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35年三中全会改革路

第一篇：党的35年三中全会改革路

以下是由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什么?改革目标是什么?中国将如何改革?对此，国内外各方纷纷猜测、众说纷纭，成为世界媒体报道的焦点。

事实上，中国已经走上了自主、自信、自强的改革开放道路，并将继续沿着这条“人间正道”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前行。这是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和发展逻辑的，因此也需要我们了解党中央重大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机制。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同时，“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www.xiexiebang.com【xiexiebang.com范文网】

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程序来看，第一步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决策，通常是每五年举行一次;第二步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简称“中央全会”)决策，通常是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党代会决策是对未来中国发展进行全面的重大决策和全面的战略部署，中央全会决策是对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和具体部署，如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七次全会，分别涉及到深化机构改革(二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中全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四中全会)、“十一五”规划(五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中全会)、为党的十七大做准备(七中全会)。这反映了党中央决策机制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而保证了中国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高效率地作出正确决策，及时纠正小的错误，避免颠覆性错误。这是“中国制度”和“中国决策”的重要体现和独特优势。

从中国重大改革决策和部署看，先后有四次“三中全会”决策，与之相对应的是形成了彼此区别又彼此相联系的四个阶段：

第一次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随后启动了农村改革，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动阶段。

第二次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目标。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局阶段，即在农村改革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开启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次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和基本原则，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计50条。这是在确立了创建新体制的目标之后的“建立新体制”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在原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改革。

第四次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计42条。这是在初步建立了新体制的基础上的“完善新体制”阶段。

按照这一改革发展逻辑和制度变迁逻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标志着中国将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看，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花了近两年的时间，也显示了中国特色的决策机制和过程。第一个阶段是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阶段，经过近一年时间才完成并在党的十八大上正式通过，为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就是制定三中全会《决定》的详细大纲。

第二个阶段是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总揽全局，谋划长远，深入调查研究并着手起草三中全会《决定》这一指导下一个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9日召开会议，听取了《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决定根据这次会议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据新华社报道，这次征求意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方面和党的十八大代表对文件稿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经过前后两个阶段，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才形成了拟提交三中全会审议的《决定》文件稿。这一过程是“先民主、后集中”，“从下至上”，再“从上至下”，“再民主、再集中”的政治民主、政治共识和政治决策过程，远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程序更为广泛民主，更能反映全国不同人群的利益，更能集中众多不同方面的意见，也更能有效集成全党和全社会的政治智慧。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30多个省级地区和300多个地级、2800多个县级、40000多个乡镇级行政单位的大国，这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充分民主与高效集中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已经被实践充分证明是十分适宜的，也是十分有效的。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我们可以读到有关三中全会《决定》的若干重大信息：

第一，这是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不同于前三次改革决定，不只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到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比以往更加全面，更加协调。这也符合制度变迁的发展逻辑：一类制度变迁，会引发其他制度变迁;其他制度的变迁，又会反作用于某一类制度的变迁。这是因为任何一类制度的变迁都将产生外部性，既可以是正外部性，也可以是负外部性，譬如经济体制改革在促进经济效益的同时可能会损害生态效益和社会公正，这就需要其他体制改革，如生态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来对冲经济体制改革的负外部性。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体制保障。根据“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要求，三中全会《决定》是一个“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将全面推进统筹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大领域的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是《决定》最大的创新点和亮点。“五位一体”的改革总体方案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体制保障，小康社会建设的顺利推进又是改革总体方案的目标。例如：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是为了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第三，全面改革就是全面创新，这就超越了仅针对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创新的局限性，扩大了改革的领域，开拓了创新的空间，更充分地激发了全体人民的创造力。不仅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还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文化传承规律、自然规律;不仅有市场创新、产权创新，还要有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社会创新;不仅要解放经济生产力，还要解放科技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绿色生产力;不仅要破除经济体制机制弊端，还要破除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体制机制弊端;不仅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生态文明，不仅要创造经济财富、物质财富，还要创造文化财富、精神财富、生态财富。这不仅大大突破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相协调、相互补。从这个意义上看，不断创新、全面创新，不仅要“不唯书、只唯实”，敢于突破和超越西方，还要做到与时俱进，善于突破和超越自己。

第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将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使各类改革更具政治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和社会可行性，成为下一个十年中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必将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性。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跨越了35年。我们始终坚持和不断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党的十八大更加明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人民还将不断开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创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

第二篇：三中全会：中国改革逻辑

以下是由

11月9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上，新一届领导集体将首次向外界全面阐释其施政理念和改革路线图。日前，多名高层领导人已在不同公开场合表示，此次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而且“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在这次“空前”的改革之前，中国已经探索了35年的“改革开放”之路。

这35年，一些历史性的节点永恒地记载史册。回顾35年历程，“三中全会”是观察中国“后30年”(指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伟大变革的一扇窗口，是串起“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条主线。

历届三中全会，往往带有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烙印，体现出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前瞻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外媒分析认为，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领导人所选择的改革道路，或许将开启自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谈话”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国变革。

三中全会与它所改变的中国

纵观党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可以说，35年来7个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与关键词的变化，折射出党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不断成熟。

换句话说，三中全会已成为“改革”的代名词，是观察中国“后30年”变革的历史线索。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共召开过的7次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不变主题。这7次三中全会，有5次议题直接是与深化改革相关，2次则和农村改革与发展相关。

而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4次关系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全会，它们分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它们都具有纲领性意义和时代性色彩，分别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四个阶段，即改革的启动阶段、改革的展开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最常被提及的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揭开了改革开放“新革命”的序幕，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

具体来说，这次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和重大历史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战场在农村，改革特点在于逐步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一种全新的体制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深圳经济特区则是这个阶段改革开放的标签，中国经济开始意识到“市场”的力量。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曾说，这次全会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其伟大。

中共中央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则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会议，标志着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当时，解放思想冲破了“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然而城市还是原来的那套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各种弊端不断凸显。此时，农村改革的倒逼机制开始发力，迫切要求城市改革。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开始探索从旧的经济体制转为新的经济体制，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有许多重大突破，现代企业开始萌芽，社会各阶层活力空前。

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则勾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自此，“市场”的力量正式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强动力，并深刻改变了近20年的中国。

评价十四届三中全会，必然要联系到十四大，必然要联系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自从1978年中国重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改革充满曲折。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使得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面临巨大困难。此时，邓小平拿出了共产党人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在1992年春天发出“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的呼声。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并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而十四届三中全会则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具体化，中国开始公开推进市场化进程。

这个阶段可以称为中国改革的第三阶段，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它始于1992年10月，一直持续了10年时间，直到2002年10月。这一阶段的改革力度较大，向纵深发展的势头也较强劲。其中，“92派”的崛起、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房地产改革等影响深远，深刻烙印在当代中国改革史上。

又过10年，即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为此后1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勾画出“蓝图”，同时也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思路。

与10年前相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由“建立”改成“完善”。这次全会提出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党的执政理念和发展目标的重大创新，是更加现代、更加人性化的执政理念，标志着最高决策层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个明显的改变是，200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日益重视社会的发展。在经历经济高速发展20年后，中共首次面临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社会矛盾集中等现代化转型难题。中国领导人适时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目标，以此统一中共上下的执政理念，扭转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建设的问题。在发展仍是党的中心工作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保护好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将是考验党执政能力和执政素质的重要课题。

“经济奇迹”与政治体制改革

xiexiebang.com范文网[CHAZIDIAN.COM]

“后30年”有一个醒目现象，即经济体制改革或伴生或催生着一系列其他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时说：“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事实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从未停止过多种层面改革的步伐，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如果真如部分外媒所说，中国近几十年几乎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该如何解释中国这30多年的“经济奇迹”?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执政党的内部制度建设来向前推进。换言之，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执政党体制的完善，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结构，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与之相适应，并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套用。越是发展快的社会，在共识的形成上可能越困难。因此，国内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力量显得极为重要。

现在的中国不用说与1949年相比，即使是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都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大变化。无论是国家的财富积累、制度化和规则化建设，还是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教育水平，均发生了巨大的进步。

事实上，中国执政党堪称世界上最善于变革的政党。贯穿于历届三中全会的永恒主题便是“改革”。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始于邓小平时代的内部变革，延续至今。任期制、责任制、差额选举制等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步伐一直在向前行进。以党内民主为例，中国地方官员选举的差额比例越来越大，竞争性成分越来越高;中共代表大会党代表选举差额比例、公开透明程度均在不断增加。甚至，中国执政党开始引入以党内民主方式产生高层领导人和重大决策的机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李成就认为，党内民主等内部建设不仅反映了中国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规则和新规范，而且还可能提供一个渐进的和可控的中国式民主的实验。

正如邓小平所说，“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换言之，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当然，中国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体制模式的形成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风风雨雨和执政党内部的经验教训，都将是改革的动力。

读懂中国，先要读懂中国改革的事实，与其中的逻辑。

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史上重要一笔

再过几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要召开了。中国和世界之所以如此期待此次三中全会，本质上来讲，是期待中国改革，期待中国改革惠及更多的国内公众乃至世界人民。

此次全会的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被认为是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领导人全面阐释执政理念、推出深化改革路线图的重要时点。此次三中全会是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召开的，无论这次三中全会将出台什么样的改革方案，都将为中国改革史写上至关重要的一笔。

事实上，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履新伊始，“深化改革”的议题就被提到了极为重要的战略高度。一个异常明确的信号是，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今年适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周年，也是改革开放35周年，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财政、金融、价格、企业等改革都会走向深入，而且“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然而，与前几轮改革相比，这一轮改革的难度和阻力更大。对此，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小劲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容易改革的领域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代价更大的改革。与30多年前相比，历史环境已经有了很大不同。30多年前的改革主要敌人是意识形态障碍，如今的改革难点主要是‘利益’障碍。”

跟35年前相比，当下的中国在经济上要发达得多，社会状况也复杂得多，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因此，人们期待的改革应该是大胆而审慎的改革，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在英国《金融时报》所说，“大爆炸式的改革可能招致那些渴望维持现状的人的强烈反对，从而破坏长期的改革事业。中国政府的谨慎或许反映了其经济和政治智慧，而非缺乏诚意。”

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中国梦”提供巨大“正能量”，值得在中国改革史上大书特书。

第三篇：党的三中全会思想汇报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的科学发展观，本质和核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根本目的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那么，以人为本的大学科学发展观，就是以学生为本，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全面协调大学内部不同群体的人与人、工作与工作以及当前与长远之间的关系，保证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大学发展观是对见物不见人、求量不求质、求形式不求内容、求局部不求整体、求当前不求长远的片面发展观的否定。我国高等教育的毛人学率已从1978年的1.4%增加到2004年的19%，在校大学生已达2000万人。几年来的大学扩招，使高等教育快速进人大众化时期，很多学子有了进大学的机会，初步缓解了国民的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但是，我国大学在快速发展中，却出现了许多与科学发展观相悖的问题。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强大动力。笔者认为，依据科学发展观，目前我国大学应进一步处理好如下十大关系。

一、知识、能力与全面发展的关系

大学科学发展观强调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由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主要是传授知识，把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作为衡量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人人心。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大学教育必须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潘懋元教授讲:应当承认，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知识与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识、能力一般都属于智育范畴，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识质量观或能力质量观带进21世纪，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

因此，必须把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涵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发展质量观。所以说，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新时期大学的一个崭新课题。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只有使之学术视点辩证统一，才能全面协调发展。知识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素质的提高，又将促进知识的更快掌握、扩展，促进能力的更好发挥与发展。大学应加强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各类专门人才。

另外，大学培养的高级人才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中坚力量，是创建人类文明社会的“设计师”和“建筑师”。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而人类文明社会的“设计师”若缺失创造物质文明的科学知识或创造精神文明的人文知识，自然使社会文明进步处于畸形状态，延缓其发展。《欧洲大学宪章》提出大学要进行的改革应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

综上所述，大学要把科学教育、人文教育与素质教育统一起来，实行全面发展教育。科学教育、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结合之所以需要，是由人才培养模式所决定的。大学要培养的人才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是既能创造美好生活又能正确享受生活的人。高质量的人才需要有科学技术专业知识，还有另外一面，人对生活的理解、善于调节人生的酸甜苦辣，主要靠人文精神的修养。不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人永远不会物化到失去自己的思维与感情。

所以大学要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达到人才素质的和谐与均衡发展的目标，必须下决心改变: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人文素质不高;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术视野不宽，学术基础不牢;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学生全面素质培养与基础训练不够;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不足的现状。加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努力使二者真正融合，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之目的。

二、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关系

我国《高等教育法》第31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此即要紧密围绕培养人才这个中心，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大学从单纯的培养人才到开展科学研究，再到直接为社会服务，这三大职能的重要程度也跟其产生的顺序相一致。大学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知识信息的创造与加工;教学过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知识信息的传播，也是通过教学相长刺激科研灵感与发展科研能力的动力;而大学利用其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所进行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和为社会上的企业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咨询与服务则是知识信息的共享与应用。因此，大学是能够很好地整合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的这样一种社会机构。

因此，大学不仅要致力于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和承担科技前沿重大课题的任务，还应是知识创新、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直接参与并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大学不仅要把教学、科研职能提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还应充分发挥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功能，要使大学实现教学、科研、经济(包括社会发展)三大职能的一体化。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和科学研究的基地、更是参与社会变革、乃至于导引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各类型各层次大学要依照自己的层次类型处理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者的关系。无论是应用技能型的、教学为主型的，还是教学科研型的、科研为主型的大学，都要依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在开展知识创新、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基础上，充分实现大学的三大职能。这是因为现代大学职能的进一步扩展，不仅表现在三大职能赋予了新的内涵和要求，而且更表现在三大职能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对知识的传播、加工、创造和应用起整合作用。

大学要从“象牙塔”式的传统学术领域中走出来，以其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特殊功能，为科教兴国做出应有的贡献。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特别是在科学发展观主导下，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密切结合，并不只是一种理念，而是被越来越多的实践所证实的一个发展趋向。近年来，国内不少大学的产学研结合已经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参与宏观和微观决策研究咨询等方面，也发挥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这就足见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科学发展观要求大学必须确立“知识传播、知识创新、知识物化融为一体”的大学职能观。作为“知识传播体系”，大学要转变“应试教育”的落后模式，使学生主动接受知识、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能力。作为“知识创新体系”，大学要发现、创造新知识，要在多学科的交叉中促进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形成。作为“知识物化体系”，大学要千方百计使新知识、新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人类创造和积累更多的财富。

汇报人：xiexiebang

第四篇：18届三中全会部署15方面改革

三中全会公报要点提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提出要深化财税改革和军队改革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69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

全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全会强调，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

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全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全会提出，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

第五篇：公车改革路难行

公车改革路难行

财政部开展统一组织全国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清查工作，继中央部委集中公布‘三公经费’后，公车改革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自199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规定》至今，公车改革探索已走过20个年头。虽然初步取得成效，但仍然任重道远。因此，进一步深化公车改革，成了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公车改革之路如何前行，怎样取得新的突破？基层公车改革如何协同推进，我们需要走到公车改革的基层一线寻找答案。公车改革者普遍认为，公车改革不是取消所有公车，而是要划清‘公用’和‘私用’的界限，克服特权思想，建立有效监督约束机制，使公车改革有章可循，公开透明。古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那公车改革该谁先知呢？又该谁去监督，采用什么方法去监督，如何才能推进公车改革的顺利进行。

公车改革问题复杂，不仅涉及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也是公车改革的重点领域。由于部门多，各管理部门职能不明，难以形成合力进行有效的改革。公车改革要采取适度公平的手段，只要单位是公有的，公务车都要纳入车改，应该参照党政机关的标准进行，对特殊的单位可以采用不同的车改措施。

公车问题的的根源是公权力的私用，所以说公车问题不是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究其根源是权的问题，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上，放在防止发生权力的私用和滥用上。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公车置于公众监督下，由于不是所有的公车都像警车那样好认，导致一般市民对公车‘监督无门’。我们的政府应该意识到公车特征的重要性，为公车添加必要的标志。

有效的监督机制还应当在改革中广泛征求民意。公车改革不是简单的机关内部问题，改革方案不经过公众的通过，搞所谓的‘低调’改革，这是不对的，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公车改革很难得到认可。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张建中说：”公车改革贵在坚持和完善，不要寄希望于一个完美的体系去实施，在探索中前行才是最现实有效的选择，如果一受质疑就停下来，那才真正是改革中的不幸”。改革的出路是全国统一步伐的改革，这才是实现公车管理模式的根本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