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务员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势分析

第一篇：论我国公务员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势分析

论我国公务员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势分析 【摘要】 ———对公务员实行“分配统一标准”的调查与思考收入分配制度是公务员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既影响到政府系统内人才激励机制的生成与政府工作效率,也对社会分配机制起着一种直接的示范和导向作用。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我国入世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与目标选择,急切呼唤着公正、廉洁、精干、高效的政府管理,全国各地政府改革与重塑的任务十分迫切和艰巨。而公务员的分配制度是否合理,直接关系着能否在政府系统内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增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统一分配标准”,就是把原属于行政资源配置的市属548家行政事业单位作一整理归类,对其单位经费的财政预算分配和工作人员工资奖金分配,由财政部门统一核定标准。

行政事业经费的单位财政预算统一分配标准,是按单位不同类别与性质采用不同的操作模式的。如行政事业单位共分机关事业类、公益型事业单位、公益服务型事业单位、服务经营型事业单位和经营型事业单位,前者全额财政划拨,后者定额定向补助,或经费补助递减,最终把经营型事业单位推向市场。

一、行政事业单位个人收分配统一标准,是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对不同类型单位实行不同的分配模式。(1)机关团体类,实行固定收入加考核奖励。固定收入是指国家和省明文规定工资、津贴;考核奖励是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公务员的年度奖励标准,一年一定。近二年实际的考核奖励额度是人均8000元。(2)公益型、公益服务型事业单位,按定编数结合编制内实有人数,核定工资总额,实行增人不增工资总额、减人不减工资总额的工资总额包干办法。(3)服务经营型、经营型事业单位,全面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

实行公务员的“分配统一标准”,是让同一地方政府内不同单位与部门的公务员按行政级别待遇拿统一的工资标准、拿统一的奖金、并适当有一定的系数差别,把公务员的整个收入过程和状况置于“阳光下”,使之公开化、透明化,这在规范政府自身行为和公务员个体行为上,有着独到之处,是管理层面的一种变革和创新。

2、公务员的总体反应和想法

为了了解这一制度项下的公务员的心态和想法,我们设计了有关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问卷表,从6—7月份起对嘉兴市本级、所辖秀城、秀洲二区、平湖、桐乡市、海盐县内的机关事业单位作问卷调查,并与部分公务员进行座谈,共分发问卷表400份,回收342份,所得的信息大致汇总如下:

(1)调查对象情况

行政区域:地市机关28%,县级机关64%,乡镇机关4%。

单位性质:行政机关92%,事业单位6%。

行政级别:副处31%,正科13%,副科19%,股级36%,办事员1%。

工作年限:15年2%,6—10年5%,11—15年14%,16—20年24%,21—25年27%,26—30年13%,30年以上11%。

学历状况:高中1%,大专29%,本科59%,硕士研究生2%,博士生1%。

(2)目前年收入状况

1—2万9%;2—3万45%;3—4万30%;4—5万4%,5万及以上1%

(3)总体心态

认为在公务员中分配统一标准:利大于弊的56%,弊大于利的34%,没感觉5%

认为与本省周边区比自己的收入:偏高0%,偏低83%,持平12%,没感觉5%

认为与当地企业管理人员比自己的收入:偏高2%,偏低67%,持平23%,没感觉3%

认为与同系统、同行业比自己的收入:偏高2%,偏低50%,持平40%,没感觉4%

认为自己的收入与前二年比:略有增加7%,增加较多14%,略有降低11%,降幅较大18%

认为自己的能力、对单位的贡献与收入相比:很满意1%,满意34%,不太满意42%,很不满意5%,没

感觉14%

在单位工作主要吸引自己的:报酬高低9%;人际关系的融洽度35%,专业对口,能力发挥35%,有提拔的机会1%,职业稳定保险15%

自己期望的与岗位、能力、职务相应的年收入水平是:3万10%,4万19%,5万40%,6万14%,7—10万11%,10—15万3%

如果政策允许你提前退休,选择:离开、再干点别的62%,继续留在原单位8%,无所谓20%

从这一信息反馈中起码可以看出二点:(1)把公务员的收入置于“阳光”下,提高透明度,实施统一管理,大家总体是赞成的:(2)认为统一、透明、公开、去掉单位福利后的公务员总体收入偏低,不满意较为普遍,公务员的岗位吸引力减弱。

二、现有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及“分配统一标准”中的主要问题

结合问卷调查及座谈,笔者认为我们目前公务员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工资收入偏低。我国从1993年起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以来,管理逐步规范化,也进行过几次工资改革,1999年、2001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资,并形成了正常的晋级增资机制。但总的来看,公务员总体收入水平还不高。据中华英才网“在线薪资调查”显示,虽然公务员的薪资排名近期有所上升(从上次调查的倒数第一名变为本次调查的倒数第三名),平均薪资也有大幅度的上涨(涨幅达30%),但仍与企业平均薪水有一定差距。以硕士生为例,企业平均为60618元,而在机关,只有2万元。据国家人事部统计,6年来我国共有22万人辞去公务员职位。

2、分配有平均主义倾向。就法定工资而言,同一系统不同职级之间和同一职级不同岗位间的工资差距很小,具体表现为:第一,从纵向看,按现行公务员的职级工资标准推算,一名工作25年的地级市市长的年薪大约是3.5万(基本工资加地方补贴,不包括电话费等),同样工作年限的一般公务员(主任科员)的工资大约是2.2万,而刚进机关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科员)的工资大约是1 5万,三者之比为1 6∶1∶07。而国内企业高层领导与一般职工工资收入之比大多在6∶3∶1,甚至更大。在西方,部长级工资收入与最低政府雇员的工资收入之差,美国是10倍,法国是6倍。第二,从横向角度看,同一职级中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之间工资差距小。以县处级干部为例,省直机关的处长与地市机关的局长、县(市、区)长各自岗位不同,工作特点、性质、难易程度、责任轻重等都不同,但在收入分配中只有任职年限的体现而无复杂难易程度的体现,只要是处级干部,如果工龄和任职年限相似,那么在工资分配上没什么明显差异(目前在嘉兴统一分配政策项下,地市机关的局级干部实际收入是低于省级机关的处长收入)。第三,同一部门和单位,正副职之间、领导与非领导职务间的差距小。一些年青有为、学历高、能力强、工作有闯劲、满负荷的正职干部,工资收入反而比部分工龄长、资格老、水平低、守守摊子、混混日于的副职或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少。

奖金“分配统一标准”后的新问题。一是各主体间,特别是相同职务人员间系数差别不大,形成新的“大锅饭”;二是财政部门权力增大,工作量也增大,并因此而随同一些工作量较大的行政执法部门,享受了“双8000”待遇,引来政府的另一些部门的困惑和不满。三是一些部门公费旅游、吃饭、招待费用上升,并出现乱发实物等“曲线救国”的现象;四是地区与条线间管理的失衡与不协调。由于上级条线考核及奖励没有统一规定,由此带来部门单位间因考核不同、单位可用经费多少不同而出现隐性收入多寡、有无的不同,有人称之为“统一分配”项下的“违规”。

二、公务员分配制度合理性的主要尺度

今年是国家公务员条例颁布实施10周年,分配制度是公务员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它制约着公务员的素质优化机制与纪律约束机制的形成,从而也关系和制约着公务员整体素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如果分配机制不科学、不合理,既制约精干、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的培育生成,也使政府管理滞后,指挥失灵,成本增加,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变化的节奏和形势,使政府行政目标难以有效实现。

针对目前公务员工资分配中的实际问题,笔者以为公务员的收入分配中应当注意把握的几个尺度是:

一是宏观平衡。即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大体持平。这是

因为现代社会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管理,公务员是政府行为的具体体现者,政府行为合理与否很大程度体现在公务员个体行为合理与否的基础上的。应当承认,公务员也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有着自身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我们在制度安排上必须努力使公务员的个体利益驱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进程相一致,同时与其它社会利益主体相协凋。搞好宏观平衡是政府吸纳优秀人才,确保队伍稳定,进而建立优胜劣汰机制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政府部门之间适当平衡。公平的分配机制应当包含收入机会均等、分配尺度统一、差距适当。就政府内部系统而言,同一单位、部门内部必须有差距,而横向职能部门之间则必须搞好平衡,如果部门间收入相差悬殊,那么低收入部门公务员的心态就会失衡,就难以吸纳高素质的公务员,这些部门和单位就难以形成良好的、培育本部门人员敬业爱岗的土壤,其结果是低收入部门人才流失,功能萎缩,从而制约政府组织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

三是工资收入规范、透明并与特定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绩效挂钩。在公务员的分配制度中,既要体现不同职级之间的差别,也要体现同一职级不同工作性质的差别,形成一种权、责、利相结合的分配机制。可以按岗位定职责、定工资。目前的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龄工资这四块组成的公务员收入,只大致反映了地位、职级、年资,不能充分反映岗位特点、责任大小、工作难易程度及实际工作业绩的差别。有激励机制的工资制度,应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和反映工作责任大小、难易程度和本人工作能力强弱、贡献大小状况,努力形成一种胜任什么岗位拿什么工资,能不断催人学习、改进、革新、创新的分配制度上的压力和动力机制。

四是公务员收入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公务员的收入水平不能脱离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的实际。应当根据国家公务员总体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龄工资的基础上,根据地方政府职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考虑不同岗位的领导可以有不同的职务津贴,不同岗位的人员根据其不同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也可以有不同的奖励工资,可以根据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年经济增长状况来设置,允许有地区差别,但应确立一个合理的基数,如测算沿海地区的上海、广州等地公务员基本收入、工资总额、地区经济增长状况增资系数情况作参照,并构建立相关的比较完整、严密的考核标准和体系。

三、完善公务员分配制度的几点思考

公务员队伍要做到高效化、专业化,必须要制度上进行科学管理,健全与之相适应的素质优化机制、纪律约束机制和物质保障机制。而这三大机制中,物质保障是基础,分配制度合理与否是关健,它影响和制约着纪律约束与素质优化机制的有效运作。

借鉴我国历史及国外的经验,着眼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总趋势、对政府改革的总要求,本文认为,公务员分配制度改革要卓有成效,必须建立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基础之上,必须是与之配套的联动改革。目前,就分配制度而言,要使之趋向合理、规范,必须:

1、明确公务员的范围,压缩公务员人数。公务员的数量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确定,人数过少或过多都不利于管理效能最大化。目前我们这支队伍过于庞大,虽说公务员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事实上,目前公、检、法、司,党、政、群、团、工、青、妇统统包括在内,而且事业单位在加薪调资中都是“参照”执行。有数据显示,我国政府在过去三年内裁减了50%的公务员,截止2001年底,全国的公务员总数为528万人,另有200多万离退休干部。而实际上机关“裁员”的许多人“分流”到了事业单位,而这也是财政供养的主要对象。我国历史上需要财政供养的人与普通百姓之比:西汉1∶7945;唐朝1∶3927;明朝1∶2299;清康熙1∶911;新中国成立之初1∶66;目前是1∶29。嘉兴市本级及秀城、秀洲两区的总人口为86万,财政供养人数约为2万人,我们的比例是1∶43,低于全国平均数,但这一区域中有市、区三个政府,并不经济。而笔者以为对公务员进行剥离的有效措施是:(1)减少地方政府层级,变目前的省、地、县、乡四级为省、县(市)二级政府,街道与乡镇改为派出机构:(2)调整政府职能,理清各部门职责,重组政府管理机构,设置奖项,鼓励政府部门提高管理绩效;(3)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步伐,实行政事分开,事业经费视社会发展需求状况与该单位具体作为由政府财政支持。

2、提高工资基数。公务员的工资除全国统一的职务、级别、工龄等基本尺度外,可以根据地方经济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财力考虑工资增长系数。工资的增长应当是与经济的增长相对应的,如果人均ＧＤＰ显著增长,那么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应相应增加。由于公务员的工资属于公共支出的一部分,因而必须同时考虑财政税收的稳定增长,否则就缺乏增资的基础。地方因素部分,可以考虑随国民经济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就当前而言,公务员的总体工资水平偏低,应适当提高工资基数。如工龄工资一年才一元,实在太低、无实际太大意义。现有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很难使公务员在特定倩况下维持他的尊严,以致有些公务员在进入政府部门时就怀有某种寻租心理,这对公务员队伍建设是很不利的。

3、改革结构工资。目前的职级工资制,只大致反映了地位、职级、年资,不能充分反映岗位特点、责任大小、工作难易程度及实际工作业绩的差别。建议加大职务津贴、和奖励工资部分,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和工龄工资可以全国统一,而职务津贴则应根据正副职、领导岗位与非领导职务加以区别,奖励工资与实际工作绩效挂钩。建立起以工作岗位性质定资,凭工作实力与能力拿工资的机制,胜任什么岗位拿什么工资。同时,在行政机关内视不同工作岗位也可采用不同的工资计酬机制,一些专业性强的特殊岗位如优秀的翻译人员、智囊人员可以采用高薪聘任制。

第二篇：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央党校2010级经管班 徐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根据现有国情，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调整、确定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结构形式。在这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与所有制结构相配套的分配制度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新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倡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行这样一种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所决定的。

自此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以按劳分配为主、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储蓄存款也大幅增加。在经济迅速增长和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也出现了分化的趋势。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

1、地域差别造成的差距

由于区位环境、历史文化、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等差异以及政策因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较慢（具体数据上文已经列间距）。

2、政策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的政策，并通过“两富”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我国率先在基础较好且具有开放区位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了特殊的优惠政策，使得东南沿海聚集了国内外大量资本，从而加速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地区之间特别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法律政策缺位，在一些领域至今仍是无法可依，如某些娱乐行业；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如售假制假的惩罚过轻；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如某些税收返还措施；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因素造成的，这就加剧了人们的愤怒和不满。

3、制度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第一、税收调节乏力。对个人收入最具有调节效力的是个人所得税，但从我国现行的税种结构来看，由于个人所得税不占主导地位，公民个人纳税的意识还比较淡薄，个人收入特别是无形收入难以查实，使得个人所得税在收入调节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消费税对个人的收入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从消费税设计来看，范围偏窄，把本应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的个别高档娱乐消费行为，如保龄球、歌舞厅、高尔夫球等价高利大的行业未列其中；遗产和赠予税在调节个人收入方面有其特殊作用，但我国目前还未开征。

第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时间短，资金来源严重不足，致使全社会范围内的有效保障力不从心，影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

第三、分配制度不规范。我们在经济转轨时期，收入分配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失控状态，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

第四、政府职能“缺位”。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不足，存在拖欠工资、随意增加工资外补贴等不规范的分配行为，也引发了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人的心态不平衡。

4、体制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一是竞争机会的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一些个体或群体凭借在计划经济时代占据的有利优势或特权，在市场经济放开搞活的条件下捷足先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成为暴发户。

二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自行“创收”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放权让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自行“创收”现象基本上是持宽容和默认的态度，使得一些单位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甚或“打擦边球”的途径，尽可能多地攫取收入并将其所获得收入的一部分分配给其职工。假如是政府部门，则便是权力的滥用，向其治理或服务的对象搞摊派，搞集资，或者乱收费、乱罚款。由此获得的收入，当然成了为其职工发奖金、福利的财源基础。于是伴随着各单位围绕抢占收入分配制高点的竞争，不同单位职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由此形成并拉大了。

三是行业的垄断性经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我国直到现在，有些行业如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民航、铁路仍未获市场准入。垄断经营的行业，在极力维护垄断经营地位的同时，把其所获垄断租金的一部分以各种形式分配给自己的职工，这既不利于行业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率的提高，也促使了不同行业之间人们收入差距的拉大。

四是地方保护、地区封锁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地方保护、地区封锁不仅与建立统一大市场的要求不相容，也违反了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规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不同地区之间人们收入的差距。

5、非法性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关于收入差距拉大的非法性原因在我国目前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灰色经济”，主要是指未经工商登记，逃避纳税的个体经济，如没有营业执照的小商小贩、家居装修、私房建筑等；

第二种是“黑色经济”，主要是指抗法抗税的犯罪经济，包括走私、贩毒、洗钱、制假、色情业、人口贩卖、坑蒙拐骗等；

第三种是“腐败经济”，主要是指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合法的高收入会带来反面的示范作用，非法经营、寻租活动带来的高收入会严重挫伤合法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人们守法经营的理念，诱使更多的人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或通过拉关系、走后门、疏通、行贿等寻租活动来增加个人收益，这既阻碍了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如何调节此现象呢？

1、完善税收调节分配制度

主要通过税收分配工具，运用直接、间接两种税收模式调节行业、企业、阶层、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一是通过直接、间接两种税收模式调节垄断行业超额利润，可考虑实行法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

二是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计征办法，调整消费税，同时，加强税源、税基治理，认真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

三是对高收入阶层的财产分配、生活消费两大行为设计行为调节税，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财产交易税、房地产超面积使用税、高消费行为的消费税，建议提高累进所得税率，对最高收入者税率可达８０％，严格申报制度，加大逃税处罚力度，强化治理，由此缩小与低收入者的悬殊差距；

四是实行社会保障费改税。改依规交纳社会保险费为依法交纳社会保险税，确定税基，统一税率，同时，建立社会保险税全社会统筹机制。

2、完善转移支付分配制度

综合利用财政、价格、利率分配工具，调节区域、城乡、阶层、群体间的分配差距，在制度层面上做出法律安排，明确转移支付法律规定，以约束各层次主体的分配行为。

一是明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逐年增长，困难领域、困难地区、困难群体与先

进领域、先进地区、富裕阶层实现利益同步增长的政府法律责任，建立公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法律机制；

二是明确价格转移支付对垄断行业、高收入阶层收入的调节作用，以此发挥对政府转移支付的补充作用。政府通过制定价格政策，引导价格收入所产生的价格收益用于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利益；

三是运用利率分配可以承担转移支付的功能，探索实名制存款限额差别利率政策，用以调节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群体间在存款收益上出现的分配差距。

3、完善社会保障分配制度

主要是进一步完善政府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和建立政府社会保障与公民商业保险协调机制。一是用法律形式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政府、法人、个人三方面来源以及各自的责任与义务；

二是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统一险种的费基费率，调整统筹内外政策，从来源和发放两个环节建立起独立于企业事业之外的社保机制；

三是建立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城乡低保对象支付水平与在职职工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协调增长机制，为不断缩小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分配差距提供制度机制保障；

四是建立城乡低费率、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医疗、住房、取暖、就学救助体系，并作为保障内容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五是政府匹配财力引导商业保险进入弱势群体保障保险领域。建立财险、灾险、医疗保险三类险种与政府合作机制，运用政府和商险双重功能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从机制上避免因灾因病沦为社会底层的社会问题。

4、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

主要是从制度安排层面上解决好国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两大权能收益分配政策。

国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在国家所有的前提下，一是依法完善政府间的分配关系，合理划分土地及补偿等涉地事权；二是两权收益全额用于涉地城乡居民个人利益补偿和公众认同的公共设施建设；三是制定违法违规土地收益使用范围的处罚制度，从严监督两权收益政府的分配和使用行为。

集体土地收益分配，一是完善现行法规，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集体土地使用权收益归权属主体农民全额所有；二是使用权转让中的土地价格由市场决定，从制度上纠正政府定价损害农民土地利益的行为；三是使用权收益分配以农民个人权属为主体，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参与分配或参与分配也要规定不得侵犯农民利益的原则界限；四是政府统一制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保证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民利益不受侵害。

总之，改革和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市场型分配体制，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在对待和处理收入分配问题时，应在重视效率的前提下，重视分配的公平。而且分配的公平合理也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最终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需要。应该说，合理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是贯彻党和国家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重大方针的必然要求，对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对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要看到，有效调控收入差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

第三篇：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义和措施

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义和措施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明显扩大，也由于这原因，社会出现了各种的社会问题。当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发展生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任务。在此我们探讨一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带来的现实意义及具体的改革实施措施。

自从党的十六大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公正收入分配制度的新措施。上述措施的实施对于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而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尽管如此，我国收入分配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收入差距大，分配关系紊乱，制约机制缺失等。

首先，收入差距过大，严重影响到经济和社会发展。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走低，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不足。一般来说，初次分配造成收入不平等，再分配缓和并缩小不平等。但我国当前的再分配却加剧了不平等，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平等问题尤为突出。这其中包过1.尽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一定缓解，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过大。2.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而城镇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3.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其次，收入分配关系紊乱，直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自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在我国建立起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随之也在我国建立起来，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渐在我国建立起来，但是收入分配制度在现实中却没有得到有效的体现，造成收入分配关系紊乱，直接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其表现在1.政府过多涉入收入初次分配。2.相关劳动法令得不到有效执行，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最后。制约机制缺失，缺乏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存在许多问题，阻碍了它们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1.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调节不

利。2.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第一，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第二，城镇社会成员社会保障制度不平等。第三，城镇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不平等。改革的滞后性导致城镇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待遇的差距。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对生产力发展、建立和谐社会都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1、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企业分配制度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改革，建立规范的，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分配制度。

要通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机制转换，使企业内部形成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劳动者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制衡机制，最终形成企业工资总量的自我形成机制，逐步放开对企业工资总额的行政性管理。在股份制企业，应积极试行“职工集体持股”等方式，使职工利益与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实实在在，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逐步推行经营管理者的年薪制。期股认股制，鼓励经营管理者的人力资本投资。

政府机关要结合转变职能、精减人员、分流人员，进一步改革工资结构和工资制度。按照公务员待遇规则，规范工资收入，提高工资水平，真正克服目前的政府机关中存在的“低工资，高就业”所产生的种种弊病。

2、进一步规范分配秩序，最大限度地引入竞争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分配秩序紊乱，竞争机制不完善，是当前影响公平竞争、公平分配的突出因素。因此，规范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建立和完善竞争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是当前分配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非法经营是非法收入的直接来源，要从根本上取缔和打击非法经营。逐步减少或取消审批经济、关系经济、后门经济。后门经济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产生根源，最大限度地引入竞争机制。尽量减少垄断行业，改变独家经营的局面，打破由于行业间收入差距，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3、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强化税收对收入分析的调节作用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因此应当强化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税种。如开征财产税、遗产税、赠与

税，完善个人所得税。其次，要加强征管，防止少数人偷税漏税。但有些问题，如灰色收入、私下交易，要通过转换机制、完善法规来解决。

4、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助力度，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缺少的内容，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制约因素。一方面，深入开展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调整，尽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又需要尽快深化改革，提高经济效益，从而筹集必要的资金。除了要开征社会保障税以外，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则是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变现投入社会保障，一方面有利于加快社会保障的筹资步伐，有利于国企改革；另一方面也是合情合理的。

要强化转移支付制度，加大扶贫力度，既有利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又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改革分配制度，国家重点采取的措施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主要是由于初次分配过程中收入分配秩序紊乱造成，所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在于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过程中的收入分配秩序。初次分配秩序紊乱的根源在于政府过多涉入到了初次分配过程之中，所以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重点在于使政府从初次分配过程中退出。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政府规模。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我国政府往往具有扩充自己权力、控制更多社会资源的动机，这种动机的存在是政府涉入具体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根源。由于政府所涉入的经济社会事务越多，那么它所拥有的权力就会越大，控制的社会资源就越多，这样势必就要求政府的规模就越大。因而，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关键限制政府扩充权力和资源的动机，这就要求将政府职能由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为保障民生。根据因事设岗的基本原则，政府从一般经济事务中退出之后会导致工作岗位减少，进而出现大量剩余人员，这就要求合并机构，精简人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限制政府对权力和资源的追逐，才能从根本上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过程中过多的政府涉入。

其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消除行业垄断。尽管政府行政权力是导致收入分配秩序紊乱的根源，但是作为政府附庸的国有企业才是扰乱收入分配秩序的始作俑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前的国有企业与之前军队兴办企业对经济秩序的破环在本质上一样。因而，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关键在于斩断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联系。在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政府规模的基础之上要根据不同的原则对当前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凡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国有企业，国家逐渐减少持股比例，最终成为由社会资本控制、以营利为目标的现代化企业。由于当前的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一般在一个行业处于垄断地位，所以政府要加大反垄断力度，消除垄断门槛，鼓励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增加行业竞争，从而最终消除垄断利润。对于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国有企业，政府要直接经营，因为他们与政府的目标都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在国营企业管理中，政府要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对国营企业进行管理。

最后，促进劳动法令执行，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既然我国已经制定了世界上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最为全面的劳动法令，那么就要促进法令条文的执行。首先，建立行之有效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这样才能扭转单个劳动者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才能为劳动者争取到合理、公正的劳动报酬。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工资协商制度，才能形成劳资双方共决、共创、共享企业财富的新模式。其次，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证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大概是当地平均工资的20%-30%，这大大低于国际劳工组织所建议的占当地平均工资40%-60%的最低工资标准。因而，要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维持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最后，积极推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支持。

2.推进城乡一体化，积极推动农民收入增加，逐步缩小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首先，千方百计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为农民就业提供保证。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经济增长是拉动就业增加的源泉。只有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此吸纳农村劳动就业，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其次，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逐步减少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样才能增加农村人均土地拥有量并增加农产品需求量，从而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最终增加农民收入。最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减少农民开支。要从农民需

求最迫切的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入手，逐步提高它们的保障水平。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

3.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从而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积极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地区，逐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地方政府积极引导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中央政府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与此同时适当对中西部地区进行政策倾斜。

4.完善政府再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第一，建立切实可行的收入监测制度，从而能够对居民收入进行有效监测。只有对居民收入进行全面监测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逃税、漏税的可能。第二，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将我国的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等。第三，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农村居民最需要的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入手，发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使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在现有基础之上不断提高，保障农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和农村居民的医疗需要。然后，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纯收入的增加，政府发展养老保险制度，使得农民的养老方式由传统的家庭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将广大就业人员纳入到社会保险范围内，保障其合法权益，特别是就业于广大民营企业的就业人员。要按照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对机关及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建立面向所有城镇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收入分配领域里的矛盾和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扎扎实实地实施好这次改革，才能为进一步的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

健全一个科学的收入分配制度，就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所带来的问题来看，是现在和以后所都要面临的重要任务。国家的领导人，经济建设者，要抓住我国现分配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新的改革，让社会分配差距基本消除差距。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让人民的内心更为平衡，配合国家的管理工作，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形成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

总之，科学的收入分配制度对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形成具有深远意义，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不公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中长期发展的重大改革。要保证这项改革在实施中不流于形式或者走形变样，建议尽快建立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高层协调机制。

第四篇：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走势分析

文章标题：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走势分析

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建立政务服务中心这一实践，对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回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程，探寻其演进脉络，分析其发展走势，对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的高效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审批项目的清理——拉开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序幕

1.对行政审批项目的清理吹响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号角。众所周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诱因是整治行政腐败、治理经济发展软环境，进而发展地方经济。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改革是从清理行政审批项目入手的，随后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缩短审批时限、精减审批环节的热潮。通过清理项目，使不必要的过多过滥的行政审批得到有效遏制，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遵循经济规律，利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促进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职能关系开辟了道路，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2.清理行政审批项目触及到对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问题。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项目清理也到了关键阶段，它涉及到我国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问题，即把项目清理工作与法律法规的修改结合起来。因为从中央到地方都经过二轮乃至三轮的项目清理，削减项目的空间已经不大了，而许多能切实提高行政效率的应该削减的项目或精减的环节是由法律、法规以及省级以上部门设定的,并且多带有随意性，许多事项超过了规定的审批权限。据统计，四川省前一阶段所保留的715项审批事项中，有国家法律和国家部委依据的有626项，占83;绵阳市保留的审批项目中由省以上部门设置的更高达90以上。因此要结合法律的修改而削减行政审批项目或环节，对这类项目的削减，地方是无权的，这就要求国家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相互配合、加强沟通，在实践中，加大法律、法规的修改力度，特别要结合《行政许可法》加大对省级以上部门文件的清理力度，真正实现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效管理。

3.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工作重心要与时俱进地转移。随着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的不断深入，行政审批项目的清理工作已不再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中心工作，不能只专注于削减项目，应及时调整工作思路，转移工作重点。应该从加强对项目的后续监管、规范审批程序和环节上下功夫，从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完善服务手段上下功夫，从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上下功夫，这也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的所在。

二、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的建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试验田

1.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直接催生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建设。项目清理以后如何加强管理，如果还放在各政府部门，很容易产生回潮现象，就达不到提高效率、统一监管、服务发展的目的。各地(主要是地级市)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纷纷设立服务大厅(或叫政府行政服务超市)，实行“一站式”、“一条龙”服务方式，广泛推行阳光工程。许多地方受益于改革为地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益，还建立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中心。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在于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十分巧合地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2.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的作用初步发挥。各地在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出了转变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的管理机制、进中心项目的运行机制以及信息网络的办公机制，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是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开、透明、讲求实效的行政审批制度。这是从传统的政府直接控制经济运行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间接控制经济运行的“审批经济”模式之后的又一进步，有效地转变了政府的职能。中心实行一个大厅、敞开式集中办公，提供一条龙服务，这种运作机制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快”，变分散审批为集中审批，变串联审批为并联审批，变多头受理为一家受理，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真正实现了规范运作、高效服务，大大方便了群众。

二是推动了管理方式的转变。通过推进各部门整建制进中心，实行一条龙全过程跟踪服务，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效率和服务上来，有利于实现部门审批、执法、监管权的有效分离，使政府的管理方式逐步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重审批、轻监管、轻服务”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到全过程监督、全过程跟踪服务，做到审批、监管、服务的有机结合，从而真正发挥了政府“裁判员”和“服务员”的作用。

三是促进了机关工作作风和思想观念转变。基层

企业是否方便、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中心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围绕这个中心，中心实行严格的限时承诺制，公开透明的办公环境、规范的办事程序、严格的考核管理、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彻底改变了过去“门难进、话难说、脸难看、事难办”的机关作风，特别是中心的做法带动和促进了相当一些后方部门行政方式和行政观念的转变，服务意识明显增强。进中心各单位

也根据自身情况，主动改进工作作风和服务方式，出台了许多便民措施，公开做出服务承诺，带来了行风政风的普遍好转，形成了勤政为民、热情服务、共谋发展的良好风气，极大地改善了政府的形象，拉近了政府和群众的距离。

四是探索出依法管理的新途径。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并非不要审批，而是如何高效规范审批与管理，如何通过审批达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集中式审批，已经探索出一条审批、服务、监管相结合的，以加强执法管理为手段的较为完善的执法管理体制，可有效解决重审批、轻管理的现象。加强立法监督是基础。随着《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与《立法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等较完备的行政法律监管体系已经确立，可以加强对行政审批的过程监督。依法审批、依法管理是关键。审批后的管理很重要，这就要通过行政执法来实现。因此，要将行政审批与行政执法有效结合起来，形成审批许可、依法管理相结合的运行管理机制，切实做到依法审批、依法管理。统一监管是保证。就是要强力推动所有审批事项进入中心办理，特别是要推动政府部门有关业务科室整建制进中心，截断“两头办”的后路，将项目进中心进一步向权力进中心推进，将政府行政审批纳入统一规范的框架内，为审批的规范、效率搭建一个重要的监管平台。

三、《行政许可法》的出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下的重要立法革命

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的建设与发展又促进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而《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是审批制度改革的最重要成果。行政许可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依法对社会、经济事务实行事前监督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问题是行政许可过多过滥，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规章，甚至通过一般规范性文件滥设许可，而且设定许可的事项不规范，有些行政机关把行政许可作为权力“寻租”的一个手段，通过许可乱收费，为本部门争权、为本地方谋利，也导致行政审批领域大量公权被利用，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因此说行政许可已经成为一个腐败源并不为过。同时，重许可、轻监管或者只许可、不监管的现象比较普遍，总体看，原有的行政许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障碍。正是由于在政务服务中心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才使这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推动一部新的法律的出台。《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对改进现行行政许可管理、影响和推动我国的政府现代化进程，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1.行政许可法确立的行政许可合法原则和行政许可设定权制度，将促进行政管理重大决策的高度集中和统一，治理因行政管理决策渠道过多和分散导致的政出多门、决策混乱和管理事务的过多过滥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加速建设有限政府，加速行政机关的改革步伐。行政机关是国家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应当依法进行，否则违法。由于立法的滞后，本该立法机关决定的许多问题，长期以来却由下级政府及行政机关自主决定了。各地、各部门的官员为追求短期效果和轰动效应，不计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超越职权，随意决策。用行政许可设定权制度的方法治理这些问题，对各类行政管理项目的决定进行规范并进行清理，行政机关的工作量将大大减少，这就为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2.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实施主体制度，有助于全面开展行政机关的清理活动，加强政府机关及其行政管理活动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建设。行政管理是严肃的国家行为，但长期以来，许多行政管理活动却由非国家行政机关代行管理了。行政许可的实施收归行政机关统一行使，纯属技术业务类的行政许可经法律、法规授权交由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实施，现行许可实施体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如果沿循这条立法思路，将各类由社会承担的行政管理事务清理归类，统一收归行政机关行使管理，行政机关以外吃皇粮的机构和人员将大大压缩，国家和社会的负担将会明显减轻。

3.行政许可法规定了相对集中实施行政许可的制度，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目前行政机关数量过多过滥的问题，找到了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这一制度的重要性关键是它突破了现行设立行政机关的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设立行政机关的方法。行政许可相对集中的规定是继行政处罚法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后的又一次有关行政执法机关设立的法律规定，一旦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逐步做到相对集中实施，其它方面的行政管理活动也逐步集中行使，大量因过细分工而产生的行政机关就没有了继续存在的理由，这就为未来合并、调整、精简为数众多的行政机关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4.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设定范围制度，将为解决行政管理价值取向失控，行政限制手段过多过滥，行政权力恶性膨胀的问题，建设一个有限政府、理性政府，提供宝贵的经验。行政许可法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只有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控制、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重要的社会公共事务，才可以考虑设定行政许可，并要求设定行政许可应当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要有利于发挥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行政许可法关于规范行政许可范围的法律制度为我们科学规范行政管理范围，减少行政管理层次和频率，建立一个理性政府，提供了极其有益的思路。

5.行政许可法确立的便民原则和一系列便民服务措施，将有助于转变政府工作人员工作作风，加强政府机关的作风建设。人民政府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但长期以来，为人民服务只是挂在口头的一句口号而已，却一直没有切实的法律制度保障这句口号能够真实地落实在行动上。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服务义务和责任细化和法律化，是对我国立法中忽视行政管理技术和大而化之的历史传统的一次革命，是从根本上治理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拖拉懒散、麻木不仁作风的首次尝试。

四、中心建设的蓬勃发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完善

鉴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对推进软环境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等所带来的极大收益。目前，全国各地纷纷加强中心建设，中心建设呈现出强劲发展的勃勃生机，审批制度改革日益深化与完善。

1.加强软硬件建设，拓展服务功能。随着中心的发展，各地已经把软环境建设、经济发展与中心建设挂起钩来，都把中心建设与发展作为优化地方投资发展软环境、快速发展经济的主要抓手，把中心建设作为地方的一个门面、一张名片，投入资金加强服务大厅的建设，改善服务大厅的环境，许多地方建起了上万平米的服务大厅。同时，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以实现“外网受理、内网办理、外网反馈”的网上审批机制为目标，探索构建了以行政审批为主线的行政审批服务平台、行政效能监察平台、要素配置平台和社会服务平台，通过“电子监察”使行政审批更加规范、透明;构建了“一网式”网上服务中心，实行“一表制”受理和一个窗口收费，逐渐实现网上审批，以网上审批为主的模式，在政府、企业、公众之间建立网上直通车，再建一个无形的中心。中心的服务功能不断得到拓展。

2.加强联动，构建立体服务体系。中心的建设是从地级市发起的，由于其服务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并且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各地纷纷往县区、乃至乡镇延伸，四川、安徽等地还建设了省级中心。这样，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服务中心，构建成立体服务体系，更加有利于服务经济建设。

3.推进相对集中许可，推动新一轮改革。《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制度，为推动进一步加强中心建设提供了机遇。各地积极进行研究与探索，推出具有行政审批(含许可、服务)职能的市级相关部门，其内部各处室行使的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处室(审批服务处)相对集中，各部门的审批服务处以整建制的形式向审批中心集中;各部门进审批中心的项目、人员、授权要到位等新举措，对推动新的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乃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必将掀起新一轮改革与中心建设的热潮。

五、政务服务中心的消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终取向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正是从治理发展软环境开始，从清理项目入手，通过中心建设推进改革的深化，催生行政许可法达到了高潮。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特别是中心建设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不光是“中心人”思索的重大课题。当然，政务服务中心的产生有其合理性、必然性，但政务服务中心本身的存在并没有其价值，它只是时代的产物，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或者说是替代物，是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管理体制过渡时期的必然结果，其目的是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有的地方在建立政务服务中心之初，当地领导人就明确提出，我希望在我手里建起政务服务中心，并希望在我手里消灭政务服务中心。这是基于对审批制度改革精神深刻理解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行政管理体制以及行政审批制度的日益完善，政务服务中心必将走向终结。

当然，终结政务服务中心必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发展要求所决定的。因为建立起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审批制度，也必然是一个经过不断探索、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漫长过程。在这一实践过程中，需要使政府职能实现根本性的转变，需要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需要使审批方式找到完全替代方式，以便废止审批，可谓任重而道远。在当前的条件下，不能简单地认为要终结中心，而且要大力加强中心建设，使其真正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不论政务服务中心何时终结其历史使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对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变革已经发挥了并正在发挥着历史性的作用。

《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走势分析》来源于xiexiebang.com，欢迎阅读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走势分析。

第五篇：分配制度改革

分配制度改革

1.收入分配公平的判断依据应当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经济领域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缩小收入差距、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一靠发展，二靠改革。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在发展中解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现阶段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判断依据还是要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④如果我们实行的分配政策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那么这样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可以说效率就是公平，公平是为了效率。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分配。社会的再生产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这四个环节中，如果分配环节扭曲，社会再生产的其他过程也会随之扭曲。因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收入水平无法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提高，甚至可能下降，这样就会导致生产规模与消费规模不对称，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这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病。

2.初次分配应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从正义的角度说，作为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首先社会要尽可能保证“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使人们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劳动就业。在我国，由于收入差距大，加上法规不健全，劳动者教育和就业的起点就不一样，公平竞争也很难做到；其次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的依据是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或者是根据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践中，由于对收入分配认识上的偏差或客观条件的制约，还存在诸多不公平的分配现象。如在一些单位仍然不同程度地实行着平均分配，不同岗位劳动者的收入未能充分体现岗位特点和贡献大小；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的合同工和正式职工工之间收入分配中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同样的劳动岗位和劳动贡献得到的是不同的收入；由于行业垄断，不同行业劳动者收入差别较大；国有企业中经营者甚至凭借手中的权力使分配过分地向自己倾斜，与普通职工和技术人员的收入差距悬殊。这些都导致了收入分配中事实上的不公平。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⑤作为点睛之笔的“社会主义”应该主要体现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上。而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从所有权来看，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是虚位的因而是残缺的，他既不能通过“用手投票”约束使用者，也不能“用脚投票”转让所有权，因此资产的收益性对劳动者来讲是不具备或不完整的。在我国目前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在要素市场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主的非熟练、非技术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更是被压低到极限，并且缺乏基本的劳动保障，长期处于被资本剥夺的境地。加上我国的工会组织形同虚设，新的《劳动法》现实中很难推行，致使我国的劳动力价格远远低于其价值，更谈不上“按劳分配”。

3.再分配要关注解决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也开始市场化、产业化，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使这些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低收入人群尤为突出。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目前我们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需求。这种资源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触发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商品房的价格居高不下等。以“按需分配”为基本原则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是十分重要的。尽快地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向广大人民群

众提供实实在在的劳动就业、养老、医疗、生育、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会大大增加社会生活的安全感和公平感，这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4.加大伦理建设力度。十七大制定了“提低、扩中、调高、打非”的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原则。“提低、扩中、调高”虽然属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但如果实施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运用遗产税等税收手段调节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这本身对伦理分配有积极的作用。而“打非”，就是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这能有效限制伦理分配中“恶的分配”。通过严格执法，对偷税漏税、侵吞公有财产、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收入依法取缔和惩处，规范垄断行业的收入消除垄断利润，能提升广大群众的公平感。

我国社会目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期。当前我国社会的道德缺失已经触发并加剧了很多社会问题，如像“三鹿奶粉”折射的食品安全问题、山西“黑砖窑”、“黑煤窑”反映出的劳动安全问题、上海“楼脆脆”代表的豆腐渣工程以及诚信却失、贪污腐败问题等等这样一些令国人颜面丢尽的丑闻。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我国伦理道德建设，形成适应转型时期的新的伦理道德架构。社会转型时期，强势群体的普遍道德感和责任观是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大众道德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强势群体道德责任意识的影响。通过伦理道德建设，实施诸如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组织各种对贫困地区和个人捐献、馈赠活动等，不仅能缓解因贫富差别带来的社会矛盾，而且能弘扬爱心和社会文明，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