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特点规律和查办案件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有效对策

第一篇：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特点规律和查办案件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有效对策

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特点规律和 查办案件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有效对策

反腐败是当前党内外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正确判断反腐败斗争形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同时也必须看到，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还比较严峻。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仍在增加，涉及干部的职级层次较高；在某些地方和部门违反纪律的问题比较严重，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屡禁不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现象仍然突出。对此，安徽省颍上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积极适应新情况，在不断探索当前领导干部腐败的特点、规律上下功夫，提出解决新问题、新情况的有效对策，推动和促进全县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2005年以来，全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新立案件141件，其中县纪委立案45件，乡镇纪委立案86件，县直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0件。共处分145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24人，政纪处分28人（双重处分7人，移送司法机关2人）。在受处分的人员中乡科级干部22人。

一、今年查办案件的主要特点和规律：

颍上县是受王怀忠、肖作新和张华琪及徐波等案件影响的重灾区，社会风气一度很坏，干部思想较为混乱。因此，全县的腐败现象仍处于多发期和易发期，其主要特点是范围较广、层次较高、手段“先进”。具体表现为：

（一）从领导干部腐败现象的范围与领域上看，呈现出广而深的发展趋势。领导干部腐败现象纵向在深入，表现为由单一腐败向多样腐败、由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横向上在扩散，向各个部门、行业和社会各个领域辐射。

（二）从领导干部腐败现象的职级和层次上看，呈现出由低职级向高职级的发展趋势。查处村级干部从而牵连到乡科级干部。

（三）从领导干部腐败现象的金额与数量上看，呈现出金额较大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严重违反财经纪律，如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吃喝招待之后用假条据充帐报销。

（四）从领导干部腐败现象的形式与手段上看，呈现出智能化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在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跨层次、跨行业 “窝案”、“串案”明显增加。一些案件往往是大案套小案，一案套多案，案中案也不少。如查处村级干部或乡镇干部直接牵连到县直部门和县级某些领导。

二、今年查办案件的几点体会和主要做法：

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是遏制腐败现象滋长蔓延的有效手段。今年我县办案工作的几点体会和主要做法：

一是领导力度大。常委一班人对办案工作思想高度一致，想办案，敢办案，敢办大案，不叫苦，不怕难，带头办案。对一些重大典型案件，纪委书记亲自挂帅，两位副书记亲自牵头办理，各常委主抓案件。同时，注重与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关于执法单位、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等顶风违纪问题、关于加强与司法机关案件移送的问题和集中处理信访案件工作问题以及关于加大案件查处力度等问题紧密结合，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二是保证受处分人员处分决定落实到位。县纪委审理室积极加强与司法机关案件移送工作的组织领导，从严执纪，督促司法机关对全县2004年度已经追究刑事责任的党员干部移送到县纪委、监察局进行党政纪处理，通过认真审理，已做出处理14人。同时，按照有关政策和规定，会同组织、人事和有关主管部门对2002年至2004年度全县受到党政纪处分人员进行一次彻底清理，全县570名受到党政纪处分的人员处分决定执行到位，维护了党纪政纪的严肃性。

三是信访处理直接与群众面对面。信访室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新修订的《信访条例》和中央政法委组织开展的“规范执法司法行为，促进执法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领导动手，全员参与，由县纪委、监察局主要领导带着信访件面对面地接待群众，集中处理信访问题，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四是办案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年初以来，县纪委、多次召开公、检、法、审计几长参加的重大案件协调会，及时通报案件情况，分析研究办案工作措施，做到整合力量、资源共享，逐步形成了良性的工作机制。

五是重大案件查办更加规范。按照上级规定要求，重大案件的办案组均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同时，针对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萎迷不振，工作积极性不高的实际，县纪委、监察局主要负责同志专门抽出时间对部分乡镇办案工作进行检查，现场办公，实地督办。通过加大督查督办力度，办案质量也有明显提高。

三、查办案件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分析近年来的办案实践，我们认为影响当前查办案件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作案主体多元化。从近几年的办案实践看，一些违法违纪案件由单体向群体发展，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出多发性、交叉性和关联性等特点。违纪人员有的熟知政策和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边缘找空子钻；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在体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披着合法的外衣，却干着腐败的勾当，这些都给案件的调查、取证带来了很大困难。

作案手段智能化。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腐败分子的作案手段更加隐蔽化、智能化。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作案，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洞不钻。现在即使是一些普通案件，其作案的手段也非常高明，更加狡猾和复杂，用老办法查案将难以应付。

办案阻力人情化。现在各级纪检监察干部几乎每查处一起案件，都有人说情干扰。有的是老同学、老朋友、老乡讲情；有的是自己的亲属为别人求情；有的上级领导打着稳定大局的幌子向办案人员打招呼或施加压力，这些纷至沓来的各种人际关系，往往会使查办的案件“夭折”、“搁浅”、“流产”，严重影响了正常办案。

办案人员专业匮乏。一方面，由于县乡正处机构改革阶段，纪检监察机关整体办案力量相对不足，不能保证办案需要。另一方面，专业办案人员严重匮乏，现在有不少案件涉及财政金融、财务审计、房地产、工程招投标等领域，对这些专业性很强的知识，真正懂行的办案人员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案工作的开展。

四、下步办案应采取的有效对策：

针对办案中遇到的这些新问题和新情况，下步我们认为应采取以下有效对策：

讲究方法策略，提高办案成效。要成功地突破案件，必须加强领导、周密安排，讲究策略。否则，因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整个案件查办工作。因此，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应重点抓好以下三个环节：一是组织实施上要突出全面性。对于大案要案，纪委书记要做到亲自安排、调度和协调，副书记、分管常委要亲自带队组织办案，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抓、其他科室主任配合抓的工作格局。同时，要实行“四定一包责任制”，即定领导、定人员、定时间、定任务，一包到底。二是方案制定上要体现周密性。在掌握了案件的线索之后，如何组织案件的具体查处工作，必须有一个明晰而周密的方案。要针对案件线索中涉及的问题，拟好调查提纲，并要把可能遇到的问题尽量考虑周全，棋高一筹，做到有备无患，以适应突发情况的需要。配备办案人员，应根据案件的 类型、涉及的专业知识、以及复杂与简单的程序来配备。要找准查办案件的突破口，对需要查清哪些问题、应采取哪些措施、可能遇到哪些问题都要制定一个详细的预案，确保办一案，成一个。三是方法运用上要讲究策略性。一个案件能否最终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查办工作的方法策略。只有方法策略对路，工作才能事半功倍。在具体工作中应做到三个“突出”。一要突出一个“快”字。确定案件线索后，为避免违法违纪者串供、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赃款赃物，就必须加快办案进度。二要突出一个“巧”字。在具体工作中，要因人因案而异，巧妙选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抓住关键人和关键问题，实施重点突破。在取得充分证据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突审作案人，用确凿的证据摧毁其侥幸心理，最终促使整个案件的有效查办。三要突出一个“用”字。要充分运用《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条例》和《行政监察法》等赋予的权限办案。首先要准确地用好“两规”措施，提高成案率。对一些重要案件的涉案人员，一旦掌握确凿证据，按规定程序报批后，要迅速采取“两规”措施，防止串供、毁证。其次要用好封帐权。对一些比较复杂的案件，采取先封后查的措施，从财务帐目中寻找线索，既可以有效地防止财务人员作弊以及毁账等事情的发生，又为深入调查案件打下基础。再次要用好建议停职检查权。一些担任领导职务和掌握实权的涉案人员，他们利用关系对抗查处的手段很多，致使调查工作难以进行。加强组织协调，形成办案合力。随着改革的发展，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工作中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空间越来越广，这就需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组织协调的职能优势，加大部门协同办案力度，形成办案合力。一方面，在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办案人员在突破案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案情需要，请审理人员提前介入，将审理行为前移到调查环节，这对于准确认定案件性质、快速审结案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明显触犯刑律的案件时，要及时通报司法机关，并在案件基本查清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司法机关要及时地把查办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及不够追究刑事责任但已构成违法的案件移交过来，追究党纪、政纪处分。在查办一些重大案件时，纪委一定要搞好组织协调，将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监督部门的人力、信息、职能、手段等资源组织起来，综合运用，形成整体合力，这样，不仅有利于解决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力量不足的问题，克服在查办案件中存在的“条块分离”倾向，而且有利于一些案件的快查快结。同时也使治本对策得以落实，从而把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第二篇：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现的特点

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现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内容提要】

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一定要紧紧围绕“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一目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分析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新特点、新规律及深层次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笔者认为：作案主体多元化、家族化，违纪违法侵害的客体具有多样化、复杂化，违纪违法主观方面往往利用“合理化”、“合法化”的形式作掩饰，违纪违法客观方面的社会危害性具有隐蔽化、智能化，是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现的主要特点。分析其原因有主客观二方面，主观方面：放松自我教育，思想麻痹松懈；爱慕面子虚荣，滋生攀比心理；贪图安逸享乐，追求腐朽生活；明知故犯敛财，试图侥幸漏网。客观方面：干部的培养教育淡化，对干部的监督乏力，制度的落实不到位，预防工作凸显薄弱。遏制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对策：一是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作案规律；二是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发案规律；三是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破案规律；四是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防范规律，第一，建立宣传教育机制；第二，建立制度防范机制；第三，建立考核评价机制；第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第五，建立测评预警机制；第六，理顺监督机制，保障各监督主体充分协调发挥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一批隐藏较深的违纪违法分子被挖了出来，受到法纪的严惩，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体制和市场经济转轨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不同阶层、不同行业领域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腐败案件仍时有发生，一些带有苗头性、倾向性和规律性特点的案件逐渐暴露出来。如何把握近年来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腐败现象脉络，做到蛇打七寸，攻其要害，有效遏制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已成为各级执纪执法机关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特点

特点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标志。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区别于其他案件主体是前者拥有一定的权力，利用权力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显著特点。

1、作案主体多元化、家族化。一些违纪违法案件由个体向群体发展，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等特点。从实施形式上看“集体腐败”虽然是以“集体”名义进行，甚至打着为集体谋利益，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旗号，但目的却是为了损公肥私。违纪人员有的熟知政策和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边缘找空子钻；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在体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披着合法的外衣，打“擦边球”。腐败的多元化突出表现在：“公贿”现象（公对公贿赂）、集体截留、私分公款、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集体以权谋私。此类案件一般涉及人员众多，权位重大，呈金字塔式纵向发展，横向蔓延。作案主体职位高，党政一把手腐败案件增多；法人的违纪违法的发案率仍呈上升趋势；垂直系统的领导干部腐败增多。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以一些领导干部为核心，以其家庭为中心的家族化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家族腐败”的特点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表面上清正廉洁，暗地里却唆使、纵容、默许自己的亲属大肆收受贿赂，或者由亲属开公司、办实体，自己隐居幕后操纵，利用手中权力（影响力）为其牟取暴利。

2、违纪违法侵害的客体具有多样化、复杂化、趋向财产化。当前的违纪违法现象已不是个别部门、个别领域的个别现象，而是遍及各部门、各领域的普遍现象，违纪违法已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违纪违法所侵害的客体涉及到：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和声誉、公共财物的所有权等。违纪违法行为所侵害的社会领域越来越广泛，作案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突出表现在：（1）公权部门的公款消费、公产创收、接受“奉供”和乱收费等行为；（2）商业领域的商业贿赂，在项目审批中的明码回扣、串通投标等，形成商业运作的“潜规则”；（3）性贿赂呈上升趋势，“权色交易”和“权钱交易”并驾齐驱。据权威披露，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60%以上都与包“二奶”有关，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都有“情妇”，破坏了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更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4）在企业改制中利用企业改制、重组，侵吞、窃取、私分、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5）在教育领域，挪用教育经费、高考舞弊、昌名顶替上大学、买卖文凭等；（6）在医疗卫生领域，药价回扣、收受红包，造成群众就医难、看病难，医患关系紧张；（7）组织人事方面，招工招干、职称聘任、参军、调动、分配、安置、提拔等环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纪违法现象；（8）截留、挪用、私分、国家各种专项资金的情况比较普遍。

3、违纪违法主观方面往往利用“合理化”、“合法化”的形式作掩饰。违纪违法对象在实施违纪违法行为时总是借助冠冕堂皇的理由，打着合理合法的借口，使人很难明辨是非。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击举报违纪违法者，理由是维护部门形象和保护发展环境；搞地方保护，理由是保护投资环境；袒护骗子，理由是维护社会稳定；搞“一言堂”，理由是民主集中制；开设黄赌红灯区，理由是解放思想等等。这些颠倒谬论，混淆是非黑白的不正常现象，正是那些腐败分子运用荒谬理论武装的结果，很有迷惑性。这些现象的出现与这些地方领导干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混乱有密切关系。违纪违法人员主观方面的自我保护功能不断增强，违纪违法前他们打着“公平”、“合法”的旗号执行职务，理所当然的不易受到阻碍；违纪违法过程中他们实施的是以权谋利、将公权暗化为私权，可以骗取领导和同事的支持；违纪违法后他们往往利用职权地位所形成的影响，公开或秘密地对抗执纪执法部门的调查，利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进行开脱罪责，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作案动机从消费享乐型渐渐向资本积累型转化。

4、违纪违法客观方面的社会危害性具有隐蔽化、智能化。违纪违法作案手段智能化程度高、隐蔽性强。违纪违法主体一般文化水平较高、阅历较为丰富，有的还熟悉电子信息技术，对自己职务范围的情况熟悉，深知本行业管理体制和机制中的漏洞，以权谋私的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规避法纪的手段越来越狡猾。作案方式由利令智昏、不计后果的“冲动”型，转变为处心积虑、预谋在先的“智能”型。一是权力的“期权化”；二是权力的“假借”和“转让”。纵容、默许自己的子女、配偶等用自己的名义捞取好处；三是赃款“漂白”。一般是通过办公司、境外投资、回国投资等形式，把不法收入逐步变成合法收入。有的一边大肆收受贿赂，一边把自己装扮成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骗取领导和群众的信任；有的为避免受贿过滥、人多嘴杂而留下后患，便尽量减少受贿次数，对一些不够斤两的薄礼不屑一顾，拒之门外，而对大额礼金、名贵物品、古董字画则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这样既收到了以一当

十、事半功倍之效，又在外界获取了廉洁自律的声誉；有的抓住人们对收礼不办事的受贿者切齿痛恨，而对办了事的受贿者比较宽容的心理，在进行权钱交易中，恪守无“功”不受禄的原则，对未办成事的贿赂或拒收，或退还，不惹民愤，而对办成了事的贿赂则心安理得的收下；有的对送上门的礼金来者不拒，概然受之，然后将大大低于所送礼金价值的家中物品回赠行贿人，从而将行贿受贿行为嬗变成为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以掩盖受贿的实质，逃避法律的制裁。

二、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原因

人与权力、利益的结合，为什么会产生腐败？这是因为：其一，人的天性是有缺陷的，在一系列人区别于动物的高级心理活动中，有一根本特征，即占有和支配心理。这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其二，权力本身蕴含着导致腐败的因素，权力本身具有强制性、扩张性、支配性，权力的这种本性往往与人类自身的弱点联姻，从而使双方互相强化，并诱惑人们去扩张权力。当没有外部制约或制约不力的时候，其腐败因素随时可能恶性膨胀，走向另一面；其三，高回报的利益是引发腐败的催化剂。人类的绝大多数行为无不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腐败行为的演变过程往往循此路径发展。

（一）主观方面

1、放松自我教育，思想麻痹松懈。剖析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纵观其人生历程，不难发现，大多数领导干部在成长之初或任职之初，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政治思想是可靠的尚具有一定的党性观念，工作上勤奋敬业，积极努力。但是随着政治上的进步，地位身份发生了变化，加之长时间不注重理论学习，放松自我教育。在一些公务活动和人际交往中思想麻痹松懈。从开始的受之有愧到习以为常，从谨慎行事到肆无忌惮，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逐步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导致思想滑坡、人格蜕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哲学。将人民交给的权力当作谋私的工具，使公共权力异化成了私有权力，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利用职权多捞钱财。

2、爱慕面子虚荣，滋生攀比心理。大凡在领导干部中有一个“领导形象”的概念，有些领导干部能把这个“形象”与党的形象紧密联系起来，而有些领导干部却把这个“形象”与个人的虚荣面子狭隘地混为一谈，往往以“看看人家”又想想自己，滋生攀比心理，造成心理天平倾斜，并从另一方面产生“武装形象”的欲望和念头，唯恐寒碜自己。甚至奉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利用权力大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封妻荫子，结帮拉派，于是，着手实施“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和“千里做官为求财” 的人生信条。

3、贪图安逸享乐，追求腐朽生活。有的领导干部一旦做官掌权，便贪图安逸享乐，失衡心态造成自我补偿心理，羡慕他人灯红酒绿的“气派”转而“傍大款”，与个体老板打得火热，搞权力共享、利益分享，疯狂敛财，包养情妇，认为“天老大、我老二”，目无组织、心无群众、专横跋扈，追求腐败奢侈生活。

4、明知故犯敛财，试图侥幸漏网。在违纪违法领导干部中，多数是明知行为不轨而为之。其中的缘由就是侥幸心理作祟，有的自以为隐蔽而忘乎所以；有的以不一定能查到自己头上自我安慰；有的以“关系网”、“保护伞”撑腰而有恃无恐；有的以早已订立的攻守同盟做好自我保护准备；有的甚至东窗事发仍负隅顽抗试图侥幸过关。

（二）客观方面

1、干部的培养教育淡化。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级党委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加大了力度，推进民主选举，加强任前公示，严把考察程序，增强透明度，扩大知悉面。又通过党校培训和平常组织的政治学习来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的确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但是，在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后，在继续成长过程中的培养教育却往往被忽略、被淡化，甚至把对干部成长过程中的培养完全等同于提拔重用或泛泛的学习教育。如果对领导干部重任用、轻培养，就如同只注重栽种树苗，而不注重施肥、浇水和防病灭虫，最终就会枯萎、死亡。并且培养教育的形式不多，内容有限，效果不佳。

2、对干部的监督乏力。我们把干部的政绩纳入任期管理考核，往往在理解上偏重于“只讲收获、不看耕耘”。其实，看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其创造政绩的过程也是很重要的。忽略了过程，也就相应弱化了环节中的监督，一级管理一级，一级监督一级的两个作用显得失调。于是，造成拉关系、浮夸、搞假政绩的现象滋生，腐败的温床随之应运而生。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3、制度的落实不到位。这些年有关党风廉政建设以及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违纪违法的制度应该说不少，某些违纪违法的干部对相关制度也是了解知悉的，关键在于落实上缺乏力度，存在“死角”，制度形同虚设，导致干部首先不遵守制度而滑向违纪违法的深渊。

4、预防工作凸显薄弱。预防腐败工作的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工作职能、职责尚未健全落实，惩防体系的建设工作还存在不够主动和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等。

三、遏制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对策

深入推进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检查工作，既是一个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总结规律，发现规律、运用规律的过程。我们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分析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的新特点、新规律，提出有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

1、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作案规律。通过分析和研究已经办过的案件，对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主要发生在哪些方面进行树型分类，如工程建设领域（含房地产开发、道路、桥梁、铁路、厂房、绿化工程、旅游设施和房屋拆迁等），其问题一般表现为受贿、挪用和虚增工程款等，涉案人员通常包括涉及政府建设、规划、交通、土地、财政等权力部门及工程招标方和银行、中介机构等；各种类型的问题又有哪些人是“易感人群”，又有哪些地方是“易发领域”，又有哪些节点是“易发环节”，他们的作案时间、作案手段、作案方式、作案动机、作案条件又有哪些共性特点等，又是怎样翻新花样来掩盖问题的，从中找出一般性规律来。如在经济案件的查处上，我们要善于从奇异数字中发现问题，根据奇异数字大小、正负方向变化、精确度中发现疑点。作案者往往通过数字分解、往来方向、会计科目方面做文章，最终实施作案。在受贿案件查处上，作案一般选择在某项目开工前、施工结束后及重大节日之前实施，现在还出现一种对抗调查的受贿方式即双方约定等其退休后再行支付。只要我们把握好这些特点，在调查时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实现突破。再如受贿中礼金难确定的问题，我们只要掌握受贿的要素构成，就能破解作案者混淆视听的手法。

2、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发案规律。分析和把握发案规律，既有利于提高我们突破案件的效率，也便于我们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问题的发生。要认真研究和分析一些案件是通过什么途径发现的，线索的来源是什么？哪些是通过群众信访举报发现的？对群众举报的，还要作具体分析，看是否是因泄私愤而举报，是否是夸大其辞；哪些是通过执法检查发现的？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线索，一般具有可查性，但也不能忽视证据不足的问题；哪些是经过审计发现的？经济审计中的线索，要注意作案者往往依据现行财务制度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模糊作案的特点；哪些是通过案件查办过程中带出来的？要充分重视查案中发现的线索，这些线索往往成案率较高；哪些是查案以后通过类比分析得出的？哪些是我们从与权力行使、利益挂钩的各种反常、不正常现象中找出的等等。把握了这些规律，我们就能够自觉主动挖掘线索、拓展线索和经营线索，为深入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奠定基础。

3、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破案规律。突破案件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活动，一般来讲，每个案件由于发生的领域不同、作案人员个体情况不同等，突破案件的方式也因人而异，因案而异。但在突破各种不同案件的背后，也有其一般的规律可循，只是分类的要素比较多，揭示规律的难度就会更大、更复杂。只要这种规律存在，迟早要被发现的。因此，一方面要求办案人员要树立科学的态度，根据某个领域违纪违法案件发生发展的规律，结合具体案件进行研究，周密制定破案计划。另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反复学习揣摩，树立合理怀疑理念（合理怀疑是指在预防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工作过程中，根据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发案原因、特点、发展趋势和特定单位、部门、行业、系统、工作岗位在教育、管理、制度、监督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漏洞、缺陷的分析，对特定预防对象可能发生违纪违法的预测）。同时，要加强犯罪心理学、思想工作学、法律法规、财务知识、管理知识等学习思考。当前破案要坚持关口前移，以外围取证为主，突破当事人为辅的工作思路，争取调查突破的主动性。

4、要探索和把握腐败案件的防范规律。预防腐败案件的发生，这是落实惩防体系的必然要求。围绕教育、制度、监督主线和环节，建立健全以下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作案规律、发案规律，探索和研究操作性强、效果最佳的防范规律。

第一，建立宣传教育机制。一是实行跟踪式教育。把权力观教育贯穿到干部培养、成长、成熟的全过程和考察、提拔、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准确把握干部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思想动态，认真研究权力观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分别制定长期的和阶段性教育规划，有的放矢地抓教育，使公共权力观真正入心入脑；二是实行开放式教育。正确权力观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拓宽教育渠道，整合教育资源，建立组织教育、机关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开放式教育格局，增强干部对权力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把党纪国法以及道德规范对权力观的要求转化为自觉行为；三是实行分层次教育。根据各级领导干部所处地位和环境，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的选择上也要各有侧重，增强权力观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正确处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上，对领导干部要着眼于提高接受监督的意识，选择相应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突出对党纪法规的学习和建立警示教育基地；对普通干部要着眼于提高善于监督、敢于监督的能力和胆识，选择相应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突出思想觉悟的提高和出于公心履行好岗位职责；四是引导大家正确理解得与失的关系。算好人生“七笔账”，算好“政治账”，志高方能致远；算好“经济账”，勤耕方能富足；算好“名誉账”，清廉方能扬名；算好“家庭账”，守身方能家圆；算好“亲情账”，品高方能会友；算好“自由账”，自律方能无拘；算好“健康账”，心良方能体壮。

第二，建立制度防范机制。首先要明确各部门、各单位的职能、职责、职权、工作程序、时效等，按照法规政策的规定进行清理审核确认。其次，根据权力与责任对等原则，实行定岗、定人、定权、定责。其三，设置权力行使流程图，明确流程各环节的责任人、监督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权力规范、行使和监督体系。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到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并通过不断完善和创新，确保权力始终沿着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运行。一是要增强制度的系统性。在内容设计上，要围绕权力运行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按照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精实管用的要求，重点健全党务、政务、村务和财务工作制度，加强“人、财、物、事”四权运行的规范、约束和监督。在结构设计上，要做到总体制度和实施细则相配套，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相配套，发挥制度建设的整体合力，形成各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格局。二是要维护制度的权威性。要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切实做到令行禁止，严格按制度规定行使权力；要加强制度落实的督办检查，纪检监察机关和负有监督职责的相关职能部门要紧密配合，形成监督合力，定期不定期对干部执行制度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违反制度的要采取组织、纪律等措施，予以严肃处理；对在制度贯彻落实、监督管理上负有重大责任的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要严格实行责任追究。三是要保持制度的先进性。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权力运行将呈现出新的形式、新的特点和新的规律，必须与时俱进，加强对这些新形式、新特点和新规律的研究，把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借鉴有益作法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有效监督制约权力运行的新机制新体制。四是要研究探索制度的预警性。与时俱进是制度的基本要求，而前瞻性和预警性是制度的本质要求。一项政策或举措出台后会引起人们在思想上、行为上哪些“异”动，必须要一个事前的研究和预测，为制度的预警性设计提供参考依据。当前应尽快制定或完善这些法规制度：《廉政法》、《反贪污贿赂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经济活动实名法》，推行重点、热点单位一把手选任、定期交流制，完善公务员从政道德规范体系，规范职务消费制度，建立廉政公积金，实行“中薪保廉”，引入信用监察制度（每年对领导干部进行考评时，要求被考评人就一年来有无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申报，对申报没有违纪违法行为的领导干部，今后如查出其有一件违纪违法行为，就宣布对其进行干部信用否决，记入干部档案，并将此作为对干部任免的重要考核标准），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跟踪问效制，规范央（国）企管理人员和村干部的待遇等。

第三，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与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权力运用的质量和效益。一是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相结合。干部权力运用是好是坏、政绩是高是低，不能单独由上级领导下结论，必须充分尊重群众意见，高度重视群众评价，要切实保障群众在干部考核评价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把上级评价和群众评价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同纳入干部评先评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通过建立健全上级满意、群众称道的双重评价标准，形成正确的用权导向。二是集中考核与日常考核相结合。建立权力运行台帐或监督卡，对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履行岗位职责、兴办实事、解决突出问题等与运用权力有关的情况祥细记录。同时，既到现工作单位考察，又到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和住所考察，做到全面、真实，实行集中考核结果与日常考评结果综合运用，既加强过程监督，又加强结果监督，改变以往重结果，轻过程的作法，及时纠偏防误，杜绝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尽量降低权力运行成本。三是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把权力运行产生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筹起来考虑，既充分肯定用数字反映出来的显而易见的政绩，又科学评价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潜在政绩，还要客观评价，因条件具备，不努力作为而错失机遇，影响当时和此后一个时期发展的负面政绩。同时，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责任追究制，确保考核评价的客观公正性。

第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权力运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探索前进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失误，必须区分不同情况、不同性质，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各种失误进行有效治理，确保权力运行始终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对因疏忽大意或水平不高、用权不当造成失误并勇于承担责任的，要采取批评教育方式，引导权力人从个人能力、思想认识、方式方法等方面找原因，责令其限期改正，尽量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对滥用权力造成失误，不从主观上找原因，故意推卸责任或相互推诿责任，或制造假相欺骗组织和群众的，要采取组织、纪律措施严肃处理；对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种“渎职”行为，触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切实落实一把手的“一岗双责”制。探索建立用权终身负责制。

第五，建立测评预警机制。一是建立各单位党政一把手亲属重大事项档案，对党政一把手亲属的重大事项实行登记备案，登记的内容包括党政一把手亲属（含家庭成员）婚丧嫁娶、工作调动、提升晋级、迁新居、建房、分房、购房以及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经商办企业等经营活动的相关情况。同时，明确规定党政一把手的亲属不能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含入股），防止领导干部借亲属之名，变相以权谋私。二是建立规范的廉情数据收集统计网络，进行深度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为决策与预防提供依据。三是实行行业、部门预防违纪违法廉政指数分析平台制度，一旦出现危险指数信息适时向行业、部门发送预警信号，敦促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或采取纪检监察手段对涉案人员进行查处。四是实行“釜底抽薪”策略，即充分运用测评预警信息资源，服务廉政共建单位。探索实行建筑行业、房地产行业、重点工程建设部门等行贿记录档案制度和执纪执法机关建立“行贿案件公示（查询）系统”和“廉政准入”制度，让行贿人充分体会到违法的高额成本，使其主动放弃行贿行为。

第六，理顺监督机制，保障各监督主体充分协调发挥作用。一是增强纪检监察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实行垂直管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真正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监督，提高执纪执法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加强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形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用人机制。二是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和申述权，保护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对信访举报有功人员实行奖励。三是要重视和支持新闻舆论监督，尽快制定“新闻法”，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加强和改进人大对“一府二院”的监督，把权力运用和廉政情况的审议、监督作为审议工作报告时的重点内容，各级人大建立廉政委员会。同时，畅通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作用。五是要进一步强化对监督者的监督。加大对有监督职能的部门，特别是纪检、监察、检察、法院等监督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严格查处这些部门监督不公或滥用监督权力谋取单位和个人利益的不良行为，促使监督部门尽职尽责公道正派地行使监督权力。同时，建立健全落实惩防体系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明确职责，保障专项工作经费，加大督促检查力度，不断推进惩防体系建设。

第三篇：浅析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特点

浅析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西方有句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制约，仅靠自我约束很难奏效。只要公共权力存在，反腐败斗争就将是一项长期任务。2009年1月—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1318362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40828件，立案115420件，结案101893件，处分106626人。在受处分人员中，给予党纪处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违纪线索数增长4.7%，立案件数增长4.5%，处分人数增长2.5%，移送司法机关人数增长16.6%。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人数增长10.8%，处分贪污贿赂金额在100万元以上干部人数增长19.2%。在受处分人员中，给予党纪处分85353人，给予政纪处分29718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4.4亿元。王益、米凤君、陈少勇、朱志刚、皮黔生、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2009年，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因涉嫌违纪违法被严肃查处。这是党的新闻网上公布的一系列数字和让人难以忘记的名字。今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9204件24514人，其中大案12888件，县处级以上干部要案1527人；侦查终结13560件17254人，起诉11271人，有罪判决9158人。数字是冰冷的，它让我们看到腐败在我们国家在我们党内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数字是沉重的，每一个数字背后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数字是发人深醒的，展现的是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总结教训，我们不难看出，当前的社会形势，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腐败现象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一、三高一低（高学历、高智商、高职位、低龄化）呈常态出现。纵观近十年的违纪违法案件，县处级、厅局级干部作案很一般以至于不胜枚举；省部级领导违法违纪的事例并不新鲜，如田凤山、郑筱庾、王有杰、于幼军、皮黔生„„；甚至副国级领导干部过不了几年就有一例，如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他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违纪的手法也越来越隐蔽。因此，当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主体的职位、学历和违纪违法行为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高职位、高学历、高智商是当前违纪违法行为发生的主要特点和今后的主要趋势。此外，传统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多是到退休前一年发案，有人称这为“难以克服的五十九岁怪象”，然而近期有许多刚刚走上领导岗位不久的青年干部也肆无忌惮地走上违纪违法、背离人民大众厚望的歧途。，可以说49岁、39岁犯案的大有人在，如李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不到40岁）、董黎明（今年42岁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开发试验区原财政局局长）、王国华（河南省许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不足50岁）。更令人震惊的是，个别“70后”刚走上领导岗位不久的青年干部像曹刚（1972年出生，34岁就已是共青团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赵威（39岁，重庆市万盛区政协副主席）也疯狂地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

二、违纪违法现象广布于社会全方位，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如国土、交通、煤炭等成为重灾区。

近几年房地产市场发展很快，房价高涨，投机获利机会加大，房地产自然也就成了腐败案件的多发区。2009年7月，中央作出决定，用两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并印发了《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2009年1至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33643件；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截至2010年4月底，全国共受理工程建设领域举报线索17269件，立案9188件，结案8656件；给予党政纪处分5241人，其中地（厅）级57人，县（处）级611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058人。诸如：河南省郑州市原副市长兼郑东新区管委会主任王庆海插手土地开发收受贿赂案；广东省江门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崇中滥用职权插手土地出让收受贿赂案；江西省新余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建华受贿案；四川省成都市原政协副主席周学文受贿案；武汉大学原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原副书记龙小乐违纪违法案；江西国土厅三位副厅长同时落马无一例外都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

因为违规违纪资金高达3.05亿元，被誉为煤炭大省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的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案更让人惊目于“黑金”带来的`巨大“黑洞“。郝鹏俊，一个小小的县煤炭局局长，居然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家财达数亿元。以其为代表的“官煤”式腐败，折射出煤炭领域的制度和监管漏洞终于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山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煤焦反腐运动，查处了河曲县阳坡泉煤矿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案；蒲县外贸局原局长乔怀亮违规入股煤矿案；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安家岭露天煤矿矿长董典志受贿案等一系列腐败案件；截至今年4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贪官“蛀虫”受到处分。

湖南、重庆等省、市一些涉煤案件也浮出水面。湖南郴州原煤炭局长曾宪明受贿、玩忽职守案；重庆市万盛区赵威案等等。

三、涉案金额触目惊心。

上世纪80年代查处的轰动全国的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违纪违法案，涉及金额也就是几十万元人民币，但他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而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尽管为了减轻“影响”及负面作用而压缩案值，公布涉案金额几百万元仍属常见，动辄上千万几千万元，涉案金额超亿元的也能随时出现。如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案涉案金额为人民币4109万余元；国开行原副行长王益受贿1196万元;原吉林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于兴昌涉嫌受贿955万元人民币，另有1184.5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河南省主政煤矿和非煤矿山等企业安全生产的“双料局长”李九成被指控涉嫌受贿超过2000万元；河南省漯河市刘炳旺等三任原市委书记，涉案金额都在千万元以上；中石化齐鲁石化催化剂原厂长王斌案，违纪违法金额达1.4亿元；前文所提及的郝鹏俊涉案金额3.05亿元。

四、窝案、家族腐败案频发。

今年6月1日，原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检查科科长、执行科科长梁丛林，检查科主任科员凌伟，财务科副科长梁敏进，涉嫌单独或结伙收受他人贿赂被提起公诉。看到这一消息，让人不由想起震惊全国的国家药监局郑筱萸腐败窝案刚查处，又出现了张敬礼腐败窝案；民航系统李培英被判死刑仍没阻挡住后任张志忠、宇仁录、黄登科、匡新等窝案的脚步；广东省盐业系统沈志强腐败窝案涉案72人，其中厅官2人，处级干部3人。

应该说，贪官受贿开“夫妻店”，互相帮助进牢房注定只能是一场悲剧。然而，现实中这样的“悲剧”并不鲜见。如原铁道部建设司副司长严健薛兰英夫妇、原湖南省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陈立华夫妇、原郴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盘丽艺夫妇、原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王兴豹文献兰夫妇，都是最典型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例证。5月底最引人瞩目的典型家族腐败案的核心人物广东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因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被中纪委“双规”，在涉案的十多人中5人来自李启红家族，包括李启红夫妇，李的一个弟弟、弟媳和妹妹，据称其家族财富达20亿。

五、期权腐败掀开面纱，成为腐败新特点。

先办事后收钱是当前腐败越来越隐蔽的一种表现方式。因为这种获得好处所延后的时间可能会很长，看不出收钱与办事之间的因果关系，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享受权力回报，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一起被称为“权力期权化活标本的”事件可以让我们窥见一斑：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一座水库的堤坝上，两座超规划建设的别墅违规矗立了近一年之久，修建时还将水库堤坝主体铲低了约1.5米。据了解，镇江市京口区原区长沈柯章因行贿和挪用公款罪刑满释放后创办了一家公司，公司申请修建了这两栋别墅。多年的官场人脉苦心经营，沈柯章早已编织起路路畅通的人际关系网，即便不在其位，其权力影响还在。由于“期权化腐败”实施过程十分隐秘,较之传统腐败手段更为高明, 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以“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 而“期货”效应增加了腐败的时空跨度,难以收集有形证据，因此“安全”系数更大,加上政策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还不完善,所以逐渐成为愈演愈烈的腐败难点问题。领导干部之所以会背离人民寄予的厚望、背弃党给以的信任而走上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道路，究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常识告诉我们，追求福利最大化是人的天性，拥有权力而要让他不利用自由裁量权为自己谋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权始终与钱、色交织重叠、形影不离，党员干部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崇拜金钱、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仍相当浓厚，这种思想上的过渡期相当长。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经济尚不发达，物质基础、物质待遇不厚，分配上实行的仍是按劳分配，而且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分配上的不公、不平等，这就给贪欲者造成想贪、有机会贪或不择手段贪。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渗入我国，为党员干部的“腐败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心理准备。

现实中，监管缺位、监督无力，是官员腐败的重要因素。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净土”，没有不受诱惑的领域，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有利益就有诱惑，就有被腐蚀和拉下水的可能。这对我们一些“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来说，在很多时候，更容易被“关注”，更有做“交易”的价值，而且，越是位高权重，价值越大，越容易成为出于各种目的的侵蚀对象。一些人当上一官半职后，或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身为公仆，不是比工作、比贡献、比成绩，而是比气派、比享受、比财富；或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居功自傲，肆无忌惮践踏法律“红线”，无视党纪政纪为所欲为，是这些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官员留下的深刻教训。应该说，许多 贪官“出事”前“荣誉等身”。如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家岭就曾是全国优秀企业家，是一个一度红遍全国的风云人物，还有湖南涟源钢铁厂原厂长、总经理宋焕威也曾是全国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有杰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湖南省八届人大代表„„然而，这些顶着“明星”“优秀”“先进”桂冠的官员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能严格自律，没有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和政绩观，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面前，在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诱惑下，在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侵蚀下，忘乎所以、铤而走险。一些领导干部没有坚定理想信念，一心想为家庭儿女多留些钱财，导致全家同流合污，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发家致富”，导致“家腐”走向“家覆”。

通过对发生的违纪违法案件分析，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加大从源头上预防犯罪的力度，积极探索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才是治本之策。

一、强化思想教育，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最大限度地提高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整体思想道德、理论素养，牢固树立法纪观念、责任观念、宗旨意识，以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筑牢思想防线，时刻警惕来自各个方面的糖衣炮弹的侵袭，做到以敬畏之心待人，以敬畏之心待权，常怀律已之心，常怀感恩之心，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二、构建科学合理有效有力的权力制约制衡机制，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将走向腐败，没有制衡的权力必将陷于腐败，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给予了证明。从整个国家的监督体系看，监督权是重要的一环，也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关键。充分发挥体制内、体制外所有能够利用的一切手段，把权力运行真正置于所有目光的监督之下，让权力真正还原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为个别人谋利的手段。唯有如此，权力才不会走偏，权力才不会迷失，权力才不会惹祸。

在我们国家，要形成监督主体呈多层次且相互制约的体系：一是专门监督机构（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院）履行监督职责；二是要建立党委、人大、舆论和群众等为主体的多层次监督网络。各个监督主体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一旦发现公权力被滥用，各方主体就会相互支持、相互呼应，融合政治、经济、社会、道德、舆论等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有效制止腐败行为。

三、努力营造一个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勤廉从政环境，增强党员领导干部自我约束能力

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是世界上廉洁度很高的国家。高薪养廉在新加坡廉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廉政文化也是促进新加坡清廉社会的重要力量。有着“廉洁之都”美誉的香港，也凭着“执行处重拳出击，打击腐败，保持高压，让贪腐成为高风险行为，使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心存敬畏，不敢贪污；预防处查找漏洞，严防死守，完善制度，使有便利条件的人士找不到任何贪污受贿的机会，不能贪污；社区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倡导廉洁，净化社会风气，使所有市民都对腐败深恶痛绝，都以廉洁自律为荣，不想贪污”的制度，“三管齐下”反腐倡廉，造就了廉政公署的权威与声望。

由此看来，要营造一个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勤廉从政环境，我们还需要：建立完善公务员合理工资制度；积极推行公务员分类管理，规范行政、执法、专业技术岗位晋职方式与渠道；在完善制度同时，要增强制度执行的刚性，加大对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监督，对工作长期没有起色、群众强烈不满的地方、部门、行业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和成员要追究责任，让制度这根“高压线”真正“带电”；下大力气构筑社会诚信体系，培育诚信理念，建立健全诚信管理机制制度。要加强道德规范的引导，制订公务员行为准则，在社会诚信和行为准则上给公务人员两道“紧箍”，减少腐败几率。今年2月，中央下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人们称这“8道禁令52道高压线”，是对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新努力。接着，中央又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两项法规制度的出台，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其努力的方向和传递的信号更让人充满期待。

四、完善立法，规范权力，确保法律制度落实到位 “期权腐败”遭遇取证定性难的窘境，透示着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尴尬。完善反腐败的立法，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处,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

首先，我们需要完善我国反贪刑法制度，确定贪污贿赂犯罪的构成无最低限额要求。将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罪合并，凡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的，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均为贪污。增加贪污犯罪的经济处罚，提高罚金和罚款额度，使贪污分子贪利目的不能实现。

其次，将禁业规定从民事立法中扩展到刑事立法范围，最好明确禁止特定的人从事第二职业；扩大我国目前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成立的要件中“好处”的内涵：“好处”不仅包括金钱、礼物、有价证券等财产性利益；还包括职位、就业、契约等非财产性利益；不仅既得非法好处是犯罪，而且企图获取非法好处的行为也是犯罪。

再次，加强反腐倡廉队伍建设。在腐败形势仍然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增强调查腐败案件力量，加强反贪人员法律、电脑、现代通信、驾驶、财务会计等实用技术知识方面的培训，提高反贪人员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需要的能力和素质。在反贪系统建立比较灵活机动的行政管理层级和薪酬体系。严格工作纪律，对工作散漫、生活作风不检点或有腐败行为的人员要坚决予以辞退或开除。权力是把双刃剑。它可以给你带来很多，但是也可以毁灭很多，甚至于生命，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铭记。

第四篇：浅析新时期违纪违法案件特点及对策

浅析新时期违纪违法案件特点及对策 郧县党风廉政建设网2010-03-26 09:11:34 作者:杨青林 贺 振 来源:县纪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腐败也不断蔓延，特别是在新的时期，腐败表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和动向。在诸多新的反腐败课题面前，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和强劲势头，始终坚持用改革的思路，正确认识执纪办案工作，积极开创反腐败工作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驾护航。

一、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新特点

1、违纪违法范围扩大化。“拔出萝卜带出泥”，是当前一些违纪违法案件由个体向群体发展，窝案、串案、案中案频发的真实写照。在这类案件中，违纪违法行为不再简单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向集体、组织行为发展，由单一部门、行业向各个部门、行业和社会各个领域扩展，所牵涉的党员干部往往有数十人、甚至百人之多。比如湖南郴州腐败窝案涉及党政干部、商界人士达158人。同时，以领导干部家庭为核心的家族腐败化也呈上升趋势，一些领导干部表面上两袖清风、清正廉政，暗地里却唆使、纵容自己的亲属大肆受贿，或利用手中权力为亲属开办的公司等经济实体牟取暴利。

2、违纪违法领域多元化。当前，违纪违法现象已不再是个别领域的个别现象，而是在诸多领域均有呈现的普遍现象，违纪违法已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比如公款行贿、收受回扣、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贪污受贿、侵吞窃取瓜分国有资产、截留挪用套取私分国家专项资金、司法腐败、教育腐败、医疗腐败、组织人事腐败等等，已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3、违纪违法主体智能化。随着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官员愈来愈多，腐败分子大多“学历高、智商高、阅历丰”，他们进行违纪违法行为的作案方式由利令智昏、不计后果的“冲动”型，转变为处心积虑、预谋在先的“智能”型。他们

处心积虑研习法律法规，在违纪违法中化解风险、逃避打击，钻法律空子，使隐性腐败的“安全系数”更大。

4、违纪违法手段隐蔽化。一些腐败分子不再作现行违纪违法，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期权化”、“转让”、“洗钱”的交易，掩盖受贿之实，逃避法律制裁。比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自2003年起，先后四次收受礼金，总计约22万元，却尚未构成受贿罪，其原因在于他收礼金并未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说，期权化腐败等新的腐败形式已对传统的违纪违法定性构成冲击，一些违纪违法定性已明显滞后于新的反腐形势。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违纪违法分子利用计算机黑客技术伪造数据，骗取、侵吞国有资财，利用互联网赌博等，由于电子证据的取证难度，也给传统的取证认证制度带来一定的冲击。

二、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产生的原因

1、自我放任，不思进取。剖析违纪违法案件，不难发现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他们爱岗敬业，勤政廉洁，爱学习、求进步。但随着仕途的发展，职务的一次又一次提升，他们逐渐迷失了，得意忘形，思想上不思进取，工作中不学无术，沉迷于灯红酒绿之中，精神颓废、思想信念丧失。从受之有愧到习以为常，从谨慎行事到肆无忌惮，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逐渐偏离正确轨道，道德观日益败坏，享乐主义日趋膨胀，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错误思想，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以权谋私的工具，大行违纪违法之为，在违纪违法道路上愈走愈远，愈陷愈深。

2、体制不完善，监管有漏洞。制度不健全和制度不落实等制度建设上的弊病容易滋生腐败，对腐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内部管理无章可循，内部管理混乱，缺乏民主集中制。二是制度不完善，不系统，不规范，存在漏洞。特别是对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如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工程项目管理等存在漏洞，有可乘之机。三是制度管理存在形式主义，制度写在纸上，贴在墙上，不去执行或难以执行，形同虚设。四是存在权大于法，以权代制现象。有的单位“一把手”将组织赋予的权力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独断专行，为所欲为。

3、机制不健全，监管不及时。一是缺乏对党政“一把手”的有效监督，存在“不敢监督、不好监督、不能监督、不想监督、不善监督”的现状，这是反腐败机制上的重大软肋。二是基层组织对一般干部和无职党员监督不力，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近乎无人监督，以至违法乱纪时有发生。三是在有的地方管理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民主生活会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流于形式。

三、有效应对违纪违法案件新特点的对策

1、多措并举，广扩案件线源。一是突出重点，紧紧围绕违纪违法的重点对象、重点领域、重点类型，坚持把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贿赂案件；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人事权、审批权进行权钱交易的案件；国有企业重组、改制、破产和经营活动中贪污、挪用、私分国有资产的犯案件；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利用司法、执法权索贿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等案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金融、土地管理办法等领域中的贪污贿赂案件；跑官要官案件等等作为办案重点。二是紧紧盯住违法违纪的新特点不放过。针对腐败“家庭化”的特点，注意盯住领导干部家属、子女、亲属经商办企业或非法敛财的问题；针对腐败分子多有“贪色”的特点，注意盯住涉及包二奶、嫖娼等问题，对有此类问题的领导干部要注意深挖细查。针对违纪“人情化”的特点，注意盯住领导干部交友比较滥、身边大款多、身边工作人员不检点的问题；针对捞钱铺后路、期权化腐败的特点，注意盯住领导干部离职退休、岗位转换前后的问题。三是拓展案源渠道。在注重依靠信访举报和深挖“案中案”的同时，注意向加强执法监察、专项检查、审计监督、解剖非正常亏损企业等渠道延伸，注意从社会信息中提炼线索，从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中发现线索，从新闻舆论中发现案件线索，从所办案件中发现新的线索。

2、整合资源，壮大办案力量。要整合各方力量，充分发挥纪委在查办大案要案中的组织协调职能，把直接承担查办案件任务的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监督等部门的资源整合起来，优化组合，形成整体合力，达到最佳的办案效能。办案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重点突破党员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检察院重点突破非党、非监察对象的违法犯罪问题；公安部门重点负责监控和抓捕涉案对象；审计、财政、税务等部门重点负责查核违反财经纪律、偷漏税、做假账等违纪问题。同时要健全案件线索移送制度，防止各自为政、延误甚至不移送违法违纪线索问题的发生。同时，要采取措施加强纪检监察系统内部办案人员的专业培训和法律、经济、管理等业务培训，根据地方实际加紧建立办案人才库。

3、改善装备，提升科技含量。针对违纪违法人员作案日趋隐蔽化、智能化、数字化，反调查手段日益增多、能力日益增强的现状，要切实注意解决偏重使用“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等传统方法调查取证、办案手段单一的问题，学会运用录音、录像、技侦等现代化取证手段，提高查办案件科技含量，以应对新形势下调查取证的新难题。

4、狠抓落实，加强制度预防。大多数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与制度的不健全、制度的“形式”落实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对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深化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中，应切实着力抓好以下制度建设：一是重大事项集体决定制度。凡是重大事项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一定要经过党委或党组集体讨论决定，任何人无权改变集体的决定；二是实行权力分解制度，对有审批权的部门和管人、管钱、管物的部门实行权力分解，制定相互制约的制度，防止个人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三是严格执行政（村）务公开制度，杜绝暗箱操

作。对重大决策、财务收支等情况，属公开范围的一律公开，对未真正落实政（村）务公开的单位，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责任；四是严格落实财经制度，严肃财经纪律，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和政府采购等制度，认真组织经济责任审计，严格把好财政资金和其它资金收支审批关，堵塞漏洞，杜绝一切违规资金的运作行为；五是切实加强对制度落实的监督，纪委等有关监管部门要定期不定期检查制度落实情况，严惩玩忽职守等不落实制度的行为，努力打造查办案件的“互廉网”。

5、标本兼治，认真履行职能。反腐败斗争要以查办案件惩治腐败为重点，严肃党纪国法，震慑违纪违法，遏制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滋生和蔓延。同时，要注重标本兼治，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提高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要以制度化、规范化、多样化的警示教育为目标，创新教育形式，以违纪违法案件为载体认真开展剖析，查找体制机制上的不足和漏洞，及时健全制度、堵塞漏洞，防范腐败案件发生

第五篇：当前企业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原因、对策（推荐）

当前企业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原因、对策

[摘要]目的：为了探讨当前企业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原因、对策。方法：通过总结近几年来查出的关于企业违纪违法案件的资料，对当前企业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和原因进行分析，并总结查处对策。结果：当前企业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包括多元化、取证难度增大、作案手段多样和案发金额巨大；违法原因包括管理者思想蜕变、犯罪成本降低和监督力度不够等。对策包括多方协调、强化措施和夯实基础等。

[关键词]违纪违法，特点，原因，对策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企业违纪违法案件比以往明显增多，尤其是对于需要进行改制的国有企业，部分企业的管理人员利用在国企改制过程中的政策漏洞，非法侵吞国家财产，为社会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1-3]，为了探讨当前企业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原因、对策，笔者进行了如下总结： 1当前企业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分析

1.1当前企业违纪违法案件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现象

国有企业违纪违法主体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具体可归纳为以下类型：一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单独违纪违法。二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与亲属相互勾结违纪违法。三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与内部亲信相互勾结违纪违法。四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与相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相互勾结违纪违法。

1.2当前企业违纪违法案件的取证难度增大

改制企业由于多方因素，管理大都不太规范，档案资料管理混乱，加之不少老员工因改制而另谋出路，使得知情人越来越少，给调查取证带来较大的困难。另外，改制过程中的违纪违法行为多是打的“擦边球”，要想从法纪条规的角度，对相关作案行为和资产属性的认定等十分困难，社会关注度高。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组织调查是给企业发展“添乱”，甚至借“改革中的问题”、“保护企业家”的名义来干扰办案，导致调查取证的阻力和压力较大[4]。1.3当前企业违纪违法案件的作案手段表现多元化

从近年来查办的国有企业违纪违法案件来看，违纪违法的主要形式呈多样化，其中，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和失职渎职案件占较高比重。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国家财产，最小限度地承担被查处的风险，腐败分子会采用高科技、智能化的手段隐匿罪证、转移赃款，串供串证，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对有关帐目进行充分伪装、伪造证据转移视线。有的在剥离资产上做文章。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泰兴公司改制后，未经允许将代为管理的剥离土地开发房地产，收取大量房产预售资金。有的在隐匿债权上下功夫[5]。1.4当前企业违纪违法案件的案发金额巨大

近年来，在某市纪委所查办的改制案件中，案值超过1000万元的有7起，最小的一起案值也有400余万元。例如，某市燃料公司法定代表人常某巧言骗取主管部门同意，将改制时剥离的国有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并将开发所获纯利1200余万元全部用于个人炒房、挥霍，企业员工对此反响强烈，并组织群体上访，造成了较坏的社会影响。

2当前企业违纪违法案件的原因简要分析

2.1违纪违法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思想上的蜕变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多的干部领导人员因为经常在金钱方面响了从而使得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发生了突变，导致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2.2犯罪所需要的成本降低了

因为国家对企业的改制，使得很多犯罪现象调查起来比较困难，有的打着改革的旗号欺骗群众、有的用对改制工作没经验为借口、有的因为现有的立法不健全和完善等等原因使得企业改制造成的违法违纪现象成本变低。2.3大部分的领导对企业改制在认识上有很大的偏差

在企业的改制过程中有的领导干部对改制中容易发生的问题没有重视起来，让违法违纪人员有空可钻。2.4社会对企业改制的监督力度不够

社会上的监督机构对企业的资料验证不严格，评估机构不调查上交材料的真实性，评估机构工作人员责任不到位总是弄虚作假。2.5企业内部自身的监督力度不够

自身管理方面的体制是否健全是企业改制中发案的主要原因，企业管理“唯亲是用”、不透明等使得企业员工不敢提意见，监督力度大大降低，使得发案几率变高。3当前企业违纪违法案件的对策探讨 3.1注重初核，夯实成案基础

涉案企业的老总身份一般比较特殊，多年的苦心经营，编织了较为密切的关系网，有的还笼罩着耀眼的政治光环，为牢牢掌握主动权，初核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是周密制订初核计划。通过外围调阅人口信息、改制及工商注册等资料，结合举报反映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排出改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制订翔实可行的初核计划。其次是精心选择切入点。根据案发时的实际情况，将容易调查、安全获取证据作为初核切入点的选择依据，并抽调精干力量密切跟进，适时找有关知情人谈话，对相关证据进行固定。3.2抓住重点，力求快速突破

查办国企改制案件，重点是控制关键人、掌握重要书证。少数企业负责人为达到利用改制窃取更多国有资产的目的，常采用“明暗”两套账的办法。“明账”对外公开，但财务往来记载混乱，虚假成分较多；“暗账”不对外公开，记账真实，往来清楚，反映国企改制真实情况，对相关案件的突破关系重大，除改制企业负责人知晓外，往往由经办会计持有。这些人也深知个中利害，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将“暗账”销毁。因此，我们在办案时着重从经办会计处追缴“暗账”。3.3多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

国企改制案件一般都是窝案串案，案情较为复杂，我们充分发挥纪委协调办案的优势，注重调动各方力量，通力合作、协同作战。涉及到财务资料需整理分析的，请审计局或社会中介机构进行专业财务审计；涉及到企业偷逃税款、虚假注册的，请税务、工商部门协助调查，促进案件的快速突破；涉及到案件当事人或证人长期在外不归的，请公安、检察机关协助调查；对一些难以定性的案情，则约请检察院反贪局或法院民庭、刑庭的专家共同会商，确保证据确凿、定性准确。

3.4强化举措，扩大社会效果

一是全力挽损。查处国企改制案件，一个重要目的是挽回经济损失。对此，我们全力以赴，分类处理。对认错态度较好的当事人，动员其说清赃款去向，由本人主动退赃；对涉案对象退赃确实有困难的，积极与公司其他股东对接，讲明利害关系，让他们协助退赃；对迟迟不能退赃到位的，适时协调房管、车管等部门，通过查封涉案财物实现追赃目的。4总结

查处案件是与腐败分子斗志斗勇的过程，必须以创新的思维，在敢于承担办案风险的情况下，研究制定详尽的办案思路，不断提高办案工作水平。改制后的新企业，如果运转态势良好，改制期间的问题就会“潜伏”下来。只有经营不善，其它诱发因素出现，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才会浮出水面。但此时企业往往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各种矛盾凸显，没有敢于担责的勇气，是不可能成功查办此类案件的。同时，在案件查办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力，必须有一往无前的精神状态，适时调整调查方案，才能顺利查处国企改制大案。参考文献

[1]唐李.部分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探析[J].现代企业文化,2011,(21):137-138.[2]厉伟.企业案件高发领域和重点部位预防[J].现代企业,2011,(9):48-49.[3]佐红菊.新形势下国有企业违法违纪案件特点及查办对策[J].中国市场,2011,(9):140,144.[4]王亚.企业查办案件工作的实践与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1,(27):206-207.[5]王亚荣.国企人员违规违纪违法案件的防范与监控[J].山西冶金,2011,34(3):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