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纠纷审理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讨

第一篇：保险合同纠纷审理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讨

保险合同纠纷审理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讨

一、关于商业险中无责不赔条款的效力问题

2007年7月20日24时03分，驾驶人李东风驾驶车号为豫PH5170/PH551重型普通半挂车，沿沪昆高速公路由西向东方向行驶，当车辆行驶至沪昆高速公路（江西）79KM＋800M（南城、上饶县境内）时，因操作不当，撞上左侧快车道上正常行驶的由驾驶人叶振华驾驶的赣E98879号轿车后冲过中央隔离带，撞上由驾驶人张凯驾驶的由东往西方向（北线）行驶的赣F86692/F2307挂号半挂车左前部，造成豫PH5170/PH551挂号半挂车上驾驶人李东风、乘车人刘亚琦当场死亡，赣E98879号轿车上驾驶人叶振华、乘车人李巧珍及赣F86692/F2307挂号半挂车驾驶人张凯受伤，三辆车及高速公路路产受损的重大交通事故。2007年8月15日经江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直属支队第七大队作交通事故认定：“驾驶人李东风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驾驶人叶振华、张凯和乘车人李巧珍、刘亚琦不负此次事故的责任。张凯受伤后即被送往医院抢救，先后在江西凤凰医院、浙江省富阳市中医院住院接受治疗，共花去医疗费54167元。2008年2月28日经江西上饶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张凯伤残等级为一处伤残9级，两处伤残10级，为此花去鉴定费600元。2007年10月10日经江西省价格认证中心作鉴定：赣F86692—F2037挂号半挂车损失价值为147116元，花去鉴定费5300元。2009年5月15日经浙江省富阳市环山乡调所委主持调解，原告与张凯就赔偿达成协议，由原告一次性支付张凯赔偿款计币9万元。另查明，2007年7月30日原告为赣F86692牵引车在被告处投保了保险金额为23万元的车损险，保险金额为5万元的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等险种；为赣F2307挂车在被告处担保了保险金额为8万元的车损险等险种，保险期限自2007年7月4日至

2008年7月3日止。

从保险条款及保险单来看，责任免除条款及特别约定条款均没有被告所称“交通事故中对无责任的被保险人不予赔偿”的约定，被告财保金溪支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称的该“交通事故中对无责任的被保险人不予赔偿”情形已告知原告。《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方负主要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被保险机动车方负同等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被保险机动车方负次要责任，事故责任比例为30%。从该条款所列事项不包括无责任和负全部责任的情形。如果按被告的说法无责不赔，无疑将此情形列入到了免赔之列，等于责任免除之外的责任免除，这与合同的整体构架相悖。如果无责不赔，那么可能对投保人形成误导即鼓励违章驾驶，与保险制度价值相悖。其次从保险的功能来看，如果投保人无责时所受损失自负的话，势必会造成应负全部责任的一方与无责的一方双方串通，协商同等责任，主次责任或者相反，以满足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而得到不应有的利益；同时会造成交通事故的频发。被告“无责不赔”的行为违背了保险活动应遵循的最大诚信原则。本案中，被告提供的保险合同的条款属格式合同，在订立保险时，除责任免除条款外，其他条款不应再有责任免除的条款，如果存在此条款，被告应向原告明确说明。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被告从保险条款的兜底条款及责任赔付标准推定包含“无责不赔”的解释也无依据。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即保险人与投保

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合同的投保单、保险单、保险条款等上面载明相关的免责条款和提醒条款外，还必须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前或订立保险合同之时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此外，我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保险人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保险人是否做了明确说明就成了问题的关键。那么，如何认定保险人是否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批复中提到：“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保险合同纠纷中，因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败诉的比较多。对保险人是否需要另行提交证据证明已履行说明义务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由此产生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效力确定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投保人既然与保险人签订了具有责任免除条款保险合同，说明保险人已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了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无须另行举证，免责条款生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向投保人说明合同中的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是保险人的先合同义务。保险人应当举证证明履行了该义务，否则保险人免除责任条款不产生效力。这样才符合保险法对该条作特别规定的立法精神。

我们认为，对保险人违背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应当判令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对免责条款，《保险法》不仅规定保险

人负有“明确说明义务”，而且规定了保险人违背该义务的法律后果，即“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基于利益平衡理念，结合合同法理和保险条款的性质，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主张，不论是否发生保险事故，投保人可以重大误解为由要求解除保险合同，保险人应无条件退还保险费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保险人不应当支付保险金。

二、保险期内车辆转让，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在保险期内，车辆已转让（过户或未过户）给新车主，保险合同未变更，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对此问题看法不一。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车辆过户后，如果没向保险公司申请办理保险单批改手续，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发生保险车辆的转让，双方已办理或未办理机动车辆买卖过户手续，未告知保险公司该车辆转让事宜并办理相关的保险变更批改手续，但并不因此导致保险合同的无效,保险公司应承担全额赔偿责任；还有一种处理结果认为：此种情形保险公司可部分免责。对此我们认为，虽然《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规定，被保险机动车转让他人，未向保险人办理批改手续，保险人可以拒赔。但是该条款是典型的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的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对于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保险公司以该免责条款作为拒绝理赔的依据，有违《合同法》的公平原则。保险合同未更改并没有增加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从而加重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虽然存在履行保险合同的缺陷，但并不能构成保险公司免责的法定事由。保险车辆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伤残的结果，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

责任范围内的理赔义务。

三、投保人、保险人存在缺乏“最大诚信”的问题。

保险实务中，保险合同纠纷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双方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争论上。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原则贯穿于保险合同的始终。然而在履行保险合同过程中，投保人、保险人最缺乏的就是诚信。对投保人是否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认定，在审判实践中是保险合同案件的焦点所在。如何认定投保人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履行告知义务时，必须做到正确无误，一般认为，正确无误只能是大体上和基本上的正确，即只要是投保人告知的情况与事实的出入之处并未影响或足以影响保险人确定保险金条件和保险费率，即认为投保人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有以下几种情况：

1、如实告知义务是只看结果不看原因。也就是说不论投保人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只要存在投保人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保险人都有权解除合同。因此，在投保时，投保人应该尽量全面地向保险公司提供真实的信息。但是，如果是投保人不知道或不应知道的事实，即使影响保险人是否决定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也不必负告知义务。

2、在投保时，只有询问才有告知义务。投保人只须就保险公司询问的有关问题如实回答即可，对于保险公司没有询问的事项，不论其是否重要，也不论保险公司是否知道该事实，投保人都不负告知义务。

3、被保险人也负有如实告知义务。在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由于被保险人更了解保险标的的实际情况下，而且被保险人是以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的利害关系人，被保险人当然也负有如实告知义务。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也可以通过加收

保费或改变保险条件等方式使保险合同继续存在。从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3、4款的规定来看，针对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观过错程度的不同，其法律后果也有所不同：

1、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2、、投保人出于过失而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则保险人也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但须注意的是，除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可以退还保险费外，解除保险合同前，保险人不能免除对此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的赔偿或给付责任。

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民二庭

第二篇：合同纠纷审判实践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合同纠纷审判实践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

原文出处《山东审判》2008.3.34~38

为加强对商事审判中疑难问题的研究，统一认识，2008年3月25日至26日，山东省法院商事审判研究小组在济南召开2008年第一次会议。省法院李勇副院长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冷绍民，省法院立案庭、民一庭、民三庭、民四庭、审监庭、研究室(审委办)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全省部分中院的分管院长、商事审判庭庭长及部分基层法院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针对商事审判中有关合同法、担保法、公司法和破产法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统一了对大部分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意见，现将本次会议上有关合同法的问题及处理意见整理刊载如下，供读者参考。

一、有关合同主体资格问题

(一)机关内部的事业单位是否具备民事主体资格

“判断机关内部的事业单位是否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应依照其是否进行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若其己依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进行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性质上属于事业法人，具有相应的民事主体资格;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对于仅经过机关内部人事管理部门决定或者经编制管理部门批准在机关内部设立的事业性质的机构，未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按照机关内设机构处理；应认定其不具备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其行为后果由设立该机构的机关单位承担。

(二)如何确认民办学校的主体资格

根据民政部民函（2005）237号《关于民办学校民事主体资格变更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精神，目前民办学校的登记形式有三种：个体、合伙和法人。民办学校在性质上属于非企业单位，但在处理涉及民办 学校的相关案件中，可参照类似性质的企业的相关法律规定，确认民办学校的主体资格。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民办学校的办学许可证仅仅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实施教育管理的一个行政许可文件，与民办学校的主体资格的确认无关。

(三)建筑企业的项目(经理)部是否具备主体资格

建筑企业的项目(经理)部是建筑企业因经营需要为特定项目所设立的临时机构，一般随着项目的产生而组建，随着项目的结束而解散。从性质来说，此类项目(经理)部属于企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具备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实践中，有的项目(经理)部虽然不是由建筑企业出资设立，但长期以该建筑企业项目(经理)部的名义从事建筑经营活动，并向建筑企业上缴管理费。对于此类项目隆理)部的主体资格，应和建筑企业自己所设立的项目隆理)部同样对待。项目(经理)部所签订的与施工相关的买卖建材、租赁建筑设备等合同，后果应由建筑企业承担。

(四)企业被注销后是否还具备民事主体资格

我国在企业法人人格消灭或者法人权利能力终止的确认问题上，采取登记要件主义。因此，企业工商登记被注销后;不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同时也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司法实践中，有时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虽然显示为“注销”，但注销的原因显示为“被吊销营业执照”。按照法律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该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因此，上述记载只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方便登记管理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在此情形下，由于企业末经过法定清算程序，企业法人资格并未真正消灭，其民事主体资格及诉讼主体资格仍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法经[2000]24号函)中规定的原则进行处理。

二、代位权诉讼的有关问题

(五)是否只有合同之债才能行使代位权

《合同法》第73条第l款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行使代位权，但对于债权人的债权以及债务人的债权是否都是基于合同产生，即是否均为合同之债，并没有作出限定。因此，代位权的行使并不仅仅限制在合同之债的范围内。但《合同法》第73条第1款同时作出规定，对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有限制，对于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债权人不得行使代位权。

(六)人民法院应债务人的申请查封了次债务人的财产，债权人还能否提起代位权诉讼

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前提条件是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且给债权人造成了损害，在债务人己经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并申请人民法院查封了次债务人的财产时，说明债务人在积极行使自己的债权，不符合《合同法》第73条关于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的规定，因此，此情形下，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不符合条件。

(七)人民法院在执行被执行人到期债权过程中，被执行的第三人提出异议，债权人能否提起代位权诉讼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从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同时，该《规定》第63条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因此，在被执行的第三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另行提起代位权诉讼。

三、违约金的有关问题

(八)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金的，当事人能否主张

《合同法》第114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因此，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主张违约金应当以双方之间对违约金有约定为前提。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或者虽有约定但该约定因违反法律规定归于无效时，当事人不得主张违约金，但仍可以依据《合同法》第I07条要求违约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九)合同解除后，当事人能否主张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

根据《合同法》第93条、94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或者合同中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各种解除方式的条件不同，合同解除后的违约金适用也并不一致。

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实质是以新的协议代替原来的合同，该协议的达成并不以一方违约为前提。如果并非因一方违约而协议解除原合同，合同申约定的违约金条款不能再适用。如果是因一方违约而协议解除原合同，且协议中对违约责任作出了新的约定，则该约定替代了原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原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不得再适用。只有在新协议中未对违约赔偿作出新约定时，原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方可继续适用。在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依据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如果依据的解除条件并不是一方违约，则合同解除后，违约金不再适用，如果依据的解除条件是一方违约，则合同解除后，违约金条款仍然可以适用。

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除不可抗力外，其形均属于违约（预期违约、迟延履行、其他违约行为），因违约而导致的合同解除，违约金条款依旧可以适用。

(十)如何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

《合同法》第ii4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减少。但对于什么情况下属于“过分高于”，法律并未明确。从设立违约金制度的目的来说，是为了在发生纠纷时免除守约方对自己违约损失的举证者任。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关于违约金的约定，一般不予主动调整。只有在违约一方当事人主张违约金过高申请法院予以适当减少，并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能考虑予以适当减少。

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时，应当由违约一方提供步证据或者提出合理理由，在足以引起法庭对违金过高产生合理怀疑时，方能要求守约一方当事举证证明自己的损失。此后，还应根据合同的性质、合同标的额、违约部分的标的额、损失的大小、违约情况、当事人主观过错以及当事人的履约和赔偿能力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适当予以减少。

目前，同类案件可以参照以下两个标准：（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应当以超过造成的损失30%为标准适当减少。（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对于其他不同性质的案件，不得参照上述准。

四、损失赔偿的有关问题(十一)如何确定可得利益损失

合同一方当事人违约后，应当赔偿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实际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可得利益属于间接损失。对于可得利益损失的确定，应综合考虑纯利润规则、可预见规则、减轻损害规则和损益相抵规则等，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予以确定。

对于纯利润的计算，可以区分不同的情形：生产利润：根据延误的生产期限和可比利润率进行计算，延误期限应考虑可以采取减损措施的时间，利润率应考虑企业已往的利润情况和相关企业的利润情况。经营利润:考虑己履行期限内的利润情况与违约期限。转售利润，考虑转售合同的价款与原合同价款的差额，扣除必要的转售成本。

(十二)合同解除后，当事人能否主张可得利益损失

处理该问题的原则与违约金一致。如果因一方违约而导致合同解除，当事人之间末就损失赔偿达成协议的，守约一方的当事仍然可以主张可得利益损失。

五、买卖合同的有关问题

(十三)因标的质量问题可否适用《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

《产品质量法》第29条、30条、3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承担责任，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要求赔偿。上述条款所规定的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并非合同责任。因此，如果一方当事人仅仅抗辩对方交付的标的物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不符合国家产品标准、产品说明或实物样品等表明的质量状况的，属于产品质量问题，可以依据《合同法》的规定主张违约责任。审理此类案件时，不得引用《产品质量法》上述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

(十四)无还款期限的欠款条从何时计息

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以出具欠条的方式支付价款的，应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确定支付价款的期限，利息自买受人应支付价款之日起算。欠款条的日期对利息的计算没有法律意义。

(十五)增值税发票能否作为付款或者交付货物的证据

增值税发票是兼记供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在现实商业交易中，既有先付款后开具发票的情形，也有先开具发票再付款的情形，既存在着先交货后开具发票的情形，也存在着先开具发票后交货的情形，甚至存在着很多代开发票现象，情形不一而足。因此，在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增值税发票一般不能单独作为支付价款的证据；也不能单独作为货物交付的证据。司法实践中，应综合当事人的约定、商业惯例和交易习惯等因素来加以认定。

六、借款合同的有关问题

(十六)对“私贷公用”案件如何进行认定和处理

“私贷公用”案件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向金融机构借款，所借款项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际使用的案件。之所以出现此类案件，一方面原因在于部分单位信用程度不高；无法直接通过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另一方面部分金融机构为完成贷款任务，同时又为了规避风险，故通过借款给个人，再转给单位使用，从而增加还款的保障。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机关、学校、企业的工作人员或职工“私贷公用”的现象，不但对金融秩序造成不良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稳定。

对于“私贷公用”的认定，应注意审查其是否具备以下特征：1.单位是否存在授意或命令其工作人员、职工进行借款的行为；2.与金融机构签订借款合同的是否涉及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或者职工；3.金融机构是否直接将款项打人单位账户或者专设账户，或者金融机构是否有接受单位还款、还息及支付其他费用的行为，或者金融机构与单位之间是否曾就还款达成过协议；4.是否存在金融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单位是实际用资人的其他情形。

《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和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参照这一规定，如果金融机构订重合同时明知借款人所借款项是由单位使用，或者金融机构与单位之间就个人借款、单位使用存在合意，可以认定单位为借款合同的借款人，由单位承担还款责任。

实践中，对于不具备上述特征的案件，即使存在工作人员或者职工借款后又转借给单位的情形，也不能认定为“私贷公用”，处理时应严格坚持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由借款人承担责任。

(十七)上级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但授权下级银行履行付款义务的，诉讼主体如何确定

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上级银行作为合同的当事人，应当作为诉讼主体。特殊情况下，如实际放款银行有证据证明其与上级银行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或者双方存在债权转让事实的，可以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

(十八)银行的扣息行为是否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

扣息是金融机构作为权利人主张权利的一种方式，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但其通过扣息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应能够传达到特定的相对人，否则不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

(十九)企业之间借贷案件如何处理 企业之间相互借贷是指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之外的其他企业法人之间或者企业法人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书面或者口头约定，一方将自己合法所有或者占有的资金借给或者转借给另一方使用，而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归还本金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行为。

审理这类案件应坚持以下的处理原则：

1.在认定合同效力上，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

2.在无效后的损失计算方面，如当事人约定的利率过高，可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对于出借企业以牟取暴利为目的而与借用企业签订的借贷合同，可以确认无效，并对当事人约定的高出法定利率的利息部分不予保护或予以收缴。

3.在确认合同性质为企业之间借贷时，应严格掌握标准。对于一方提供资金与另一方进行联营、合作开发项目等，不能简单认定是企业之间借贷，不应轻易否认合同效力。

七、运输合同中的有关问题

(二十)个体车辆挂靠运输公司经营的如何确定责任主体

在侵极纠纷案件中，被挂靠人未尽到其管理义务，存在过错，其与实际车主构成共同过错侵权，应与实际车主承担连带责任；在运输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则上应由运输公司承担责任。但当事人有证据据证明托运人是与实际车主签订合同的，实际车主应当承担合同上的责任。

(二十一)运输途中旅客遭到抢劫的，如何确定责任的承担

客运合同中，旅客在运输中遭遇抢劫的，对承运人是否应当对旅客的损失承担责任的问题，最高法院曾电话答复认为，在确定承运人是否承担责任时应审查承运人是否具有过错，并根据承运人的过错大小，确定承运人的责任。也就是说，在判断承运人是否承担责任时，应审查承运人是否尽到必要的注意、通知、协助等义务，来确定其是否承担责任。

八、居间合同的有关问题

(二十二)配货站提供承运人不实信息的是否应承担责任

现实生活中，配货站作为居间人向托运人提供承运人的初步信息，然后由托运人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有些情形下，在货物交付之后，承运人将货运走下落不明，而承运人提供的有关车辆手续等均是虚假的，导致托运人无法主张损失赔偿。此情形下，如果配货站在居间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应考虑让配货站对托运人的损失承担部分责任。主要理由是考虑配货站作为专业的配货中介机构，在当前骗货情况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应当对承运人情况做初步核实。如果其在居间过程中根本不审查承运人的相关信息，或者明知承运人有关手续虚假仍积极联系托运人的，应按照其过错大小，对托运人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九、其他问题

(二十三)如何认定合同法中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

按照部分学者的观点，合同法中的法律规范可分为任意性规范、倡导性规范、半强制性规范、授权第三人的规范及强行性规范。该分类可以作为我们审理合同案件的参考：

1.任意性规范。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排除的法律规范，在合同法中居于核心地位，合同法所确立的法律规则大多属于任意性规范。从形式上看，此类规范后往往缀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但书，其调整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关系之外第三人的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涉及到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此类规范对合同的约定起解释或者补充作用。2.倡导性规施。是指提倡和引导当事人采用特定行为模式的法律规范。例如:《合同法》第330条第3款规定，技术开发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此类规范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违反该类规范既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也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3.半强制性规范。是指为了贯彻社会公共政策，保护特定消费者利益，不允许处于交易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排除适用的法律规范。例如《合同法》第302条第1款确认，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此条款中关于承运人免责的条款即属于半强制性条款。如果承运人和乘客约定，即使由于乘客自身健康原因而导致的伤亡，承运人也要承担责任，属于有效约定；但如果约定承运人有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承运人即可以免责，该约定无效。

4.授权第三人的法律规范。是指授予某个特定第三人针对他人之间的合同享有特定权利，尤其是享有请求确认影响自身利益的合同行为无效或者请求撤销影响自身利益的合同行为的权利的法律规范。例如:《合同法》第74条第1款：“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5.强行性规范。是指不得通过当事人的约定排除该项规范适用的法律规范。该类规范又可区分为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强制性规范是指命令当事人应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范。禁止性规范是指命令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范。

禁止性规范又可区分为:效力性规范与管理性规范。效力性规范是指对法律行为的效力进行评价的规范，违反该规范则构成绝对无效。管理性规范与行政管理有关，包括主体资质或资格以及特定的履行行为有关的法律规范，违反该类规范合同并不必然无效，但违反者需要承担行政法上的责任。

(二十四)如何认定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和善意取得

依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但在权利人未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事后末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合同是否有效存在争议。

多数意见认为，在权利人未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事后末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处分行为无效，但合同效力不受影响，即合同仍然有效，处分权的欠缺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如果无处分权人无法依照合同约定交付标的物的，构成违约，合同相对人可以向无权处分人主张承担违约责任。

在标的物已交付的情况下，如果合同相对人构成善意取得，则标的物的原权利人不得向善意取得人主张物权，只可以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侵权责任。如果合同相对人不构成善意取得，则标的物的原权利人可以向相对人主张物权。相对人承担责任之后，可以向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

(二十五)债权人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催收通知书时如何认定诉讼时效中断

从《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来看，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3条规定，权利人向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代管人主张权利，或者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中断。但对于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是否必须到达债务人，法律末作具体规定。现实生活中，债权人通过邮局以邮寄方式向债务人迭达催收债权通知书的做法比较常见。在债权人仅能提供“交寄”的证据，而不能提供邮件是否被债务人收到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存在着不同观点。但即使按照债权人催收通知书必须到达债务人才能视为主张权利的观点，根据我国现在的邮政送达状况，催收通知书交寄后一般应能送达债务人。因此，司法实践中在债权人提供了交寄催收通知书的有关证据的情况下，应推定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到达了债务人，除非债务人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债权人提供的证据的以外，应认定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了权利，可以导致诉讼时效中断。

(二十六)诉讼时效超过后，主债务人主动向债权人发出确认债务的询证函的行为，是否可以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向债权人发出确认债务的询证函的行为是否构成新的债务的请示的答复》（[2003]民二他字第59号），债务人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主动向债权人发出询证函，核对贷款本息的行为，与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7号《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法律效力间题的批复》所规定的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借款人在信用社发出的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行为类似，其法律后果可参照以上批复的规定进行认定相处理，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

(二十七)银行储蓄卡密码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纠纷是否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如何确定责任。

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应注意审查存款被他人骗取应归责于银行一方还是存款人一方。如果由于存款人泄露密码或者丢失银行储蓄卡导致存款被取走，持卡人有重大过错的，银行不承担责任。如果银行提供的服务本身有技术漏洞，致使为不法分子所利用的，银行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第三部分 公司诉讼中的相关问题

一,关于瑕疵出资的有关问题

1,公司股东瑕疵出资,公司债权人要求其承担责任的形式

公司股东的瑕疵出资行为,不仅有损于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同时也因为降低了公司的债务清偿能力而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构成损害,因此公司债权人可以要求股东在瑕疵出资范围内直接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由于股东瑕疵出资行为只有在公司欠缺清偿能力时才会对公司债权人造成实质的损害,因此公司债权人只能要求股东在瑕疵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债权人起诉要求瑕疵出资股东与公司承

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公司成立时,股东虚假出资从而导致公司实收资本达不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的,人民法院应认定公司因未达到有效成立的要件而不具有法人资格,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争议:人民法院是仅判决股东承担责任,还是判决股东与公司一并承担责任)

2,将资金借与他人用于设立注册资金虚假公司的,应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实践中,公司设立人因为缺乏资金,往往通过借款形式取得资金,在进行验资后再将资金返还,从而导致公司注册资金虚假.该情形,对于资金出借人应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应从严把握,对于出借人仅仅从事了资金借贷行为的,法律性质上属于资金借贷关系,出借人原则上不承担注册资金虚假的责任.但是,如果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出借人具有帮助他人设立注册资金虚假公司的主观故意,并且在公司取得验资报告,注册成立,抽回资金等过程中实际从事了帮助行为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帮助他人设立注册资金虚假的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2001]民二经字第4号)的精神,出借人构成侵权,应在出

借资金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多个股东均存在出资瑕疵,原告只起诉个别股东的,审理中应否追加其他股东一并承担责任

股东的出资义务虽属公司法规定的法定义务,但在性质上仍属于民事义务,因此公司或公司债权人追究股东瑕疵出资纠纷属于普通民事纠纷,应适用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在公司多个股东均存在出资瑕疵时,是否追究全部股东的责任属于债权人自由选择的范畴,债权人仅仅起诉部分股东的,人民法院不

应追加其他股东一并承担责任.4,债权人主张股东瑕疵出资的,应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债权人主张股东瑕疵出资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考虑到出资的主要证据一般掌握在股东或公司手中,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并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原则上只要债权人提供了对瑕疵出资行为能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或有关线索,人民法院即可认定债权人完成了举证责任.此时则应转由股东对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初步证据或有关线索的判断和认定,属于人民法院根据个案自由心证的范畴,原则上以使人民法院对瑕疵出资事实产生合理怀疑为必

要.实践中,关于验资报告对股东出资的证明效力应区分两种情形处理:

(1)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中有规范的验资报告,并且验资报告中附有银行进帐单或有关产权转移证明材料的,原则上应推定股东出资到位.债权人仅以验资报告所附银行进帐单或有关产权证明系复印件为由主张完成举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权人还应举出对股东瑕疵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进一步证据.如果债权人经过核实证明某项复印件虚假,就可以对全部复印件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此时即应由股东对其

是否全部履行了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2)如果工商登记档案的验资报告中未附银行进帐单或有关产权转移证明,债权人可以验资报告依据不足为由主张对验资报告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此时则应直接由股东对履行了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

任.5,债权人追究开办单位责任有无层级限制

实践中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有时会追究开办单位的开办单位甚至更深层级开办单位注册资金投入不足的责任,甚至一直追究到国家机关.从基本法理上讲,债权人的追偿层级不应受任何限制,但考虑到社会实际情况,为了避免过多层级追偿所带来的举证责任困难以及社会秩序上的混乱,实践中一般应以追索两级

为限.6,工商登记材料中记载的企业自筹资金未到位,开办单位应否承担责任

公司法实施前我国企业改造过程中,企业工商登记材料的资金来源栏目经常记载:开办单位投资某某元,其它单位投资某某元(或企业自筹某某元).而实际上其他单位投入或企业自筹的资金并未到位.考虑到公司法实施之前我国公司制度在实践以及理论上均不完善,以及特殊改革背景,对于该问题不宜完全依据公司法规定处理,开办单位只要自身承诺的资金到位,对于其他单位应投入或企业应自筹的资金部分原则上不承担责任.公司法实施后,按照公司法规定设立的公司制法人,如果在工商登记档案中出现上述不规范记载的,根据公司法第31条,94条关于发起人之间资本充实责任的规定,发起人应对上述资金不实部分承担连带

补缴责任.7,瑕疵出资股东能否通过减资免除对债权人的瑕疵出资责任

股东投入到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应当作为公司财产构成对公司债务的一般性担保.因此,公司的减资行为因为会影响公司债务的清偿能力而受到法律的限制.根据公司法第178条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因此,如果公司未按照公司法规定通知并公告债权人,或未按照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即为减资的,属于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变相抽逃出资行为,股东应在各自收回出资的范围内对减资前的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瑕疵出资时,如果公司股东会决议减资从而使股东实际出资与注册资本金相符的,也应按照上述程序处理,否则股东仍应在瑕疵出资范围内对减资前的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关于股东资格确认中的问题

8,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人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否予以支持

所谓隐名出资,是指实际出资人出资后,基于与他人的约定,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中记载他人为股东的现象.对于隐名出资人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案件,应坚持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以及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进行处理:(1)隐名出资人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原则上不予支持.隐名出资人只能依据内部挂名协议向挂名股东主张相应的权利;没有书面协议的,按照事实上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或借贷关系处理.(2)如果公司及公司的其他股东均认可该隐名出资人的股东地位,且隐名出资人一直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的,而且认定其股东资格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隐名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3)不论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能否得到确认,在工商登记变更前,挂名股东均应对外承担股东责任.实践中,在中小型国有或集体企业通过吸收职工入股进行有限责任公司改造过程中,由于受限于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最高50人的要求,在公司登记中往往仅登记部分职工或原企业管理人员为股东,其他众多的实际出资人并没有登记,有的情形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签订了委托持股合同,有情形则没有签订,甚至也未明确与隐名出资部分相对应的挂名股东.对于此类案件中职工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慎重处理,考虑案件实际情况做好调解工作,在不能确认职工股东资格时,也应对职工进行适当引导,合法保护职工应享有的财产性权益,防止出现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9,相关诉讼中涉及股东资格的争议,是否应先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

在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有时也会发生当事人针对股东资格的争议,例如原告起诉要求司法解散公司,而被告认为原告不具有股东资格.此时,被告实质是对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属于行使抗辩权的范畴,无需另行提起诉讼.被告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原告的股东资格以确定其是否具备提起诉讼的资格.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根据外观主义原则,对于已经股东名册或工商部门登记为股东的原告,被告否认

其股东资格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10,职工持股会不行使股东权利,下属职工能否直接以股东身份向公司主张权利

职工与持股会之间属于信托关系,职工是委托人,职工持股会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职工可以通过持股会表达自己的意志,并通过其与持股会之间的约定请求持股会转交相应的投资利益.但职工不是公司的股东,与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持股会不行使股东权利的,属于持股会的内部治理问题,职工只能通过在持股会内部行使权利,或向持股会提出有关

诉讼主张来寻求救济.由于职工持股会是我国企业改革中产生的事物,目前只在地方或部委的规章中有相关规定,尚无效力较高的法律文件进行明确规范,因此对于职工与持股会之间纠纷应依照有关政策文件,持股会章程以及

信托法理来进行处理.三,关于股权转让纠纷中的有关问题

11,股权转让合同是否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生效

股权转让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具体类型,其何时生效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依据我国合同法第44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在法律未有特别规定,在当事人也未作例外约定情形,股权转让合同应自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一般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即为生效.办理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的履行以及股权变动的范畴,未变更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的,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12,股权转让方签名系他人代签,转让方事后予以认可,但公司提出异议的,是否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

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是转让方与受让方,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原则上,只要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了转让股权的合意,转让合同即为生效,不应受公司意志的影响.股权转让合同转让方由他人代为签名,但转让方事后表示认可的,视为对转让行为的追认,公司以此提出异议的,不影响转让合同生效.13,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受让方何时取得股东资格

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时间与合同项下的股权变动时间属于不同的范畴.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仅仅产生转让方将股权交付受让方,使受让方取得股东资格的义务,并不能直接导致受让方取得股东资格.至于受让方何时取得股东资格的问题,鉴于股东名册是股东与公司之间建立法律关系的标志,也是受让方股东资格得到公司确认的标志,因此受让方原则上自记载于股东名册时取得股东资格.在股东名册未作变更前,受让方因不具有股东资格而不能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只能向转让方主张有关债权性权益.实践中,考虑到我国股东名册不规范的现状,如果受让方已经实际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或已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视为公司已经确认其股东资格,即使未办理股东名册变更,人民法院也可认定受让方取得股东资格.根据公司法第33条第3款的规定,受让方取得股东资格后,如果公司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该股

东资格不得对抗公司外部的善意第三人.14,股权转让合同如何履行

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仅在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受让方享有要求转让方交付股权的权利,负有支付转让价款的义务;转让方享有要求受让方支付价款的权利,负有将股权交付受让方的义务.转让方的交付股权义务即为申请公司变更股东名册,使受让方成为公司股东.实践中,有关股权转让合同履

行的纠纷,可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1)公司拒绝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的,转让方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变更,以完成其向受让方交付股

权的义务;

(2)公司拒绝变更股东名册或转让方不申请变更的,受让方也可以转让方和公司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转让方交付股权以及公司履行协助变更义务,从而使自己取得股东资格;

(3)公司拒绝变更股东名册或转让方不申请变更,导致受让方无法取得股东资格的,受让方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行使先履行或同时履行抗辩权从而拒绝支付价款,也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转让方承担违约

赔偿责任.15,受让方以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由拒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或主张转让方承担违约责任的,应

如何处理

根据公司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申请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是受让人取得股东资格后,公司应履行的法定义务,而非股权转让方的义务.公司拒绝申请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已经取得股东资格的受让方可以诉请公司履行义务.除非股权转让合同有特殊约定,受让方不能以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由对转让方进

行抗辩或追究转让方的违约责任.16,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法律限制应如何把握

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要求,公司法第72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作出了两项限制:同意程序和优先购买程序.但从法律关于同意程序的规定来看,如果过半数股东不同意对外转让股权的,则不同意的股东应购买该股权.由此分析,上述两项限制的实质并非是禁止股权转让,而是通过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来维系公司的稳定和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因此,审判实践中在把握公司法第72条规定时,应重点从优先购买程序进行判断:如果其他股东愿意以同等条件购买的,即可认定不同意对外转让并行使优先购买权;如果其他股东不愿以同等条件购买的,则应认定同意对外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相关诉讼中,如果其他股东仅以未经其同意对外转让为由进行抗辩或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应简单以未履行同意程序为由认为股权转让存在瑕疵,而应注意审查其他股东是否愿意以同等条件购买.如果其他股东不愿意以同等条件购买的,人民法院应认定其他股东同意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17,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并表示购买的,购买价格如何确定

根据公司法第72条规定,过半数股东不同意对外转让股权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但对于应以何种条件购买,法律未作规定.对此,考虑立法本意和公平原则,如果不同意的股东表示愿意购买,但无法与转让方就股权转让价款协商一致的,过半数股东应当以拟对外转让的同等条件购买该股权.不同意以同等条件购买的,视为同意对外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18,关于不同意转让的多个股东均主张以同等条件购买拟转让股权的,应如何处理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其他股东过半数不同意转让,并均表示愿意购买的,应当按照优先购买权的规定行使权利,即主张购买的股东可以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购买.19,公司章程对股权对外转让所作出的限制规定对受让方是否具有约束效力

公司章程如果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应认为具有对外的公示效力.作为股权受让方,查看工商登记以了解股权基本状况,是其应尽的必要注意义务.因此如果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有限制性规定的,该规定对于受让方有约束效力.但如果章程变更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的受让方.20,第三人以公司股东名义购买其他股东的股权,其他股东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

第三人出资,以公司某一股东名义购买其他股东股权的,性质上仍然属于股权的内部转让,并不破坏公司的人合性特征.因此除非章程另有约定外,其他股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此时第三人也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其只能依据与受托股东的内部协议主张相应权利.21,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如何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股权转让合同与股权变动不同.股权转让合同仅仅在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而股权是否发生变动有赖于转让合同的实际履行.公司法第72条关于对外转让股权的同意程序和优先购买程序限制,其目的视为了维护公司的人合性,而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由于并不必然导致股权变动,也就不会对公司人合性产生破坏.因此,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其仅仅产生阻却股权变

动的效果.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的,可以区分以下情形处理:(1)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将产生阻却股权转让合同履行的效果,公司应拒绝接受受让方为股东,并拒绝办理有关变更登记.(2)如果公司已经办理登记的,其他股东可以转让方和受让方为被告,起诉要求否认受让方股东资格,并行使优先购买权.但受让人善意取得的除外.(3)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后,将导致受让方无法取得股权的后果,此时受让方可以转让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为由,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转让方赔偿损失.22,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是否应存在期限

从维护转让股东,受让方以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平衡角度,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应当受到期限的限制.鉴于我国公司法并没有规定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司法实践中应把握的原则是:转让人将转让事项通知优先购买权人,优先购买权人应当在接到通知后合理期限内做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思表示.转让人将转让事项通知优先购买权人的,优先购买权人应在知道转让事实后的合理期限内作出.对于合理期限应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形自由裁量.我国公司法第73条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时应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自通知之日起20天内不行使的视为放弃的规定可资参照.以下情形应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1)其他股东在合理期限内未作出购买表示;(2)其他股东仅仅主张优先购买,但在合理期限内拒绝与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3)有证据证明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已经接受

受让方为公司股东的.23,继承人取得股东资格需要履行什么手续;继承人诉请确认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否对继承人

资格进行审查

根据继承法第2条规定: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因此,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自然取得股东资格,该股东资格的取得不需要履行其他手续.他人以未办理股东名册或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对其股东资格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从权利行使和维护公司秩序角度,作为继承人应及时将继承事实通知公司,并要求公司办理相关变更登记.公司或者公司的其他股东拒绝承认继承人股东资格,排斥其行使权利,拒绝办理相关变更登记的,继承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确认股东资格.反之,公司或公司其他股东也可以要求否定其股东资格.如果发生上述纠纷,人民法院除了应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规定和公司章程约定外,还应对继承人的资格,是否具有丧失继承权情形进行审查,尤其还要审查是否存在其他继承人,以及其他继承人是否放弃继承权.24,股权的继承人为多人从而导致公司股东超过法定最高人数的,应如何处理

根据继承法第15条规定:“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当股权的继承人为多人时,各继承人应协商对股权进行分割,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如果由于股权在多个继承人之间进行分割导致公司股东突破法定最高人数的,作为人民法院仍然应认定各继承人的股东资格,但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通过股权转让等途径恢复股东人数的法定状态.25,某一继承人要求确认股东资格,人民法院发现还有其他继承人,且未放弃继承权的,应如何处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4条,58条,《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0条的规定,在某一继承人要求确认股东资格,而其他继承人未放弃继承权,也不愿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追加其他继承人为共同原告.被追加的原告不参加诉讼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

判决.四,公司解散清算问题

26,公司持续亏损,或处于长期停业状态是否属于公司第183条规定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公司法第183条所指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主要应理解为公司在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股东会,董事会长期无法召开或者作出有效决策,决议,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对于公司出现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的,一般不应认定构成“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实践中,对于股东以公司持续亏损,甚至处于长期停业状态为由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人民法院应结合该种状态是否由于公司管理障碍产生,股东会是否能够通过有效决策予以解决等事实,综合认定是否“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争议问题:公司大股东,董事滥用控制权为自己谋取利益,公司已经沦落为控制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的,能否司法解散公司)

27,股东之间发生矛盾,控制股东排斥其他股东经营管理权,侵害其他股东权益的,受害股东能否请

求司法解散公司

根据公司法第183条规定,股东申请司法解散公司,必须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实质要件.“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主要是指股东会机制失灵导致无法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情形.对于股东之间发生单纯发生矛盾或纠纷,只要不危及公司的正常决策以及经营管理活动的正常运行,不能认定为“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应是指经营管理方面的严重困难导致股东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失,而不是部分股东利益受损.实践中,对于控制股东把持董事会排斥,侵害其他股东经营管理权,知情权,利润分配权等情形,仅仅属于股东权利的保障问题,不能以此认为“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权益受到重大损失”.受损股东应通过公司法的其他制度,如知情权诉讼(第34条),股权回购制度(第75条),股东自行召集股东会制度(第41条)等寻求解决和救济.28,对公司法第183条规定的“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如何理解和把握

公司法第183条关于“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的规定,目的是维护公司团体性,所体现的是对于公司诉讼尽可能穷尽内部救济手段的原则.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时对该规定应采取从宽把握的原则,但在审理过程中应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手段,首先寻求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当事人之间不能和解的,要尽量促成当事人通过股权转让,减少注册资本等途径实现纠纷股东的分离,以保持公司作为商事主体的稳定和存续,维护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整体利益.只有在各种可能得手段和途径穷尽后仍不能解决矛盾的情况下,方可采取判令强制解散公司的方式处理.29,司法解散公司案件审理中,法院能否以调解书确认公司解散

基于维护公司团体稳定性的要求,对于当事人申请解散公司的案件,人民法院应注意做好调解工作,最大可能的避免以司法手段强行解散公司.在诉讼中,股东之间达成一致意见解散公司的,属于股东自愿解散公司.在符合自愿解散公司条件下,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要求,根据和解协议制作并出具调解书.30,申请司法解散公司案件,人民法院是否应通知所有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股东申请司法解散公司,实质是申请解除与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因此应以公司为被告.同时,由于一旦判决公司解散也意味着股东之间合作关系的结束,以及其他股东与公司之间投资关系的解除,人民法院原则上应通知其他所有股东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股东人数众多的公司,可以实行诉讼代表人制度.实践中,对于股东人数众多,且持股较为分散的,如果实际参加诉讼的股东(包括原告在内)所持表决权能够达到2/3以上的,人民法院也可以不再通知其他股东参加诉讼.(争议:最后一句是否合理)

31,股东申请人民法院司法解散公司,同时要求对公司组织清算的,应如何处理

司法解散公司纠纷属于民事争议案件,应适用属于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而就公司清算而言,根据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应以公司自行组织清算为原则,在公司不能自行组织清算时,才能通过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这一特别程序处理.因此,司法解散公司案件与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案件,所应适用的程序和前提条件均不相同.对于股东申请司法解散公司,同时要求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对于股东要求清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应告知其可在法院判决公司解散后依照公司法第184条规定自行组织清算或申请人

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32,公司股东依据公司法第184条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否受理

根据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公司未按期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公司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实践中,在股东之间产生严重矛盾,尤其是公司被司法强制判令解散情形,往往出现部分股东要求清算,而其他股东尤其是控制股东不同意,不配合的问题.鉴于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一样,均是与公司清算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基于维护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

受理.33,公司部分股东下落不明,其他股东如何进行清算

根据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公司解散的,应当在出现解散事由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同时,按照公司法第38条,44条规定,公司自行组织清算,应属于股东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特别决议的事项.如果部分股东下落不明,但不影响股东会召开并形成特别决议的,股东可以通过形成特别决议自行组织清算.如果部分股东下落不明导致股东会无法召开,或无法形成有效决议的,其他股东可以申请人民

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34,公司法第184条规定的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应适用何种程序

当事人依据公司法第184条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属于民事非争议案件,不应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而应适用非讼特别程序处理.鉴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该类案件的处理程序尚无明确,具体,完善的规定,目前司法实践中可原则性的参照破产清算程序处理.35,清算结束后,遗漏的债务如何处理

根据公司法第186条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如果清算组已经按照法定程序通知并公告债权人,但债权人在清算结束前未申报或补充申报的,视为放弃债权.如果清算组没有通知或公告债权人,或者在债权人申报后遗漏该债务的,公司股东应当在领取剩余财产的范围内对该债务承担责任.36,公司解散后是否应以清算组名义起诉或应诉

公司法第187条第3款规定,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因此清算中的公司仍然具有民事主体和诉讼主体资格,可自己的名义起诉或应诉.公司解散后成立清算组的,清算组性质上属于清算中公司的代表机关,可以依据公司法第185条第(7)项规定代表公司民事诉讼活动.涉及清算中公司的有关案件,在有关法律文书中可按下列格式规范:

原告(或被告):某某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住所地:(略).代表人:XXX,某某有限公司清算组组长.37,债权人起诉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及股东,要求公司清偿债务,公司的股东履行清算义务的,应

如何处理

被吊销营业执照属于公司的解散事由.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而解散后,公司股东应自行对公司组织清算.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根据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该清算程序属于非讼特别程序,不能与关于债务清偿的普通民事纠纷一并处理.因此债权人在诉讼中要求公司清偿债务及公司股东履行清算义务的,人民法院对于要求公司股东履行清算义务的请求不予支持,但应告知债权人可依据公司法第184条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五,其他问题

38,股东(大)会未形成利润分配方案,股东是否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分配利润

根据公司法第38条,47条,100条,109条以及第167条规定,股东主张公司支付利润的,应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公司有可分配的利润;二是有股东(大)会决定分配利润的决议.因此,公司盈利后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应由公司股东按照资本多数决原则自行确定.对于公司股东(大)会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股东起诉要求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但如果公司章程中已对每年或定期的分配利润做出明确具体规定,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对于股东要求按照章程约定分配利润的请求,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实践中经常出现控制股东把持公司及股东会,长期不作出分配利润决议的情形,此时,公司的中小股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可在符合公司法第75条规定条件下,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自己的股权.39,依据公司法第152条规定,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是否能作为诉讼主体提起诉讼

董事会以及监事会均系公司的内部机构,不具有民事主体和诉讼主体资格,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公司法第152条关于公司股东可以请求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提起诉讼的规定,并非赋予了董事会,监事会以诉讼主体资格,而是赋予了董事会或监事会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因此,在董事会应股东要求提起诉讼时,应以公司为诉讼主体,章程规定的董事长或经理为法定代表人;在监事会应股东要求提起诉讼时,也应以公司为诉讼主体,监事会主席或负责人为代表人.考虑到监事会一般并不持有公司印鉴,监事会代表公

司起诉时,直接凭借监事会印鉴即可.40,公司印鉴被董事非法侵占,公司股东能否提起代表诉讼,要求向公司交还印鉴

意见一:考虑到股东代表诉讼是股东在行使公司的权利,从防止股东滥用诉权,损害公司正常秩序,干预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角度,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适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公司法》第150条规定了股东对公司董事等提起代表诉讼的适用条件,即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并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根据该规定,股东对公司董事等提起代表诉讼只能限于代为索赔,因此对于股东代表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董事交还印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意见二:股东代表诉讼的功能是通过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方式,使非法受到侵害的公司及时获得经济赔偿或者其他非经济救济,以恢复公司及其股东的原有合法权益.原则上只要公司享有的诉权,股东均可以代表诉讼形式来提起.公司股东提起代表诉讼,要求董事交还所侵占的公司印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41,股东以公司其他股东或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为被告,提起知情权诉讼的,应如何处理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对公司享有的权利,公司是义务主体,有义务根据公司法第34条规定向股东披露相关信息.因此实践中尽管股东知情权受到损害往往表现为控制股东,董事,高管人员等拒绝向股东披露相关信息,但股东应以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股东以控制股东,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等为被告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变更主体.股东拒不变更,应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42,当事人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召开定期股东会或临时股东会的纠纷应否受理

针对董事会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问题,公司法第40,41条已经赋予了股东相应的内部救济途径,即当董事会不能履行或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由此可见,股东会的召开属于公司内部自治救济的范畴,司法无权介入.对于股东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公司召开股东会的纠纷,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43,部分公司诉讼案件中,出现了原告为被告法定代表人情形,应如何处理

目前,在一些公司诉讼案件中出现了原告同时任被告法定代表人的情形,如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股东请求司法解散公司;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股东起诉要求公司清偿个人借款;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等等.在该情形,鉴于原被告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不能再代表被告公司参加诉讼(包括聘请委托代理人),此时应由公司监事会代表公司参加诉讼,也可以由股东会指派的其他

代表代表公司参加诉讼.44,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否参照公司法处理

股份合作制是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两种经济形态的特点,是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不同于公司法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主要是依照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1997年8月6日发布)以及地方政府的一些规定和办法进行的,具有较强的政策因素.因此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应当主要依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政策文件处理.对于公司章程和政策文件未作规定的,也可以参照最相类似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但

在判决文书中不得引用.(争议问题:工商登记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但从企业的成立以及公司章程和股东的组成来看,企业性质应为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应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4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应如何适

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所针对的是企业借公司制改造逃废债务的责任承担问题,与企业以资产投资入股不同.企业以资产投资入股的,属于一种出资行为,企业对外投资入股后,原企业资产价值并未减少,资本金也未发生变化,只是企业的部分资产改变了原有形态,以在新公司中的股权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并不属于借公司制改造逃废债务的行为.若该企业发生偿债问题,可以通过执行企业在新设公司中股权的方式解决,不能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46,公司印鉴被他人非法侵占,公司能否诉请返还印鉴

公司印鉴属于公司财产,也是对外代表公司意志的表征.在公司印鉴被他人非法侵占情形,极有可能会给公司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公司可以诉请侵权人返还印鉴并赔偿相应损失.有关诉讼按以下原则

处理:

(1)鉴于法定代表人可以直接代表公司的意志,在返还印鉴诉讼中,除章程另有规定外,公司可以直接凭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文件起诉,人民法院不得以诉状以及相关手续中没有公司印鉴为由不予受理.(2)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原法定代表人拒不返还印鉴,致使新法定代表人无法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司可以凭股东会决议以及新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文件提起诉讼,要求员原法定代表人返还印鉴.如果原法定代表人诉请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或者申请撤销股东会决议的,上述案件应中止审理.(3)按照章程规定持有印鉴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持印鉴从事损害公司利益行为,公司股东提起诉讼要求法定代表人向其交付印鉴的,因股东无权持有公司印鉴,故对该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此情形,如果公司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更换了法定代表人,则可由新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诉请原法定代表人交还印鉴.47,诉讼中,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印鉴控制人之间陈述不一致应如何处理

司法实践中出现,公司印鉴不由法定代表人控制,而是为公司其他股东按照章程规定控制.开庭时,法定代表人出庭,掌握印鉴的股东持法人证明,授权委托书也参加庭审,但法定代表人与委托代理人陈述不一致.对于该情形,鉴于法定代表人根据职权直接代表着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公司的行为,而公章仅仅代表着公司的授权,对于该授权,公司可以随时撤销或收回.因此如果出现两者陈述不一致的,应当视为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收回了授权,应以法定代表人的陈述为准.

第三篇：保险合同纠纷起诉状

民事起诉状

原告：苏州江山货运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55252805-7，住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红庄新村三区211幢102室。（系苏E69168号重型厢式货车车主、被保险人）

被告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中心支公司，住所：苏州市桐泾北路26号统能大厦201号，（系苏E69168号重型厢式货车交强险保险人）。

法定代表人：赵凉。

被告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时代广场24幢105室、602室，（系苏E69168号重型厢式货车商业险保险人）。

法定代表人：王新。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付？元给原告。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

事实与理由：

2012年11月9日，苏E69168号重型厢式货车原车主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中心支公司签订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保单号：***006609,保险期限自2012年11月12日零时起至2013年11月11日24时止。该保险合同因车辆过户给原告，于2013年1月4日将被保险人变更为原告。

2013年01月04日，苏州江山货运有限公司（车牌苏E69168）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签订了机动车商业险保险合同，保单号：***080043739,保险期限2013年01月05日零时起至2014年01月04日24时止，其中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110700元、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1000000元，并加保了不计免赔险。

2013年08月25日，张桂发驾驶粤BH5F76号小型普通客车从深圳往河源方向行驶，行至长深高速3591KM处时被廖振优驾驶的赣K38960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赣KF968挂）上掉落的废铁砸到右后视镜，事发后张桂发、廖振优各自将车辆停放在慢车道上。随后范继山驾驶苏E69168号重型厢式货车（载吴爱华）碰撞赣K38960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赣KF968挂）尾部，造成范继山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吴爱华受伤及三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2012年10月18日，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作出44139400【2013】FA0003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范继山、廖振优、张桂发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乘客吴爱华不负责任。

案发后原告向死者方赔偿了丧葬费等13000元，原告还支付了本车？？？？费？？？？？元，此次事故造成原告车辆损失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为160201元，以上合计？？？？？元。后原告向二被告提出索赔，二被告却无故拖延至今未赔付上述金额给原告。原告认为，根据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上述二被告均应在保险限额内赔付给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诸贵院，望如所请！

此致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年 月 日

第四篇：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范文

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接受本案原告 有限公司的委托，依法担任其与被告 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经过开庭前的调查、庭审质证和辩论，本案的基本事实已清楚。下面，根据本案事实和所涉的法律问题，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

下面，针对被告代理人的答辩，本代理人发表如下意见：

一、被告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已知投保车辆未年检，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原告投保车辆，其车牌号后三位为390，按照广东省以前的机动车年审规定，是以车牌尾数对应的月份为准，如本案车辆号牌尾数为0，因此应在10月年审，委托人也一直误以为其车辆年审时间为每年10月，而不知道广东省在XX年下半年已改变了年审办法，均以行驶证登记日期为准，因此委托人实际应在XX年5月底前年审，但由于其误解，而导致出险时车辆未年审。本案所涉车辆的行驶证在5月底没有年审，就应该过期，原告在投保车辆时间是6月29日，被告核对对车辆行驶证等证件原件及之后接受原告交付的车辆行驶证等复印件资料时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见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已经了解该车行驶证没有年检这一事实，且被告签发保单，视为同意承保，投保人已经就该保险合同已经缴纳保险费。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可见，保险上的告知义务中我国实行的是询问告知，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是在理解清楚投保人告知事项的基础上决定的，如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知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告知事项不实而仍然与之订立保险合同，却在出险时又以此为由不承担责任，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此，行驶证未年审，如果保险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已经了解这些事实，在车辆发生事故时，保险公司不能以免责条款为由解除合同，或者推卸保险责任。

二、被告拒付保险金的行为违背保险的职能。

保险的其本职能是分散风险和补偿损失，保险作为人类应付自然灾害和意外风险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分散风险。保险组织通过向投保人上收取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当被保险人遭受损失时，用保险基金进行补偿。这实际上就是用广大投保人的钱来补偿一部分被保险人的损失，或者说将一部分人面临的危险分摊给广大投保人，通过保险补偿，被保险人能够用获得的保险金重新购置财产，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经营，提高了人们对危险的承受能力。被告不付保险金的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保险的职能要求。

三、根据保险法理论，车辆未经年检不予理赔的免责条款本身就违反了保险的有关原则，属于恶意的免责条款。

保险公司在保险条款中设立车辆未经年检、无行驶证、无号牌、检验不合格则不予赔等的免责条款，从条款的表面用意来看，主要是为了杜绝无证驾驶、无牌驾驶、驾驶不合格的机动车辆。但是，从条款的深层目的来看，保险公司之所以将这些的情形列为免责条款，乃是因为在这些情形下，驾驶机动车的危险将比正常驾驶的危险增加，出险几率较高，因此将其列为免责条款。

但是，机动车未经年检，危险是否一定增加？凡是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得出结论：未经年检的车辆不一定不合格。比如，刚买一年的新车没有年检，其不合格的几率很小。而本案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情况，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粤B28390车经过鉴定，证实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各项汽车性能均在合格范围内，既然车辆检验合格，那么，车辆出险的危险并没有增加，从而保险公司就不应以此拒赔。而保险公司将“车辆未经年检”混迹于“无行驶证”、“无号牌”、“检验不合格”等情形之中，实有“浑水免责”之嫌。

而且，还需要强调的保险法原理是，在免责事由与事故结果之间，必须存在近因关系。近因原则不仅体现在被保险人索赔时需要主张原因与事故之间存在近因关系，还体现在保险人主张免责时，必须证明免责条款中的内容必须与事故之间具有近因关系。就本案来说，保险公司如欲以车辆未经年检的免责条款拒赔，必须证明车辆未经年检是造成保险事故的近因，否则不能拒赔。而恰恰在这点上，由于本案交通事故的原因是驾驶员本身，这与车辆未经年检的免责条款风马牛不相及，保险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事故发生与车辆未经检验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保险公司也是无由拒赔。

四、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出不利提供格式条款的被告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假设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责任免责条款第三条第款规定的“未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的”对双方有约束力，也应作出有利于原告的理解。

按法律规定，原告的车辆现在是每年检验一次。在也就是说XX年5月-XX年4月原告在这一年内的任何一天进行安全技术检验，都符合法律规定。只要检验合格，就认为这一年检合格。XX年5月—XX年4月是第二个检验，在这一年里任何一天进行安全技术检验，都符合法律规定。只是检验合格，就认为这一年检合格。在未按规定，可以理解为法律规定，也可以理解为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的情况下，应理解为按法律规定。即在年检内任何一天检车，都属于按规定年检。这样理解有利于符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在XX年9月检车，属于按规定年检，被告应予赔偿。

原告在XX年5月—XX年4月的年检内，是于XX年9月进行的年检，比年检的的起始时间XX年5月晚4个月，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提出异议，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的禁反言原则，被告无权对XX年5月-XX年4月年检未在XX年4月份检车提出异议。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安全技术检验的目的看，是为了避免机动车安全性能不合格，给他人造成损失，认为年检合格，推定这一年内机动车的安全性能是合格的。原告是XX年9月进行的年检，可以推定XX年9月之前，原告的机动车是合格的，原告年检的日期是XX年9月，离事故发生时间XX年7月17日不到三个月，应认为车辆在发生事故时是合格车辆，原告在XX年7月17日发生保险事故，被告应予赔偿，被告拒赔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事故认定书载明，“司机 驾车行进中没有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说明该起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未注意到前方情况，操作失误，与车辆的性能无关。发生保险事故的原因与保险车辆在XX年5月份没年检没有因果关系。

五、保险条款的第三条第二项因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且保险人未尽说明提示义务而无效，被告应当给予保险赔偿。

被告认为，本案肇事车辆未经年检，依保险条款的约定，被告应当免责。我们先来仔细分析该条款吧：

首先，年检是公安机关为保障社会公共交通安全而对机动车进行的定期强制检测，目的是确保车辆能够安全行驶。这种检测只能证明被检车辆在检测时是合格适用的，而不能保证在下一个年检周期内一直合格适用，所以年检只是行政机关管理车辆的权宜之计。未参加年检，仅仅是违反了行政法规的规定，理应接受行政机关的处罚；如果发生事故，在责任认定和承担上依法可以适当加重。但这不应该成为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保险公司免责的引用。

其次，事故车辆在事故后送检测，结论为“合格”。既然是合格的，说明事故车辆是符合上路行驶的实质要件的，造成事故不是车辆自身的原因。所以，我们认为，事故车辆在实质上是合格的。

最后，事故认定书载明，“司机 驾车行进中没有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说明该起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未注意到前方情况，操作失误，与车辆的性能无关。

另外，保险法第18条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必须予以明确说明，但本案被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此义务，该免责条款依法不发生效力。

【保险法第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六、被告拟定的保险合同中与本案有关的免责条款，显失公平，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应当确认无效。

《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合同法》第40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保险法》第11条：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遵循公平互利、协商一致、自愿订立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综上，保险条款的第三条第二项因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显失公平且保险人未尽说明提示义务而无效，被告应当给予保险赔偿。

综上，代理人认为，原告请求被告赔偿车辆损失保险金 元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拒赔无理，请求法庭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五篇：保险合同纠纷诉状

民 事 诉 状

原告刘桂娥，女，汉族，1967年11月19日出生，住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泗庙街虎山巷43号，身份证***325

原告钟梅，女，汉族，1992年7月25日出生，住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泗庙街虎山巷43号，身份证***329

原告钟浩，男，汉族，1995年4月12日出生，住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泗庙街虎山巷43号，身份证***31x

被告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冈中心支公司，地址：黄冈市黄州区东门路一号摩尔城1号楼7-8层，电话0713—8355455

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支付保险金10万元；

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2012年初被告的浠水支公司的业务员吴秀兰多次到浠水县巴河镇向船主和船员介绍推销生命富贵花保险卡。吴秀兰说这种保险具有缴费低、出了意外事故赔付额大（10万）的特点。船主和船员问吴秀兰像船员这种职业能不能买。吴秀兰请示被告团体险部门工作人员后答复说“能”。船主和船员相信了她，纷纷通过她购买生命富贵花保险卡。原告的亲属钟少兵也将保费100元和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吴秀兰，吴秀兰将保费和几十份身份证复印件收齐后交给被告及其浠水支公司，被告及其浠水支公司工作人员刮开保险卡密码在网上完成激活。吴秀兰将激活后的保险卡带回巴河镇分发给各投保人。原告的亲

属钟少兵所购买的一张生命富贵花保险卡是一种生命综合交通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卡号码是E***63，保险期间自2012年3月4日至2013年3月3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受益人为法定。保险利益是：航空意外伤害保险金200万元；铁路、水运意外伤害保险金10万元；公路意外伤害保险金10万元。

2013年1月25日在浠水拖0399号船上原告的亲属钟少兵摔倒受伤身亡。2013年1月3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理赔申请。2013年2月5日原告收到被告2013年1月31日作出的《拒赔决定通知书》。被告以被保险人钟少兵出险时职业是船员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

原告认为：投保人钟少兵投保，被告同意承保，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订立保险合同时、刮开密码并激活保险卡前，被告没有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合同免责条款的内容。被告明知被保险人钟少兵的职业是船员仍然向其销售生命富贵花保险卡，保险合同生效后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解除权。依据《保险法》第13、16、17条的规定，被告应承担保险责任。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此致

黄州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2013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