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仓储合同纠纷案例
仓储合同纠纷案例
案情简介：
原告李某诉称，2004年原告承包了冷库，2004年9月5日翟某与李某签订仓储合同，约定储存苹果为160吨，每吨160元。合同签订后，翟某说资金紧张，暂时不能支付2万元的定金，写下欠条一张。合同约定，自2004年9月5日后开始入库，可被告迟迟不见行动，过一段时间后，原告问被告，被告说这个库我一定包，等一段时间再入库。直到最后，被告也未储存苹果，造成原告的冷库闲置一季。减去各种费用，被告应支付原告因其违约而造成的各种损失48000元。法院判决如下：被告翟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损失30000元。判决生效后，翟某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院抗诉，原法院再审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判决。
二、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李某承担。李某不服再审判决，判决生效后，向中级法院申请再审，中级法院决定提审。
办案过程：
律所接受再审申请人李某委托，指派本律师承办本案，律师认真研究案情后，认为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有以下几点：
1、原再审判决是否正确。
2、仓储合同是诺成性合同还是实践性合同。
3、仓储合同是否解除。本律师及时到法院阅卷，并认真分析。
本律师提出以下代理意见：
一、李某与翟某签订的仓储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性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81条规定：“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双务、有偿性显而易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82条“仓储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之规定，确认了仓储合同为诺成性合同，而不是等到仓储物交付才生效。仓储合同为诺成性合同，这一点显著区别于实践性的保管性合同，即合同从成立时即生效，而不是等到仓储物交付才生效，这一点在《合同法》上明确定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仓储合同中，保管人是具有专业性和营利性的从事仓储营业服务的民事主体，合同一旦成立，在仓储物交付之前其必然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为履行合同做必要准备，若存货人此时反悔不交付货物，必然 给对方带来损失，若仓储合同作为实践性合同，则合同从交付之日才成立，从订立合同到交付之间的这种损失只能依缔约过失责任而不是违约责任请求赔偿，作为诺成性合同则不同，只要双方 达成一致协议、合同成立，则合同立即生效，双方当事人必须受合同效力的约束，上述损失就可依违约损失获得赔偿。显然法律的用意在于强调仓储合同的严肃性、稳定性，任何一方在仓储行为中都要做出慎重的、负责的意思表示，不可随意为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双方签订仓储合同时就成立生效，合同内容明确具体，双方都要受合同约束。
二、本案仓储合同未解除。
仓储合同的当事人如果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必须事先通知另一方，双方协商一致才可变更或解除合同。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建议和答复，必须在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采用适当的形式提出。本案采用书面形式签订，也应采用书面形式解除才比较妥当。如果发生了法律或合同中规定的可以单方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形，那么拥有权利的一方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但本案不具有这种情形。证人邵某系翟某的合伙人，二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以采信。证人寻某指证邵某是翟某的合伙人，寻某与本案及双方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其证言足以采信。法院在再审过程中，李某在外地没能参加诉讼，那么法院应通知原告李某参加或延期审理，因此再审程序是错误的。再审民事判决在原告没能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也不存在不安抗辩事由（苹果行情不好，是做生意过程中遇到的正常风险，而不是《合同法》第68条规定的不安抗辩事由，李某有能力正常履行合同义务，也是这样做的），也不符合《合同法》
第94条合同解除规定的情况下，仅凭被告翟某的个人陈述，就认定仓储合同已口头解除，明显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定金合同成立但未生效，不影响仓储合同成立生效、履行及违约责任的承担。
三、因被告翟某违约，造成原告李某损失57600元。
仓储合同约定李某为翟某储存苹果160吨，储存费每吨360元，储存期从2004年9月5日至2005年3月1日。合同签订后，李某信守约定，将其一个库容为350吨的库洞为翟某保留库位。李某数次催促翟某前来入库，但翟某说再等等，由证人常某、荆某证实。2005年1月中旬李某联系不上翟某，但合同一直未解除，根据仓储合同的特殊性，李某不能确定翟某能不能履行合同，李某仍为翟某保留库位，直到2005年3月1日。翟某何时入库，入库多少，只要不超过约定吨数，这是翟某的权利，翟某合同期满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这时不支付仓储费才构成违约，应赔偿李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2条规定：“储存期间届满，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应当凭仓单提取仓储物。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逾期提取的，应当加收仓储费；提前提取的，不减收仓储费。” 本案是诺成性合同，不存在李某未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问题。其它证据也证实李某的损失是57600元（360元/吨╳160吨=57600元）。
综上所述，法院的再审判决是错误的，应予撤销。
法院采纳了本律师的代理意见。中级法院再审认为，仓储合同为诺成性合同，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李某与翟某签订的仓储合同已经成立生效。主张法定解除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翟某称双方已口头解除合同，但李某并不认可已接到解除合同的通知，证人邵某与翟某有利害关系，因此不能认定双方已解除合同。翟某未按约定储存苹果，已经构成违约。双方虽未约定违约责任的问题，但约定了定库时缴纳定金20000元，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本案中翟某仅书写了欠定金20000元的证明，故不能认为定金合同成立。但20000元可以作为违约金的约定，翟某应该承担违约责任。李某在翟某违约的情况下，不及时解除合同，也未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自身仓储费损失的扩大，应当减轻翟某的责任。综上，再审判决认定合同已经口头解除，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翟某赔偿李某30000元，属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应当予以维持。
法院判决：
一、撤销再审民事判决。
二、维持原审民事判决。
办案体会：
律师承办提审案件，说明案情复杂，不宜由原法院再审，提审案件判决为终审判决，承办律师要高度重视，仔细审阅历次案卷全部材料，找出对己有利的证据或材料，并向法官提供能支持自己主张的法律依据。如本案，双方及法官对仓储合同是否诺成性合同发生争议，本律师向法官提供了仓储合同为诺成性合同的法律条文，并进行了详细阐述。本案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实双方已解除合同及法律规定。并与法官多次沟通，最终法官采纳了本律师的代理意见，使案件得以正确判决。
第二篇：仓储合同纠纷案例
仓储合同纠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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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18 12:15:15 作者：合同法律师 来源： 浏览：0次 文字大小：【大】【中】【小】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市宝山区三联五金厂，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1588号。
法定代表人沈芳，厂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盈动实业有限公司，住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新建新村29号。
法定代表人刘翌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栋，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上海宝瀛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富盛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袁应杰，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建国，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上海市宝山区三联五金厂因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04)宝民二(商)初字第8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市宝山区三联五金厂法定代表人沈芳、委托代理人黄俊英，被上诉人上海盈动实业有限公司（下称盈动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栋、鲍方舟，被上诉人上海宝瀛仓储有限公司（下称宝瀛公司）委托代理人周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2003年11月27日，上诉人与盈动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盈动公司于2002储存于上诉人仓库进口金属卷材 2,305.772吨，后其中99.055吨失窃，现经双方协商，上诉人愿意赔偿盈动公司，以每吨成本价3,829元计算，共计379,281.60元。扣除仓储费 34,586.60元（再扣除2003年1月25日至2003年11月27日的仓储费4,695元），剩余34万元上诉人于 2004年6月30日前支付14万元，2005年6月30日、2006年6月30日前各支付10万元。协议落款处加盖了上诉人和盈动公司的公章，由高志明代表上诉人签名。
2、2001年12月20日，上诉人与宝瀛公司签订仓库租借合同一份，约定：上诉人出租给宝瀛公司富锦路1588号南侧仓库四幢，及现有的办公、生活用房；上诉人提供用电、用水、电话等设施，费用由宝瀛公司自理；上诉人委派出纳负责宝瀛公司经济往来结算，并优先支付房租；宝瀛公司留用上诉人基本职工九名，并负责管理，月工资参照2001年标准，其他福利标准及工资发放形式由宝瀛公司自定；合同起始日为2002年1月1日。合同落款处加盖了上诉人的公章和宝瀛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由高志明代表上诉人签名。
3、2002年4月22日，2003年6月18日，盈动公司与宝瀛公司签订两份仓储合同，约定：盈动公司将各品种钢材储放于宝瀛公司的仓库内，由宝瀛公司负责保管；宝瀛公司凭盈动公司的提单发货，发货前应与提单样张核对；若因宝瀛公司工作失误造成盈动公司的一切损失由宝瀛公司负责赔偿。
4、2002年9月25日，宝瀛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并陈述：2002年6月27日，盈动公司将156件计995.915吨热镀锌卷存放在宝瀛公司仓库内。昨天下午5点，有人凭盈动公司的提单提走13件计99.055吨价值40万元的货物。后经盈动公司审核，提货提单系伪造的。因此，宝瀛公司才知道货物被骗取，故来报案。公安机关至今尚未结案。
5、2003年1月15日，盈动公司持协议书一份至宝瀛公司处，要求宝瀛公司签名盖章确认，但宝瀛公司未予签署。该份协议书载明：由宝瀛公司赔偿盈动公司被失窃货物损失344,695元，于2004年9月30日前付清。其余内容与2003年11月27日上诉人与盈动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一致。
因上诉人未按赔偿协议的约定向盈动公司赔款，盈动公司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支付首期赔偿款14万元。
上诉人原审中辩称，失窃货物的仓库事实上由宝瀛公司租赁和经营，故宝瀛公司应对盈动公司丢失的货物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当时的负责人高志明在对事实和法律上有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而与盈动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且盈动公司故意隐瞒了宝瀛公司系赔偿责任人的事实，故上诉人提起反诉，请求法院撤销其与盈动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
被上诉人宝瀛公司原审中述称，虽然其与上诉人签订了仓库租借合同，但自2002年9月1日后因高志明独揽审批权，故仓库虽以宝瀛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但实际经营方为上诉人，所以宝瀛公司拒绝了盈动公司向其提出的赔偿请求；上诉人认为存在重大误解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
原审审理中，盈动公司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要求宝瀛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上诉人则陈述为收回宝瀛公司所欠租赁费用，对宝瀛公司支出是否合理进行了审核。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签署赔偿协议时的负责人高志明，也是上诉人与宝瀛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的代表人，上诉人又确认为收回宝瀛公司所欠租赁费用，对宝瀛公司支出是否合理进行审核，故上诉人对宝瀛公司租赁仓库经营的情况是清楚的，也应明了盈动公司丢失货物的情节。上诉人在赔偿协议上签名盖章确认应视为主动承担债务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称签署赔偿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的辩称理由缺乏依据，无法采信，故对上诉人要求解除赔偿协议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应当按照赔偿协议的约定赔款。据此判决：
一、上诉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盈动公司14万元；
二、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本诉受理费4,310元，由上诉人负担;反诉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判决后，上海市宝山区三联五金厂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诉称，盈动公司只与宝瀛公司建立仓储合同关系，与上诉人无法律关系，故对于盈动公司储存货物被骗的赔偿主体应是宝瀛公司，而不是上诉人。高志明系基于对该法律关系的重大误解才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赔偿协议，且赔偿协议内容的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显失公平，上诉人有权撤销该协议。故上诉坚持要求撤销赔偿协议，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盈动公司辩称，高志明对于盈动公司储存货物被骗的情况是清楚的，其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于与盈动公司签订赔偿协议的法律后果也是知道的，不存在重大误解。赔偿协议的性质是上诉人自愿承担对盈动公司的赔偿责任，属于单务合同，故亦不存在显失公平，上诉人应当依照协议赔偿。故不同意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宝瀛公司辩称，原审判决符合事实，高志明自2002年9月起就实际控制了宝瀛公司的经营，而且在同年12月和宝瀛公司的周建国一同到盈动公司处与盈动公司人员协商有关货物被骗一事的处理，宝瀛公司拒绝在盈动公司拟定的赔偿协议上签字也是高志明的意见，故高志明对整个事情经过是清楚的。上诉人应对货物被骗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另在二审中，上诉人申请高志明出庭作证。高志明在庭审中称：其在签订赔偿协议之前并不清楚宝瀛公司与盈动公司之间有仓储协议，也不清楚盈动公司曾先向宝瀛公司提出索赔，否则不会签赔偿协议；2002年12月其是跟着周建国到盈动公司处，但不认识盈动公司的人，只知道去和货主谈要求少赔一点；其由于对法律知识的欠缺而与盈动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
对于高志明的证词，盈动公司认为已过举证期限，且高志明系上诉人工作人员，其陈述的内容不可信，故不应采纳。宝瀛公司认为，宝瀛公司人员周建国在货物被骗后，马上电话告知了高志明，而且高志明参与了货物被骗之后整个的报案和赔偿协商的事宜。本院认为：
（一）虽然盈动公司和宝瀛公司之间定有仓储协议，形成仓储法律关系，盈动公司与上
诉人之间无仓储法律关系，但是上诉人作为仓库的实际所有人和出租人，其与盈动公司就货物被骗一事订立的赔偿协议，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债务的承担，即上诉人志愿加入有关责任人对盈动公司所负有的返还货物或者赔偿之债，自愿对盈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债务承担，债权人有权选择原债务人或加入的债务人承担债务，现盈动公司选择上诉人作为赔偿主体与法不悖，上诉人应当按照赔偿协议履行赔偿义务。
（二）高志明作为上诉人的负责人曾代表上诉人与宝瀛公司订立仓库租借协议，并在后期负责对宝瀛公司的支出进行审核控制，其理应对宝瀛公司的经营有所了解。高志明在二审中出庭作证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其证词内容有不符常理之处，如其承认在2002年12月与周建国一起前往盈动公司处协商货物被骗后的赔偿事宜，却又称不知道协商的对象是谁，这些陈述内容矛盾，故本院对高志明的证词不予采信。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对于客观事物性质的认识错误，而行为人对法律知识的欠缺不能作为重大误解的理由，这就好比违法者不能以其不懂法律为由而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赔偿协议的内容本身就是上诉人加入他人应负的赔偿之债，自愿向债权人盈动公司作出赔偿承诺，故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虽然是单向的，但并不构成显失公平。上诉人要求撤销该赔偿协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应当按照赔偿协议的约定向盈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作为债务的加入方向盈动公司赔款之后，可以向相关责任人另行主张赔偿款的承担问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10元，由上诉人上海市宝山区三联五金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昌骏
代理审判员 朱志红
代理审判员 徐子良
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赵 炜
第三篇：合同纠纷案例
1995年7月，原告海林公司与被告晓星公司协商买卖聚酯切片期间，收到晓星公司传真来的购销格式合同要约文本正背两面。7月22日，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在格式合同的正面签字。合同约定：买方海林公司、卖方晓星公司；买卖货物聚酯切片1000吨；单价每吨1460美元；装运期1995年8月20日前；付款方式是通过开立以韩国晓星公司为受益人、按提单日期第60天付款的不可撤销远期信用证支付；该信用证不迟于7月31日开出；如买方迟至8月1日未能将信用证电报影印件传给卖方，卖方有权不经通知取消交易并保留向买方索赔合同金额5％的权利；卖方迟至8月20日仍未发货，则买方保留向卖方索赔合同金额5％的权利。该格式合同的正面内容中未表明背面条款是否作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双方当事人也未能就背面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故背面的仲裁条款不包括在合同中。7月26日，双方又达成修改协议，将货物价格由每吨1460美元修改为CNF厦门1455美元，付款日期由按提单日起第60天付款改为第45天付款。1995年7月27日，原告海林公司向香港新华银行提出信用证转让申请，申请将其下家买方华榕公司根据与海林公司的合同约定，由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分行开出、以海林公司为第一受益人、自提单日起第45天付款的不可撤销远期信用证，转让给南韩晓星公司。海林公司将这一转让用传真通知了晓星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同日，该办事处表示拒绝接受转让的不可撤销信用证，要求海林公司亲自独立开证。7月28日后，双方多次传真往来，晓星公司坚持不接受转让的信用证；而海林公司则认为转让信用证没有违反合同约定和国际贸易惯例，并于7月31日通过香港新华银行和汉城NOVASCOTIA银行办理了向韩国晓星公司的信用证转让手续。8月1日，晓星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又发来传真，仍表示拒绝接受海林公司转让的信用证，并单方面宣布解除合同。8月20日，晓星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义务，并于8月22日告知海林公司，其已于8月21日通知汉城NOVASCOTIA银行拒绝了香港新华银行的转证，信用证已经退回。8月25日，因海林公司没有向华榕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华榕公司向海林公司提出索赔要求。9月18日，海林公司与华榕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海林公司按照约定于10月17日向华榕公司支付了违约赔偿人民币67．5万元。另查明：原告海林公司用于支付信用证转让手续费、邮政电报费等合计13043．04港元，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5万元。
案例思考题：
1、海林公司与晓星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
2、是哪家公司违反了协议？违反了哪些约定？
3、我国的合同法对违反合同后应承担的责任是如何规定的？
案例点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原告海林公司与被告晓星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是符合国际贸易惯例和一般买卖习惯的，应为有效合同。海林公司履行了开证义务，其开证行为并不违反合同的约定和国际贸易惯例，晓星公司拒绝接受该信用证并宣布解除合同，拒绝发货，其行为违反了涉外合同法第十六条关于“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应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实属违约。涉外经济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晓星公司对因其过错导致海林公司遭受的支付违约赔偿金、转让手续费、律师费等损失应负赔偿责任。海林公司在要求晓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还要求晓星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给其支付违约金72750美元。因晓星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已大于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故海林公司的这一主张违反涉外合同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不予支持。由于晓星公司已单方宣布解除合同，且海林公司也不请求继续履行合同，故双方签订的合同应当终止。晓星公司提出的反诉于法无据，应予驳回。据此，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判决：
一、被告晓星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海林公司赔偿人民币82．5万元、港币13043．04元。
二、驳回原告海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晓星公司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6545元，由被告晓星公司负担11030元，原告海林公司负担5515元。反诉受理费13465元由晓星公司负担。被告晓星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
1、被上诉人海林公司在本案中实施了两个行为，即安排华榕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和向新华银行香港分行申请将华榕公司开立的信用证转让给上诉人。安排华榕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与自己申请开立信用证是有区别的，因此这个行为不是海林公司履行开立信用证的义务。转让信用证，也不等同于自己申请开立信用证。况且转让是另一个民事行为，其前提必须是转让方与受让方达成一致意见，转让行为才有效，否则无效。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是，海林公司不得迟于1995年7月31日开立以晓星公司为第一受益人、按提单日期第60天付款的（不可转让）不可撤销的信用证。虽然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由谁申请开立信用证，但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该认定为由合同的买方海林公司承担申请开立信用证的义务。海林公司没有履行开立信用证的义务，显属违约。
2、海林公司转让信用证，第一只给上诉人传真来新华银行香港分行的发电稿，不是信用证电报影印件；第二该发电稿只记载了开证行，没有记载咨询处，并且言明新华银行香港分行对该信用证不负任何责任；第三该发电稿明确了转让行为的手续费由受让方负责，增加了上诉人的费用；第四该发电稿给议付／押汇行的特别指示，不能保证上诉人按时收取货款；第五是由于新华银行香港分行作为中介银行的介入，使上诉人收取货款的途径复杂化，增加了上诉人收款的风险。这些都将导致损害上诉人的利益。
3、《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以下简称UCP500）第四十八条规定，转让信用证的行为是一种特别行为，必须经转让方、受让方和转让银行的同意才能实施。海林公司未征得上诉人的同意就擅自转让信用证，这一行为不符合国际惯例。原审判决既不符合事实，也无法律依据，应当撤销。
（二）1990年至1992年间，A厂多次向B厂供应毛条，累计价款1194万余元。双方每次供货、提货时，均记载了毛条的数量和价款，但始终未签订书面采购合同，也未约定付款的具体期限。期间，A厂曾多次向B厂催收部分货款，但未提出清偿全部货款及利息的要求。与此同时，双方间供、提毛条的业务仍在继续进行；B厂在提货时也曾多次向A厂支付过部分货款。至今，两厂间仍有590万余元货款未结清。A厂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B厂清偿全部货款和利息，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案例思考：你认为A、B两厂的买卖行为有合同吗？
案例点评：A、B两厂之间，双方对彼此间存在着业务往来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所供标的物及标的数量、价款一致的口头采购毛条的事实均予以认可。双方虽为以书面形式签订采购毛条的合同，也未就毛条的供货时间、付款方式、供货方式等做出约定，但因双方对所供标的、标的数量等均无异议，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条的有关规定精神，已具备了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且双方对采购毛条及数量、价款等意思表示是一致的，因此，应认定双方间口头采购毛条的合同成立，双方虽为就合同的付款期限作出约定，但并不影响本合同的成立。A、B两厂在履行合同中，就付款的期限，通过再次协商的方式弥补不足。如双方协商不成，A厂仍可随时向付款义务人B厂主张权力，要求清偿。
三
甲、乙公司于2001年4月1日签订买卖合同，合同标的额为10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甲公司应于4月10日前交付20万元的定金，以此作为买卖合同的生效要件。4月15日，乙公司在甲公司未交付定金的情况下发出全部货物，甲公司接受了该批货物。4月20日，乙公司要求甲公司支付100万元的货款，遭到拒绝。经查明：甲公司怠于行使对丙公司的到期债权100万元，此外甲公司欠丁银行贷款本息100万元。4月30日，乙公司向丙公司提起代位权诉讼，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甲公司对丙公司的到期债权。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乙公司的代位权成立，由丙公司向乙公司履行清偿义务，诉讼费用2万元由债务人甲公司负担。丁银行得知后，向乙公司主张平均分配丙公司偿还的100万元，遭到乙公司的拒绝。
要求：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分别回答下列问题：（1）甲、乙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否生效？并说明理由。（2）简述乙公司向丙公司提起代位权诉讼时应当符合的条件。（3）丁银行的主张是否成立？并说明理由。（4）人民法院判定诉讼费用由甲公司负担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并说明理由。
【答案】（1）买卖合同生效。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主合同成立或者生效要件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未支付定金，但主合同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响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在本题中，甲公司虽未按照合同约定交付定金，但乙公司已经交付全部货物并且甲公司接受了货物，视为主合同已经履行。（2）根据《合同法解释》的规定，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①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②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③债务人的债权已经到期；④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3）丁银行的主张不成立。根据《合同法解释》的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其债权就代位权行使的结果有优先受偿权利。在本题中，债权人乙公司就其代位权行使的结果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因此丁银行的主张不成立。（4）人民法院判定诉讼费用由甲公司负担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解释》的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胜诉的，诉讼费用由次债务人负担。在本题中，诉讼费用应当由次债务人丙公司负担。
第四篇：合同纠纷案例
“七通一平”是指土地开发程度，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信、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力及宗地内土地平整。
案例一、一起没有施工企业资质的分包队伍，起诉索要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欠款纠纷的二审案件：
某村办的施工队从黄务建筑公司某处手里承接了某开发公司一宿舍楼工程的劳务部分，当时双方没有签定书面合同。后因开发公司拨款不及时，该施工队向某区法院起诉索要工程款，区法院经委托鉴定，按照非等级的资质等级为该施工队确定了与黄务公司结算的决算，并以此为据判令黄务公司偿还该施工队工程款十余万元。
一审判决后，黄务公司提起上诉并找到律师，请求代理二审诉讼。律师在调查政府有关部门后，取得证据证明该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资质等级。据此向二审法院从多方面说明非等级与没有资质等级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当时将建筑施工企业的资质等级划分为一、二、三、四与非等级的情况下，非等级也就是俗称的五级，其本身就是一个资质等级，而不能简单理解为没有资质的通通都是非等级。通过律师大量的工作及耐心的说服，最终二审法院仅判令黄务公司偿还该施工队一万多元。
案例
二、对中途停建（半拉子）工程的拖欠款处理
某施工企业承建的新世界商厦附楼商住工程，因合作投资的几方资金均未落实，使得工程几度停工。后该施工企业委托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向人民法院起诉索要已经垫入的资金。由于该工程的停顿正是由于资金不足，而前述律师又仅仅提出了索要欠款的诉讼请求，对后期工程如何施工，再发生欠款如何解决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意见，而这一切必然导致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处理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被动局面，而施工企业也陷入了要完前段工程款，再垫资施工，施工一段后再起诉索款的怪圈当中。
在此情况下，该施工企业将原聘用的律师辞去委托后，委托其他律师继续代理该案。该律师接手案件后，经调查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施工合同；偿还拖欠款并赔偿停工等损失。从此以后，该案的审理进入了“快车道”，人民法院很快就作出判决，全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例
三、中途停建（半拉子）工程的拖欠款处理
（二）位于烟台开发区一条主干道路边的某工程，因业主建设
资金不足导致工程长期停顿，施工企业垫入的工程款收回无期。在此情况下，律师向该施工企业提出尽快起诉索款的法律意见，被该施工企业采纳并委托律师办理。起诉的同时原告申请了财产保全申请，查封了主体已经完工的工程。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因业主尚欠银行贷款，被银行起诉后，厂区内的土地使用权又被人民法院另案查封。上述两案作为债权人的胜诉是没有问题，关键是当事人在房屋、土地被人民法院两个裁定查封后，怎样尽快将胜诉转化为胜果，亦即执行难的问题如何解决。在此背景下，律师经了解得知，债权银行对两台大宇牌挖掘机又有债权，通过工作能够拿到手，而该挖掘机对银行来说，处理起来也不容易，但对于该施工企业来说，用途广泛。因此，向经办执行案件的人民法院大胆地提出先协调银行拿到挖掘机，要银行用挖掘机交换施工企业申请法院查封的房产，最后由银行取得债务人院内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全部权利，便于其出售变现的整体思路。
最后的结果，施工企业收回了全部欠款及部分利息，债权银行收回了贷款，一度停建的半拉子工程，经人民法院拍卖易手后，由新业主继续投资完成后投入使用。
案例
四、延期竣工应承担违约责任——为业主代理的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例
在律师代理的案件当中，多数是为原告即施工企业代理，作为被告代理人，即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业主代理的案件，同样也有出色的表现。
中国某建设公司诉开发区某企业拖欠工程款，原告起诉的标的额为本金1400余万元及欠款利息。律师在接受委托后，经过认真查阅相关原始证据，建议当事人提起反诉，反诉理由是因为工期拖延，按照合同应承担逾期竣工违约金。
至此本案当中，双方当事人本诉、反诉的总额达到三、四千万元。律师经过精心准备，在法庭上发表了五千余言的代理词，重点阐述了反诉被告未按期履行交工验收的义务，并提请法庭注意建设部的有关规章及国家的验收规范等规范性文件。
律师凭借其深厚的建筑业专业知识，再次为当事人提供了优秀、到位的法律服务，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承担违约金11902221.46元。
一审判决后，施工单位上诉被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
案例
五、对一起合作建房纠纷的代理
律师不但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当中有出色表现，在房地产案件的代理过程当中，也不乏上乘之作。
某建筑公司以国有划拨土地出资与某开发公司合作建房。房屋全部建成后，由于销售不畅，导致开发公司拖欠建筑公司部分款项，该建筑公司遂向人民法院起诉索款，并将合作所建房屋申请人民法院进行了查封。这一切对于东挪西凑好不容易将房屋建成的开发公司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
律师接受开发公司委托后，仔细研究了双方当事人的合同，建筑公司作为出资的土地的性质等，果断地提出该合作合同应是无效合同，开发公司出全资建成了房屋，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根据。鉴于双方当事人有着良好地合作关系，律师一边向人民法院对查封裁定提出复议申请，一边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避免两败俱伤。最终人民法院采纳了律师的意见，解除了对房产的查封。双方当事人经过律师的辛勤工作，也通过调解结案，取得了双赢的结果。
案例
六、2001年9月，在烟台某建设公司诉烟台某置业公司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中，王金柱律师被所里指派代理建设公司参加诉讼。本案的事实较为清楚，置业公司欠付建设公司工程价款，建设公司多次索要未果，故起诉。庭审中，双方对欠款数额没有异议。我方认为欠款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息，但被告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只应按存款利率计息。被告的依据是双方签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某条协议条款，认为该条约定了利息计算应按银行存款利率；我方经详细研究合同，认为该条是对违约金利息的约定，而非工程价款的利率约定，合同约定被告不即使支付工程款的违约责任应按照合同条件执行，合同条件未约定利率，而我方具有替被告垫付款项的事实，被告又拖欠两年之久，具有实际损失，被告应按照贷款利率支付。王金柱律师据此向法庭发表了代理意见，并强调被告拖欠款项的事实及按照贷款利率计息更能突出制裁违约方，保护守约方的社会意义。法庭最后采纳了王金柱律师的观点，判决被告付款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尽最大程度的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虽然按银行贷款或存款利率计息在利息总额上不会有太大差距，但本案的判决结果，更能突出保护守约方、制裁违约方的法律价值，同时也会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并为以后同样的案件提供了判决依据。
第五篇：合同纠纷案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造价鉴定纠纷案
[ 2011-10-31 22:48:00 | By: wangfulilawyer ]
基本案情
2000年，申请人某施工单位与被申请人某销售商签订展厅基础土建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采用固定价格一次包死方式，总价为34万元。工程施工中，被申请人又将展厅装修、电器安装、室外雨污水等附属工程以口头委托方式交由申请人施工，并就该部分合同外工程项目预支工程款190余万元。整个工程竣工后，申请人依据施工合同争议解决条款提请仲裁，要求申请人支付剩余工程款项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总计200余万元。
工程造价鉴定愈来愈成为建设工程纠纷的举证手段
随着我国的建筑行业的迅猛发展，随之出现纠纷、诉讼也就不可避免，工程造价往往是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经常发生争议的问题。在本案中，双方亦就价款争议内容提出了造价鉴定的申请。仲裁机构根据双方申请，就工程造价这一专门性问题委托专业性鉴定机构进行造价鉴定，由此启动了建设工程造价的司法鉴定程序。
工程造价的鉴定确认应当遵循当事人约定优先原则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根据《合同法》的自愿与诚实信用原则，只要当事人的约定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管双方签订的合同或具体条款是否合理，审判机关在处理案件时都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鉴定机关的鉴定工作同样也不能脱离合同的约定内容。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施工合同对施工范围做了明确约定：展厅基础土建工程，工程总价款约定为34万元，并注明工程根据设计一次性包死。申请人仲裁主张支付的工程款项中包括了合同内施工内容工程量增加和合同外展厅装修、电器安装、室外雨污水等附属工程等的价款，申请人就合同约定施工内容工程量增加提供了由被申请人签认的现场变更、恰商作为证据。由于双方施工合同约定固定价款一次性包死方式，即便认定合同约定的展厅基础土建工程发生设计变更、恰商而导致申请人工程量的增加，被申请人的设计变更、洽商也仅是对原合同内工程内容变动确认，而没有改变双方合同约定的固定价款，即包死价34万元，一次性包死计价的方式没有发生变化，在双方之间仍具有约束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六条：“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在本案中，双方在合同约定工程价款采用固定价格方式，因此合同工程的结算仍应按照固定价的方式进行。同时《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 因此，申请人提出对合同内工程量增加部分进行造价鉴定没有法律依据的，此部分应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条款进行结算而不能列入造价鉴定的范畴。因此，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确认不能因一方的鉴定申请而被否定，遵从约定是鉴定工作的首要原则，贯穿于鉴定工作的始终的。遵从约定也是对双方订立合同的全面、正当履行，能够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工程造价的鉴定确认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按照法定原则
本案中，被申请人口头委托申请人对合同外展厅装修、电器安装、室外雨污水等附属工程进
行了施工，并向申请人预支了该部分款项190万元。依据《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申请人当庭提供了此部分合同外工程的概算书、预算书和核实价清单，以此证明双方对上述工程进行了结算。但该部分工程价格只有申请人签字或盖章，并无被申请人签字或盖章。在被申请人方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的情况下，仲裁庭认定该证据不是对合同外工程结算价款双方确认一致的表示，不是对合同外工程的补充协议，更不能以此作为确定工程价款的依据。依据《合同法》第62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市场价格履行。”申请人、被申请人对本案合同外展厅装修、电器安装、室外雨污水等附属工程的价款没有做出具体明确约定，事后也没有签订补充协议或进行结算工作，双方由此而产生价款争议，依据《解释》第二十三条：“当事人对部分案件事实有争议的，仅对有争议的事实进行鉴定，但争议事实范围不能确定，或者双方当事人请求对全部事实鉴定的除外。”因此，本案造价争议的鉴定范围仅限于合同外展厅装修、电器安装、室外雨污水等附属工程。鉴定机构进行工程造价鉴定时在确定申请人合同外工程具体施工项目的基础上，按照《合同法》第62条价款的规定，依据订立合同时，即合同外工程开工之时，以工程施工行为地即工程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按照“当时当地”的定额、市场价格信息及相关工程造价管理文件对此部分合同外工程进行造价鉴定。
确定造价鉴定的具体施工项目同样依据客观事实及相关证据，只有这样才才能得出正确的鉴定结论。
鉴定过程中，鉴定资料的提供亦至关重要。本案中，被申请人委托申请人进行合同外工程的施工没有任何书面协议，双方未能向鉴定机构提供任何设计图纸。申请人除提交了单方形成的概算书、预算书和核实价清单，另行提交了此部分内容的少量变更、洽商，但变更、洽商中没有具体工程量内容，施工部位亦不明晰，同时受工程隐蔽及现场拆改影响，这些都给本案鉴定工作增加了相当大难度。
庭审中，被申请人承认口头委托申请人对合同外工程施工，为此预支了工程款190余万元（不含合同固定价34万元），按照《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由此，可以认定申请人受被申请人委托对合同外工程进行施工这一基本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对于被申请人对合同外工程中哪些具体项目进行了施工仍须根据客观事实及相关证据来确认，因此，工程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施工资料就成为工程鉴定的重要依据。本案中，鉴定机构根据施工合同、恰商变更、双方质证意见（自认和互认），同时结合现场踏勘的基础上，完成了鉴定工作并出具了《鉴定报告》，为便于仲裁机构案件的审理，依据双方主张将鉴定价款区分为争议和无争议部分，明析争点的存在。仲裁机构通过对鉴定材料及鉴定结论的综合审查、判断、推理，对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做出判断，结合双方举证责任作出了仲裁裁决，部分支持了申请人的支付合同外工程款的主张，裁决作出后，双方均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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