻辑的抽象，在现实中很难企及。各个国家的行政常态，要么是官僚化不足，要么是官僚化过度。前者是一切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行政领域的明显特征，而后者则是发达国家或称现代性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卡夫卡的《城堡》和“帕金森定律”开启了讽刺现代官僚主义的先河，当下盛行的行政改革风潮无疑是继承了他们衣钵的一场更广泛的运动。在美国，“给予政府猛烈的一击，已经成为全民最热爱的运动。”[12]，在英国，人们“总是以挑剔的眼光观察国家机器，认为国家机器是诸多罪恶的根源”[13]。英美的行政改革带有激进主义的色彩，即使在激进的气氛中，美国改革“在某些方面仍保留了韦伯式的传统”[14]。而英国学者的告诫则更有理论意义：“传统上为整个统治体制提供可靠性、可预测、凝聚力和持续性的公共行政，（经过改革）会沦为仅仅反映市场固有的紧张关系的一面镜子。”[15]

中国行政改革的现状：官僚制不足

如果以行政效率、行政民主、行政廉洁、行政效能、行政公平作为政府行政的价值评判维度和发展目标，我们会发现全球性的行政改革都是在这些维度和目标下的努力。暂且不论上述目标内在的关系及在特定国家的优先次序问题，当考察它们与现代官僚制的相关性时，我们会大致得出如下略图：

注：行政效能、行政公正是综合性目标，它们部分地以上述三个目标为基础，并在内容上不同程度地包含。

说明：A点代表官僚体制的理想型，从技术上该处能达到行政效率、行政民主、行政廉洁的最优值；

BA段为“官僚化不足”阶段，行政效率、行政民主、行政廉洁与官僚化基本呈正相关关系；

AC段为“官僚化过度”阶段，行政效率、行政民主与官僚化基本呈负相关关系，行政廉洁与理想型时的行政廉洁状况差别不大。

我们可以依据现代官僚制的种种特征判断中国处于BA即官僚化不足阶段，比如普遍缺乏公务人员的专业化分工及与此相适应的专业化人才，政府人员及其行为轻视规则与规范，行政管理以“身份取向”凌驾于“成绩取向”之上，行政腐败现象严重，等等。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任何一种官僚制棗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棗都有其对应的官僚主义，即某些特征的过度化，因此一方面是官僚化不足，另一方面却是专业化分工过细，规章程序繁琐僵化，唯命是从，两种情况相伴相随。

对中国行政所处阶段的基本判断是认识西方行政改革，尤其是如何看待现代官僚制的根本前提，中国自身的行政改革亦应始于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行政改革的频度提高，改革中借鉴西方经验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根本上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棗这一点在政治与行政领域常常为意识形态或某些理论有意无意地掩盖棗的中国社会，面临的是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理论、模式的涌入，在西方因循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清晰脉络在中国很快迷失，许多理论、模式陷入“淮桔成枳”的尴尬境地。因此理论上远为重要的恰恰不是西方最新成果棗经验抑或教训棗的引进，而是对自身传统与现状的深层体认。

组织学家沙因（Edgar Schein）指出，组织文化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造品，它们构成了物质的和社会的环境，在这一层次上，人们可以看到物理空间、群体输出的技术，书面的和口头的语言、艺术作品和组织成员公开的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新型的以管理为职能的和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行政组织形式 上具备官僚制的种种特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专业分工、等级分层、权责限制、规章管理和评估机制构成的系统在制度与规章上越益走上正轨。然而组织文化的第三层面棗基本的潜在假设为传统因素在依据现代要求构筑的行政组织中仍然发挥功能给出了合理解释。基本的潜在假设指的是一些原则被反复用于解决问题后，就会变得理所当然，人们逐渐相信事情本来就是如此办的[16]。基本的潜在假设与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现代性的表层结构与暗含传统性的潜层结构并存，构成了中国行政组织的二元性特征，由此可见，公开宣称的行政原则同实际运作所遵循的准则是有差异的。传统因素仍将以其惯性和人员思维上的定势在现代性的组织形式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新的现代性的组织原则虽然已经建立，但短时间内无法真正成为组织运转的轴心，行政组织实际运作往往是新旧体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官僚制在中国古已有之，适应于传统社会的官僚制最大的特征是全社会成员锁定在专制主义的严密等级中。这种与其称官僚制不如说是官僚政治的体制与现代官僚制精神相去甚远，韦伯把它叫做“世袭（Patrimonialism，或译为家产）官僚制”。这种官僚制的特点在于：

一、延续性，延续期间的悠久，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

二、包容性，它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其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三是贯彻性，世袭官僚制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锢在其设定的樊笼中。[17]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从理论上讲是现代性的，因而它本质上否定世袭官僚制的延存，但在特定国家，社会主义总与一国传统相结合，这样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传统的惯性构成现代组织的潜层结构，另一方面，“只有通过中央科层组织的巨大扩张，才能建立满足社会需要的计划生产体制，（因而）社会过程置于自觉的集体体制之下的努力所带来的意外结果是：将其自身重又置于一个更强有力的层阶体制的支配之下，因为这种层阶体制比以往更为统一。”[18]

计划经济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传统的官僚体制，从而导致了“官僚制同构”的严重后果，作为与权力统治最亲近的组织形式，官僚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组织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政府、政党、企业、学校、宗教组织、群众团体、学术机构„„）棗渗透，官僚制几乎没有它不可涉足的领域，在组织管理方式上本应多元并存的格局被一元所破坏。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助于官僚制同构现象的逐渐解体，但是传统型的官僚体制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社会资源、财产和意识形态，它在社会中特别是在城镇社会中仍占有绝对优势。

传统型官僚制的历史存在造就了相应的组织文化，对照现代官僚制精神，中国行政组织的内在文化缺陷无法回避：

（一）理性精神的阙如。现代官僚制以理性，即目的合乎理性或价值合乎理性为取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19]，“整个统治的官僚体制化大大促进向着理性的‘求实性’、向着‘职业化’和‘专家化’发展，（因此）官僚体制的统治结构服务于生活方式的‘理性主义’的传播。”[20]现代官僚制是西方理性传统与现代化大生产结合的产物，它以规则的可预测性，即“对种种‘客观’的目的的理性的权衡”克服“自由的随意专断和恩宠，怀有个人动机的施惠和评价”[21]。中国社会并不缺理性，但缺少理性精神的普照之光，弥漫于行政组织中的是世俗取向的理性主义，即“实践政治的理性主义”[22]：通过个人内心信仰和道德体系的建立维系人与人的关系进而维系社会既定秩序，以此获取固定的俸禄、收费以及其他“合理”利益。这种理性由于缺乏求知欲和追求精确方法的动因与张力，无法超越人的主观性因素，因而极易坠入人伦等级的泥潭。理性思维受制于权力等级与道德信仰体系所显现出的不成熟，严重阻碍着行政组织的效率化、自觉化和科学化。[23]

（二）家长制的余风犹在。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型是“家国同构”：人们很自然地将家族制度上升为社会制度，将家族伦理上升为社会伦理，并以血缘关系的思路来建立和处理人际关系，家族中的伦理或角色关系会类化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形成“泛家族化历程”[24]。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是所有官僚制的要求，但现代官僚制的服从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即“并非服从他个人，而是服从那些非个人的制度，因此仅仅在由制度赋予他的，有合理界限的事务管辖范围之内，有义务服从他。”[25] 世袭官僚制中的服从，是一种笼罩在权力控制之下的忠敬关系，无法排除主观的、情绪的、人格的因素对客观目的的干扰。受这种传统影响的现实行政，职责的明确划分限制不了行政行为的超权限实施。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基础的行政违规行为比比皆是，亦无人深究。

（三）法治理念的艰难植入。现代官僚制中的一切人员都要依法办事，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行事，不能违反法律恣意妄为。而理性传统的欠缺影响规则、制度的权威，家长制的余风极易拥抱人治。从以法治国的法治理念载入宪法到有法必依成为行政主体的自觉行动，中间的过程十分漫长。严峻的事实是，与其他立法工作相比，中国行政法律法规的制定明显滞后：法规体系薄弱、程序性法规匮乏，行政行为有法可依尚且得不到保障，惶论有法必依。另一方面，中国官民有别的思想常常致使行政行为偏离法治轨道，因此健全法律体系、普及法治精神以及与人治进行现实的面对面的斗争将伴随现代化的整个进程。

（四）现代契约观念的淡漠。契约是法律的延伸[26]。法治理念的薄弱与现代契约精神的淡漠互为映照。现代官僚制下的公务人员与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是自由的契约关系，正因为他们有个人的自由，才仅仅由于非个人的公务的义务服从于拥有权力的人或组织。世袭官僚制不承认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的可选择性，官僚们在成为恭顺的仆从时已把个人的一切选择权统统交到了他的上司，即“主子”的手里。中国行政组织中广泛存在的是隐形契约棗非正式的理解和约定俗成[27]，隐形契约强调的是人与人，而非人与规则的关系，它在取得个人的、局部的、即时的效率时却消解了行政组织的整体效率，同时也抽取了行政组织作为公共性存在的依据。

行政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僚制：建构与超越

公务员制度是典型的现代官僚制。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与其他若干相关单项法规的颁布为标志，我国向行政官僚化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目前，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运作层面都还存在严重问题：公务员范围界定不甚合理、职位分类不规范、考试录用机制不畅、考核缺乏有效方法、运作中充斥形式主义，等等。因此有必要从现代官僚制的三个层面出发建构一个符合理想型诸特征的官僚体系以完善中国的行政管理。

（一）组织结构层面。首先要论证公共行政的哪些领域、哪些部分适宜于采用官僚制的结构模式；其次在采用官僚制的部门，结合职能转变及职能界定完善职位分类制度，使管理的层级与幅度能在规章中清晰反映出来（这一点不等于不可以随内外环境的变动而修改）；第三在较为稳定的职位分类制度基础上制定细致的岗位职责规范，明确公务员在特定岗位上的职责、权力与义务。组织结构层面的最大问题是把官僚制与僵化、死板等同起来，公共行政领域的官僚化同样需要采用灵活的体系棗迅速变动的内外环境的需要，当然这种灵活性要以尊重规则 与制度为前提，否则官僚化不足阶段，灵活性会给管理中的非人格因素提供可乘之机。

（二）管理方式层面可分为两个方向：对内管理，考试、录用、考核、职位升降、工资、培训、任免、奖惩、退休、退职、监督都要依据规范和程序进行，剔除人为因素的干扰，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的模糊性。当然首先有一个管理的法规、程序建立与完善的迫切问题，其次才是照章执行；对外管理同样要强调依法的重要性。只有在尊重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才能进入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层面，否则现代行政诸目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三）组织文化层面。与上述两层面相比，组织文化的改造是最为关键与艰难的，由此也可以推断我国的公共行政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从目前来看，行政现代化的路径较为清晰：其一随着市场经济，尤其是各项产权制度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理性精神、尊重契约、法律的契约精神以及成就取向的价值观，必将经由启蒙深入人们的观念；其二教育是以现代精神改造传统性的助动机，随着教育力度的加大，现代精神的传播会有加速之势。市场经济与教育是现代精神导入与普及的两翼，行政文化的更新必将得益于此，改革开放二十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在这一层面，结合当前的机构改革，有一些措施可以加速更新的进程：

1、把机构改革与人员的置换结合起来，逐步淘汰观念陈旧、思维僵化的公务人员，引进接受过良好教育，素质较高的人员，借助人员素质的提高促进组织文化的现代化，同时也树立起知识、专业的权威。

2、把机构改革与常规性培训结合起来。长期的、固定的公务人员培训有助于行政文化的整体提升。现代性观念与适合国情的经验总结通过培训能够潜移默化地固化为公务人员的价值取向与行动指针。当然对行政文化更新起促进作用的培训强调科学性与系统性，在实践中应与政治学习、意识形态的灌输严格区分，公务员培训宜交由独立的中介机构或相关的研究机构进行。

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组织文化是建构现代官僚制的粗略轮廓，但建构的同时亦应有超越的眼光。就工具层面的官僚制而言，其局限性是明显的，毕竟以完善官僚制为标志的行政现代化仅仅是社会总体现代化的一部分，无论在行政体系内部，还是在与政治相联系的体系外部，技术上最为合理的官僚体制并没有为它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无所不在提供任何理由，“官僚体制统治的顶峰不可避免地有一种至少是不纯粹官僚体制的因素。”[28]当把官僚制的完善作为现代化的关键向度时，即使作为理想型仍本质具备的“铁的牢笼”的性质亦不可忽视。因而本文反思西方行政改革与梳理中国官僚制传统的过程始终服务于以下目的： 1．判别中国行政所处的基本阶段棗官僚化不足；

2．官僚化不足阶段仍需意识到官僚制有其适用范围；

3．在合理的适用范围内完善官僚制以实现行政现代化。

注 释：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8页。

[2]Jay M.Shafritz, Albert C.Hyde: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nd, The Dorsey Press, Chicago, 1987, p.325.[3]朱国云：《组织理论：历史与流派》，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253页。

[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309页。

[5]Jay M.Shafritz, J．Steven Ott: Classics of Organization Theory, Wadsworth, Inc., Beimout, California, 1992.pp.81-86.[6]同[1]，第247页。[7]同[1]，第250页。[8]同[4]，第297页。

[9][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棗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9-11页。

[10][英]戴维·比瑟姆：《科层制》，郑乐平译，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46页。

[11]张尚仁：《当代行政改革趋势析论》，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第8页。

[12][美]唐·泰普思科：《泰普思科预言》，卓秀娟等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13][14][15]同[11]，第7-8页。[16]同[3],第349-354页。[17]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39页。

[18]同[10]，第60页。[19]同[1]，第242页。[20]同[4]，第320页。[21]同[4]，第301页。

[22][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62页。[23]唐逸：《中国的理性思维》，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第111页。[24]杨国枢：《家族化历程、泛家族主义及组织管理》，载《海峡两岸组织文化暨人力资源管理研讨会宣读论文》，1995年。[25]同[1]，第243页。

[26]李仁玉、刘凯湘：《契约观念与秩序创新棗市场运行的法理、文化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27]Weitzman, Martin and Xu, Chenggang: “Chinese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a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 1994.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8, p.121.[28]同[1]，第247页。

第五篇：中国离婚率高的七大原因

中国离婚率高的七大原因

事业成功的男人，不一定会有成功的婚姻。而有自己远大理想和辉煌事业的女性，婚姻绝大多数也都不会太美满。

随着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也随着国民受教育面的扩大和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绝大多数家庭都过上了相对丰衣足食和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就在我们生活水平日益富足的背后，却出现了愈来愈多夫妻关系不和谐、家庭内部不和睦的现象，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劳燕分飞现象，值得社会学家和全社会的深思。

目前，我国出现离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其基本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七个主要原因：

一、女权思想泛滥，已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代女性的行为准则。新中国建立六十年来对妇女传统观念教育的松绑，“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鼓励，让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传统观念到行为准则都有了根本性地改变，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征越来越不明显。当家作主的冲动让她们无论是在职场或是家庭都想事事争先，处处恐后。而深受传统观念压抑束缚的女性一旦得到彻底解放，其爆发力绝对不可轻视。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给她们带来了同工同酬的平等薪酬制度，这让更多的女性挺起了腰杆，精神和物质上都不再依靠老公生活。因此，没有了传统观念束缚又有了可以养活自己的经济能力，女性自然是不再需要对男人言听计从。

二、传统观念淡化，也让更多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女性已经不再心甘情愿成为男人的附庸，这是受过现代教育女性的共同之处，现代教育完全摒弃了女性的“三从四德”，而更多的是要求女性“自尊、自强、自立”，因此，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从幼儿园开始直到大学校园，女孩成为班里或年级里学生领袖的比例远远高于男生，女孩的参与意识和想统治世界的欲望很强，很多女孩不但就此学会了驾驭男孩，而且还习惯了对男孩发号施令，强悍之势形成了阴盛阳衰的现象。同时，传统家庭观念教育的淡化，父母也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系统教育孩子廉仪礼耻和谦和礼让，这就也让小俩口婚后短期内很难形成家庭的核心，男孩在家庭中地位的日益低下，更使其难以形成完整的和强烈的家庭及社会责任，而严重退化的家庭责任感往往也是造成高离婚的导火索之一。

三、家教模式转变，很多家庭从小就把女孩往“女强人”方向培养。追溯目前普遍存在的“阴盛阳衰”现象，或是通俗的说是“妻管严”现象，我们在当笑话讲过以后不难发现，这其实是我们目前的教育模式出现了偏差，起到了很大地推波助澜作用。

现在，我们很多男孩家庭通常怕孩子在外面闯祸或者学坏，经常教育孩子要听老师和长辈的话，要遵守社会秩序，要有礼貌，不得在外面打人骂人等等的规矩教育；而有些女孩家庭则怕自己的孩子在外面被人欺负，通常都是对孩子进行强悍教育，让她学会不畏强暴，让她敢于和男孩争强好胜，结果，造成了现在很多女孩的性格出现男性化的现象。与此同时，孩子在家庭中经常看到的是母亲欺负父亲，而父亲老是一副委屈求全的窝囊形象，这种潜移默化教育更加深了让男孩的越发胆小而让女孩的更加强悍。

要知道，绝大多数的男人都是喜欢温柔宛约、温恭贤淑、善解人意的女孩，绝对厌恶那些“母老虎”式的、在家里绝对强势的老婆，因此，男人在家里得不到的温柔就有可能会演变成在外面养情人，想得到心理上的平衡也就难以杜绝了，这也是导致高离婚率的深层次问题之一。

四、家务能力下降，让越来越多的男性体会不到家庭的温馨。独生子女政策的最大弊端就是让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越来越低下，男孩女孩不会做家务的大有人在。俗话说“要想留住对方的心，必先留住对方的胃”，如果你能

做得一手好菜，老公每天按时回家吃你做的饭菜，这个家庭的幸福指数肯定比较高，在外应酬或出轨的机率相对降低，离婚率自然也就比较低了。同样，收拾房间、拆洗衣被、教育孩子也是可以夫妻配合的，家庭是俩个人的，家务也应双方承担，而如果在这个家庭中女孩一点家务都不做，或者是结婚了也不想学着做，那么，等到婚姻的新鲜感一过或男方感到了身心疲惫，这个家庭潜伏着的危机也就可能爆发出来。

女人不做家务就会降低对家庭的责任，多余的精力就会放在其它地方，而如果这种地方是会伤害到家庭的，那这个男人就绝对是自己多承担了家务还得到了老婆给的“绿帽子”，在这种情况下不离婚才怪呢！

五、社交活动增加，在充分尊重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的同时，也给了男女社会交往中相当的自由权。要知道在当今依然是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女性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达到自己事业的辉煌，往往付出的代价比男性要多，更需要得到男性的认可。虽说有人戏言“酒后失身，何必当真”，可一旦真的失身了就没有不当真的。要维持一个家庭不容易，而要拆散一个家庭往往也就几句话或是做错一件事。分析目前离婚案件，绝大部分都是出自一方感情不忠，出轨和红杏出墙的多发难控，更对现在的家庭增添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

很多离了婚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自己过于计较了对方的某些问题。比如老婆因为老公在外面风流快活而提出了离婚，结果再婚的道路走得相当艰难。

我们可以看到，事业成功的男人，不一定会有成功的婚姻。而有自己远大理想和辉煌事业的女性，婚姻绝大多数都会太美满，这种现象值得深思。或者可以说是因为男人喜欢比自己弱小的女性，这可以显出男人养家活口的能力，会让男人在家庭中有稳固的地位。反之，就会破坏这种平衡关系，造成夫妻失和。

六、追求个性张扬，生活环境的不断宽松，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生活理念的不断更新，都让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成员有了追求自己个性生活方式的选择。只要早晨一出家门，总会让对方提心吊胆你对诱惑的抵抗能力，总让人感觉到充满诱惑的世界里的所有一切，随时随地都可能会给家庭带来致命伤害。

七、丈母娘的横加干涉。有相当部分家庭夫妻劳燕分飞的原因来自丈母娘对女婿的不满意，现在，有一些丈母娘对女儿嫁人的期望值很高，把自己后半辈子的幸福全部押在女儿嫁人上，进而对女婿的准入设立了很高的门槛。有的是嫌没有辉煌的事业，有的是嫌家境门不当户不对，有的是嫌女婿无法满足女儿或者说是自己的物质需要，还有的是觉得女儿嫁给这样的女婿枉费了父母的呕心沥血，因此，恋爱时会反对，结婚后仍然反对，而有的女孩如果听命于母亲的强势主导，就会顶不住精神上的压力，同样，如果有的女婿感到丈母娘严重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或者厌倦了丈母娘的冷嘲热讽和白眼相加，自然会造成离婚收场。

要逃避这个现实和充满诱惑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关键还得从小抓起，从教育抓起，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东西不是腐朽的，给女孩子适当增加“三从四德”和学习一些《女儿经》内容也不一定就是让女孩回到厨房，让女孩从小受到坚守妇道的教育也不一定是坏事。在这个世界，男孩需要遵守一定的规矩，需要肩负起承前启后的重大责任，因此应加强其社会责任感的教育；而女孩子同样也应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多加强女性温柔宛约的培养，让女孩回归到她们的自然美岂不皆大欢喜？这个社会是有分工的，男主外，女主内，这对平衡社会分工绝对会有好处，尤其是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和谐稳定的传统观念，我们还是应该大力宣传和名正言顺传承的。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虽说结婚和离婚都受法律保护，合则聚不合则散，结婚离婚同样自由。结婚时理由只有一条，而离婚时的理由可以有成千上万条，不管怎么说，离婚毕竟是表明了两人的婚姻走到了终点走到了尽头，过高的离婚率毕竟一来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二来也不利于家庭和谐关系的维护，三来也会困扰整个社会的和谐，四来也会动摇我们社会稳定的根基，当然，更会让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熏陶和道德礼教的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和

影响。

因此，中国有着自己的国情，有着自己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传统理念，有着让大家普遍接受的传统观念，因此，我认为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教育民众，让男人更阳刚一些，让女人更温柔宛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