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纠纷案例（五篇）

第一篇：合同纠纷案例

案例一三一重工诉陈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情介绍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三一重工）与陈某于2004年5月28日签订了《产品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陈某购买三一重工砼泵一台，价格为38万元。付款方式约定为：首付13万元发货，余款在2004年12月30日前付清，并约定按照合同总金额的5%承担违约金。陈某于收货后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支付了货款，但剩余8万元货款至今未付。三一重工于2011年7月22日在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将陈某起诉，要求其支付拖欠的货款8万元及违约金1.9万元。

陈某于2011年9月19日以特别授权的方式委托高飞律师代理其与三一重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高飞律师自接受委托后，认真听取了陈某的陈述，了解到2004年10月，陈某购买的砼泵出现质量问题，不能正常使用，其与三一重工售后及时取得了联系，但三一重工派出的维修人员未能及时赶赴现场修复设备，造成陈某购买的设备停工月余，给陈某造成经济损失数万元。但因时过境迁，陈某对此次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未保留任何证据。陈某还提到，自2004年12月之后，三一重工就再未向其要求过支付货款，也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催款通知。通过陈某对该案的叙述，高飞律师敏锐的发现了本案的焦点问题，该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如果该案已过诉讼时效，则三一重工的所有诉求都应当被驳回。同时又了解到，委托人陈某之所以至今未支付剩余的8万元货款，是其认为剩余的货款应当冲抵自己的损失。委托人陈某也表示，其没有恶意逃避债务，但应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即在适当扣除自己的损失后，愿意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

在详细了解了案情，并梳理出委托人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后，高飞律师先后两赴长沙应诉。

2011年10月13日第二次开庭，原告代理人出具了证据，证明原告曾先后四次向被告陈某送达了催款通知书。高飞律师在质证时，首先发现原告已过了举证时效，法院规定的举证时效是2011年10月9日，而对方是2011年10月12日才用传真的方式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这点可从对方提供的证据右上角的传真日期中证实。后来又发现，对方连续提交了四份催款通知书，最后两份都是发的顺丰快递公司的邮件，时间分别是2009年11月20与2010年12月1日，而这两份都是寄件公司的存根，且在两份邮单的一组号码上731085053454与731085053473，只相差了18个数，因此，高飞律师质疑原告提交该证据的真实性。如果后两份催款通知书系伪证，则原告已过诉讼时效，其所有诉求应予以驳回。

鉴于委托人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希望通过协商方式解决。高飞律师积极与法官沟通，并向原告代理人表明了委托人陈某的立场。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原告方迫于法官的压力及在被告代理律师的诚意下，最终调解结案。

经双方确认被告陈某于2011年10月13日支付原告三一重工欠款4万元，同时原告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三一重工负担。该案的处理结果令委托人非常满意。点评

本案是个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其焦点问题在于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的制度。

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法律意义在于，权利人如果长期不行使权利，义务人长期不履行义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将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又将发生新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此将影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为了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规定时效制度可以让权利人经过一定的期限丧失权利，以保证现存状态的长期合法化。同时，时效制度能够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不至于“躺在权利上睡觉”。也有利于证据的及时收集，便于法院审理案件，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权益。

此案以调解形式结案，而非以判决形式未获全胜，委托人也已支付了剩余货款的一半，但却对该处理结果十分满意。原因在于，委托人陈某是处于现代化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之一，在其所长期从事的行业内建立了一定的人脉资源关系和一定的商业信誉。如果此次纠纷能够妥善解决，则有利于双方当事人恢复昔日友好关系，互通有无，促使他们再次合作；并在他们各自的行业内树立起良好的口碑，可以说是个双赢的结局。

之所以陈某会与三一重工发生买卖合同纠纷，是因为陈某在购买的设备发生故障后，三一重工未能及时派员组织维修，从而给陈某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事情发生后，双方又没有及时地进行有效的沟通、协商，才导致曾今亲密合作的伙伴如今会剑拔弩张地对簿公堂。诉讼是双方都很无奈，又都不得不面对的法律解决途径。

高飞律师承办此案之所以获得委托人大加赞赏，是其充分了解了委托人的目的，并坚持为委托人的利益而考虑，促使双方互让互谅，及时解决了纠纷，消除了隔阂。最后冰释前嫌，握手言和，达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三者的有机结合。再次印证了高飞律师的执业理念：诉讼不是目的，合法权益的实现才是真正的目标。

案例撰写者：高飞律师

承办单位：陕西瑞拓律师事务所

案例二合同解除与违约金

一、问题之提出：解除后同后能否主张违约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5期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名称为“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泳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下称“本案”)。该案裁判摘要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解除导致合同关系归于消灭，故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不表现为违约责任，而是返还不当得利、赔偿损失等形式的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本文作者注。)认为，本案合同解除是基于泳臣公司的违约事实而产生的法律后果，解除合同不属于违约责任方式;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不表现为违约责任，而是主要表现为包括不当得利返还和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关于桂冠公司要求泳臣公司支付工程逾期违约金和泳臣公司擅自抵押土地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最高人民法院，本文作者注。)认为，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是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解除合同的后果，违约方的责任承担方式也不表现为支付违约金。因此，桂冠公司要求支付违约金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二、本案对《合同法》规定之解读1.《合同法》之规定

《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2.本案对《合同法》规定之解读

根据裁判摘要和一审法院的观点，“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不表现为违约责任，”那么，合同解除后，根本就没有适用《合同法》第七章违约责任的余地，当然也就不能根据第一百一十四条主张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违约方的责任承担方式也不表现为支付违约金，”似乎可以理解为，即使合同解除后，守约方可以向违约方主张违约责任，违约方的承担责任方式也不表现为支付违约金，而只是表现为赔偿损失。

换言之，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是否可以这样解读：《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即使将这里的“赔偿损失”理解为违约责任的一种方式，在《合同法》第七章中，支付违约金是不同于赔偿损失的另一种违约责任的承担责任方式，而《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并未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可以要求支付违约金，因此，即使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方(即违约方)承担责任的方式也不包括支付违约金。

三、根据本案裁判摘要，《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的部分条款将会被认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2000年，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据共同印发了GF-2008-0171《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并在实践中普遍使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第七条(买受人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第1款第(2)项约定：逾期超过__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买受人按累计应付款的__%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

第九条(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第1款第(2)项约定：逾期超过__日后，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出卖人应当自买受人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__天内退还全部已付款，并按买受人累计已付款的__%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

第十五条(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约定：......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双方同意按下列第--项处理：1.买受人退房，出卖人在买受人提出退房要求之日起__日内将买受人已付房价款退还给买受人，并按已付房价款的__%赔偿买受人损失。

根据本案裁判摘要以及一二审判决，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不表现为违约责任，违约方的责任承担方式也不表现为支付违约金，显然，《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约定在合同解除后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的上述条款，将会被认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学者解读以及判例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解除权之行使，不妨碍损害赔偿之请求。

对此，史尚宽先生认为，本条规定解除权之行使不妨碍损害赔偿之请求，可认为基于其他原因既已成立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因契约之解除而失其存在。......该契约解除之效力，并无使债权关系全面消灭之必要，于认损害赔偿请求权继续存在之范围内，契约之效力不妨视为依然继续。......解除后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为基于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请求权，......有赔偿额之预定者，其赔偿额系就给付迟延为之者，解除后不失其效力。......有违约金之特约时，其违约金系有违约罚之性质者，虽解除后亦得请求之。系有赔偿额预定之性质者，依上所述。(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61页、562页)

黄茂荣先生认为，依第二百六十条，解除权之行使，固不妨碍损害赔偿之请求。但在契约经解除后，解除权人对于相对人的请求赔偿之损害究竟为何?“最高法院”(此处为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本文作者注。)首先认为“解除权之行使，不妨碍损害赔偿之请求，第二百六十条定有明文，是无论契约是否已合法解除，仍得请求赔偿因

债务不履行而生之损害”。(黄茂荣：《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79页)一九七三年度第三次民庭庭推总会议决议之二“依第二百六十条法意，契约虽解除，其原依据契约所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不失其存在。基于同一理由，在契约解除前所已发生之违约罚性质之违约金请求权，亦不因契约解除而失其存在。”(同上书，第79页注[6])

五、支付违约金与赔偿损失之差别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因此，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就此后可能发生的违约行为可能发生的损失的预先约定，属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因为，民法认为，当事人为作为理性的人，自然会在合同中做出理性的约定。违约金在实务上的最大价值，是在一方当事人发生违约行为时，另一方当事人根本无需就损失金额进行举证。

关于违约金的性质，我国合同法取“补偿性”的立场，而不认同“惩罚性”，因此，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还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本案裁判摘要认为，合同解除后，法律后果不表现为违约责任，违约方的责任承担方式也不表现为支付违约金，但违约方应赔偿损失。关于赔偿损失的金额，一审法院认为，合同解除后，应由泳臣公司返还桂冠公司重置办公综合楼的损失13123.3万元。二审法院认为，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泳臣公司赔偿桂冠公司损失1000万元。

为何会判决泳臣公司赔偿损失13123.3万元，一审法院的理由在于，经桂冠公司委托广西普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桂冠公司综合办公楼房地产重新购置而产生价格上涨的损失价格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综合办公楼须重新购置而产生价格上涨的损失为13123.3万元。经一审法院两次庭审质证及庭后询问，泳臣公司仅对评估报告结果不予认可，但未提出相反证据，反而明确表示不申请法院委托重新评估，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即使该评估报告所评估的损失结论与实际损失有出入，也应由泳臣公司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

二审法院如何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赔偿损失1000万元，从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中不得而知。

第二篇：合同纠纷案例

“七通一平”是指土地开发程度，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信、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力及宗地内土地平整。

案例一、一起没有施工企业资质的分包队伍，起诉索要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欠款纠纷的二审案件：

某村办的施工队从黄务建筑公司某处手里承接了某开发公司一宿舍楼工程的劳务部分，当时双方没有签定书面合同。后因开发公司拨款不及时，该施工队向某区法院起诉索要工程款，区法院经委托鉴定，按照非等级的资质等级为该施工队确定了与黄务公司结算的决算，并以此为据判令黄务公司偿还该施工队工程款十余万元。

一审判决后，黄务公司提起上诉并找到律师，请求代理二审诉讼。律师在调查政府有关部门后，取得证据证明该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资质等级。据此向二审法院从多方面说明非等级与没有资质等级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当时将建筑施工企业的资质等级划分为一、二、三、四与非等级的情况下，非等级也就是俗称的五级，其本身就是一个资质等级，而不能简单理解为没有资质的通通都是非等级。通过律师大量的工作及耐心的说服，最终二审法院仅判令黄务公司偿还该施工队一万多元。

案例

二、对中途停建（半拉子）工程的拖欠款处理

某施工企业承建的新世界商厦附楼商住工程，因合作投资的几方资金均未落实，使得工程几度停工。后该施工企业委托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向人民法院起诉索要已经垫入的资金。由于该工程的停顿正是由于资金不足，而前述律师又仅仅提出了索要欠款的诉讼请求，对后期工程如何施工，再发生欠款如何解决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意见，而这一切必然导致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处理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被动局面，而施工企业也陷入了要完前段工程款，再垫资施工，施工一段后再起诉索款的怪圈当中。

在此情况下，该施工企业将原聘用的律师辞去委托后，委托其他律师继续代理该案。该律师接手案件后，经调查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施工合同；偿还拖欠款并赔偿停工等损失。从此以后，该案的审理进入了“快车道”，人民法院很快就作出判决，全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例

三、中途停建（半拉子）工程的拖欠款处理

（二）位于烟台开发区一条主干道路边的某工程，因业主建设

资金不足导致工程长期停顿，施工企业垫入的工程款收回无期。在此情况下，律师向该施工企业提出尽快起诉索款的法律意见，被该施工企业采纳并委托律师办理。起诉的同时原告申请了财产保全申请，查封了主体已经完工的工程。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因业主尚欠银行贷款，被银行起诉后，厂区内的土地使用权又被人民法院另案查封。上述两案作为债权人的胜诉是没有问题，关键是当事人在房屋、土地被人民法院两个裁定查封后，怎样尽快将胜诉转化为胜果，亦即执行难的问题如何解决。在此背景下，律师经了解得知，债权银行对两台大宇牌挖掘机又有债权，通过工作能够拿到手，而该挖掘机对银行来说，处理起来也不容易，但对于该施工企业来说，用途广泛。因此，向经办执行案件的人民法院大胆地提出先协调银行拿到挖掘机，要银行用挖掘机交换施工企业申请法院查封的房产，最后由银行取得债务人院内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全部权利，便于其出售变现的整体思路。

最后的结果，施工企业收回了全部欠款及部分利息，债权银行收回了贷款，一度停建的半拉子工程，经人民法院拍卖易手后，由新业主继续投资完成后投入使用。

案例

四、延期竣工应承担违约责任——为业主代理的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例

在律师代理的案件当中，多数是为原告即施工企业代理，作为被告代理人，即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业主代理的案件，同样也有出色的表现。

中国某建设公司诉开发区某企业拖欠工程款，原告起诉的标的额为本金1400余万元及欠款利息。律师在接受委托后，经过认真查阅相关原始证据，建议当事人提起反诉，反诉理由是因为工期拖延，按照合同应承担逾期竣工违约金。

至此本案当中，双方当事人本诉、反诉的总额达到三、四千万元。律师经过精心准备，在法庭上发表了五千余言的代理词，重点阐述了反诉被告未按期履行交工验收的义务，并提请法庭注意建设部的有关规章及国家的验收规范等规范性文件。

律师凭借其深厚的建筑业专业知识，再次为当事人提供了优秀、到位的法律服务，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承担违约金11902221.46元。

一审判决后，施工单位上诉被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

案例

五、对一起合作建房纠纷的代理

律师不但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当中有出色表现，在房地产案件的代理过程当中，也不乏上乘之作。

某建筑公司以国有划拨土地出资与某开发公司合作建房。房屋全部建成后，由于销售不畅，导致开发公司拖欠建筑公司部分款项，该建筑公司遂向人民法院起诉索款，并将合作所建房屋申请人民法院进行了查封。这一切对于东挪西凑好不容易将房屋建成的开发公司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

律师接受开发公司委托后，仔细研究了双方当事人的合同，建筑公司作为出资的土地的性质等，果断地提出该合作合同应是无效合同，开发公司出全资建成了房屋，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根据。鉴于双方当事人有着良好地合作关系，律师一边向人民法院对查封裁定提出复议申请，一边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避免两败俱伤。最终人民法院采纳了律师的意见，解除了对房产的查封。双方当事人经过律师的辛勤工作，也通过调解结案，取得了双赢的结果。

案例

六、2001年9月，在烟台某建设公司诉烟台某置业公司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中，王金柱律师被所里指派代理建设公司参加诉讼。本案的事实较为清楚，置业公司欠付建设公司工程价款，建设公司多次索要未果，故起诉。庭审中，双方对欠款数额没有异议。我方认为欠款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息，但被告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只应按存款利率计息。被告的依据是双方签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某条协议条款，认为该条约定了利息计算应按银行存款利率；我方经详细研究合同，认为该条是对违约金利息的约定，而非工程价款的利率约定，合同约定被告不即使支付工程款的违约责任应按照合同条件执行，合同条件未约定利率，而我方具有替被告垫付款项的事实，被告又拖欠两年之久，具有实际损失，被告应按照贷款利率支付。王金柱律师据此向法庭发表了代理意见，并强调被告拖欠款项的事实及按照贷款利率计息更能突出制裁违约方，保护守约方的社会意义。法庭最后采纳了王金柱律师的观点，判决被告付款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尽最大程度的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虽然按银行贷款或存款利率计息在利息总额上不会有太大差距，但本案的判决结果，更能突出保护守约方、制裁违约方的法律价值，同时也会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并为以后同样的案件提供了判决依据。

第三篇：合同纠纷案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造价鉴定纠纷案

[ 2011-10-31 22:48:00 | By: wangfulilawyer ]

基本案情

2000年，申请人某施工单位与被申请人某销售商签订展厅基础土建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采用固定价格一次包死方式，总价为34万元。工程施工中，被申请人又将展厅装修、电器安装、室外雨污水等附属工程以口头委托方式交由申请人施工，并就该部分合同外工程项目预支工程款190余万元。整个工程竣工后，申请人依据施工合同争议解决条款提请仲裁，要求申请人支付剩余工程款项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总计200余万元。

工程造价鉴定愈来愈成为建设工程纠纷的举证手段

随着我国的建筑行业的迅猛发展，随之出现纠纷、诉讼也就不可避免，工程造价往往是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经常发生争议的问题。在本案中，双方亦就价款争议内容提出了造价鉴定的申请。仲裁机构根据双方申请，就工程造价这一专门性问题委托专业性鉴定机构进行造价鉴定，由此启动了建设工程造价的司法鉴定程序。

工程造价的鉴定确认应当遵循当事人约定优先原则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根据《合同法》的自愿与诚实信用原则，只要当事人的约定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管双方签订的合同或具体条款是否合理，审判机关在处理案件时都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鉴定机关的鉴定工作同样也不能脱离合同的约定内容。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施工合同对施工范围做了明确约定：展厅基础土建工程，工程总价款约定为34万元，并注明工程根据设计一次性包死。申请人仲裁主张支付的工程款项中包括了合同内施工内容工程量增加和合同外展厅装修、电器安装、室外雨污水等附属工程等的价款，申请人就合同约定施工内容工程量增加提供了由被申请人签认的现场变更、恰商作为证据。由于双方施工合同约定固定价款一次性包死方式，即便认定合同约定的展厅基础土建工程发生设计变更、恰商而导致申请人工程量的增加，被申请人的设计变更、洽商也仅是对原合同内工程内容变动确认，而没有改变双方合同约定的固定价款，即包死价34万元，一次性包死计价的方式没有发生变化，在双方之间仍具有约束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六条：“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在本案中，双方在合同约定工程价款采用固定价格方式，因此合同工程的结算仍应按照固定价的方式进行。同时《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 因此，申请人提出对合同内工程量增加部分进行造价鉴定没有法律依据的，此部分应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条款进行结算而不能列入造价鉴定的范畴。因此，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确认不能因一方的鉴定申请而被否定，遵从约定是鉴定工作的首要原则，贯穿于鉴定工作的始终的。遵从约定也是对双方订立合同的全面、正当履行，能够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工程造价的鉴定确认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按照法定原则

本案中，被申请人口头委托申请人对合同外展厅装修、电器安装、室外雨污水等附属工程进

行了施工，并向申请人预支了该部分款项190万元。依据《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申请人当庭提供了此部分合同外工程的概算书、预算书和核实价清单，以此证明双方对上述工程进行了结算。但该部分工程价格只有申请人签字或盖章，并无被申请人签字或盖章。在被申请人方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的情况下，仲裁庭认定该证据不是对合同外工程结算价款双方确认一致的表示，不是对合同外工程的补充协议，更不能以此作为确定工程价款的依据。依据《合同法》第62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市场价格履行。”申请人、被申请人对本案合同外展厅装修、电器安装、室外雨污水等附属工程的价款没有做出具体明确约定，事后也没有签订补充协议或进行结算工作，双方由此而产生价款争议，依据《解释》第二十三条：“当事人对部分案件事实有争议的，仅对有争议的事实进行鉴定，但争议事实范围不能确定，或者双方当事人请求对全部事实鉴定的除外。”因此，本案造价争议的鉴定范围仅限于合同外展厅装修、电器安装、室外雨污水等附属工程。鉴定机构进行工程造价鉴定时在确定申请人合同外工程具体施工项目的基础上，按照《合同法》第62条价款的规定，依据订立合同时，即合同外工程开工之时，以工程施工行为地即工程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按照“当时当地”的定额、市场价格信息及相关工程造价管理文件对此部分合同外工程进行造价鉴定。

确定造价鉴定的具体施工项目同样依据客观事实及相关证据，只有这样才才能得出正确的鉴定结论。

鉴定过程中，鉴定资料的提供亦至关重要。本案中，被申请人委托申请人进行合同外工程的施工没有任何书面协议，双方未能向鉴定机构提供任何设计图纸。申请人除提交了单方形成的概算书、预算书和核实价清单，另行提交了此部分内容的少量变更、洽商，但变更、洽商中没有具体工程量内容，施工部位亦不明晰，同时受工程隐蔽及现场拆改影响，这些都给本案鉴定工作增加了相当大难度。

庭审中，被申请人承认口头委托申请人对合同外工程施工，为此预支了工程款190余万元（不含合同固定价34万元），按照《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由此，可以认定申请人受被申请人委托对合同外工程进行施工这一基本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对于被申请人对合同外工程中哪些具体项目进行了施工仍须根据客观事实及相关证据来确认，因此，工程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施工资料就成为工程鉴定的重要依据。本案中，鉴定机构根据施工合同、恰商变更、双方质证意见（自认和互认），同时结合现场踏勘的基础上，完成了鉴定工作并出具了《鉴定报告》，为便于仲裁机构案件的审理，依据双方主张将鉴定价款区分为争议和无争议部分，明析争点的存在。仲裁机构通过对鉴定材料及鉴定结论的综合审查、判断、推理，对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做出判断，结合双方举证责任作出了仲裁裁决，部分支持了申请人的支付合同外工程款的主张，裁决作出后，双方均无异议。

第四篇：合同纠纷案例

1995年7月，原告海林公司与被告晓星公司协商买卖聚酯切片期间，收到晓星公司传真来的购销格式合同要约文本正背两面。7月22日，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在格式合同的正面签字。合同约定：买方海林公司、卖方晓星公司；买卖货物聚酯切片1000吨；单价每吨1460美元；装运期1995年8月20日前；付款方式是通过开立以韩国晓星公司为受益人、按提单日期第60天付款的不可撤销远期信用证支付；该信用证不迟于7月31日开出；如买方迟至8月1日未能将信用证电报影印件传给卖方，卖方有权不经通知取消交易并保留向买方索赔合同金额5％的权利；卖方迟至8月20日仍未发货，则买方保留向卖方索赔合同金额5％的权利。该格式合同的正面内容中未表明背面条款是否作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双方当事人也未能就背面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故背面的仲裁条款不包括在合同中。7月26日，双方又达成修改协议，将货物价格由每吨1460美元修改为CNF厦门1455美元，付款日期由按提单日起第60天付款改为第45天付款。1995年7月27日，原告海林公司向香港新华银行提出信用证转让申请，申请将其下家买方华榕公司根据与海林公司的合同约定，由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分行开出、以海林公司为第一受益人、自提单日起第45天付款的不可撤销远期信用证，转让给南韩晓星公司。海林公司将这一转让用传真通知了晓星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同日，该办事处表示拒绝接受转让的不可撤销信用证，要求海林公司亲自独立开证。7月28日后，双方多次传真往来，晓星公司坚持不接受转让的信用证；而海林公司则认为转让信用证没有违反合同约定和国际贸易惯例，并于7月31日通过香港新华银行和汉城NOVASCOTIA银行办理了向韩国晓星公司的信用证转让手续。8月1日，晓星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又发来传真，仍表示拒绝接受海林公司转让的信用证，并单方面宣布解除合同。8月20日，晓星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义务，并于8月22日告知海林公司，其已于8月21日通知汉城NOVASCOTIA银行拒绝了香港新华银行的转证，信用证已经退回。8月25日，因海林公司没有向华榕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华榕公司向海林公司提出索赔要求。9月18日，海林公司与华榕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海林公司按照约定于10月17日向华榕公司支付了违约赔偿人民币67．5万元。另查明：原告海林公司用于支付信用证转让手续费、邮政电报费等合计13043．04港元，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5万元。

案例思考题：

1、海林公司与晓星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

2、是哪家公司违反了协议？违反了哪些约定？

3、我国的合同法对违反合同后应承担的责任是如何规定的？

案例点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原告海林公司与被告晓星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是符合国际贸易惯例和一般买卖习惯的，应为有效合同。海林公司履行了开证义务，其开证行为并不违反合同的约定和国际贸易惯例，晓星公司拒绝接受该信用证并宣布解除合同，拒绝发货，其行为违反了涉外合同法第十六条关于“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应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实属违约。涉外经济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晓星公司对因其过错导致海林公司遭受的支付违约赔偿金、转让手续费、律师费等损失应负赔偿责任。海林公司在要求晓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还要求晓星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给其支付违约金72750美元。因晓星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已大于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故海林公司的这一主张违反涉外合同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不予支持。由于晓星公司已单方宣布解除合同，且海林公司也不请求继续履行合同，故双方签订的合同应当终止。晓星公司提出的反诉于法无据，应予驳回。据此，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判决：

一、被告晓星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海林公司赔偿人民币82．5万元、港币13043．04元。

二、驳回原告海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晓星公司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6545元，由被告晓星公司负担11030元，原告海林公司负担5515元。反诉受理费13465元由晓星公司负担。被告晓星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

1、被上诉人海林公司在本案中实施了两个行为，即安排华榕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和向新华银行香港分行申请将华榕公司开立的信用证转让给上诉人。安排华榕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与自己申请开立信用证是有区别的，因此这个行为不是海林公司履行开立信用证的义务。转让信用证，也不等同于自己申请开立信用证。况且转让是另一个民事行为，其前提必须是转让方与受让方达成一致意见，转让行为才有效，否则无效。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是，海林公司不得迟于1995年7月31日开立以晓星公司为第一受益人、按提单日期第60天付款的（不可转让）不可撤销的信用证。虽然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由谁申请开立信用证，但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该认定为由合同的买方海林公司承担申请开立信用证的义务。海林公司没有履行开立信用证的义务，显属违约。

2、海林公司转让信用证，第一只给上诉人传真来新华银行香港分行的发电稿，不是信用证电报影印件；第二该发电稿只记载了开证行，没有记载咨询处，并且言明新华银行香港分行对该信用证不负任何责任；第三该发电稿明确了转让行为的手续费由受让方负责，增加了上诉人的费用；第四该发电稿给议付／押汇行的特别指示，不能保证上诉人按时收取货款；第五是由于新华银行香港分行作为中介银行的介入，使上诉人收取货款的途径复杂化，增加了上诉人收款的风险。这些都将导致损害上诉人的利益。

3、《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以下简称UCP500）第四十八条规定，转让信用证的行为是一种特别行为，必须经转让方、受让方和转让银行的同意才能实施。海林公司未征得上诉人的同意就擅自转让信用证，这一行为不符合国际惯例。原审判决既不符合事实，也无法律依据，应当撤销。

（二）1990年至1992年间，A厂多次向B厂供应毛条，累计价款1194万余元。双方每次供货、提货时，均记载了毛条的数量和价款，但始终未签订书面采购合同，也未约定付款的具体期限。期间，A厂曾多次向B厂催收部分货款，但未提出清偿全部货款及利息的要求。与此同时，双方间供、提毛条的业务仍在继续进行；B厂在提货时也曾多次向A厂支付过部分货款。至今，两厂间仍有590万余元货款未结清。A厂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B厂清偿全部货款和利息，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案例思考：你认为A、B两厂的买卖行为有合同吗？

案例点评：A、B两厂之间，双方对彼此间存在着业务往来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所供标的物及标的数量、价款一致的口头采购毛条的事实均予以认可。双方虽为以书面形式签订采购毛条的合同，也未就毛条的供货时间、付款方式、供货方式等做出约定，但因双方对所供标的、标的数量等均无异议，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条的有关规定精神，已具备了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且双方对采购毛条及数量、价款等意思表示是一致的，因此，应认定双方间口头采购毛条的合同成立，双方虽为就合同的付款期限作出约定，但并不影响本合同的成立。A、B两厂在履行合同中，就付款的期限，通过再次协商的方式弥补不足。如双方协商不成，A厂仍可随时向付款义务人B厂主张权力，要求清偿。

三

甲、乙公司于2001年4月1日签订买卖合同，合同标的额为10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甲公司应于4月10日前交付20万元的定金，以此作为买卖合同的生效要件。4月15日，乙公司在甲公司未交付定金的情况下发出全部货物，甲公司接受了该批货物。4月20日，乙公司要求甲公司支付100万元的货款，遭到拒绝。经查明：甲公司怠于行使对丙公司的到期债权100万元，此外甲公司欠丁银行贷款本息100万元。4月30日，乙公司向丙公司提起代位权诉讼，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甲公司对丙公司的到期债权。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乙公司的代位权成立，由丙公司向乙公司履行清偿义务，诉讼费用2万元由债务人甲公司负担。丁银行得知后，向乙公司主张平均分配丙公司偿还的100万元，遭到乙公司的拒绝。

要求：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分别回答下列问题：（1）甲、乙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否生效？并说明理由。（2）简述乙公司向丙公司提起代位权诉讼时应当符合的条件。（3）丁银行的主张是否成立？并说明理由。（4）人民法院判定诉讼费用由甲公司负担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并说明理由。

【答案】（1）买卖合同生效。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主合同成立或者生效要件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未支付定金，但主合同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响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在本题中，甲公司虽未按照合同约定交付定金，但乙公司已经交付全部货物并且甲公司接受了货物，视为主合同已经履行。（2）根据《合同法解释》的规定，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①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②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③债务人的债权已经到期；④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3）丁银行的主张不成立。根据《合同法解释》的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其债权就代位权行使的结果有优先受偿权利。在本题中，债权人乙公司就其代位权行使的结果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因此丁银行的主张不成立。（4）人民法院判定诉讼费用由甲公司负担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解释》的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胜诉的，诉讼费用由次债务人负担。在本题中，诉讼费用应当由次债务人丙公司负担。

第五篇：购房合同纠纷案例

购房合同纠纷案例

所属类别：商品房预售合同转让纠纷案 法院所属区域：吉林省判决法院：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08)长民一终字第162号

判决日期：2008-6-19 当事人：贾腾、田丽丽

上诉人贾腾，男，1983年7月24日生，汉族，无职业，现住长春市绿园区蓝天花园小区11号楼2单元703室。

委托代理人唐康，吉林君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丽丽，女，1981年12月17日生，汉族，无职业，住九台市怡景花园小区。

委托代理人李玉珍，吉林国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情介绍：

2001年10月16日，贾腾与卖房人吉林省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购房合同书》，购买长春市绿园区蓝天花园小区11号楼2单元703室。合同约定，贾腾首付款交付后，余款21万由卖房人提供按揭贷款给付。此后，卖房人去向不明。2006年6月，田丽丽称卖房人已将贾腾应按揭支付的购房款债权转移给她，并向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起诉贾腾，要求贾腾给付购房款。

2006年6月28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06)绿民二初字第3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贾腾给付田丽丽购房款210，000.00元或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贾腾将办理按揭还款的委托手续及其他全部与按揭相关的资料交与田丽丽，由田丽丽办理按揭，费用由贾腾承担;案件受理费5660.00元由贾腾承担。贾腾不服，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06年12月4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长民四终字第6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06)绿民二初字第304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重审。

2008年1月18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07)绿民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贾腾给付田丽丽购房款21万元，或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贾腾将办理按揭还款的委托手续及其他全部与按揭相关的资料交与田丽丽，由田丽丽办理按揭，费用由贾腾承担;案件受理费5660.00元由贾腾承担。贾腾不服，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08年6月19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长民一终字第1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由贾腾承担。

争议焦点：

没有商品房《土地使用权证》，买卖该商品房是否合法有效。

本案先后经过四次审判，吉林省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田丽丽)至今不能向人民法院提交长春市绿园区蓝天花园小区11号楼2单元703室的《土地使用权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4条、《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2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长春市城市房地产交易市场管理条例》第7条、第11条、第13条之规定。

法院审判：

关于贾腾与建业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本合议庭认为，该《购房合同书》系贾腾与建业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交付贾腾使用多年，该房已于1999年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并于2005年8月22日在产权登记发证中心办理了商品房登记备案，具备商品房转让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应认定该合同有效。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

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贾腾承担。

经典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5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第23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长春市城市房地产交易市场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房屋及其附着物所有权转让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同转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地产，不得转让：(一)无合法权属证件的。”第11条规定：“办理房地产转让手续，当事人应当提供下列证件：(一)房屋所有权证书、土地使用权证书等权属证件。”第13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进入房地产交易市场挂牌交易，并符合下列条件：(一)持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等有关证件。”

两审法院不顾吉林省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田丽丽)至今没有向人民法院提交长春市绿园区蓝天花园小区11号楼2单元703室《土地使用权证》的事实，无视贾腾在答辩状、上诉状及在庭审过程中多次提请法庭要求吉林省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田丽丽)当庭出示长春市绿园区蓝天花园小区11号楼2单元703室《土地使用权证》的正当要求，违反上述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判定贾腾与吉林省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书》合法有效，实属错判。

2009年3月28日，贾腾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书，并提交新调取的证据。长春市规划局出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证明：长春市绿园区蓝天花园小区11号楼2单元703室系案外人长春市人民检察院的房产，而不是吉林省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田丽丽)的房产，吉林省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田丽丽)依法无权处置长春市人民检察院的房产，该房的买卖应当由贾腾与长春市人民检察院签订《购房合同书》才合法有效;长春市土地管理局出具的《城镇国有土地建设用地审批表》证明：长春市绿园区蓝天花园小区11号楼703室是在国家无偿划拨的土地上建设的安居工程住宅，安居工程住宅依法不应以商品房出售。长春市人民检察院不是房地产开发商，其所属房屋也不是商品房而是安居工程住房，依法不应当以商品房出卖。本案中，非房屋所有权人吉林省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田丽丽)将房屋所有权人长春市人民检察院的非商品房--长春市绿园区蓝天花园小区11号楼2单元703室以商品房的价格卖给贾腾，已侵害贾腾的合法住房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