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生存术

第一篇：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生存术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生存术

作者：章奇时间：2012-11-06

最近，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上海一家民营企业凯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因为知识产权纠纷而受挫的故事。在报道中，该企业因为原技术人员在离职后，盗用公司的技术成立竞争性的公司而蒙受极大的损失。但凯赛公司在利用法律手段解决的过程中发现，因为对手的靠山是政府，这场官司已经无以为继了。这一关系凯赛生存的诉讼，目前还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

对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来说，这个故事是一个缩影，它说明了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在中国，民营企业家要想把生意一直做下去，尤其是不断变大变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市场经济中无处不在的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和不确定性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而来自于非市场力量的政治风险，却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独有因素。

这种风险，根本上来自于官家对权力的绝对垄断和民营企业家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导致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机会主义性质的掠夺。自古及今，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政治权力侵凌民营企业正当权益的阴霾，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现实存在。凯赛的例子，只不过是众多案例中的沧海一

粟。

这种无处不在的政治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民营企业家那么热衷于和政府建立起紧密的关系，例如和国有企业成立业务上的战略合作关系，或引入政府部门作为战略投资者。许多民营企业因此从名称上来看，更像一家国有单位，但实质上却是私人控股。企业家的算盘，就是通过这种紧密的政企关系，既提高企业的政治保险系数，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体制内的资源为自己服务。

更有雄心壮志的企业家恐怕还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看似紧密的政企关系。他们会更进一步，和中意的某个政治人物直接发展出相当紧密的个人关系。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和政治人物之间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契约性质的关系网，前者为后者提供金钱，从经济上助其实现政治上的目标；后者则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直接为前者提供稀缺资源和获利机会。这种通过利益交换形成的纽带，由于彼此进入对方的核心决策圈子，人格化色彩更浓，也相对更加稳固。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一种增强政企关系的策略，在带来巨大的收益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成本。例如通过引入政府作为战略合作或投资者的策略，尽管可以在获得贷款、谋求市场准入方面获益不菲，但却无法避免当企业进一步壮大时，政府

因利益分配方面的分歧而发生掠夺性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而言，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一旦发生，由于政府权力的不受限制和对企业内部经营情况的熟悉，甚至会带来更加不可测的风险，包括丧失企业的实际控制权甚至所有权。因此，更常见的情况是，为了防止这种来自政府的机会主义风险，民营企业家不得不想方设法引入多个战略合作方以进行相互制约，甚至背地里寻找其他的政治关系和靠山，以备不测。企业家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因此反而被消耗在和企业经营无关的政治斗争上。

这样一来，是不是挤进政治人物的核心圈子，建立起人格化的关系网络，摇身一变成为“红顶商人”的路子更值得尝试呢？无疑，中国千年来的官商文化为实践这种策略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精神支柱。尤其是它能够带来的直接且巨大的经济甚至政治利益，早就为战国时吕不韦的传奇经历所证明。但实际上，通过把自己和政治人物绑定在一起，只不过把市场中的政治风险转化成了政治权力斗争中的风险，且由于权力斗争的无情而变得更加险恶。一方面，由于进入了对方的核心决策圈，企业家不再有退出的选择，只能被动地为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益服务。另一方面，一旦所绑定的政治人物倒台，接踵而来的后果完全可以对企业家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千年前吕不韦的悲惨下场，就是今日各个热衷于当红顶商人的企业家的前车之鉴。

当然，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民营企业家都会选择通过加强政企关系的方式来规避和减少政治风险。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小的企业由于自身规模的限制，不太可能有足够的资源去形成紧密的政企关系，因而不会主动选择这种策略。同时，很多企业家也主动避免在过多地卷入政治。马云最近就告诫“钱和权千万不要混在一起。” 俞敏洪也宣称“新东方没有靠权贵资本赚过一分钱”。而王石则大声地说万科从来没有行过贿。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企业不仅生存得很好，而且均为同行业中的翘楚。如果我们接受他们的言行是一致的话，那么迄今为止，他们显然在规避政治风险和对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之间维持着巧妙的平衡。

虽然现在并没有系统的研究来解释究竟在什么的环境和条件下企业家会做出相应的各种策略选择。但无疑很多因素都有可能会起到作用，例如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现代化的进展、企业家的个人学识、见识以及意识形态的倾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家的个人资产专用性，尤其是他们在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管理上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可能是影响他们选择什么样的策略非常重要的因素。例如一个企业家对现代科技和管理方式越是具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并通过这些具有个人专有的知识来运作企业，其市场竞争优势也就更明显，从而他对构建密切的政企关系的动力就会更弱。而由于其企业资产的专有性和个人才能的不可替代性，政府出于掠夺性动机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

能性也相应越低。这有可能导致一个良性循环，即企业家的知识和才能越是具有专用性和独特性，对知识的投资就会越大，对构建一个良性的政企关系的积极作用也就越大。相反，一个越是依赖传统资源投入和传统技术的企业，感受到的市场竞争压力会更大，对获得外部支持的要求会更强烈，从而企业家也更可能倾向于发展更紧密的政企关系甚至和掌握权力的政客发展人格化的个人关系。这有可能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即企业家越是依赖政企关系来获得市场优势，就越会进一步投资巩固这种反生产力的政企关系，其对整个社会福利和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也就越大。无疑，企业家的这种个人资产专用性，是和技术以及管理知识的整体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社会可以利用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越高，企业家就越可能培养出具有专用性的核心技术和管理技巧。幸运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资讯和人员的不断流动，从外部为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进步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中国重新退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现代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快速发展以及它们所带来相应的企业家个人知识素质的提高，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就给打破中国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官商文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在可预见的将来，如何因应来自政治方面的风险，仍然会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在经营企业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凯赛的例子

告诉我们现实总是灰色的。但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它们的进步所带来的企业家自身素质的提高，无疑使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维持足够的乐观情绪。

来源:凤凰财经

第二篇：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很好的政治经济学家，懂得如何为商业利益而参与政治。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环境成为影响民营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不同的政治战略各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对苏南和温州65家企业进行了实地采访和研究。中国的政治战略环境

企业必须面对两种环境—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因此它们必然要形成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和影响，来谋取自身利益。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集体行动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

而在中国，政治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行为。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目前企业政治战略的主体是单个的企业（家），大量使用灰色或非法的手段（如行贿等），目标则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

政治战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比西方企业重要得多。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的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组织之间）的特殊性导向，以及中国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也缘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第一，与成熟国家相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仍然非常巨大，这表现在政府对关键资源（如土地等）的控制、行政审批，以及对企业进行范围广泛的规制、产业政策等。第二，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规制模糊而又粗放，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这使得执行者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高，为政府官员和企业都提供了操作的空间。第三，政府行为的随意性普遍存在，依法办事的环境远未形成，常常会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区别对待；甚至，政府产品和服务还存在买卖关系，从而导致腐败的存在。民营企业的两种政治战略

尽管企业对政府存在着资源和管理上的依赖关系，但企业可以主动适应、运作、协调以致改变这种关系。然而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擅长此道。在西方，企业的政治反应也表现为各种方式，从服从、躲避到协商、合作、建立联盟等。我们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能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在这方面，有的企业家非常积极，以求得到资源和有效保护；另一些企业家则仅仅希望政府少给他们找麻烦。与这两种心态相对应，企业家的政治战略分为两种：先发制人与被动反应。

“先发制人”战略表现为：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他们注重对政府官员的长期投资。当这种投资积累了社会资本后，又会反过来促进双方的互动，特别是双方有了信任之后，会更愿意从事合作性的交换。而“被动反应”的战略则是为了免除麻烦，企业只是在遇到问题时才与政府官员走动，具有交易导向。这种战略就事论事，具有短期性，会导致社会资本的消耗。而在具体实践中，大多数企业家会同时综合运用这两种战略下的多种战术。先发制人

1．利益捆绑

有的企业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和保护，会把他们与官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有的企业家会给官员股份，但并不要求他们有实质投入，即所谓的“干股”；有的企业家在官员投入微不足道的资金后，就给他股份，即所谓的“搭股”；还有的企业家与官员合伙兴办企业；更有一些家庭在成员之间进行分工：一些人在政府工作，另一些人办企业。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在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把政府官员变成企业的代理人和保护伞。

2．引入“减震器”

企业常常通过雇用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聘请现任政府负责人作为企业的顾问，以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官员担负着企业减震器的功能。这是一种公开的策略，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例如，几年前温州一家著名企业聘任了它所在市的退休财政局长做财务主管。该市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的负责人，许多都是这位财务主管过去的下属。该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也曾在市人大工作，他说：“企业雇佣我们，是为了发挥我们的余热、余权、余威、余网。除了经历之外，我们在政府部门的关系对企业来讲是很有用的资产。”有趣的是，该企业的竞争对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迅速聘请了前市审计局长做财务总监。

3．参与政治

许多企业家努力成为党员，参加政府组织、官方协会，与政府官员结识，希望由此得到政治保护和经济利益。但这些渠道都局限于大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在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从80年代起就通过各种方式入了党，更多的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工商联委员，很多著名的企业家都有一大堆头衔。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非常明确。有些人把这些头衔当作政治待遇，更多的是想得到接近官员的机会而获得利益。

4．与官员结交

有的企业家赞助官员参观旅游，有的经常去拜访官员，有的则邀请官员参加企业的活动，等等。有一位无锡企业家，他的玩伴除了生意场上的朋友就是地方官员。因为生意上的关系，这位企业家有很多浙江义乌的朋友。有一年，他邀请镇党委书记参加义乌的小商品博览会，党委书记在当地得到了盛情款待，企业家也因此与党委书记建立了关系。

5．经常性送礼

目前，这种方式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新年和其他重要节日期间。“官员盼过年，企业怕过年”，这句话反映了官员和企业家对过年的不同态度。温州一家著名企业每年都要送礼，所有的县人大代表都能得到一本挂历，握有实权的领导礼物就更为丰厚。企业会想，别的企业都这么做，如果自己不送，遇到麻烦的时候就很难得到帮助。一位镇干部甚至这样理解企业政治行为的隐痛：“哪个企业没问题？可以说谁都不干净，我们想让谁死，谁就得死。”被动反应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受自身能力和资源的约束，一些企业在处理同政府（官员）的关系时是无奈、被动反应，出现麻烦时才临时抱佛脚。“灭火”是这种策略的主要特色。常见的策略包括以下几种。

1．利用政府部门间的矛盾做文章

当一个政府部门找麻烦时，企业家找另一个部门帮忙。另一个部门之所以愿意帮忙，一是因为他们可能与该企业家熟识，更重要的是因为部门间利益不同。这个战略有积极主动的成分，但考虑到它主要是在企业遇到麻烦时才使用，因此也归入被动反应的战略。

之所以能够利用政府部门矛盾做文章，是因为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部门间存在着不一致，甚至是利益的冲突。中国“条条块块”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条条”管理的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不一致，这为企业家的运作提供了空间。

2002年5月，无锡一家袜厂遇到了麻烦。某区技术监督局因故封存了企业的存货并勒令停产。他们的执法引起了冲突，监督局的工作人员便叫来警察，但警察觉得没必要介入，随即又离开了。失了面子的技术监督局干部开始进一步调查该袜厂的问题。这时，当地村和镇书记都出面求情，要求技术监督局从轻处理。其背后的原因是，这些政府干部担心，如果该企业一气之下出走，该地的产值和就业将会产生影响。苏南干部考核机制把地方干部的政绩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挂钩，地方干部当然要保护他们治下的企业。

2．遇到麻烦时“活动”

出现麻烦时，企业家往往动员所有资源四处走动，不甘受罚。一个企业家说，他并不太在乎罚多少钱，而是担心一旦受罚，别的部门就会以为他软弱可欺，会纷纷上门来找麻烦。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对事前行贿与事后感谢做了区分。“如果你在人家给你办事之前就送钱，那就是行贿，很多人是忌讳的；但如果在办完事之后再给予表示，那就是人之常情。”在前

面的例子里，那个无锡企业家事后就向帮助他的书记进行了感谢，尽管他们出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3．转移资本或减少投资

近年来，资本转移在温州是个常见现象。理论上来看，这是企业家基于市场机会和成本收益核算作出的理性反应，但在温州，驱动资本流出的因素并不只是外在因素，如外地的优惠政策、低廉的地价等，还有内在因素，如低效劣质的政府服务。

有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温州外移企业有增无减。截至2000年5月，共有301家企业移出温州，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对当地政府环境不满。比如，某制造轴承的企业因为与政府关系不佳、得不到有效保护而移到了杭州；龙港的一家毛毯厂因为政府对他们与农民搬运工的冲突无动于衷等问题，一怒之下搬迁到了上海。

很多小企业无法选择资本外移，但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想把企业做大。一个企业家说，他的企业做得越大，就会有越多的政府部门来“化缘”，因此他把企业保持在小规模，尽量少被人注意到。

4．消极顺从

这种策略是不采取行动，认罚了事。其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企业家没有任何关系，只能接受处罚；二是基于理性考虑，觉得动用太多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一次，温州一家制作旅行包的企业家被工商管理部门处罚，他本来想找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后来考虑到自己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大动干戈，最后决定认罚。至于损失，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弥补回来。

政治战略带来竞争优势

企业家政治战略的最终目的，当然还是利润。他们在对政府（官员）进行投资时，也会计算或至少考虑投入的成本与收益，尽管这种收益不像市场收益那样易于计算、立竿见影。一般来说，利润有三个来源：效率、市场权力和合法性。在“利润=收入－成本”的基本公式中，成本影响效率，市场权力提高收入。在成本一侧，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可以顺利而快速地通过审批手续、减少检查频率和刁难、缓解政府官员（尤其是办事员）的寻租行为，等等。龙港一位与政府关系相当不错的企业家表达了他的无奈：我们与政府搞好关系只是为了“花钱买平安”，减少在通过政府办事时的成本。在收入一侧，与政府搞好关系可以获得价格合宜、位置优越的土地，以及政府采购合同和各种政策优惠，从而获得优于竞争对手的租金。即使是在温州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政府关系获得了巨大好处，从而领先于对手。

单纯地用收益和成本来考察企业的政治行为，可能还过于简单。除了利润，企业往往还有更多的考虑，其中“合法性”的需求是非常关键的。合法性是指企业从政府和社会获得的认可、声誉等，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正是获得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有了这种认可和声誉，供应商、合作者、消费者会对企业更加信赖。同时，合法性也使企业在关键的时候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在温州，如果政府把参观者介绍到对手企业，企业家会表现出不满，并会努力让政府把客人也介绍到他们那里。对企业家而言，政府把参观者介绍过来，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认可。利用政府（官员）出面更是企业获得别人信赖的途径。昆山一位企业家说，每次他的合作伙伴从上海来时，他都会尽量把镇领导请来一块吃饭，“这样客人不仅面子上有光彩，也会觉得你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不错，更愿意跟你合作”。

虽然没有准确数据，但大量的个案表明，企业家与政府关系和企业业绩间有很强的相关度。企业如果能从政府那里拿到大量订单，得到区位好、价格低的土地，显然就会更有竞争优势；同样，如果能很快顺利地办完审批手续，受到的税收、工商调查较少，显然也更容易生存。企业在政治战略上的模仿并不容易：很难设想那些采取被动反应战略的企业家，转眼就能取

得先发制人的能力。因此，政治战略最终将造成企业的分化。那些能够采取先发制人战略、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更能生存和发展；而只能被动反应的企业则处于不利地位，有的被迫外迁或死亡。

对管理的启示

企业家迅速获得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并不容易，但依然有一些可供选择的策略：

一是扬长避短，让市场战略与政治战略相匹配。比如关系导向、与政府打交道得心应手的企业，可以选择以内销为主的战略；而交易导向、不太善于与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则可以选择外销。这也正是温州企业家的自发选择，在我们的研究中，柳市的产品就以内销为主（该镇企业家非常善于与政府打交道），而虹桥则主打外销（该镇企业家相对拙于交际）。

二是取长补短，不同特点的企业家进行合作。温州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合作：从早期合伙制为本质的股份合作制，到近几年的股份制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都是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表现。在处理政府关系时，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不善于同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家可以聘请具备这方面特长的人加盟，这也是一些企业聘请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为他们企业服务的主要原因。

我们并不提倡企业通过接近政府官员而谋取好处，也无意赞扬因此而得益的企业（家）。我们只是希望能够透视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现状。同时，也希望政府官员能从中看到民营企业的无奈，改进环境，公正执法，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优势。毕竟，政府服务水平是企业投资选址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相信随着政治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企业终将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市场战略，而非政治战略上。

第三篇：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2007-01-23 21:09

作者: 张建君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很好的政治经济学家，懂得如何为商业利益而参与政治。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环境成为影响民营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不同的政治战略各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对苏南和温州65家企业进行了实地采访和研究。

中国的政治战略环境

企业必须面对两种环境—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因此它们必然要形成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和影响，来谋取自身利益。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集体行动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

而在中国，政治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行为。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目前企业政治战略的主体是单个的企业（家），大量使用灰色或非法的手段（如行贿等），目标则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

政治战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比西方企业重要得多。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的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组织之间）的特殊性导向，以及中国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也缘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第一，与成熟国家相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仍然非常巨大，这表现在政府对关键资源（如土地等）的控制、行政审批，以及对企业进行范围广泛的规制、产业政策等。第二，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规制模糊而又粗放，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这使得执行者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高，为政府官员和企业都提供了操作的空间。第三，政府行为的随意性普遍存在，依法办事的环境远未形成，常常会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区别对待；甚至，政府产品和服务还存在买卖关系，从而导致腐败的存在。

民营企业的两种政治战略

尽管企业对政府存在着资源和管理上的依赖关系，但企业可以主动适应、运作、协调以致改变这种关系。然而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擅长此道。在西方，企业的政治反应也表现为各种方式，从服从、躲避到协商、合作、建立联盟等。我们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能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在这方面，有的企业家非常积极，以求得到资源和有效保护；另一些企业家则仅仅希望政府少给他们找麻烦。与这两种心态相对应，企业家的政治战略分为两种：先发制人与被动反应。

“先发制人”战略表现为：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他们注重对政府官员的长期投资。当这种投资积累了社会资本后，又会反过来促进双方的互动，特别是双方有了信任之后，会更愿意从事合作性的交换。而“被动反应”的战略则是为了免除麻烦，企业只是在遇到问题时才与政府官员走动，具有交易导向。这种战略就事论事，具有短期性，会导致社会资本的消耗。而在具体实践中，大多数企业家会同时综合运用这两种战略下的多种战术。

先发制人

1．利益捆绑

有的企业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和保护，会把他们与官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有的企业家会给官员股份，但并不要求他们有实质投入，即所谓的“干股”；有的企业家在官员投入微不足道的资金后，就给他股份，即所谓的“搭股”；还有的企业家与官员合伙兴办企业；更有一些家庭在成员之间进行分工：一些人在政府工作，另一些人办企业。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在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把政府官员变成企业的代理人和保护伞。

2．引入“减震器”

企业常常通过雇用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聘请现任政府负责人作为企业的顾问，以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官员担负着企业减震器的功能。这是一种公开的策略，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例如，几年前温州一家著名企业聘任了它所在市的退休财政局长做财务主管。该市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的负责人，许多都是这位财务主管过去的下属。该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也曾在市人大工作，他说：“企业雇佣我们，是为了发挥我们的余热、余权、余威、余网。除了经历之外，我们在政府部门的关系对企业来讲是很有用的资产。”有趣的是，该企业的竞争对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迅速聘请了前市审计局长做财务总监。

3．参与政治

许多企业家努力成为党员，参加政府组织、官方协会，与政府官员结识，希望由此得到政治保护和经济利益。但这些渠道都局限于大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在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从80年代起就通过各种方式入了党，更多的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工商联委员，很多著名的企业家都有一大堆头衔。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非常明确。有些人把这些头衔当作政治待遇，更多的是想得到接近官员的机会而获得利益。

4．与官员结交

有的企业家赞助官员参观旅游，有的经常去拜访官员，有的则邀请官员参加企业的活动，等等。有一位无锡企业家，他的玩伴除了生意场上的朋友就是地方官员。因为生意上的关系，这位企业家有很多浙江义乌的朋友。有一年，他邀请镇党委书记参加义乌的小商品博览会，党委书记在当地得到了盛情款待，企业家也因此与党委书记建立了关系。

5．经常性送礼

目前，这种方式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新年和其他重要节日期间。“官员盼过年，企业怕过年”，这句话反映了官员和企业家对过年的不同态度。温州一家著名企业每年都要送礼，所有的县人大代表都能得到一本挂历，握有实权的领导礼物就更为丰厚。企业会想，别的企业都这么做，如果自己不送，遇到麻烦的时候就很难得到帮助。一位镇干部甚至这样理解企业政治行为的隐痛：“哪个企业没问题？可以说谁都不干净，我们想让谁死，谁就得死。”

被动反应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受自身能力和资源的约束，一些企业在处理同

政府（官员）的关系时是无奈、被动反应，出现麻烦时才临时抱佛脚。“灭火”是这种策略的主要特色。常见的策略包括以下几种。

1．利用政府部门间的矛盾做文章

当一个政府部门找麻烦时，企业家找另一个部门帮忙。另一个部门之所以愿意帮忙，一是因为他们可能与该企业家熟识，更重要的是因为部门间利益不同。这个战略有积极主动的成分，但考虑到它主要是在企业遇到麻烦时才使用，因此也归入被动反应的战略。

之所以能够利用政府部门矛盾做文章，是因为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部门间存在着不一致，甚至是利益的冲突。中国“条条块块”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条条”管理的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不一致，这为企业家的运作提供了空间。

2002年5月，无锡一家袜厂遇到了麻烦。某区技术监督局因故封存了企业的存货并勒令停产。他们的执法引起了冲突，监督局的工作人员便叫来警察，但警察觉得没必要介入，随即又离开了。失了面子的技术监督局干部开始进一步调查该袜厂的问题。这时，当地村和镇书记都出面求情，要求技术监督局从轻处理。其背后的原因是，这些政府干部担心，如果该企业一气之下出走，该地的产值和就业将会产生影响。苏南干部考核机制把地方干部的政绩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挂钩，地方干部当然要保护他们治下的企业。

2．遇到麻烦时“活动”

出现麻烦时，企业家往往动员所有资源四处走动，不甘受罚。一个企业家说，他并不太在乎罚多少钱，而是担心一旦受罚，别的部门就会以为他软弱可欺，会纷纷上门来找麻烦。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对事前行贿与事后感谢做了区分。“如果你在人家给你办事之前就送钱，那就是行贿，很多人是忌讳的；但如果在办完事之后再给予表示，那就是人之常情。”在前面的例子里，那个无锡企业家事后就向帮助他的书记进行了感谢，尽管他们出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3．转移资本或减少投资

近年来，资本转移在温州是个常见现象。理论上来看，这是企业家基于市场机会和成本收益核算作出的理性反应，但在温州，驱动资本流出的因素并不只是外在因素，如外地的优惠政策、低廉的地价等，还有内在因素，如低效劣质的政府服务。

有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温州外移企业有增无减。截至2000年5月，共有301家企业移出温州，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对当地政府环境不满。比如，某制造轴承的企业因为与政府关系不佳、得不到有效保护而移到了杭州；龙港的一家毛毯厂因为政府对他们与农民搬运工的冲突无动于衷等问题，一怒之下搬迁到了上海。

很多小企业无法选择资本外移，但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想把企业做大。一个企业家说，他的企业做得越大，就会有越多的政府部门来“化缘”，因此他把企业保持在小规模，尽量少被人注意到。

4．消极顺从

这种策略是不采取行动，认罚了事。其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企业家没有任何关系，只能接受处罚；二是基于理性考虑，觉得动用太多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一次，温州一家制作旅行

包的企业家被工商管理部门处罚，他本来想找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后来考虑到自己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大动干戈，最后决定认罚。至于损失，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弥补回来。

政治战略带来竞争优势

企业家政治战略的最终目的，当然还是利润。他们在对政府（官员）进行投资时，也会计算或至少考虑投入的成本与收益，尽管这种收益不像市场收益那样易于计算、立竿见影。一般来说，利润有三个来源：效率、市场权力和合法性。在“利润=收入－成本”的基本公式中，成本影响效率，市场权力提高收入。在成本一侧，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可以顺利而快速地通过审批手续、减少检查频率和刁难、缓解政府官员（尤其是办事员）的寻租行为，等等。龙港一位与政府关系相当不错的企业家表达了他的无奈：我们与政府搞好关系只是为了“花钱买平安”，减少在通过政府办事时的成本。在收入一侧，与政府搞好关系可以获得价格合宜、位置优越的土地，以及政府采购合同和各种政策优惠，从而获得优于竞争对手的租金。即使是在温州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政府关系获得了巨大好处，从而领先于对手。

单纯地用收益和成本来考察企业的政治行为，可能还过于简单。除了利润，企业往往还有更多的考虑，其中“合法性”的需求是非常关键的。合法性是指企业从政府和社会获得的认可、声誉等，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正是获得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有了这种认可和声誉，供应商、合作者、消费者会对企业更加信赖。同时，合法性也使企业在关键的时候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在温州，如果政府把参观者介绍到对手企业，企业家会表现出不满，并会努力让政府把客人也介绍到他们那里。对企业家而言，政府把参观者介绍过来，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认可。利用政府（官员）出面更是企业获得别人信赖的途径。昆山一位企业家说，每次他的合作伙伴从上海来时，他都会尽量把镇领导请来一块吃饭，“这样客人不仅面子上有光彩，也会觉得你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不错，更愿意跟你合作”。

虽然没有准确数据，但大量的个案表明，企业家与政府关系和企业业绩间有很强的相关度。企业如果能从政府那里拿到大量订单，得到区位好、价格低的土地，显然就会更有竞争优势；同样，如果能很快顺利地办完审批手续，受到的税收、工商调查较少，显然也更容易生存。企业在政治战略上的模仿并不容易：很难设想那些采取被动反应战略的企业家，转眼就能取得先发制人的能力。因此，政治战略最终将造成企业的分化。那些能够采取先发制人战略、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更能生存和发展；而只能被动反应的企业则处于不利地位，有的被迫外迁或死亡。

对管理的启示

企业家迅速获得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并不容易，但依然有一些可供选择的策略：

一是扬长避短，让市场战略与政治战略相匹配。比如关系导向、与政府打交道得心应手的企业，可以选择以内销为主的战略；而交易导向、不太善于与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则可以选择外销。这也正是温州企业家的自发选择，在我们的研究中，柳市的产品就以内销为主（该镇企业家非常善于与政府打交道），而虹桥则主打外销（该镇企业家相对拙于交际）。

二是取长补短，不同特点的企业家进行合作。温州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合作：从早期合伙制为本质的股份合作制，到近几年的股份制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都是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表现。在处理政府关系时，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不善于同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家可以聘请具备这方面特长的人加盟，这也是一些企业聘请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为他们企业服务的主要原因。

我们并不提倡企业通过接近政府官员而谋取好处，也无意赞扬因此而得益的企业（家）。我们只是希望能够透视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现状。同时，也希望政府官员能从中看到民营企业的无奈，改进环境，公正执法，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优势。毕竟，政府服务水平是企业投资选址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相信随着政治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企业终将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市场战略，而非政治战略上。

实儒评论：

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要懂得政治，这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什么那么走红的原因。有些人认为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象美国的企业家，似乎只要研究市场和企业就可以了。这是一种错觉。美国的大企业家都是政治上的高手，要不然为什么美国总统组建内阁的时候，总是要挑选那些曾经在大公司干过高层职位的人？事实上，美国的大企业同样要借助政府的力量，例如，美国总统出访外国，总是带着一大帮大企业的老板，总不是带他们去观光旅游的吧。那么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的企业家要巴结自己的政府，明显比政府要矮一个头，而美国的企业家和政府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呢？其原因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秩序的主要力量是政府及各级官员，他们掌握了社会的大部分资源，这是中国社会运转几千年来的一个特点；而维系美国社会稳定秩序的主要力量是政府、法官、议员、企业家、教会等之间的合力，谁也不能成为一支绝对主导的力量，而是大家分权而治，达到互相平衡，互相制约。

因此，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了追求更大的个人覆盖度，尽量利用一切社会资源，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中国历史上的吕不韦，在这方面是做的最出色的，他作为一个商人，利用秦王朝的王子，把个人覆盖度扩展到了全国。但是最近几年，很多企业家出事，被抓，事因都是和政府官员串通牟利，似乎只要是企业家和官员合作，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又是一种错觉。那些企业家、官员被抓，不是因为他们合作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合作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捞取个人的私利，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不是为了维系中国社会的稳定秩序，反而变成了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秩序的力量，这当然是任何一个想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央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最近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手段打击挪用社保基金给房地产商人的政府官员，其原因正在于此。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企业家或商人，和官员合作所做的事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不仅不会受到打击，反而会受到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正如当年的商人胡雪岩，为清政府出了大力，清政府才赏给他二品顶戴，这才有了他这个唯一的红顶商人。

因此，目前中国的企业家们，需要的是调整和端正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儒家把它称为“三不朽”事业，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们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可以实现人生的永恒不朽，永远被后人景仰，也就是实现了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实现了个人的最大覆盖度。

第四篇：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扩张路线图

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扩张路线图

孙荣飞

[内容摘要]：行业协会、工商联、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地方党政副职、全国党代表、中央候补委员，这个政治阶梯成了大陆民营企业家身份追求的指示路牌。在民营企业家所能摘得的政治头衔表中，目前仍以全国党代表含金量最高。此番如有民营企业家获得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身份，将是中共吸纳干部的一大历史突破。

行业协会、工商联、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地方党政副职、全国党代表、中央候补委员，越是后面的头衔，携带的“政治勉励”信号越浓，企业家入选的几率也越小。这个政治阶梯成了大陆民营企业家身份追求的指示路牌。

民营企业家从政三部曲

工商联成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政治升迁的传统三阶段。

私企及行业协会是法定民间机构。工商联则算是一个半政治化的机构，被视为连接私营部门和政府间的桥梁。根据其网站显示，截至2010年底，工商联已经拥有271万民营企业成员。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工商联在政协中组成了一个“界别”，它主要由民营企业主和一些为工商联工作的党政干部组成。因此，它在提名各级政协候选人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民营企业主被选为人大代表候选人，党的地方机关经常会向工商联咨询，而工商联也倾向于推荐自己的成员。可以说，工商联系统是鉴定企业主政治可靠度的第一关。

民营企业家担任省级工商联会长肇始于中央2001年12号文件，根据该文件，在重庆、浙江、贵州进行民营企业家办会的试点，尹明善，徐冠巨、张芝庭相继当选为重庆、浙江、贵州三地工商联会长。这是中国省级工商联自成立以来，首次由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私营企业家担纲工商联“掌门人”。这个职务，参照党政，算是省级干部序列。

工商联毕竟是桥梁，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私营企业主希望参与政治的最主要战场。全国工商联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发现，51.1%的大陆民营企业主担任了各级这两类职务。

而期间，民营企业家的工商联成员身份显著增加了当选为“县乡镇”和“地级及以上”人大或政协代表的可能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吕鹏统计分析，在“县乡镇级人大”、“地级及以上人大”、“县乡镇级政协”、“地级及以上政协”四个级别上，增加当选的可能性分别增长了3.3，3.8，11.0和

4.1倍。

显然，挤进政协委员比进人大代表容易得多。2002-2004年间，广州、洛阳、盘锦、重庆等各地都出现了民营企业家当选地市政协副主席的现象。

2002年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成为中国首位担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登上其生涯巅峰。此前，尹明善20岁即被打成右派，入牢狱21年。

紧随尹明善之后，2003年1月，徐冠巨获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因为浙江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试验田，此事迅速被提炼成“徐冠巨现象”。

在大陆制度设计上，人大的地位要比政协略高。在很多地方，各级人大的领导同时也是该行政区域的最高领导人（党委书记），而各个级别的政协主席则往往来自于在党委中排名第三第四的领导，甚至还不是常委。

对于民营企业主来说，人大代表是一个比政协委员更为荣耀的称号，而事实上前者的大门对民营资本家敞开得也更加缓慢和谨慎。民营企业家刘永好早在1998年就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到目前为止，却没有民营企业家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更不要说提拔成为省一级的人大副主任。据公开媒体报道，2008年江苏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和北京现任国美董事长张大中开创了历史，作为民营企业家被选为省级人大常委，这几乎比民营企业家成为省级政协常委晚了15年。

不过，从2007年政协换届起，各地民营企业家兼任政协副主席的现象开始减少。

有党政实职的民营企业家

由于人大和政协在权力序列中属于边缘，私营企业家涌进人大和政协任职，在体制内并没引起多大反弹。邓小平南巡后，为鼓励私营企业多纳税，地方政府开始以官职论功行赏。河北省清河县规定：私企老板连续3年累计纳税超过600万元（在2001年前标准是100万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副科级干部职位。之后，近十位私营企业主在清河县法院、劳动局等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个体户张立栋当上县法院副院长。

吉林省江源县从1993年也出台政策：凡年利税或扭亏5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可直接录用为副科级公务员，十年中，先后有25个农民身份的企业主被提拔为副镇长。

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1993年当选为张家港市政协主席，1997年12月，出任张家港市委副书记，2002年起任中共十六大党代表。

对于企业主担任党政领导风潮，2000年3月中组部和统战部联合下发文件，对根据投资多少和利税贡献大小确定任职级别高低的情况予以纠正，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得担任党政机关领导职务。

不过，地方政府并没有却步。2002年，安徽潜山县民营企业全力集团董事长杨续喜因纳税多兼职副县长。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江苏省连云港榆城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宋世敏当选为赣榆县副县长。半个月后，四川武胜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聘任万千饲料厂总经理王德根为武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聘期从2003年6月至2007年12月），专门负责生猪生产。

上海则为民营企业家打开了市政府委办局的大门。2003年，亿唐公司董事长唐海松出任上海徐汇区外经贸委副主任。同年，上海复旦金仕达计算机有限公司董事长乔志刚被上海市政府正式任命为市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成为上海市第一位来自民营企业家队伍的副局级干部。

2004年，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联合出台二号文件，勒令凡企业负责人兼任党政领导职务，要免去其党政领导职务。两者留一，不可兼任。在作为政治模范省市的上海，唐海松很快免去公职，而乔志刚辞去上海复旦金仕达计算机有限公司董事长私职。

在政商风向调整上，中共走过了给予民企名誉头衔，到授予行政职务，再回到政治参与红线内的一条弧线。

不过，全国工商联2008年（第九次全国数据未出）实际调查显示，全国仍有205名民营企业主进入地方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其中担任省级党委委员的有4人，担任县乡两级政府副职领导的有61人。

增长的党代表

在民营企业家所能摘得的政治头衔表中，党代表含金量最高。跻身5位女性十七大党代表的民营企业家陈爱莲坦率地说，“我以前也得过很多荣誉，但我觉得全国党代表是最高荣誉。”在众多民营企业家眼中，党代表意味着与权力核心更近了一步，与政治关系更稳固。

在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的党代表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家。

1988年，鲁冠球当选十三大党代表时，是社办企业杭州万向节厂的厂长。李登海入选十四大代表是以“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身份，当2005年创办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李登海以成功企业家的分量再次当选十七大党代表。十五大全国党代表中有现为森达集团董事长的朱相桂与湖南家润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胡子敬，但当时他俩所在企业是国有和集体企业。

等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民营企业家正式成为全国党代表，并有7名之多。其中，江苏省是民营企业家全国党代表最多的省份，包括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远东集团的蒋锡培、综艺集团的昝圣达等四人入选。此外三人是，重庆南方集团的孙甚林、广东金潮集团刘思荣和台州飞跃集团邱继宝。省际的名额分配，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苏南模式在特定时段的超强影响力和江苏省的政治地位。5年过后，十七大党代表的民营企业家阵容扩大到17个，从江苏、浙江等少数省份扩展到全国半数以上地区，包括西部的新疆和宁夏等。这些十七大“老板代表”中，有6人入围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观察这些民企党代表，成功入选背后，都无例外地将企业党建视为表达政治忠诚度的平台。新疆广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事局主席方敏堪称模范。1993年，新疆广汇集团成立了全疆第一个非公企业党支部，方敏带着“立志探索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新路子”的理由，辞去大型国企党委书记。凭借旧有的组织通道和人际信任，方敏很快将广汇党支部由1个变成141个，由13名党员发展为4398名党员。

鉴于红色是中共的符号，万丰奥特董事长陈爱莲还别出心裁，要求公司将红色作为主色调，并且无论出席何种场合，她的红色着装格外显眼。

强大的语言系统切换能力也是这些民企党代表的成功元素。十七大党代表的“钢铁大王”沈文荣这样将财富融入红色逻辑中：“现在我们拥有财富，但不要以为这些财富就是我们自己享受的。财富本身是没有阶级属性的，我们的财富用在发展再生产上，是为了国家的经济繁荣，所以财富最终还是国家的。”

这种暧昧的财富辩证法，同样发生在中央候补委员热门人物梁稳根身上。他在三一重工一次内部讲话中称：“赚10万的时候，资产是个人的；赚100亿时，这个资产就是国家的。”

先行一步的集体企业家

在大陆长期政治排序中，国有企业是长子，集体企业次之，民营企业最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空间和展现形态，都可通过集体企业家的轨迹而前瞻一二。

在地方集体企业的发展波澜中，张瑞敏引领的海尔与陶建幸的春兰集团，成为一时的典范，张瑞敏与陶建幸也随之被吸纳到政治体制内。

2002年，正是中国入世后面临外企压力的时刻。而彼时，张瑞敏和他的海尔被作为民族工业的旗帜频频出现于各大媒体。作为特殊环境下的激励，在该年10月，张瑞敏入选十六大大会主席团。十六大开幕式一结束时，张瑞敏显得极为激动，说：“这种肯定不仅仅是对海尔，而是代表着一种方向，是对所有民族工业企业在市场上拼搏创新精神的肯定。”十六大最后一天，张瑞敏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舆论称张瑞敏是中国集体企业老总中唯一一位候补中委。实际上，与张瑞敏一同当选的陶建幸也是来自集体企业。在春兰股份公司多年的年报中，均写道：控股股东春兰集团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

但不幸的是，春兰集团在政治管道上一直将自己说成是国有企业。结果，在2001年前后春兰准备改制时，遭遇了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嫌疑的高层压力和部委调查。改制夭折后的春兰逐年走下坡路，最后股市停牌。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春兰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陶建幸，到十七大时，只是一个普通党代表。而张瑞敏在十七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海尔与春兰的悬殊分化，显示非国有的企业家入选中央候补委员，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从政。梁稳根若如愿候补中央委员，挑战依旧。

第五篇：民营企业家也要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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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也要讲政治

作者：

来源：《现代工商》2012年第12期

据凤凰经济网报道，改革开放初，由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中国最初的民营企业家都迷恋高阳写的小说《胡雪岩》——这个靠官商勾结发家的著名“红顶商人”。

改革开放33年后，政治经济学仍在主导民营企业家的命运。网上疯传浙商有一个“22条军规”，其中第一条就是：每天看新闻联播。至今广受认同。马云说：“中国企业家不懂政治，就做不好经济。”

联想集团的柳传志这样说过：“我在做联想的时候，给自己画了一条底线，其实挺起作用的。这条底线就是，我不在改革中犯错误。他说，你要弄清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不能做的时候去强行改造环境，那一定会头破血流。这就是中国政治。”

著名地产商冯仑多次说过要与政府谈“恋爱”，但不能“结婚”。

浙江工商局长郑宇民曾对民营企业忠告说：“我们这样一个国度，这样一个执政条件，企业家离开党的领导，离开政策，你就是盲人骑瞎马。”

民营企业界当下有一个共识：只有同时占有广阔市场空间和政策红利的买卖才能挣钱——后者甚至更为关键。显然，中国民营企业家比初创期更懂政治了。

民营企业家不讲政治的危险是存在的。曾经的首富黄光裕沦为阶下囚就是明证。

“十八大”民营企业家党代表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说，“良好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民营企业要跟着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走，而不是跟着政府的某个官员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