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论文读书笔记

第一篇：刑法论文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

读了黎宏的《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一文，收益良多，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本文首先介绍了被害人承诺的类型和法理基础，而探讨被害人承诺的问题通常从排除违法性事由或者排除构成要件符合性事由这两种角度之一进行探讨。但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却不存在以上两种角度的争论或区别。因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采四要件说，既是实质判断也是形式判断，既是初始判断也是最终判断，而采犯罪构成三阶层的国家则不同，因为他们的犯罪判断过程是将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截然分开的，所以被害人的承诺到底是在第一步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判断阶段就阻却犯罪还是在第二步的违法性判断阶段就予以阻却，是有实质的区别的，所以上述的争议也就由此产生。

而后本文具体阐述了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和法律效果，包括承诺主体、承诺对象、承诺时间、承诺表示以及无效承诺等，当然，不同的承诺方式或者内容，也会造成不同的法律效果。其中，就生命法益和身体健康法益而言，存在一些争议。无论是世界主流观点，或者黎宏老师，都认为被害人的承诺并不排除杀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为生命这种法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必须违反法益主体的意思进行保护，其当然是合理且有益的。但这同样也就意味着是不允许或不承认安乐死的，因为请求安乐死的病人本身是不具有处分其生命的权能的。我在此有些质疑，虽然随着社会和科技、医学的发展，人类能攻克的疾病越来越多，但是社会的工业化也引起更多新型的疾病，人类社会，优生是方向，优死也是方向，又何必厚此薄彼呢？所以，有条件的承认安乐死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当然其需要严格的程序和实质的要见以防止其滥用。而且早在2001年荷兰就成为世界首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国家，这说明承认安乐死是有一定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基础的。因此，在关于被害人的承诺是否能排除剥夺生命法益的生命危害性，我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最后，本文还分析了对有瑕疵的承诺的处理，以及推定承诺正当化的根据和成立条件以及适用范围的问题。

在了解学习了关于被害人承诺的相关理论及立法实践之后，更重要的是与我国的基本制度与实际相结合。我国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尊重个人主义的刑法观，尊重个人的自行决定与处分权，接受被害人承诺的相关理论和制度，是极为重要和具有实践意义的。尽管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立法中都体现了相关主张和立场（例如：未将被害人自己放弃自己利益的行为，如自杀、卖淫等行为规定为犯罪；同时将违反被害人意志而侵犯其法益的强奸、盗窃等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并未在刑法中明确将被害人承诺规定为排除犯罪性的事由，由此产生的立法空白，我认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二篇：刑法学年论文-论文精品

刑法学年论文：现行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发布时间：2013年10月21日

犯罪概念一直是我国刑法学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因为整个刑法学理论以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为研究对象,整个刑事司法活动也以认定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为主要任务。但从我国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来看,一直将犯罪的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否定现行刑法中有关犯罪概念规定之倾向,主张“犯罪有实质与形式两层意义:在立法政策的意义上,犯罪是指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司法准则的意义上,犯罪是指刑法规定为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情况果真如此吗? 以下,笔者试对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问题进行探讨。

一、犯罪概念的几种形式

通常认为,犯罪概念大致可以分为形式概念、实质概念与混合概念三类。

1.犯罪的形式概念犯罪的形式概念把犯罪定义为违反刑事法律并且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多为资本主义国家刑法典定义犯罪的概念所使用。它仅从犯罪的法律特征上给犯罪下定义,而不揭示法律何以将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其具体表述上又有以下几种:(1)认为犯罪就是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如德国刑法学家宾丁认为,犯罪即违反刑事制裁法律的行为。(2)认为犯罪是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如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1条之规定,法国刑法在世界刑法史上开创了在刑法典中规定犯罪概念的先河。(3)进一步以犯罪成立的条件来概括犯罪的概念。(4)结合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把犯罪表述为能够引起刑事诉讼程序的违法行为。

这种概念见之于英美刑法理论,如格兰威尔.威廉在其《刑法教科书》中确定的犯罪的概念,但是,仅仅从犯罪的法律表现形式上而没有揭示犯罪的社会政治本质来给犯罪下定义,掩盖了资产阶级刑法镇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阶级实质,这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是有一定的欺骗性。

2.犯罪的实质概念犯罪的实质概念,不强调犯罪的法律特征,而试图揭示犯罪现象的本质所在。社会主义国家将社会危害性引入到了犯罪概念中,规定的是实质的犯罪概念。如1960年《苏俄刑法典》第7条之规定,这种纯粹的实质概念是与当时前苏联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的,现已被社会主义各国所抛弃。但是不可否认,实质犯罪概念的引入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第一,可以限制刑事立法权。刑法以剥夺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为制裁手段,立法上必须严谨而科学。第二,是实现刑事司法个案正义的需要。法律的普遍正义固然应当维护,但是刑事司法的个案正义也是重要的,对于那些具备刑事违法性但不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就不必处罚。3.犯罪的混合概念混合犯罪概念是将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合二为一,既指出犯罪的法律特征又指出犯罪的本质特征。即回答了“什么是犯罪”的问题,又回答了“为什么它是犯罪”的问题,所以比单独的形式概念或实质概念都有优点。如苏联解体以后, 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4条规定了如下的犯罪概念:“本法典以刑罚相威胁所禁止的有罪过地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被认为是犯罪。”“行为(不作为)虽然形式上含有本法典规定的某一行为的要件,但由于情节轻微而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即未对个人、社会或国家造成损害或构成威胁的,不是犯罪。”这一定义,既阐明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本质,又限定了犯罪的法律界限,对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中犯罪定义的确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中的犯罪概念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很明显,这是一个混合的犯罪概念,是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犯罪定义。大多数学者均认为这个规定明确将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体现了犯罪的鲜明阶级性;它以概括的方法,揭示了各类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明确了主要打击对象;它明确规定只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违反刑法,应受刑罚惩罚程度才是犯罪,从而把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的实质特征,与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处罚性这一法律特征结合起来,因此,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概念,在其科学性上,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无法比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中,这个规定也是最完善的。当然也有人认为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应该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中分别采纳,统一在一起存在逻辑上和操作上的欠缺。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概念是一个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科学的概念。

1.从我国刑法犯罪论的体系来看,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是统一的,即犯罪的形式概念之中必然包含有实质判断的内容。大家知道,我国所说的刑事违法性和国外所说的违法性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国,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唯一基础,换句话说,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就意味着该行为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就构成犯罪。这和国外将犯罪的判断分为三个阶段即符合构成要件、违法和有责任的情况不一样。在国外,通说认为,符合构成要件仅指行为在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即便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也是符合构成要件的,只是在违法性的阶段上,属于具备排除违法性的事由,所以,不将它们看作为犯罪而已,也就是说,在国外,犯罪的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是完全分开的。但是,在我国,由于独特的犯罪构成体系,犯罪的实质判断和形式判断是合为一体的。一般认为,这是我国的犯罪构成论和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论的最大区别之所在。因此,在我国,说某一行为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刑事违法性,就表明,该行为不仅在形式上合乎该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且在实质上也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换句话说,说某一行为符合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必然是经过了该行为是具有

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因此,那种将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割裂开来,认为犯罪的形式概念中不考虑犯罪的实质性内容的见解,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之下,是否妥当,值得考虑。

2.从国外有关犯罪构成的理论发展情况来看,将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来的分析方法也正在受到挑战。如在日本的刑法理论中,近年来出现了排除从中性的、无价值的立场出发来分析构成要件,而从合目的的、实质的角度出发来判断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倾向。如,盗窃一盆花的行为或者盗窃他人一个苹果的行为,在过去的观点看来,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只是在违法性的分析阶段上,考虑到一朵花或一个苹果的价值大小,没有用刑罚来进行处罚的必要,所以,认定这种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刑法上的违法行为,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而是在客观上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具有侵害或威胁,并且达到应当用刑罚进行惩罚程度的行为。也就是说,考量某一行为是否是刑法上所说的违法行为,本身就已经包含有价值判断。因此,在现在看来,一盆花或一个苹果,本身就不是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中所保护的对象,即在构成要件符合性的阶段就被排除在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之外,当然就没有必要对盗窃该种物品的行为进行违法性的判断了。之所以这么考虑,是因为它更符合犯罪是用刑罚这种最为严厉的制裁来惩罚的行为,而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的观念;而且这样考虑也更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盗窃价值微小的财物的行为,一开始就不应该进入到刑法评价的视野之内。在这种思考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过去在违法性的阶段来进行价值判断的内容,现在提到了构成要件的符合性的内容中来了;过去认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的判断是中性、客观、无价值的,仅仅是从形式上进行判断,但是,按照现在的看法,某种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的形式判断中,本身就包含有价值判断在内。在这种变化之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有关犯罪的形式判断(形式概念)和实质判断(实质概念)不能分开,二者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形式概念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结论或判断,但是,这个结论的得出,本身就经历了实质性的判断在内,而这种实质性的判断的内容,就体现为犯罪的实质概念。

3.现代社会思维方式的转变,证明了有关犯罪的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是不可分割的结合在一起的。形式概念表面看来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的得出本身就经历了实质性的判断,其内容就体现为犯罪的实质概念。有的学者提出应该把犯罪概念分为“应当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和“法律已经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即立法概念和司法概念,立法概念主要是为决策服务的,而司法概念要求的则更多的是为实践服务的。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是否科学值得商榷。因为: 第一、立法与司法本身就是紧密联系的,立法是司法的前提和基础,司法是立法的体现和促进,对于同一部门的犯罪概念加以如此细致的划分似乎无此必要,似乎立法阶段的犯罪到了司法过程就不是犯罪了,这本身也是违反罪刑法定主义要求的。第二、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反映,在一定范围内应该具有统一的意义和适用价值,否则将造成理解的障碍和联系的停滞。第三、这里的立法概念其实就是犯罪学领域的犯罪概念,而司法概念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刑法犯罪概念,应该把不同学科与同一部门的层次分清楚。

4.从司法实践来看,也是采用了经过实质分析之后,得出是不是违反刑法分则中具体条文的规定的行为的形式上的结论的。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一个案件的认定,首先是看有没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然后查是什么行为侵犯了合法权益,造成了何种具体结果;再查什么人实施了行为;再查行为人在实施行为的时候,是不是具有罪过。经过上述带有实质性意义的判断之后,才会得出行为人的行为是不是刑法规定的犯罪的形式上的结论。

5.从罪刑法定原则看, 现行犯罪概念充分、彻底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刑罚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犯罪的形式概念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求刑权、量刑权与行刑权的制约;犯罪的实质概念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制刑权的制约。

6.我国就刑法规定的犯罪概念

是对犯罪的内涵和外延的科学概括,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这一定义科学地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政治属性和法律特征,指出犯罪是严重破坏刑法所保护 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时该定义又明确指出犯罪必须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法律没有规定其为犯罪,或者没有规定对这种行为的刑罚处罚,那么也不能认定为犯罪。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揭示了犯罪的法律特征,这一规定是现代法治国家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必然反映。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我国现行刑法第13条的规定,可作以下理解:首先,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是犯罪,这是有关犯罪的形式定义;其次,在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是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的时候,应从该行为的情节是否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等实质方面来进行判断。换句话说,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的总则性规定,一方面是有关犯罪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是有关犯罪认定的指导性规定,它意味着在判断某一行为是不是符合刑法分则的某一条文的规定的时候,不能仅从形式上观察,必须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实质方面来考量。

第三篇：美国刑法读书笔记读后感

读储槐植先生《美国刑法》有感

近读刑法学泰斗、北大储槐植教授的《美国刑法》（第三版），很受启发。一是《美国刑法》的编排体例。正如书中所讲：“本书的篇章结构主要是参考《模范刑法典》的体系”。“《模范刑法典》共220页，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总则，共7条，占76页。„。第二部分为具体犯罪，占62页，共16条，98个罪。„。第三部分为处遇和矫正，占45页，共6条。„。第四部分为矫正机关，占26页，共5条。„”。相应地，《美国刑法》一书第一篇为绪论；第二篇犯罪总论，分四章，分别是：犯罪本体要件—刑事责任基础；排除合法辩护—责任充足要件；不完整罪（犯罪未遂、教唆、共谋、罪数）；共同犯罪；第三篇具体犯罪，分为侵犯人身罪，侵犯财产罪，刑法典中的其他犯罪和经济犯罪四章；第四篇刑法及其执行，分为刑罚理由和刑罚种类，刑罚制度两章。我国刑法由两编组成，第一编为总则，第二编为分则，另有一条附则。总则又分五章，分别是：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犯罪；刑罚；刑罚的具体应用；其他规定。分则共分为十章，分别规定了十类犯罪，按照犯罪侵犯的主要法益进行分类，并总体上依据各类犯罪的危害程度对类罪进行排列，分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我国刑法学的篇章结构各学者多有不同，高铭暄、马克昌二位教授主编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3版）分刑法总论和刑法分论两编，上编刑法总论，分为：刑法概说、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效力范围、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正当行为、刑罚的消灭等十九章；下编刑法各论，分为刑法各论概述、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十一章。张明楷教授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3月第3版）除绪论外，分为四编，第一编刑法基础论，分为刑法概说、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适用范围三章；第二编犯罪论，分为犯罪概说、犯罪构成、客观构成要件、主观构成要件、犯罪的特殊形态、共同犯罪、罪数等七章；第三编法律后果论，分为犯罪的法律后果概说、刑罚的观念、以及法律后果的消灭等七章；第四编罪刑各论，其中罪刑各论概说独立一章，并按照刑法分则排列各类犯罪分别成章。

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的刑罚和刑罚执行制度并未如中国刑法纳入刑法总则的内容，而是分列为刑法的第三、第四部分，分别为：处遇和矫正；矫正机关。在有些州，还单独制定有行刑法，具体规定刑罚种类、刑罚执行等内容。这很好体现了《模范刑法典》在判刑和行刑方面的基本指导思想：即“在保护社会利益的同时给罪犯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

二是关于犯罪分类，《美国刑法》一书从不同角度做了不同的分类，其中“重罪与轻罪”的分类对我小有启发。此种分类是“根据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进行的分类。“1962年，美国法学会拟制的《模范刑法典》按刑罚轻重把犯罪分为四等：重罪、轻罪、微罪、违警罪。重罪又分为三级：一级重罪、二级重罪、三级重罪。轻罪的刑罚不超过1年监禁。微罪的最高刑期为30天。重罪、轻罪和微罪统称crime（犯罪），法定刑可规定监禁刑。违警罪只能判处罚金。”储槐植先生在《解构轻刑罪案，推出微罪概念》一文中（载2011年10月3日检察日报）认为：“从总体上认真查纠、从宽发落多数轻微罪案，方能分化突显、有力打击少数严重罪案，此乃宽严相济得以称之为刑事政策的真谛所在。”“对一些轻微罪案不敢或者不愿适用轻微处罚措施，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复杂多样，有可能是长期践行严打政策逐渐形成的习惯，也有可能是从众心理的投影，我认为恐怕与刑法理论没有意识到我国除有重罪和轻罪的司法概念之外在刑法上实际还有微罪的规定密切相关”。“刑法上规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作为具体罪案，在司法实践中有些被判三年(二年、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一般称为‘轻罪’案;有些案件被判‘拘役’，亦称轻罪案显然不妥，因为有期徒刑与拘役在实体和程序上二者的运行机制有别(是否可适用逮捕以及判刑后的监禁场所均有不同)，称呼什么为好?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称轻罪，拘役比轻罪更轻，称作微罪应是理所当然。微罪就是可处拘役或以下之刑的罪。这与卢建平教授提出的犯罪分层理论相契合。”

正如文章所讲，由于没有微罪的概念，刑法修正案

（八）正式实施后，虽然刑法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也就是说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为拘役，按照刑诉法规定的逮捕条件，不应适用逮捕措施。但一些危险驾驶案的犯罪嫌疑人被提请批准逮捕，并被作出批准逮捕决定。这是刑法条文上已明确规定只有一种主刑的案件，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几种主刑并存的案件，情况更不容乐观，比如入户盗窃未遂、公共场所扒窃未遂等等。笔者认为，假如刑法学理论上明确界定了微罪概念，同时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微罪案件办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以此指导刑事司法实践，那么，根据逮捕条件，对涉嫌微罪的犯罪嫌疑人就不应适用逮捕强制措施，从此，侦查机关对此类案件就不再报捕，检察机关也不会对此类案件作出逮捕决定。如此不仅使实体法与程序法实现了相互协调，而且还可以避免现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捕后轻刑率高的问题，有效降低羁押率。捕后轻刑率高，除了执法理念上的问题，重要的是降低羁押率所必须的法律制度是否得以建立，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方面的作为。以盗窃罪为例，刑法上就要分出三六九等，刑诉法上就要明确对情节轻微的盗窃案件比如入户盗窃未遂等不适用逮捕羁押措施，以此类推，这样做既是刑法（刑罚）谦抑性的要求，也是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从根本上可有效保障刑法的打击锋芒，实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目标。

三是关于犯罪构成结构，美国犯罪构成“在理论结构上，犯罪构成本体要件（行为和心态）为第一层次，责任充足要件为第二层次，这就是美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双层模式。”“美国刑法犯罪构成第二层次，以排除合法辩护的形式来充实刑事责任条件，完成独特的犯罪构成模式，反映犯罪构成是动态的‘定罪过程’，而不仅仅是静态的‘犯罪规格’。”作者还认为：不同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法律结构在内容上大体相同或相似。“上述三个不同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法律结构基本上可归纳为两部分，即成立犯罪的本体要件（构成要件符合性）和免责事由（排除违法和责任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排除合法辩护）。然而不同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各有不同”。“美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奠基于传统司法实践（判例法，对抗式诉讼模式，陪审制），同源于刑法立法。美国刑法犯罪构成双层次理论结构是实践性的，是法官型的。”“德国、日本刑法犯罪构成双层次理论结构是理念性的，是学者型的，是刑法学家依据刑法理念对刑法运作情形进行的理论创造。”“俄罗斯和中国的刑法犯罪构成四要件横向整合式理论结构也是学者型的，它易于被司法人员理解和接受，其显著特点是将犯罪客体（刑法保护的被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社会利益）与行为人的犯罪本体（客观行为和主观心态）并列组合构成犯罪，主要原因是该理论创制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政治体制的要求和制约，即强调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而犯罪客体最易于体现政治色彩。”

实务部门办理刑事案件主要是依据刑法规定，不论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在面对一个具体个案时，都要去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去“搜索”，寻找合适的罪名和刑法规范。由于“三大法系刑法的犯罪构成法律结构大体相同”，因而不论是依据何种犯罪构成理论结构，一般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但是，以上结论只能说是“一般”，而对于一些特殊案件，根据笔者的司法实践，却往往结论并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如不能犯的问题，相同类型的案件，如果依据传统整合式四要件理论，可能得出犯罪未遂的结论；而依据先违法性判断，后有责性判断，递进式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则会得出不构成犯罪的结论。“在这方面，美国的通行理论是把犯罪不能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律不能，可以作免罪辩护的理由；另一类是事实不能，视为普通未遂，不可以进行免罪辩护。”《美国刑法》一书举的法律不能的例子是，意图贿赂陪审员，而接受贿赂的人不是陪审员，类似于将稻草人当仇人射击；事实不能的例子是，意图盗窃，把手伸进了自认为可能有钱的他人口袋，却不知是空口袋，此类构成盗窃未遂。作者又指出：《模范刑法典》并未采取普通法的传统观点，而是认为“犯罪不能（包括通常所指的法律不能）原则上不能作为免罪辩护的理由。”但有特殊情况，那就得需要衡量“社会危险性”。

笔者认为，普通法传统观点与《模范刑法典》的观点并不矛盾，而且衡量社会危险性与进行违法性判断，判断行为是否造成了法益侵害极其危险实质上是性质相同、表述有异。可以看出，在美国，犯罪概念只有定性因素而没有定量因素的情况下，仍需要衡量“社会危险性”；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既有定性因素，也有定量因素，仍需通过采取适当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和对刑法做实质解释，将一些没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如不能犯排除在犯罪圈之外，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四是犯罪心态。本书对犯罪心态的定义是：“犯罪心态就是行为人在实施社会危害行为时的应受社会谴责的心理状态。犯罪心态这个概念包括两层含义：⑴规范内容——应受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谴责与否定；⑵心理内容——具有知和意的心理要素，即认识行为性质以及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关系，并且表明对行为和结果的意向”。“ 以《模范刑法典》为代表的美国当代刑法中的犯罪心态模式有四种，即蓄意、明知、轻率和疏忽”。作者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共识是将罪过分为故意（希望故意和放任故意）和过失（轻信过失和疏忽过失）两种四类，同一法条的同一犯罪要么是故意（两类故意）要么是过失（两类过失），不可能既是故意又是过失，经纬分明。在理论上分别给故意和过失下抽象的定义并不困难，问题是将放任故意与轻信过失联系司法实践进行比较考察，就会发现二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予以明确界分往往极其困难。二者共同之处是行为人对其产生危害结果的行为本身具有轻率特性，行为时对后果的预想多半呈模糊状态：既可能含侥幸避免成分（轻信），也不排除漠不关心的成分（放任），究竟以何者为主，因案件不同而异，有些案件中连行为人自己也不明确，何况司法人员。对此如果硬要判定是故意或者是过失，往往不可能做到，结果是莫衷一是，久拖不决，公正和效率同时丧失。出于司法实践需要，美国《模范刑法典》总结实务经验，对结果犯的心态由往昔的两种（四类）改制为三种，即在直接故意（蓄意）和疏忽过失之间设置中间模糊心态‘轻率’（涵盖间接故意和轻信过失）。这是实用性很强的概念，也不违背科学（模糊论可以解释）。近年来，德国刑法学者提出的‘第三种罪过形式’以及法国学者提出的‘中间类型’，在内涵上与美国刑法的‘轻率’罪过形式是相同的。立法和理论最终应当服务于实际需要。”

就具体罪名而言，本书作者也认可“复合罪过”形式的存在。检察日报（2012年3月1日）刊载了储槐植教授与博士生李莎莎题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复合罪过》的文章，文章从“行为人的心理结构”、“本罪客观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关系”、“本罪的法定刑配置”、“司法实践之需要”等几个方面论述了食品监管渎职罪主观罪过是由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聚合的复合罪过。同时指出“我国深受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偏重规则和理论的影响，认为一个罪名只包括一种主观罪过，或者故意，或者过失，不可能存在二者聚合的形式，因此，理论通说对‘食品监管渎职罪’一个罪名持批评观点。这是学者受传统理论束缚，坚持理论理性思维的结果。”对理论上的问题，笔者自觉才疏学浅，对学问大家的观点不敢妄下评论，但是司法实践中的切身体会是：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实难区分。有时即使争得面红耳赤，观点也难以服人。而刑法立法上的一个故意犯罪与一个过失犯罪，二者之间又似乎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但实际情况是，这很难很难做到。因此，从自身执法实践需要出发，复合罪过有其存在的必要。当然，这还需要理论上的支持，立法上的肯定。

第四篇：刑法论文题目参考

刑法方向论文选题

一、刑法总论

1.试论刑法的调整对象 2.刑法立法解释探讨 3.刑法司法解释研究

4.刑法基本原则若干问题研究 5.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蕴含 6.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7.刑法适用平等原则探究

8.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 9.论罪刑相适应原则与刑罚个别化 10.试论犯罪的本质

11.犯罪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12.论犯罪的基本特征

13.试论刑法空间效力的几个问题

14.试论我国大陆与港澳台刑事管辖权的冲突与其解决 15.关于刑法中的行为研究 16.论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17.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 18.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19.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研究 20.试析刑法中的危害结果 21.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22.试论犯罪客体的概念和特征 23.关于犯罪对象的若干问题研究 24.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研究

25.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犯罪适用问题研究 26.试论刑事责任能力 27.论醉酒犯罪与刑事责任 28.关于单位犯罪的概念研究 29.试论单位犯罪的主体 30.论单位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31.试论故意犯罪

32.故意犯罪的认识内容研究 33.试论故意犯罪中的意志因素

34.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划分标准 35.论过失犯罪

36.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比较研究 37.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之比较 38.论违法性认识在犯罪故意中的地位 39.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研究 40.试论刑法中的认识错误

41.试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 42.试论事实上的认识错误

43.试论严格责任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 44.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45.关于犯罪构成的若干问题研究 46.论正当防卫中的几个问题

47.试论防卫过当的界限及其罪过形式 48.特殊防卫问题研究

49.论紧急避险中的若干问题 50.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比较研究 51.试论犯罪预备

52.论犯罪未遂中的几个问题 53.论犯罪的着手 54.犯罪中止研究

55.论犯罪既遂的判断标准 56.论共同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57.共同正犯研究 58.间接正犯研究 59.片面共犯研究

60.试论共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 61.单位共同犯罪探究

62.论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63.试论首要分子 64.帮助犯研究 65.胁从犯研究 66.教唆犯研究

67.试论一罪与数罪的划分标准 68.想象竞合犯研究 69.试论法条竞合 70.惯犯问题研究

71.关于结合犯的若干问题研究 72.牵连犯研究 73.吸收犯研究 74.试论数罪并罚

75.论缓刑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76.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77.论我国刑罚体系的修改和完善 78.论刑事责任

79.试论刑事责任的根据 80.试论刑罚权及其根据 81.刑罚的功能研究 82.刑罚的目的研究

83.论死刑存废的基本立场 84.试论死刑的演变及其走向

85.论我国刑法对死刑的限制 86.论死刑废止的条件 87.论资格刑的修改与完善 88.关于管制刑存废之我见 89.试论罚金刑 90.试论没收财产 91.量刑情节研究

92.论自首中的几个问题 93.论单位自首

94.自首制度比较研究 95.论累犯中的几个问题 96.论单位累犯

97.试论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 98.论我国刑法中的假释制度 99.假释制度比较研究 100.试论我国刑法中的追诉时效

二、刑法分论

1.论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几个问题 2.试论分裂国家罪及其立法完善 3.关于叛逃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4.关于间谍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5.试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 6.论放火罪的若干问题 7.论爆炸罪的构成特征 8.试论投放危险物质罪

9.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0.破坏交通工具罪研究 11.破坏交通设施罪探究

12.论恐怖活动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13.试论恐怖犯罪及其对策

14.劫持航空器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15.论涉枪、涉爆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16.论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 17.试论交通肇事罪的几个问题

18.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定性分析 19.关于交通肇事罪的成因及其对策研究 20.论《刑法修正案

（六）》对责任事故犯罪的立法完善 21.试论重大责任事故罪

22.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成因分析 23.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初探

24.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防范对策研究 25.试论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26.危险物品肇事罪研究

27.经济犯罪的概念研究 28.试论经济犯罪的特征 29.关于经济犯罪的范围探讨

30.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成因及其防治对策 31.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概念和特征研究 32.试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33.试论生产、销售假药罪 34.试论生产、销售劣药罪

35.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探析

36.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研究 37.走私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38.论走私罪的表现形式 39.论走私罪的若干问题 40.走私罪的成因与防范 41.试论走私武器、弹药罪 42.试论走私文物罪 43.走私淫秽物品罪研究

44.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探析 45.走私废物罪的成因与防范 46.走私废物罪的构成特征分析

47.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48.试论虚报注册资本罪

49.试论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 50.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探究 51.商业贿赂罪的成因分析 52.商业贿赂罪的防治对策研究 53.商业受贿罪研究 54.商业行贿罪探析

55.试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56.试论为亲友非法谋利罪

57.关于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58.金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研究 59.金融犯罪的分类问题研究 60.金融犯罪的成因与防范 61.伪造货币罪若干问题研究 62.试论持有、使用假币罪 63.试论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

64.关于高利转贷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65.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探究 66.试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67.证券、期货犯罪初探

68.金融诈骗罪的一般特征分析 69.金融诈骗罪中的几个问题研究 70.金融诈骗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71.试论集资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72.贷款诈骗罪的主要特征分析 73.试论信用证诈骗罪 74.试论信用卡诈骗罪 75.票据诈骗罪研究 76.有价证券诈骗罪研究 77.论保险诈骗罪的几个问题 78.保险诈骗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79.危害税收征管罪的一般特征分析 80.论偷税罪的若干问题

81.关于偷税罪的成因与对策分析 82.抗税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83.论抗税罪的司法认定 84.骗取出口退税罪研究

85.关于增值税发票犯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86.试论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构成特征 87.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立法完善研究 88.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成因与对策探析 89.试论假冒注册商标罪

90.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司法认定 91.关于假冒专利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92.试论侵犯著作权罪的主要特征 93.试论侵犯商业秘密罪 94.虚假广告罪研究 95.串通投标罪研究

96.试论合同诈骗罪的几个问题 97.合同诈骗罪的客观特征研究 98.非法经营罪的主客观特征探讨 99.试论强迫交易罪 100.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研究 101.论逃避商检罪的构成特征 102.故意杀人罪的主客观特征研究 103.故意杀人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104.故意杀人罪的实证研究 105.关于人的生命起始与终结的刑法学说研究 106.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107.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辨析 108.试论安乐死的伦理基础 109.论故意伤害罪的主要特征 110.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辨析 111.强奸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112.强奸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113.强奸罪的司法认定 114.强奸罪的反思与重构

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关于婚内强奸行为的定性研究 非法拘禁罪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非法拘禁罪的司法认定 论绑架罪的主要特征 绑架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绑架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构成特征 拐卖妇女、儿童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论诬告陷害罪的构成特征 诬告陷害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刑讯逼供罪的构成特征 刑讯逼供罪的司法认定 暴力取证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论报复陷害罪的主要特征

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之辨析 试论强迫职工劳动罪

试论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 侮辱罪若干问题研究 诽谤罪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侵犯通信自由罪

关于破坏选举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重婚罪构成特征研究 重婚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试论破坏军婚罪的几个问题

论妨害婚姻家庭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虐待罪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遗弃罪的构成特征

试论拐骗儿童罪及其司法认定 试论侵犯财产罪的客体与对象 侵犯财产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抢劫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抢劫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转化型抢劫罪研究 抢劫罪的司法认定 抢劫罪的加重情节研究 盗窃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盗窃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盗窃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盗窃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限 诈骗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诈骗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诈骗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限 论抢夺罪的构成特征 抢夺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抢夺罪的司法认定 论侵占罪的构成特征 侵占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侵占罪的司法认定

职务侵占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职务侵占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职务侵占罪的司法认定 论敲诈勒索罪的构成特征

敲诈勒索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限 扰乱公共秩序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论妨害公务罪的构成特征 妨害公务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招摇撞骗罪的构成特征 招摇撞骗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计算机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试论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试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计算机犯罪的成因与防范对策研究 网络犯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论聚众斗殴罪的构成特征 聚众斗殴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寻衅滋事罪的构成特征 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试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论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构成特征 传授犯罪方法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试论聚众淫乱罪的定罪与量刑 赌博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赌博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妨害司法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论伪证罪及其司法认定 妨害作证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刑法》第306条存废之我见 扰乱法庭秩序罪研究 试论窝藏、包庇罪

试论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论脱逃罪的若干问题 脱逃罪的司法认定 破坏监管秩序罪研究 组织越狱罪研究

试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试论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偷越国（边）境罪的主要特征探究 关于文物犯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故意损毁文物罪及其司法认定 试论倒卖文物罪及其司法认定 论危害公共卫生罪的几个问题 试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论医疗事故罪的若干问题 医疗事故罪的司法认定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研究 试论非法狩猎罪的几个问题 试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研究 试论盗伐林木罪的构成特征及其司法认定 试论滥伐林木罪的构成特征及其司法认定 毒品犯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毒品犯罪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毒品犯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试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几个问题 试论强迫他人吸毒罪

组织卖淫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组织卖淫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强迫卖淫罪的构成特征 强迫卖淫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传播性病罪

论淫秽物品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传播淫秽物品罪研究 组织淫秽表演罪研究

贪污贿赂罪的概念与共同特征研究 贪污贿赂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论贪污罪的主体范围 贪污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贪污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贪污罪的司法认定 贪污罪的定罪与量刑 论挪用公款罪的构成特征 挪用公款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认定

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260.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挪用公款罪的定罪与量刑 受贿罪的客体与对象研究 受贿罪的主体研究

受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受贿罪的司法认定 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

受贿罪的成因与防范对策研究 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论行贿罪的构成特征 行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单位受贿罪研究 单位行贿罪研究 介绍贿赂罪研究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成特征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认定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成特征 私分国有资产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认定 私分罚没财物罪研究 渎职罪主体研究

渎职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研究 滥用职权罪的构成特征探讨 滥用职权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滥用职权罪的司法认定 论玩忽职守罪的构成特征 玩忽职守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玩忽职守罪的司法认定

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研究 论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构成特征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司法认定 论徇私枉法罪的构成特征 徇私枉法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徇私枉法罪的司法认定

论私放在押人员罪的构成特征 私放在押人员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 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探究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研究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探析 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探究

试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研究

291.292.293.294.295.296.297.298.299.300.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构成特征分析 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研究 放纵走私罪若干问题研究 商检徇私舞弊罪探究 试论商检失职罪

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研究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探析 试论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研究 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探究

犯罪心理学论文选题

1、论情绪与犯罪

2、激情犯罪的特征

3、社会变革对犯罪的影响

4、试论团伙犯罪的心理与行为特点

5、论青少年犯罪低龄化的原因

6、论犯罪亚文化的特征

7、互联网的不良影响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

8、论需要与犯罪

9、论暴力犯罪的特征

10、论青少年犯罪的特征与趋势

11、论青少年犯罪的治理对策

12、学校教育功能缺陷与青少年犯罪

13、家庭教育功能缺陷与青少年犯罪

14、论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特征

15、“留守儿童”犯罪的原因及对策

16、论大学生犯罪的特征与对策

17、吸毒人员心理特征及防治对策

18、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分析

19、女性犯罪的心理与行为特点 20、论大众传播媒介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21、青少年不良人际交往与犯罪的关系

22、论贪污贿赂犯罪的心理与行为特征

23、男女两性犯罪特征之比较

24、有组织犯罪的特点与治理对策

25、论犯罪预防与和谐社会建构的关系

26、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犯罪预防问题研究

27、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实证研究

28、论城镇化进程中的犯罪预防问题

29、预防“双抢”（抢劫、抢夺）犯罪的对策研究 30、论犯罪被害人的人格特征

整理：www.xiexiebang.com 写手联盟

第五篇：刑法期末论文

学号：10010106008 姓名：潘宗宝

【案情】：2010年5月，滨海市工商局副局长李强与其妻张晓丽（滨海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为在滨海市工商局团购住房中能多得一套住房，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但既未分割财产也未分居。7月，张晓丽高中同学王宁找到张晓丽，请求帮助其子进市工商局工作，并表示事成后一定给予感谢，张晓丽答应。后张晓丽未告诉李强，直接找到市工商局人事处处长赵鹏，要求其录用王宁之子。赵鹏向李强汇报了张晓丽打招呼的情况，并提出可用点录的方式解决，李强表示同意。9月，王宁之子在市工商局正式上班。为表示感谢，王宁到李强的办公室送5万元，李强以自己马上要退休了，不能受影响为由拒绝，王宁说那就等退休以后再说，李强未置可否。3个月后李强正式退休。王宁以6万元从移动公司拍得尾号为666666的手机号码送给张晓丽，说：“这是个吉利的手机号，要值6万元，感谢你和李局长解决了我儿子的工作。”张晓丽将此事告诉李强，李强说：“就一个手机号，哪值那么多钱？”后该号一直由张晓丽使用。

【分析】：本案中，主要有以下几个行为需要运用刑法的思维加以分析和认定，一是李强和张晓丽嫁接离婚多骗取团购房行为的性质；二是张晓丽帮助其同学王宁的儿子进入工商局行为的性质；三是李强在张晓丽帮助其同学儿子进入工商局工作的过程中其行为的性质如何认定；四是王宁的行为如何认定，下面我们来一一分析。

首先，对于王宁行为的性质比较容易认定，其行为完全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由于此行为不存在任何争议，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针对李强和张晓丽假接离婚多骗取团购房行为是否可以定为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李强和张晓丽主观上是不是具有非法占有公有财产的目的，客观上是不是实施了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共财产的行为，是判断其是否构成诈骗罪的两个关键要素。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对二人离婚的客观效力和法律效力进行评判。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但离婚毕竟关系到婚姻家庭关系的巩固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所以离婚自由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尽管我国婚姻法对协议离婚当事人没有用“感情确已破裂”加以限制，允许双方自愿合意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但无论是从客观事实上讲还是从法律的立法目的上讲，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依然应当为夫妻感情破裂。如果不牵涉到公共财产的所有权，那么根本不需要对二人的协议离婚是否真实进行评价，这是他们二人之间的问题，如果二人的离婚行为已经直接影响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影响到国家房改政策的落实，就必须对二人离婚的真实用意进行了解，对其客观效力进行评判。笔者认为，如果二人的离婚虽经过了婚姻登记机关的认可，但二人并未分家，依旧以夫妻名义生活，夫妻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改变，则二人的行为属于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从主观上讲，二人离婚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源于“感情确已破裂”，而是为了多分一套团购房，即李强和张晓丽是为达到多分得一套团购房的目的，伪造离婚手续，最终骗取了一套团购房，因此对他们离婚这一“合法行为”背后所掩盖的非法目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处罚。所以，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判断，可以认定二人的协议离婚只不过是非法侵吞公共财产的一种手段，是诈骗罪中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具体表观。因此根据二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方式，二人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应当按诈骗罪定罪处罚。

再次，针对张晓丽和其丈夫在帮助其同学儿子进入工商局工作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主要涉及到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的辨析。根据《刑法》第25条的规定：成立共同犯罪，行为人应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基于此，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时满足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犯罪行为两个条件。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分别对受贿罪共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纪要》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意见》指出：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同时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构成受贿罪共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综合以上法律文件，笔者认为以下四种情形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1）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特定关系人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其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3）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4）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通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授意请托人将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

（七）》规定的新罪名，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旨在于弥补法律漏洞，惩处那些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和地位收受贿赂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些人主要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血缘、亲属、情人、同学、同事、朋友、战友等关系或者其他特殊利益关系的人。正因为这种密切的关系，行为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国家工作人员施以影响，令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不必直接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便利，而只要利用其身份和地位便足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利用他们的职权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与行为人关系密切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身份、地位及职权成为了行为人获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和地位，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既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也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区分的关键在于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行为，即通谋。如果存在通谋，那么属于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如果没有通谋，只是特定关系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地位和职权实施行为，那么该国家工作人员因为没有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而不构成犯罪，特定关系人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而应当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本案中，张晓丽利用其丈夫李强工商局副局长的身份和地位，为了帮助其同学的儿子进入工商局工作，令市工商局人事处处长赵鹏帮助办妥此事，张晓丽行为的定性取决于其与李强之间是否存在通谋，如果存在，那么二人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如果不存在，则邵某因为缺乏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而不构成犯罪。李某单独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根据案情可知，张晓丽与李强之间并没有通谋，虽然人事处处长将张晓丽打招呼的事情告知了工商局副局长李强，但是这并非是张晓丽主观上的要求，因此此处不构成张晓丽与其丈夫李强的通谋，故在本案中张晓丽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非受贿罪的共犯，其丈夫应当认定为受贿罪，同时，工商局人事处主任应当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

综上所述，本案中张晓丽应当以诈骗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二罪并罚定罪处罚；李强应以诈骗罪和受贿罪二罪并罚定罪处罚；王宁应当以行贿罪定罪处罚；工商局人事处主任应当以受贿罪共犯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