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论文文献综述

第一篇：刑法论文文献综述

一、有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现行仲裁法中的“其它财产权益纠纷”的规定应当更加明确化。谭兵在《中国仲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书中认为：调整中国现行仲裁范围的主要思路是明确、统一、扩大和规范。对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应有更加明确的解释。其认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解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首先，“财产权益争议”一词，是指交付仲裁的事项应是与财产有关的事项，与财产无关的争议则不可以仲裁。其次，对“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中的“财产权益”的范围，存在着界定不清的情况。为有利于仲裁实践，建议在修改仲裁法前，司法机关及时对“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作出统一的司法解释。

二、现行的仲裁实践中所通用的有关“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界定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仲裁制度本身的发展。许多的学者建议将更多的民事纠纷纳入到仲裁中来。

乔欣、李莉在《争议可仲裁性研究》一文中提到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具有可仲裁性。认为争议的可仲裁性不因破产而改变，仲裁协议仍可执行，裁决所确定的权益可作为破产财产或破产债权向法院申报。同时还认为应将因侵权行为产生的争议纳入到仲裁。其认为：民事权利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侵权行为也是一个开放型的概念。由侵权行为而产生的争议，当事人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争议不涉及财产权益，但涉及的权利内容是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或可以和解的，这样的争议应具有可仲裁性。

同时，很多学者建议将知识产权中的更多纠纷纳入到仲裁中来。郑书前、宋新宇在《论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之可仲裁性》一文中谈到：目前我国有关法律只规定了“著作权合同纠纷”可以申请仲裁。但对于其他的知识产权纠纷如专利权、商标权有关的纠纷并未规定其可以提请仲裁。仲裁方式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方面和其他方式相比有其独到的优势。如果不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会造成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本增加、资源浪费。其认为：长远的考虑是在对《仲裁法》进行修改时扩充仲裁的受案范围，明确规定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一部分事项可以仲裁；鉴于《仲裁法》的修改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以及立法者对修改时机会合理把握，目前可先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任命法院在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不得将裁决事项时知识产权纠纷作为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情形而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该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仲裁裁决，应当执行该裁决结果，这是可采取的权宜之计。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家对于民商事案件可仲裁性的态度将变的更为开放，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被仲裁机制所扩充容纳，承认其具有可仲裁性将在我们的意料之中。马明虎在《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一文中谈到，承认更多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符合世界仲裁立法的发展趋势。其认为：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显然知识产权与财产权有一定的差异，而从担保法权利质押的规定来看，我国担保法将知识产权视为“动产”，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应当属于“其他财产纠纷”。更重要的是，我国仲裁立法已朝国际仲裁制度迈出了很大一步，这为承认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创立了必要的条件。

孙东东、吴正鑫在《关于我国建立医事纠纷仲裁制度的研讨》提出建立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设想。认为除少数重大医疗责任事故外，绝大多数医疗纠纷均为民事纠纷，且纠纷的最终解决也都落实到经济补偿上，因此解决此类纠纷宜采用半官方的公断方式，但由于医疗纠纷仲裁所调整的纠纷涉及医学专业技术以及纠纷双方的不对等性，使得医事纠纷不仅具有一般经济合同纠纷仲裁的特征，如：程序简便、灵活、快捷、或裁或审、不公开、不排斥调解以及仲裁结局具有法律效力等，还具有其特殊性。即：（1）医疗纠纷仲裁可由纠纷双方的任何一方提出申请，无须双方当事人合意。（2）医事纠纷仲裁应作为诉讼程序前的必经程序，仲裁机构对纠纷先行调解，调节不成，做出裁决。其调解和裁决均不具有最终解决纠纷的效力，但生效后应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其还建议建立专门的医事纠纷仲裁机构来审理医事纠纷。

三、有的学者认为侵权与违约责任竞合现象的纠纷也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王金兰、王玮在《论侵权行为的可仲裁性》一文中谈到：在侵权与违约竞合的情况下，受害人享有选择请求权，既可以以侵权为由，又可以以违约为由，行使追讨损害赔偿或损失赔偿的权利。实际上，对于侵权性的违约行为和违约性的侵权行为，一般都按违约行为处理。当执行一个责任而使受害人的损害赔偿目的达到时，受害人的另一请求权应归于消灭，加害人的责任即可解除。如在执行违约赔偿责任后，权利人的损失已经得到弥补，就不再要求违约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无论是合同之债，还是侵权之债，都是民商事法律调整的范畴，该债权的纠纷都属于私法上而不是公法上的纠纷，此为以仲裁来解决该纠纷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性；此外，在侵权和违约竞合的情况下，如何说明选择违约，再将其归结于也属违约的性质，以违约提起损失赔偿，再技巧上也会更恰当、稳妥。

四、宋连斌和黄进教授在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建议修改稿）中提出将仲裁的管辖的受案范围规定为“当事人有权和解的任何财产性纠纷”。有的学者比较推崇我国台湾地区“仲裁法”的规定，即“有关现在或将来之争议，当事人得订立仲裁协议，约定由仲裁人一人或单数之数人成立仲裁庭之”，同时增订第二款规定“前项争议，以依法得和解者为限”。也有学者推崇德国的立法思路，那就是“一切包含经济利益的争议都可以成为仲裁的标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可直接将“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改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纠纷”。陈立峰、王海量在《论我国仲裁法的管辖范围》一文中谈到：扩大仲裁受案范围关键是看这种立法技术是否符合国内仲裁实践和国际仲裁发展趋势的要求。在确定仲裁管辖范围时需要明确的几点是：首先，应当符合《联合国仲裁示范法》的内容；其次，仲裁法管辖范围的规定肯定要统辖国内各个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最后，应明确仲裁主体的适用范围。

综上，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仲裁受案范围应当扩大，相关法律应当更加明确化。但就具体如何扩大仲裁的受案范围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产生分歧的关键点在于我国仲裁法第二条规定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许多学者建议将知识产权中的专利权和商标权纳入仲裁；还有学者认为医事纠纷也应纳入仲裁；甚至有学者认为侵权与违约责任竞合现象的纠纷也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

第二篇：刑法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中所剩的可以支持双方论点的范畴已经寥寥无几了，我们的研究已经“走火入魔”了。这里我并不否定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刑法研究中，在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首先需要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那么，为什么必然说和必然偶然说都能从马克思哲学中找到所谓的根据而争论不已呢?这主要是对其中的必然、偶然、原因、结果诸范畴的不同理解，结果是双方各执一端。拿哲学上的论据来支持其观点，实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可双方为什么又能自圆其说呢?偷换概念是双方共同的弊端。故在用必然和偶然、原因和结果研究刑法因果关系时，前苏联已有学者指出：“人的活动和它造成的结果，彼此间是处于必然联系还是偶然联系，对于刑法毫无意义。”

www.xiexiebang.com【xiexiebang.com范文网】

以上分析仅是涉及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必然说和必然偶然说的内部之争，那么，因果关系是否仅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客观方面的一个要素?实际上，必然说还是必然偶然说法是建立在其为客观方面上的一个要素展开讨论的，即我国学者提出的刑法因果关系客观性问题。我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无非是指，刑事案件发生了，犯罪行为与结果以及行为人对行为与结果的认识这些客观事实，不以我们的主观认识存在与否，都实际存在着。而这些参在的客观事实，包括行为人行为时的行为状态事实，与由这种心里状态支配的行为与结果的关系的事实。这样因果关系既是客观方面的一个要素，又是行为人主观方面所具有的认识因素。而必然说、必然偶然说之争从这个角度看仅是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理论的客观方面的争论，把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等同于客观方面的片面认识。而我们在研究因果关系时，应同时注意主观方面的因素，即从主客观相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往我们的研究，忽视了对行为人主观方面因果关系认识的研究，按照以往研究的逻辑，客观方面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确定之后，进一步查清主观方面行为人的认识则是很容易的事，殊不知，某些案件在客观方面的条件关系查清后，其主观认识也具有重大意义。而我们的必然说、必然偶然说之争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由因推果的思维倾向，最后导致因果关系判断的“毕其功于一役”。

二、英美法系的双层次原因学说

在英美国家中，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同作为民事侵权行为责任条件之一的因果关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即把原因分为两层：第一层是“事实原因”，第二层次是“法律原因”。“事实原因”类似于大陆法系条件说圈定的原因，由“But for”公式判断，意指如果没有被告的行为，就不会发生这一危害结果，则行为是结果发生的原因。但事实原因并非最终都能被认定为刑法原因，还需要运用一定的标准进行限制筛选，找出其中应当让行为人对结果负责的行为，这就是所谓“法律原因”。不难发现，“法律原因”理论同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宗旨想同，都是为了限定刑法上因果关系范围。然而对于如何选择法律原因，“近因说、“普通观念说”、“政策说”、“预见说”等各执己见，表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我认为，“近因”所谓的最近，不必是时间或空间上的最近，而是一种因果关系的最近，其实质要求也就在于危害行为对于危害结果所起的作用不能过分微弱，应当是足以令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本来因果关系问题应当是在责任之前考虑的问题，近因说却把确定因果关系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而要回答为什么可以让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时，又必然以因果关系的参在为前提，完全倒果为因。预见说的缺陷是考察因果关系以行为人主观上对所发生的结果是否有认识或能认识来决定，正如有人批评《模范刑法典》因果关系条款是“因果关系和主观责任循环论证”。而在判案实践中，由于实用主义的影响，其具体判断标准极富灵活性，随着案情涉及的环境、当事人的特定状况、时代背景不同和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异，法官可能会对相同的事实得出不同的结论。以致有的人对于刑法中是否存在一个能够用来解决所有因果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都产生了怀疑。

刑法因果关系历来是刑法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新论迭出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的研究当中，历史上就有偶然因果关系说与必然因果关系说之争，现在又有高概率之说、条件说、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区分说之论，这些观点的出现，表明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正在深化，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开阔了视野，但同时又给了我们一种不是隔靴搔痒——抓不到实处，就是只提出问题却没有说明如何解决问题的浅尝辙止的感觉，刑法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和解释学，其立论的出发点应该是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刑法学的重要课题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从我国目前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来看，情况似乎并不如此。

第三篇：刑法学年论文-论文精品

刑法学年论文：现行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发布时间：2013年10月21日

犯罪概念一直是我国刑法学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因为整个刑法学理论以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为研究对象,整个刑事司法活动也以认定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为主要任务。但从我国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来看,一直将犯罪的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否定现行刑法中有关犯罪概念规定之倾向,主张“犯罪有实质与形式两层意义:在立法政策的意义上,犯罪是指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司法准则的意义上,犯罪是指刑法规定为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情况果真如此吗? 以下,笔者试对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问题进行探讨。

一、犯罪概念的几种形式

通常认为,犯罪概念大致可以分为形式概念、实质概念与混合概念三类。

1.犯罪的形式概念犯罪的形式概念把犯罪定义为违反刑事法律并且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多为资本主义国家刑法典定义犯罪的概念所使用。它仅从犯罪的法律特征上给犯罪下定义,而不揭示法律何以将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其具体表述上又有以下几种:(1)认为犯罪就是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如德国刑法学家宾丁认为,犯罪即违反刑事制裁法律的行为。(2)认为犯罪是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如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1条之规定,法国刑法在世界刑法史上开创了在刑法典中规定犯罪概念的先河。(3)进一步以犯罪成立的条件来概括犯罪的概念。(4)结合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把犯罪表述为能够引起刑事诉讼程序的违法行为。

这种概念见之于英美刑法理论,如格兰威尔.威廉在其《刑法教科书》中确定的犯罪的概念,但是,仅仅从犯罪的法律表现形式上而没有揭示犯罪的社会政治本质来给犯罪下定义,掩盖了资产阶级刑法镇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阶级实质,这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是有一定的欺骗性。

2.犯罪的实质概念犯罪的实质概念,不强调犯罪的法律特征,而试图揭示犯罪现象的本质所在。社会主义国家将社会危害性引入到了犯罪概念中,规定的是实质的犯罪概念。如1960年《苏俄刑法典》第7条之规定,这种纯粹的实质概念是与当时前苏联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的,现已被社会主义各国所抛弃。但是不可否认,实质犯罪概念的引入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第一,可以限制刑事立法权。刑法以剥夺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为制裁手段,立法上必须严谨而科学。第二,是实现刑事司法个案正义的需要。法律的普遍正义固然应当维护,但是刑事司法的个案正义也是重要的,对于那些具备刑事违法性但不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就不必处罚。3.犯罪的混合概念混合犯罪概念是将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合二为一,既指出犯罪的法律特征又指出犯罪的本质特征。即回答了“什么是犯罪”的问题,又回答了“为什么它是犯罪”的问题,所以比单独的形式概念或实质概念都有优点。如苏联解体以后, 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4条规定了如下的犯罪概念:“本法典以刑罚相威胁所禁止的有罪过地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被认为是犯罪。”“行为(不作为)虽然形式上含有本法典规定的某一行为的要件,但由于情节轻微而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即未对个人、社会或国家造成损害或构成威胁的,不是犯罪。”这一定义,既阐明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本质,又限定了犯罪的法律界限,对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中犯罪定义的确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中的犯罪概念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很明显,这是一个混合的犯罪概念,是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犯罪定义。大多数学者均认为这个规定明确将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体现了犯罪的鲜明阶级性;它以概括的方法,揭示了各类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明确了主要打击对象;它明确规定只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违反刑法,应受刑罚惩罚程度才是犯罪,从而把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的实质特征,与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处罚性这一法律特征结合起来,因此,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概念,在其科学性上,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无法比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中,这个规定也是最完善的。当然也有人认为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应该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中分别采纳,统一在一起存在逻辑上和操作上的欠缺。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概念是一个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科学的概念。

1.从我国刑法犯罪论的体系来看,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是统一的,即犯罪的形式概念之中必然包含有实质判断的内容。大家知道,我国所说的刑事违法性和国外所说的违法性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国,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唯一基础,换句话说,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就意味着该行为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就构成犯罪。这和国外将犯罪的判断分为三个阶段即符合构成要件、违法和有责任的情况不一样。在国外,通说认为,符合构成要件仅指行为在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即便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也是符合构成要件的,只是在违法性的阶段上,属于具备排除违法性的事由,所以,不将它们看作为犯罪而已,也就是说,在国外,犯罪的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是完全分开的。但是,在我国,由于独特的犯罪构成体系,犯罪的实质判断和形式判断是合为一体的。一般认为,这是我国的犯罪构成论和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论的最大区别之所在。因此,在我国,说某一行为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刑事违法性,就表明,该行为不仅在形式上合乎该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且在实质上也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换句话说,说某一行为符合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必然是经过了该行为是具有

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因此,那种将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割裂开来,认为犯罪的形式概念中不考虑犯罪的实质性内容的见解,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之下,是否妥当,值得考虑。

2.从国外有关犯罪构成的理论发展情况来看,将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来的分析方法也正在受到挑战。如在日本的刑法理论中,近年来出现了排除从中性的、无价值的立场出发来分析构成要件,而从合目的的、实质的角度出发来判断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倾向。如,盗窃一盆花的行为或者盗窃他人一个苹果的行为,在过去的观点看来,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只是在违法性的分析阶段上,考虑到一朵花或一个苹果的价值大小,没有用刑罚来进行处罚的必要,所以,认定这种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刑法上的违法行为,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而是在客观上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具有侵害或威胁,并且达到应当用刑罚进行惩罚程度的行为。也就是说,考量某一行为是否是刑法上所说的违法行为,本身就已经包含有价值判断。因此,在现在看来,一盆花或一个苹果,本身就不是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中所保护的对象,即在构成要件符合性的阶段就被排除在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之外,当然就没有必要对盗窃该种物品的行为进行违法性的判断了。之所以这么考虑,是因为它更符合犯罪是用刑罚这种最为严厉的制裁来惩罚的行为,而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的观念;而且这样考虑也更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盗窃价值微小的财物的行为,一开始就不应该进入到刑法评价的视野之内。在这种思考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过去在违法性的阶段来进行价值判断的内容,现在提到了构成要件的符合性的内容中来了;过去认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的判断是中性、客观、无价值的,仅仅是从形式上进行判断,但是,按照现在的看法,某种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的形式判断中,本身就包含有价值判断在内。在这种变化之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有关犯罪的形式判断(形式概念)和实质判断(实质概念)不能分开,二者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形式概念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结论或判断,但是,这个结论的得出,本身就经历了实质性的判断在内,而这种实质性的判断的内容,就体现为犯罪的实质概念。

3.现代社会思维方式的转变,证明了有关犯罪的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是不可分割的结合在一起的。形式概念表面看来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的得出本身就经历了实质性的判断,其内容就体现为犯罪的实质概念。有的学者提出应该把犯罪概念分为“应当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和“法律已经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即立法概念和司法概念,立法概念主要是为决策服务的,而司法概念要求的则更多的是为实践服务的。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是否科学值得商榷。因为: 第一、立法与司法本身就是紧密联系的,立法是司法的前提和基础,司法是立法的体现和促进,对于同一部门的犯罪概念加以如此细致的划分似乎无此必要,似乎立法阶段的犯罪到了司法过程就不是犯罪了,这本身也是违反罪刑法定主义要求的。第二、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反映,在一定范围内应该具有统一的意义和适用价值,否则将造成理解的障碍和联系的停滞。第三、这里的立法概念其实就是犯罪学领域的犯罪概念,而司法概念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刑法犯罪概念,应该把不同学科与同一部门的层次分清楚。

4.从司法实践来看,也是采用了经过实质分析之后,得出是不是违反刑法分则中具体条文的规定的行为的形式上的结论的。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一个案件的认定,首先是看有没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然后查是什么行为侵犯了合法权益,造成了何种具体结果;再查什么人实施了行为;再查行为人在实施行为的时候,是不是具有罪过。经过上述带有实质性意义的判断之后,才会得出行为人的行为是不是刑法规定的犯罪的形式上的结论。

5.从罪刑法定原则看, 现行犯罪概念充分、彻底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刑罚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犯罪的形式概念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求刑权、量刑权与行刑权的制约;犯罪的实质概念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制刑权的制约。

6.我国就刑法规定的犯罪概念

是对犯罪的内涵和外延的科学概括,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这一定义科学地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政治属性和法律特征,指出犯罪是严重破坏刑法所保护 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时该定义又明确指出犯罪必须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法律没有规定其为犯罪,或者没有规定对这种行为的刑罚处罚,那么也不能认定为犯罪。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揭示了犯罪的法律特征,这一规定是现代法治国家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必然反映。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我国现行刑法第13条的规定,可作以下理解:首先,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是犯罪,这是有关犯罪的形式定义;其次,在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是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的时候,应从该行为的情节是否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等实质方面来进行判断。换句话说,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的总则性规定,一方面是有关犯罪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是有关犯罪认定的指导性规定,它意味着在判断某一行为是不是符合刑法分则的某一条文的规定的时候,不能仅从形式上观察,必须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实质方面来考量。

第四篇：刑法论文题目参考

刑法方向论文选题

一、刑法总论

1.试论刑法的调整对象 2.刑法立法解释探讨 3.刑法司法解释研究

4.刑法基本原则若干问题研究 5.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蕴含 6.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7.刑法适用平等原则探究

8.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 9.论罪刑相适应原则与刑罚个别化 10.试论犯罪的本质

11.犯罪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12.论犯罪的基本特征

13.试论刑法空间效力的几个问题

14.试论我国大陆与港澳台刑事管辖权的冲突与其解决 15.关于刑法中的行为研究 16.论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17.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 18.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19.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研究 20.试析刑法中的危害结果 21.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22.试论犯罪客体的概念和特征 23.关于犯罪对象的若干问题研究 24.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研究

25.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犯罪适用问题研究 26.试论刑事责任能力 27.论醉酒犯罪与刑事责任 28.关于单位犯罪的概念研究 29.试论单位犯罪的主体 30.论单位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31.试论故意犯罪

32.故意犯罪的认识内容研究 33.试论故意犯罪中的意志因素

34.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划分标准 35.论过失犯罪

36.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比较研究 37.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之比较 38.论违法性认识在犯罪故意中的地位 39.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研究 40.试论刑法中的认识错误

41.试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 42.试论事实上的认识错误

43.试论严格责任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 44.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45.关于犯罪构成的若干问题研究 46.论正当防卫中的几个问题

47.试论防卫过当的界限及其罪过形式 48.特殊防卫问题研究

49.论紧急避险中的若干问题 50.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比较研究 51.试论犯罪预备

52.论犯罪未遂中的几个问题 53.论犯罪的着手 54.犯罪中止研究

55.论犯罪既遂的判断标准 56.论共同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57.共同正犯研究 58.间接正犯研究 59.片面共犯研究

60.试论共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 61.单位共同犯罪探究

62.论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63.试论首要分子 64.帮助犯研究 65.胁从犯研究 66.教唆犯研究

67.试论一罪与数罪的划分标准 68.想象竞合犯研究 69.试论法条竞合 70.惯犯问题研究

71.关于结合犯的若干问题研究 72.牵连犯研究 73.吸收犯研究 74.试论数罪并罚

75.论缓刑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76.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77.论我国刑罚体系的修改和完善 78.论刑事责任

79.试论刑事责任的根据 80.试论刑罚权及其根据 81.刑罚的功能研究 82.刑罚的目的研究

83.论死刑存废的基本立场 84.试论死刑的演变及其走向

85.论我国刑法对死刑的限制 86.论死刑废止的条件 87.论资格刑的修改与完善 88.关于管制刑存废之我见 89.试论罚金刑 90.试论没收财产 91.量刑情节研究

92.论自首中的几个问题 93.论单位自首

94.自首制度比较研究 95.论累犯中的几个问题 96.论单位累犯

97.试论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 98.论我国刑法中的假释制度 99.假释制度比较研究 100.试论我国刑法中的追诉时效

二、刑法分论

1.论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几个问题 2.试论分裂国家罪及其立法完善 3.关于叛逃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4.关于间谍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5.试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 6.论放火罪的若干问题 7.论爆炸罪的构成特征 8.试论投放危险物质罪

9.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0.破坏交通工具罪研究 11.破坏交通设施罪探究

12.论恐怖活动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13.试论恐怖犯罪及其对策

14.劫持航空器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15.论涉枪、涉爆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16.论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 17.试论交通肇事罪的几个问题

18.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定性分析 19.关于交通肇事罪的成因及其对策研究 20.论《刑法修正案

（六）》对责任事故犯罪的立法完善 21.试论重大责任事故罪

22.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成因分析 23.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初探

24.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防范对策研究 25.试论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26.危险物品肇事罪研究

27.经济犯罪的概念研究 28.试论经济犯罪的特征 29.关于经济犯罪的范围探讨

30.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成因及其防治对策 31.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概念和特征研究 32.试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33.试论生产、销售假药罪 34.试论生产、销售劣药罪

35.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探析

36.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研究 37.走私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38.论走私罪的表现形式 39.论走私罪的若干问题 40.走私罪的成因与防范 41.试论走私武器、弹药罪 42.试论走私文物罪 43.走私淫秽物品罪研究

44.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探析 45.走私废物罪的成因与防范 46.走私废物罪的构成特征分析

47.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48.试论虚报注册资本罪

49.试论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 50.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探究 51.商业贿赂罪的成因分析 52.商业贿赂罪的防治对策研究 53.商业受贿罪研究 54.商业行贿罪探析

55.试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56.试论为亲友非法谋利罪

57.关于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58.金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研究 59.金融犯罪的分类问题研究 60.金融犯罪的成因与防范 61.伪造货币罪若干问题研究 62.试论持有、使用假币罪 63.试论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

64.关于高利转贷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65.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探究 66.试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67.证券、期货犯罪初探

68.金融诈骗罪的一般特征分析 69.金融诈骗罪中的几个问题研究 70.金融诈骗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71.试论集资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72.贷款诈骗罪的主要特征分析 73.试论信用证诈骗罪 74.试论信用卡诈骗罪 75.票据诈骗罪研究 76.有价证券诈骗罪研究 77.论保险诈骗罪的几个问题 78.保险诈骗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79.危害税收征管罪的一般特征分析 80.论偷税罪的若干问题

81.关于偷税罪的成因与对策分析 82.抗税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83.论抗税罪的司法认定 84.骗取出口退税罪研究

85.关于增值税发票犯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86.试论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构成特征 87.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立法完善研究 88.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成因与对策探析 89.试论假冒注册商标罪

90.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司法认定 91.关于假冒专利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92.试论侵犯著作权罪的主要特征 93.试论侵犯商业秘密罪 94.虚假广告罪研究 95.串通投标罪研究

96.试论合同诈骗罪的几个问题 97.合同诈骗罪的客观特征研究 98.非法经营罪的主客观特征探讨 99.试论强迫交易罪 100.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研究 101.论逃避商检罪的构成特征 102.故意杀人罪的主客观特征研究 103.故意杀人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104.故意杀人罪的实证研究 105.关于人的生命起始与终结的刑法学说研究 106.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107.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辨析 108.试论安乐死的伦理基础 109.论故意伤害罪的主要特征 110.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辨析 111.强奸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112.强奸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113.强奸罪的司法认定 114.强奸罪的反思与重构

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关于婚内强奸行为的定性研究 非法拘禁罪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非法拘禁罪的司法认定 论绑架罪的主要特征 绑架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绑架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构成特征 拐卖妇女、儿童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论诬告陷害罪的构成特征 诬告陷害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刑讯逼供罪的构成特征 刑讯逼供罪的司法认定 暴力取证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论报复陷害罪的主要特征

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之辨析 试论强迫职工劳动罪

试论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 侮辱罪若干问题研究 诽谤罪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侵犯通信自由罪

关于破坏选举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重婚罪构成特征研究 重婚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试论破坏军婚罪的几个问题

论妨害婚姻家庭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虐待罪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遗弃罪的构成特征

试论拐骗儿童罪及其司法认定 试论侵犯财产罪的客体与对象 侵犯财产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抢劫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抢劫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转化型抢劫罪研究 抢劫罪的司法认定 抢劫罪的加重情节研究 盗窃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盗窃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盗窃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盗窃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限 诈骗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诈骗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诈骗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限 论抢夺罪的构成特征 抢夺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抢夺罪的司法认定 论侵占罪的构成特征 侵占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侵占罪的司法认定

职务侵占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职务侵占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职务侵占罪的司法认定 论敲诈勒索罪的构成特征

敲诈勒索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限 扰乱公共秩序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论妨害公务罪的构成特征 妨害公务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招摇撞骗罪的构成特征 招摇撞骗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计算机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试论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试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计算机犯罪的成因与防范对策研究 网络犯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论聚众斗殴罪的构成特征 聚众斗殴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寻衅滋事罪的构成特征 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试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论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构成特征 传授犯罪方法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试论聚众淫乱罪的定罪与量刑 赌博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赌博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妨害司法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论伪证罪及其司法认定 妨害作证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刑法》第306条存废之我见 扰乱法庭秩序罪研究 试论窝藏、包庇罪

试论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论脱逃罪的若干问题 脱逃罪的司法认定 破坏监管秩序罪研究 组织越狱罪研究

试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试论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偷越国（边）境罪的主要特征探究 关于文物犯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故意损毁文物罪及其司法认定 试论倒卖文物罪及其司法认定 论危害公共卫生罪的几个问题 试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论医疗事故罪的若干问题 医疗事故罪的司法认定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研究 试论非法狩猎罪的几个问题 试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研究 试论盗伐林木罪的构成特征及其司法认定 试论滥伐林木罪的构成特征及其司法认定 毒品犯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毒品犯罪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毒品犯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试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几个问题 试论强迫他人吸毒罪

组织卖淫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组织卖淫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强迫卖淫罪的构成特征 强迫卖淫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传播性病罪

论淫秽物品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传播淫秽物品罪研究 组织淫秽表演罪研究

贪污贿赂罪的概念与共同特征研究 贪污贿赂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论贪污罪的主体范围 贪污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贪污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贪污罪的司法认定 贪污罪的定罪与量刑 论挪用公款罪的构成特征 挪用公款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认定

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260.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挪用公款罪的定罪与量刑 受贿罪的客体与对象研究 受贿罪的主体研究

受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受贿罪的司法认定 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

受贿罪的成因与防范对策研究 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论行贿罪的构成特征 行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单位受贿罪研究 单位行贿罪研究 介绍贿赂罪研究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成特征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认定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成特征 私分国有资产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认定 私分罚没财物罪研究 渎职罪主体研究

渎职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研究 滥用职权罪的构成特征探讨 滥用职权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滥用职权罪的司法认定 论玩忽职守罪的构成特征 玩忽职守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玩忽职守罪的司法认定

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研究 论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构成特征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司法认定 论徇私枉法罪的构成特征 徇私枉法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徇私枉法罪的司法认定

论私放在押人员罪的构成特征 私放在押人员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 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探究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研究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探析 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探究

试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研究

291.292.293.294.295.296.297.298.299.300.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构成特征分析 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研究 放纵走私罪若干问题研究 商检徇私舞弊罪探究 试论商检失职罪

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研究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探析 试论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研究 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探究

犯罪心理学论文选题

1、论情绪与犯罪

2、激情犯罪的特征

3、社会变革对犯罪的影响

4、试论团伙犯罪的心理与行为特点

5、论青少年犯罪低龄化的原因

6、论犯罪亚文化的特征

7、互联网的不良影响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

8、论需要与犯罪

9、论暴力犯罪的特征

10、论青少年犯罪的特征与趋势

11、论青少年犯罪的治理对策

12、学校教育功能缺陷与青少年犯罪

13、家庭教育功能缺陷与青少年犯罪

14、论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特征

15、“留守儿童”犯罪的原因及对策

16、论大学生犯罪的特征与对策

17、吸毒人员心理特征及防治对策

18、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分析

19、女性犯罪的心理与行为特点 20、论大众传播媒介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21、青少年不良人际交往与犯罪的关系

22、论贪污贿赂犯罪的心理与行为特征

23、男女两性犯罪特征之比较

24、有组织犯罪的特点与治理对策

25、论犯罪预防与和谐社会建构的关系

26、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犯罪预防问题研究

27、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实证研究

28、论城镇化进程中的犯罪预防问题

29、预防“双抢”（抢劫、抢夺）犯罪的对策研究 30、论犯罪被害人的人格特征

整理：www.xiexiebang.com 写手联盟

第五篇：刑法期末论文

学号：10010106008 姓名：潘宗宝

【案情】：2010年5月，滨海市工商局副局长李强与其妻张晓丽（滨海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为在滨海市工商局团购住房中能多得一套住房，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但既未分割财产也未分居。7月，张晓丽高中同学王宁找到张晓丽，请求帮助其子进市工商局工作，并表示事成后一定给予感谢，张晓丽答应。后张晓丽未告诉李强，直接找到市工商局人事处处长赵鹏，要求其录用王宁之子。赵鹏向李强汇报了张晓丽打招呼的情况，并提出可用点录的方式解决，李强表示同意。9月，王宁之子在市工商局正式上班。为表示感谢，王宁到李强的办公室送5万元，李强以自己马上要退休了，不能受影响为由拒绝，王宁说那就等退休以后再说，李强未置可否。3个月后李强正式退休。王宁以6万元从移动公司拍得尾号为666666的手机号码送给张晓丽，说：“这是个吉利的手机号，要值6万元，感谢你和李局长解决了我儿子的工作。”张晓丽将此事告诉李强，李强说：“就一个手机号，哪值那么多钱？”后该号一直由张晓丽使用。

【分析】：本案中，主要有以下几个行为需要运用刑法的思维加以分析和认定，一是李强和张晓丽嫁接离婚多骗取团购房行为的性质；二是张晓丽帮助其同学王宁的儿子进入工商局行为的性质；三是李强在张晓丽帮助其同学儿子进入工商局工作的过程中其行为的性质如何认定；四是王宁的行为如何认定，下面我们来一一分析。

首先，对于王宁行为的性质比较容易认定，其行为完全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由于此行为不存在任何争议，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针对李强和张晓丽假接离婚多骗取团购房行为是否可以定为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李强和张晓丽主观上是不是具有非法占有公有财产的目的，客观上是不是实施了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共财产的行为，是判断其是否构成诈骗罪的两个关键要素。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对二人离婚的客观效力和法律效力进行评判。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但离婚毕竟关系到婚姻家庭关系的巩固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所以离婚自由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尽管我国婚姻法对协议离婚当事人没有用“感情确已破裂”加以限制，允许双方自愿合意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但无论是从客观事实上讲还是从法律的立法目的上讲，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依然应当为夫妻感情破裂。如果不牵涉到公共财产的所有权，那么根本不需要对二人的协议离婚是否真实进行评价，这是他们二人之间的问题，如果二人的离婚行为已经直接影响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影响到国家房改政策的落实，就必须对二人离婚的真实用意进行了解，对其客观效力进行评判。笔者认为，如果二人的离婚虽经过了婚姻登记机关的认可，但二人并未分家，依旧以夫妻名义生活，夫妻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改变，则二人的行为属于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从主观上讲，二人离婚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源于“感情确已破裂”，而是为了多分一套团购房，即李强和张晓丽是为达到多分得一套团购房的目的，伪造离婚手续，最终骗取了一套团购房，因此对他们离婚这一“合法行为”背后所掩盖的非法目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处罚。所以，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判断，可以认定二人的协议离婚只不过是非法侵吞公共财产的一种手段，是诈骗罪中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具体表观。因此根据二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方式，二人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应当按诈骗罪定罪处罚。

再次，针对张晓丽和其丈夫在帮助其同学儿子进入工商局工作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主要涉及到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的辨析。根据《刑法》第25条的规定：成立共同犯罪，行为人应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基于此，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时满足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犯罪行为两个条件。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分别对受贿罪共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纪要》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意见》指出：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同时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构成受贿罪共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综合以上法律文件，笔者认为以下四种情形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1）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特定关系人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其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3）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4）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通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授意请托人将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

（七）》规定的新罪名，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旨在于弥补法律漏洞，惩处那些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和地位收受贿赂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些人主要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血缘、亲属、情人、同学、同事、朋友、战友等关系或者其他特殊利益关系的人。正因为这种密切的关系，行为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国家工作人员施以影响，令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不必直接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便利，而只要利用其身份和地位便足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利用他们的职权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与行为人关系密切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身份、地位及职权成为了行为人获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和地位，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既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也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区分的关键在于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行为，即通谋。如果存在通谋，那么属于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如果没有通谋，只是特定关系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地位和职权实施行为，那么该国家工作人员因为没有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而不构成犯罪，特定关系人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而应当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本案中，张晓丽利用其丈夫李强工商局副局长的身份和地位，为了帮助其同学的儿子进入工商局工作，令市工商局人事处处长赵鹏帮助办妥此事，张晓丽行为的定性取决于其与李强之间是否存在通谋，如果存在，那么二人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如果不存在，则邵某因为缺乏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而不构成犯罪。李某单独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根据案情可知，张晓丽与李强之间并没有通谋，虽然人事处处长将张晓丽打招呼的事情告知了工商局副局长李强，但是这并非是张晓丽主观上的要求，因此此处不构成张晓丽与其丈夫李强的通谋，故在本案中张晓丽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非受贿罪的共犯，其丈夫应当认定为受贿罪，同时，工商局人事处主任应当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

综上所述，本案中张晓丽应当以诈骗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二罪并罚定罪处罚；李强应以诈骗罪和受贿罪二罪并罚定罪处罚；王宁应当以行贿罪定罪处罚；工商局人事处主任应当以受贿罪共犯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