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仓储合同纠纷还是保管合同纠纷大全

第一篇：是仓储合同纠纷还是保管合同纠纷大全

是仓储合同纠纷还是保管合同纠纷

蒋伟

一、基本案情

鑫鑫公司是一家从事辣椒食品生产加工的企业，规模较大，不仅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还有一座容量为300吨（鲜辣椒）的冷库。达达公司也是一家从事辣椒食品生产加工的企业，但规模较小，没有冷库。两家公司同处一市，关系良好。在辣椒收购旺季，达达公司经常将部分鲜辣椒存放于鑫鑫公司的冷库。2003年某月，达达公司与鑫鑫公司联系，要求将45吨鲜辣椒存放到鑫鑫公司冷库，鑫鑫公司同意。双方按惯例没有签订任何合同，由达达公司将45吨用麻袋成包包装的鲜辣椒运送至鑫鑫公司，鑫鑫公司与达达公司的工人共同将辣椒卸车并装入冷库，双方没有对辣椒进行验收，只是由鑫鑫公司为达达公司出具标明辣椒品种、数量（吨数和包数）的保管单一份；同时，鑫鑫公司按惯例收取达达公司支付的一次性装卸费和电费，每吨按20元收取，收据上也注明收费项目为一次性装卸费和电费；双方没有约定存放时间。一个半月后某日上午，达达公司到鑫鑫公司取走10吨辣椒，按惯例双方也没有进行检验。下午，达达公司派人到鑫鑫公司，说取回的辣椒发生变质。双方随即进冷库检验其余辣椒，发现这些辣椒有部分颜色发黑（比正常的鲜辣椒），达达公司遂要求鑫鑫公司赔偿。鑫鑫公司认为自己出于帮忙的缘由无偿保管该辣椒，双方也确认冷库在一个半月中始终运行正常，而且达达公司的辣椒原先的品质如何没法确定，遂不同意赔偿。双方于是发生纠纷。协商不成，达达公司向当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其在鑫鑫公司“仓储的货物全部变质、腐烂”，要求鑫鑫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赔偿损失15万元，法院立案的案由为“仓储合同纠纷”。

二、本案的性质并非仓储合同纠纷，而是保管合同纠纷

作为鑫鑫公司的代理律师，我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必须确定本案的性质到底是仓储合同纠纷还是保管合同纠纷，因为这将是确定本案当事人责任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我认为，本案的性质并非仓储合同纠纷，而是保管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应当按保管合同的责任确定。

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仓储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由保管人为存货人保管储存的货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仓储合同应当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保管人必须是具有仓库营业资质的人，即具有仓储设施和仓储设备、专业从事仓储保管业务的人。这是仓储合同主体上的重要特征。仓储合同中保管储存货物的一方必须是仓库营业人，即专为收取报酬而经营仓库的人。保管人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个体户，但都必须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从事仓储保管业务方可。

2、仓储合同为双务、有偿合同。保管人提供储存、保管的义务，存货人承担支付仓储费的义务。仓储合同的有偿和双务性正是由保管人一方为专业的仓库营业人的性质所决定的。

3、保管人必须签发仓单。仓单是保管人收到仓储物后给存货人开付的提取仓储物的凭证。仓单是仓储合同的重要特征。存货人的货物交付或返还请求权以仓单为凭证，仓单具有仓储物所有权凭证的作用。作为法定的提取或存入仓储物的书面凭证，仓单是每一仓储合同中必备的。合同法“仓储合同”一章规定：“存货人交付仓储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仓单。”“保管人应当在仓单上签字或者盖章。”“仓单包括下列事项：

（一）存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包装、件数和标记；

（三）仓储物的损耗标准；

（四）储存场所；

（五）储存期间；

（六）仓储费；

（七）仓储物已经办理保险的，其保险金额、期间以及保险人的名称；

（八）填发人、填发地和填发日期。”“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

结合本案，鑫鑫公司是一家从事加工生产的企业，而非从事仓储业务的企业。鑫鑫公司并不具有仓库营业资质。鑫鑫公司的仓库，仅仅用于本公司加工生产所需，并不对外承接任何仓储业务。之所以为达达公司无偿保管辣椒，完全是基于为关系单位帮忙的缘故。鑫鑫公司既未与达达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又没有（也不可能）向达达公司给付“仓单”。鑫鑫公司为达达公司保管辣椒完全是无偿的，仅仅收取了一点合理的费用（电费和装卸费）。所以，本案的基本事实足以说明，本案的性质并非仓储合同纠纷。

而“保管合同”则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保管合同的特征在于，它是实践性合同、非要式合同、有偿无偿可选择性合同。本案双方保管辣椒一事前前后后的性质，完全符合保管合同的特征，故而本案应确定为保管合同纠纷。本案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都应当按保管合同的性质进行确认。

三、达达公司的主张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没有依据，鑫鑫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责任

明确了上述问题后，我认为达达公司的主张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没有依据，鑫鑫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责任。

首先，如前所述，本案的性质应为保管合同纠纷，而非仓储合同纠纷。所以，并不存在达达公司所谓“仓储的货物”。

其次，达达公司主张“仓储的货物全部变质、腐烂”没有依据。达达公司在鑫鑫公司保管的辣椒交付于鑫鑫公司仓库时，全部装于麻袋之中，其品质如何达达公司并没有说明，鑫鑫公司亦不知晓。正是因为双方之间并非仓储合同关系，故而没有对入库货物进行检验，从而没有证据证明该货物入库时的品质如何，“变质、腐烂”一说，前提何在？基础事实何在？其后发现的辣椒发黑问题，充其量能够证明这部分辣椒现时的静止状态，决不能证明这部分辣椒先前的状态。合同法“保管合同”一章规定：“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有瑕疵或者按照保管物的性质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的，寄存人应当将有关情况告知保管人。寄存人未告知，致使保管物受损失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管人因此受损失的，除保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并且未采取补救措施的以外，寄存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达达公司交付辣椒时，既未告知该辣椒有无瑕疵，又没有要求对该辣椒采取特殊保管措施，故鑫鑫公司对该保管物的品质问题根本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鑫鑫公司仓库的容量为300吨（辣椒），其中有达达公司的45吨辣椒，也有鑫鑫公司的辣椒上百吨，仓库内的大部分辣椒（包括达达公司的大部分辣椒）没有任何问题。双方也都确认，冷库在一个半月中始终运行正常，而同库同时同品种的辣椒不可能出现部分变质的现象。可见，鑫鑫公司对该全部保管物，始终妥善地予以保管。况且，鑫鑫公司为达达公司保管辣椒完全是无偿的，仅仅收取了一点合理的费用（电费和装卸费），该费用已完全用于为达达公司保管辣椒（实际上远远不够）。合同法“保管合同”一章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由此，即使该保管物的品质发生一定问题，鑫鑫公司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作者系本所商贸法部主任）

第二篇：是合同纠纷还是合同诈骗

是合同纠纷还是合同诈骗？

案情概要：

陈某于2011年1月4日与合肥XX能源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有关汽车节能产品的《工业产品总经销合同》，双方约定：陈某在江苏昆山地区享有总经销权，陈某购买600套产品，样机一台，总计55680元；合肥XX能源有限公司向陈某提供售后的技术支持以及产品的相关检测资料。经过近6个月以上的销售，陈某卖出去的产品，车主纷纷找上门来要求退货，声称此产品不具有节能效果。于是陈某就与合肥XX能源有限公司协商解决，经过多次协商不成，于是陈某于2011年9月将合肥XX能源有限公司起诉到合肥市XX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合肥XX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不合格退还货款。

审理情况：

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对所签订的《工业产品总经销合同》效力均无异议，争议焦点是产品是否合格及是否具备所宣传的功效，原告陈某主张产品为不合格产品及不具备所宣传的节能功效，但是又无充分证据来证明，被告合肥XX能源有限公司辩称产品是合格的，如果原告坚持产品不合格，那就申请权威部门鉴定且由原告承担鉴定费用。最后在法官主持下，双方调解结案，由被告合肥XX能源有限公司补偿原告5000元陈某帮助他渡过难关，继续销售此产品。

本人观点：

作为本案被告的代理人，尽管本案结果似是较合当事人之意，虽然表面上调解是目前最为和谐的处理方式，但是令我很遗憾，产品是否合格？无终而结。是产品合格，买方无法打开市场，还是因产品不合格不具有宣传的节能功效而无法销售？

最近现实中也有一些公司利用产品在某地区总经销权的手段，骗取了急于创业的有志之士，其实所销售的产品不具有其宣传的功能，结果买方无法启动市场，当买方发觉后，有的找不到厂家，有的找到后也是被其拖着受不了而自认倒霉，有的即使起诉也会权衡鉴定费的不菲而不得不放弃当初的诉讼请求。因此急于创业之士需要慎重，特别是在外地的此类项目。分辨清是不是利用产品销售的诈骗行为。

如果所销售的产品不合格且不具有其宣传的功能，多数买家遭遇情形都是一样，就应当认定为诈骗，属于违法犯罪。法律上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首先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为的目的。其次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一般包括以下五种方式：（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以骗取财物．这是犯罪分子一种惯用的伎俩。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往往就使对方当事人对其履约能力和诚意信以为真，进而与之签订标的额更大的合同，以达到诈骗的目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行为人根本不想履行合同，只要签订了合同，对方当事人给付了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其犯罪目的就已实现，然后便逃跑、隐藏、躲避。（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是概括性规定，由于合同诈骗犯罪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法律上不可能穷尽，有必要规定这样一个弹性款项，便于司法机关具体掌握，并避免犯罪分子人逃脱法律的制裁。）

在具体认定行为人诈骗的主观目的时，应综合认定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使用欺骗手段。没有适用欺骗手段，且有客观履约能力的，一般是可以证明其有履约诚意的。但对于根本无意履约的合同诈骗行为，是不可能没有欺骗行为的。这种欺骗可以在签订合同之时，以虚构的单位或者以伪造票据、虚假产权等手段签订根本不可能履行的或者是使对方在发觉被骗时无法追回损失的合同，也可以是在签订形式有效的合同之时，隐瞒自己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的真实意图，在获取对方财物之后即逃匿。其次，是行为人有无实际履约能力。一般情况下，有履约诚意的，都是有履约能力的，至少是有履约可能的，否则就不会签订合同。而合同诈骗者则往往是根本没有履约能力的。再次，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必然会努力创造条件履行合同，而合同诈骗者一般是不会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的。即使有的履行了部分合同，也是为了骗取对方信任，以达到骗取其财物之目的。收受对方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之后，即逃匿的，根本不履行合同，不论其合同形式上是否有效，其诈骗意图确定无疑，当然构成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是不同的，合同欺诈是指签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弄虚作假，诱使对方当事人在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合同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主观目的不同。合同诈骗是以诈骗取钱财为目的，合同欺诈的行为人主观上虽有诈欺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是为了进行经营，并借以创造履约能力。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也有不同之处，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诚意，也就是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没有这一目的（预谋），只是因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遭天灾人祸、意外情况、第三方原因或市场变化等客观原因，致使当事人有心无能力继续履行合同的，或者存在故意拖延、有纠纷、争议、理由的，只能作为民事经济合同纠纷处理。

第三篇：保管合同纠纷起诉状

起诉状

原告：陈**，男，汉族，年月日生，住址：

被告：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电话：＿＿＿＿＿＿

请求事项：

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车辆丢失造成的经济损失2500元。

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2014年6月5日，原告向被告＿＿停车场交纳了＿＿＿＿年＿＿月＿＿日至＿＿＿＿年＿＿月＿＿日的停车保管费＿＿＿元，委托被告为原告所有的车牌号为＿＿＿＿＿＿的＿＿牌＿＿型车进行保管。2014年6月6日早晨6点许，车辆被盗，至今仍未追回。

原告认为被告收取了停车保管费用，车辆进出验证制度且又有人员看守，被告负有保障停车安全的义务，应保证其提供的场地本身的安全性及在合理限度内保障车辆不因第三人的缘故遭受毁损、灭失。但被告不认真履行保管职责，致使原告车辆丢失，造成经济损失，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综上所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法院查明事实，做出公正的判决。

具状人

（车辆保管合同关系）停车收费，在本质上是一种营利的合同行为，因此商场负有保障停车安全的义务。依约将车停在停车场而受损，物业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并给予相应的赔偿。

（消费关系）明确收取的是场地使用费，但有专人看管场地，并规定停放车辆进出制度(如出入换卡、凭卡取车等)的，场地经营人与驾车人员之间存在的是一种租用停车车位的关系，属有偿消费服务性质，应当纳入消费法律关系来考查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年月日 此致**市**区人民法院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以及第18条“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的规定，经营者对其所经营的停车场所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特别是那种规定了各种车辆进出验证制度且又有人员看守的停车场，更是如此。如果车辆丢失的，说明经营人在保障客户财产安全方面有过错，而且过错与结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经营人违背了法律对其规定的财产安全保障义务，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证据清单：

1、被告工商查询单

2、原告向派出所报案的记录

3、警方调查笔录

3、视频监控器监控录像

4、被告经营停车收费服务的图片（2张）

5、原告被盗车辆购车发票、说明书、品牌型号、电子车牌号

第四篇：是诈骗还是委托合同纠纷

是诈骗还是委托合同纠纷

□作者：钟言

—— 一起被定性为“诈骗罪”案件的法律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逐步增多，各地因委托合同纠纷而产生的诉讼也增长很快。法院在处理类似诉讼的过程中首先要判断原、被告之间到底是普通的合同纠纷还是合同诈骗，因为这将决定原、被告之间是走民事诉讼程序还是走刑事诉讼程序。本文所列举的案例就是一起被告辩护律师与法院法官在案件性质认定方面意见完全相左的例子，被告辩护律师认为是委托合同纠纷，属民事范畴，而法院认为是诈骗，属刑事范畴。案件由来

2005年7月的一天，侯某找到他的朋友——北京某文化公司董事长周某，说有二个孩子高考落榜了，想花钱上一个好大学，周某说那就打个电话问问吧，随后周某当着侯某的面给王某打了电话，王某答应给办，并提出所需费用为十八万，于是周某通知侯某将十八万打给了王某，王未办成钱也没退。

因王某久办不成周某又四处托人，几经周折听说麻某能安排，周某自己又拿出十八万元钱请麻某安排。但麻某最后也没有办妥，于是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李某联合张某等五名间接委托周某给办上大学的孩子家长在东北某地报案，指控周某诈骗他们钱财共计173万元。于是周某就因涉嫌诈骗罪于2007年1月18日被东北某地警方刑事拘留，同年2月16日被依法逮捕。2007年11月16日，东北某地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被告人周某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律分析

被告辩护律师认为一审法院所作的“虽然本案被害人均系采取请托中间人的方式联系到周某，但大部分被害人均与周某有过直接接触，周某所称其又转托他人办理的情况被害人并不知情，因而并不影响周某诈骗罪名的成立”的表述十分牵强。第一，“大部分被害人均与周某有过直接接触”的表述想说明什么呢？是想证明周某有诈骗行为？还是想证明跟周某有过直接接触后出具的证言或陈述就可以不顾刑事证据关于排除合理怀疑、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等规则而完全予以采信？与周某直接接触的被害人陈述就能够证明周某有犯罪行为吗？按照法院的思维逻辑，那些少部分没有与周某有过直接接触的被害人又是怎么证明周某犯罪的呢？ 第二，“周某所称其又委托其他人办理的情况被害人并不知情，因而并不影响周亚平诈骗罪名的成立”的论断根本没有逻辑关系，如果依照法院这样的表述，那

么被害人对“周某又转托他人办理的情况知不知情”就成了影响周某诈骗罪名是否成立的因素。这样表述的法律依据何在呢？无论被害人知情与否，又怎么能成为定罪的因素呢？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犯罪行为是以行为人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根本不以被害人知情与不知情这种因素为转移。

综合整个案件的证据材料可以说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根据。因为在这六个事实中，被害人李某和毕某是先交付钱财，后来才跟周某有过沟通，从案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就可以明显证明周某不构成诈骗罪；被害人高某、王某和赵某虽是与周某接触后才交付钱财，但此三人确是基于对刘某陈述以及朋友关系的信任而将钱财交与周某；至于被害人张某，更是从头至尾根本就不认识周某，更没有与周某有过任何沟通和联系，一切事宜都是委托刘某来办理。并且，被害人及证人自己的前后证言相互矛盾，又与本案定罪没有关联性，这些证据既不应该采纳，更不能作为本案定罪量刑的依据。根据我国刑法理论，诈骗罪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首先要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至于使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并且被害人是基于错误认识而交付钱财，行为人的行为必须具备以上全部要件，并且逻辑顺序一致才能构成诈骗罪既遂，显然周某的行为不符合这样的客观要件。

另外，从本案证据材料可以很容易查明周某确实是在为被害人的孩子办理上学之事，尽管在此过程中有一些违反国家教育制度的有关规定，违反了我国行政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但是却可以证明周某没有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我国刑法规定，判定犯罪要符合四个构成要件(即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客体)，只有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全部要件才能成立犯罪。本案中周某主观上没有诈骗之故意，客观上更没有诈骗之行为，当然不构成诈骗罪。

被告辩护律师认为本案的实质就是“被害人”与“中间人”之间订立的以为孩子办理上大学为委托事项的委托合同。本案之所以错综复杂，性质难以分辨，一是因为本案中被委托人在履行合同中又有转委托的行为，二是本案大多数的证据材料都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被害人及证人形成的，其中带有非常多的主观因素，再加之侦查机关对本案实质内容缺乏进一步的证实，因而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案件事实。本案应该在不被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主观因素影响的前提下，通过客观的分析，得出结论：

(一)从本案的诉讼参与人的陈述可以充分表明，对通过非高考正常录取途径为孩子办理上大学的事情上都有清楚地认识。

首先，“被害人”都知道大学有统招、自考、成人等不同形式，并且知道它们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被害人”委托被委托人办理此事时都对此有明确要求； 其次，“被害人”对此事是否办成是早有准备的，所以都要求被委托人如果办不成给其退回钱财；

第三，“被害人”对我国社会现状更是有着很客观的认识。他们知道虽然国家对高校招生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但是实际生活中仍然会有一些违规操作现象，知道此事虽然违反规定，却有可能成功，所以才会将大额钱财交与被委托人办理。这是社会让“被害人”有这样的认识，而并非某个自然人。

所以，在此事情上“被害人”根本不存在陷于错误认识，也就自然不存在犯罪发生。

(二)周某在本案中，与侯某、刘某等人都是同样的角色——即被委托人与转委托人双重身份的“中间人”，这些事实有汇款凭证。这些事实可以清晰地证明“被害人”怎样将钱财流转到周某手中，

第五篇：仓储合同纠纷案例

仓储合同纠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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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18 12:15:15 作者：合同法律师 来源： 浏览：0次 文字大小：【大】【中】【小】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市宝山区三联五金厂，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1588号。

法定代表人沈芳，厂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盈动实业有限公司，住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新建新村29号。

法定代表人刘翌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栋，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上海宝瀛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富盛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袁应杰，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建国，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上海市宝山区三联五金厂因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04)宝民二(商)初字第8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市宝山区三联五金厂法定代表人沈芳、委托代理人黄俊英，被上诉人上海盈动实业有限公司（下称盈动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栋、鲍方舟，被上诉人上海宝瀛仓储有限公司（下称宝瀛公司）委托代理人周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2003年11月27日，上诉人与盈动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盈动公司于2002储存于上诉人仓库进口金属卷材 2,305.772吨，后其中99.055吨失窃，现经双方协商，上诉人愿意赔偿盈动公司，以每吨成本价3,829元计算，共计379,281.60元。扣除仓储费 34,586.60元（再扣除2003年1月25日至2003年11月27日的仓储费4,695元），剩余34万元上诉人于 2004年6月30日前支付14万元，2005年6月30日、2006年6月30日前各支付10万元。协议落款处加盖了上诉人和盈动公司的公章，由高志明代表上诉人签名。

2、2001年12月20日，上诉人与宝瀛公司签订仓库租借合同一份，约定：上诉人出租给宝瀛公司富锦路1588号南侧仓库四幢，及现有的办公、生活用房；上诉人提供用电、用水、电话等设施，费用由宝瀛公司自理；上诉人委派出纳负责宝瀛公司经济往来结算，并优先支付房租；宝瀛公司留用上诉人基本职工九名，并负责管理，月工资参照2001年标准，其他福利标准及工资发放形式由宝瀛公司自定；合同起始日为2002年1月1日。合同落款处加盖了上诉人的公章和宝瀛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由高志明代表上诉人签名。

3、2002年4月22日，2003年6月18日，盈动公司与宝瀛公司签订两份仓储合同，约定：盈动公司将各品种钢材储放于宝瀛公司的仓库内，由宝瀛公司负责保管；宝瀛公司凭盈动公司的提单发货，发货前应与提单样张核对；若因宝瀛公司工作失误造成盈动公司的一切损失由宝瀛公司负责赔偿。

4、2002年9月25日，宝瀛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并陈述：2002年6月27日，盈动公司将156件计995.915吨热镀锌卷存放在宝瀛公司仓库内。昨天下午5点，有人凭盈动公司的提单提走13件计99.055吨价值40万元的货物。后经盈动公司审核，提货提单系伪造的。因此，宝瀛公司才知道货物被骗取，故来报案。公安机关至今尚未结案。

5、2003年1月15日，盈动公司持协议书一份至宝瀛公司处，要求宝瀛公司签名盖章确认，但宝瀛公司未予签署。该份协议书载明：由宝瀛公司赔偿盈动公司被失窃货物损失344,695元，于2004年9月30日前付清。其余内容与2003年11月27日上诉人与盈动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一致。

因上诉人未按赔偿协议的约定向盈动公司赔款，盈动公司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支付首期赔偿款14万元。

上诉人原审中辩称，失窃货物的仓库事实上由宝瀛公司租赁和经营，故宝瀛公司应对盈动公司丢失的货物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当时的负责人高志明在对事实和法律上有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而与盈动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且盈动公司故意隐瞒了宝瀛公司系赔偿责任人的事实，故上诉人提起反诉，请求法院撤销其与盈动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

被上诉人宝瀛公司原审中述称，虽然其与上诉人签订了仓库租借合同，但自2002年9月1日后因高志明独揽审批权，故仓库虽以宝瀛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但实际经营方为上诉人，所以宝瀛公司拒绝了盈动公司向其提出的赔偿请求；上诉人认为存在重大误解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

原审审理中，盈动公司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要求宝瀛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上诉人则陈述为收回宝瀛公司所欠租赁费用，对宝瀛公司支出是否合理进行了审核。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签署赔偿协议时的负责人高志明，也是上诉人与宝瀛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的代表人，上诉人又确认为收回宝瀛公司所欠租赁费用，对宝瀛公司支出是否合理进行审核，故上诉人对宝瀛公司租赁仓库经营的情况是清楚的，也应明了盈动公司丢失货物的情节。上诉人在赔偿协议上签名盖章确认应视为主动承担债务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称签署赔偿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的辩称理由缺乏依据，无法采信，故对上诉人要求解除赔偿协议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应当按照赔偿协议的约定赔款。据此判决：

一、上诉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盈动公司14万元；

二、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本诉受理费4,310元，由上诉人负担;反诉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判决后，上海市宝山区三联五金厂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诉称，盈动公司只与宝瀛公司建立仓储合同关系，与上诉人无法律关系，故对于盈动公司储存货物被骗的赔偿主体应是宝瀛公司，而不是上诉人。高志明系基于对该法律关系的重大误解才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赔偿协议，且赔偿协议内容的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显失公平，上诉人有权撤销该协议。故上诉坚持要求撤销赔偿协议，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盈动公司辩称，高志明对于盈动公司储存货物被骗的情况是清楚的，其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于与盈动公司签订赔偿协议的法律后果也是知道的，不存在重大误解。赔偿协议的性质是上诉人自愿承担对盈动公司的赔偿责任，属于单务合同，故亦不存在显失公平，上诉人应当依照协议赔偿。故不同意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宝瀛公司辩称，原审判决符合事实，高志明自2002年9月起就实际控制了宝瀛公司的经营，而且在同年12月和宝瀛公司的周建国一同到盈动公司处与盈动公司人员协商有关货物被骗一事的处理，宝瀛公司拒绝在盈动公司拟定的赔偿协议上签字也是高志明的意见，故高志明对整个事情经过是清楚的。上诉人应对货物被骗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另在二审中，上诉人申请高志明出庭作证。高志明在庭审中称：其在签订赔偿协议之前并不清楚宝瀛公司与盈动公司之间有仓储协议，也不清楚盈动公司曾先向宝瀛公司提出索赔，否则不会签赔偿协议；2002年12月其是跟着周建国到盈动公司处，但不认识盈动公司的人，只知道去和货主谈要求少赔一点；其由于对法律知识的欠缺而与盈动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

对于高志明的证词，盈动公司认为已过举证期限，且高志明系上诉人工作人员，其陈述的内容不可信，故不应采纳。宝瀛公司认为，宝瀛公司人员周建国在货物被骗后，马上电话告知了高志明，而且高志明参与了货物被骗之后整个的报案和赔偿协商的事宜。本院认为：

（一）虽然盈动公司和宝瀛公司之间定有仓储协议，形成仓储法律关系，盈动公司与上

诉人之间无仓储法律关系，但是上诉人作为仓库的实际所有人和出租人，其与盈动公司就货物被骗一事订立的赔偿协议，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债务的承担，即上诉人志愿加入有关责任人对盈动公司所负有的返还货物或者赔偿之债，自愿对盈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债务承担，债权人有权选择原债务人或加入的债务人承担债务，现盈动公司选择上诉人作为赔偿主体与法不悖，上诉人应当按照赔偿协议履行赔偿义务。

（二）高志明作为上诉人的负责人曾代表上诉人与宝瀛公司订立仓库租借协议，并在后期负责对宝瀛公司的支出进行审核控制，其理应对宝瀛公司的经营有所了解。高志明在二审中出庭作证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其证词内容有不符常理之处，如其承认在2002年12月与周建国一起前往盈动公司处协商货物被骗后的赔偿事宜，却又称不知道协商的对象是谁，这些陈述内容矛盾，故本院对高志明的证词不予采信。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对于客观事物性质的认识错误，而行为人对法律知识的欠缺不能作为重大误解的理由，这就好比违法者不能以其不懂法律为由而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赔偿协议的内容本身就是上诉人加入他人应负的赔偿之债，自愿向债权人盈动公司作出赔偿承诺，故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虽然是单向的，但并不构成显失公平。上诉人要求撤销该赔偿协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应当按照赔偿协议的约定向盈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作为债务的加入方向盈动公司赔款之后，可以向相关责任人另行主张赔偿款的承担问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10元，由上诉人上海市宝山区三联五金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昌骏

代理审判员 朱志红

代理审判员 徐子良

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赵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