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的课堂体会（定稿）

第一篇：世界文明史的课堂体会（定稿）

世界文明史的课堂体会

通过对世界文明史一个学期的听课学习，对世界的发展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通过学习增长率自己的见识，了解了从人类起源开始的世界发展史。总结一学期的内容，将自己印象深刻的写下来。人类起源于类人猿，古代的类人猿最初成群地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后来一部分古猿为寻找食物下到地面活动，逐渐学会用两脚直立行走,前肢则解放出来,并能使用石块或木棒等工具，最后终于发展到用手制造工具。与此同时，在体质上，包括大脑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出现了人类的各种特征。

古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代印度在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人类文明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宗教性。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到现在中国仍有很多人信仰佛教。古印度公元前3000年前有了文字，象形符号与音符符号并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梵文，文字的产生缩小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

讲到古希腊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奥运会就起源于此，奥运会的起源与古希腊共和国的社会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城邦之间战争不断，为了应付战争，各城邦都积极训练士兵。斯巴达城邦儿童从7岁起就由国家抚养，并从事体育、军事训练，过着军事生活。战争需要士兵，士兵需要强壮身体，而体育是培养能征善战士兵的有力手段。战争促进了希腊共和国体育运动的开展，古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也带有明显的军事烙印。

谈到世界文明史，就会有三大宗教的讲述，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佛教是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就是佛让人们止恶扬善、自净其意的教法、是佛陀的教育。伊斯兰是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仰宇宙独一的最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基督教信仰圣父、圣子、圣神三而一的上帝，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时间和空间）万物，包括人类的始祖，罪，基督救赎，灵魂与永生，众生平等．没有谁的地位高于谁,。

这一学期的学习让我对世界文明史方面的知识有了了解，在以后的生活工作中相信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篇：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读《世界文明史》产生的几点思考和涟漪

五一期间选读了威尔·杜兰的著作《世界文明史》的部分章节，我不禁由衷地钦佩杜兰博士的对工作细致的精神与对历史的严谨态度。觉得该书文字通顺流畅、言简意赅；内容明晓流畅、栩栩如生，资料翔实、细致；评价客观；读起来觉得通俗易懂，毫无疲倦之感，真不愧为史学界的一大力作。

我拜读了这部著作“东方的遗产”、“凯撒与基督”、“卢梭与大革命”这些篇章的部分内容，这弥补了我在历史上的许多不足，实在使我感触良多，几乎读过每一章都有许多感想，激发起思维上的涟漪，无奈时间有限，加上自身认识和手头其他相关资料有限，我也不敢在老师面前造次，于是十分功利地选了关于对“中国与远东”中部分章节的读后感作为此次作业。

哲学家的时代

（一）关于诸子百家的缘起

威尔·杜兰评价东周时期的社会**时说到“在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情形下，中国的精神生活表现出了蓬勃的活力，困扰了历史家的通则。因为在这失秩的时代里，树立了中国语言、文学及艺术等的基础；建立了新生活，即经济组织和规定而获致新的安定；以及产生了新文化，这种文化尚未将传统的暴虐与帝国政府溶解于一炉，但却为中国精神史中最富创造性的时期的社会架构。”（[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3，东方出版社，1998年）在威尔·杜兰博士看来春秋战国时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然而恰恰正是这个**的社会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发展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似乎有违历史通则。这不禁让我对其产生了些许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前，吏与师不分。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知识。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刘歆甚至将各家具体出自于何种官吏都作了细致的划分，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等。刘歆关于各家来源的解释和分类虽然有许多任意牵强之处，但是他在归类的过程中充分观察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是十分先进的，故我们不妨把刘歆的理论加以修正：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庶民构成了其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而只有特权阶级即周王室和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就是说他们当然地负起了引导社会知识文化发展的责任。然而当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预示着固有的政治权利结构发生重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诸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阶层；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专长或其他原因上升成为官吏，融入特权阶层，社会学上将其称之为社会结构性流动。（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各诸侯国为了强化其国力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会结构性流动的过程（事实上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含有与“打破贵族世袭垄断政治权力”相类似的举措。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包括贵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从而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礼失求诸野”。他们通过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并游历诸国以期达到其政治主张。他们不同的专长或者思想见解经过繁衍和发展逐步成为各种不同派别。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

西周的分封制造成的分裂局面和小农经济“自己自足”的特性造成文化交流的割裂为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

尽管自秦代到清代的两千多年间我国社会始终没有摆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周期律，然而却未曾发生过诸如东周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动，其朝代的更替不外乎洛克总结出的：“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暴君，然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往往要在革命的队伍中不加限制地树立一个新权威，这使得革命常常陷入推翻了旧暴君而产生了新暴君的循环往复过程中”的规律范畴。每一次分裂到整合从来未曾发生社会结构性变动，也就是说中国在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上原地踏步了两千年。可以说这与后来中国在大一统的环境下确立并强化的政治体制、文化结构单一体制有极大关系，统治阶层的一元化即君主集权的强化使得中国社会从统治阶层内部发生制度性变革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而文化结构的单一固定使得平民很难超越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中国的平民革命即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革命很难摆脱“洛克模式”的范畴。

（二）关于道家“出世”和思想的社会根源及其影响

在提到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最大的人无疑首推孔子，杜兰博士称其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9，东方出版社，1998年），然而我们往往会发现中国人通常的行为准则常常与儒家所要求的相去甚远。我们在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时，宗教对其的影响往往是不可估量的，直到今天对中国民众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印度传来的佛教，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印度固有的已经大不相同，其蕴涵的哲学思想与个人的修行方式却接近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化的佛教或道化的佛教。这其中表现得最典型的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禅宗”，它实际上是道家哲学和佛学两家精妙之处的汇合（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182，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这里需要指明的是道教的哲学思想与道家思想是有差别的，实际上道教的哲学思想中综合了道家和阴阳家两种思想。

道家学说和道教在汉初和宋代分别达到了高峰，加之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带动影响使道家学说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最重要的原因是道家的学说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异常相衬，这使得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往往与道家学说“暗合”，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更加深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中国人口分布自古就呈现区域性密集的态势，中国的人口密集区就造成中国精耕农业最主要的条件。精耕细作的农业以大量集中的劳动力放在小农庄上，以大量的劳动力来应付季节性的需求（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P22，新星出版社，2006

年）。由于土地产量有限，更加之实物田赋和各项田租，使得农民手中的可用来交换剩余粮食不多，而当土地霜冻期无法耕作时，短期农闲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化为农舍工业的人手。而农舍工业的产生排斥了城市作坊工业，大大减缓了城市化的进程。农业本位思想催化出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中国精耕细作的历史背景，则是政治力量毁掉城市，毁掉作坊工业，毁掉私了家经济”（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P22，新星出版社，2006年）。这就促成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根深蒂固，其自己自足的特性决定了其封闭性和隔绝性，这就为道家的“出世”思想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和基础。

威尔·杜兰在 “古博真人”一章中关于老子的记载有：“但当人类获取„知识‟后，生活因种种机巧发明而变得繁忙复杂，心灵与道德的纯真也将失落殆尽……识见高远的人将规避城市的复杂，逃避腐败的文明，逃脱衰微的法令迷宫，而隐于大自然之中，没有城镇书籍、污吏以及徒劳的改革者，反可以游目骋怀，自寻乐趣。……”的描述。由此可见，老子的“出世”思想来源于其“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绝学无忧”的观点，我们很难评价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至少事实证明他的这种观点对于个人养生还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个观点还可以推导出他“清净无为”的思想。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确实是统治者的梦想，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复苏和繁荣正是“无为而治”的一次成功实践，事实上政府尽量减少以行政手段进行直接干预作为管理方式并取代以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被证明为是一种十分良性的管理模式。

然而我们民众持有的不完善的“出世”思想使之常常遇到社会不平等现象就“高高挂起，事不关己”、及其缺乏公民意识等特质历来为杂文家所批驳，梁淑溟先生评价中国文化有“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的特质，并举例说明国人圆滑：“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是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梁淑溟，《中国文化要义》，P245，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面对时间的不平等，我们通常表现出的并不同于印度那样的麻木并安于接受，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超然并把期望寄希望于来世，也不像基督教传扬的要行善于天下。通常中国的品德高尚之士会选择逃避社会现实，并独善其身的方式，这是中国君子的共性，他们傲然于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就好比与在春季开放的绝大多数花朵不同，菊花在秋季才绽放，故就连中国社会品德高尚的人士也往往对公众生活及社会公益事业态度漠然，鲜有会投身于社会公益，有投身于公益事业的也会常常因其行为违背其所处的社会群体的常规，而被视为“越轨行为”加以排斥。

革命与更新

“世界上曾有过巨变，唯有远东不变；现在远东却无所不变。这个最保守的国家，突然变成仅次于苏俄的一个最彻底改革的国家，它正以无比的毅力去破坏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风俗和制度。这不仅仅表示这个自1644年所建立的朝代的结束，这是一种文化的蜕变。” 威尔·杜兰如是评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2—P553，东方出版社，1998年），如果说东周的分封割据局面促

成了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社会大变动，那么清末的变革就算得上是第二次社会大变动，并且直到今天社会结构变动的余波尚在，或者说这样的社会变动还没有完全结束。

比较两次社会变动与中国其他时期的分裂和社会动荡，实际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首先，社会危机爆发的起点首先出现在社会统治阶层内部，也就是说变革的开始阶段都是自上而下的。分封制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促成了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而在各诸侯国内实行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往往都含有打破统治阶层世袭制的措施，这其中又以“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其“按军功授予官职”的措施实质上打破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使平民也有可能融入社会上流阶层。而清政府在清朝末期对“科举制”的变革实质上打破了对固有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了清末民国初社会结构变动的开始，唯一不同的是相比较前者，后者的变革有很大程度上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

第二，两者都打破了固有的社会流动模式，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结构性流动。很显然，固有的社会体制的重构，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必然会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流动。所谓的结构性流动是指由于社会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大规模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根据这个定义的理解：这种类型的社会流动必然是涉及阶级、阶层的转移和流动，也可以说流动是由于阶层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而流动本身也将引发新的阶层或阶级结构的形成。东周时期表现出的是贵族对权力垄断的打破，这在文章前面已经有了阐述。而在近代中国则表现的是“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转变”。（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第6期，转自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摘自思文网），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不仅逐步完成了到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转变，而且其本身也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中心地位，随着这些人的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由于较早接受新思维而被排除在社会主流阶层之外的那些新知识分子，以及学识和身份都处于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小知识分子，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志田将其称之为“边缘知识分子”，按照罗志田的理论“边缘知识分子”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废除的当时就断绝了已成年而尚未“进学”的大量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体制下，任何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还未跨入知识分子阶层，就已不再有希望。从清季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与同时期中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相比，一直相当微小。从这个视角看，近代教育的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影响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摘自思文网：）

第三，二者都引发社会制度的重构。并产生了新生的社会阶层。正如前面所说的，两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新的知识阶层。

第四，在两者所处的不同时期中国社会都没有一个主导性思想，或者说缺乏一个完整的主流社会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派众说纷纭，互不相让。同样的，在近代中国，随着“西学东渐”，主要是公费及自费出国“以期寻求救国图存之道”的留学生带来了大量的且互不相同的西方先进思想，加之旨在推翻“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严重冲击了两千多年植

根于国民（主要是知识分子）心中的儒家思想，原先的主流思想受到抨击，不能发挥其核心作用，这更为多种思想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运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来解释就是：当一个社会因规范丧失了制约的力量，那么原有的社会将出现行为规范、文化价值体系处于全盘解组的混沌无序状态。（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P7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而这个时候的中国的传统思想已经或逐步地丧失了其原来的控制作用，整个中国文化也相应地呈现了无序的状态，这为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兴起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一时间，“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工读主义”等等“主义”交相辉映，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又一次学术争论高峰。正如威尔·杜兰所说的：“他们研究西方的哲学，失去了对祖国宗教的信心，他们在这种教育和新环境的鼓舞下，崇尚急进的思想，而反对祖国的旧文化。年复一年成千的这些急进的青年回到了中国，他们不满于他们祖国改革的缓慢和物质的落后，在每一个城市种下了怀疑和革命的种子。”（[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0，东方出版社，1998年）

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这些共同特点是促成中国思想界和社会制度巨变的重要原因，只是在谈到后一个时期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然而一切问题的内因都是促成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如汤因比所说的：“内部力量是一个国家、民族和一种制度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真要考虑到其外部力量的作用，那也仅仅只是在它快要断气之前给予它致命一击。”

第三篇：世界文明史作业（范文模版）

一、费孝通老先生在80寿辰时，曾经意味深长地讲了一句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结合所学世界文明史内容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国际形势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30分）

答：从历史和现实中可以看到，要想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首要的条件应该是各自能够保持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君子之风”。

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就是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古脑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

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我想我们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当今地球上的人类，应该比古代人具有更广阔的胸怀、更远大的目光，对于不同文化有更高的鉴赏力，拥有一个与不同文明和睦相处的良好心态。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留下了许多包含了深刻哲理的宝贵经验。比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人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又如“修己而不责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这样的格言，都包含了克己、忍耐、收敛的意思。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形成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特有的一套哲学思想。

当我们探讨和研究不同文明如何相处的时候，必须充分了解和借鉴世界上各种文明，做到博采众长、开阔胸怀、拓宽思路、启迪灵感。近年来，“欧盟”的统一进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欧洲的社会经济发展，一直在世界上扮演着“领跑者”的角色，所以欧盟的统一，可以看作是在全球化背景和现代社会条件下，欧洲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国家，在试图重新协

调它们之间的关系，探索如何共处的一个实例。当然，欧洲的“统一”并不就是未来“全球化”的模式，全球化并不是世界“统一”。地球上如此众多信仰不同、风俗各异的民族和国家，情况远比欧洲复杂得多，而且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着严峻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诸多问题，决不是一个“模式”就能解决的。这个尝试和实践之所以引起我们注意，是因为它能为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提供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

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看，世界上所有文明都蕴含着人类的智慧，每一种文明都值得我们关注、研究，从中汲取营养。比如像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民族、宗教关系极其复杂的国家，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就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处理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并存的经验；同样，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强大国家和各种强势文明，诸如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阿拉伯文明、南美文明、非洲文明等等，这些庞大的多民族的社会实体，无不在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和融合方面，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们应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地深入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应该下功夫研究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以扩展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的想像力和创新能力，为当今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同时，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

二、分析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不要抄网上的）（30分）

答：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人类智慧的象征。她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共同的语言、相同的信仰以及同文同种的历史却把他们紧密相连。他们那“无所不包的才能和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及的地位”。古老的希腊民族不但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文明，在文学、史学、科学、哲学、艺术诸方面都独领风骚。

罗马文化是民族性和实用性的有机统一，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完全扎根于罗马民族的特性之中。罗马人热爱集体，讲求实效，他们富有军事和组织的天才。他们不事幻想，处处显示重具体、务实际的实用主义风格。他们崇拜权威与道德的结合，追求现实主义的现实生活。他们不大热衷于科学和哲学的理论探索，而更注重于自身语言的发展和传播，更倾向于军事、法律、交通、建筑等方面的文化建设。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西方文明之源一一两希文明（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结晶。它构成了两方社会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并影响到世界广大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进程。基督教文化的涵盖极广，在西方传统中，人们习惯上称西方文化为“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文明”。这种共识来自罗马帝国晚期和漫长的中世纪发展时期基督教在西方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杜维明教授曾指出西方文化有着三大源头：“古希腊文明，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对物的反思，发展为后来的科学传统；古希腊文明和犹太教，从对上帝的敬畏，引发出宗教原罪思想；古罗马法制传统，发展为近代的法制观念。”而这三大源头都在基督教中汇总。并以这种宗教信仰的形式在西方构筑起庞大的文化体系。

从上诉介绍中可以看出罗马文化中对希腊文化有一个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关于希腊古典哲学的继承，同时，由于在古希腊自然科学的那一部分东西都包含在古希腊哲学之中，因此，罗马文化也把自然科学这一部分也继承下来了。

另一个方面就是全盘继承了古希腊的宗教，古希腊的宗教是多神教，因此，在基督教出现以前，罗马也是一种多神教的宗教。

而希腊的政治制度古罗马没有继承下来。希腊实行的是一种民主制度，而罗马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这是希腊和罗马的一个本质区别。

基督教文化和罗马文化也有一个继承关系。这里面，基督教文化主要继承了罗马文化中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并以此对耶稣创立的基督教进行了改造，使基督教由一个民族宗教上升为世界宗教。在基督教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研究认为，完成这项工作的是保罗。

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一个是宗教内容上的变化，罗马文化原来是多神教，后来吸收了基督教后，变成了基督教的一神教。这是一个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变。有的西方社会学家据此认为，由于一神教是宗教的最高阶段，因此罗马帝国由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具有本质上的意义。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个观点。

另一个是在政治制度上，在罗马文化中，基督教的教会领导人是由罗马帝国的皇帝确定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对教会有无上权威。而在基督教文化中，国王即位是要由教会同意的，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国王的选择也是有教会决定。

第四篇：世界文明史

文艺复兴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义萌芽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是通过市场来运转的，而市场上择优选购、讨价还价、成交签约，都是斟酌思量之后的自愿行为，这就是自由的体现，当然要想有这些“自由”还要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自由，而所有这些自由的共同前提就是人的自由。此时意大利呼唤人的自由，陈腐的欧洲需要一场新的提倡人的自由的思想运动。文艺复兴的意义首先在于人文主义的张扬，他们提出了“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的口号，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运转。文艺复兴的意义还在于它敢于向封建文化和神权思想挑战。这时的作品，都对当时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和教会神权的腐败昏暗进行了鞭挞，吹响了进攻的号角，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发展鸣锣开道。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对神学的批判和否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经院哲学的。既是对神权思想和封建专制的一种反抗，更是对古典文化的一种肯定和张扬。西方文化功过文艺复兴，通过仿照古典文化的精粹，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世界文明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关键字：文艺复兴 思想解放 人文主义摘要:中世纪的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多种条件的促生下，于欧洲的意大利首先出现。资本主

正文：十四世纪，欧洲的历史开始进入了近代文明的黎明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工商业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一些城市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他们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为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经济利益辩护，他们需要新的学术、新的文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给予支持。这样，一种完全崭新的近代精神就产生了。文艺复兴是反对神权、反对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托起近代欧洲的力量。当我们按照字面认识到文艺复兴就是新生和再生时，我们就知道历史已经在喧嚣声中孕育出绿色的希望种子。中世纪就此隐退，新时代就此诞生。

在今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还有其他许多欧洲城市，人们仍在尽情享受这段辉煌时期所遗赠下来的文化杰作、经济成就和浪漫情调。

伟大的诗人但丁在这个时候写下了他的代表作《神曲》，他的另一本著作《新生》成为呼唤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旗帜。新生的号召彻底否定了中世纪于事无补的经院哲学，文化开始转向了。但丁之后，其他的诗人如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担负起了重筑文明的重任，一个探索思想、关心现实的文学团体就此诞生。对知识和创造力的热情带来了许多的新思想，也鼓励了探索，包括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和伽利略的新宇宙理论。

毫无疑问，不仅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直到今天，知识就是力量也是一种普遍的信仰，这能够为那些追求进步的人提供一个基础，因为，一无所知的人也就一无所爱，什么都不做的人也就什么都不懂。文艺复兴时期教育兴邦的观念产生了，近代的高等教育在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里诞生了。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研究彻底改变了中世纪的愚昧和悲观的世界观。因为教育的缘故，人类获得了主宰命运的机会而知识成了人类发挥他巨大创造力的基础。没过多久我们就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文明，一个从未见过的和谐而复杂的结构。

我们不禁要对文艺复兴时期如此鲜明的色彩感到惊奇，艺术家们大胆使用灿烂的色彩以衬托出人们已经进入黄金时代的新时期。每件艺术品都色彩丰富，形象生动，中世纪的黑与灰让位给了一系列的明亮色彩。从文艺复兴的早期开始，这些充满活力的明亮色彩就很快地覆盖了整个欧洲。拉斐尔、达·芬奇、提香和其他的艺术家留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杰作。随着文艺复兴思想的传播，社会也发展了一种充满主动、热情、活力和创造的精神。当时的天才艺术家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了社会思想的变迁。达芬奇的代表作《微笑的蒙娜丽莎》并不是什么贵族妇女，而是一个商人的妻子，在当时用她来做这种画的模特是很少见的，但这幅画的光辉告诉人们即使在这样灰暗的世界中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同时也暗示着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变化。

大卫雕像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在米开朗基罗的这个伟大的雕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展现的力量和感情，正是人类的根本激情。站在我们面前的不光是一个肌肉发达的人体，而是象征着力量和勇气的强壮的年轻人。这个雕像是真实生活的一个写照，不仅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更是一个新领导者，一个真理的勇气的护卫者，它告诉人们欧洲摆脱过去罪恶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健康的精神去奋斗。这个现代的雕塑表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快乐的人，他告诉人们要警觉要运用他们所有的力量摆脱中世纪非人的黑暗。

法国是继意大利之后文艺复兴得到开展的地区。著名文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是其人文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巨人传》被视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部杰作，法国长篇小说的开端。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和散文家，蒙田，他的《随笔集》是其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

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德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也自15世纪末逐步展开。16世纪后半叶西班牙的文艺复兴也得到广泛传播。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的最伟大文学家是塞万提斯。其代表作《堂吉诃德》是欧洲出现较早的一部长篇小说。

随着文艺复兴思想的传播，另一个欧洲的主要城市伦敦也受到了启迪。著名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所创作的对话体小说《乌托邦》描述了一个理想社会。那里没有私有制，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没有专制暴政，没有宗教迷信和宗教狂热，人人劳动，产品丰富，按需分配，社会和谐。他的作品对后来出现的描写理想社会的文学有很大影响。城堡山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权力中心，到今天已经成为象征当时的美丽和权势的宝贵遗产。十六世纪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和是十七世纪的伟大诗人弥尔顿是英国历史上继乔叟之后两颗最为灿烂的明星。莎士比亚的作品不论是《李尔王》《亨利五世》之列的历史剧还是《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等悲喜剧都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展现在观众面前。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和其他领域的领头者在文学、艺术、雕塑、建筑和音乐上创造了大量的杰作，这些作品对文明就如一个新的文化层次做出了贡献。他们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众多杰出人才势必不能繁荣昌盛。光、美、爱、灵魂组成一种新的世界图像，庸人统治的中世纪旧世界被埋葬了，人文主义者相信社会的发展必须是平衡的，为了祖国的繁荣和人类美好的生活，他们注意到了人性发展的无限制的可能性，他们相信人类生机勃勃的文明时代即将来临，一个新人将要诞生，他就像米开朗基罗所雕刻的大卫那样站立了起来。文艺复兴带给人们的积极世界观使得人们对生活感到欢欣鼓舞和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徐新编著《西方文化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叶胜年著《西方文化史鉴》 上海外国语教育学院

第五篇：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当我在秋林书城发现由北京大学马克垚教授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一书时，真是爱不释手，掏出120元钱买了此书上下册，世界文明史读后感。读后感想颇深，特写感受如下：

一 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第一轴心期”的中国

在公元前800—200年间，世界上出现了三个文明中心。《世界文明史》152页记载：“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在整个欧亚大陆——希腊、中国、波斯和印度，思想异常活跃，群雄角逐，异说纷呈，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他们为人类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卡尔·雅斯贝斯称之为‘第一轴心期’”。当时的中国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百家争鸣运动。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名人辈出。促进了哲学、文学、政治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唐宋时期中华文明举世无双

《世界文明史》300页说：“中国唐宋时期的文明，可以说代表了这一发展阶段最高峰，是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大量的 朝鲜人、日本人、印度人、西域人来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明清时期的新变化

明代直至清代前期，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世界文明史》425页记载：“在中国和西方贸易中，中国是出超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每年都有大量出口，……

十七、八世纪，中国从国外输入6万吨白银，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当时的中国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强大的中国开始狂妄自大，不思进取。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央集权的专制进一步加强。罢免了官僚机构之首的宰相。由皇帝直接经管六部。皇帝是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执行者，读后感《世界文明史读后感》。明朝末期，由于专制导致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

第二，新思想观念遭到扼杀。《世界文明史》428页记载：“明代后期，一些不满当权派的知识分子借书院讲学之名进行政治活动。其中以东林书院为首，也称东林党。引起当权派的恐惧，最终将他们杀戮禁锢，直至禁毁书院。清朝时期大兴文字狱，迫害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著名思想家李贽著作多次遭到统治者禁毁，70多岁仍被捕入狱，愤然自杀。

第三，西方文化的入侵。1511年，葡萄牙人在饶过好望角13年后，攻占马六甲海峡。1514年进入中国东南沿海。16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惨败。从此，中华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

二 中国近代落后之迷。“李约瑟问题”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穷其毕生精力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提出了一个疑问，即“中国古代技术辉煌曾经胜过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此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提出了“环境决定论”、“语言文字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入侵决定论”等。

2中国摆脱落后的努力，开启现代化的进程。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如梦方醒，开始承认落后。开始了寻找落后的原因和摆脱落后的努力。

第一，器物现代化。1842年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说，认为中国的制度是好的，只是武器不如人。从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理论就具体实施。洋务运动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差距，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但由于制度落后，导致甲午战争惨败，洋务运动破产。

第二，制度现代化。维新运动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制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但由于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西方制度在中国遇到“水土不服”，出现了“国会纵火案”、“曹锟贿选”、“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等事件。

第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矛头直指中国传统封建文化。陈独秀提出用西方的民主、科学改造中国青年，使之成为新青年。鲁迅直截了当批判封建礼教，并提出“拿来主义”。胡适更被看作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遭到文化保守主义的不满。中国近代落后与失败是传统农业文明与新兴工业文明碰撞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