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五篇范文

第一篇：17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

国企领导干部腐败的新特点及对策初探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以惩防体系建设为主线，深入推进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深化内部改革，加强过程监督，规范权力运行，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特点，国有企业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研究这些新情况、新特点，剖析其原因，探讨遏制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对策，对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进一步加强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腐败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领域、行业有着不同的特点。从近期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看，近几年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犯罪成员呈现高端化趋势，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所谓高端化，是指高管（CEO）。从近年惩处的腐败案件看，有的是国有超大型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有的是全国被赋予“免检产品”荣誉称号的超大型企业的创始人，有的获得过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是改革开放开拓者和功臣。而且无论是贪污、受贿，还是索要回扣，金额都非常巨大且有节节攀升之势。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挥霍2亿元（旧币，约合现币2万元）就是新中国第一大案了。改革开放之初，检察机关对贪污受贿立案标准是三千元，后来一再加码，而今，贪污 1

受贿数百万、上千万也并不再惊人。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贪污资金8250万元人民币。无独有偶，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涉案的巨额受贿金额高达1.95亿，最大的一笔单笔受贿额即达1.6亿元。

（二）“窝案”量大突出。轻骑集团腐败窝案、云铜集团腐败窝案、古井集团腐败窝案……绍兴、重庆、福建等省市都连续爆发“地产窝案”，折射出了当前国有企业腐败案子发展的一个新动向——违纪违法呈现群体性、团伙性，给企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机。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现一案多人、群体违纪违法的特征，团伙性案件明显增多，往往查处一案带出一片。

“窝案”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横向型的（块块的）；有的是纵向型的（条条的）；有的是纵向兼横向型的（条条和块块互相交叉）；有的是同类产品的行业群体型的（如往蛋白粉或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就成了奶粉行业的潜规则）；有的是官商勾结型的（有的商人竟和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人员事先勾结在竞标中抬高工程预算价格，预留行贿资金）；有的是在公安司法界寻求代理人的；也有的是家族式的（夫妇、子女、女婿、司机以及远房亲戚、朋友、关系户）。如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中，纵向的方面来说，涉及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农业部、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有关部司长、副司长等多人，横向的方面来说，涉及到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至于本单位就更不用说了，有包括5名厅局级干部在内的44名干部。

（三）国企高管人员腐败隐蔽性强。主要特征就是打法纪“擦边球”，采取隐蔽、间接的手段，为自己、配偶、子女、亲友谋利，如以搞同业经营、投资入股关联企业、“相互帮忙”等方式获取不当利益，企图逃避法纪的制裁。因为他们直接控制资源，可以提前布臵很多防范措施，反监控执法能力很强。他们的资产有的在国内，有的在国外，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海外做手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二、原因剖析

（一）思想防线的崩溃是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主观原因。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英国评论家斯麦尔芬有句名言：“构成罪恶根源的东西并非金钱，而是对金钱的追求。”任何违纪违法行为首先是有其动机，然后才有违纪违法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断冲击，一部分企业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出现了混乱。主要原因是：少数企业领导人员放松个人世界观改造、放松道德修养，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反腐倡廉的教育还不够深入扎实，一些企业领导人员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还有差距。

（二）监督不到位是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难以遏制的客观原因。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渐建立和反腐败斗争的逐步深入，企业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健全的监督约束机制。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还远远没有到位。监督不到位是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难以遏制的客观原因。目前国企高管对国有资产往往具有相当的支配权，而且往往集企业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于一身，这就使监督制约容易出现缺位或流于形式的现象，导致出现腐败机会。

（三）高度集权是国企发生腐败案件的原因之一。从被查处的国企高管落马案例中可以看出，“一把手”专断这种“集权管理”在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首先，治理结构中无纵向授权，事实上很多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国企负责人事实上均只是对上级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其次，虽然形式上，国企一般也设臵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者、监事会，并界定了各自的权利，但在执行层面上往往是四权合一。在实际运行中，在国有企业里，行政权力和党权是一体的，很多国企的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董事会、监事会都归他领导，这就决定了腐败是必然的。

（四）职务消费制度缺陷成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发生的温床。尽管一些企业在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方面，对通信费、交通费、业务招待费等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但目前国有企业设计薪酬体系时，职务消费往往不列入其中，这一块收入弹性比较大、标准不细致、缺少透明度。在涉及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开支与消费的管理上，许多企业仍然沿袭过去的老办法，吃的是“大锅饭”，用多少报多少，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有的企业对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哪些可以开支，哪些不能开支，没有明确的界定；有的是开支标准不确定，完全靠领导人员个人掌握，随意性大；有的企业对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范围、标准等，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而是少数人说了算；有的]没有明确具体部门来规范、管理、操作和监督，从而导致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的失控。职务消费的漏洞，也容易导致一些经营管理人员从中渔利。

三、对策思考

（一）加强“软力量”。“软力量”就是企业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是要形成企业上下共识的制度、安排、习惯。企业经过廉政文化的教育后，经过实践不断培养，能够形成腐败就是耻辱的文化氛围。一旦这种文化建设起来，就不是一天两天一个人能改变的。文化建设是个长效建设，这个建设的关键是要经过文化宣传、教育、制度安排，形成一种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局面。

（二）继续推进“一把手”体制改革。笔者认为，国资委李荣融主任把央企“一把手”腐败，归因于“一把手”体制，指出，很多企业还是“一把手”体制，这是发生腐败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很有见地的。国企改革要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才能保障国企高管人员不腐败。现在一些企业老总之所以腐败，很重要的原因是受上级委派。他们自认为上级给了尚方宝剑，就可以“代天巡狩”，为所欲为。

实践证明，只要严格按照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进行规范运作，企业发生腐败的机率就会降至最低，这是被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实践所证明了的、比较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因此要用法律规范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的权力以及董事会的权力。如果用票决制选出董事长,高管就不敢腐败，因为员工会虎视眈眈地盯着他。要严格规范，保障票决制，防止独断专行。

（三）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国企虽有监督机制，对领导人员包括下属企业负责人的监督还不到位，有效监督的制度、方法、措施和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监督的灵敏性、有效性还有待提高。比如纪委书记是国企党组成员，接受国企党委书记的领导，与董事长同样拿企业的工资，成为企业的一员，决定了这种监督是同体监督，所以，国企内部的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着监督体制不顺、监督手段软弱等问题。因此，要改变这种局面，党和董事长必须要分离。党委书记由另一个人来做，给董事长多大权力，就应该给党委书记多大权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同级、有效监督。

（四）进一步规范职务消费行为。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一是对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的范围、标准、程序等，用制度的]形式作出规定，并严格监督执行。目前条件下，应对国企领导人员在通信费用、交通工具费用、差旅费用、有关接待应酬费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职务消费的标准，应由企业依据有关政策规定，根据企业的业务需要和效益状况，结合自身实际来确定。职务消费的内容、标准、对象确定后，必须提交职代会或董事会、股东大会讨论通过，才能付诸实施。二是要明确职务消费模式。以前那种企业领导人员花多少报多少的“据实报销型”模式存在较多的漏洞。根据目前形势，建议采取总量包干型模式。所谓总量包干型模式，是指对确定的消费项目，根据历年来的开支水平状况，测算出年平均

消费或开支总量，据此包干给领导人员掌握，实行“总量包干、超支不补、余额下转”的办法。三是为了防止总量包干后，领导人员超标准、超范围以及将应由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范围内的开支，转移到下属单位开支等违规问题的发生，领导人员消费的凭据要留存并交财务部门核销，定期接受财务、审计部门的审核和监督。

总之，搞好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在国有资产监管和企业改革发展大局中整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坚持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强化权力制约结合起来，把加强企业管理同健全反腐倡廉机制结合起来，把提高企业科学发展能力同增强惩治和预防腐败能力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

第二篇：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领导的腐败犯罪是领导者利用权力进行违法活动而构成的犯罪。领导的腐败犯罪是政治腐败的主要组成部分。领导的腐败犯罪是社会诸多腐败现象中，破坏性最大、负面影响最广、人民群众最气愤的行为。一请就到，一喝就高，一捧就傲，一求就敲，一给就捞，一脱就要，一累就叫，一批就跳，一查就倒！这些都是民间归纳的特征。

一、当前领导干

部腐败问题的表现及特点

当前反腐败面临的情况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格局和人们道德观念出现了多样化，资产阶级国家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政治观念对我们的冲击，诱发导致腐败的因素增多，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也较过去大不相同了。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时有发生。近几年查处的涉及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案件中，包括省长、部长，省级党委的组织部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原湖北省省长张国光、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等。

1、涉案金额巨大。一些领导干部涉案数额之巨、犯罪危害之大、情节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如成克杰涉案金额4000多万元，余振东涉案金额20亿元，湛江走私案涉案总金额为114亿元，厦门走私案涉案总金额超过800亿元，陈良宇案涉案金额37亿元。

2、涉案人数众多。违纪违法案件的集团性、关联性、群体性日趋突出。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广泛的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往往查出一个带出一帮，抓住一个牵出一伙，案件牵涉面广，串案窝案较多。同时，领导干部与配偶、子女等特定关系人共同作案所占比重较大，家族共同犯罪特征明显。如郑筱萸案就涉及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200多名干部，其妻儿也涉案落马。

3、涉案领域广泛。从近年查处的案件看，涉案领域从金融、行政执法、司法领域向一般领域蔓延，从掌握钱、财、物等关键岗位向一般岗位渗透，从领导干部向一般干部延伸，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教育、医疗、统计等部门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从涉案干部级别看，从乡科级、县处级、省部级一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个层级都有。从涉案干部岗位看，人大、政协、党委、政府各个部门都有。从涉案人员身份看，法官、检察官、纪委书记等执纪执法部门的官员也频频出现腐败问题，影响很坏。其中，党政领导干部腐败问题突出。沈阳市慕绥新、马向东等违纪违法案件的23名主要领导干部中，有17人是党政领导干部，占涉案人员的74％。

4、案件性质恶劣。一是资本积累型腐败特征显露。腐败分子从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享乐型的财富积累发展到资本的积累，从经济腐败向政治腐败和司法腐败发展，危害甚大。二是案件性质恶劣。一些党员干部丧失党性原则，拉帮结派，循私枉法，胆大妄为。有的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有的甚至雇凶杀人，直接沦为罪犯。三是权钱交易严重。近些年来，几乎每个被查处的高官背后，都有大款和商人的影子，都有权钱交易的勾当。四是生活作风腐化堕落。一些贪官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身，恶劣行径令人发指。

5、作案手段隐蔽。有的利用法律法规和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不健全不完善之处钻空子，借机获取好处；有的利用法律政策的便利，直接制定合乎自己需要的规章制度，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有的在干部提拔或工程招投标等方面，表面上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合理合法，看不出任何破绽，实际上却暗箱操作，行权钱交易之实。还有的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有的订立攻守同盟，有的在作案之前就想好了应对之策，反调查能力极强，给后来的查处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6、外向型腐败问题严重。有的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将在国内的非法所得转移到境外；有的与境外不法商人合作，在境外进行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有的实行有计划的撤退，以“合理”名目将妻子儿女弄到境外，将巨额不法资产转移出境，一有风吹草动，贪官自己便迅即抽身外逃，溜之大吉。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0多亿元在逃。

以上说的是腐败现象的特征，腐败分子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腐败分子有以下四大特点：

1、心黑。大凡贪污分子，必然是心黑心狠，也就是说良心大大的坏了的，一有机会就会抓住有利时机，千方百计往腰包里装，而且欲豁难平，多多益善，毫不心慈手软。如“重庆第一贪”的晏大彬从底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到底，在巫山长江大桥及该县各公路建设项目中层层捞钱，多达63次，共接受贿赂2226万元。被称为“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的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涉案金额为6800万元；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则高达1亿多元人民币。

2、胆大。胆大，并不一定都是坏事，搞工作、创业都要有一定的魄力，要有开拓精神，前怕龙后怕虎不行，就是说胆大要用在正确的地方。但是贪污分子却把胆大用在邪恶路上，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他们什么都敢干，什么买官卖官，索贿受贿，生活

糜烂，包养情妇，挪用公款豪赌………..都不在他们话下。中央一再三令五申，不管你官有多大，职位高低，绝不让一个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中央决心不可谓不大，事实上多年来已查处不少贪官，小至村官，大至省部级，甚至人大副委员长，哪一级的都有，坐牢的杀头的，已不在少数，中央警示，前车之鉴不可谓不多，但是他们却当成耳边风，仍旧我行我素，照贪不误。，可见其胆大包天，达到疯狂的程度。

3、脸厚。贪污分子一般都掌握一定的实权，能量很大，办起坏事来，危害性也很大，在没被揭发以前，往往以正人君子表现出来的，外表看起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好坏难辨，人们也不能随便怀疑的，因而有一定的欺骗性。贪官贪污所得，都是人民的血汗钱，人们对贪官是深恶痛绝的，难免会背地里捣脊梁，甚至骂的狗血淋头，由于地位不同，他们可能听不到，就是听到了，也可能装着没听到，把它当成耳边风，不会在乎的，他们的脸是特别厚的，骂归骂，骂又能值几多钱，你再骂，还是把钱骂不回去。你就是骂他的祖宗三代，八辈老祖宗，他也不在乎。只有捞到钱才是硬道理。

4、手长。贪官们心里明白，要想发财，必需把手伸得长长的，要买官就舍得投资，投资就是为了赚大钱，有几个顺口溜：“不捞白不捞”“不送不动，送少无用”，“理想是远的，政治是空的，只有权力是硬的，捞取利益是实的”。因此伸手捞权，不择手段，搞表面工程，虚报政绩，添加水分，……等等。他们对老百姓和下级，作威作福，官架十足，俨然是人民的老爷，然而对上级却是另一个面孔，极尽阿谀奉承，拍马溜须之能事，他们不是真正的尊重、爱护领导，把手伸得长长的，讨好领导，以求得高升，才是真正的目的。“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目的就是捞取更大的权力，可以搞权钱交易，以发大财。

二、当前领导干部腐败问题形成的原因

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仍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严峻斗争。受其影响，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上产生迷茫，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有的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二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我国已进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和公共资源分配不公，造成一些党员干部心理失衡，引发了大量不规范的甚至是腐败的行为；同时社会价值观念日趋多样，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三是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严峻考验。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地位、党员干部的地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正面临着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2、反腐败体制机制不够完善。一是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不够。有的地方和部门的党组织治党不严甚至软弱涣散，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和纪律建设受到削弱；一些基层党组织工作薄弱，党员教育管理的内容和方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党员思想变化的实际，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有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对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工作力度不够，反腐败任务没有真正落实。二是制度建设存在不足。一些领域腐败现象频发多发，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有关。据统计，1996年以来，全国有13个省交通厅（局）的28名厅局级干部因经济问题被查处，有的甚至前“腐”后继，连续几任厅长出问题，就跟投融资体制、招投标制度、行政审批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存在漏洞和制度执行不力有关。三是监督机制不畅。监督的缺失和不到位，使得一些人有恃无恐。有的卖官鬻爵、收受贿赂长达数年，却长期未能发现。特别是领导干部权力过大，存在上级监督不到，下级监督不了，同级监督不好，群众无法监督的现状。四是惩处不力。有些腐败问题得不到有效惩治，使腐败分子逍遥法外，造成一些人的侥幸心理。

3、领导干部自身的原因和问题。一是理想信念动摇。一些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受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热衷于吃喝玩乐，流连于灯红酒绿，沉湎于声色犬马，最终跌入腐败的深渊。二是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我国封建社会时间长，传统行政文化中诸如官本位、人身依附、贿赂风行等积习源远流长，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等观念深入人心，其价值追求和判断标准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为一些人的贪污腐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心理依据。三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影响。近年来，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渗入我国，与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褊狭自私意识相混合，变异出现代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为一己私利不惜放弃、破坏乃至侵害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走上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腐败歧途。

三、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对策

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决定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只有从领导干部腐败犯罪产生的内因和外因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彻底铲除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滋生蔓延的一切主客观条件，使其主观上不想腐败，不敢腐败，客观上不能腐败，不让腐败，才能有效地控制和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犯罪。

（一）内因预防，强化素质教育，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根基

1、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防治腐败，教育是基础。古人云：“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因此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党风廉政教育，并对其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使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牢记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勤政廉政，务实清廉，无私奉献，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自觉抵制各种腐败思想和文化的侵蚀，消除导致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来源：公务员在线 http://www.xiexiebang.com）的内因，永做人民的公仆。

2、加强法制教育。深入普及有关职务犯罪的法律知识，增强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使之自觉遵守各种法律规范，运用法律来约束自已的行为，维护法律尊严，切实做到学法、知法、护法、守法，防止领导干部思想上的蜕变，构筑一道法律“高压线”。

3、认真开展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班子内部监督，特别是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重要形式。领导干部要深刻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要积极争取班子成员对自已的批评意见，鼓励班子成员有话讲到当面，有问题摆上桌面，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每个班子成员都要按照上级关于开好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要求，把帮助领导干部和其它班子成员改正缺点，作为自已的政治责任，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通过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分清是非，统一思想，修正错误，最终达到增进团结，促进工作，共同提高的目的。

4、开展警示教育。通过典型案例以案说法、让犯罪分子现身说法以及建立廉政警示教育基地等形式，切实做到警钟长鸣，促使领导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过好权力关、金钱关、人情关、美色关，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筑牢心理防线。

（二）外因预防，多策并举，全面铲除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1、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现权力集中与分解的合理平衡，形成良性权力运行机制

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无一不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可以说，无权力，则无腐败犯罪；无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则无腐败犯罪。因此，针对那些容易产生腐败、导致职务犯罪的环节，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防止权力的异化和滥用，是遏制和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重要举措。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目的之一就是对权力的合理配置，并保证其依法有效地运作，核心是解决好权力集中和权力分解之间的关系，最佳的最有效地控制和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犯罪。那么，如何合理地配置权力、解决权力集中与权力分解之间的矛盾呢？当然，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必要和有效的监督，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权力的腐败，产生职务犯罪。然而，权力分解必然会减少职务犯罪吗？在权力分解的情况下，无疑会增加领导干部腐败犯罪实施的难度，提高承担制裁后果的风险，从而减少其犯罪所得，由此阻遏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动机的产生，或者动摇、打消犯罪分子实施职务犯罪的念头，遏制、防范职务犯罪的实施。但是由于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是涉及公共权力的犯罪，涉及廉政勤政优政，因此，其危害后果并不能简单地用数量来衡量，有时还必须考虑犯罪分子犯罪所涉及的职权的性质、职位，实现权力集中与分解的合理平衡，将腐败犯罪的发生率和危害结果控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将工作效率保持在人们期望的可以接受的水平上。这样建立起来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才能对权力运行全过程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真正做到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

2、建立和完善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制度体系

（1）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机制。要以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机制为重点，遵循公开、民主、竞争、公正原则，认真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一步深化领导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制定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制度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避免人事管理中的跑官、要官、买官。同时，要完善干部考察、评价制度，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此外，要增加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透明度，落实党员和群众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2）建立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集体研究决定制度。任何单位或部门的重大事项都要向上一级组织和领导及时报告，自觉接受上级组织和领导的监督检查。在班子内部，重大事项坚持集体讨论决定，是减少和防止领导干部一个人说了算的重要途径。凡是重大决策、干部任免、重要建设项目安排等必须经过班子成员集体讨论决定，不搞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确保决策的规范化、科学化。

（3）建立健全公开透明制度。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让其行为特别是权力运作的过程、结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避免暗箱操作，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除不宜公开需要保密的决策外，凡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以及领导者个人廉洁自律的有关情况，都要公开，增加透明度，减少随意性，把权力运作过程呈现于人民群众面前，消除权力暗箱操作产生领导干部腐败的条件。

（4）坚持和完善“三关审计”制度和述职述廉制度。“三关审计”制度即对领导干部实行任前审计、任中审计、离任审计。任前审计，把好用人关，严格干部推荐考察任用责任追究制，做到谁推荐谁负责，谁考察谁负责，谁决策谁负责，把那些政治业务素质高、清正廉洁、忠于职守的人选拔出来担任领导干部，将有劣迹和不良行为的人坚决排斥在外，严防“任人唯亲”，近亲繁殖。任中审计，把好用权关，防止领导干部权力的滥用和异化，确保权力的健康运行。离任审计，把好退岗关，既要防止领导干部借离任之际大肆捞钱财，非法转移赃款赃物，又要防止领导干部挪用公款跑官买官，要确保审计结果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及有效应用，坚决避免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异地做官，甚至升官。同时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述职述廉制度，领导干部每年要定期报告本人及领导班子廉洁从政情况，自觉接受人大评议和监督。

（5）规范领导干部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这一制度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抑制腐败的基本方法而普遍采用。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这种制度，但在具体执行中，对申报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存在随意申报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财产申报成为走过场，流于形式。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是使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的财产公开化，接受公众监督。如果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财产明显增加与其正常的收入不相称，那就要向公众说明这些财产的来源，否则就要受追究。这样既可对领导干部的腐败起到早期的警报作用，又可为检察机关依法查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提供必要的法律手段。

（6）建立健全巡视制度和诫勉谈话制度。一些领导同志在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干部考核和选拔问题上，往往只重视下级领导干部的意见，不注意听取副职和群众的意见。这种状况不仅容易造成领导干部高傲自大，独断专行，而且往往导致在一个单位或部门内群众唯领导干部意见是从。故设立专门的巡视机构，建立健全巡视制度和诫勉谈话制度，加快实现这两种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把下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政勤政等情况作为重要内容进行监督检查，弥补同级纪委监督不力的问题。同时通过明查暗访，广泛听取班子其他成员和群众的意见，针对在廉政勤政方面出现的苗头性问题，该提醒的提醒，该批评的批评，起到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作用，对领导干部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

（7）建立完善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制度和引咎辞职制度。对领导水平和素质能力不能胜任现职的领导干部，经有关部门考核认定，进行降职使用；对基本素质好、有潜力、担任现职经验不足、履行职责难度较大的领导干部进行岗位培训；对政治素质差、作风不好、群众威信低、民意测评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免去领导职务；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由于未严格履行领导职责，导致本地区、本单位发生严重性事件，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尚不构成犯罪的，应引咎辞职；已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完善制约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监督体系

(1)权力机关的监督。我国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它不仅代表人民群众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法规，而且负责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活动，有权任免政府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最高领导人，这本身也是一种有力的监督措施。由于有了权力机关这一最强有力的监督，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进行职务犯罪就要受到抑制。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目前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所以一个最重要任务，就是要使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充分得以发挥，并显示这种监督作用在对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进行各种职务犯罪的抑制和预防威力。

(2)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监督手段和监督技术是专业化的。我国的专门监督机构有两个：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其中纪检监察部门是专门负责对党政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审计部门主要是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处理。目前我国的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同样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主要表现为这些监督机构的权力在行政权力的结构中比较弱，不仅很难制约上级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的职务犯罪，而且由于“关系网”的干扰，也很难对同级和下级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实行彻底有效的监督。所以，要想充分发挥我国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有效制止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发生，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要逐步加强专门监督机构的权力，提高其地位，从体制上保证其具有独立行使监察和审计的权力，不受任何机关和个人的干扰。

(3)检察监督。治标和治本，是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治标，严惩各种腐败行为，把腐败分子的猖獗活动抑制下去，才能为反腐败治本创造前提条件。对于日益呈现严重趋势的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检察机关必须坚持以严厉打击和惩处为前提和支点，继续加大打击和惩治力度，对所有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尤其是重大案件要一查到底，敢于碰硬；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对瞒案不报、压案不查、干扰办案的，坚决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通过查办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案件，发现领导干部在职务活动中有违法行为又构不成犯罪的，可行使弹劾权，向有关部门提请对其罢免或惩戒。对于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方面可以对罪犯进行有效地惩罚，剥夺其生命或限制人身自由，使其丧失继续犯罪的条件；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的罪犯要进行教育、挽救和改造，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同时，通过打击犯罪还可以起到打一儆百，教育一般公民遵纪守法的作用，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4)社会监督。社会监督即人民群众的监督，指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的一种监督。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人民享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充分监督的权力。他们可以对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自己的影响为他们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揭露，从而使领导干部在实施职务犯罪行为时有所畏惧，甚至直接受到人民群众的阻止。所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对于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犯罪非常重要。为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应进一步完善举报制度，切实保障举报人不受打击报复，建立允许并鼓励广大人民参与行政决策的机制等，对领导干部腐败犯罪进行检举揭发，为实施社会监督创造良好的条件。

(5)新闻舆论监督。新闻监督是预防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进行各种职务犯罪的手段之一。新闻部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舆论工具，把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向社会曝光，使那些企图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者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领导干部有所戒备，不敢肆无忌惮地实施职务犯罪。否则，他们将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直至名声扫地。

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第三篇：新形势下违纪违法案件的新情况新特点及防范对策

新形势下违纪违法案件的新情况新特点及防范对策

[ 2010-7-15 ]

一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实施了坚强有力的领导，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特别是在严肃党纪政纪、治理商业贿赂、深挖腐败分子、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务仍然艰巨，一些党员干部作风不正问题依然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继续呈多发态势，极少数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这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研究党员干部、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情况、趋势、特点及其成因，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于未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近几年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情况及新特点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和纪检监督力度的加强，被查处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增多趋势。以我区为例，2005年至2008年，被查处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经济类案件，共32宗54人，分别占案件总量和总人数的16％和18%。

（二）是涉土类案件，共62宗110人，分别占案件总量和总人数的31％和37%。

（三）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类案件，共25宗26人，占案件总人数的12.6%和9％。

（四）是渎职失职类案件，共22宗45人，分别占案件总量和总人数的11％和15%。

从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分析，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发案率高

一些村干部利用职务之便滥用职权，有的在土地转让、处理纠纷和审批宅基地等工作中索拿卡要，有的在计划生育工作或者殡葬改革中违反有关政策，捞取好处，有的以各种名义挥霍浪费集体资金，侵占集体财产，满足私欲。从2005年以来查处的159名违纪违法人员中，涉及村（居）党员干部就有84人，占涉案总人数的52.8％。如原铜盂镇铜钵盂书记郭××在任职期间违反会计法规有关规定，以慰问为名，挥霍浪费集体资金102500元，严重侵害了集体利益；又如原贵屿镇南安居委主任杨××在任职期间，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共放地面积多达170多亩，本人在购买楼地时又少缴地皮款42000元，且接受包工头杨某好处费共11000元等违纪行为，两人均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二）经济方面违纪违法的人数多，违纪金额较大

在159名违纪违法的村级党员干部中，因经济方面违纪违法的有79人，接近一半。而在经济方面的违纪违法行为中，又以贪污、挪用、受礼、侵占集体资金人数居多，共有34人，占经济方面违纪违法人数的43%。其次为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共有29人，占经济方面违纪违法人数的37%。在查处的经济案件中，违纪违法总金额1万元以上的案件有36人，10万元以上的案件有9人。如原棉北街道办事处计生办主任张××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采取侵吞

手段，贪污办事处下拨给各居委的计生专干经费共16多万元，作为其家庭日常支出，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又如和平镇劳动保障所所长蔡某等4人在任职期间将上级回拨的办证费以及向企业违规收费共11多万元没有进帐作收入，私自分发给全所人员，蔡某等4人分别受到严重警告以及留党察看等处分。

（三）共同违纪人数多，涉及范围广

近几年来，潮阳区不断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严查渎职、失职案件，共有26名党员干部因渎职、失职受到责任追究，占案件总量的16.3%。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手段复杂多样，隐蔽性、反调查性都有了增强，但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一案多人共同违纪。在159名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中，属共同违纪违法的人数达67人，占42%。如在2005年12月交通局棉城运输管理所副所长林某带领该所人员在城区道路上双向拦住来往车辆，向车主征收摩托车养路费和年票通行费，涉及人数4人，如西胪镇波美社区违法建设2座水闸该镇因解决措施不力，致使后来发生严重的群众事件,该镇原书记、镇长、分管副镇长、水利所负责人等4人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以及行政记大过等处分。在农村基层，由于村级党员干部工作、生活经常在一起，彼此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单独实施违纪违法行为很难隐瞒，被举报查处的风险较大，因此，一些村干部就形成利益共同体，“好处大家有份”，“谁也不会说出去”，致使违纪违法行为逐渐由“单干型”向“互助组型”转化。如谷饶镇官田村党支部书记张××、村委主任赖××及片干部谢××、赖××、邱××5人违反《土地管理法》私自规划、乱放土地，以及将违规收取提成上缴给村的治安管理费作为奖金发给村干部，邱某等5人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警告的处分。

（四）违反土地管理、计生政策的案件占相当比例

可以这么说，在农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的问题主要还是土地问题，2005年以来，我区共查处违反土地管理案件14宗20人。如谷饶镇东明村党支部书记翁某和居委主任翁某在任职期间，违反《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擅自规划发放土地面积给村民建设，分别受到留党察看以及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另外，党员干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现象在我区个别地方和单位时有发生，如区自来水公司城东供水所所长陈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二胎，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在所有违纪党员干部中，有22人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受到处理的22名干部中，农村基层就有13人，占59％。

从以上的情况和特点看，近几年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有以下的趋势：

一是一些农村干部法纪观念淡薄，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在农村基层，一些村干部滥用职权，在土地转让、处理纠纷、审批宅基地和计划生育指标等工作中索拿卡要，捞取好处；有的在换届选举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弄虚作假，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竞争甚至贿选；有的村干部参与赌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如棉北街道棉田社区原支部书记庄××利用担任职务之便，擅自使用居委集体资金并借给他人8万多元，且至今未归还，该社区原党支部书记陈××在任职期间挪用公款10万多元，以及擅自规划发放非农建设用地面积13多亩，收取地皮款28万多元，两人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二是农村“第一把手”违纪人数越来越多。在84名违纪违法的村居党员干部中，原担任党支部书记的21人，占25%；村主任的9人，党支部副书记的8人，财会人员的8人。从数字上

可以看出，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所占比例特别高。从目前我区村级组织的现状看，村党支部书记是村里的“第一把手”。由于监督不到位，致使一些党支部书记胆大妄为，公然违犯党纪国法，在政治上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经济上严重侵犯了集体利益，在组织上造成了严重的干群对立，往往引起干群矛盾激化，群众频频集访。如贵屿镇南安村群众多次集体上访反映该村支部书记杨昭隆有严重违纪行为，经调查杨在任职期间违反《国土法》有关规定，擅自规划用地面积60多亩，收取地皮款722万元，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罚金8000元；2005年以来，立案查处的农村“第一把手”中共有15人受到开除党籍以及严重警告等不同处分。

三是从违纪人员所处的地域上看，经济发达地区违纪人数多，违纪金额大。村级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有着明显的区域性，违纪违法人数与各地的经济富裕程度成正比，三年内查处的村级党员干部中，全区5个经济相对发达的镇（街道），违纪违法的村级党员干部共45人，占了全区13个镇（街道）84人的近一半。经济富裕地区村级党员干部除违纪违法人数多外，违纪违法金额较大，往往是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与经济相对欠发达镇区违纪违法金额几百元到几千元相比，数额之差非常大。

四是违纪违法案件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前几年乡村集体企业比较发达时，村级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大多表现为“吃企业”，或侵占企业财物，或用企业利润乱发奖金、补贴，或用企业资金购买通讯、交通工具，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几年农村基层案件大多数是在征用土地过程和审批宅基地等工作中出现违法违纪行为。

二、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从近几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进行分析，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原因：

一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党纪国法观念淡薄。村级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大都是他们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受到官本位等封建残余思想影响。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不严格要求自己，经不住物质享受的诱惑，私欲膨胀以至铤而走险，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二是自身素质较低，心态严重失衡。党员干部发生违纪违法问题，还因为他们思想政治觉悟不高，组织纪律性不强，文化素质较低。？名违纪违法村级党员干部中，初中以下文化的占？%。他们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形势下，抗不住诱惑，耐不住寂寞。一些村级党员干部上任伊始，曾经带领群众艰苦创业，取得过辉煌，但自觉“功成名就”后，心态严重失衡，甚至要求回报和补偿，讲排场，比阔气，大肆贪污受贿，从而走上了违纪违法的道路。

三是思想教育跟不上，拒腐防线松懈。党员干部除了为集体工作外，还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往往对学习没时间、没精力、没兴趣。有的基层组织忽视了对村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地强调发展经济，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不够，从而造成一些村级党员干部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权力观扭曲，走上了违纪违法的歧途。

四是作风不民主，村务公开流于形式。从查处的情况看，部分村居干部对村务公开消极应付，有的村居公开内容不规范，公开的数据不是真实数据，设帐中帐，内外有别。有的公开重点不突出，避重就轻，涉及本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财务收支、土地的规划与发放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不公开，公开的只是一些芝麻大的事，以此应付检查，胡弄蒙骗群众；有的村居干部随意性强，想怎么公开就怎么公开，公开的内容不经监督小组审核，监督小组形同虚设。有的借口工作忙，事务多，将公开的内容拖到事中、事后公开，使群众无从监督。有的根本不公开，即使有设公开栏，也只是贴宣传资料、办事程序、办事须知、制度规定等。

五是监督管理乏力，监督制度形同虚设。“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来规范他们的行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当前监督管理的现状看，我们虽建立了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多层面监督体系，但实际上对权力者实施监督的效果还不够明显，尤其是对农村第一把手的监督还有待进一步加大，少数基层对村级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基层党委平时也有所察觉，但考虑到“村干部后继乏人”、“平时工作有成绩、有力度”等因素，不及时查处，期待自身修正，名为保护干部，实际是对下级失于管理。一些农村党支部党的生活不健全，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监督无力；一些村财务管理混乱，村务公开和财务监督形同虚设，等等。这些漏洞给违纪违法者提供了条件，使一些人心存侥幸，胆敢以身试法。由于各项监督工作未能真正到位，所以导致有些人违纪违法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三、防范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发生的对策

预防和解决少数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构建惩防体系基本框架，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是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事实证明，干部素质高、班子强的地方，民心则顺，发展则快。干部违纪违法严重的地方，情况则相反。因此，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队伍建设，使之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刻不容缓。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严把用人关。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创新用人机制，让那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廉洁奉公、公道正派、群众拥护、有文化、有本领、诚心诚意为群众办事的人进领导班子，当干部。坚决不配不廉、不公、保守、平庸、内耗、惹事的班子和干部。尤其是要选配好村党支部书记，还要注重培养村级后备干部。过去，我们常常有这方面的困惑，有的村书记犯了错误，如撤换后一时找不到能胜任这一工作的人，不撤换又缺乏执纪的严肃性，肘制了党委和纪检部门对案件的处理。另外还要适当扩大选举干部过程中实行民主的范围，提高群众的公认程度。加大宣传力度，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破除宗族观念，通过选举真正把那些有能力、有水平、素质高的党员选进班子。注意听取党员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意见，对群众不满意的，要及时调整，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坚决处理，决不能避重就轻，包庇袒护。镇（街道）党委、政府要建立激励机制，开“前门”堵“后门”，对村干部的工作成绩要给予奖励，关心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其工资待遇要相对稳定、制度化，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工作实绩挂钩，稳定、适度地提高，这样既可以使村干部安心工作，留住人才。

二是抓好教育关。对新任干部，要认真组织培训，端正他们的任职思想，增强他们的廉洁意识和服务观念。注重思想政治和法制教育，警钟经常敲，招呼提前打，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干部自身存在的信念滑坡、为政不廉、作风不实、群众观念淡薄等问题，使他们增强在是非面前的辨别能力、诱惑面前的自制能力、警示面前的悔过能力，帮助他们牢记“两个务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对干部中显现的违纪违法苗头，要及时进行戒勉谈话，防止错误行为的发生。当前，要结合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有计划地组织对党员干部进行轮训，使他们增强法制观念和纪律观念，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怎样管理别人，怎样约束自己，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三是筑牢监督关。着重围绕“人、财、物”和“责、权、利”，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与本地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预防、惩处两手抓，克服将查办案件与经济建设对立的模糊认识，对违纪违法行为的坚决查处，既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其他党员干部也是一个很好的警示教育。特别是在农村党支部内部，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决定，杜绝暗箱操作。扩大群众监督，充分发挥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和群众理财小组的作用，切实搞好以农村财务公开为主的村务公开，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公信。农村各项公益工程建设要用好资金，公开招标，扩大透明度。继续完善以村账镇管为主的农村财务管理制度，加大对村级财务的审计力度，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根据有关法规和政策，建立和完善农村各项规章制度，使农村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第四篇：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查处对策

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

查处对策

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查处对策2007-12-15 23:12:01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查处对策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查处对策(2)党的十六大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分析近几年的办案实践，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案主体多元化。一些违法违纪案件由单体向群体发展，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出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从实施形式上看，“集体腐败”虽然是以“集体”名义进行，甚至打着为集体谋利

益，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旗号，但目的却是为了损公肥私。违纪人员有的熟知政策和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边缘找空子钻；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在体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披着合法的外衣，打“擦边球”。如查处某单位预算外收入作为福利发给全体干部案和学校班子集体以发电话费的名义得回扣案就说明了此问题。

二是违法违纪行为侵犯的客体趋向财产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有所为，有所不为”、“国（国有资本）退民（民间资本）进”等战略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大批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将面临着改制。改制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层，受利益的驱使，将国有企业视作“唐僧肉”，将改制当成“最后的晚餐”，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一些不法民间资本持有者，为能低价收购国有资本，也千方百计地与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勾结，实现自有资本的低成本扩充。随着国有企业改制进程的

推进，侵吞国有资产类案件将大幅度上升，成为主要案发区域。据查资料，2005年上半年，某县查处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中，侵犯国有资产类案件占30。

三是违法违纪案件的高发领域向多部门渗透。党政机关招待费、小车费、领导干部外出学习考察费，开支总额较大，开支较乱。主要表现：赊账、挪用现象严重，在餐馆、酒家的招待费仍有百万元未予结付并列记当年会计支出；举债消费突出，由于费用开支大，入不敷出，为维持正常运转，常常是借钱过日，拆东墙补西壁；有些单位发生的送礼、钓鱼、洗头按摩开支及该由个人负担的费用都开作虚假的招待费、燃料维修费发票报销。这些开支，成了一些党政机关财务支付的“黑洞”和滋生不正之风的温床。一年下来，一个县吃掉上千万，小车跑掉几百万，考察学习几十万，导致了地方建设性资金投入不足，影响经济的发展。

四是法人的违法违纪案件的发案

率仍呈上升趋势。近年，反映村级组织法人违法乱纪的信件增多。如去年检举控告信件71件，其中反映村级组织的就有21件，占。村级组织违法违纪案件主要表现：公款大吃大喝、搭车收费、财务暗箱操作、作风家长化等。

在办案过程中，纪检监察部门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案件线索难寻。由于违法违纪的行为越来越隐蔽，通过常规的审计、检查很难查出线索；作为举报主体的群众，也因违法违纪行为的秘密化，难识“庐山真面目”，而无法举报；许多的违法违纪行为涉外性增强，外商常年在外，在他们给予党员领导干部贿赂后，除非被贿赂者未能按其意愿行事，一般是不会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

2、调查取证艰难。随着涉外违法违纪行为越来越多，即使发现了被调查人有违法违纪行为，因大量的证据在“境外”，人难找，即便调查人员费尽周折，找到有关当事人，对方不愿配合，办案人员往往无功而返。《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有关组织和个人必须如实提供证据，不得拒绝和阻挠”。《行政监察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然而，取证难历来是困扰执法执纪机关办案的难题。

3、纪检监察对象的身份确定会变得复杂。如非党员的村委会主任，如果在管理社会事务、从事公务中违法违纪，还可以以监察对象的身份予以处分，否则不属于纪检监察对象，在处理上形成“真空”，而现有的党纪政纪条规中对此类问题尚无专门的规定。

4、查处手段和业务知识不足。随着入世后新类型的违法违纪行为的不断发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将面临着查办方式和手段的考验。违法违纪人员的高智能化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外围调查、证据的取得。然而在大部分地

区，基层办案人员只能采取一张纸、一支笔的办案方式，办案的设备陈旧，手段单一。电子监督、网络跟踪等先进的办案手段受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无法采用。办案人员的知识面窄，业务能力不全面，使我们的办案人员在办理普通的违法违纪案件时，得心应手，一旦遇到偷税骗税、走私等涉外的新类型案件时，不借助专业部门的力量就寸步难行；查阅传统的会计账本时，目标明确，很快找准切入点，而面对着电脑，查看电子单证时就无从下手。至于对国际贸易方面的协定、惯例则掌握得更少，将会影响案件查办的效率。

查办案件应从以下几个重点领域入手：

一是经济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经济管理部门违法违纪案件呈高发态势，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出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等特点，因此要把经济管理部门及

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查处对

策

第五篇：浅谈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及查处对策

党的十六大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分析近几年的办案实践，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当前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案主体多元化。一些违法违纪案件由单体向群体发展，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出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从实施形式上看，“集体腐败”虽然是以“集体”名义进

行，甚至打着为集体谋利益，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旗号，但目的却是为了损公肥私。违纪人员有的熟知政策和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边缘找空子钻；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在体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披着合法的外衣，打“擦边球”。如查处某单位预算外收入作为福利发给全体干部案和学校班子集体以发电话费的名义得回扣案就说明了此问题。

二是违法违纪行为侵犯的客体趋向财产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有所为，有所不为”、“国（国有资本）退民（民间资本）进”等战略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大批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将面临着改制。改制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层，受利益的驱使，将国有企业视作“唐僧肉”，将改制当成“最后的晚餐”，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一些不法民间资本持有者，为能低价收购国有资本，也千方百计地与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勾结，实现自有资本的低成本扩充。随着国有企业改制进程的推进，侵吞国有资产类案件将大幅度上升，成为主要案发区域。据查资料，2005年上半年，某县查处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中，侵犯国有资产类案件占30。三是违法违纪案件的高发领域向多部门渗透。党政机关招待费、小车费、领导干部外出学习考察费，开支总额较大，开支较乱。主要表现：赊账、挪用现象严重，在餐馆、酒家的招待费仍有百万元未予结付并列记当年会计支出；举债消费突出，由于费用开支大，入不敷出，为维持正常运转，常常是借钱过日，拆东墙补西壁；有些单位发生的送礼、钓鱼、洗头按摩开支及该由个人负担的费用都开作虚假的招待费、燃料维修费发票报销。这些开支，成了一些党政机关财务支付的“黑洞”和滋生不正之风的温床。一年下来，一个县吃掉上千万，小车跑掉几百万，考察学习几十万，导致了地方建设性资金投入不足，影响经济的发展。

四是法人的违法违纪案件的发案率仍呈上升趋势。近年，反映村级组织法人违法乱纪的信件增多。如去年检举控告信件71件，其中反映村级组织的就有21件，占29.57。村级组织违法违纪案件主要表现：公款大吃大喝、搭车收费、财务暗箱操作、作风家长化等。

在办案过程中，纪检监察部门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案件线索难寻。由于违法违纪的行为越来越隐蔽，通过常规的审计、检查很难查出线索；作为举报主体的群众，也因违法违纪行为的秘密化，难识“庐山真面目”，而无法举报；许多的违法违纪行为涉外性增强，外商常年在外，在他们给予党员领导干部贿赂后，除非被贿赂者未能按其意愿行事，一般是不会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

2、调查取证艰难。随着涉外违法违纪行为越来越多，即使发现了被调查人有违法违纪行为，因大量的证据在“境外”，人难找，即便调查人员费尽周折，找到有关当事人，对方不愿配合，办案人员往往无功而返。《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有关组织和个人必须如实提供证据，不得拒绝和阻挠”。《行政监察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然而，取证难历来是困扰执法执纪机关办案的难题。

3、纪检监察对象的身份确定会变得复杂。如非党员的村委会主任，如果在管理社会事务、从事公务中违法违纪，还可以以监察对象的身份予以处分，否则不属于纪检监察对象，在处理上形成“真空”，而现有的党纪政纪条规中对此类问题尚无专门的规定。

4、查处手段和业务知识不足。随着入世后新类型的违法违纪行为的不断发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将面临着查办方式和手段的考验。违法违纪人员的高智能化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外围调查、证据的取得。然而在大部分地区，基层办案人员只能采取一张纸、一支笔的办案方式，办案的设备陈旧，手段单一。电子监督、网络跟踪等先进的办案手段受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无法采用。办案人员的知识面窄，业务能力不全面，使我们的办案人员在办理普通的违法违纪案件时，得心应手，一旦遇到偷税骗税、走私等涉外的新类型案件时，不借助专业部门的力量就寸步难行；查阅传统的会计账本时，目标明确，很快找准切入点，而面对着电脑，查看电子单证时就无从下手。至于对国际贸易方面的协定、惯例则掌握得更少，将会影响案件查办的效率。

查办案件应从以下几个重点领域入手：

一是经济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经济管理部门违法违纪案件呈高发态势，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出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等特点，因此要把经济管理部门及其

负责人作为重点对象。

二是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的腐败行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制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层，受利益的驱使，将国有企业视作“唐僧肉”，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一些不法民间资本持有者，为能低价收购国有资本，也千方百计地与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勾结。随着国有企业改制进程的推进，侵吞国有资产类案件将

大幅度上升，成为主要案发区域。

三是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有的基层干部在为群众办事中，利用手中权力，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或者为了“小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钻政策空子，损害群众的利益。有的在工作中，作风拖拉、方法简单、语言粗鲁，伤害群众感情，甚至引发冲突。这类案件，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是基层办案的重点区域之一。

四是高科技犯罪。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腐败分子的作案手段更加隐蔽化、智能化。他们利用信用卡、电脑、网络等科技工具作案，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洞不钻，盗取国家财产。即使是一些普通案件，其作案的手段也非常高明，更加狡猾和复杂。

针对办案中遇到的这些难点问题，在加强组织协调、发挥办案的治本功能方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提高：

一、讲究方法策略，提高办案成效。要成功地突破案件，必须加强领导、周密安排，讲究策略。否则，因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整个案件查办工作。因此，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应重点抓好以下三个环节：一是组织实施上要突出全面性。对于大案要案，纪委书记要做到亲自安排、调度和协调，副书记要亲自带队组织办案，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配合抓的工作格局。同时，要实行“四定一包责任制”，即定领导、定人员、定时间、定任务，一包到底。二是方案制定上要体现周密性。在掌握了案件的线索之后，如何组织案件的具体查处工作，必须有一个明晰而周密的方案。要针对案件线索中涉及的问题，拟好调查提纲，并要把可能遇到的问题尽量考虑周全，做到有备无患，以适应突发情况的需要。配备办案人员，应根据案件的类型、涉及的专业知识、以及复杂与简单的程序来配备。要找准查办案件的突破口，对需要查清哪些问题、应采取哪些措施、可能遇到哪些问题都要制定一个详细的预案，确保办一个，成一个。三是方法运用上要讲究策略性。一个案件能否最终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查办工作的方法策略。只有方法策略对路，工作才能事半功倍。

二、充分发挥纪委在案件查处工作的组织协调作用，建立多部门、大兵团作战的“大纪检”格局。针对当前违法违纪行为的涉外性和隐蔽性，给案件查处中调查程序适用和取证手段的运用等各方面带来了新的难题。完全依靠纪委一家的办案力量单打独斗，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反腐败局面。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发挥反腐败中协调作用，组织检察、公安、审计、税务、海关等各部门联合办案，协同作战。充分体现各部门在查办案件中的程序优势和专业优势，发挥各部门的办案合力，构筑严密的反腐败网络，着力扭转办案中取证难和办案手段不足的被动局面，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大纪检”、“大监察”格局。

三、引入信用监察制度。针对当前违法违纪行为呈现出手段上的隐蔽性和方式上的多样化，要想将每一个腐败分子的每一个违法违纪行为都查处出来是不现实的。为了最大限度的打击违法违纪行为，引入信用监察制度相当重要。在每年年未对党员干部进行考评时，要求被考评人就一年来有无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申报，对申报没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党员干部，今后如查出其有一件违法违纪行为，就宣布对其进行干部信用否决，记入干部档案，并将此作为对干部任免的重要考核标准。

四、充分发挥办案的震慑作用，消除为办案而办案的“单纯办案”现象。违法案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素质的内在因素，也有管理制度层面的外在因素，还有管理体制的深层次因素。要实行“一案一剖析”、“一案一整改”制度，通过剖析案发原因，找到思想观念上的误区，管理中的漏洞，监督体制上的弱点，查缺堵漏，有效整改。通过剖析案件，达到查处一个，教育一片的目的。

五、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力量，加强对国有企业和重要经济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国有企业未改制前，群众对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违法违纪问题，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往往不敢检举揭发。在企业决定改制后，职工将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此时，有正义感的职工会勇敢的站出来检举问题。我们要充分抓住这一契机，深挖广查，严惩一批国企蛀虫。重点经济管理部门的管理相对人多数为人民群众，他们在接受管理过程中，最有可能掌握经济管理部门在管理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建立一套有效的举报奖励机制和举报保护制度，使群众敢举报、能举报。我们要高度重视举报线索，加大查案力度，提高成案率，在人民群众中树立纪检监察机关的良好的反腐败形象，增强人民群众对我们办案机关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