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改革重新择路

第一篇：医疗改革重新择路

中国医疗改革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与以往各种论争迥异，此番出声最响亮的是卫生部门的各级官员。在与“市场派”的争论中，“政府主导派”重新回到主道

本刊记者/杨中旭 吴飞 程征

5月16日，《医院报》以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原话“市场化非医改方向”作为头题，正式启动了医改讨论；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评价：“医改基本不成功”。

中国医疗改革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论争中，“医疗市场化”成为千夫所指。与以往各种论争迥异，此番出声最响亮的是卫生部门的各级官员。争论的高潮中，7月1日，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一次后来公开的报告会上坦言：“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

高的讲话立即引起呼应。四川省卫生厅厅长谢明道在发给高强的一篇文章中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甚至背离了原定目标，违背了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市场化引导医疗追求利益最大化，忽略了公益职能”。

医疗改革中的“政府派”与“市场派”之争由来已久，何以最近一段时间内前者集体发声，而后者相对失语？卫生部门人士向本刊表示，这预示了中国医改道路转向。

“老百姓看不起病有多少年了？我这回把门开了一道缝儿，外面的人看见、听见了里面‘政府主导派’和‘市场派’的争论。百姓多年累积的对医改不满的情绪全释放了出来。”最早发表刘新明“市场化非医改方向”论点的《医院报》常务副社长赵淳说。

拐点起于SARS

“建国以来，只有‘文革’后期的部长刘湘平不是卫生系统出身”。年届76岁的张自宽说。

张自宽，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建国后一直在卫生部工作。

张所说的惯例于前年SARS期间被打破。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空降”卫生部，分别出任部长和常务副部长,今年4月，高强正式出任部长。此前两人均无卫生系统履历。

其时，北京度过SARS危机后，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卫生的政策倾斜。农业部的权威人士说，两年来，国家在建立疾控中心、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投入了300亿元以上，较常年增长20倍之多。

如果说300亿的投入只是应急和亡羊补牢，那么“医改才是根儿”，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会长于宗河说。

SARS以及接踵而至的禽流感、人-猪链球菌，使各方深切体会到了现今公共卫生体系的破败和医疗体系的缺漏，可谓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转向的拐点。

2003年11月，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开始进行，一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被搜集上来。

调查为决策层提供了改革依据。期间，一直坚持“医改由政府主导”思路的刘新明从办公厅主任调任政策法规司司长，向卫生系统发出了信号——改革的风向有变。据张自宽等前卫生官员回忆，政策法规司，前身为政策研究室一直有“风向标”之称。

刘新明接手政策法规司之后，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表达观点，语气也不断加重。去年年底，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的一次卫生经济论坛上，刘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内的嘉宾面前这样表述：“市场化不是下一轮医改重点。”今年5月，他的表述“进化”到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

但是，这并不足以让此前一直占据上风的“市场派”偃旗息鼓。直至2003年和2004年，卫生部另一名官员仍然两度发言主张医院“国退民进”。

进入2005年，“市场派”的声音弱化得在公开场合几乎听不见，而“政府主导派”则在进一步阐述己方的理论。今年5月，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一次会议上说，医改要“国进民进”。随后，《医院报》将刘新明“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讲话抛出，公开昭示了风向的转变。

医改初定大纲

8月10日，76岁的张自宽一夜未眠。

“我激动得睡不着，像放电影那样回忆农村合作医疗50年来的一幕一幕。”张自宽说，“那是我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

始于2003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当天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主持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完成时间表被定在了2008年，较原计划提前两年。

同时，到明年底，试点的县(市、区)范围和中央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均将提高一倍：前者由目前占全国的21%提高到40%左右，后者由每人每年10元的基础上再增加10元。而部分参加试点的困难县(市)，则被纳入了中央财政补助范围。

令张自宽激动的内容还包括，近年来愈发凋零的县、乡、村三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将获得重建。其中，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今年就将完成。而“每个乡镇要保留一所公立卫生院，每个村至少有一个卫生室”。改革开放以来流失大半的“赤脚医生”，也会在未来数年有弥补式的增长。

“长期以来，农村三级医疗网已经残破不堪，全国乡镇卫生院中，三分之一很好，三分之一勉强维持，三分之一基本散了架子，”《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一文的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引述卫生部前部长张文康的话说。“中央的决定恰逢其时”。

除了亟需解决的农村卫生问题，城市医疗改革的思路目前也有轮廓。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今年“七·一”中直机关报告会上说，目前，卫生部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了《关于深化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初步确定了试点城市，争取早日启动，确保试点成功。

改革试点主要内容包括：

一、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二、按属地化原则，实施区域卫生规划，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分类管理。

三、优先发展社区卫生服务。

四、改革“以药补医”机制，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凡此种种，都是对前一阶段“市场化”的纠偏。第一条为总纲，而后三者均是重拾医疗“产权改革”(2000年)以前的有益管理经验。医疗机构评审制度在1998年8月被卫生部取消之前，曾在一、二、三级医院的区域规划、社区服务上取得过相当显著的成绩。卫生部部长高强曾说，1993年～1998年是中国医院发展最快的5年。

当时担任医政司领导的一位退休官员说，如果那项制度得到坚持，“以药补医”机制的改革早就可以展开。

据本刊了解，卫生部此番在民怨极大的“以药养医”方面，已将改革方案做了“四降一升”的细化，即降低药品价格、医院药品批零差率、大型设备检查治疗费、高值医用耗材费用，提高诊疗费。

在这次报告会上，高强还透露了今后改革的基本思路：政府统一规划，根据公共卫生服务和居民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确定公立医疗机构的数量，负责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其余公立医院可引入市场机制，改制改造成社会非营利或营利性医疗机构。同时，对保留的公立机构，不能“卖光”、“改净”；二是运行机制要体现公益性质，不鼓励创收。支出要由政府科学核定，给予保障，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上交，差额补助”。

在那次会后，本刊得到了已呈递卫生部门的一个具体改革方案。方案起草者称，医改讨论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方向已经确定——政府主导，市场为辅。其它机制的理顺虽然不易，但成功把握都不小，惟有筹资体制的变革最为复杂。

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98亿元，占GDP的5·6%，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

这位起草者提供的方案是，政府投入因为过低，需保证逐年按比例增长；而56%由居民个人支付的部分应降至20%左右。也就是说，其中的36%“入社保”，通过彩票、医院自筹、保险等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为3000亿左右。

“即使是发达国家，政府全包医疗的方式也不可取，个人应该掏一部分”，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说，“因为医疗服务天然具有趋高性，个人如果没有负担，就将令政府不堪重负”。

医改怪圈

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今年“七·一”中直机关报告会上，引用了历年中国领导人对于卫生事业的几乎相同的定性结论：医疗卫生部门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张自宽说，“我以为，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医学规律，谁都不能违背”。

但是，中国医改27年来，这条铁律却有三次失效。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盛行之时，乡镇卫生院就搞起了承包，一直到入不敷出纷纷倒闭为止；90年代的市场热潮中，卫生部又出台“以工助医”，“以副补主”政策，随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创收新项目，多得令人目不暇接，医院被讥为“掉进钱眼里”；2000年前后，已经搞了两年的国企产权改革之风又吹到了卫生系统，于是，有了宿迁医改、海城医改，将公立医院纷纷卖掉。

这几次改革无疑是紧跟“潮流”的，但也导致了医改27年来一次次地陷入“怪圈”。

1996年，建国以来首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对卫生事业的定性后来写进了1997年中央三号文件：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

这让殷大奎更加明确，卫生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必须坚持政府主导。

但随着卫生部领导更迭，这一结论在随后几年内并未成为主导改革的纲领，直到现在才被重拾。

“以后的领导如果换了思路，医学规律还能像现在这样受到尊重吗”？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说

第二篇：医疗改革

改革开放以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旗下,为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公共财政作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基本保障,在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如何发挥政府在医疗卫生支出上的职能作用变得愈加重要。

中国医疗行业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医疗资源的严重短缺，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以往医疗改革方案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严重缺陷：一是在忽视对医疗市场的开放，没有让市场力量在医疗供给中发挥足够的作用［1］；二是错误地对公立医院进行“伪市场化”，导致医疗费用虚高，医疗资源严重浪费。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社会逐步从一元化的计划经济时代向多元化的、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并存的市场经济时代转变。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呼唤一元化的医疗体系向多元化的混合医疗体系转变。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从一元化的医疗体系，通过“公退私进”的医疗改革，最后建立多元化的、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并存的混合医疗体系的过.程。

医疗服务具有特殊的属性:医疗消费具有强制性和不可逆性;医疗供给在特定时间内是有限的。有限的医疗供给和最优的消费追求必然会导致医疗市场畸高的均衡价格和消费拥挤。医疗服务中,信息不对称严重;如果没有第三方对医生进行监督,代理人寻租就不可避免。缺乏对医生的有效监督正是我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医师协会建立对医生的第三方监管,利用执照制度约束医生的权力,调整医生的收入分配体制,改变医院的管理方式,最终顺利完成医疗改革。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研究报告被披露，其中明确指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此报告被广泛解读为失败由市场化改革所致，激起强烈社会情绪，“看病难、看病贵”从此成为社会焦点议题。

对于医改的时间界定，一般从1985年改革算起。但追本溯源，中国医改的时间还要早些，大概始于30年前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一句话：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

1979年：医疗改革“初露端倪”

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此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钱信忠的讲话，显得大胆而前卫。

不久，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了对医院的“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工作，并开始尝试对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五所医院被列为“典型”。

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打破了国营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

1985年：中国医改“元年”

从1981年至1989年，每隔三四年就有中央文件出台，其中关键性的文件是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正是在这一政策下，1985年成为医改的启动年。改革的手段从最初就十分明确——“给政策不给钱”。

这一时期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这样的改革，在一定时期内当然会显现出成效。然而，在成效初显的同时，医改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急剧下降，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一路下滑，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基层、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防疫网加速破败，严重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健康保障；由于过分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卫生医疗部门的行业作风开始变坏，名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一系列医疗乱象随即出现??

1989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医改在争议中继续前行。

1992年：向“医疗市场化”进军

1992年春，中国掀起新的改革浪潮，医改再次提上日程。

“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业部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说。

“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正是在这一阶段，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争论的集中爆发，是在1993年5月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这番表态随即被认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两派观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我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在高速发展。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我国卫生机构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经达到32万家。

2000年：产权改革的号角

2000年，在江苏的宿迁掀开了一个在以后被冠以完全“市场化”的医院改制——卖医院。

这一举动的源头来自于当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数易其稿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意见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条目，让宿迁“激动不已”，这也使得酝酿于1999年的宿迁医改名正言顺。

五年下来，除两家公立医院，宿迁其他133家公立医院均被拍卖，宿迁政府自我评介“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而这一切的主要根源是财政投入出现不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分析：“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卸包袱的冲动，是医改市场化方向的重要动力之一。”

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政府主导派”与“市场派”的意见不相上下。对于宿迁改革的争议，是两派观点的又一次交锋，最后以搁置告终。

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喜滋滋地介绍，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

2005年：医改风云突变

2005年5月初，卫生部副部长马晓华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当前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并且着重强调，“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我们决不主张民进国退。”

“市场化非医改方向”，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并冠以这个让人注目的标题。

而医改话题被真正引爆是在6月20日，当天的《中国青年报》引用《医院报》5月份的报道，将刘新明“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观点，传递给了大众。

这一观点，被迅速地解读为卫生部的表态，一时间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刘新明的观点是，“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此后，《中国青年报》在7月28日又刊出报道，“国务院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再次引起关注。国务院的这个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困局的形成，是将近二十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引起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政府对卫生医疗事业的主导不足、拨款不足有关，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医改路向选择上应以政府主导，公有制为主导，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品属性。

在这两篇报道之后，公众开始纷纷猜测，国务院关于医改的政策、方向是否要作大的调整？新一轮的关于医改的论战，随即暗流涌动。

2007年：医改进入最后冲刺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报告了城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情况，医疗改革进程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陈竺表示，“到2010年，在全国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努力缓解城乡、地区、不同收入群众之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效缓解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在这份报告中，医改存在的一些关键性矛盾得到进一步明确：

——明确政府主导。“要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

——继续“公益性”。公共卫生机构将实行全额预算管理，实行严格的收支预算管理并探索改革药品价格加成政策。“逐步改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药补医机制，维护公益性质。”

——完善医保体系。以基本医疗保险、合作医疗、医疗救助制度为主体，其他形式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也将得到加强。

陈竺透露，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框架目前已得到国务院的重视，“将尽快拿出人民满意的医改方案。”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再次发出明确信号，医改将于2008年出台。卫生部有关官员此前也曾表示，医改方案将提交2008年3月的“两会”讨论。至此，中国医疗改革近三十年的风雨征途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一般而言，事实标准的确立要以特定事物和既定事实为依据，更多的是通过调查、统计等实

证方法建立数字、比例等量化关系，以此确定一项公共政策在事实上产生了哪些实际的效果 和影响。

对医改政策评估的事实标准大体包括医改政策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 例关系，目标实现的程度和范围，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的数据都是从 基层的调查中获得的。

科学决策基于科学的评估，科学评估基于科学的数据。我们现在应该

设定并不断完善指标，进行科学的基层调查，逐步积累数据，建立相关的数据库。医改实施 的质量、效果如何，不能只凭说，而要拿出公认的指标和数据。这些指标要经得住时间的考

验，特别是在一些试点地区，有了准确的数据和评估，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公开披露之后，我们才能在新一轮改革之后对相应的投入和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是否有一些指标已经改观，不足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再进行总结、推广。

当我们在埋头书本、苦学专业课程的同时，也应重视养成良好的医德风尚并增强自身的社会

责任感。高尚的医德情操对我们努力学习，追求真理，发展科学有着积极促进作用。因为它

不仅能激励医务人员为解除患者病痛而积极思考，刻苦钻研和忘我劳动，也能使我们更好地

为人民服务。该近年来“全科医生” 这个概念广泛的被人们熟知。这就促使我们应格外重视

全科医学的学习，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争做合格的综合型人才，以适应国家新医改的政策，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第三篇：医疗改革

医疗改革——让老百姓真正看得起病

卫生部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医疗服务费用的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社会问题。

目前，我国现有的医疗体制导致的最大问题就是老百姓看不起病，个人负担医药费用比例过大。从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上看，大多数百姓依然徘徊在医疗保险的大门外。与此同时，享受到医疗保险的人群，也因为个人负担部分偏高，越来越看不起病。对于广大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形势就更加严峻：起码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匮乏，医疗设备陈旧，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体系，更缺乏合格的卫生人才等等。如果说城市居民还只是“看病贵”的话，农村人面临的却是“看病难”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医药价格，已经到了让普通老百姓无法承受的地步！

事实上，医疗改革改来改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患者有其医”，就是让平民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因此，新一轮医改能不能成功，取决于能不能照顾到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利益。政府应该本着“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全面强化政府在医疗方面的职能，控制医药价格。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加大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政府投入的不足，使得医疗卫生机构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经营管理医院，结果造成了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质的淡化，严重损害了老百姓利益，加剧了医患纠纷和群众对医德的质疑。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政府责任，增加经费投入，逐步改变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的做法，确保群众能够享受最低医保待遇。

其次，强化政府责任，建立高效的医药监管机制。要加快推进医疗卫生属地化和行业化管理改革，明确管理机构和管理责任；制定详细的医疗机构管理规制，依法进行日常管理；成立专业的卫生监督执法队伍，依法对医疗机构的从医人员执业资格、执业范围、执业行为、广告宣传内容和收费价格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对索要红包、拿药品回扣等不正之风进行坚决纠正；建立完善的药品流通领域监管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价格政策。治理药品回扣应该从源头抓起，对药品销售企业采用送回扣的不正当行为要依法严惩。

最后，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逐步形成功能合理、方便群众的卫生服务网络。社区医疗服务具有看病方便、收费便宜等优势，既有利于分流病人、缓解大医院的看病压力，又有利于降低卫生服务成本、减轻城市居民的医疗费用负担。同时，政府也应该鼓励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定点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生产和供应合格、价廉的常用药品。

奔小康、盼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没有人民的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实现全面小康，就必须认真解决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早日让医药价格下降到人民群众可以承受的范围中来。

第四篇：医疗如何改革

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会议指出，根据国务院部署，去年9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引起各方面积极反响。有关部门认真吸纳各方面的建议，对《意见》作了修改完善，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明确了今后3年的阶段性工作目标：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可及性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明显缓解。

会议决定，从2009年到2011年，重点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等五项改革。会议指出，推进五项改革，旨在落实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为全面实现《意见》确定的目标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会议强调，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政策性强，一些重大改革要先行试点，稳步推进，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初步测算，为保障上述五项改革，3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8500亿元。

医改五项改革

每人每年医保补助120元

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3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2010年，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基本药物全纳入报销目录

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调整管理机制和供应保障体系。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品报销目录。健全基层医疗体系

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县级医院(含中医院)、乡镇卫生院、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和困难地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建立全民统一健康档案

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制定并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2009年开始，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提高公立医院服务水平

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今年开始试点，2011年逐步推开。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监管机制，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

第五篇：医疗改革调查报告

关于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城镇医疗卫生改革情况 调研时间：2012年3月15日

调研人：赵健

调研地址：湖南省衡阳县城镇

调研的中心观点：在于通过对于衡阳县城镇医疗卫生的调查，从而发现在衡阳县医疗卫生改革中有的问题，以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把医疗卫生改革的好处真真正正推行到广大群众中去，进而让衡阳县人民得到医疗卫生改革带来的好处。

调研主要包括：一.衡阳县医疗卫生条件中存在的问题；

二.针对衡阳县医疗卫生改革里面存在的问题，衡阳县政府通

过一系列的办法来改革医疗条件。

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

随着衡阳县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衡阳县卫生事业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全面改革的过程。从改善条件、扩大服务入手，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效率，初步解决了群众“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问题。但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卫生系统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一方面，在一些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许多居民因缺乏支付能力而享受不到必需的医疗卫生服务，卫生服务有效需求下降，患病后未就诊、未住院的比例逐年增加，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在衡阳县城镇和一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农村地区，居民对卫生服务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健康意识增强，普遍希望能就近、快捷地得到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群众对看病不方便、看病比较贵和医疗卫生服务态度及质量问题反响较大。

在2008年6月8号，衡阳县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衡阳县医疗卫生改革的推广条例》。在这个条例中提出了关于衡阳县改革的办法以及指出了衡阳县在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衡阳县目前存在的问题

在衡阳县医疗卫生体系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如：

1.在医药品价格方面，医药品价格普遍偏高，另外，医院里面药品的价格也要比外面的药店药品的价格高上10%。所以很多的病人基本上都不喜欢在医

院里面拿药。但是医院为了拿到高额的费用，基本不允许病人在外面购药。

2.一些医院缺乏人性关怀，对于医生来说，他们是上帝。病人来看病，他们几乎都是那种爱理不理的样子。甚至有个别的医生还对病人大喊大叫，完全不关心病人，让病人缺乏一种被关怀的感觉。

3.还有一部分人占用医疗卫生资源，他们利用手上的关系，即办理城镇医疗卡，同时有办理农村医疗卡。这样很是浪费医疗卫生资源，使得一部分农村看不起病的农民本该拥有的资源被占用，也就是使得这些资源的不到真正的使用。

4.有一些医院，唯利是图。我个人看到的一个案例就是县人民医院在接待一个病人的时候，必要要病人家属拿出看病的钱才给病人动手术。可是那时病人家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结果还是，病人一个在长沙比较有权利的亲戚打电话过来，医院才开始动手术。

5.在衡阳县有很多的私人医院，这些医院的存在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在这些医院里面存在着很多的黑诊所，这几年来在衡阳县范围之内出现了多次的医疗卫生事故，而且每次出现医疗事故的都是一些小孩子

6.衡阳县以前参加医疗卫生保险的人数并不是很多，衡阳县人民好像对于参加医疗卫生保险的积极性不是很高，也许是医疗报销额很低了吧

这些就是在衡阳县医疗卫生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也许还有一些的我个人没有发现的问题吧。不过这些年来衡阳县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且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改革这种情况。

（二）衡阳县政府对于上面的问题主要采取的办法如下：

近年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针对广大城镇职工关心和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和问题产生的根源，衡阳县政府紧紧围绕实现“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需要”这一改革目标，一手抓管理体制、服务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一手抓行业监管，不断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具体体现在：

1、大力调整城镇医疗服务体系和结构，构建高效、便捷的新型服务体系。根据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对城镇医疗卫生资源的总量、功能、结构和布局进行宏观调控，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对部分功能接近或互补，地理位置较近的医疗机构实施合并、兼并，做到资源共享；部分医疗机构实现功能转化，向慢性病防治、老年护理、康复、临终关怀等领域发展，将相对过剩的城市医疗资

源引导流向城市基层或农村。在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过程中，广大医生、护士等基层卫生人员，通过社区门诊、家庭出诊、健康讲座、免疫接种、周期性体检、健康咨询等多种方式，为广大居民提供了大量的预防保健、医疗护理、伤残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基层卫生服务，使居民不出社区就能较为方便地获得很多基本卫生服务，深受居民欢迎，被誉为“省时、省力、省钱、省心”的医疗卫生服务，密切了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2、充分引入竞争激励机制，促进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引入竞争机制，以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与效率。积极推进办医形式多样化，打破公立医院“一家独大”的服务格局；落实“以病人为中心”的现代医疗服务理念，全面推行“病人选医生”、“病人选医院”，推动医疗机构之间和医院内部各环节、各岗位公平有序的竞争，促进医疗技术的提高及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和质量的改善；推进公立医疗机构人事制度改革，大力推行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

3、不断加强行业监管，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在大力调整城镇医疗服务体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同时，南县政府也在不断强化医疗服务行业监管，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逐步建立和完善以行业准入、质量管理和信息公示等为主要内容的医疗行业监管制度。建立各具特色的医疗服务信息公示制度，通过新闻媒体定期向社会群众公布主要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信息、收费情况及单病种费用、治愈率等情况，增加透明度，便于社会与群众监督，促进医疗机构的良性竞争。

（2）积极规范医疗服务项目，调整医院补偿结构，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原则，卫生部与国家计委、国家中医药局制定了《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在医疗服务项目分类、名称、涵盖内容、计价单位和除外内容等方面均做了具体规定，统一了全国医疗服务项目名称和项目内容。

（3）在总量控制幅度内，对公立医院补偿结构进行调整。严格控制药品收入在医院总收入中的比例，降低大型医疗设备检查费，适当提高能够体现知识劳务价值的技术劳务价格。

（4）针对部分医院存在的乱收费、搭车开药等现象，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推广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和查询制度，实行住院费用清单制。各地医疗机构根据本身实际情况，逐步实行了医疗收费和药品价格公示制度，建立了门诊及

住院费用查询制度。一些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加强了信息发布工作，向社会公布医院收费价格和主要疾病费用指标，既规范医生行为，又引导病人选择医院，促进了医疗机构公平、有序的竞争。

（5）针对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的现实，一方面强调要求医院在医疗技术服务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尊重病人，关爱病人，方便病人。加强医患沟通的经验，推动医疗服务流程、医疗服务质量、工作效率和医德医风的改进。通过这几年的工作，医患关系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总的来看，卫生改革有了重要进展，卫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一些重点传染病和地方病发病率居高不下，严重危害着农村居民的健康；农民主要健康指标的改善幅度在近几年明显减缓或停滞，城乡居民健康差距进一步加大；农村卫生机构基础设施条件差，技术水平不高，难以承担保护和促进农民健康的任务；农民缺乏有效的健康保障办法，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日益突出。在城镇，一些制约卫生事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部门协调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实施区域卫生规划，优化资源配置等改革进展缓慢；公立医疗机构占绝对优势地位，医疗市场中竞争不足，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由于改革配套政策落实还不同步，医疗机构运行机制改革还不完善；一些医疗机构的干部职工缺乏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对改革心存疑虑和畏难情绪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克服和解决,切实加强农村卫生工作。改革乡镇卫生院管理体制，卫生院的人员、业务、经费等要上划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与管理，开展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纵向合作，提高网络整体服务功能；深化以乡镇卫生院改革为重点的农村卫生改革，增强机构活力，提高效率；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提高农村卫生人员素质；建立对口支援和巡回医疗制度，开展城市支援农村卫生工作。切实落实加大农村卫生投入的各项改革措施。抓好试点，继续深化行业监管，推进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和全行业属地化管理工作，努力向卫生全行业管理目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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