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水门事件》演讲稿

第一篇：电影《水门事件》演讲稿

影片《水门事件》演讲稿

影片All The President’s Men(1976)即《水门事件》或《惊天大阴谋》, 是根据水门事件揭发人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所写自传《总统班底》改编的电影，在第4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包括最佳改编剧本奖、最佳艺术指导等在内的共计四项大奖。两位作者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水门事件里，他们历尽艰辛揭开政治黑幕，人物和事件一同成为美国一段家喻户晓的历史。而代号为深喉的向两位记者提供情报的人，也在2005年5月31日揭晓，他就是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费尔特（W.Mark Felt）。

这个震惊世界的故事由五名盗贼开始，他们潜入水门大度行窃。本来是一桩不甚重大的刑事案件，却在Bernstein伯恩斯坦（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饰）和Woodward伍德沃德（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饰）的追查下，最终撕开了一条大裂缝，矛头直指总统尼克松。

从1972年到1974年，从尼克松竞选总统到尼克松连任上台，华盛顿邮报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被威胁。然而，该报主编本·布莱德利却坚持站在了新闻自由和相信自己的记者这边，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才得以继续追寻事件真相。在重要线人“深喉”的帮助下，两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曲折艰辛后，终于在使得尼克松在1974年8月8日晚上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惟一一位因丑闻而中途下台的总统。

通过观看这部经典影片，我们小组对“水门事件”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新闻人应有的职责、操守和素质。下面我将谈谈我们的一些感受：

首先是对新闻把关人职责的认识。在整个“水门事件”调查与报道中，《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本·布莱徳利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作为该报的总编辑，在面临如此重大的触及国家最高领导人名誉的报道时，无疑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他一方面要追求真相、保护新闻自由，另一方面还要与国家最高权力组织进行抗衡。同时，他还肩负着维护报社生存及名誉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报道是不能出现任何失实的。一旦报道出现错误和不真实，该报就会名誉扫地甚至因此倒闭。所以刚刚发现此事件的重要性时，布莱徳利并没立刻将其放在头版，仅仅用很短的篇幅，在一个不起眼的版面进行了报道。因为布莱得利必须保证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报道的真实性及准确性。他不断地向鲍伯·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索要证据，每当调查有一些进展时，他都要这两位记者弄得更清楚。这体现了一个新闻人对新闻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维护，也体现了作为报业人必须具备的冷静头脑。在调查和报道过程中，由于没能提供充足的证据，《华盛顿邮报》曾成为许多当权者炮轰的对象。面对这种境况，布莱德利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表示出对本报记者的信任和支持，这体现了布莱徳利与权力组织相抗衡的勇气。并且这份勇气在他早些年当记者时就体现出来了。电影中提到他早些年曾写过一篇报道得罪了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他的同事们对他说“你把事情弄糟了，我们算是把胡佛得罪了”，可他却回答“我是搞糟了，但我没搞错”。从他早年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他忠于自己的新闻理想，为维护新闻真实性和新闻自由敢于与权力组织相抗衡。在“水门事件”的调查中，他不断用此种精神鼓励他手下的记者们，这才使真相得以揭露和公布。在事情的全部真相即将被公布前，布莱徳利对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说了这样一段经典的话：“这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关系到宪法第一修正案，关系到新闻自由，也许还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和兴衰荣辱”。英文原版是“Nothing's riding on this, except the First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maybe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这段话体现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核心价值，那就是任何权力组织都不得阻止言论和出版自由，不得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并且，新闻媒体是为人民和国家服务的，绝不能沦为维护权力机构腐败统治的工具。

其次是对记者的个人操守的认知。记者是个容易让人上瘾的职业。在事实和诱惑面前，如果我们能毫不犹豫地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所得到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将是无与伦比的。对正义的信仰，对真相的渴求，对证据的坚守，足以让你始终对记者这个行业保持高涨的热情。

在这部影片中，两位主角鲍伯和卡尔，是就职于《华盛顿邮报》的最底层的小辈记者。一个刚加入报社不久，拿着最低的薪水，连总统底下最有权利的人都不知是谁；另一个虽然入行有几年了，但也一直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但凭着敏锐和执着，让他们抽丝剥茧一步步逼近真相。过程中遭遇种种阻挠和危险，更显气魄和决心；最终，他们凭借着自身所具有的坚持和耐力，换回了新闻真实的可贵。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身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年的实践经验，抑或在多高级的报纸杂志工作过，而是我们最初的那份对事实和真理的执着可以坚持多少年。这恐怕也是身为一个记者，最难以坚持的个人操守吧。

现今的中国社会，无处不充斥着虚假和造作，大众对于媒体的信赖也是江河日下。对于即将踏上新闻岗位的每位同学来说，我们的任务可谓十分艰巨。的确，权力是可畏的，金钱是可怕的，我们在记者的这条道路上诚然会面临各种考验和威胁；殊不知，小小的失足，便会酿成难以弥补的悲剧，这个悲剧将不单是我们作为新闻人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整个中国的悲剧，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群众讲真话的本领。

民众的觉醒，社会的凝聚，再恶毒的官僚也不可怕，再腐朽的体制也能改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理性启蒙的思想，没有无私无畏的精神，那么整个民族将永远处于混沌。这一切的改造，都需要我们新闻人的努力，需要我们极为严格乃至苛刻的个人操守，需要我们对新闻真实的坚守和执着。

第三是对两名记者采访技巧的把握。在影片中，两名记者在追查真相的过程中频频受挫，有些人直接给他们吃了闭门羹，有些人坚持不会跟他们说任何话。但是他们面对讽刺、挫折的时候毫无退缩之意，而是采用了一些巧妙的采访技巧，最终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比如一开始，鲍伯·伍德沃德凭着自己新闻敏感度觉得这些盗贼有自己的律师很奇怪，正是抱着这种怀疑的态度，鲍伯·伍德沃德决定采访这名律师，显然这名律师并不想和他谈什么，并一再回避话题，但是鲍伯·伍德沃德并没有放弃，而是用闲聊的方式和他进行交谈，终于在谈话过程中得到了一些疑点。在采访的后期，随着事实真相的一点点揭开，两个人的采访困难重重，甚至受到监视、窃听、威胁，被采访者的态度更加抵触，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而是锲而不舍，再三来到证人家中，一个个的进行采访，并运用高超的谈话技巧减少被采访者的抵触心理，同时运用了一些独特的方式在保护被采访者的安全的前提下最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证据。比如卡尔·伯恩斯坦深夜拜访一位财务部簿记员，这名女士一开始想直接将他拒之门外，但他灵机一动假借烟之名进入了她的家中，并对她进行劝解，一再保证不会将她的信息曝光，慢慢从这名只想保持沉默的女士口中套出了很多话。而这过程中为了拖延时间，卡尔·伯恩斯坦喝了20杯咖啡，躲在厕所里将信息记在了火柴盒、餐巾纸等小碎片上。观察细微，从细节中获得信息，并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进而去搜集证据证明这些推测是否正确。鲍伯·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随手都会准备着记事本，随时把他们觉得有用的信息记录在本子上，即使没有本子或不方便用记录本写下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充分利用其他的东西，比如火柴盒、餐巾纸等等。

整个采访过程中，两名记者和许多机构、人物打交道，通过电话或者直接见面进行采访，将各种信息联系起来，从而找到下一个突破点。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和信息源，如电话局、总财办和情报局的人员，其中三个人在整个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鲍伯·伍德沃德的神秘线人“深喉”、，卡尔·伯恩斯坦在司法部工作的线人，和他们的同事萨丽·艾肯

两个互相合作和主编的及时交流在其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采访过程中，主编批评他们无法及时的找到确凿的证据，鲍伯·伍德沃德说是运气不好，但是主编告诉了他们得不到信

息不能怪运气不好，只能说不够努力。这些都告诉了我们要从小细节中找到重要的信息，掌握的事实证据不够时不能把责任归咎为运气，而是需要孜孜不倦的去寻求事实真相，面对威胁不应该退缩，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原则。

最后是对新闻媒体和政府关系的感想。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两位青年记者充分运用了“让事实来说话”的策略，把有关水门事件的信息由外向内一层层地报道给读者，立场是超脱的，报道是纯客观的。而接下来引发的便是呼之欲出的舆论压力：来自媒体，来自群众，来自其他国家，甚至来自领导层内部。

在我看来，美国是一个高度自由民主的国家，人民充分地享有主权，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终极所有者，是国家权力的源泉，是国家权力的控制者，实质就是权力在民，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当领导人爆出这样的丑闻时，作为权利的掌控者，人民当然会以言论、游行等形式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对于这一点。尽管尼克松竭力以“国家安全”的理由为闯入行为辩护，试图用这种解释来应付舆论的谴责和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仅仅只能使公众越发失去了对尼克松政府的信任。在整个新闻报道中，两位记者仅仅是在完成自己作为记者的使命：“总统”身上的新闻报道显然更具有新闻价值。当然从中我也能看出他们不畏势力，积极求真的精神。尽管他们成为尼克松助手列出的“敌对分子名单”人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状况来看，更多人对他们的是感谢和崇敬。

这也提醒我们在今后的新闻学习和报道中应该秉持“求真”的精神，不畏压力，最大限度地挖掘新闻的实质而不是停留在表面，并能够正确地引导舆论导向，为新闻事业做出贡献。

第二篇：从新闻角度对电影《水门事件》的分析

《水门事件》观后感

电影《水门事件》以1974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为背景，着重刻画了两位《华盛顿邮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历经艰辛揭开政治黑幕的过程。作为新闻人，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对该影片的几点感想。

首先从记者应具备的能力谈起。

记者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上瘾的职业。在事实和诱惑面前，如果我们能毫不犹豫地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所得到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将是无与伦比的。对正义的信仰，对真相的渴求，对证据的坚守，足以让我们对记者这个行业保持高涨的热情。

一个优秀的记者不是权高位重的人，而是那些不断在实践中善于总结经验，并且有着对职业特殊的敏感度、较强的推理能力以及巧妙的采访技巧的一线工作者。

在影片中，两位主角鲍伯和卡尔，是就职于《华盛顿邮报》的最底层的小辈记者，他们拿着卑微的薪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正是由于他们对职业特殊的敏感度，让他们在一件看似普通的入室盗窃案中看出了门道，嗅出了不同寻常的气味。这种职业的敏感度是他们一切调查行动的开始。

当我们惊羡于这种敏感度时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职业敏感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种知识的沉淀，一种经验积累的质变。作为新闻人，我们要善于观察细微，从细节中获得信息，只有足够的量变才会引起质变。

其次是对记者精神和记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的理解。

整部影片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两位记者面对困难时的坚强不屈和对事实真理的执着追求，特别是当事件最后直指政府核心成员时他们没有向政府屈服，没有向金钱或是危险低头，而是依然坚持着对事实的、对新闻真实性的还原，这样的精神不得不让人敬佩。

记者是一个诱惑与危险并存的职业。当我们的报道涉及到某些人的核心利益时，我们是坚守新闻的真实性还是屈服于诱惑与危险——如何做出选择是需要我们树立了对社会、对公众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守住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

身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不是在多少高级的报纸杂志工作过，而是我们最初的那份对事实和真理的执着可以坚持多少年。民族的觉醒，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个辛勤记录社会点滴、揭露社会真相的记者，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极为严格乃至苛刻的个人操守，需要我们对新闻真实的坚守和执着。

最后从影片中看新闻行业与政府的关系。

在电影中，当事情的全部真相即将被公布前，布莱徳利（总编）对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说了这样一段经典的话：“这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关系到宪法第一修正案，关系到新闻自由，也许还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和兴衰荣辱”。这段话体现了电影要表达的核心价值，那就是任何权力组织都不得阻止言论和出版自由，新闻媒体是为人民和国家服务的，绝不能沦为维护权力机构腐败统治的工具。

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政府的工作有必要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这不仅是对政府工作的宣传，也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保护，更是对公众知情权的践行。在现行体制下，如何让新闻工作更加自由，我相信还是一件需要多方努力的长期任务。

第三篇：水门事件观后感

国情有异，《水门事件》是否毫无意义？

Nothing's riding on this, except the First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maybe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没有什么在此之上，除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新闻自由，可能也因此保障了美国的未来。

不得不承认，影片伊始，我就对这部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抱有深深的怀疑，可能还有，还有那么一丁点的不屑。

在当代中国，这里不含任何愤青的情绪，记者想要接近如此触目惊心的“惊天大阴谋”貌似有点荒诞，即使靠近，想要了解又是多么异想天开。即使全盘了解，并予以报道，又有多少能被大众认可接受，真正产生影响呢？

旁听王克勤老师的课，清晰感到他对新闻事业、公众利益的火热激情。也会钦佩向往，只是理想总难免与现实脱节。想想自己的实习经历，虽然稿子写出，登上报纸，还能获得两句赞扬，满足一下自己那可笑的虚荣心，可又能产生什么影响？

公众是个女人，这句话没错的。她时常处于非理性之中，任凭偏见和情绪摆布，对公平正义的关注却绝不及自身利益。

这么一来，问题就出现了。

王克勤关于出租车行业的深度报道《中国出租车行业的问题与矛盾》可谓深入透彻，不失为当前出租车行业改革的一剂良药。理性分析过后，不难发现，解决方法似乎近在咫尺。

既是良药，这篇报道定然该为各级政府采纳学习，热烈程度理当不亚于“十七大”报告，毕竟这也是利国利民的好方子。

令人不解的是，公众没有联合起来，同垄断决裂，毕竟这一行也没有关乎国之命脉呀，放开自由竞争又有何惧？

事实是，出租车司机“团结”起来，竞相罢工，黑龙江、杭州、重庆、厦门，纵跨南北，横贯东西。试问，谁的利益因此受损？拥有决策权的高级公务员，还是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商人？另一方面，利益真正受损的普通公众又在各处发泄不满，矛头直指出租车司机，双方互不相让，矛盾尖锐，却看不到，渔翁还在静观鹬蚌相争。

没错，我也知道这是个例，以点盖面怎么可以！这可不该是咱们专业新闻人的手笔！那么，来冷静分析，出租车是公共交通的一种方式，虽然重要，也断然无法和铁路、民航、公交、地铁叫板。更遑论石油、汽车、房地产、钢铁等支柱产业了。

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尚因各种利益纠葛，无法在媒体监督下破除，那么我们去奢望更多的自由，更有右派剑指政治领域，岂非荒唐可笑？

这么一说，我好像陷入了虚无主义的误区。其实，我只是越来越觉得，寄中国未来全部之希望于媒体，着实不太靠谱。

还记得影片开始不久的一幕，那个“小记者”伍华德大胆拨通白宫官员霍华德·杭特的电话，大胆报上报社名称及自己名号时的霸气侧漏。可惜呀，这在中国恐怕是个科幻片。想直通中南海？恐怕得先到301走一遭。

这种戏谑的情感一直伴随我，直到那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就改稿子问题

爆发第一次冲突，而这竟然也是最后一次。冲突的收尾很让人意外，因为见惯了抢新闻的记者走向“武斗”，简直触目惊心。他们选择了和好，因为个体的名誉不该是一个职业记者的最高目标，无限接近事实才是正解。

第二个惊讶来自于国会图书馆。不知道这算不算错误的刻板成见，选择成为记者的年轻人多半有着一腔热血，这意味着，放弃平淡、安稳生活，进入这一行的人们倾向于难以忍受繁琐重复的工作，入行不久的新手尤其如此。

成捆的借书单，一个短短的名字，面临未知的结果，他们在安静的图书馆不停工作，这一幕很难不叫人钦佩。大话谁都会讲，谁都能讲，要做到却需要满满的毅力做后盾。关键时刻保持清醒，对新鲜事物保有热情，还能忍受无限枯燥，如果这些都能做到，好像记者也是可以成为导师的吧？我开始慢慢相信。

结果真叫人失望，图书馆之行一无所获。但他们走出图书馆时，鲜有疲惫抱怨，而是冷静分析，找到新的路径。乐观与理智，如果同时具备，真是万分美好！采访路途多舛，有它们作伴，才能宁静祥和吧。

稿子被毙毫无疑问是最令记者失望的瞬间了，承认稿子的问题也是在承认采访的不足。而这，可不容易轻易做到。信心不足的人，在这里就得打退堂鼓了。可他们没有。于是，采访的第二个重要要素也就出现了，认定并坚持。

在达迪斯办公室使用的采访技巧确有独到之处。在一些人看来，记者是阳光下的职业，“下三滥”的招数不该掺杂其中。可是，完全不对自己的身份做出隐瞒或有限度地使用一些合法的招数，事实的认定就会变得万分困难。

有时候我们抱怨，作为无冕之王，中国记者很难得到官员的充分尊重。在美国就不是这样么？更何况，越来越多的官员已经学会了和媒体周旋。既然很难解释清楚，何不往后拖延，给自己更多的准备时间？记者对此貌似无能为力，毕竟官员的做法合情合法。

那么，何妨使用一些小技巧？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冲破以往的条条框框，成功得到自己想要的材料，这样岂不是更有成就感？而且，独家新闻也会因此产生吧。

《财经》杂志社原主编胡舒立曾说，在当代中国，高品质新闻永远求大于供。高品质新闻需要全面精致的采访，囿于思维定势，止步于妥协抱怨，目标怎能达到？

对史隆先生的采访堪称经典。对于一个即将成为父亲的男人而言，清白与自由绝对不可或缺。走进监狱意味着对家庭的背叛，选择沉默则意味着背叛良知。细致分析采访对象的心理之后，他们走进了史隆的家，点出了史隆最珍惜的东西，理所当然也获得了需要的材料。

生命受到威胁怎么办？勇敢于采访过程亦不可或缺。让黑暗直面阳光，总难免有些许阵痛。但必须指出，勇敢不意味着无需防备。中国当前的现实决定了，记者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否则黑暗的将永远见不到光。

看完整部电影，总觉得自己需要检讨。是事实不给我们机会，还是自己因为畏惧而放弃？

国情不同客观存在，抱怨好像也没什么作用。新闻自由决不能“靠天收”，争取才是王道。

专业的采访手段是争取的重要工具。牢记守法的信条，积累经验，创造新方法，保有年轻心态，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吧。

第四篇：从水门事件看美国的政治制度

从水门事件看美国的政治制度

1972 年 6 月 17 日，以共和党“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安全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 5 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和偷拍有关文件时被捕，水门事件爆发。水门事件最终以尼克松总统因惧怕被弹劾而主动辞职告终。

水门事件发生时，尼克松总统并不知情，但他没有认真调查事情真相，反而竭力为水门事件遮掩，与国会对立，无视宪法和法律，滥用职权，熏用亲信，欺骗民众，欺骗舆论，很快失去人心，最终难逃被弹劾的命运。“三流盗窃未遂案”最终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宪政危机。这似乎有点骇人听闻，但结合美国独特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来看待水门事件，则结局就容易理解得多。如果尼克松总统在水门事件之后能够坦荡胸怀，开诚布公，欣然认错，行就自责，相信凭借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和他执政期间的功绩，人民是会原谅他的，也许历史就将改写。当然大错已铸成，回天乏力，但像尼克松这样聪明机敏的一个人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在令人惋惜。

水门事件留给了美国民众无数教训，其中之一便是不能任由总统权力无限级膨胀，从而妨碍民主化进程。任何人都不得超越宪法之上，总统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宪法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这种对宪法至上性的强调，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均源自于美国特殊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立宪之初，为了克服人性固有的弱点，防止专制独裁和腐败，美国的建国之父设计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个人手中，不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个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不同的部门“应该保持据一个自由政府的性质所容许的那样的独立和彼此分立”。

美国宪法贯彻了彻底的三权分立，规定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国会，联邦法院和总统各司其职，乃至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工也十分明确。从国会来看，国会的权力并非仅仅是“掌管钱包的手”（管理钱财），国会首先是立法机构。其次才是财政权，还有对外宣战权以及其他项进行调查的广泛权力。联邦法院是美国三权分立与制衡的一个重要砝码，除了行政方面功能和立法功能外，最重要的是监督性功能和司法性功能。总统是国家元首，一切重大仪式和代表国家的活动都要出席，总统的实际权力远远超过宪法中的简单条文。

美国宪法还规定了三权之间的制衡。（1）从立法和行政的关系看：国会拥有相当权力，总对于官员的任命，须经过国会参议院同意才能生效。同时，总统拥有更大的权力，总统有权介入立法领域，可以通过本党议员和本党议会团的领袖来影响某一法案的命运等。（2）从总统与联邦法院的关系看，总统可以任命法官，有权赦免一切犯，有行政裁判权。同时，法官一经任命可以终身任职，可以作出对总统不利的裁定；法院掌握司法审查权，可以宣布总统的行政立法违宪等。此外，国会同法院的关系也是相互制衡的。

了解了美国三权分立、权力之间相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再来看这个由“三流盗窃案未遂”而引发的宪政危机。首先来看迪安对尼克松罪行的揭露：掩盖真相、销毁证据、向联邦调查局施压、妨碍司法，非法组建“管子工”并夜闯“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办公室，拟定政敌“黑名单”，搭线窃听，非法利用联邦税务局的情报资料，同意继续支付100 万“封嘴钱”的“总统癌患”会议。迪安的证词使尼克松面临滥用总统职权和妨碍司法的指控。

由于迪安的证词无法得到进一步的佐证，真伪难辨，水门事件的调查一时陷入困境。但不久当白宫安装的自动录音系统泄密后，迪安的指控有了实物佐证，水门事件调查案发生了根本转折。录音带成为尼克松妨碍司法等罪成立与否的直接证据，是水门事件能否真相大白的关键。围绕白宫录音带的传唤，尼克松以“总统行政特权”为由同国会和司法部门展开一场拉锯战，并由此引发了美国战后最严重的一场宪政危机。迪安招供不久，尼克松总统收到传票，要求其交出与案件相关的录音带。在美国宪政史上，尼克松是第一位接到这种要求出示证据的强制性命令的总统，过去从未有法院强令总统交出他不愿交出的材料的先例。于是尼克松援引“总统行政特权”加以拒绝，认为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如果国会传讯或者法院命令能迫使总统公布享有特免权的情报，那总统的职位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危及国家安全。，西里卡法官裁定特别检察官索取磁带的要求合法，下令白宫交出录音带。尼克松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针对总统行政特权问题，判决书裁决“：宪法没有明确提及任何有关保密的行政特权；但在保密利益与总统有效地履行职权相关的范围内，这种特权具有宪法基础”，但这种行政特权并不是绝对和无限制的，“分权原则和高级会谈的保密性都不足以支持绝对的、无限制的总统特权，使其得以免于任何情况下的司法程序。总统对其顾问在提供建议时应完全直率和客观的需要，法院必须高度尊重”，然而“当刑事审判需要使用受到传唤的资料时，仅仅基于保密的笼统利益而宣称的行政特权，不能超越刑事司法中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因此，尼克松必须向西里卡法官交出作为罪证的录音带。国会对尼克松的弹劾也将不可避免。

在美国，虽然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一切重大仪式和代表国家的活动都要出席，实际权力远远超过宪法中的简单条文，但任何人都不得超越宪法之上，总统也不例外，在这场与议会和联邦法院的较量中，尼克松不幸落败。与国会对立，无视宪法和法律；滥用职权，熏用亲信，欺骗民众，欺骗舆论是尼克松的惨痛教训，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国民众为了维护宪法尊严与民主制度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权力制衡机制虽然有效地维护了民主制度不被破坏，但也有其弊端。它鼓励分裂，致使真正的国家政策难以制定；它不计效率以维护民主，致使政府机关效率低下。

美国国会具有与总统同等的决策权。国会与总统各持一套政策，在“分裂的政府”(即总统与国会分属两党)下，总统每每对某个重大间题提出一项政策，国会便拿出自己的政策与之对阵。例如，国会选举制度如何改革，联邦对医疗保险问题采取何种态度，是否制定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是否赋予总统的单项否决权，税额是增还是减，开支是多还是少，等等，国会长年与总统各唱各的调。国会拥有与总统同样方便而有效的否决权。国会的多级议事结构中，每一级议事单位(例如小组委员会，委员会、全院大会，一院、两院)都能够不担任何政治风险地否决总统决议的法案，致使总统渴求的政策胎死腹中。总统没有从内部领导国会的权力。美国总统的权力圈然很大，但仍比不上其它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因为后者能够从议会内部领导议会，面美国总统却不能这么作。美国国会完全独立运曹。

70年代，联邦政府无论奉行放任哲学，或是奉行新国家主义，其不计效率而维护民主的宪政取向均未受冲击，或未受大的冲击。在放任无为时期，联邦百事不管，自无效率之虑.新国家主义时期，似乎所可以用“什么都在管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这句话来与前一时期“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相对照;其间，效率、决断并非不重要，但还不是首要的。现在，评判的标准似乎已变成“管的越早(迅速)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政府调节的迅速或决断上升为首要的间题。不难理解，这实质上反映了当代政府作为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要素的重要性进一步深化.然而，这样一来.新的政府职责与传统的宪政取向，以及相容了。直截了当地说，只要继续奉行不计效率以维护民主的传统宪政取向，并沿用体现这一取向的现行宪政体制，联邦政府提高其决断能力的余地就不大，就不可能根本改变其争持有余、决断不足的弊端;反过来，联邦政府要及时履行调节社会经济的新职责，就必须抛弃传统的宪政取向，树立新的宪政取向，同时改造体现传统的宪政取向的现行宪政体制。

但美国政治制度历经风雨洗礼，虽然存在弊端，但改变也不是轻易能发生的，如何既能维护民主又能提高工作效率也不是一朝一夕便能有解决办法。

第五篇：公关失败案例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下台

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下台

1974年8月8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

1974年8月，理查德-尼克松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辞职的总统。他是旷日持久的水门丑闻最高级的牺牲品。

8月8日，是尼克松当总统的最后一天。早上他打电话叫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拿来否决国会通过的农业拨款法案的声 明，签上了他的名字，这是尼克松处理的最后一个法案。中午，尼克松向副总统福特谈了国际重大问题的处理意见和一些人事 安排的看法。下午7时半尼克松和国会领导人作了简短的会见。当晚9时，尼克松通过电视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辞职演说。尼 克松说，“在过去几天，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在国会里已经没有足够有力的政治基础来继续进行这种努力”，“因此，我 将辞去总统职位，明天中午生效。”

这样，担任了6年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度过了2027天的政治生涯后，成为美国的一个平民。

导致尼克松辞职的直接原因是“水门事件”。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是《华盛顿邮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 德华德所进行的一场坚持不懈的斗争结果之一。1972年6月17日，有5个人在华盛顿水门饭店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办 公楼被捕。水门饭店是一座豪华的旅馆，兼作办公室和公寓之用。这5个人被控潜入民主党办公大楼安装窃听器和偷拍民主党 文件。这些盗贼受到了对于他们所犯罪

行而言的最大刑罚。此时，离尼克松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参加1972年总统选举的时 间还有5个月。6月2O日，《华盛顿邮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称，白宫顾问与窃听人物有关联，其中的一个叫霍华德-亨特 的人是尼克松的助手科尔森的顾问。民主党据此发动了政治攻势，对尼克松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出诉讼，控告它侵犯 私人秘密，违反人权。

尼克松矢口否认他和他的班子曾插手于这种“不可饶恕的行为”。但是随着时态的发展，尼克松完全处于守势，被人 认为有重大的隐瞒。到1973年4月30日，他的最亲密的助手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米切尔先后辞职。当日，尼克松走上 电视力陈他对此事的震惊和自己的清白，保证进行彻底全面的调查，以让疑惑满腹且日益加深的大众相信“白宫没有文过饰非 ”。可是尼克松拒绝接受指定调查此案的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对他本人的调查，也不愿按法院传票的要求交出白宫电话录音带。当这些录音带最终交到调查人员手中时，法院查明录音带中有18分钟是空白的，人们怀疑白宫为了掩盖真相而将它故意抹去。

1974年3月1日，法院大陪审团对尼克松手下的一批得力助手起诉，其中包括米切尔、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科 尔森等。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中许多人认为水门事件给他们当选总统投下了阴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也通过决议决定考虑弹 劾问题，并在7月27日以27票对11票通过弹劾案。于是尼克松面临两种选择；辞职或被弹劾。如被弹劾，他将在参议院 接受6个月的审讯，这将遭到巨大屈辱。8

月6日尼克松召集内阁会议，表示录音带里曾讨论过将压制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他 扣留了有关此案的材料。尼克松辞职已势在必然。

8月9日早上，尼克松在办公桌上的一张写有“我谨此辞去美国总统之职”的纸上签了字，而后走出白宫和接替总统 职位的副总统福特告别，然后尼克松一家人由专用直升机飞向安德鲁斯机场，在那里由“空军一号”把尼克松送到加利福尼亚 的老家去。

不过，“水门事件”的背景至今众说纷坛。尼克松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称，“在水门事件这场悲剧里，有 两个主要的谜”。首先是谁、为了什么下令破门而入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微不足道的破门偷窃事件，或者按尼克松 的说法，这个“三流企图盗窃案”，怎么会发展成为美国政治史上一次最大的丑闻，并最终迫使尼克松辞职的？

1972年6月，正当“水门闯入事件”爆发时，尼克松的声望奇迹般地达到了最高峰。为了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乔治-麦戈文，尼克松已不需要什么有用或无用的政治情报。此外，华盛顿任何一个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只不过是一个空架子，有用的政治情报可到总统候选人办事处去找。既然如此，麦科德等人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闯入水门大楼民主党总部去安装窃听器呢？不少人认为，这跟尼克松的性格有关。“他把人生视为战场，确信美国到处都有执意要毁掉他的仇敌”；“他把政治 生涯中的每个重大事件都视为一场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他总是处在敌人包围之

中”。尼克松生性多疑，连基辛格也说，“我们都深知尼克松生来不会完全信任别人的”。为了对付他的政敌，尼克松可以无视法律，为所欲为。正如比尔-加利指出：“ 尼克松是一个有强烈竞争精神的人。”

尽管当时他对击败麦戈文已经十拿九稳。但是，在他看来，除非能赛过他“所嫉恨、畏惧同时又钦佩的肯尼迪兄弟，否则这种胜利就不算彻底”。对此，尼克松的部下也是一清二楚的。在此背景下，尼克松的争取 总统连任委员会和白宫宫员制订一项破坏民主党竞选的全面计划，其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闯入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尼迪家族的亲信奥布赖恩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似乎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