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四项核心能力

第一篇：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四项核心能力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试图冲进全球500强，而且以民营企业的数量最多。但是，在2009年度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强榜单上，中国共有34家企业入榜（包括台湾6家，香港3家），仅有江苏沙钢集团为民营性质的企业，其它基本上都是占据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中国石化首次进入前10，并且排名第9，而中国企业中全球化运营程度最高的联想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下榜。

针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实力情况，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进入500强，说明垄断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结构矛盾已经比较突出。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撑是对的，但以垄断行业、垄断资源的方式来经营并不可取。打破垄断已势在必行，而且对于民营资本的兼顾必须要提高到一个高度，让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500强，让市场有充分竞争、还富于民，才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所在。

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芮明杰则也表示，《财富》杂志的排名仅仅是从一家公司的规模也就是经营活动考虑的，但与这种规模相匹配的制度性管理却无法反映出来。很多企业现在已经把500强作为一种宣传口号，这是推广企业实力的需要，但对应的软环境改造却往往被一个靠前的名次所忽略。

笔者认为，中国企业能够进入全球500强，当然是一件好事；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试图进军500强，同样也是好事。但是，中国的企业家们一定要清楚，规模大、盈利高，不一定代表这家企业的实力就是最强的。我们要评价一个企业的竞争力，除了看他的规模和盈利之外，更要看他的文化、技术、产品、质量、服务、顾客口碑、品牌、人才、管理、财务结构等企业运营要素，是不是真的很良性，是不是具有可长期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对于一家伟大的公司，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伟大的公司，一举一动都有王者风范，其最核心的本领都是深藏不露的，但是一出手，绝对是精品，绝对让世人震撼。实际上，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企业，能够代表着中国未来竞争力的企业，肯定是民营企业，而不会是现在的这些国有企业，除非它们也真正按照真正市场化的原则来参与竞争。

因为民企业具有与生俱来的体制优势，没有包袱，没有依靠，一切资源都要按市场化的手段来获得，而且要经得起长期的考验，这才是真功夫。志高空调总裁李兴浩曾经说过，民营企业老板只有跳楼的，没有逃跑的。民营企业的动能更足、管理灵活、激励更大胆，空间更广阔。民营企业没有任何的退路，只有遵循市场经济体系的游戏规则，在自力更生的同时，充分整合资源，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还是2005年下半年的时候，海信空调收购科龙后，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曾从青岛飞到顺德，与时任科龙总经理的郑祖义博士密谈四个小时，意欲挽留。但是，最终郑祖义博士与许多科龙空调高层选择了出走。在诸多企业抛出橄榄枝后，郑祖义博士权衡再三，最终去了志高，担任常务副总裁一职，其地位仅次于志高创始人李兴浩，全面负责志高的制造管理。--#include file='../../article/article_ad_4.asp'--

后来，郑祖义博士向媒体透露，当时，他与志高总裁李兴浩仅谈了两个小时就决定加盟志高。一是受李兴浩的人格魅力影响，始终保持诚信本色，极为重视感情和文化建设，做事扎扎实实，为人坦诚直率，所有这些，都使他认定这是一个值得后半生忠心追随和无私奉献的企业；二是志高的民营企业性质以及良好的成长性和开放性，注定这家企业将有更加美好的未来。至于薪资福利及职位问题，并不是其重点考量的因素，因为他知道，志高在管理当中一贯倡

导 “能力与职位相适配、收益与贡献相适配”的原则。

事实证明，志高和郑祖义博士的选择是正确的。对于志高而言，郑祖义博士加盟志高后，全面整合了大制造体系，技术创新能力、品质保证能力、成本采购能力和制造水平都获得了质的提升。对于郑祖义博士而言，不断发展强大的志高，已经让他的职业生涯创造了新的传奇，除了获得了其理想的薪资福利等现实收益外，志高于2009年正式在香港上市，身为高管的他，只要公司保持良好的业绩，就有更多机会获得长期的股权激励和其它回报。

上面的这个案例，并不能说明只要是民营企业就一定能做大做强，只能说明民营企业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由于民营企业一出世就要在枪林弹雨中求生存，如果其领军人物没有足够的修炼和战略坚持，其能够持续生存并且不断获得巨大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这也刚好印证中国民营企业寿命普遍偏短和频频陷入危机的真实状况。

有了优秀的企业家，才有伟大企业诞生的可能；如果没有优秀的企业家，根本就不可能诞生伟大的企业。譬如华为的崛起离不开任正非、长江系企业的日益隆盛离不开李嘉诚、台塑的疆土不断扩张离不开王永庆，等等。而在中国内地的民营企业里，曾经出现过太多由于创始人犯错而牵连企业健康发展的案例，虽然它们曾经辉煌到极致。

那么，作为中国未来经济最具生命力和最重要的代表，有着宏图远景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要想让自己领军的企业实现持续的卓越，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修炼，才能真正把舵掌好呢？

核心能力一：信仰修炼，做事扎扎实实

在创业前期，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般都崇尚艰苦勤俭。因为创业资金或者亲友拼凑，或者是多年积累，或者通过各种关系借贷积累的，他们的初创业务往往与他们创业前从事的职业有非常大的关系。他们由于不满已经看得到尽头的结局，敢于冒险，敢于尝试，敢于挑战。由于各种因素的配合以及其个人的努力，事业终于有所起色。

当创业的民营企业家们逐渐远离日常管理事务、远离市场一线的时候，坐在办公室听汇报便成了家常便饭。经过加工过的工作汇报，往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事实扭曲，从而导致企业经营基础不断松动而茫然不觉。创业能够成功，但不代表在更漫长的经营岁月里持续保持成功。在经营企业的初期，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通常都比较清醒，但是，随着成功的积累，其自信心往往过份膨胀。这些企业家，往往都怀有远大梦想，具有令人恐惧的野心。有梦想和野心正是他们成就自己和事业的基础，但如果因为小成功而认为自己成了神，听不得批准，听不进意见，那么就有可能在经营决策上做出很多荒唐可笑的事情，甚至导致前功尽弃的结局！

在此，笔者建议，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在学会授权和战略管控的同时，不要离业务现场太远，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有不赚暴利和规避短期利益驱动的思想，从而在进行决策的时候能够保持足够的理性。如果企业家们自己都不理性了，只知一味描画蓝图，或者不顾实际地推动战略，就会导致企业虚胖的问题。

要保持企业家足够的商业理性，我们应该向日本企业学习。很多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规模比较小的时候，产品质量可靠，服务及时周到。但是，当规模做大之后，他们就学会了过度包装和过度营销的技巧，总是渴望四两拔千斤的成效，从而导致原有的品牌美誉度不断摊薄，自己把企业基础给毁坏了。

就目前国内的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而言，其运作有太多暴发户的思维痕迹。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暴发户们为了抢得订单，不惜以亏本价来比拼；在竞争不激烈和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暴发户们则极尽其能，向顾客追求尽可能高的暴利。真正理性的企业家，往往关注为顾客创造更多的价值，采取各种方式保证企业的基础不被摧毁，而且将这种态度当作信仰来坚持和坚守。以公道合理的价格把产品和服务卖给顾客，并且坚持赚取适度的利润，扎扎实实练好真功夫，应该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第一修炼功课。

核心能力二：伦理修炼，开始学会尊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底蕴的中国文化尚处于逐步复苏期，其抵抗各种外来文化的力道非常弱，导致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关系错位或不守位。

中国民营企业擅长以低价的方式流血拼抢市场，其结果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由于违背理性的低价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模式，我们依靠最原始、最血腥的价格手段征战全球的手段将逐渐过时。在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采用前述的方式，确实很轻易地打开了局面。但是，取得的胜利，却是以令大部分的劳动者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基础的。在一个注重长期健康发展的企业，各种福利、持续培训、自我学习及下一代人的培养，都是需要考虑的。由于它们只注重榨压劳动者血汗，导致劳动者辛苦的劳动，只能得到稍微满足基本生活的薪水，难以给劳动者的后代提供比较好的条件。而且，劳动者根本就没有时间、精力和资源来进行终身学习，其自身的职业技能就无法得到提升，再加上企业正规职业培训的缺失，导致劳动者的市场竞争力日趋下滑。

据了解，有许多企业不与员工签定正规的劳动合同，即使签了劳动合同，也被企业视为废纸，另外再加些保护企业利益的附加条件。市场景气的时候，企业大量招聘劳动者；市场不景气的时候，企业就采取各种方式赶走劳动者。这样的情况，绝对不是个案，是非常普遍的事实。譬如，在2008年市场不景气的时候，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许多企业开始裁员；而2009年市场趋向活跃的时候，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企业却招不到人了。企业在危机的时候不能让劳动者同舟共济，而且长三角、珠三角的人工与内地差距越来越小的时候，来自于内地的劳动者纷纷返乡发展（与沿海发达省份就业比较，他们可以在当地得到社会地位的基本保证、享受政治权利、获得相对当地消费水平比较合理的薪水、方便照料老人和孩童等）。

如果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能够很早就预料到这一天，就应该对过去的经营方式进行深刻反省了。做过太多国际代工的民营企业们知道，同样档次的产品，贴上国际品牌，价格马上大幅提升。如果我们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更早地注重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加全面地考虑各方利益，企业经营不断升级，就不会出现如今的困境了。如果企业成为个别人发财致富的工具，而不是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组织时，这个企业存续下去的理由就值得所有人去追问！

正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你让一个基本生存和发展都无法满足的人去遵循所谓的伦理，确实是比较可笑的事情。当我们一直肤浅地崇尚和仰望欧美的个人英雄情结的时候，希望多去日本企业取取经，去学习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团队，去学习一下什么是共同成长，去学习一下日本企业内部的人伦关系。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利益的时候，有谁应该为整体利益和

可持续发展思考，这无疑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应该重点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尊重各方利益出发，努力找到合理的尺度，努力找到共同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从而为构建正常的企业伦理奠定基础！

核心能力三：制度修炼，塑造良好秩序

制度的遵守，分为外部秩序和内部秩序。在外部，主要是行业秩序和国家标准的遵守。国内许多企业热衷于概念炒作，并试图以这些概念来引导消费者，而国家并没有出台相应的标准，或者采取。实际上，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经营方式，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起到品牌抢先占位的作用，并且能带来较好的效益，但并不一定可取。譬如在空调行业里一直以定频为主，但由于节能的要求，变频空调似乎一下子成为了主导，而国家还没有相应标准出台，很多企业隔一段时间就推出一个概念，并且说自己的是几代几代云云，而说别的企业是几代，表明自己技术比别的企业优秀。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炒作，市场上往往没有铺上太多这样的产品，且这些概念的权威性值得推敲，因此，可以将之视为扰乱行业秩序的违法经营行为。

在内部，主要是运营管理制度和相关关系的制度约束。大部分企业的制度很健全，但执行情况却不理想，这是为什么呢？通常来讲，中国民营企业家习惯了灵活的处理方式，一切管理以效果为准绳，或者朝令夕改，或者有令不用。游戏规则不够规范的时代，乱拳出击，很容易获得意想不到的胜利。当游戏规则越来越规范、行业越来越成熟的时候，轻易出乱拳或经常出乱拳，就很容易伤到自己。

一个持续追求卓越的企业家，他肯定要致立于制度的建立健全，让企业运营秩序保持良好。某著名家电企业就提出了“集权有道、分权有序、授权有章、用权有度”，对企业运营权力进行清晰的界定和框定。因此，这种对权力的科学认识和科学管理，就有利于制度的实施。毕竟，在一家企业里，如果离开了权力的支配，制度化运行就形同一句空话。

优秀的企业，往往有良好的执行力，而良好的执行力则来源于优秀的制度管理，优秀的制度管理又来源于权力的科学约束。而权力配置又离不开规章制度的明确，这也是企业管理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必经之途，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一定要习惯把自己的手约束起来，但可以让眼睛和思想更加开阔。由此可见，制度修炼也是非常重要的功课！

核心能力四：责任修炼，大爱通往未来

大爱是不分国界的，大爱也是不分多少的，关键在于让爱充盈我们的内心，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和支持，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爱的亲抚，这才是卓越企业家的境。在日本有“经营之神”美誉的稻盛和夫说过，“我之所以要把企业搞得越来越出色，目的就是让在京瓷的员工能够安心地工作，度过一个幸福的人生。京瓷的成功，也是这种经营思想带来的”。还有像松下幸之助等日本企业家、以及港台企业家王永庆、李嘉诚，再往前像美国的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都在经营中渗着人性的光芒。虽然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与前面这些国际企业家有一定差距，但持续获得成功的部分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已经渗透着大爱思想。譬如，前面所提到的志高空调李兴浩，他便将企业的使命定位为“让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这也与他在企业中倡导多年的“打造全球财富共同体”思想相吻合，“造世界上最好的空调”则是实现上述目的的基础。

目前来讲，大部分中国的民营企业尚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因为这些企业家基本上都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而且企业刚刚脱离温饱的阶段。如果碰上年景不好，还很容易又回到勒紧裤带的阶段。但是，如果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能在经营中时时渗透大爱，而是时时刻刻以成本和盈利为目的，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那么，他们真正要达到持续卓越的境界，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如果要想获得持续的成功，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先要让自己的内心充满人性的智慧，把商人不择手段谋求利润的功利思想去掉，彻底去掉“无商不奸”的传统痕迹，通过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去赢得顾客尊重，才是最最根本和最最上乘的选择，这也是获得美好未来的捷径。

第二篇：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很好的政治经济学家，懂得如何为商业利益而参与政治。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环境成为影响民营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不同的政治战略各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对苏南和温州65家企业进行了实地采访和研究。中国的政治战略环境

企业必须面对两种环境—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因此它们必然要形成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和影响，来谋取自身利益。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集体行动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

而在中国，政治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行为。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目前企业政治战略的主体是单个的企业（家），大量使用灰色或非法的手段（如行贿等），目标则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

政治战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比西方企业重要得多。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的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组织之间）的特殊性导向，以及中国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也缘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第一，与成熟国家相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仍然非常巨大，这表现在政府对关键资源（如土地等）的控制、行政审批，以及对企业进行范围广泛的规制、产业政策等。第二，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规制模糊而又粗放，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这使得执行者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高，为政府官员和企业都提供了操作的空间。第三，政府行为的随意性普遍存在，依法办事的环境远未形成，常常会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区别对待；甚至，政府产品和服务还存在买卖关系，从而导致腐败的存在。民营企业的两种政治战略

尽管企业对政府存在着资源和管理上的依赖关系，但企业可以主动适应、运作、协调以致改变这种关系。然而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擅长此道。在西方，企业的政治反应也表现为各种方式，从服从、躲避到协商、合作、建立联盟等。我们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能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在这方面，有的企业家非常积极，以求得到资源和有效保护；另一些企业家则仅仅希望政府少给他们找麻烦。与这两种心态相对应，企业家的政治战略分为两种：先发制人与被动反应。

“先发制人”战略表现为：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他们注重对政府官员的长期投资。当这种投资积累了社会资本后，又会反过来促进双方的互动，特别是双方有了信任之后，会更愿意从事合作性的交换。而“被动反应”的战略则是为了免除麻烦，企业只是在遇到问题时才与政府官员走动，具有交易导向。这种战略就事论事，具有短期性，会导致社会资本的消耗。而在具体实践中，大多数企业家会同时综合运用这两种战略下的多种战术。先发制人

1．利益捆绑

有的企业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和保护，会把他们与官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有的企业家会给官员股份，但并不要求他们有实质投入，即所谓的“干股”；有的企业家在官员投入微不足道的资金后，就给他股份，即所谓的“搭股”；还有的企业家与官员合伙兴办企业；更有一些家庭在成员之间进行分工：一些人在政府工作，另一些人办企业。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在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把政府官员变成企业的代理人和保护伞。

2．引入“减震器”

企业常常通过雇用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聘请现任政府负责人作为企业的顾问，以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官员担负着企业减震器的功能。这是一种公开的策略，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例如，几年前温州一家著名企业聘任了它所在市的退休财政局长做财务主管。该市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的负责人，许多都是这位财务主管过去的下属。该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也曾在市人大工作，他说：“企业雇佣我们，是为了发挥我们的余热、余权、余威、余网。除了经历之外，我们在政府部门的关系对企业来讲是很有用的资产。”有趣的是，该企业的竞争对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迅速聘请了前市审计局长做财务总监。

3．参与政治

许多企业家努力成为党员，参加政府组织、官方协会，与政府官员结识，希望由此得到政治保护和经济利益。但这些渠道都局限于大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在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从80年代起就通过各种方式入了党，更多的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工商联委员，很多著名的企业家都有一大堆头衔。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非常明确。有些人把这些头衔当作政治待遇，更多的是想得到接近官员的机会而获得利益。

4．与官员结交

有的企业家赞助官员参观旅游，有的经常去拜访官员，有的则邀请官员参加企业的活动，等等。有一位无锡企业家，他的玩伴除了生意场上的朋友就是地方官员。因为生意上的关系，这位企业家有很多浙江义乌的朋友。有一年，他邀请镇党委书记参加义乌的小商品博览会，党委书记在当地得到了盛情款待，企业家也因此与党委书记建立了关系。

5．经常性送礼

目前，这种方式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新年和其他重要节日期间。“官员盼过年，企业怕过年”，这句话反映了官员和企业家对过年的不同态度。温州一家著名企业每年都要送礼，所有的县人大代表都能得到一本挂历，握有实权的领导礼物就更为丰厚。企业会想，别的企业都这么做，如果自己不送，遇到麻烦的时候就很难得到帮助。一位镇干部甚至这样理解企业政治行为的隐痛：“哪个企业没问题？可以说谁都不干净，我们想让谁死，谁就得死。”被动反应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受自身能力和资源的约束，一些企业在处理同政府（官员）的关系时是无奈、被动反应，出现麻烦时才临时抱佛脚。“灭火”是这种策略的主要特色。常见的策略包括以下几种。

1．利用政府部门间的矛盾做文章

当一个政府部门找麻烦时，企业家找另一个部门帮忙。另一个部门之所以愿意帮忙，一是因为他们可能与该企业家熟识，更重要的是因为部门间利益不同。这个战略有积极主动的成分，但考虑到它主要是在企业遇到麻烦时才使用，因此也归入被动反应的战略。

之所以能够利用政府部门矛盾做文章，是因为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部门间存在着不一致，甚至是利益的冲突。中国“条条块块”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条条”管理的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不一致，这为企业家的运作提供了空间。

2002年5月，无锡一家袜厂遇到了麻烦。某区技术监督局因故封存了企业的存货并勒令停产。他们的执法引起了冲突，监督局的工作人员便叫来警察，但警察觉得没必要介入，随即又离开了。失了面子的技术监督局干部开始进一步调查该袜厂的问题。这时，当地村和镇书记都出面求情，要求技术监督局从轻处理。其背后的原因是，这些政府干部担心，如果该企业一气之下出走，该地的产值和就业将会产生影响。苏南干部考核机制把地方干部的政绩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挂钩，地方干部当然要保护他们治下的企业。

2．遇到麻烦时“活动”

出现麻烦时，企业家往往动员所有资源四处走动，不甘受罚。一个企业家说，他并不太在乎罚多少钱，而是担心一旦受罚，别的部门就会以为他软弱可欺，会纷纷上门来找麻烦。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对事前行贿与事后感谢做了区分。“如果你在人家给你办事之前就送钱，那就是行贿，很多人是忌讳的；但如果在办完事之后再给予表示，那就是人之常情。”在前

面的例子里，那个无锡企业家事后就向帮助他的书记进行了感谢，尽管他们出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3．转移资本或减少投资

近年来，资本转移在温州是个常见现象。理论上来看，这是企业家基于市场机会和成本收益核算作出的理性反应，但在温州，驱动资本流出的因素并不只是外在因素，如外地的优惠政策、低廉的地价等，还有内在因素，如低效劣质的政府服务。

有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温州外移企业有增无减。截至2000年5月，共有301家企业移出温州，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对当地政府环境不满。比如，某制造轴承的企业因为与政府关系不佳、得不到有效保护而移到了杭州；龙港的一家毛毯厂因为政府对他们与农民搬运工的冲突无动于衷等问题，一怒之下搬迁到了上海。

很多小企业无法选择资本外移，但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想把企业做大。一个企业家说，他的企业做得越大，就会有越多的政府部门来“化缘”，因此他把企业保持在小规模，尽量少被人注意到。

4．消极顺从

这种策略是不采取行动，认罚了事。其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企业家没有任何关系，只能接受处罚；二是基于理性考虑，觉得动用太多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一次，温州一家制作旅行包的企业家被工商管理部门处罚，他本来想找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后来考虑到自己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大动干戈，最后决定认罚。至于损失，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弥补回来。

政治战略带来竞争优势

企业家政治战略的最终目的，当然还是利润。他们在对政府（官员）进行投资时，也会计算或至少考虑投入的成本与收益，尽管这种收益不像市场收益那样易于计算、立竿见影。一般来说，利润有三个来源：效率、市场权力和合法性。在“利润=收入－成本”的基本公式中，成本影响效率，市场权力提高收入。在成本一侧，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可以顺利而快速地通过审批手续、减少检查频率和刁难、缓解政府官员（尤其是办事员）的寻租行为，等等。龙港一位与政府关系相当不错的企业家表达了他的无奈：我们与政府搞好关系只是为了“花钱买平安”，减少在通过政府办事时的成本。在收入一侧，与政府搞好关系可以获得价格合宜、位置优越的土地，以及政府采购合同和各种政策优惠，从而获得优于竞争对手的租金。即使是在温州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政府关系获得了巨大好处，从而领先于对手。

单纯地用收益和成本来考察企业的政治行为，可能还过于简单。除了利润，企业往往还有更多的考虑，其中“合法性”的需求是非常关键的。合法性是指企业从政府和社会获得的认可、声誉等，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正是获得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有了这种认可和声誉，供应商、合作者、消费者会对企业更加信赖。同时，合法性也使企业在关键的时候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在温州，如果政府把参观者介绍到对手企业，企业家会表现出不满，并会努力让政府把客人也介绍到他们那里。对企业家而言，政府把参观者介绍过来，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认可。利用政府（官员）出面更是企业获得别人信赖的途径。昆山一位企业家说，每次他的合作伙伴从上海来时，他都会尽量把镇领导请来一块吃饭，“这样客人不仅面子上有光彩，也会觉得你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不错，更愿意跟你合作”。

虽然没有准确数据，但大量的个案表明，企业家与政府关系和企业业绩间有很强的相关度。企业如果能从政府那里拿到大量订单，得到区位好、价格低的土地，显然就会更有竞争优势；同样，如果能很快顺利地办完审批手续，受到的税收、工商调查较少，显然也更容易生存。企业在政治战略上的模仿并不容易：很难设想那些采取被动反应战略的企业家，转眼就能取

得先发制人的能力。因此，政治战略最终将造成企业的分化。那些能够采取先发制人战略、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更能生存和发展；而只能被动反应的企业则处于不利地位，有的被迫外迁或死亡。

对管理的启示

企业家迅速获得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并不容易，但依然有一些可供选择的策略：

一是扬长避短，让市场战略与政治战略相匹配。比如关系导向、与政府打交道得心应手的企业，可以选择以内销为主的战略；而交易导向、不太善于与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则可以选择外销。这也正是温州企业家的自发选择，在我们的研究中，柳市的产品就以内销为主（该镇企业家非常善于与政府打交道），而虹桥则主打外销（该镇企业家相对拙于交际）。

二是取长补短，不同特点的企业家进行合作。温州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合作：从早期合伙制为本质的股份合作制，到近几年的股份制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都是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表现。在处理政府关系时，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不善于同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家可以聘请具备这方面特长的人加盟，这也是一些企业聘请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为他们企业服务的主要原因。

我们并不提倡企业通过接近政府官员而谋取好处，也无意赞扬因此而得益的企业（家）。我们只是希望能够透视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现状。同时，也希望政府官员能从中看到民营企业的无奈，改进环境，公正执法，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优势。毕竟，政府服务水平是企业投资选址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相信随着政治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企业终将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市场战略，而非政治战略上。

第三篇：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2007-01-23 21:09

作者: 张建君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很好的政治经济学家，懂得如何为商业利益而参与政治。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环境成为影响民营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不同的政治战略各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对苏南和温州65家企业进行了实地采访和研究。

中国的政治战略环境

企业必须面对两种环境—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因此它们必然要形成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和影响，来谋取自身利益。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集体行动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

而在中国，政治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行为。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目前企业政治战略的主体是单个的企业（家），大量使用灰色或非法的手段（如行贿等），目标则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

政治战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比西方企业重要得多。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的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组织之间）的特殊性导向，以及中国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也缘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第一，与成熟国家相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仍然非常巨大，这表现在政府对关键资源（如土地等）的控制、行政审批，以及对企业进行范围广泛的规制、产业政策等。第二，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规制模糊而又粗放，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这使得执行者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高，为政府官员和企业都提供了操作的空间。第三，政府行为的随意性普遍存在，依法办事的环境远未形成，常常会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区别对待；甚至，政府产品和服务还存在买卖关系，从而导致腐败的存在。

民营企业的两种政治战略

尽管企业对政府存在着资源和管理上的依赖关系，但企业可以主动适应、运作、协调以致改变这种关系。然而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擅长此道。在西方，企业的政治反应也表现为各种方式，从服从、躲避到协商、合作、建立联盟等。我们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能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在这方面，有的企业家非常积极，以求得到资源和有效保护；另一些企业家则仅仅希望政府少给他们找麻烦。与这两种心态相对应，企业家的政治战略分为两种：先发制人与被动反应。

“先发制人”战略表现为：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他们注重对政府官员的长期投资。当这种投资积累了社会资本后，又会反过来促进双方的互动，特别是双方有了信任之后，会更愿意从事合作性的交换。而“被动反应”的战略则是为了免除麻烦，企业只是在遇到问题时才与政府官员走动，具有交易导向。这种战略就事论事，具有短期性，会导致社会资本的消耗。而在具体实践中，大多数企业家会同时综合运用这两种战略下的多种战术。

先发制人

1．利益捆绑

有的企业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和保护，会把他们与官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有的企业家会给官员股份，但并不要求他们有实质投入，即所谓的“干股”；有的企业家在官员投入微不足道的资金后，就给他股份，即所谓的“搭股”；还有的企业家与官员合伙兴办企业；更有一些家庭在成员之间进行分工：一些人在政府工作，另一些人办企业。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在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把政府官员变成企业的代理人和保护伞。

2．引入“减震器”

企业常常通过雇用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聘请现任政府负责人作为企业的顾问，以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官员担负着企业减震器的功能。这是一种公开的策略，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例如，几年前温州一家著名企业聘任了它所在市的退休财政局长做财务主管。该市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的负责人，许多都是这位财务主管过去的下属。该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也曾在市人大工作，他说：“企业雇佣我们，是为了发挥我们的余热、余权、余威、余网。除了经历之外，我们在政府部门的关系对企业来讲是很有用的资产。”有趣的是，该企业的竞争对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迅速聘请了前市审计局长做财务总监。

3．参与政治

许多企业家努力成为党员，参加政府组织、官方协会，与政府官员结识，希望由此得到政治保护和经济利益。但这些渠道都局限于大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在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从80年代起就通过各种方式入了党，更多的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工商联委员，很多著名的企业家都有一大堆头衔。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非常明确。有些人把这些头衔当作政治待遇，更多的是想得到接近官员的机会而获得利益。

4．与官员结交

有的企业家赞助官员参观旅游，有的经常去拜访官员，有的则邀请官员参加企业的活动，等等。有一位无锡企业家，他的玩伴除了生意场上的朋友就是地方官员。因为生意上的关系，这位企业家有很多浙江义乌的朋友。有一年，他邀请镇党委书记参加义乌的小商品博览会，党委书记在当地得到了盛情款待，企业家也因此与党委书记建立了关系。

5．经常性送礼

目前，这种方式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新年和其他重要节日期间。“官员盼过年，企业怕过年”，这句话反映了官员和企业家对过年的不同态度。温州一家著名企业每年都要送礼，所有的县人大代表都能得到一本挂历，握有实权的领导礼物就更为丰厚。企业会想，别的企业都这么做，如果自己不送，遇到麻烦的时候就很难得到帮助。一位镇干部甚至这样理解企业政治行为的隐痛：“哪个企业没问题？可以说谁都不干净，我们想让谁死，谁就得死。”

被动反应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受自身能力和资源的约束，一些企业在处理同

政府（官员）的关系时是无奈、被动反应，出现麻烦时才临时抱佛脚。“灭火”是这种策略的主要特色。常见的策略包括以下几种。

1．利用政府部门间的矛盾做文章

当一个政府部门找麻烦时，企业家找另一个部门帮忙。另一个部门之所以愿意帮忙，一是因为他们可能与该企业家熟识，更重要的是因为部门间利益不同。这个战略有积极主动的成分，但考虑到它主要是在企业遇到麻烦时才使用，因此也归入被动反应的战略。

之所以能够利用政府部门矛盾做文章，是因为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部门间存在着不一致，甚至是利益的冲突。中国“条条块块”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条条”管理的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不一致，这为企业家的运作提供了空间。

2002年5月，无锡一家袜厂遇到了麻烦。某区技术监督局因故封存了企业的存货并勒令停产。他们的执法引起了冲突，监督局的工作人员便叫来警察，但警察觉得没必要介入，随即又离开了。失了面子的技术监督局干部开始进一步调查该袜厂的问题。这时，当地村和镇书记都出面求情，要求技术监督局从轻处理。其背后的原因是，这些政府干部担心，如果该企业一气之下出走，该地的产值和就业将会产生影响。苏南干部考核机制把地方干部的政绩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挂钩，地方干部当然要保护他们治下的企业。

2．遇到麻烦时“活动”

出现麻烦时，企业家往往动员所有资源四处走动，不甘受罚。一个企业家说，他并不太在乎罚多少钱，而是担心一旦受罚，别的部门就会以为他软弱可欺，会纷纷上门来找麻烦。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对事前行贿与事后感谢做了区分。“如果你在人家给你办事之前就送钱，那就是行贿，很多人是忌讳的；但如果在办完事之后再给予表示，那就是人之常情。”在前面的例子里，那个无锡企业家事后就向帮助他的书记进行了感谢，尽管他们出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3．转移资本或减少投资

近年来，资本转移在温州是个常见现象。理论上来看，这是企业家基于市场机会和成本收益核算作出的理性反应，但在温州，驱动资本流出的因素并不只是外在因素，如外地的优惠政策、低廉的地价等，还有内在因素，如低效劣质的政府服务。

有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温州外移企业有增无减。截至2000年5月，共有301家企业移出温州，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对当地政府环境不满。比如，某制造轴承的企业因为与政府关系不佳、得不到有效保护而移到了杭州；龙港的一家毛毯厂因为政府对他们与农民搬运工的冲突无动于衷等问题，一怒之下搬迁到了上海。

很多小企业无法选择资本外移，但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想把企业做大。一个企业家说，他的企业做得越大，就会有越多的政府部门来“化缘”，因此他把企业保持在小规模，尽量少被人注意到。

4．消极顺从

这种策略是不采取行动，认罚了事。其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企业家没有任何关系，只能接受处罚；二是基于理性考虑，觉得动用太多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一次，温州一家制作旅行

包的企业家被工商管理部门处罚，他本来想找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后来考虑到自己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大动干戈，最后决定认罚。至于损失，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弥补回来。

政治战略带来竞争优势

企业家政治战略的最终目的，当然还是利润。他们在对政府（官员）进行投资时，也会计算或至少考虑投入的成本与收益，尽管这种收益不像市场收益那样易于计算、立竿见影。一般来说，利润有三个来源：效率、市场权力和合法性。在“利润=收入－成本”的基本公式中，成本影响效率，市场权力提高收入。在成本一侧，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可以顺利而快速地通过审批手续、减少检查频率和刁难、缓解政府官员（尤其是办事员）的寻租行为，等等。龙港一位与政府关系相当不错的企业家表达了他的无奈：我们与政府搞好关系只是为了“花钱买平安”，减少在通过政府办事时的成本。在收入一侧，与政府搞好关系可以获得价格合宜、位置优越的土地，以及政府采购合同和各种政策优惠，从而获得优于竞争对手的租金。即使是在温州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政府关系获得了巨大好处，从而领先于对手。

单纯地用收益和成本来考察企业的政治行为，可能还过于简单。除了利润，企业往往还有更多的考虑，其中“合法性”的需求是非常关键的。合法性是指企业从政府和社会获得的认可、声誉等，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正是获得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有了这种认可和声誉，供应商、合作者、消费者会对企业更加信赖。同时，合法性也使企业在关键的时候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在温州，如果政府把参观者介绍到对手企业，企业家会表现出不满，并会努力让政府把客人也介绍到他们那里。对企业家而言，政府把参观者介绍过来，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认可。利用政府（官员）出面更是企业获得别人信赖的途径。昆山一位企业家说，每次他的合作伙伴从上海来时，他都会尽量把镇领导请来一块吃饭，“这样客人不仅面子上有光彩，也会觉得你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不错，更愿意跟你合作”。

虽然没有准确数据，但大量的个案表明，企业家与政府关系和企业业绩间有很强的相关度。企业如果能从政府那里拿到大量订单，得到区位好、价格低的土地，显然就会更有竞争优势；同样，如果能很快顺利地办完审批手续，受到的税收、工商调查较少，显然也更容易生存。企业在政治战略上的模仿并不容易：很难设想那些采取被动反应战略的企业家，转眼就能取得先发制人的能力。因此，政治战略最终将造成企业的分化。那些能够采取先发制人战略、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更能生存和发展；而只能被动反应的企业则处于不利地位，有的被迫外迁或死亡。

对管理的启示

企业家迅速获得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并不容易，但依然有一些可供选择的策略：

一是扬长避短，让市场战略与政治战略相匹配。比如关系导向、与政府打交道得心应手的企业，可以选择以内销为主的战略；而交易导向、不太善于与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则可以选择外销。这也正是温州企业家的自发选择，在我们的研究中，柳市的产品就以内销为主（该镇企业家非常善于与政府打交道），而虹桥则主打外销（该镇企业家相对拙于交际）。

二是取长补短，不同特点的企业家进行合作。温州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合作：从早期合伙制为本质的股份合作制，到近几年的股份制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都是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表现。在处理政府关系时，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不善于同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家可以聘请具备这方面特长的人加盟，这也是一些企业聘请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为他们企业服务的主要原因。

我们并不提倡企业通过接近政府官员而谋取好处，也无意赞扬因此而得益的企业（家）。我们只是希望能够透视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现状。同时，也希望政府官员能从中看到民营企业的无奈，改进环境，公正执法，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优势。毕竟，政府服务水平是企业投资选址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相信随着政治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企业终将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市场战略，而非政治战略上。

实儒评论：

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要懂得政治，这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什么那么走红的原因。有些人认为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象美国的企业家，似乎只要研究市场和企业就可以了。这是一种错觉。美国的大企业家都是政治上的高手，要不然为什么美国总统组建内阁的时候，总是要挑选那些曾经在大公司干过高层职位的人？事实上，美国的大企业同样要借助政府的力量，例如，美国总统出访外国，总是带着一大帮大企业的老板，总不是带他们去观光旅游的吧。那么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的企业家要巴结自己的政府，明显比政府要矮一个头，而美国的企业家和政府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呢？其原因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秩序的主要力量是政府及各级官员，他们掌握了社会的大部分资源，这是中国社会运转几千年来的一个特点；而维系美国社会稳定秩序的主要力量是政府、法官、议员、企业家、教会等之间的合力，谁也不能成为一支绝对主导的力量，而是大家分权而治，达到互相平衡，互相制约。

因此，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了追求更大的个人覆盖度，尽量利用一切社会资源，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中国历史上的吕不韦，在这方面是做的最出色的，他作为一个商人，利用秦王朝的王子，把个人覆盖度扩展到了全国。但是最近几年，很多企业家出事，被抓，事因都是和政府官员串通牟利，似乎只要是企业家和官员合作，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又是一种错觉。那些企业家、官员被抓，不是因为他们合作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合作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捞取个人的私利，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不是为了维系中国社会的稳定秩序，反而变成了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秩序的力量，这当然是任何一个想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央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最近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手段打击挪用社保基金给房地产商人的政府官员，其原因正在于此。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企业家或商人，和官员合作所做的事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不仅不会受到打击，反而会受到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正如当年的商人胡雪岩，为清政府出了大力，清政府才赏给他二品顶戴，这才有了他这个唯一的红顶商人。

因此，目前中国的企业家们，需要的是调整和端正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儒家把它称为“三不朽”事业，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们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可以实现人生的永恒不朽，永远被后人景仰，也就是实现了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实现了个人的最大覆盖度。

第四篇：2010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名单

“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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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沈庆利北京广大制药厂总经理刘振邦北京奥宇模板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彭伟民时代集团公司总裁王小兰时代集团公司第一副总裁郑福双北京新奥特集团董事长汪承源北京源地粉体材料研究所所长王殿儒北京长城钛金公司总裁张兆东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总裁兼副董事长邓伟亿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宝贵北京宝贵石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晓钟中国科学美容杂志社社长戴焕忠北京华讯集团总裁田志强科瑞集团公司常务副总裁兼董事雷秀颖北京华颖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段永基四通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洪德北京京海集团总裁张本正清华紫光（集团）总公司耿魁北京耿氏有限公司总经理侯树麒北京华昌新业物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洋北京锦绣大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祁魁元北京生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王文京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波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秦升益北京仁创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聂启明北京天利深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北京三友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家林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池宇峰北京金洪恩电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顾兆梁北京比特瑞旺电脑有限公司总裁天津李金元天津天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柴宝成天津宝成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树林天津立林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利天津市东方暖通设备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宋富智天津中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克荣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宋德成天津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克栋天津市德凯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琪天津安琪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辰天津市晨光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金城天津德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学利天津德利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敏卿天津天大天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史玉柱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EO郭广昌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培植上海新华控制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宗球上海生大医保技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乔志刚上海复旦金仕达计算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吕松涛上海绿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泓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信军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浩强上海天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熊明刚重庆必扬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田秀东重庆东田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甚林重庆南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左宗申重庆宗申摩托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尹明善重庆力帆轰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内蒙古宋军内蒙古阿拉善苁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山西王孝雄王孝雄建筑设计事务所总经理马林毅山西鹏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立宗太原显微手外科医院院长钟志孟山西中远威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勇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德英山西德意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河北宋佳城海湾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徐同考河北平乡塑料企业集团董事长张俊民秦皇岛长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辽宁齐兴武辽宁海诺建设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高明宇沈阳津昌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超大连商务职业学院院长李荣华大连华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国盛大连光电研究所所长（董事长）吴德贵营口市辽南橡胶厂厂长张歌今锦州俏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宋振福辽宁省本溪市亚泰建设集团公司总经理周鸿刚辽阳鸿飞电器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陶振洲铁岭龙海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烈辽宁省盘锦市种养示范场总经理白剑光辽宁银海锅炉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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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民营企业家,只会讲故事

中国民营企业家，只会讲故事

柳传志越来越怀旧了。如果是比尔盖茨、扎特伯格在演讲，不知道他们是面向未来呢，还是缅怀过去？他在英国古德伍德的演讲，更多提及的是联想的、他自己的发家史，听着听着，感觉民营企业家是机会主义者，国企领导人是霸权主义者。这样的演讲，究竟是扬个人的威风，还是让世人为中国企业家骄傲呢？

当PC不再有多少竞争力时，决定购买IBM早想扔掉的PC，把好端端的THINKPAD，变成了SINKPAD。从PC到房地产，再造投资、煤化工、租车、日用品，联想真的很会联想呀！联想的种种做法，都是被动地顺应国内经济周期，赶在鱼群到来时很撒网，而且是拖网，大鱼小鱼一把搂。可当狂热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热潮褪去时，却发现自己一没有像样的核心技术、二没有靠谱的商业模式，要用沈阳机床股份董事长关锡友的话来说，就是就没有具备对冲经济周期的企业经营力。那么，联想的主业也就只能虽经济之波而浮沉了。于是乎，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就促成了现在联想的“多元化产业大格局”。

在最近中国企业家代表团的英国古德伍德之行时，柳传志在演讲中说：英国首相在百忙、千忙、万忙中接见了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这是什么话呀？典型的民怕官、民爱官的心态，也许在他心中，机会是政府给的。要知道，您去的可是资本主义发源地，纳税人、企业家是政客的恩人，而不是相反。叶敦明觉得，做大之后的民营企业家，其官场心态甚至比国企更为浓厚，也许是受够了权利的压迫，一旦有机会把握就会更加穷凶极恶。

年轻的时候，柳传志是一个商人，一个从科研人员成功转型的商人，心怀理想，贸工技的大未来，始终在召唤着联想。再后来，等到他们有条件、但也有很大风险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时，正赶上房地产热、投资热，有理想的柳传志开始任意联想了，看看今天联想集团的业务，你还能想到柳传志当年的誓言吗？专

一、专注，早已消逝在浮躁的欲望迷阵。

柳传志，从商人开始，心向往着企业家，功业未成却又再次回到商人，而且是只顾着赚钱的商人，既没有胡雪岩的风生水起，更没有乔致庸的汇通天下，就是一个四处搂钱的钱串子。企业家与商人，是存在明显差别的。叶敦明认为，企业家是赌明天的，他们的命运还会牵动一个产业的生命线，企业家精神的魅力就在于让更多的伙伴、更广大的人群，去享受更美好的生活，去体验生命该有的价值。企业家，是中国走上创新之路的引领人。而商人呢，则只想着赚现钱、赚容易钱，至于别人的命运和前途，那不是自己该考虑的。商人呀，你着实伤人。

事业的理想，成了演讲的说辞，只溶在口、不容在手、难融在心。这些小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们，到处贩卖自己不相信、但希望别人相信的故事，也算是给自己圆一个肥皂泡之梦吧。

国企领导人，总是有实业梦，可能未来的及实施就被调往其他企业，而且经常不得不做着大领导的梦。民营企业家，算是有了自己的舞台和剧场，特别是那些有了强大立足之地的成功企业，也开始学习国企，想走政策的捷径。过去的艰辛打拼，成了而今的政治资本，是通往权力俱乐部的敲门砖，不再作为今后发展的立身之本。

民营企业家，别再空讲故事啦。把自己的成功当成必然，总结出什么模式来，无非就是要向政权献媚，获取一些自己梦寐以求的政治资源。民营企业家，应该学会向国际资本讲故事，应该学会向消费者讲故事，把事业的根基建立在国际化、品牌化的基础上，总比置放在欲望的沙丘上牢靠的多。

企业家想中医，越老越是宝，比如稻盛和夫。而听柳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怎么越听越泄气，他停留在过去，未来怎么看都很难到来。叶敦明觉得：这样的经验主义者，会演变成企业宿命论的，对于创新型中国的大梦想，是一剂泻药，根本不是补药。

民营企业家，又该如何讲故事呢？会讲故事的人，首先得有令人称羡的经历，结果只是一个部分，过程的跌宕起伏和心路历程，才是激发同人和后辈们奋起直追的。故事，不必是激扬慷慨的，它最好是真实的、坦诚的，带着一点点伤感和遗憾，是会呼吸的，有生命的，犹如生活的再现。好的故事，不在于告诉别人怎么做事，它应该指导别人不做错事，指引别人走难走的路。这样的中国人多了，创新之路就会千军万马，那些投机取巧的人就会汗颜、羞愧，会被创新大军的车轮给碾碎的。

第一，讲自己相信的故事，梦想与行动不至于背离的故事。回头看看太阳能行业领军人物的大话、空话、谎话，就会发现整个行业的堕落，这样的行业又怎么担当创新大任，未来又怎么会来呢？拿自己的梦想，去糊弄别人的思想，然后悄悄地把银子装进自己的口袋。打着企业家的幌子，干着骗子的勾当，那些曾经和正在同流合污的人呀，你们一同是可耻的。

第二，讲对别人有启迪的故事，希望他们继往开来，而并非让他们来膜拜自己。企业有了不错的今天，但苦于看不到灿烂的明天。企业家在昨日的辉煌与明日的彷徨中转辗反侧，他们的故事就会扭曲。没有明天的故事，讲的再好也只是往事的追忆，与未来毫无干系。第三，讲对行业和社会有正能量的故事。实业需要创新，这跟生意耍手腕是两回事。企业家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力量，你们应该是青春的、向上的，给萎靡不振的当下注入更多的希望和活力。我们希望能把自己猥琐的想法，得到你们狂风暴雨的洗涤，让我们变得心向未来，让我们变得更善于行动。企业家的正能量，才是社会的新希望。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与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这是《最浪漫的事》的深情演唱，也被众多民营企业家传唱，以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永远占据企业名人堂的牌位。错了，错了。叶敦明坚信：企业家的影响力，不在于他苦心编撰的传记和故事，却在于他的精神感召力、事业指引力、行业变革力。没有这些，也就只能站在万众期待的大舞台上，絮絮叨叨地讲着发黄的老故事，成了僵尸企业家，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