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侦中有关信用卡问题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经侦中有关信用卡问题的几点思考

经侦中有关信用卡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信用卡正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信用卡是当今世界上广为流行的一种先进的支付手段、消费信贷、结算工具,是指银行或者专门的信用卡公司签发给资信可靠的用户包括单位和个人进行购物、消费、提取现金的一种信用凭证。

信用卡的使用大大地简化了支付手续,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理念,有效地刺激了社会消费。但信用卡的使用是以持卡人的个人信用为基础的,而个人信用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导致信用卡业务具有与生俱来的风险性。换言之,在信用卡为社会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进行的犯罪活动也越来越频繁。究其原因,自然是人的贪欲之心超越人的理性和理智,使人产生犯罪之心。以信用卡诈骗的原因为例,就其制度而言,发卡机构的管理是存在漏洞的。由于其个人征信系统建设不完善、管理上的疏忽以及与特约商户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等原因,常使不法分子有机可趁。同时,持卡人自身防范意识的薄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故此,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进行犯罪成为当前影响社会

经济秩序的突出问题。《刑法》也专门设立信用卡诈骗犯罪予以打击。但不得不承认,我国目前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立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由于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犯罪的手段层出不穷,使其在各个犯罪环节上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在适用现行《刑法》上也就存在一定困难。现行的法律法规已经严重滞后于其犯罪的发展现状,难以对其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裁和惩罚。在经济犯罪侦查中,涉及信用卡的诸多问题常常困扰着侦查人员。因此,认真研究信用卡犯罪的特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立法建议,这是金融界和公安机关的共同课题。笔者希望通过对经侦中有关信用卡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抛砖引玉,以期有利于经侦工作,打击经济犯罪。

二、信用卡诈骗罪中“信用卡”含义的确定

多年来,信用卡的含义是一个争论颇多的问题。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信用卡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于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何谓我国刑法中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以及刑法中的“信用卡”与银行或

者其他金融机构业务工作中的“信用卡”是否应该具有完全相等的含义等问题引发了争议。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的一个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9 年3 月1 日公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2 条之规定,银行卡是指商业银行(含邮政金融机构)向社会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

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银行卡按照清偿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借记卡和信用卡。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第130条之规定,信用卡是指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凭以向特约单位购物、消费和向银行存取现金,具有消费信用的特制载体卡片。信用卡按照是否向发卡银行交存备用金分为贷记卡、准贷记卡两类。如果仅从这些规定来看,问题很简单,银行卡和信用卡的涵义肯定是不等同的。只是之前的一个规定让其问题复杂化了。中国人民银行1996 年发布的《信用卡业

务管理办法》中则将贷记卡和借记卡均归入信用卡范围之内。换言之,信用卡的外延和内涵发生了变化,以前的信用卡既包括贷记卡也包括借记卡;而现在在银行业务活动中,银行卡已经代替了原来的信用卡概念,并限定了信用卡的含义,仅指贷记卡,从而将借记卡从信用卡中分离出来。其大背景是银行业务活动的不断拓宽以及需加强与国际接轨。由于我国现行刑法是在1997 年10 月1 日正式生效的,而其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中“信用卡”的含义显然是秉承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发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内容,既包括贷记卡也包括借记卡。于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出现了:我国刑法中“信用卡”的含义是否需要随着银行业务管理工作中“信用卡”含义的变化而变化? 对此问题,学者们有不同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此问题的尘埃落定最后还是源于 年12 月29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有关法律解释。该法律解释明确了我国刑法规定中的“信用卡”的含义,即在刑法意义上,借记卡今后将一律被视为“信用卡”,有关借记卡犯罪司法实践定性中的混乱局面将得以消除。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犯罪侦查的实践过程当中,涉及有关信用卡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信用卡诈骗犯罪,还有盗窃

信用卡,商业贿赂犯罪中信用卡金额的认定等。一般而言,这些问题中的信用卡均包括借记卡。但也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非法中介进行信用卡套现时,其信用卡则指的是具有一定的信用额度,可以先购物消费、现金存取后还款功能的贷记卡和准贷记卡。

三、非法中介进行信用卡套现的定性

信用卡套现是指持卡人不是通过正常合法手续(如atm或柜台)提取现金,而通过其他手段将卡中信用额度内的资金以现金的方式套取,同时又不支付银行提现费用的行为

。非法中介进行信用卡套现的操作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中介公司申请pos 机或利用其它商户pos 机,用需要现金的客户信用卡刷卡,进行虚假消费,套取现金,二是中介公司用需要现金的客户信用卡到电信营业厅pos 机刷卡,购买话费充值卡,再将该充值卡转卖,套取现金。非法中介进行的信用卡套现活动给信用卡的使用管理带来较大的风险和隐患,一旦无法

偿还透支款,必然造成发卡银行资金损失,也给持卡人信用记录带来污点,严重影响信用卡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由此,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发出的《关于防范信用卡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就明确规定持卡人套现和商户提供套现服务属违法行为,要求各金融机构联合工商和公安等部门进行打击和处理。

从社会危害性上看,非法中介的行为已经具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性质,影响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而套现行为通过虚构真实交易变相发放银行贷款,也使发卡银行存在潜在风险。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非法中介进行信用卡套现是违法犯罪行为。这就使得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在打击此类行为时,往往面临于法无据的尴尬。即使在法律界有关其行为的定性也争议颇大,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讨论也使各抒己见,看法不一。例如,有观点认为中介组织的行为不涉及犯罪,理由是中介组织从事的是正常的公司代办信用卡业务,并向税务部门交纳营业税,所收取的服务费也是双方自愿,所以此类行为至多定性为违规而非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中介组织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因为其行为系法律无禁止性行为,且并没有直接侵犯银行财产,故只能对持有信用卡且恶意透支的人认定为涉嫌信用卡诈骗;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介组织的行为已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及妨碍信用卡管理罪;第四种观点认为信用卡套现已经有贷款诈骗的嫌疑,信用卡本质上是一种小额的信

用贷款,而信用卡套现的本质则是商户与持卡人合谋,恶意以消费名义从银行套取一定额度的贷款。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嫌虚构事实的贷款诈骗。如果套现者拒不还款,也触犯了《刑法》恶意透支的条款。笔者比较认同第四种观点,如果中介组织与持卡人在申请办卡时使用了虚假的身份资料和证明文件,就更加深了其贷款诈骗的主观故意,但认定本罪的难点在于客观方面:如果行为人提供资料真实、办卡程序合法、所套资金用于正常业务且每次都能按期偿还,是否能构成本罪未遂呢,有待于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由于目前非法中介套现活动凸显出法律空白,使其套现行为在适用刑事法律上和在实践执行中存在诸多难点。有侦查员认为,此行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非法中介套现活动社会危害性严重,不打击于理不容。其实,定罪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找法活动,即应当将具体危害行为置于整个刑法系

统中,寻找有无完全符合或者相当的犯罪构成。因为将法律和司法文件适用到具体案件,离不开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笔者以为只有吃透法律和司法文件的精神,充分发挥能动性和自由裁量权,才能真正把案件办好。

四、商业贿赂犯罪中收受信用卡之受贿数额的认定

商业贿赂罪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商业领域中各种贿赂犯罪的集合名称,包括发生在商业领域中的行贿罪、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所谓商业贿赂罪,是指在商事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一方为了商业上的利益或其他好处而向商事企业经营者、管理者给予钱财,另一方商业经营者、管理者利用自己的经营、管理职权为行贿人谋取好处和利益而收受钱财,情节严重的行为。商业贿赂罪客观上表现为经营者在帐外暗中给付交易对方一定财物或其他利益的行为。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回扣。我国《刑法》规定中将“贿赂”定位于“财物”。如何理解这里的“财物”,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为“财物说”;二为“利益说”,又称“需要说”。“需要说”将“财物”的外延和内涵扩大到了一切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而“财物说”却认为贿赂仅限于金钱与物品,不包括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更不能包括其它非物质性的利益。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为“财产性利益说”,即认为贿赂不仅限于金钱与物品,还应包含金钱及物品以外的可以直接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性利益。如免费提供食宿旅游,免费提供劳务等。从 年颁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的规定来看,我国目前采用的是“财产性利益说”。在财产性利益中,收受信用卡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在经济犯罪侦查过程中,有一问题时常困扰侦查人员,即商业贿赂犯罪中收受信用卡之受贿数额的认定。虽然《意见》中有此规定,即《意见》第8 条明确规定,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透支的,如果由送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认定为受贿数额。(如前所述,这里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应是同义的。)但此规定,显得过于简单,侦查实际操作过程中,问题往往更复杂。当然按照《意见》规定,一个大的前提是卡内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但是实践中也有一些特殊情况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行贿人以送卡的方式行贿,但在送卡后抽回存款或者以其他方式阻碍受贿人取款或者消费的,甚至是行贿人意志以外的其他原因导致贿人不能全额取出存款的,应如何认定? 抽回的存款或者未取出的存款是否应认定为受贿数额? 笔者认为,如果能认定受贿人对银行卡内的数额明知,那么应当以银行卡内的存款数额认定受贿数额。至于抽回存款或者未取出存款,应从未完成犯罪形态进行分析。未完成犯罪形态一般分为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由于行贿人、受贿人对以送卡的方式行贿、受贿的意思明确,即已着手实施了犯罪,故排除了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之间的区别,简单来说,犯罪未遂是欲犯而不能,犯罪中止是能犯而不欲。抽回存款或者未取出存款,都是受贿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实为欲犯而不能,故应认定为犯罪未遂,其受贿数额还是应当将卡内存款数额的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

第二篇：经侦案件材料

受案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及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导性文件。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管辖下列经济犯罪案件：

一、走私犯罪案件中的走私假币犯罪案件；

二、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犯罪案件；

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案件；

四、金融诈骗犯罪案件；

五、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案件；

六、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七、扰乱市场秩序犯罪案件；

八、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中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特定款物犯罪案件。

第三篇：经侦绩效考核

2011玛多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绩效考核自查报告

根据《关于认真做好2011经侦绩效考核自查工作的通知》的各项内容，认真组织民警紧密联系思想实际、岗位实际和执法活动实际，采取多种方式、利用多个渠道，广征谏言，广收意见，深入查找问题。现将我经侦大队在2011进行自查报告如下：

2011年以来，我经侦大队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充分发挥“打击、服务、参谋”的职能作用，不断加大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力度，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努力服务政府重点工程建设，深入开展了“亮剑”行动、“清网行动”打击“假发票、假银行卡、假币”犯罪专项行动、“打击传销”等专项行动以及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

经济犯罪侦查工作，直接关乎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队历来重视。自“亮剑”行动以来，我经侦部门认真贯彻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部署要求，认真落实“4〃12”推进会、“7〃26”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以“破大案、端窝点、摧网络”为行动思路，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将“亮剑行动”与维护知识产权工作相结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力推进“亮剑”行动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进“信息共享、事先介入、联合行动、优势互补”协作配合机制建设，联合侦办大要案件，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无缝对接，形成对制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合力围剿之势。

截至今年11月20日，我经侦大队经侦案件发案率为0，破案为0,，案件信息录入为0,根据省厅安排我经侦大队自4月15日以来认真深入开展了“亮剑”行动，在全县范围内散发藏汉宣传材料1000余份，张贴通告400份，设立举报电话2处，解答群众疑问200余次。宣传活动营造了良好的“亮剑”活动宣传氛围，保持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受到广大牧民的热烈欢迎。

打击食品药品犯罪在很短时间内，我经侦部门配合相关部门连夜查清了本县的4家火锅店“老油”问题，维护了群众权益。

今年7月26日，我经侦部门直接介入打击食品药品犯罪。据介绍，过去公安要介入此类领域打击犯罪，往往是“事后”作为，处于“配角”地位。如今，在“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使命的召唤下，玛多县公安局建立了联动“食品药品安全查处机制”，成了打击食品药品犯罪前沿战线的重要“主角”之一。

为提升打击食品药品犯罪效能，在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党委的高度重视下，今年8月15日，我经侦大队加挂“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牌子，从机构和人员上保障了此项工作有序深入开展。食品药品犯罪侦查从过去一个部门管理“升格”至一个警种管理，这是成都决策者们坚持“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民生理念的再次体现。在民生理念的指引下，成都公安经侦部门大胆突破传统职责范畴，积极探索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工作新模式。

一方面充分运用打击经济犯罪协调会商机制的主导作用，将部门职能上升为政府职能，提升组织领导，理顺工作体系；一方面以完善《查处食品安全案件工作流程》为抓手，构建“信息共享、事先介入、联合行动、优势互补”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紧密衔接的工作机制，形成以刑事执法引领行政执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工作模式，目标直奔打击效能，由此建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同时，积极参与政府食品监管相关工作，主动延伸公安机关的预防和打击职能，专门制定了《经侦部门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工作流程》。

打击犯罪，首先要明确对象在哪里，十分关键。在实战中，成都公安经侦部门通过研判“两类犯罪”形势，对全市“两类犯罪”出现的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进行摸底调查，确定打击重点，建立了“一街道、两路段、三区域、一市场和五品种”的侦破台账。

改变过去专项行动由一个警种单打独斗的局面，以市局名义对刑侦、治安、网安等主要警种下达线索和案件目标任务；建立警种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特别是涉及网上发布假冒伪劣商品信息，多地点制假，多渠道销售的案件，由市局成立专案组，指定经侦、刑侦、网安等部门捆绑作战，发挥各警种优势，提高打击效能。

推行“三定三包干”制度

冲锋打仗，士气斗志很重要。为激励民警斗志，确保警令畅通，在“亮剑”行动中，我经侦部门根据多年实战，形成了一套“成都考核机制”。

一、是将专项行动考核成绩纳入市局绩效考核。明确提出：“成绩排名靠后的3个单位不参加全年考核评优工作。”同时，在县局经侦支队网页设立的行动专栏和《破案打击龙虎榜》，每日公布行动战果，每周统计战果，每月公布绩效考核成绩。

二、是强力推行“三定三包干”制度。对于行动中的各项目标任务，市局逐一落实并定下工作方案，定下具体责任人，定下考核标准。同时，对重大案件和重点逃犯实行包干工作制，即领导包任务，经侦支队包督导，经侦大队包任务。

三、是引入督察处督导的工作机制。将专项行动的工作内容和目标任务纳入督察处督察内容，由督察处结合日常督察工作适时开展督察，并将督察结果，以市局督察通报的形式通报各单位“一把手”。

四、是明确奖惩制度，鼓舞士气。在“亮剑”行动最后考核中，县局除评选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外，还单独设立了“突出贡献单位”奖，对为专项行动作出突出贡献、赢得突出荣誉的民警进行单独表彰奖励。

第四篇：经侦工作相关文档

经侦大队扎实开展“三考”工作

12月份以来，经侦大队根据总队《关于落实公安部经侦局<开展全国公安经侦系统“三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大队工作实际，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时间，科学组织实施，扎实开展“三考”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力地推动了经侦“三基”工程建设的深入开展。

一、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有序开展“三考”工作

经侦大队将“三考”工作作为深入推进“三基”工程建设的重要抓手，把握“三考”工作的关键环节，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首先，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三考”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省厅经侦总队下发《关于落实公安部经侦局<开展全国公安经侦系统“三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后，经侦大队领导高度重视，先后3次召开队务会，学习公安部经侦局、省厅经侦总队有关“三考”工作通知精神，并结合大队实际，认真研究经侦系统“三考”工作，对经侦系统“三考”工作作了部署，明确考试内容、参考对象、考试方式，同时要求全队通过“三考”工作，不断提高队伍整体的法律知识水平，有力促进各项经侦工作的开展。其次，进行充分发动，增强做好“三考”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市经侦系统“三考”工作的通知，大队经召开动员会，开展广泛深入的动员，组织民警认真学习上级机关有关“三考”工作的通知精神，充分认识“三考”工作的重要性，把“三考”工作和“三基”工程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考促学，以学促用，进一步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全面推进经侦系统“三基”工程建

设。

二、把握重点，深化练兵，扎实推进“三考”工作

大队紧密结合经侦工作特点，以基本法律知识考试为重点，认真制定学习计划，采取自学、集体学、专题辅导、组织考试等多种措施，扎实开展“三考”工作。大队充分利用网上培训、考试系统，组织民警开展自学、自练、自测工作，加强“三考”基本法律知识训练。大队针对大队内老同志较多，记忆力不是很好的情况，组织全体民警利用每星期一学习会，学习基本法律知识，并对全国经侦系统“三考”题库内容进行了练习。大队组织全队民警系统地学习了基本法律知识练习题库的重点内容，紧紧抓住学法、用法、考核这三个基本环节，积极引导民警在干中学，学中干。大队组织全体民警学习了“三考”法律法规汇编和练习题库中的重点内容，并要求每位民警独立完成“三考”基本法律知识摸底考试卷，并对有歧义的题目进行了针对性辅导。2008年1月7日，大队全体民警参加了市经侦支队组织的“三考”法律基础知识考试，以考促学，形成良好的练兵氛围。

三、联系实际，促进工作，有效检验“三考”工作

大队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把推动经侦工作作为“三考”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有力促进年底各项工作。克服临近年终，各项工作繁忙的情况，统筹兼顾，精心组织，通过开展“三考”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各项经侦工作的开展，在侦查破案、追逃追赃等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效，确保了全年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第二，全面提高经侦队伍素质。通过“三考”工作，切实提高了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

质和实战能力，使经侦队伍素质明显增强，经侦民警的执法水平和执法效能明显提高。第三，精心谋划明年“三考”工作。为把经侦系统“三考”工作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大队从工作实际出发，对“三考”工作作了长远部署。大队多次召开队务会，研商2008年经侦工作思路，明确要围绕以“基本法律知识考试、执法办案卷宗考评、信访工作考查”为内容的“三考”工作，以考促学，以学促用，全面加强经侦队伍素质建设，不断提高经侦队伍的整体战斗力。

泰兴经侦开展“保护幼苗企业”行动

10月23日，从泰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传来消息，自今年7月份以来，该大队开展的“护幼”行动初显成效，为企业避免直接经济损失200多万元。

据了解，今年来，泰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积极开展平安企业创建活动，主动转变工作理念，扩大“走进企业、走进社区、走进市场”的经侦“三走进”活动。7月份，该大队启动了经侦“保护幼苗企业”行动，将服务的触角向刚刚起步的资金较少、经营规模较小，防范市场风险能力不强的个私小型企业延伸，通过适时梳理不同时期出现的可能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或诱发经济案件的现象和问题，及时向企业发布方面性、多发性、倾向性的预警信息，帮助企业排查防范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安全防范机制，有效预防了企业内部经济案件的发生。同时，经侦民警主动上门，向这些企业负责人宣传经济法律法规，倡导守法经营理念，讲授防范常见经济犯罪的方法和措施。活动开展三个月以来，泰兴市经侦大队已向百余家个私小型企业发放《防范意见书》37份，成功预防针对个私小型企业幼苗企业的“委托代理商、冒充部队签订所谓‘高科技产品’”诈骗案件14起，手机短信诈骗案件6起，信用卡诈骗案件3起，并妥善处置加工合同明显不平等的诱骗案件2起，避免幼苗企业直接经济损失200多万元。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今年1至10月份，泰兴涉企案件较往年同期相比发案率下降了41.8％。

第五篇：经侦工作现存问题及解决方案

当前经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经侦工作的现状与问题

1、主观上存在的不足表现如下：

（一）社会对经侦工作的认知程度。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领域的不断拓宽，经济犯罪涉及的面越来越广，既存在于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也遍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犯罪主体身份复杂，形式多变，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人民群众利益受到极大损失，与经济犯罪状况形成明显反差的是人民群众对经济犯罪的严重危害性认识相对滞后，经济犯罪是一种新的犯罪形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使公众对其危害性缺乏应有的认识。

（二）公安干警对经侦工作的认识。对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一项新职能，经侦部门也是公安机关一个较新的机构，加之公众对经济犯罪的认知与态度，直接影响着侦查人员的认识和办案质量，具体体现在：由于经济犯罪嫌疑人在手段上不直接使用暴力，没有直接攻击性，对公众的安全感所造成的威胁较小，往往不能引起侦查主体的足够重视。同时，经济犯罪案件涉及面广、关系复杂、经济利益和各种人为的干扰致使侦查人员产生畏难情绪，这种畏难情绪和认识上的不到位也是导致对经济犯罪打击不力的一个主要因素。

（三）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直接影响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侦破和定性。同时，经济犯罪智能化、隐蔽化、复杂化也影响案件的侦破，经济犯罪大多是智能犯罪，犯罪主体文化程度普遍高，一些人甚至有很丰富的金融、财税、会计、法律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不仅利用自己的职业，专长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进行经济犯罪，而且使用高科技手段，逃避侦查，寻找制度和法规上的空隙实施犯罪，而侦查人员经济专业知识贫乏，侦查中往往束手无策，处于被动地位，往往是办案时间长、定性不准、质量差、造成人为失误。

2、客观方面存在的不足表现如下：

（一）相关法律不配套，影响了经济犯罪认定的准确性。从人治到法治，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征，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但很不健全。首先，立法滞后。我国法律转轨滞后于经济转轨，法律仍存在着漏洞，国家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仍未能进行有效的约束和规范，市场活动在一定程序和范围内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使一些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大肆进行经济犯罪。同时，市场经济行为的超前与立法的滞后，也导致了一些新型经济犯罪得不到及时惩处，从而加剧了经济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尤其是法律对相关的经济犯罪的描述过于笼统，难以实现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罪与非罪的具体化和明确化，造成了虽有《刑法》，却难以为办案实践提供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的状况。

（二）协调、协作欠缺，直接影响了侦查效率，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打破行政区域的分界限，形成全国经济一体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犯罪的跨区域性和流窜性已成为一种趋势，国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往往涉及全国各地，甚至境外，这已成为经济犯罪的显著特征之一。这就要求经济侦查必须形成统一格局，在机构设置、侦查协同、情报信息、侦查技术等方面形成统一的规范制度，就目前经侦工作的现状看，与此还有一定的差距，加之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严重，侦办跨区域结伙的经济犯罪案件就更显得步履艰难，严重防碍了打击经济犯罪。

（三）办案经费困难。近年来，办案经费困难问题一直困扰着公安机关的侦查破案工作，对于经济犯罪侦查部门来说尤为突出，经济案件从受理、案前调查、立案到抓捕犯罪嫌疑人等一系列法律程序结束，比普通刑事案件办案周期长得多，办案经费从何而来，既没有财政拨款，又不能收取当事人的办案费用，全由办案单位自己承担，这个问题如得不到尽快解决，搞好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二、改变现状，解决问题的措施：

综述上述，在主观上和客观上经侦工作的现状与问题，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使其加大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力度真正落到实处。

1、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动员全社会力量，同一切经济犯罪活动作斗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经济侦查工作的基础，要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群众从中了解经济犯罪的危害性，提高全民对经济犯罪的认识程度。积极主动配合司法机关同经济犯罪作斗争，同时针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多发点和热点部门，开展经济犯罪预防教育工作。

2、提高全体经侦民警的整体素质，建设一支侦查能力强、执法水平高的经侦队伍。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是经侦民警义不容辞的职责，要加强经济犯罪的侦查工作，首先要解决的是认识问题，要认识自己的不足，通过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同时，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法律法规的学习以及相关的如税务、金融、财务等方面的学习，使自己的业务水平适应经侦工作的需要，结合工作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案情分析讨论以及经验交流，干中学、学中干，学干结合，不断提高。

3、建立有序、高效的经侦协作机制。统一的市场经济需要统一的执法环境，地方割据是市场经济的大敌，绝不能因为某地区、部门甚至个人的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搞好侦查协作，一是要树立“全国经侦一盘棋”思想，创造良好的协作氛围，对外协案件，要热情接待，积极配合，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牺牲“小团体”利益，以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中心，不断加强同兄弟经侦部门的联系沟通，联手出击，协同作战，营造一个全国经侦部门协作打击经济犯罪的环境，使经济犯罪分子无藏身之地。二是要坚持“谁立案、谁负责”的原则，协作中出现的矛盾，双方要协调，协商不成由双方的共同上级裁决，并立即执行，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对阻挠办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要严格追究责任。

4、进一步健全法制，加强立法，使之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根据我国的现行状况，制定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便于操作的法律法规，把全国经侦缉捕工作统一到一个新的标准上，落实罪行法定原则，经济犯罪具有较强的专业特征和行业色彩，而且犯罪形式变化快，情况复杂，这就决定了有关经济犯罪的法规要明确、细致、具体、适时，使经济犯罪的表现形成与相关法律法规尽可能相对应，为办案提供可操作性的定罪标准。

5、努力搞好硬件建设，解决办案经费问题。一是重视经侦业务的基础建设，有计划有步骤的落实硬件建设，把工作中所必须的设备配置齐全，同时重视经侦案件办案的积累，建立经济犯罪分子档案，有力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二是对于办案经费困难的问题，各级领导要给予高度关注，努力为经侦工作提供备勤保障，使经侦民警能放下心，放开手，一心一意的干好经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