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权,从水门事件谈起

第一篇：试论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权,从水门事件谈起

新闻法规小论文

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试论新闻自由与舆论监督权

——从水门事件谈起

姓 名：杨 雷

学 号：201212020212

专 业：2012级新闻二班

指导教师：杨春艳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新闻法规小论文

目录

摘要........................................................................................................................3 关键词...................................................................................................................3

新闻法规小论文

摘要：美国新闻媒体在水门事件中发挥了强大的舆论先锋作用，历史上美国媒体一直饯行者监督政府的职责，并在与政府的斗争中获得了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本文将探讨新闻自由与舆论监督权，以及两者的关系。

关键词：水门事件； 新闻自由； 舆论监督权；

试论新闻自由与舆论监督权

——从水门事件谈起

新闻法规小论文

为了应对舆论压力多次召开听证会。美国人认为，要捍卫民主制度必须让人民充分享有新闻自由权。杰斐逊说过：“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迄今为止发现出来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美国的新闻媒体一直以来对政府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报业的蓬勃发展从另一方面体现出美国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19世纪后半期，报业逐渐独立于政治，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正如普利策所说：“报纸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永远反对一切党派的煽动宣传。”

我国的舆论监督正处在起步阶段，对政府的监督主要还是行政监督，并且现在网络谣言四起，需要法律法规加强对舆论环境的治理，让公民的舆论发表更加合法、规范，发挥舆论监督政府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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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郭庆光.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20.［2］李良荣.图书馆目录［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5-18.［3］舆论监督与新闻自由权的冲突［J］青年记者，2011,(3):167-173.

第二篇：从潜规则谈起

從潛規則談起

世界萬事萬物，有明就有暗，有顯就有隱，「潛規則」就是不明說的規矩，但這規矩遍於上中下三層，遍於社會各個領域，古今中外都有，中國作為老大國家，「潛規則」更多。

少不更事時會漠視，到碰得釘子多了，才知道潛規則，有時比明規矩還厲害。廣東人不是有句話，「寧可犯天條，不可犯眾憎」，這眾憎，就是潛規則。

別看美國議員什麼都敢說，但敢反猶嗎？這就是潛規則；別看香港人敢罵北京，敢大鬧立法會，但對若干惡人，誰敢罵？這也是潛規則。

講大義凜然，做戲而已。真正大義凜然，如魯迅先生說的「敢於抽刃向強者」。抽刃向強者，要準備犧牲；做戲，博的是掌聲及銀紙，出發點不同，結果也不同。

中共官場談官位仕途，只在最親密關係者中談，絕不可在公開場合講半字，這是人人知道的規矩，所以曾特首在電視對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說，「聽說你可能上調中央，恭喜。」老於世故的張德江也臉色一沉，在場的中方官員全部愕然。喜歡耍小聰明的人，最容易在不同領域的「潛規則」上撞板。此為例。

所謂潛規則，說到底是維護傳統，維護既得利益的規矩。隨着時代及環境的遷移，潛規則會變。變化的規律往往是「否定之否定」，亦即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極端，物極必反。比如二戰時在歐洲公開迫害猶太人，二戰後任何反猶變為異端。但這種縱容猶太的行為，其實，又為下一次反猶，埋下伏線，你看今日的中東，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民族矛盾何等尖銳，一旦形勢逆轉，情況可想而知。

第三篇：从水门事件看美国的政治制度

从水门事件谈行政问责制度

孙宇豪K12302043法律硕士（非法学）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概念，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就是指作为执政者的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和行为手段、方式负责，对于工作中的绩效和具体的情况要进行负责，应该在工作作出之前、之后都要及时的向公众汇报，获得公众的认同，并为此承担错误行为的不利后果。

从以上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应该从对问责主体、客体、范围、过程、程序和结果的把握上来把握。行政问责主体，也就是哪些人或是让哪些机构来进行问责，也是让哪些人来问责的问题。问责客体主要被问责对象，包含不履行法律规定职责或是不正确履行职责，或是因为不能很好履行职责从而发生重大事故或是其它事件的政府机关的相关负责人员。对于问责客体必须要明确，只有明确了行政问责对象以后，才能真把问责制度落在实处。问责范围主要是指对被问责对象主要追究或是询问那些问题，也就是常说的“问什么”的问题。在发生相关事故以后，不仅要询问事故原因，同时还要问责是那些人做出的错误决策，从而导致事故发生；另外不仅要问责那些滥用职权的贪官，还要对故意推诿扯皮，行政不作为的人进行问责，当中还要包含被问责对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宪法责任等。问责过程指究竟应该如何问责，从什么地方开始，从那些问题开始，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而是要从问题发生源头开展问责，把问题落到实处，真正纠正问题。

1972 年 美国历史上的“水门事件”中就很好的体现了美国式的行政问责制。以下主要从国会问责、选民问责和行政机关的内部问责等几个方面，并结合“水门事件”来谈谈美国式的问责制度。

美国实行代议制度，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负责，实际上表现为非民选的官员对民选的官员负责。国会是代议机构，国会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与制约一直是美国宪政民主的内在制度安排。国会有调查权，对政府的一切活动可以进行调查。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如果违法失职或者犯罪，国会众议院可以提出弹劾，参议院可以进行审讯、作出决定，解除被弹劾人的职务。“水门事件”中，参议院水门委员会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一片弹劾声中宣布辞职，就是美国“国会问责”运用的典型例子。

美国宪政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政府为它所有的行为向公众负责。美国宪法规定，选民们如果对政府官员的行为不满意，可以采取行动让他们下台，可以对官员进行问讯和罢免。“水门事件”中尼克松下令免去调查此事件的特别检察官考克斯的职务等一系列事件，导致社会各领域的选民都愤怒地指责尼克松，并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民意的推动下，众议院决定对总统进行弹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裁决尼克松必须交出有关的录音带。这些举动都体现了美国选民通过示威游行等合法途径行使的“选民问责”。

此外，在美国政府内部专门的问责机构主要有政府道德办公室、美国监察长办公室以及功绩制保护委员会。可以说这是在“水门事件”的推动之下逐步建立起来的。

第四篇：从水门事件看美国的政治制度

从水门事件看美国的政治制度

1972 年 6 月 17 日，以共和党“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安全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 5 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和偷拍有关文件时被捕，水门事件爆发。水门事件最终以尼克松总统因惧怕被弹劾而主动辞职告终。

水门事件发生时，尼克松总统并不知情，但他没有认真调查事情真相，反而竭力为水门事件遮掩，与国会对立，无视宪法和法律，滥用职权，熏用亲信，欺骗民众，欺骗舆论，很快失去人心，最终难逃被弹劾的命运。“三流盗窃未遂案”最终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宪政危机。这似乎有点骇人听闻，但结合美国独特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来看待水门事件，则结局就容易理解得多。如果尼克松总统在水门事件之后能够坦荡胸怀，开诚布公，欣然认错，行就自责，相信凭借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和他执政期间的功绩，人民是会原谅他的，也许历史就将改写。当然大错已铸成，回天乏力，但像尼克松这样聪明机敏的一个人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在令人惋惜。

水门事件留给了美国民众无数教训，其中之一便是不能任由总统权力无限级膨胀，从而妨碍民主化进程。任何人都不得超越宪法之上，总统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宪法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这种对宪法至上性的强调，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均源自于美国特殊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立宪之初，为了克服人性固有的弱点，防止专制独裁和腐败，美国的建国之父设计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个人手中，不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个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不同的部门“应该保持据一个自由政府的性质所容许的那样的独立和彼此分立”。

美国宪法贯彻了彻底的三权分立，规定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国会，联邦法院和总统各司其职，乃至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工也十分明确。从国会来看，国会的权力并非仅仅是“掌管钱包的手”（管理钱财），国会首先是立法机构。其次才是财政权，还有对外宣战权以及其他项进行调查的广泛权力。联邦法院是美国三权分立与制衡的一个重要砝码，除了行政方面功能和立法功能外，最重要的是监督性功能和司法性功能。总统是国家元首，一切重大仪式和代表国家的活动都要出席，总统的实际权力远远超过宪法中的简单条文。

美国宪法还规定了三权之间的制衡。（1）从立法和行政的关系看：国会拥有相当权力，总对于官员的任命，须经过国会参议院同意才能生效。同时，总统拥有更大的权力，总统有权介入立法领域，可以通过本党议员和本党议会团的领袖来影响某一法案的命运等。（2）从总统与联邦法院的关系看，总统可以任命法官，有权赦免一切犯，有行政裁判权。同时，法官一经任命可以终身任职，可以作出对总统不利的裁定；法院掌握司法审查权，可以宣布总统的行政立法违宪等。此外，国会同法院的关系也是相互制衡的。

了解了美国三权分立、权力之间相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再来看这个由“三流盗窃案未遂”而引发的宪政危机。首先来看迪安对尼克松罪行的揭露：掩盖真相、销毁证据、向联邦调查局施压、妨碍司法，非法组建“管子工”并夜闯“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办公室，拟定政敌“黑名单”，搭线窃听，非法利用联邦税务局的情报资料，同意继续支付100 万“封嘴钱”的“总统癌患”会议。迪安的证词使尼克松面临滥用总统职权和妨碍司法的指控。

由于迪安的证词无法得到进一步的佐证，真伪难辨，水门事件的调查一时陷入困境。但不久当白宫安装的自动录音系统泄密后，迪安的指控有了实物佐证，水门事件调查案发生了根本转折。录音带成为尼克松妨碍司法等罪成立与否的直接证据，是水门事件能否真相大白的关键。围绕白宫录音带的传唤，尼克松以“总统行政特权”为由同国会和司法部门展开一场拉锯战，并由此引发了美国战后最严重的一场宪政危机。迪安招供不久，尼克松总统收到传票，要求其交出与案件相关的录音带。在美国宪政史上，尼克松是第一位接到这种要求出示证据的强制性命令的总统，过去从未有法院强令总统交出他不愿交出的材料的先例。于是尼克松援引“总统行政特权”加以拒绝，认为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如果国会传讯或者法院命令能迫使总统公布享有特免权的情报，那总统的职位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危及国家安全。，西里卡法官裁定特别检察官索取磁带的要求合法，下令白宫交出录音带。尼克松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针对总统行政特权问题，判决书裁决“：宪法没有明确提及任何有关保密的行政特权；但在保密利益与总统有效地履行职权相关的范围内，这种特权具有宪法基础”，但这种行政特权并不是绝对和无限制的，“分权原则和高级会谈的保密性都不足以支持绝对的、无限制的总统特权，使其得以免于任何情况下的司法程序。总统对其顾问在提供建议时应完全直率和客观的需要，法院必须高度尊重”，然而“当刑事审判需要使用受到传唤的资料时，仅仅基于保密的笼统利益而宣称的行政特权，不能超越刑事司法中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因此，尼克松必须向西里卡法官交出作为罪证的录音带。国会对尼克松的弹劾也将不可避免。

在美国，虽然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一切重大仪式和代表国家的活动都要出席，实际权力远远超过宪法中的简单条文，但任何人都不得超越宪法之上，总统也不例外，在这场与议会和联邦法院的较量中，尼克松不幸落败。与国会对立，无视宪法和法律；滥用职权，熏用亲信，欺骗民众，欺骗舆论是尼克松的惨痛教训，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国民众为了维护宪法尊严与民主制度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权力制衡机制虽然有效地维护了民主制度不被破坏，但也有其弊端。它鼓励分裂，致使真正的国家政策难以制定；它不计效率以维护民主，致使政府机关效率低下。

美国国会具有与总统同等的决策权。国会与总统各持一套政策，在“分裂的政府”(即总统与国会分属两党)下，总统每每对某个重大间题提出一项政策，国会便拿出自己的政策与之对阵。例如，国会选举制度如何改革，联邦对医疗保险问题采取何种态度，是否制定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是否赋予总统的单项否决权，税额是增还是减，开支是多还是少，等等，国会长年与总统各唱各的调。国会拥有与总统同样方便而有效的否决权。国会的多级议事结构中，每一级议事单位(例如小组委员会，委员会、全院大会，一院、两院)都能够不担任何政治风险地否决总统决议的法案，致使总统渴求的政策胎死腹中。总统没有从内部领导国会的权力。美国总统的权力圈然很大，但仍比不上其它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因为后者能够从议会内部领导议会，面美国总统却不能这么作。美国国会完全独立运曹。

70年代，联邦政府无论奉行放任哲学，或是奉行新国家主义，其不计效率而维护民主的宪政取向均未受冲击，或未受大的冲击。在放任无为时期，联邦百事不管，自无效率之虑.新国家主义时期，似乎所可以用“什么都在管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这句话来与前一时期“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相对照;其间，效率、决断并非不重要，但还不是首要的。现在，评判的标准似乎已变成“管的越早(迅速)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政府调节的迅速或决断上升为首要的间题。不难理解，这实质上反映了当代政府作为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要素的重要性进一步深化.然而，这样一来.新的政府职责与传统的宪政取向，以及相容了。直截了当地说，只要继续奉行不计效率以维护民主的传统宪政取向，并沿用体现这一取向的现行宪政体制，联邦政府提高其决断能力的余地就不大，就不可能根本改变其争持有余、决断不足的弊端;反过来，联邦政府要及时履行调节社会经济的新职责，就必须抛弃传统的宪政取向，树立新的宪政取向，同时改造体现传统的宪政取向的现行宪政体制。

但美国政治制度历经风雨洗礼，虽然存在弊端，但改变也不是轻易能发生的，如何既能维护民主又能提高工作效率也不是一朝一夕便能有解决办法。

第五篇：从“罚抄作业”谈起

众所周知，学生作业中出现疏忽与差错，可谓是他们日常学习中的多发病，虽然教师屡次订正，反复告诫，但效果并不见佳，许多学生往往只当耳旁风，随之遗忘尽净，有些教师情急之下，便大发肝火，大动真格，自定罚则：错一字，纠正后，罚抄多少多少遍。

一些家长和社会有关人士对此不免深感忧虑，他们认为教师此举将会导致孩子从小怕犯错误，而一个不能宽容犯错误的民族，又怎能培养出有创造力的人才呢？我们说，此种忧虑，确有一定道理，不过，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不怕犯错误，也未必就是好事。其实，教师制定罚则，其目的是让学生纠正作业中的疏忽与差错的，原出于一番善意，但从教师对学生的严重惩罚中，我们又很难看出教师的善意，流露出来的则是反感和恶意。试想：一个缺乏理性，带有某种恶意的教师，能在学生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印象吗？

诚然，差错不断、屡教不改的学生，的确令教师烦心，那么，怎样对待此种学生呢？一些“心地善良”的教师提出了“偏爱差生”的口号。我们且不论“差生”一词的提出是否恰当，我们首先应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对表现差的学生偏爱呢？如果偏爱，岂不是对一般学生有失公平？更何况，学生再差，他们也都有自尊心，当他们受到与别的同学不同待遇时，他们心中不会没有数：老师虽出于好意，到底还是把自己当“差生”来看待。我的一位同行朋友，她曾给我讲过她成功转变一位屡犯错误的学生的成功事例，她对这位学生说：“你有一些不良习惯，这些不良习惯不是一天形成的，我知道，你也很想改正，但要想立刻改过来，确实很难。现在我同你约定：从今以后，老师允许你犯错误，但不允许你重犯同一个错误„„”这位同学之所以教育成功，正是因为我的朋友完全出于善意，并做到了善解人意，讲的是肺腑之言，自然会让学生觉得可亲可信，学生也当然愿意接受了。

毋庸置疑，一位教师每天面对几十个学生，而每个学生的表现又各不相同，日常工作又烦不胜烦，在讲师德时，要求教师“热爱学生”，事实上很难都做得到，因为情感是在彼此相处中自然产生的，世界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呀！然而，我们要求教师尊重学生，至少尊重学生的人格却并不过分，绝对不允许教师对学生怀有恶意和滥用处罚，更属理所当然。

对学生的差错甚至错误，教师应分清其性质，区别对待。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分清学习上差错与品德上错误的界限。因此，“罚抄”是教师的不当行为；恶意对待学生，则是教师的失德行为，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谨慎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