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三次会议

第一篇：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三次会议

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三次会议一、八七会议。1927年，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背叛革命，镇压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当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维汉、翟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顾顺章、蔡和森、毛泽东、陆定

一、王一飞等21人。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也出席会议。会议主席李维汉，实际主持人瞿秋白。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遵义会议。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１６９名，候补中央委员１１２名。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决定在全国进行改革开放；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第二篇：论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

论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

文章作者：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

198805

【作者】何天齐

在中国共产党将近七十年的光辉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第一次是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这次转折的标志可以说是八七会议；第二次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次转折的标志是遵义会议；第三次是从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到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和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次转折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三次转折虽然情况各不相同，特别是建国以后发生的第三次转折同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两次相比，历史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既然同为转折，那就仍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探讨这三次转折的共同特点和利弊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搞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是有意义的。

一

所谓转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我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就是指党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和主要矛盾，转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纠正严重错误，使党的事业从挫折和失败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比如，发生在我党幼年时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就是纠正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从北伐战争的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大家都知道，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春季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也是党的历史上生动活泼、富有创造性的时期。“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发动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第一次国共合作成效卓著，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华民族复兴在望。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外的反动力量过于强大，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革命，同时党又处于幼年时期，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党员由六万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工会会员由三百万减少到三万，农会大都不再存在。为了挽救处在危急中的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后来称谓的八七会议。因为当时时局紧张，环境险恶，交通非常不便，所以只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以及湖北、湖南和军委的代表开会，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在内与会的不过二十余人。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从统一战线、农民、军事和组织问题等四个方面批判了投降主义路线，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24页。)会议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又设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和北方局，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机构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当然，说八七会议是这次转折的标志并不是说它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事实上，在八七会议之前，党中央已于7月12日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一个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

三、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取代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五人常委同意和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于8月1日举行了这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五人常委还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草拟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得到八七会议的追认，成为八七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也是五人常委领导时期决定的，由在武汉的常委和瞿秋白等同志主持了具体的筹备工作。由此可见，八七会议的召开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但因为它集中了当时能够集中的中央委员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解决了上面所说的继续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所以成为我党第一次重大转折的标志。1927年春，毛泽东写过一首《黄鹤楼》(调寄菩萨蛮)的词，对其最后一句“心潮逐浪高”中的“心潮”二字作者曾自注云：“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这个注解真实地反映了作者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当年的心情和八七会议作为历史转折标志的伟大意义。

遵义会议的情况更是这样。

八七会议以后，从1927年秋到1930年，全国各地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两百多次武装起义，虽然大多数都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其中有些起义总结了经验教训，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成为把革命的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的典范。毛泽东和以后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的朱德等同志一起，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对建党、建军、建政、土地革命以及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创造，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虽然八七会议以后不久党内先后发生过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代表的两次“左”倾错误，但由于遭到各地的抵制和在实际工作中的失败，很快就停止了，农村革命斗争仍然得到迅速发展。到1934年，全国建立了12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30万人，党员也发展到30万左右，出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各个根据地的红军曾多次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如中央革命根据地就连续四次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破坏了这种大好形势，使革命再一次遭到惨重失败。

王明教条宗派集团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上台的。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披着列马主义的外衣，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为严重、形态更加完备、气焰更为嚣张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否认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的“进攻路线”；他们不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轻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主张城市中心，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军事和战略战术上鼓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积极防御，主张消极防御，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主张正规战、阵地战，提出“全线出击”、“短促突击”、“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错误口号和方针；他们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这一整套“左”倾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严重损失，以致临时中央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然后又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各个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导致了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在长征中他们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得中央红军连连受挫，很快就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和红军处于严重的危急关头，中国革命濒临失败的危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先由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然后大家发言。毛泽东在发言中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其他同志也对博古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肯定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销了博古、李德指挥军事的职权。随后，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全权指挥军事。这样，遵义会议就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使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从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所以说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没有涉及王明路线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这是因为当时性命交关的是军事问题，这个问题已为多数人所认识，而政治路线问题还不为大家所了解，对当时打仗也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同时提出这个问题，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许多人会有保留，这样遵义会议就很难取得成功。“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遵义会议以后，党和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取得了长征的胜利。红军一到陕北，中央政治局就召开瓦窑堡会议清算王明的政治路线，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我党又正确地处理了西安事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则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批判，特别是从思想理论上克服了“左”倾路线的影响，使全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都趋于成熟，特别是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总之，以遵义会议为开端和标志的我党历史上第二次重大转折持续了十年之久。经过这次转折，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进入了成熟阶段。

至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第三次转折，大家都很清楚，它主要是纠正“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左”倾错误以及“文革”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会议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前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健全党的生活，健全党规党法，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此外，三中全会还讨论了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农业问题，指出必须纠正不从国力实际情况出发一味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认真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开始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指导思想。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错误长期干扰党的工作的历史，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如同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一样，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所以，人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是有道理的。

由于三中全会所纠正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所以这次转折首先面临着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过两年半时间，我党就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后，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邓小平同志提出并阐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的指导思想。十三大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进一步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样，我们党就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多时间，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事实雄辩地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伟大转折的深远意义将更加明显。

二

从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的情况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发呢?

第一，三次转折告诉我们，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错误总是难免的。所谓一贯正确，绝对正确，“洞察一切”，不仅个人作不到，党也是作不到的。

为什么需要转折?就是因为党犯了严重错误，需要纠正这种错误，才能继续前进。八七会议就是纠正投降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就是纠正王明的“左”倾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纠正了严重错误，党的路线和政策转上新的正确轨道，党和革命事业就大踏步前进了。

个人更是这样。即如毛泽东这样的杰出人物，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转折中起过重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他受到全党的崇敬，成为我们党最有威望的领袖，七大确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邓小平文选》第138页。)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经过几十年历史考验的伟大人物，却在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从50年代后期算起，这种“左”倾错误持续了近20年之久。现在人们都认识到，这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同时也和人们的思想状况与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因此，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进行体制改革，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克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个人崇拜，防止类似错误重演。

三次转折还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它自身具有纠错的机制。比如已成为党的优良传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以及长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等等，都是克服自身错误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我们党不是一个封闭的小团体，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工人阶级自己。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党的根本宗旨。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党的本质特征。只要我们保持和发扬这种性质和作风，同时健全和发展党内纠正错误的机制，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切怀疑党的领导、不相信党能自己纠正错误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三次转折告诉我们，在纠正错误、实行转折的时候，要注意防止片面性，防止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

由于社会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在转折时期，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发生的，反映到政治上和工作中就会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如八七会议，就在反对和纠正右倾错误的时候，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幸存下来的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普遍存在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拼命的精神，对陈独秀投降主义表示强烈的愤慨。特别是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们具有赴汤蹈火的革命决心，但却缺少无产阶级的坚韧精神，使得“左”倾情绪更容易滋长起来。当时“左”比右好的观点就已发生，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这种情绪在八七会议上就有反映，会后继续滋长，三个月后就形成以瞿秋白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参见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载1981年6月15日《文汇报》。)以后又相继出现以李立三和王明为首的两次“左”倾错误，对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特别是王明的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八七会议的“左”倾错误除了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以外，还表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态度上。当时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后期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就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采取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同样对待的“左”倾政策，给党在白区和根据地的工作带来了重大损失。

八七会议之所以发生这种反右出“左”的错误，是和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的状况分不开的。以后第二次转折，党逐渐成熟，就吸取了这种教训，防止了在反对“左”倾错误时出现右的偏向。当然这是从中央的指导思想和党的全局来说的。至于在个别领导人的思想上和某些局部地区出现右的偏向那仍然是有的，最突出的是王明，在他的“左”倾错误受到批评和纠正以后，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犯了右倾错误。这种右倾错误主要表现在统一战线和战争两个问题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反对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战争问题上，王明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主张“普遍的实行运动战，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与此相联系，他轻视建立抗日根据地，轻视建立人民的武装，等等。由王明任书记的长江局和长江局所领导的东南分局，曾经受到这种右倾错误的影响，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到六届六中全会，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纠正了王明的这次右倾错误。这说明党的政治水平和领导艺术比幼年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后，通过延安整风，系统地清算了教条主义，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直到夺取全国政权乃至社会主义改造，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路线错误。

第三次转折虽然是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但我们党比过去的历次转折都更成熟、更有经验了。这次转折是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文革”以前的“左”倾错误。由于这种“左”的错误时间很长，积习很深，是实行改革开放的主要阻力，所以党中央一再强调，反对“左”的积习，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党中央也一再指出要反对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十三大系统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更从根本理论和根本路线上揭示了“左”倾错误与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为我们识别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和根本标准。

总之，我党历史上的三次重大转折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昭示我们，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不能走极端，既不能以“左”反右，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右反右，以“左”反“左”，而是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全面性的要求，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过去人们喜欢援引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说明“矫枉过正”的必要和正确。这是片面性的。其实，毛泽东那时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针对某种特殊情况说的，不能将它作为一个普遍原则运用于党内转折时期。事实上，毛泽东本人所领导的第二次转折并没有“矫枉过正”。如上所述，无论是反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还是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毛泽东都是最早认识和最为坚定的。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也是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

第三，三次转折还告诉我们，要比较彻底地克服一种错误倾向，顺利地实现转折，必须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方面综合地进行，不能搞单打一。

如前所述，以八七会议为标志的第一次转折时期，出现了反对和纠正右倾投降主义、却为“左”倾盲动主义开辟了道路这样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同这次转折没有从思想、政治、组织等诸方面综合配套地进行有关。我们知道，八七会议上和会议以后，并没有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思想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正确的分析和清算，也没有对新的方针和政策在思想理论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阐释。在思想上政治上、特别是在思想理论上还不能深刻认识转折的必要性和意义，还不能深刻辨析错误和正确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央却热衷于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比如，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委执行“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对周恩来等全体前委给予警告处分；无理指责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解除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并给予警告处分；对彭公达、谭平山，对南方局、广东省委、鄂北特委，以及后来对广州起义领导人等等。都采取了类似的组织措施。这种不注意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纠正错误、统一认识，而单纯从组织上进行惩办的做法，窒息了党内生动活泼的民主空气，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当然，由于那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可能很自觉地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因而这次转折还不完备，不成熟，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次转折就大不一样了。如前所述，遵义会议虽然只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部分组织问题，但在瓦窑堡会议上就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系统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政治路线问题。以后，毛泽东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一步解决了“左”倾军事路线问题。但是，如果没有思想路线作基础和保证，仅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调整方面做文章，仍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错误路线。比如，象王明这样一个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1937年的12月会议上竟能迷惑不少同志，甚至一度几乎在中央占优势；以后1940年3月，王明又公然再版他那本“左”倾路线的代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并且在“序言”中大吹特吹；1940年底，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和政策的指示》中指出第三次“左”倾是路线错误，却引起激烈争论，以致在正式发出的文件中未提“左”倾路线错误。所有这些，都说明要真正克服一条错误路线，除了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努力以外，还必须从思想理论上、从世界观方法论上加以清算。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紧张日子里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接着又亲自领导了蜚声中外的延安整风运动，从根本理论和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同时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共有十个方面的政策)，使理论和政治路线具体化，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所掌握，这样才彻底地克服了错误路线，成功地实现了伟大的转折，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当然，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延安整风也有缺点错误。除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这样的问题之外，还有突出个人的问题，即一方面在处理历史上的错误时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另方面又不恰当地过分地抬高了个人。但这只是白玉微瑕，不能因此否定延安整风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它在纠正错误路线中的重大作用。

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伟大转折，那末我们看得很清楚，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思想理论问题。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同志关于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阐述，他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等，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提供了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确立以后要贯彻实施，必须有组织路线来保证。因此，在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就考虑要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到五中全会就着重解决了这个问题。接着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这样，不到三年时间我们党就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方面成功地实现了这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局面，使我们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当然，思想、政治、组织路线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以后党的十二大，特别是十三大，又从各个方面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大综合的时代，大生产、大经济、大科学、大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我们国家又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时刻，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我们要学习和继承党的历史上第二、第三次重大转折的成功经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全面统筹，综合处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问题，克服长期以束缚人们思想的单向性或直接性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到一个

第三篇：论我党历史上的三次重大转折

论我党历史上的三次重大转折

概述：在中国共产党将近七十年的光辉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第一次是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这次转折的标志可以说是八七会议；第二次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次转折的标志是遵义会议；第三次是从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到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和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次转折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简介： 1、1927年，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背叛革命，镇压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当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2、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3、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决定在全国进行改革开放；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二、需要转折的原因：

因为党犯了严重错误，需要纠正这种错误，才能继续前进。八七会议就是纠正投降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就是纠正王明的“左”倾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纠正了严重错误，党的路线和政策转上新的正确轨道，党和革命事业就大踏步前进了。因此，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进行体制改革，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克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个人崇拜，防止类似错误重演。

三、从党的三次历史转折中获取的经验总结：

1、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2、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四、启示：

1、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错误总是难免的。所谓一贯正确，绝对正确，“洞察一切”，不仅个人作不到，党也是作不到的。

2、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它自身具有纠错的机制。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党的根本宗旨。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党的本质特征。只要我们保持和发扬这种性质和作风，同时健全和发展党内纠正错误的机制，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切怀疑党的领导、不相信党能自己纠正错误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3、在纠正错误、实行转折的时候，要注意防止片面性，防止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由于社会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在转折时期，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发生的，反映到政治上和工作中就会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总之，我党历史上的三次重大转折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昭示我们，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不能走极端，既不能以“左”反右，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右反右，以“左”反“左”，而是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全面性的要求，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3、要比较彻底地克服一种错误倾向，顺利地实现转折，必须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方面综合地进行，不能搞单打一。

4、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大综合的时代，大生产、大经济、大科学、大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我们国家又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时刻，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我们要学习和继承党的历史上第二、第三次重大转折的成功经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全面统筹，综合处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问题，克服长期以束缚人们思想的单向性或直接性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到一个层次。

第四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具体表现在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经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为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开创未来的会议。全会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

第三，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多年来，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会议

2011-05-15 13:59

中共党史重要会议汇总

1.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2.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

中共二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制定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会议根据列宁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当前阶段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并制定了当时党的最低和最高纲领。

“最高纲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的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即在民族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①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②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打倒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③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在内）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它正确的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必将来临。

3.中共三大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是党的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此次大会讨论并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以及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案，为随后到来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打下了政治基础。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形成。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4.中共四大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中共四大的主要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党如何领导即将到来的功能运动高涨的问题。大会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中共四大的历史功绩是：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段的革命态度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还指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提出了无产阶级与农民建立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思想；大会还制定了有计划地开展工农运动的方针。

中共四大的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5.中共五大

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中共五大总体上来说是失败的。因为，中共五大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陈独秀虽然作了检查，但没有真正改正错误。因此，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6.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

7.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主要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前的政治形势正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会议还制定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十大政纲；规定了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

六大也存在着不足：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缺点，即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

8.三湾改编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来到这里，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开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从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建设一支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9.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的中心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和党的建设。

会议规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着军队的性质和面貌，这是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除了要进行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活动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

在党建方面，强调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10.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1.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瓦窑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党在新形势下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的转变，迎接抗日新高潮的来临。

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和报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还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解决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以来没有解决的重要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12.洛川会议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形势，制定了全面抗日的路线，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会议认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战中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减租减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24.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

1984年10月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是一部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决议》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1985年起全面展开。

25.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

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26.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是加快和深化改革。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27.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28.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四中全会

1994年9月25～2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的新的伟大的工程。

29.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

1995年9月25～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30.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

1996年10月7～1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会议根据全面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要求，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总结了经验和教训。本次会议把主要讨论方向放在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

31.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97年9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报告着重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报告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还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32.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江泽民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

这次大会是我们党新世纪乘胜前进，规划制新世纪中国发展重大战略的会议，也是与时俱进，为指导思想增添理论新成果的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实现了我们党承前启后，完成整体性新老交替的任务。大会的主

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33.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

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进一步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稿和《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34.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胡锦涛总书记作重要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35.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

2005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温家宝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按照十六大对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继续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

36.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

2006年10月8—11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六项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

37.中共十七大

2007年10月15日—2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代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注意：以前的提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零二零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我党历届重要会议口诀

一大立党二大立纲三大国共要合作，四大领导工农忙

八七枪杆出政权，古田军队要增强遵义军事与组织，瓦窑堡一起来抗日

洛川全面来抗战，减租减息是关键，六届六中马中化，七大确定毛指导

七届二中转城市，三中一化三改造，八大矛盾分析好，平稳前进要抓牢

十一届六中二决议，科学评价毛的好，十二大有中国特色，再次评价毛的好

初级阶段和路线，十三大终于研究好，后来（十四大）市场经济有目标，小平思想成指导 十五大跨世纪，十六大三代表，三中科学发展观，四中和谐最重要

注释:

二大立纲：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确定

四大领导工农忙：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思想

古田军队要增强：人民军队建设

六届六中马中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

七大确定毛指导：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七届二中转城市：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三中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造在七届三中全会提出

八大矛盾分析好：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工业与农业，经济文化发展需要与不满足需要，并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

十一届六中二决议：第二个历史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确定其地位和其思想的地位 十二大有中国特色：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作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