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制度

第一篇：市局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制度

驻马店市烟草专卖局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保党员干部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根据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和省、市纪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的意见》等有关要求，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二条 为加强对全市行业纪检监察相关新闻发布工作的领导，成立市局纪检监察新闻发布领导小组，局长任组长、纪检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成员由市局纪检监察科、办公室、政工科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局纪检监察科，办公室主任由纪检监察科科长担任。

第三条 新闻发布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

（一）制定市局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制度；

（二）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有关纪检监察重要新闻信息的宣传策划、舆情研判和政策解读；

（三）审定新闻发布的主题、方案、时间、地点、内容、形式、口径等方面内容，邀请和接待新闻媒体等；

（四）负责对少数媒体追求轰动效应而进行不切合实际的报道或炒作现象，过分渲染甚至编造涉及人员腐化堕落情节，炒作腐败个案，进行低俗化报道的及时回应；

（五）负责与党组宣传部门的联系、沟通和协调，与媒体、社会公众之间的联系沟通和互动，营造有利于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舆论氛围；

（六）负责新闻发布会的具体承办等工作。

第四条 新闻发言人受驻马店市烟草专卖局纪检监察新闻发布领导小组的委托，负责对外新闻发布工作。

第五条 新闻发言人原则上由驻马店市烟草专卖局纪检监察新闻发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担任。特殊情况下，经市局新闻发布领导小组批准，可由相关领导和相关部门人员担任。

第六条 新闻发言人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充分授权、保守党的秘密原则。

第三章 新闻发布的内容

第七条 新闻发布的内容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做到严肃、准确、权威。新闻发布的内容包括：

（一）驻马店市烟草专卖局贯彻落实省纪委、省局和市纪委的重大决策部署情况；

（二）市局有关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决策和工作部

署；

（三）市局纪检监察机关出台的重要文件、召开的重要会议、举办的重大活动和安排的重要工作；

（四）全市行业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重大成绩和经验；

（五）全市行业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有必要向社会通报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重要案件；

（六）市局纪检监察机关对有关重大事件和重要热点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批驳各种无中生有的恶意攻击、污蔑、诽谤，澄清各种传言、谣言；

（七）其他需要通过新闻媒体对外公布的事项。

第四章 新闻发布的方式

第八条 发布新闻信息以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通报会、提供新闻稿件、邀请新闻媒体参加有关会议、网站发布新闻、提供采访服务等六种方式进行。

第五章 新闻发布的程序

第九条 新闻发布要按照提出发布主题、确定发布内容、制定发布方案、准备和审定新闻发布稿、联系新闻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审核并及时公布新闻稿件的程序进行。

第十条 新闻发布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常规工作的新闻报道经市局纪检监察新闻发布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后实施。涉及重大问题的经市局纪检监察新闻发布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

第十一条 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程序：

（一）介绍新闻发布的主题及新闻发言人。

（二）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

（三）新闻发言人和有关人员回答记者提问。

第六章 新闻发布会的时间

第十二条 新闻发布会可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原则上每年不少于一次。

第十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重要案件的信息发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时发布。一般在立案时通过行业网站、报纸等媒体发布信息，结案后通过相关媒体发布案件消息。

第七章 新闻发布的纪律要求

第十四条 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坚持原则和程序，统一口径，不得随意更改新闻发布的内容，不得发布违背原则的言论、消息和涉密信息。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驻马店市烟草专卖局新闻发布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二篇：内蒙古三起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剖析

内蒙古三起领导干部违纪违法

典型案件剖析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被贪婪和奢靡腐蚀的人生

——薄连根、武志忠、金昭违纪违法案件剖析

薄连根：内蒙古自治区供销社原党组书记兼理事会主任，曾任乌海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长。现已查明，薄连根存在玩忽职守、收受巨额贿赂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武志忠：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兼法制办主任，曾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调查发现，武志忠存在贪污、挪用公款、收受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金昭：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原副市长，曾任满洲里市副市长、扎兰屯市委书记。经查，金昭存在收受贿赂、礼金和违反外事纪律，参与境外奢靡活动等违纪违法问题。

5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深刻剖析了自治区供销社原党组书记兼理事会主任薄连根、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兼法制办主任武志忠和呼伦贝尔市原副市长金昭等三起腐败案件，以案明纪，以儆效尤。

此前，根据相关规定，任免机关分别给予或批准给予薄连根、武志忠、金昭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将他们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薄连根、武志忠、金昭三起案件是典型的领导干部奢靡变质、腐化堕落、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案件，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影响重大、触目惊心。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薄连根、武志忠、金昭从地厅级领导干部堕落成腐败分子，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巨大的人生反差值得每一位领导干部去认真反思，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警示。

信念动摇、信仰缺失、精神缺“钙”，使他们在权力、金钱和美色面前败下阵来 总书记多次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坚定的信仰始终是党员、干部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的决定性因素。”翻开薄连根、武志忠、金昭的成长履历，可以说，他们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也曾经有过勤奋上进、努力工作的昨天，他们本应该不辱使命，认真尽责，善始善终走完美好人生，然而他们却在权力、金钱和美色面前败下阵来。

薄连根在检讨材料中写道：“自从提任副市长之后，我就没有认真参加过政治理论学习，把中央的政策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当成耳旁风，一吹而过，发展到后来，我每天连报纸都不翻不看，反而对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感到新奇，甚至追捧奉行，以至于丢掉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本色，自己没能顶住诱惑、守住底线，蜕变为人民的罪人„„现在冷静分析，原因是自己的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 在武志忠心中，早已没有了共产党员的理想和信仰，没有了人民群众，没有了党纪国法。他把住所内的一间屋子专门装修为佛堂，四壁用黄色绸缎装裱过的架柜上供奉了近百尊大大小小的佛龛、佛像、佛塔、佛画，每天把念经拜佛当作必修功课。武志忠还热衷于研究阴阳八卦，俨然把自己当作易学大师和风水先生，经常去帮一些企业老板参禅悟道，测算风水，指点迷津。办案人员在清查武志忠的储藏室时发现，储藏室三面墙的柜子里也全是他收藏的佛教用品。然而，在供奉佛像的柜子下面，武志忠却存放着近百张不堪入目的黄色淫秽光盘。

金昭也曾经是个勤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干部，他撰写的近百篇学术论文，曾在国家一、二类刊物和大学期刊上发表，他还是北京某高校的客座教授。然而，随着成绩的取得，职务的升迁，金昭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逐渐放松了思想改造，丢弃了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他在忏悔书中写道：“这些天，我不断地反省自己，一次又一次心如刀绞。犯罪的原因是我主观上放弃了思想改造，对党的誓词、对党的宗旨意识、对党纪党规意识淡化，平时学习不够。”

官僚作风严重、法纪观念淡薄，胆大妄为、心存侥幸，使他们一步步走向深渊 古人说：“不自重者致辱，不自畏者招祸。”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他还强调：“没有纪律是不行的。”薄连根、武志忠、金昭正是在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作祟下，作风霸道、目无法纪、心存侥幸，一步步走向深渊的。

官僚特权思想在薄连根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在他看来，自己作为“位高权重”的市委常委、副市长就应该说了算、定了办。他专横跋扈、刚愎自用，把违背程序个人决断当作敢作敢当、有魄力的表现；把大包大揽、轻率表态看成是有能力的象征。在他分管范围内，每次研究讨论问题，无论大事小情，薄连根根本不允许有反对意见，对于不同声音，薄连根认为这是在挑战他的权威，轻则训斥，重则痛骂，有时甚至会把持异议者直接赶出会场。市政工程招标、确定承建方等都要由他来拍板，什么制度、程序，什么监督、制约，在薄连根那里都是摆设。久而久之，“有事直接找薄市长，他说了算”便成了他分管工作领域内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正是凭借着这样的地位和权势，薄连根在项目审批、土地出让、工程开发等事项上，很少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请示汇报，也很少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肆意插手和干预工程项目，权力运行完全以他的“个人意志”展开。

一个人胆子大了，私心重了，走向腐败也就成为必然。薄连根作为分管土地、城建工作的常委、副市长，明知秀水佳园项目和保全庄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未签订三方协议，还侥幸地认为，“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不符合规定的事情也可以‘特事特办’，不会出什么事。”于是他滥用职权，违规签批，帮助开发商免缴土地出让金，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

武志忠盛气凌人、专横霸道，在包头市中级法院和自治区高级法院是出了名的，到自治区法制办担任主要领导后更是一手遮天。他常常以个人好恶来行事决断，恣意践踏民主集中制，只要是他决定的事情就必须照办。

武志忠常说：“我是法制办主任、党组书记，我就可以代表组织，我的决定就等同于组织决策。”在武志忠决定将办案经费抵押到银行，帮助妻子贷款搞房地产开发时就曾有人提醒他：“拿公款抵押办贷款不合适，那得经自治区政府批准，而且自治区政府也不会同意这个事。”但武志忠却口出狂言：“我是谁？我是自治区政府的副秘书长，我就能代表政府，我说了就算！”正是这种霸气十足、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的官僚作风，让武志忠更加有恃无恐，视法纪为儿戏，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司法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屏障，而法律工作者的形象更与司法公信力乃至公众的法治信仰息息相关，法律工作者违法违纪，比其他人影响更坏。武志忠曾经先后在临河公安局、包头市司法局、包头市中级法院、内蒙古高级法院、自治区政府法制办工作，应该说是一名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的领导干部，但却没有把自身多年积淀形成的法律素养用在执法、守法上，而是用在了违法犯罪上。武志忠的反侦查意识非常强，在作案之初就谋划着怎样规避法律，钻制度空子，表面上看似经过了相关程序，甚至“手续完备”，但实际上完全是按其个人意愿来行事，制度和程序反倒成了他违法乱纪的挡箭牌。无论是接受审查，还是法庭审判阶段，武志忠都心存侥幸，自我粉饰，试图用一些手段来威胁办案人员，对抗调查。

金昭在其担任满洲里市副市长以后，随着手中权力逐渐增大，他的官僚思想也开始渐渐膨胀，把党纪国法丢在脑后，高高在上、肆意妄为，或随意插手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行为，或干扰税务部门的正常税务稽查，或干预组织部门的人事任免。在金昭眼里，一切组织纪律、政策法规都抵不过其手中的权力。

“船到江心补漏迟。”在移交检察院的前一天，金昭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对找他谈话的纪委工作人员忏悔道：“我是一个从不掉眼泪，从不向困难低头的人，我今天怎么都控制不住我的眼泪，我悔恨我没有听党的话，没有遵守党的纪律！再过几年我就退休了，如果没有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我会有一个非常幸福的晚年，但现在一切都晚了。抚今追昔，想到即将到来的铁窗生涯，我才幡然醒悟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才感觉到自由的重要、亲情的可贵。”

贪图奢靡享乐、生活腐化堕落、情趣低下，使他们逐步蜕化变质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奢靡浪费、挥霍无度必然导致国家灭亡，政权颠覆；一个领导者骄奢淫逸、生活腐化必然葬送前途，身败名裂。薄连根、武志忠、金昭就是从热衷于吃喝玩乐，沉溺于灯红酒绿，逐步蜕化变质的。

薄连根奉行的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人生哲学。他平日里喜欢和商人老板交朋友，那些围绕在薄连根身边的开发商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或以金钱为诱饵、或以娱乐为纽带，主动与薄连根拉关系、套近乎，迎合他的需求。薄连根在大小老板们的簇拥下，经常出入星级酒店、公馆会所，在吃喝玩乐中腐蚀着自己的灵魂。据许多知情人讲，薄连根平时很少回家吃饭，而且接受老板们的宴请只喝茅台酒，一桌宴席上万元是常事，一晚上消费几万元也是常事。薄连根曾经让人一次就给他送上10箱茅台酒。薄连根在检讨材料中写道：“随着职务的升迁，特别是当了盟市级领导后，经常洽谈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项目，出入的是装潢考究的高档场所，接触的是出手阔绰的商人富豪，宴席上摆的是珍馐佳肴和名贵烟酒，渐渐地，自己不仅身体醉倒在觥筹交错的酒桌上，思想也慢慢迷失在酒绿灯红的花花世界里。”

人不能把奢侈带入坟墓，但奢侈却可以把人送入坟墓。武志忠的住所装修得如何豪华气派、富丽堂皇自不必说，单是打开武志忠在北京、呼市的几处储藏室，就会令人瞠目结舌：成捆的现钞、金条、银条和各种翡翠、玛瑙、鸡血石、象牙、瓷器古董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专案组组织十余名干警，仅对涉案物品进行清点就耗时将近一个月。武志忠的奢侈无度还体现在其妻子身上，据当事人自己交代，有一次他们夫妇入住北京某高档酒店，在酒店一楼工艺品店，武志忠妻子看好一些首饰，当即就包下一个柜台里的全部饰品。案发后，检察机关共扣押冻结武志忠个人家产价值4000余万元。公诉机关算过一笔账，以武志忠案发前的工资收入计算，挣这笔钱需要300多年。

金昭生活上追求贵族化，沉迷于轻歌曼舞，把每次出国访问考察当成了个人游玩、挥霍奢侈的契机，频频出入境外色情场所，变成温水中青蛙，身临绝境却浑然不觉，完全丢掉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品格。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奢靡享乐之风盛行，不仅腐蚀干部群体，败坏政府的形象，而且损耗党的公信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对社会风气带来不良的示范和影响。薄连根、武志忠、金昭案件警示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如果沉湎于奢靡享乐，势必走向反面，自毁前程。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都要牢记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党内职务所赋予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责任，严以律己、清正廉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坚决抵制腐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保持高雅的生活情趣，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记者 王新民 付金泉 张磊）

第三篇：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现的特点

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现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内容提要】

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一定要紧紧围绕“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一目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分析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新规律及深层次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笔者认为：作案主体多元化、家族化，违纪违法侵害的客体具有多样化、复杂化，违纪违法主观方面往往利用“合理化”、“合法化”的形式作掩饰，违纪违法客观方面的社会危害性具有隐蔽化、智能化，是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现的主要特点。分析其原因有主客观二方面，主观方面：放松自我教育，思想麻痹松懈；爱慕面子虚荣，滋生攀比心理；贪图安逸享乐，追求腐朽生活；明知故犯敛财，试图侥幸漏网。客观方面：干部的培养教育淡化，对干部的监督乏力，制度的落实不到位，预防工作凸显薄弱。遏制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对策：一是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作案规律；二是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发案规律；三是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破案规律；四是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防范规律，第一，建立宣传教育机制；第二，建立制度防范机制；第三，建立考核评价机制；第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第五，建立测评预警机制；第六，理顺监督机制，保障各监督主体充分协调发挥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一批隐藏较深的违纪违法分子被挖了出来，受到法纪的严惩，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体制和市场经济转轨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不同阶层、不同行业领域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腐败案件仍时有发生，一些带有苗头性、倾向性和规律性特点的案件逐渐暴露出来。如何把握近年来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腐败现象脉络，做到蛇打七寸，攻其要害，有效遏制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已成为各级执纪执法机关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特点

特点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标志。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区别于其他案件主体是前者拥有一定的权力，利用权力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显著特点。

1、作案主体多元化、家族化。一些违纪违法案件由个体向群体发展，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从实施形式上看“集体腐败”虽然是以“集体”名义进行，甚至打着为集体谋利益，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旗号，但目的却是为了损公肥私。违纪人员有的熟知政策和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边缘找空子钻；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在体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披着合法的外衣，打“擦边球”。腐败的多元化突出表现在：“公贿”现象（公对公贿赂）、集体截留、私分公款、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集体以权谋私。此类案件一般涉及人员众多，权位重大，呈金字塔式纵向发展，横向蔓延。作案主体职位高，党政一把手腐败案件增多；法人的违纪违法的发案率仍呈上升趋势；垂直系统的领导干部腐败增多。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以一些领导干部为核心，以其家庭为中心的家族化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家族腐败”的特点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表面上清正廉洁，暗地里却唆使、纵容、默许自己的亲属大肆收受贿赂，或者由亲属开公司、办实体，自己隐居幕后操纵，利用手中权力（影响力）为其牟取暴利。

2、违纪违法侵害的客体具有多样化、复杂化、趋向财产化。当前的违纪违法现象已不是个别部门、个别领域的个别现象，而是遍及各部门、各领域的普遍现象，违纪违法已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违纪违法所侵害的客体涉及到：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和声誉、公共财物的所有权等。违纪违法行为所侵害的社会领域越来越广泛，作案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突出表现在：（1）公权部门的公款消费、公产创收、接受“奉供”和乱收费等行为；（2）商业领域的商业贿赂，在项目审批中的明码回扣、串通投标等，形成商业运作的“潜规则”；（3）性贿赂呈上升趋势，“权色交易”和“权钱交易”并驾齐驱。据权威披露，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60%以上都与包“二奶”有关，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都有“情妇”，破坏了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更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4）在企业改制中利用企业改制、重组，侵吞、窃取、私分、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5）在教育领域，挪用教育经费、高考舞弊、昌名顶替上大学、买卖文凭等；（6）在医疗卫生领域，药价回扣、收受红包，造成群众就医难、看病难，医患关系紧张；（7）组织人事方面，招工招干、职称聘任、参军、调动、分配、安置、提拔等环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纪违法现象；（8）截留、挪用、私分、国家各种专项资金的情况比较普遍。

3、违纪违法主观方面往往利用“合理化”、“合法化”的形式作掩饰。违纪违法对象在实施违纪违法行为时总是借助冠冕堂皇的理由，打着合理合法的借口，使人很难明辨是非。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击举报违纪违法者，理由是维护部门形象和保护发展环境；搞地方保护，理由是保护投资环境；袒护骗子，理由是维护社会稳定；搞“一言堂”，理由是民主集中制；开设黄赌红灯区，理由是解放思想等等。这些颠倒谬论，混淆是非黑白的不正常现象，正是那些腐败分子运用荒谬理论武装的结果，很有迷惑性。这些现象的出现与这些地方领导干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混乱有密切关系。违纪违法人员主观方面的自我保护功能不断增强，违纪违法前他们打着“公平”、“合法”的旗号执行职务，理所当然的不易受到阻碍；违纪违法过程中他们实施的是以权谋利、将公权暗化为私权，可以骗取领导和同事的支持；违纪违法后他们往往利用职权地位所形成的影响，公开或秘密地对抗执纪执法部门的调查，利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进行开脱罪责，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作案动机从消费享乐型渐渐向资本积累型转化。

4、违纪违法客观方面的社会危害性具有隐蔽化、智能化。违纪违法作案手段智能化程度高、隐蔽性强。违纪违法主体一般文化水平较高、阅历较为丰富，有的还熟悉电子信息技术，对自己职务范围的情况熟悉，深知本行业管理体制和机制中的漏洞，以权谋私的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规避法纪的手段越来越狡猾。作案方式由利令智昏、不计后果的“冲动”型，转变为处心积虑、预谋在先的“智能”型。一是权力的“期权化”；二是权力的“假借”和“转让”。纵容、默许自己的子女、配偶等用自己的名义捞取好处；三是赃款“漂白”。一般是通过办公司、境外投资、回国投资等形式，把不法收入逐步变成合法收入。有的一边大肆收受贿赂，一边把自己装扮成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骗取领导和群众的信任；有的为避免受贿过滥、人多嘴杂而留下后患，便尽量减少受贿次数，对一些不够斤两的薄礼不屑一顾，拒之门外，而对大额礼金、名贵物品、古董字画则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这样既收到了以一当

十、事半功倍之效，又在外界获取了廉洁自律的声誉；有的抓住人们对收礼不办事的受贿者切齿痛恨，而对办了事的受贿者比较宽容的心理，在进行权钱交易中，恪守无“功”不受禄的原则，对未办成事的贿赂或拒收，或退还，不惹民愤，而对办成了事的贿赂则心安理得的收下；有的对送上门的礼金来者不拒，概然受之，然后将大大低于所送礼金价值的家中物品回赠行贿人，从而将行贿受贿行为嬗变成为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以掩盖受贿的实质，逃避法律的制裁。

二、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原因

人与权力、利益的结合，为什么会产生腐败？这是因为：其一，人的天性是有缺陷的，在一系列人区别于动物的高级心理活动中，有一根本特征，即占有和支配心理。这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其二，权力本身蕴含着导致腐败的因素，权力本身具有强制性、扩张性、支配性，权力的这种本性往往与人类自身的弱点联姻，从而使双方互相强化，并诱惑人们去扩张权力。当没有外部制约或制约不力的时候，其腐败因素随时可能恶性膨胀，走向另一面；其三，高回报的利益是引发腐败的催化剂。人类的绝大多数行为无不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腐败行为的演变过程往往循此路径发展。

（一）主观方面

1、放松自我教育，思想麻痹松懈。剖析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纵观其人生历程，不难发现，大多数领导干部在成长之初或任职之初，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政治思想是可靠的尚具有一定的党性观念，工作上勤奋敬业，积极努力。但是随着政治上的进步，地位身份发生了变化，加之长时间不注重理论学习，放松自我教育。在一些公务活动和人际交往中思想麻痹松懈。从开始的受之有愧到习以为常，从谨慎行事到肆无忌惮，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逐步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导致思想滑坡、人格蜕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哲学。将人民交给的权力当作谋私的工具，使公共权力异化成了私有权力，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利用职权多捞钱财。

2、爱慕面子虚荣，滋生攀比心理。大凡在领导干部中有一个“领导形象”的概念，有些领导干部能把这个“形象”与党的形象紧密联系起来，而有些领导干部却把这个“形象”与个人的虚荣面子狭隘地混为一谈，往往以“看看人家”又想想自己，滋生攀比心理，造成心理天平倾斜，并从另一方面产生“武装形象”的欲望和念头，唯恐寒碜自己。甚至奉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利用权力大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封妻荫子，结帮拉派，于是，着手实施“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和“千里做官为求财” 的人生信条。

3、贪图安逸享乐，追求腐朽生活。有的领导干部一旦做官掌权，便贪图安逸享乐，失衡心态造成自我补偿心理，羡慕他人灯红酒绿的“气派”转而“傍大款”，与个体老板打得火热，搞权力共享、利益分享，疯狂敛财，包养情妇，认为“天老大、我老二”，目无组织、心无群众、专横跋扈，追求腐败奢侈生活。

4、明知故犯敛财，试图侥幸漏网。在违纪违法领导干部中，多数是明知行为不轨而为之。其中的缘由就是侥幸心理作祟，有的自以为隐蔽而忘乎所以；有的以不一定能查到自己头上自我安慰；有的以“关系网”、“保护伞”撑腰而有恃无恐；有的以早已订立的攻守同盟做好自我保护准备；有的甚至东窗事发仍负隅顽抗试图侥幸过关。

（二）客观方面

1、干部的培养教育淡化。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级党委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加大了力度，推进民主选举，加强任前公示，严把考察程序，增强透明度，扩大知悉面。又通过党校培训和平常组织的政治学习来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的确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但是，在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后，在继续成长过程中的培养教育却往往被忽略、被淡化，甚至把对干部成长过程中的培养完全等同于提拔重用或泛泛的学习教育。如果对领导干部重任用、轻培养，就如同只注重栽种树苗，而不注重施肥、浇水和防病灭虫，最终就会枯萎、死亡。并且培养教育的形式不多，内容有限，效果不佳。

2、对干部的监督乏力。我们把干部的政绩纳入任期管理考核，往往在理解上偏重于“只讲收获、不看耕耘”。其实，看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其创造政绩的过程也是很重要的。忽略了过程，也就相应弱化了环节中的监督，一级管理一级，一级监督一级的两个作用显得失调。于是，造成拉关系、浮夸、搞假政绩的现象滋生，腐败的温床随之应运而生。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3、制度的落实不到位。这些年有关党风廉政建设以及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违纪违法的制度应该说不少，某些违纪违法的干部对相关制度也是了解知悉的，关键在于落实上缺乏力度，存在“死角”，制度形同虚设，导致干部首先不遵守制度而滑向违纪违法的深渊。

4、预防工作凸显薄弱。预防腐败工作的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工作职能、职责尚未健全落实，惩防体系的建设工作还存在不够主动和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等。

三、遏制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对策

深入推进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检查工作，既是一个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总结规律，发现规律、运用规律的过程。我们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分析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的新特点、新规律，提出有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

1、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作案规律。通过分析和研究已经办过的案件，对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主要发生在哪些方面进行树型分类，如工程建设领域（含房地产开发、道路、桥梁、铁路、厂房、绿化工程、旅游设施和房屋拆迁等），其问题一般表现为受贿、挪用和虚增工程款等，涉案人员通常包括涉及政府建设、规划、交通、土地、财政等权力部门及工程招标方和银行、中介机构等；各种类型的问题又有哪些人是“易感人群”，又有哪些地方是“易发领域”，又有哪些节点是“易发环节”，他们的作案时间、作案手段、作案方式、作案动机、作案条件又有哪些共性特点等，又是怎样翻新花样来掩盖问题的，从中找出一般性规律来。如在经济案件的查处上，我们要善于从奇异数字中发现问题，根据奇异数字大小、正负方向变化、精确度中发现疑点。作案者往往通过数字分解、往来方向、会计科目方面做文章，最终实施作案。在受贿案件查处上，作案一般选择在某项目开工前、施工结束后及重大节日之前实施，现在还出现一种对抗调查的受贿方式即双方约定等其退休后再行支付。只要我们把握好这些特点，在调查时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实现突破。再如受贿中礼金难确定的问题，我们只要掌握受贿的要素构成，就能破解作案者混淆视听的手法。

2、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发案规律。分析和把握发案规律，既有利于提高我们突破案件的效率，也便于我们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问题的发生。要认真研究和分析一些案件是通过什么途径发现的，线索的来源是什么？哪些是通过群众信访举报发现的？对群众举报的，还要作具体分析，看是否是因泄私愤而举报，是否是夸大其辞；哪些是通过执法检查发现的？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线索，一般具有可查性，但也不能忽视证据不足的问题；哪些是经过审计发现的？经济审计中的线索，要注意作案者往往依据现行财务制度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模糊作案的特点；哪些是通过案件查办过程中带出来的？要充分重视查案中发现的线索，这些线索往往成案率较高；哪些是查案以后通过类比分析得出的？哪些是我们从与权力行使、利益挂钩的各种反常、不正常现象中找出的等等。把握了这些规律，我们就能够自觉主动挖掘线索、拓展线索和经营线索，为深入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奠定基础。

3、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破案规律。突破案件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活动，一般来讲，每个案件由于发生的领域不同、作案人员个体情况不同等，突破案件的方式也因人而异，因案而异。但在突破各种不同案件的背后，也有其一般的规律可循，只是分类的要素比较多，揭示规律的难度就会更大、更复杂。只要这种规律存在，迟早要被发现的。因此，一方面要求办案人员要树立科学的态度，根据某个领域违纪违法案件发生发展的规律，结合具体案件进行研究，周密制定破案计划。另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反复学习揣摩，树立合理怀疑理念（合理怀疑是指在预防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工作过程中，根据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发案原因、特点、发展趋势和特定单位、部门、行业、系统、工作岗位在教育、管理、制度、监督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漏洞、缺陷的分析，对特定预防对象可能发生违纪违法的预测）。同时，要加强犯罪心理学、思想工作学、法律法规、财务知识、管理知识等学习思考。当前破案要坚持关口前移，以外围取证为主，突破当事人为辅的工作思路，争取调查突破的主动性。

4、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防范规律。预防腐败案件的发生，这是落实惩防体系的必然要求。围绕教育、制度、监督主线和环节，建立健全以下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作案规律、发案规律，探索和研究操作性强、效果最佳的防范规律。

第一，建立宣传教育机制。一是实行跟踪式教育。把权力观教育贯穿到干部培养、成长、成熟的全过程和考察、提拔、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准确把握干部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思想动态，认真研究权力观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分别制定长期的和阶段性教育规划，有的放矢地抓教育，使公共权力观真正入心入脑；二是实行开放式教育。正确权力观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拓宽教育渠道，整合教育资源，建立组织教育、机关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开放式教育格局，增强干部对权力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把党纪国法以及道德规范对权力观的要求转化为自觉行为；三是实行分层次教育。根据各级领导干部所处地位和环境，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的选择上也要各有侧重，增强权力观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正确处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上，对领导干部要着眼于提高接受监督的意识，选择相应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突出对党纪法规的学习和建立警示教育基地；对普通干部要着眼于提高善于监督、敢于监督的能力和胆识，选择相应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突出思想觉悟的提高和出于公心履行好岗位职责；四是引导大家正确理解得与失的关系。算好人生“七笔账”，算好“政治账”，志高方能致远；算好“经济账”，勤耕方能富足；算好“名誉账”，清廉方能扬名；算好“家庭账”，守身方能家圆；算好“亲情账”，品高方能会友；算好“自由账”，自律方能无拘；算好“健康账”，心良方能体壮。

第二，建立制度防范机制。首先要明确各部门、各单位的职能、职责、职权、工作程序、时效等，按照法规政策的规定进行清理审核确认。其次，根据权力与责任对等原则，实行定岗、定人、定权、定责。其三，设置权力行使流程图，明确流程各环节的责任人、监督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权力规范、行使和监督体系。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到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并通过不断完善和创新，确保权力始终沿着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运行。一是要增强制度的系统性。在内容设计上，要围绕权力运行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按照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精实管用的要求，重点健全党务、政务、村务和财务工作制度，加强“人、财、物、事”四权运行的规范、约束和监督。在结构设计上，要做到总体制度和实施细则相配套，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相配套，发挥制度建设的整体合力，形成各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格局。二是要维护制度的权威性。要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切实做到令行禁止，严格按制度规定行使权力；要加强制度落实的督办检查，纪检监察机关和负有监督职责的相关职能部门要紧密配合，形成监督合力，定期不定期对干部执行制度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违反制度的要采取组织、纪律等措施，予以严肃处理；对在制度贯彻落实、监督管理上负有重大责任的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要严格实行责任追究。三是要保持制度的先进性。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权力运行将呈现出新的形式、新的特点和新的规律，必须与时俱进，加强对这些新形式、新特点和新规律的研究，把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借鉴有益作法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有效监督制约权力运行的新机制新体制。四是要研究探索制度的预警性。与时俱进是制度的基本要求，而前瞻性和预警性是制度的本质要求。一项政策或举措出台后会引起人们在思想上、行为上哪些“异”动，必须要一个事前的研究和预测，为制度的预警性设计提供参考依据。当前应尽快制定或完善这些法规制度：《廉政法》、《反贪污贿赂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经济活动实名法》，推行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选任、定期交流制，完善公务员从政道德规范体系，规范职务消费制度，建立廉政公积金，实行“中薪保廉”，引入信用监察制度（每年对领导干部进行考评时，要求被考评人就一年来有无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申报，对申报没有违纪违法行为的领导干部，今后如查出其有一件违纪违法行为，就宣布对其进行干部信用否决，记入干部档案，并将此作为对干部任免的重要考核标准），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跟踪问效制，规范央（国）企管理人员和村干部的待遇等。

第三，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与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权力运用的质量和效益。一是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相结合。干部权力运用是好是坏、政绩是高是低，不能单独由上级领导下结论，必须充分尊重群众意见，高度重视群众评价，要切实保障群众在干部考核评价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把上级评价和群众评价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同纳入干部评先评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通过建立健全上级满意、群众称道的双重评价标准，形成正确的用权导向。二是集中考核与日常考核相结合。建立权力运行台帐或监督卡，对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履行岗位职责、兴办实事、解决突出问题等与运用权力有关的情况祥细记录。同时，既到现工作单位考察，又到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和住所考察，做到全面、真实，实行集中考核结果与日常考评结果综合运用，既加强过程监督，又加强结果监督，改变以往重结果，轻过程的作法，及时纠偏防误，杜绝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尽量降低权力运行成本。三是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把权力运行产生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筹起来考虑，既充分肯定用数字反映出来的显而易见的政绩，又科学评价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潜在政绩，还要客观评价，因条件具备，不努力作为而错失机遇，影响当时和此后一个时期发展的负面政绩。同时，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责任追究制，确保考核评价的客观公正性。

第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权力运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探索前进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失误，必须区分不同情况、不同性质，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各种失误进行有效治理，确保权力运行始终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对因疏忽大意或水平不高、用权不当造成失误并勇于承担责任的，要采取批评教育方式，引导权力人从个人能力、思想认识、方式方法等方面找原因，责令其限期改正，尽量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对滥用权力造成失误，不从主观上找原因，故意推卸责任或相互推诿责任，或制造假相欺骗组织和群众的，要采取组织、纪律措施严肃处理；对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种“渎职”行为，触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切实落实一把手的“一岗双责”制。探索建立用权终身负责制。

第五，建立测评预警机制。一是建立各单位党政一把手亲属重大事项档案，对党政一把手亲属的重大事项实行登记备案，登记的内容包括党政一把手亲属（含家庭成员）婚丧嫁娶、工作调动、提升晋级、迁新居、建房、分房、购房以及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经商办企业等经营活动的相关情况。同时，明确规定党政一把手的亲属不能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含入股），防止领导干部借亲属之名，变相以权谋私。二是建立规范的廉情数据收集统计网络，进行深度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为决策与预防提供依据。三是实行行业、部门预防违纪违法廉政指数分析平台制度，一旦出现危险指数信息适时向行业、部门发送预警信号，敦促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或采取纪检监察手段对涉案人员进行查处。四是实行“釜底抽薪”策略，即充分运用测评预警信息资源，服务廉政共建单位。探索实行建筑行业、房地产行业、重点工程建设部门等行贿记录档案制度和执纪执法机关建立“行贿案件公示（查询）系统”和“廉政准入”制度，让行贿人充分体会到违法的高额成本，使其主动放弃行贿行为。

第六，理顺监督机制，保障各监督主体充分协调发挥作用。一是增强纪检监察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实行垂直管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真正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监督，提高执纪执法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加强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形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用人机制。二是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和申述权，保护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对信访举报有功人员实行奖励。三是要重视和支持新闻舆论监督，尽快制定“新闻法”，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加强和改进人大对“一府二院”的监督，把权力运用和廉政情况的审议、监督作为审议工作报告时的重点内容，各级人大建立廉政委员会。同时，畅通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作用。五是要进一步强化对监督者的监督。加大对有监督职能的部门，特别是纪检、监察、检察、法院等监督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严格查处这些部门监督不公或滥用监督权力谋取单位和个人利益的不良行为，促使监督部门尽职尽责公道正派地行使监督权力。同时，建立健全落实惩防体系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明确职责，保障专项工作经费，加大督促检查力度，不断推进惩防体系建设。

第四篇：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领导的腐败犯罪是领导者利用权力进行违法活动而构成的犯罪。领导的腐败犯罪是政治腐败的主要组成部分。领导的腐败犯罪是社会诸多腐败现象中，破坏性最大、负面影响最广、人民群众最气愤的行为。一请就到，一喝就高，一捧就傲，一求就敲，一给就捞，一脱就要，一累就叫，一批就跳，一查就倒！这些都是民间归纳的特征。

一、当前领导干

部腐败问题的表现及特点

当前反腐败面临的情况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格局和人们道德观念出现了多样化，资产阶级国家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政治观念对我们的冲击，诱发导致腐败的因素增多，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也较过去大不相同了。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时有发生。近几年查处的涉及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案件中，包括省长、部长，省级党委的组织部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原湖北省省长张国光、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等。

1、涉案金额巨大。一些领导干部涉案数额之巨、犯罪危害之大、情节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如成克杰涉案金额4000多万元，余振东涉案金额20亿元，湛江走私案涉案总金额为114亿元，厦门走私案涉案总金额超过800亿元，陈良宇案涉案金额37亿元。

2、涉案人数众多。违纪违法案件的集团性、关联性、群体性日趋突出。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广泛的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往往查出一个带出一帮，抓住一个牵出一伙，案件牵涉面广，串案窝案较多。同时，领导干部与配偶、子女等特定关系人共同作案所占比重较大，家族共同犯罪特征明显。如郑筱萸案就涉及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200多名干部，其妻儿也涉案落马。

3、涉案领域广泛。从近年查处的案件看，涉案领域从金融、行政执法、司法领域向一般领域蔓延，从掌握钱、财、物等关键岗位向一般岗位渗透，从领导干部向一般干部延伸，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教育、医疗、统计等部门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从涉案干部级别看，从乡科级、县处级、省部级一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个层级都有。从涉案干部岗位看，人大、政协、党委、政府各个部门都有。从涉案人员身份看，法官、检察官、纪委书记等执纪执法部门的官员也频频出现腐败问题，影响很坏。其中，党政领导干部腐败问题突出。沈阳市慕绥新、马向东等违纪违法案件的23名主要领导干部中，有17人是党政领导干部，占涉案人员的74％。

4、案件性质恶劣。一是资本积累型腐败特征显露。腐败分子从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享乐型的财富积累发展到资本的积累，从经济腐败向政治腐败和司法腐败发展，危害甚大。二是案件性质恶劣。一些党员干部丧失党性原则，拉帮结派，循私枉法，胆大妄为。有的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有的甚至雇凶杀人，直接沦为罪犯。三是权钱交易严重。近些年来，几乎每个被查处的高官背后，都有大款和商人的影子，都有权钱交易的勾当。四是生活作风腐化堕落。一些贪官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身，恶劣行径令人发指。

5、作案手段隐蔽。有的利用法律法规和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不健全不完善之处钻空子，借机获取好处；有的利用法律政策的便利，直接制定合乎自己需要的规章制度，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有的在干部提拔或工程招投标等方面，表面上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合理合法，看不出任何破绽，实际上却暗箱操作，行权钱交易之实。还有的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有的订立攻守同盟，有的在作案之前就想好了应对之策，反调查能力极强，给后来的查处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6、外向型腐败问题严重。有的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将在国内的非法所得转移到境外；有的与境外不法商人合作，在境外进行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有的实行有计划的撤退，以“合理”名目将妻子儿女弄到境外，将巨额不法资产转移出境，一有风吹草动，贪官自己便迅即抽身外逃，溜之大吉。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0多亿元在逃。

以上说的是腐败现象的特征，腐败分子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腐败分子有以下四大特点：

1、心黑。大凡贪污分子，必然是心黑心狠，也就是说良心大大的坏了的，一有机会就会抓住有利时机，千方百计往腰包里装，而且欲豁难平，多多益善，毫不心慈手软。如“重庆第一贪”的晏大彬从底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到底，在巫山长江大桥及该县各公路建设项目中层层捞钱，多达63次，共接受贿赂2226万元。被称为“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的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涉案金额为6800万元；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则高达1亿多元人民币。

2、胆大。胆大，并不一定都是坏事，搞工作、创业都要有一定的魄力，要有开拓精神，前怕龙后怕虎不行，就是说胆大要用在正确的地方。但是贪污分子却把胆大用在邪恶路上，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他们什么都敢干，什么买官卖官，索贿受贿，生活

糜烂，包养情妇，挪用公款豪赌………..都不在他们话下。中央一再三令五申，不管你官有多大，职位高低，绝不让一个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中央决心不可谓不大，事实上多年来已查处不少贪官，小至村官，大至省部级，甚至人大副委员长，哪一级的都有，坐牢的杀头的，已不在少数，中央警示，前车之鉴不可谓不多，但是他们却当成耳边风，仍旧我行我素，照贪不误。，可见其胆大包天，达到疯狂的程度。

3、脸厚。贪污分子一般都掌握一定的实权，能量很大，办起坏事来，危害性也很大，在没被揭发以前，往往以正人君子表现出来的，外表看起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好坏难辨，人们也不能随便怀疑的，因而有一定的欺骗性。贪官贪污所得，都是人民的血汗钱，人们对贪官是深恶痛绝的，难免会背地里捣脊梁，甚至骂的狗血淋头，由于地位不同，他们可能听不到，就是听到了，也可能装着没听到，把它当成耳边风，不会在乎的，他们的脸是特别厚的，骂归骂，骂又能值几多钱，你再骂，还是把钱骂不回去。你就是骂他的祖宗三代，八辈老祖宗，他也不在乎。只有捞到钱才是硬道理。

4、手长。贪官们心里明白，要想发财，必需把手伸得长长的，要买官就舍得投资，投资就是为了赚大钱，有几个顺口溜：“不捞白不捞”“不送不动，送少无用”，“理想是远的，政治是空的，只有权力是硬的，捞取利益是实的”。因此伸手捞权，不择手段，搞表面工程，虚报政绩，添加水分，……等等。他们对老百姓和下级，作威作福，官架十足，俨然是人民的老爷，然而对上级却是另一个面孔，极尽阿谀奉承，拍马溜须之能事，他们不是真正的尊重、爱护领导，把手伸得长长的，讨好领导，以求得高升，才是真正的目的。“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目的就是捞取更大的权力，可以搞权钱交易，以发大财。

二、当前领导干部腐败问题形成的原因

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仍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严峻斗争。受其影响，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上产生迷茫，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有的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二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我国已进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和公共资源分配不公，造成一些党员干部心理失衡，引发了大量不规范的甚至是腐败的行为；同时社会价值观念日趋多样，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三是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严峻考验。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地位、党员干部的地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正面临着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2、反腐败体制机制不够完善。一是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不够。有的地方和部门的党组织治党不严甚至软弱涣散，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和纪律建设受到削弱；一些基层党组织工作薄弱，党员教育管理的内容和方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党员思想变化的实际，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有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对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工作力度不够，反腐败任务没有真正落实。二是制度建设存在不足。一些领域腐败现象频发多发，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有关。据统计，1996年以来，全国有13个省交通厅（局）的28名厅局级干部因经济问题被查处，有的甚至前“腐”后继，连续几任厅长出问题，就跟投融资体制、招投标制度、行政审批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存在漏洞和制度执行不力有关。三是监督机制不畅。监督的缺失和不到位，使得一些人有恃无恐。有的卖官鬻爵、收受贿赂长达数年，却长期未能发现。特别是领导干部权力过大，存在上级监督不到，下级监督不了，同级监督不好，群众无法监督的现状。四是惩处不力。有些腐败问题得不到有效惩治，使腐败分子逍遥法外，造成一些人的侥幸心理。

3、领导干部自身的原因和问题。一是理想信念动摇。一些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受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热衷于吃喝玩乐，流连于灯红酒绿，沉湎于声色犬马，最终跌入腐败的深渊。二是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我国封建社会时间长，传统行政文化中诸如官本位、人身依附、贿赂风行等积习源远流长，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等观念深入人心，其价值追求和判断标准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为一些人的贪污腐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心理依据。三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影响。近年来，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渗入我国，与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褊狭自私意识相混合，变异出现代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为一己私利不惜放弃、破坏乃至侵害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走上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腐败歧途。

三、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对策

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决定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只有从领导干部腐败犯罪产生的内因和外因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彻底铲除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滋生蔓延的一切主客观条件，使其主观上不想腐败，不敢腐败，客观上不能腐败，不让腐败，才能有效地控制和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犯罪。

（一）内因预防，强化素质教育，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根基

1、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防治腐败，教育是基础。古人云：“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因此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党风廉政教育，并对其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使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牢记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勤政廉政，务实清廉，无私奉献，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自觉抵制各种腐败思想和文化的侵蚀，消除导致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来源：公务员在线 http://www.xiexiebang.com）的内因，永做人民的公仆。

2、加强法制教育。深入普及有关职务犯罪的法律知识，增强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使之自觉遵守各种法律规范，运用法律来约束自已的行为，维护法律尊严，切实做到学法、知法、护法、守法，防止领导干部思想上的蜕变，构筑一道法律“高压线”。

3、认真开展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班子内部监督，特别是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重要形式。领导干部要深刻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要积极争取班子成员对自已的批评意见，鼓励班子成员有话讲到当面，有问题摆上桌面，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每个班子成员都要按照上级关于开好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要求，把帮助领导干部和其它班子成员改正缺点，作为自已的政治责任，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通过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分清是非，统一思想，修正错误，最终达到增进团结，促进工作，共同提高的目的。

4、开展警示教育。通过典型案例以案说法、让犯罪分子现身说法以及建立廉政警示教育基地等形式，切实做到警钟长鸣，促使领导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过好权力关、金钱关、人情关、美色关，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筑牢心理防线。

（二）外因预防，多策并举，全面铲除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1、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现权力集中与分解的合理平衡，形成良性权力运行机制

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无一不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可以说，无权力，则无腐败犯罪；无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则无腐败犯罪。因此，针对那些容易产生腐败、导致职务犯罪的环节，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防止权力的异化和滥用，是遏制和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重要举措。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目的之一就是对权力的合理配置，并保证其依法有效地运作，核心是解决好权力集中和权力分解之间的关系，最佳的最有效地控制和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犯罪。那么，如何合理地配置权力、解决权力集中与权力分解之间的矛盾呢？当然，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必要和有效的监督，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权力的腐败，产生职务犯罪。然而，权力分解必然会减少职务犯罪吗？在权力分解的情况下，无疑会增加领导干部腐败犯罪实施的难度，提高承担制裁后果的风险，从而减少其犯罪所得，由此阻遏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动机的产生，或者动摇、打消犯罪分子实施职务犯罪的念头，遏制、防范职务犯罪的实施。但是由于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是涉及公共权力的犯罪，涉及廉政勤政优政，因此，其危害后果并不能简单地用数量来衡量，有时还必须考虑犯罪分子犯罪所涉及的职权的性质、职位，实现权力集中与分解的合理平衡，将腐败犯罪的发生率和危害结果控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将工作效率保持在人们期望的可以接受的水平上。这样建立起来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才能对权力运行全过程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真正做到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

2、建立和完善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制度体系

（1）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机制。要以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机制为重点，遵循公开、民主、竞争、公正原则，认真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一步深化领导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制定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制度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避免人事管理中的跑官、要官、买官。同时，要完善干部考察、评价制度，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此外，要增加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透明度，落实党员和群众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2）建立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集体研究决定制度。任何单位或部门的重大事项都要向上一级组织和领导及时报告，自觉接受上级组织和领导的监督检查。在班子内部，重大事项坚持集体讨论决定，是减少和防止领导干部一个人说了算的重要途径。凡是重大决策、干部任免、重要建设项目安排等必须经过班子成员集体讨论决定，不搞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确保决策的规范化、科学化。

（3）建立健全公开透明制度。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让其行为特别是权力运作的过程、结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避免暗箱操作，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除不宜公开需要保密的决策外，凡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以及领导者个人廉洁自律的有关情况，都要公开，增加透明度，减少随意性，把权力运作过程呈现于人民群众面前，消除权力暗箱操作产生领导干部腐败的条件。

（4）坚持和完善“三关审计”制度和述职述廉制度。“三关审计”制度即对领导干部实行任前审计、任中审计、离任审计。任前审计，把好用人关，严格干部推荐考察任用责任追究制，做到谁推荐谁负责，谁考察谁负责，谁决策谁负责，把那些政治业务素质高、清正廉洁、忠于职守的人选拔出来担任领导干部，将有劣迹和不良行为的人坚决排斥在外，严防“任人唯亲”，近亲繁殖。任中审计，把好用权关，防止领导干部权力的滥用和异化，确保权力的健康运行。离任审计，把好退岗关，既要防止领导干部借离任之际大肆捞钱财，非法转移赃款赃物，又要防止领导干部挪用公款跑官买官，要确保审计结果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及有效应用，坚决避免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异地做官，甚至升官。同时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述职述廉制度，领导干部每年要定期报告本人及领导班子廉洁从政情况，自觉接受人大评议和监督。

（5）规范领导干部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这一制度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抑制腐败的基本方法而普遍采用。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这种制度，但在具体执行中，对申报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存在随意申报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财产申报成为走过场，流于形式。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是使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的财产公开化，接受公众监督。如果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财产明显增加与其正常的收入不相称，那就要向公众说明这些财产的来源，否则就要受追究。这样既可对领导干部的腐败起到早期的警报作用，又可为检察机关依法查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提供必要的法律手段。

（6）建立健全巡视制度和诫勉谈话制度。一些领导同志在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干部考核和选拔问题上，往往只重视下级领导干部的意见，不注意听取副职和群众的意见。这种状况不仅容易造成领导干部高傲自大，独断专行，而且往往导致在一个单位或部门内群众唯领导干部意见是从。故设立专门的巡视机构，建立健全巡视制度和诫勉谈话制度，加快实现这两种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把下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政勤政等情况作为重要内容进行监督检查，弥补同级纪委监督不力的问题。同时通过明查暗访，广泛听取班子其他成员和群众的意见，针对在廉政勤政方面出现的苗头性问题，该提醒的提醒，该批评的批评，起到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作用，对领导干部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

（7）建立完善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制度和引咎辞职制度。对领导水平和素质能力不能胜任现职的领导干部，经有关部门考核认定，进行降职使用；对基本素质好、有潜力、担任现职经验不足、履行职责难度较大的领导干部进行岗位培训；对政治素质差、作风不好、群众威信低、民意测评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免去领导职务；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由于未严格履行领导职责，导致本地区、本单位发生严重性事件，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尚不构成犯罪的，应引咎辞职；已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完善制约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监督体系

(1)权力机关的监督。我国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它不仅代表人民群众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法规，而且负责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活动，有权任免政府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最高领导人，这本身也是一种有力的监督措施。由于有了权力机关这一最强有力的监督，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进行职务犯罪就要受到抑制。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目前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所以一个最重要任务，就是要使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充分得以发挥，并显示这种监督作用在对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进行各种职务犯罪的抑制和预防威力。

(2)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监督手段和监督技术是专业化的。我国的专门监督机构有两个：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其中纪检监察部门是专门负责对党政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审计部门主要是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处理。目前我国的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同样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主要表现为这些监督机构的权力在行政权力的结构中比较弱，不仅很难制约上级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的职务犯罪，而且由于“关系网”的干扰，也很难对同级和下级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实行彻底有效的监督。所以，要想充分发挥我国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有效制止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发生，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要逐步加强专门监督机构的权力，提高其地位，从体制上保证其具有独立行使监察和审计的权力，不受任何机关和个人的干扰。

(3)检察监督。治标和治本，是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治标，严惩各种腐败行为，把腐败分子的猖獗活动抑制下去，才能为反腐败治本创造前提条件。对于日益呈现严重趋势的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检察机关必须坚持以严厉打击和惩处为前提和支点，继续加大打击和惩治力度，对所有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尤其是重大案件要一查到底，敢于碰硬；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对瞒案不报、压案不查、干扰办案的，坚决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通过查办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案件，发现领导干部在职务活动中有违法行为又构不成犯罪的，可行使弹劾权，向有关部门提请对其罢免或惩戒。对于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方面可以对罪犯进行有效地惩罚，剥夺其生命或限制人身自由，使其丧失继续犯罪的条件；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的罪犯要进行教育、挽救和改造，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同时，通过打击犯罪还可以起到打一儆百，教育一般公民遵纪守法的作用，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4)社会监督。社会监督即人民群众的监督，指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的一种监督。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人民享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充分监督的权力。他们可以对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自己的影响为他们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揭露，从而使领导干部在实施职务犯罪行为时有所畏惧，甚至直接受到人民群众的阻止。所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对于预防领导干部腐败犯罪非常重要。为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应进一步完善举报制度，切实保障举报人不受打击报复，建立允许并鼓励广大人民参与行政决策的机制等，对领导干部腐败犯罪进行检举揭发，为实施社会监督创造良好的条件。

(5)新闻舆论监督。新闻监督是预防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进行各种职务犯罪的手段之一。新闻部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舆论工具，把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向社会曝光，使那些企图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者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领导干部有所戒备，不敢肆无忌惮地实施职务犯罪。否则，他们将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直至名声扫地。

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第五篇：17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

国企领导干部腐败的新特点及对策初探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以惩防体系建设为主线，深入推进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深化内部改革，加强过程监督，规范权力运行，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特点，国有企业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研究这些新情况、新特点，剖析其原因，探讨遏制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对策，对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进一步加强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腐败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领域、行业有着不同的特点。从近期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看，近几年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犯罪成员呈现高端化趋势，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所谓高端化，是指高管（CEO）。从近年惩处的腐败案件看，有的是国有超大型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有的是全国被赋予“免检产品”荣誉称号的超大型企业的创始人，有的获得过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是改革开放开拓者和功臣。而且无论是贪污、受贿，还是索要回扣，金额都非常巨大且有节节攀升之势。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挥霍2亿元（旧币，约合现币2万元）就是新中国第一大案了。改革开放之初，检察机关对贪污受贿立案标准是三千元，后来一再加码，而今，贪污 1

受贿数百万、上千万也并不再惊人。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贪污资金8250万元人民币。无独有偶，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涉案的巨额受贿金额高达1.95亿，最大的一笔单笔受贿额即达1.6亿元。

（二）“窝案”量大突出。轻骑集团腐败窝案、云铜集团腐败窝案、古井集团腐败窝案……绍兴、重庆、福建等省市都连续爆发“地产窝案”，折射出了当前国有企业腐败案子发展的一个新动向——违纪违法呈现群体性、团伙性，给企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机。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现一案多人、群体违纪违法的特征，团伙性案件明显增多，往往查处一案带出一片。

“窝案”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横向型的（块块的）；有的是纵向型的（条条的）；有的是纵向兼横向型的（条条和块块互相交叉）；有的是同类产品的行业群体型的（如往蛋白粉或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就成了奶粉行业的潜规则）；有的是官商勾结型的（有的商人竟和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人员事先勾结在竞标中抬高工程预算价格，预留行贿资金）；有的是在公安司法界寻求代理人的；也有的是家族式的（夫妇、子女、女婿、司机以及远房亲戚、朋友、关系户）。如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中，纵向的方面来说，涉及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农业部、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有关部司长、副司长等多人，横向的方面来说，涉及到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至于本单位就更不用说了，有包括5名厅局级干部在内的44名干部。

（三）国企高管人员腐败隐蔽性强。主要特征就是打法纪“擦边球”，采取隐蔽、间接的手段，为自己、配偶、子女、亲友谋利，如以搞同业经营、投资入股关联企业、“相互帮忙”等方式获取不当利益，企图逃避法纪的制裁。因为他们直接控制资源，可以提前布臵很多防范措施，反监控执法能力很强。他们的资产有的在国内，有的在国外，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海外做手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二、原因剖析

（一）思想防线的崩溃是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主观原因。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英国评论家斯麦尔芬有句名言：“构成罪恶根源的东西并非金钱，而是对金钱的追求。”任何违纪违法行为首先是有其动机，然后才有违纪违法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断冲击，一部分企业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出现了混乱。主要原因是：少数企业领导人员放松个人世界观改造、放松道德修养，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反腐倡廉的教育还不够深入扎实，一些企业领导人员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还有差距。

（二）监督不到位是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难以遏制的客观原因。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渐建立和反腐败斗争的逐步深入，企业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健全的监督约束机制。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还远远没有到位。监督不到位是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难以遏制的客观原因。目前国企高管对国有资产往往具有相当的支配权，而且往往集企业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于一身，这就使监督制约容易出现缺位或流于形式的现象，导致出现腐败机会。

（三）高度集权是国企发生腐败案件的原因之一。从被查处的国企高管落马案例中可以看出，“一把手”专断这种“集权管理”在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首先，治理结构中无纵向授权，事实上很多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国企负责人事实上均只是对上级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其次，虽然形式上，国企一般也设臵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者、监事会，并界定了各自的权利，但在执行层面上往往是四权合一。在实际运行中，在国有企业里，行政权力和党权是一体的，很多国企的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董事会、监事会都归他领导，这就决定了腐败是必然的。

（四）职务消费制度缺陷成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发生的温床。尽管一些企业在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方面，对通信费、交通费、业务招待费等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但目前国有企业设计薪酬体系时，职务消费往往不列入其中，这一块收入弹性比较大、标准不细致、缺少透明度。在涉及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开支与消费的管理上，许多企业仍然沿袭过去的老办法，吃的是“大锅饭”，用多少报多少，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有的企业对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哪些可以开支，哪些不能开支，没有明确的界定；有的是开支标准不确定，完全靠领导人员个人掌握，随意性大；有的企业对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范围、标准等，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而是少数人说了算；有的]没有明确具体部门来规范、管理、操作和监督，从而导致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的失控。职务消费的漏洞，也容易导致一些经营管理人员从中渔利。

三、对策思考

（一）加强“软力量”。“软力量”就是企业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是要形成企业上下共识的制度、安排、习惯。企业经过廉政文化的教育后，经过实践不断培养，能够形成腐败就是耻辱的文化氛围。一旦这种文化建设起来，就不是一天两天一个人能改变的。文化建设是个长效建设，这个建设的关键是要经过文化宣传、教育、制度安排，形成一种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局面。

（二）继续推进“一把手”体制改革。笔者认为，国资委李荣融主任把央企“一把手”腐败，归因于“一把手”体制，指出，很多企业还是“一把手”体制，这是发生腐败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很有见地的。国企改革要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才能保障国企高管人员不腐败。现在一些企业老总之所以腐败，很重要的原因是受上级委派。他们自认为上级给了尚方宝剑，就可以“代天巡狩”，为所欲为。

实践证明，只要严格按照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进行规范运作，企业发生腐败的机率就会降至最低，这是被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实践所证明了的、比较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因此要用法律规范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的权力以及董事会的权力。如果用票决制选出董事长,高管就不敢腐败，因为员工会虎视眈眈地盯着他。要严格规范，保障票决制，防止独断专行。

（三）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国企虽有监督机制，对领导人员包括下属企业负责人的监督还不到位，有效监督的制度、方法、措施和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监督的灵敏性、有效性还有待提高。比如纪委书记是国企党组成员，接受国企党委书记的领导，与董事长同样拿企业的工资，成为企业的一员，决定了这种监督是同体监督，所以，国企内部的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着监督体制不顺、监督手段软弱等问题。因此，要改变这种局面，党和董事长必须要分离。党委书记由另一个人来做，给董事长多大权力，就应该给党委书记多大权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同级、有效监督。

（四）进一步规范职务消费行为。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一是对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的范围、标准、程序等，用制度的]形式作出规定，并严格监督执行。目前条件下，应对国企领导人员在通信费用、交通工具费用、差旅费用、有关接待应酬费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职务消费的标准，应由企业依据有关政策规定，根据企业的业务需要和效益状况，结合自身实际来确定。职务消费的内容、标准、对象确定后，必须提交职代会或董事会、股东大会讨论通过，才能付诸实施。二是要明确职务消费模式。以前那种企业领导人员花多少报多少的“据实报销型”模式存在较多的漏洞。根据目前形势，建议采取总量包干型模式。所谓总量包干型模式，是指对确定的消费项目，根据历年来的开支水平状况，测算出年平均

消费或开支总量，据此包干给领导人员掌握，实行“总量包干、超支不补、余额下转”的办法。三是为了防止总量包干后，领导人员超标准、超范围以及将应由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范围内的开支，转移到下属单位开支等违规问题的发生，领导人员消费的凭据要留存并交财务部门核销，定期接受财务、审计部门的审核和监督。

总之，搞好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在国有资产监管和企业改革发展大局中整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坚持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强化权力制约结合起来，把加强企业管理同健全反腐倡廉机制结合起来，把提高企业科学发展能力同增强惩治和预防腐败能力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