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一篇：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极为重要的民生问题，直接关系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既要不断完善市场机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努力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不公平的问题，这已严重挫伤了广大劳动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了地区、行业、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剧了经济社会和改革开放的不稳定性。因而，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改革方向，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1、要努力实现“两个同步”，不断提高“两个比重”，切实保障要素投入者的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同步”和“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2、健全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促进机会公平。就业是增加劳动收入的先决条件，各级政府要为劳动者创造平等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提供良好的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发展环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促进充分就业；

3、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度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保护存款人权益。严格规范银行收费行为。丰富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拓宽居民租金、股息、红利等增收渠道。

4、加大再分配力度，增加政府转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再分配的功能主要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我们必须规范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要增加对落后地区及农村居民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阶层的支持力度

5、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支出，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力支持。严格控制行政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十二五”期间中央和地方机构编制总量只减不增，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全面公开“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6、加大促进教育公平力度，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改革完善房地产税等，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加强对困难群体救助和帮扶。健全城乡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

第二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调节居民收入差距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调节居民收入差距

2009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省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收入，积极调节收入分配，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提高。

2009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67元，同比增长9.2%；农民人均纯收入5035.3元，同比增长8.1%。另一方面居民社会保障水平有所提高。全省五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突破3000万人次，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人均提高110元，惠及234万人。城镇职工和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全省5519万人。出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施意见，制定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实施办法，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保障了144万城市低保对象、172.5万农村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仍然是制约我省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问题之一。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近3:1，创历史以来新高；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武汉等经济发达地区与恩施等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均衡；部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金融、电力等部分垄断部门或行业收入过高。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远超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以2009年为例，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4.7%，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20.1%，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分别增长9.2%和8.1%。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收入分配不公不仅直接有损社会公平、影响社会和谐，而且它是引发诸多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从更深的层次看，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将使社会平均消费倾向降低，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无论是着眼经济发展、还是追求社会进步，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应是我省“十二五”规划的题中应有之义。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省发展实际，我建议：“十二五”期间我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当“围绕一个目标，坚持两项原则，实现三个结合，推进四项改革”。即：以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坚持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我省推进城镇化进程相结合，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相结合，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制度、垄断行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分配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等四项改革，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一、紧紧围绕“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目标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让全体社会成员生活得更有尊严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精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目标是：进一步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整体上提高我省人民生活水平，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始终把握“两项原则”，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第一，坚持效率和公平兼顾的原则。初次分配既要讲求效率，也要顾及公平，以免加大再分配调节的难度；再分配过程要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科学有效的手段缓解因市场主体不到位、市场客体不完整、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管理滞后等带来的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别的矛盾和部分居民暂时生活困难的状况。

第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方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障标准，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应当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三、努力实现“三个结合”，为逐步缩小“三大收入差距”提供现实途径

目前，我省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从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入手，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推进城镇化进程相结合、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结合、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

第一，与推进城镇化进程相结合。一个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是高度反向相关的：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小；而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越低，则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越大。因此，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当与我省城镇化进程相结合，以全省“十二五”规划的编制为契机，抓紧编制湖北省城镇化和村庄建设规划，进一步完善我省城镇体系。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在抓好武汉城市圈建设的同时，逐步形成“宜荆荆”（宜昌、荆州、荆门）、“襄十随”（襄樊、十堰、随州）等新的城市群。促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深入推进“百镇千村”示范工程，加快生态家园建设。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通过市场网络将城乡要素进行配置和组合。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为城镇居民，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结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关键。我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当与推进“两圈一带”战略相结合。一是要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全力支持武汉市做大做强，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增强武汉城市圈科学发展、服务全省、辐射周边的综合能力，为形成中部经济重要增长极、培育长江中游城市群奠定坚实基础。二是要加快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步伐。坚持以生态为基础、文化为核心、旅游为引擎，以资源整合和交通网络建设为重点，抓紧实施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总体规划，促进鄂西地区经济发展。三是要加快推进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开发。以港口、航道和船型标准化建设为重点，加快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步伐，明确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建立融资平台，以产业支撑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三，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产业发展是基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当与我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一是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工业兴省”战略。落实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实施方案，提高优势产业竞争力，使“湖北制造”在拉动内需中发挥更大作用。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大产业投资，延伸产业链条，发展产业集群，策划、储备并启动一批重点技改项目，以投资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行集聚式、集约式发展。二是要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发挥湖北科技优势，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重大项目投资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推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加快发展。三是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咨询、研发设计、文化创意、服务外包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

四、深入推进“四项改革”，为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供制度性保障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制度改革。一是要规范政府分配行为，明确政府对收入分配调控职责。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二是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收入分配立法进程，引导各地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同时加大监督力度，严肃查处并尽力杜绝拖欠、克扣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工资的行为。三是要推进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企业工资增长机制。四是要改革现行转移支付方式，建立规范透明的新型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转移支付力度。

第二，深化垄断行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一是要结合垄断行业的改革和重组，加快垄断行业内部用人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垄断行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逐步与劳动力市场价格接轨。二是要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强化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对经营者收入增长的约束作用，改进工效挂钩的办法，规范职工个人收入列支渠道。三是要完善对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外部监督机制，严格规范企业经营管理者薪酬制度和职务消费。四是要加快建立公务员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地区附加津贴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形成统分结合、调控有力的工资收入分配管理体制。五是要全面改革现行事业单位体制，建立和健全符合事业单位工作特点和各类专业人才成长规律、有利于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的工资分配制度。第三，深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一是要加快立法步伐，以统一的法规来约束和规范全社会及其成员的收入分配行为，重点应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对于过高收入，除了运用个人所得税外，还应尽早开征遗产赠予税、物业税、特别消费税等进行调节。二是要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建立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和交叉稽核制度，依托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对个人收入的全员全额管理和对高收入者的重点管理。三是要加快研究实施全省城镇建设税费改革，进一步完善消费税制度。四是要加快建立个人收入信息系统和个人征信系统，并实现信息共享。

第四，深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层次，全面推进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并创造条件逐步过渡到全省统筹；不断拓宽养老保险范围，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二是要改革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合理确定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的比例，逐步扩大医保覆盖面，提高年最高支付限额和住院报销比例，改进异地就医管理，妥善解决困难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问题。三是要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对促进再就业和对就业困难群体进行社会保障援助的作用。四是要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增加各级政府资金投入，提高保障标准。五是要完善优抚保障机制和社会救助体系，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

发言人单位及职务：省政协委员、省农工党副主委、湖北经济学院教授

摘要：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既有体制原因，也有机制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禀赋原因特别是个人努力的程度与结果。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应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第一，清理和完善政策，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前提条件；第二，规范高收入者的收入；第三，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第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比例。

关键词：收入差距，目标体系，政策选择

目前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进入过大区间，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一、廓清居民收入差距认识上的误区

目前在居民收入差距认识问题上主要存在以下误区：

一是认为我国的收入差距都是不合理的。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既有体制原因，也有机制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禀赋原因特别是个人努力的程度与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把高收入者获得的收入都看成是不合理收入，并把由此形成的收入差距都看成是不合理差距。应该看到，我国大多数高收入者获得的收入是合法收入，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结果，目前的收入差距中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既然如此，政策的着力点就不是要缩小合理差距，而是要缩小不合理差距，重点是解决少数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得非法收入而造成的收入差距问题。

二是认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收入的均等化。少数人仍然留恋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希望能够实现收入的完全均等，把共同富裕与收入均等画等号，把平均主义与公平画等号，把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改革，认为是改革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不改革、不搞市场经济就不会产生贫富不均。其基本主张就是不要改革，不要开放，不要发展，企望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笔者认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不是要实现居民收入均等化，而是要通过努力把过大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区间，实现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所谓公平分配，就是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但公平分配也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如同样的收入会因家庭人口不同导致不同的人均收入。所谓共同富裕有两层含义：一是富裕，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二是共同，邓小平同时强调，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他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1]：“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2]。

三是企望一朝一夕就能够把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这种观点主观愿望是好的，也反映了缩小收入差距的迫切心情。但是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企望于一朝一夕就把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是不现实的。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具有扩张收入差距的作用；每个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人与人之间的收入也必然存在差距；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规律性，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将长期存在。因此，缩小收入差距要分阶段、分步骤稳步推进，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急躁冒进，否则就不会收到良好效果。

四是把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仅仅理解为简单地缩小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是我们的目标，但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物价水平、生活成本均有巨大差异，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农村居民拥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收入，不可能让所有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拥有与发达地区一样的收入。目标在于实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等值化、欠发达地区居民与发达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等值化。

二、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体系

缩小收入差距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收入差距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既然如此，就应该有一个大体的时间表，有一个目标，这样才能给人们以信心，让人们看到希望。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设定短期、中期、长期目标，把5年左右时间作为一个短期目标，把5～10年作为一个中期目标，把10～20年作为一个长期目标。

从短期目标来看，就是从2010年到2015年要实现的目标。在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把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降下来，并略微有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2009年的3.33倍缩小至3.0～3.3倍；各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4.77倍缩小到4.5倍以内，细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15.93倍缩小到15倍以内。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的名义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2.33倍缩小到2.2倍以内；农村居民的名义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4.22倍缩小至4倍以内。

从中期目标来看，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再用5年的时间，也就是从2015年到2020年，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在2.5倍以内，各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3.5倍以内，细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10倍以内。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城镇居民的名义收入差距控制在2倍以内，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的名义收入差距控制在3倍以内。

从长期目标即从2020年到2030年要实现的目标来看，这一时期要实现收入差距的明显缩小，无论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等都要控制在合理区间，全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回到0.3～0.4的合理区间，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在2倍以内，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3倍以内，细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5～8倍，不同省区市之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1.5倍以内，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2倍以内。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者与普通劳动者均可以按贡献获得报酬。

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应坚持“六结合”的基本原则：

一是把缩小收入差距与深化教育制度、金融制度、税收制度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收入差距问题不只是收入问题，而是与其他一系列相关制度联系在一起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二是把缩小收入差距与缓解贫困结合起来。要缩小收入差距，不是要劫富济贫，高收入者的合法收入合法财产必须保护，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这一前提下，就需要把缓解贫困的工作作为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只要低收入者的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收入差距自然就会缩小。

三是把缩小收入差距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需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不是要把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下来，而是要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

四是把缩小收入差距与促进公平和提高效率结合起来。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也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既有因分配不公产生的，也有因效率不高产生的。所以，要缩小收入差距，就需要把促进公平和提高效率结合起来。

五是把缩小收入差距与增加全民族的人力资本投资结合起来。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的基本的因素，要缩小收入差距还需要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改变收入差距扩大的内生因素。

六是把缩小收入差距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缩小收入差距需要不断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加大政府对市场失灵领域的干预力度，特别是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

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

第一，清理和完善政策，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前提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制定了许多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策，如城乡户籍制度等。改革开放之后，也制定了许多与当时条件相适应的政策，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有的政策却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也形成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前提条件。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就需要清理不合时宜的政策。主要包括：要消除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政策，特别是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二元社会福利政策，以不分城乡的居住证制度代替户籍制度，城乡居民只有居住地点的差异，没有身份高下之别；要消除不平等的就业政策等。

第二，规范高收入者的收入。一是从行业来看，重点是打破垄断，解决部分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问题。解决垄断行业存在的分配问题，需要从深化垄断行业体制改革即打破垄断入手。从我国行业之间存在过大收入差距来看，主要在于行业垄断。我国各行业职工收入水平基本上与竞争程度成反比，即竞争程度越高，职工收入越低；与垄断程度成正比，即垄断程度越高，职工收入越高。因此，解决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需要釜底抽薪，打破行业垄断。我们不能固守传统的对垄断行业存在理由的认识，凡是关系不到国家安全的行业都可以引入竞争。石油、金融、保险、证券、电力、航空等都可以放开经营。二是从所有制来看，应加大对非国有经济的审计和税收稽查力度，重点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从根本上解决少数企业偷税漏税等非法收入问题。三是从部门和行业内部来看，要将隐性收入显性化、显性收入规范化。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需要继续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使隐性收入显性化、显性收入规范化。所谓隐性收入显性化，就是要取消实物分配，代之以货币分配；所谓显性收入规范化，就是在职工的收入中，应该包括哪些项目，同一行业或部门要有统一规定，而不能随意设置收入或福利项目。可以按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来统一。对于公车消费，主要是通过货币化来解决；对于公费旅游，要杜绝；对于公款请客，要严格限定标准。四是从调节个人的高收入来看，要建立个人收入及纳税档案，实行个人漏税追缴制度和偷税惩罚制度。调节居民的过高收入主要是通过税收的方式，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要让个人所得税调节的重点从以中低收入者为主，转向以中高收入者特别是高收入者为主。适时提高纳税的起征点，由目前的月收入2000元提高到5000～8000元，这样就可以使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免缴个人所得税。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实行有差别的纳税起征点。要建立个人收入和纳税档案。要考虑家庭人口及其他负担情况，实行差别化税率。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以家庭为单元申报个人所得税，这样更公平合理。实行个人全面申报，家庭综合缴纳。对于个人偷漏税者要给予严厉惩罚，除了经济上给予补缴税款和罚款之外，要进行个人信誉不良记录，这一记录可以分为若干档次，如果达到了个人信誉不良记录的一定程度，个人贷款等各项活动就要受到限制。从资本衍生收入来看，要完善创业环境，鼓励合法高收入者进行投资。

第三，提高低收入者收入。（1）完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健康体魄，增加低收入者对收入差距的社会承受能力。在我国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建议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者发放消费券。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4007万，城市依靠各种低保生活的人口大约有2000万，共计6000多万，如果每人每年按照2000元发放，全国需要1200亿元。如果再为8000万低收入者每人每年发放1000元，全国为800亿元。二者相加也就是2000亿元，只占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的不到3%，未来随着财政收入的进一步增加，这一比例会进一步降低。发放消费券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让全国所有人口的收入水平全部进入国际贫困线以上，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可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带动企业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2）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为劳动者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一是延长免费义务教育的年限，由9年制义务教育延长至12年制。二是改革教育内容。我国的教育内容长期以来以任职教育和应试教育为主，虽然有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一面，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三是改革教育制度。可以尝试初中进行分班教育，即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学习普通教育内容，初中三年级则根据情况进行分班，一部分学生可以继续接受普通教育，考高中；另一部分学生则转为职业教育，用一年时间掌握1～2门实用技术，为就业做准备。高中亦如此。要继续改革完善高考制度。从短期来看，要进一步完善高考内容，尽可能考出学生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从长远来看，要不断地创造条件，取消统一高考制度，实行大学自主招生。四是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五是加大劳动技能培训力度特别是失业人员的培训力度。（3）解决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落后问题。要创新政府投资和经营模式。贫困地区可以采取政府投资、企业经营或以政府资金撬动社会投资等多种方式。（4）化解农村资金短缺的问题。一是创新我国的金融制度，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织，满足农村融资需求。要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的金融组织来承担这一任务，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织。当然，发展民间金融组织，需要通过完善法律和相关政策规范其服务。二是创新融资模式。推行“银行＋公司＋村组＋农户”四位一体的融资模式。这一模式的内涵是：由银行为公司提供资金，公司即龙头企业将资金提供给村组，由村组提供给农民。村组对农户的信用起担保作用，这一“担保”并不是财产担保而是信誉担保。如果发生恶意拖欠或不偿还贷款，村组将按照村规停止对其提供的一切服务。公司还要为农户提供标准化生产所需要的种子、农药、化肥和田间管理等技术服务以及为村组提供合理的报酬等。这一模式使银行、企业、村级组织和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当然，这一模式有其适用范围，适用于能够实现产业化经营的地区，农业龙头企业需要农户提供大量标准化农产品。一般农产品或者一般的农产品加工业、养殖业、种植业不宜采取这一模式。

第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比例。除了要不断提高劳动者自身文化和技能素质、形成劳动者报酬决定的集体协商谈判机制外，更重要的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战略。将长期以来的以外需拉动为主转变为内外需共同拉动的双轮驱动战略，改变通过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特别是廉价劳动力价格占领国际市场的做法，通过提高劳动力价格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将不加选择地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强调引进资本要符合产业政策要求；将以量取胜战略转变为以增加附加值和创造品牌为主的战略。

第三篇：分配制度改革

分配制度改革

1.收入分配公平的判断依据应当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经济领域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缩小收入差距、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一靠发展，二靠改革。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在发展中解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现阶段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判断依据还是要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④如果我们实行的分配政策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那么这样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可以说效率就是公平，公平是为了效率。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分配。社会的再生产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这四个环节中，如果分配环节扭曲，社会再生产的其他过程也会随之扭曲。因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收入水平无法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提高，甚至可能下降，这样就会导致生产规模与消费规模不对称，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这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病。

2.初次分配应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从正义的角度说，作为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首先社会要尽可能保证“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使人们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劳动就业。在我国，由于收入差距大，加上法规不健全，劳动者教育和就业的起点就不一样，公平竞争也很难做到；其次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的依据是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或者是根据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践中，由于对收入分配认识上的偏差或客观条件的制约，还存在诸多不公平的分配现象。如在一些单位仍然不同程度地实行着平均分配，不同岗位劳动者的收入未能充分体现岗位特点和贡献大小；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的合同工和正式职工工之间收入分配中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同样的劳动岗位和劳动贡献得到的是不同的收入；由于行业垄断，不同行业劳动者收入差别较大；国有企业中经营者甚至凭借手中的权力使分配过分地向自己倾斜，与普通职工和技术人员的收入差距悬殊。这些都导致了收入分配中事实上的不公平。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⑤作为点睛之笔的“社会主义”应该主要体现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上。而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从所有权来看，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是虚位的因而是残缺的，他既不能通过“用手投票”约束使用者，也不能“用脚投票”转让所有权，因此资产的收益性对劳动者来讲是不具备或不完整的。在我国目前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在要素市场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主的非熟练、非技术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更是被压低到极限，并且缺乏基本的劳动保障，长期处于被资本剥夺的境地。加上我国的工会组织形同虚设，新的《劳动法》现实中很难推行，致使我国的劳动力价格远远低于其价值，更谈不上“按劳分配”。

3.再分配要关注解决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也开始市场化、产业化，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使这些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低收入人群尤为突出。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目前我们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需求。这种资源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触发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商品房的价格居高不下等。以“按需分配”为基本原则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是十分重要的。尽快地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向广大人民群

众提供实实在在的劳动就业、养老、医疗、生育、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会大大增加社会生活的安全感和公平感，这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4.加大伦理建设力度。十七大制定了“提低、扩中、调高、打非”的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原则。“提低、扩中、调高”虽然属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但如果实施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运用遗产税等税收手段调节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这本身对伦理分配有积极的作用。而“打非”，就是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这能有效限制伦理分配中“恶的分配”。通过严格执法，对偷税漏税、侵吞公有财产、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收入依法取缔和惩处，规范垄断行业的收入消除垄断利润，能提升广大群众的公平感。

我国社会目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期。当前我国社会的道德缺失已经触发并加剧了很多社会问题，如像“三鹿奶粉”折射的食品安全问题、山西“黑砖窑”、“黑煤窑”反映出的劳动安全问题、上海“楼脆脆”代表的豆腐渣工程以及诚信却失、贪污腐败问题等等这样一些令国人颜面丢尽的丑闻。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我国伦理道德建设，形成适应转型时期的新的伦理道德架构。社会转型时期，强势群体的普遍道德感和责任观是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大众道德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强势群体道德责任意识的影响。通过伦理道德建设，实施诸如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组织各种对贫困地区和个人捐献、馈赠活动等，不仅能缓解因贫富差别带来的社会矛盾，而且能弘扬爱心和社会文明，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第四篇：分配制度改革

分配制度改革

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基本可以概括为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互动过程，财富如何被创造与分配，是社会进步水平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国民收入作为财富“流量”的概念，如何被分配，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财富增长。一个分配相对公平、合理的社会，能够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热情，并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反之，则会造成社会利益格局失衡，抑制社会财富的增长潜能，并且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考察我国改革开放28年来的历史进程和当前收入分配的现状，对于深刻把握收入分配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收入分配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的起点

我国经济改革发端于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城市中国有企业改革也是从恢复奖金和利润留成制度开始探索，直到模仿农村改革普遍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或企业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其核心内容是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关系，形成与集体、企业和个人劳动成果相联系的新型分配关系。分配关系的改革，调动了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扭转了社会供给长期短缺的局面。

分配关系改革最初主要是在“按劳分配”的框架内进行的，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分配观，肯定了基于劳动贡献大小形成收入差距的合理性。随着市场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机制的主导性作用增强，社会对于收入分配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在肯定“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的同时，各种生产要素根据其对产出贡献的大小参与分配也逐渐得到认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至此，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分配关系改革和调整的基本方向。

显然，无论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分配，都以承认“要素”贡献客观上存在差异为前提，并且必然承认由这种差异带来的分配差距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仅在于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且相对于过去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贡献大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关系而言，更是—种公平。历史已经证明，没有这种新的公平观和分配关系改革，改革前那种普遍相对贫穷的社会状况就难以得到改变，共同富裕就会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然而，由于经济转型期的特殊性以及改革进展的不平衡性，分配领域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着权力、身份等非生产要素和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对新型分配关系的形成产生扭曲作用。收入分配领域“合理的”差距与扭曲的差距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收入分配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这是当前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前不久政治局举行专门会议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纠正分配关系扭曲的格局，从而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高度重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问题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但由于分配关系尚未根本理顺和完善，收入分配领域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首先，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已经形成。按国际上通常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基尼系数在2000年就超过了0.40的警戒线，目前已经达到了0.46。并且这种差距扩大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抑制。这不仅仅是有关公平的价值判断问题，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需求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时，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需求萎缩。其次，收入分配差距拉开的速率非常快。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通常是在较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或显现出来的，往往是若干代际转换之后才表现得比较突出。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几乎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迅速拉开的。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78年到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16上升到0.32，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21上升到0.35；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4上升到2000年的0.42。2000年之后，基尼系数的上升势头仍在继续。

第三，分配秩序不规范。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中，工资水平长期被压低到正常劳动力价值之下，并且经常被拖欠；另一方面，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不仅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而且享有高水平的福利和职务消费。此外，一些国有企业在改制中内外勾结低价处置资产，一些企业通过关系或贿赂低价获得国有土地，以及利用内部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炒作股票等，也使得少部分社会成员“一夜暴富”。分配秩序的不规范，直接导致了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正常收入成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部分。第四，居民财产分布差距较大。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住房商品化的推进，城镇居民财产分布差距也迅速扩大。有关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已经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所占比重约为1%。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尽管财产分布差距是收入差距逐年累积形成的，但财产差距往往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趋势。近年来，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倍。

收入分配合理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在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条件下，由于个人、群体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同，必然产生一定的收入差距，这是社会正常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如果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社会大多数成员不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不仅会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尖锐化，而且也会抑制经济增长。因此，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并不是要消灭差距，而是要有效抑制不合理的差距，缓解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进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在工业起飞和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28年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平均主义盛行的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激发要素主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通过经济效率的提高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在这一阶段，收入分配合理化的主要内容就是适度拉开分配差距。在早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动不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收入差距的拉开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且也没有引起社会失衡和冲突。随着1990年代经济起飞和体制转轨的加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动加剧，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也逐步加快，相对的贫富分化、差距悬殊问题日益突出，调整分配关系，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的任务

越来越紧迫。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增加城镇贫困人口收入特别是失业和退休人员的收入，取消农业税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通过西部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战略缩小地区差距，等等，总体上维护了转轨时期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今年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收入分配问题表明，在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时期，政府将把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通过改善分配关系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增长质量的提高，作为重要的执政取向，在坚持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将更加重视公平。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成因较为复杂，只有具体分析才能真正寻求到有效解决途径，而有些方面由于受客观经济规律和发展阶段约束，可能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取得效果。一些对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表明，二元社会结构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因素。按城乡分别考察获得的数据，基尼系数分别为0.34和0.37，要远低于城乡总体指标。在目前农业GDP比重仅占16%左右的情况下，不可能支撑70%农业人口的收入稳定增长，政府的适当转移支付、消除城乡人口的体制性歧视，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但没有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和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城乡差距问题仍不能根本解决。而城市化进程显然需要较长时期的经济稳定发展才能完成。当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并非完全是发展因素所决定，分配关系的扭曲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政府公共政策取向和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方面应该成为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的重点领域。

总之，收入分配合理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既要重视现实中分配关系扭曲和差距过大的问题，积极探索改进的办法，也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来空泛议论。必须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解决问题的条件，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促进收入分配关系的均衡和合理化，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第五篇：居民收入分配调查问卷

居民收入分配调查问卷

1、您对您的收入是否满意（）

Ａ.满意B.一般C.不太满意D.很不满意

2、您家庭去年的月平均收入为()

A.1000元以下B.1000~2000元C.2001~3000元D.3000~5000元E.5000以上、3、您是否关注过收入分配问题（）

Ａ很关注Ｂ．偶尔关注Ｃ．从来不曾关注过

4、您认为当前的收入分配是否合理（）

A.合理B.一般Ｃ．不合理

5、您认为当前的收入分配是否存在问题（）

Ａ．不存在Ｂ．有些问题Ｃ．问题很严重 6﹑您觉得你所在城市的物价波动是否大（）

Ａ．不大Ｂ．一般Ｃ．很大

7﹑每月的生活必需品支出大概占您收入的（）

Ａ．1∕2Ｂ．1∕3Ｃ．1∕4Ｄ．1∕5 8﹑您认为近年来家庭生活过得（）

Ａ．越来越好B.略有好转C.基本没变D.越来越差

9、您的精神消费有哪些（可多选）（）

Ａ．旅游消费B.看演唱会C.购买书籍D.购买唱片

10、从目前来的收入来看，如果您有余钱您倾向于那些（可多选）

（）

购房B.投资C.储蓄D.服务新消费E.生活性消费

11、政府对收入分配是否重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A.政府寄予了足够的重视，我对此很满意

B.政府关注不够，希望政府能够多多关心

C.政府对此毫不关心，我恳求政府能够关注一下

12、您对收入差距有什么看法（）

A.收入差距不大，社会状况良好

B.收入差距有点大，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C.收入差距很大，已经影响大了社会和谐安定

13、您认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那些是最重要的（）

A.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B.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C.调节过高收入

D.扶贫济困和社会救济

E.扶持就业创业

14、您对收入分配方案有什么意见或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