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毛泽东确立的最根本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制度

第一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毛泽东确立的最根本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制度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毛泽东确立的最根本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制度。今天，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被喻为永远不变的“军魂”，之所以会如此，从实践上看，它是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从毛泽东构建这一原则和制度的过程上看，它更是一条留给我们的重要历史启示：在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上，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地确立、完全地实现和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

[关键词] 毛泽东；党指挥枪；建军原则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048-05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在这一过程中，他形成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宝贵思想，其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他所确立的最根本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制度。人民军队能够从小到大，由弱至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有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保证。今天，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被喻为永远不变的“军魂”，视之为立军之本、强军之道、制胜之源。之所以会如此，从实践上看，它是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从毛泽东构建这一原则和制度的过程上看，它更是一条留给我们的重要历史启示：在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上，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地确立、完全地实现和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

（一）革命队伍里，毛泽东最早认识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原则的重要性，而在面对一些同志对党和军队的这一新生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解与不适，面对一些人对此原则所产生出的种种错误认识和做法时，毛泽东始终站稳脚跟、毫不让步及坚决与之斗争的态度，对于这一原则的确立、完善与巩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经反复的锤炼，也终于煅造成为了一个任凭风吹雨打而丝毫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和铁的制度。

大革命失败后，总结流血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进行武装斗争和独立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指出，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当时起义部队中有许多的散兵游民、旧军官和地痞土匪分子，加之军事上打了败仗，部队士气低落、组织涣散、思想混乱，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多，走到永新三湾时，已不足千人。很显然，眼前的这支队伍与党的革命要求相差甚远，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了实现党对军队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他进行了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是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思想的重要体现和如何实现它的一次初步尝试。

1928年4月，朱、毛红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并选出党的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革命实践的向前发展，一些同志对体现党对军队领导的一些新型做法渐渐地感到了一些不解与不适，产生了诸如红军的任务就是单纯的打仗，组织上应将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等等错误的单纯军事观点，以至于在红四军建军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党的领导权“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期间，毛泽东一方面耐心地说服教育大家。另一方面，毛泽东面对内部的分歧与论争，站稳脚跟，在原则问题上毫不

妥协与迁就。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相关问题，虽经激烈讨论，仍没有实现内部认识上的统一，毛泽东也一度离开了队伍前往福建养病。为解决建军路线问题，陈毅专程到上海向当时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汇报，于是，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问题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和重视。随后，在支持毛泽东意见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导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确立了实施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标志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得到了基本形成与确立。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表现出了野心膨胀、拥兵自重、“谁有军队，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的军阀作风，企图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针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图谋，毛泽东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迅即地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错误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内又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军队建设问题上，王明提出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是“相当地改变红军性质”，要与国民党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对此，毛泽东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和不留情面的驳斥，他反复地教育大家一定要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不重视争夺军事领导权的教训，反复地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和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由此及时地肃清了王明的错误思想。之后，八路军、新四军贯彻毛泽东与党中央的抗战指示，深入敌后，分兵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期间，又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一些个别人的身上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2年末至1943年初，在延安召开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在抗战期间所出现的同党闹独立性及军阀主义的倾向再一次地进行了尖锐批评。1944年4月，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抗战期间，正是由于毛泽东与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权威。

解放战争时期，尤其到了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怎样实现全国一盘棋、全军步调一致、各方力量相互间密切协作与配合、进一步地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性，就成为毛泽东所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为克服少数同志身上还存在的分散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意识和作风，加强党对军队的统一集中领导，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等一系列指示文件，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在解放战争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同时这也成为我党我军迅速取得战略决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历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使得我党根本不可能通过民主选举或议会斗争来实现自己的革命纲领，武装斗争遂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而我党拥有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也相应地成为了一种历史必然。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们最大的一个军情就是人民军队是由旧军队脱胎而来、军队中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占据了绝

大多数、所创建的各革命根据地亦长期处于远离中央、分散分隔的分布状态，因此，如何抵制和反对内部所滋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如宗派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就成为军队建设的一个关键所在。从实践上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成为了破解这一建军难题的金钥匙，同时，也正是在毛泽东与我们内部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长期斗争的历史过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得到了确立、巩固、加强与完善，并经反复锤炼，终于使之煅造成为了一个任凭风吹雨打而丝毫不可动摇的根本的原则和铁的制度。

（二）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之初，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对此，毛泽东以革命的首创精神，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自主自信，独立思考，不简单地模仿，不教条地照搬，经过艰辛探索，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建军制度，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军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创建的，在建军之初曾借鉴了苏联红军的一些经验，由此在党对军队领导这一问题上亦有过一些初步的模仿尝试。南昌起义中，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当时，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军、师都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制成立了党委，团上还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为确保对起义部队的掌握，中共前敌委员会还明确规定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的行动”，“一切党的政策均须拿到支部会议或小组会议中讨论，使每个党员都能表示意见，有些可向非党的群众宣布，使他认识到革命真面目和这部分军队正当的出路”。但在实际中，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当时作为体现党的领导的前委并没有发挥“领导暴动的重心”的作用，与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的是一种“友谊的协商”关系。如起义虽是我党直接领导发动，但公开打出的却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党对军队的领导主要通过党的忠诚分子，而非各级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效仿苏军主要建在团上，离部队太远，不能直接掌握部队。总之，大革命失败后，党懂得了要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要独立地创建和领导自己的军队，但却不知如何建设这支军队，使之真正地成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武装工具。由于缺乏有效的办法，党对军队的实际控制非常虚弱，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10师师长蔡廷锴从南昌出发南下的第二天，就私自率队脱离了起义队伍。毛泽东后来评价道，那时党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使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秋收起义后的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模仿和照搬苏联红军的建制模式，而是富有创造性地在三湾改编中实行班、排上建立党小组，连队上建立党支部，营、团上建立党委的新制度。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毛泽东则区别于苏联红军的一长制，特别地规定部队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党的指导机关是部队领导的中枢，党委不仅要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而且要领导军事工作，从而确立了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一切从实际出发，改革创新后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整顿后的红军面貌也焕然一新。多年后，对于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毛泽东亦曾感慨地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

也曾有过相关的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三）一直以来，各方敌对势力最为恐惧和嫉恨的就是党拥有着一支完全掌握下的武装力量，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为眼中钉、肉中刺，用尽了种种手段予以瓦解破坏，必欲除之而后快，或施压，或威胁，或利诱，或中伤，无所不用其极。对此，毛泽东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任凭风云变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巍然不动，牢不可撼。

西安事变及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共同御侮，国共间进行了相关谈判，谈判中的焦点，即红军改编特别是其领导权问题。当时国民党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借口实行军令、政令统一，企图通过政治谈判来达到其军事“清剿”未能达到的目的。新形势下，面对蒋介石新的政治阴谋，毛泽东告诫全党：为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国共间虽暂时地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两者的阶级对立和政治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消除，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企图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处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共产党人决不能患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依据毛泽东的相关指示，对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所提出的要向红军中委派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以及请朱德、毛泽东“出洋”等要求，我方代表均严词拒绝，拒不接受，并坚持了在改编后的军队中设立总指挥部和政治部等原则立场。后来，在整个的抗战时期，国民党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变相军阀”、“武力割据”给以政治上压力或污蔑，或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对相关将领给以物质上的腐蚀和诱惑，或以军事进攻、军事磨擦给以生死上的威胁。总之，任凭国民党反动派使尽了种种手段，明枪暗箭之下的毛泽东在党的军权问题上始终牢牢地站稳脚跟、不为所动。也正因如此，在抗日战争那样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我军由最初改编时的数万人，突飞猛进般地发展到了抗战胜利时的120余万人，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成为了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1945年，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把党的领导高度地概括为解放区抗战的一条“总的经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故伎重演，又欲在实现“和平”的旗号下，哄骗我们党“交出军队”而取得“合法地位”。此时，就连一向标榜不谈政治的大知识分子胡适也从美国写了封长信给毛泽东，信中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共产党放弃武装，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依附国民党生存的一些小党，如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人亦东施效颦，帮腔插嘴，要共产党“识大体”，交出枪杆子。国际上，美国大力配合国民党向共产党进行的“和平”欺骗活动，苏联则从自身利益出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 “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一时之间，各方压力一起袭来，在党的军权问题上，顿成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波诡云谲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头脑清醒、洞悉一切，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上毫不动摇，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交给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所谓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的说法，回击说：“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最终，国民党反动派诱骗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的阴谋彻底

破产，我们党则在走和平道路的努力与尝试结束之后，迅速地通过解放战争夺取了政权。

历史也总是惊人的相似，近些年来，在建军原则问题上，一些形形色色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又开始老调重弹、杂音不断，以“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军队非政治化”等政治谬论加紧了对我们的和平演变攻势。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实行政党政治，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与政党发生密切关系，只要实行政党政治，军队也就必然受执政党的掌控，也就必然地为执政党服务。那些标榜实行所谓“军队国家化”的西方国家里，执政党对军队的掌控是间接的，他们对军队的掌握主要是通过政府这个中介环节进行；随着政党的轮替，政权的交接，军队的控制权也随之转移，军队对政党的支撑也随着政党的轮替而改变。由此可见，所谓“军队国家化”，实际上只是政党控制军队的一种方式，并没有改变军队受政党控制的这一事实。再者，那些国家的军队统帅皆出自政党，是执政党的领袖，所谓总统和首相统帅军队，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政党统帅军队。在西方，著名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如果需要士兵了解战争，就需要他了解政治。”美军在侵朝和侵越战争失败后，“陆军政治教育不够”、“陆军对共产主义思想抵制不力”成了其总结出的一个重要败因。一切都表明，所谓“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军队非政治化”完全是别有用心骗人的政治把戏，其真实目的就是哄骗或逼迫共产党放弃军权，放弃手中的武装，以扫清他们推翻党的执政地位、夺取国家政权的障碍。

（四）建国后，党成为了执政党，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同志对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心生懈怠。对此，毛泽东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进一步从思想和制度上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巩固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传统政治优势。

革命胜利后，党成为了执政党，军队不再是天南地北、散落各处的农村游击队，成员也不再是大量的没有受过马列主义教育、文化水平落后的农民及战场上起义投诚过来的“解放战士”。新形势下，一些同志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下去的疑问。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

毛泽东对以上否定和削弱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到：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听指挥”，其实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1954年3月，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亲笔恢复了一句被删掉的话：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党的事业，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民主革命中，毛泽东领导创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我们依此实现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化，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经过奋斗，“枪杆子里出政权”，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建国后，他又继续地丰富和发展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人民子弟兵亦得以将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在保卫国家、建设国家的新征程中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可以说，要不要坚持和怎样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穿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原则上的历史启示，对于我们党迎击各方挑战、巩固执政地位、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识破和抵制各种形形色色破坏瓦解这一根本制度的阴谋诡计、进一步地铸牢军魂、永葆我军的政治本色，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永远不变！

第二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认识和实践

路 彬 杨忠虎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各式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武装，但都没有能够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都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掌握着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说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反映。我们党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认识逐步深化、制度逐步完善的。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投身革命斗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很大影响。然而，幼年的党斗争经验不足，对独立掌握武装力量重要性认识不够，受共产国际“武装国民党”错误主张的影响，放弃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并发出《通告》：“在国民军中不发展组织，不便有党支部。”致使北伐军的实权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手中，以至于当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大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走上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

党从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天起，就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南昌起义成立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就明确提出“党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依据前车之鉴和起义部队的现状，敏锐地意识到解决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做了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支部建在连上。”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进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党中央的报告中也曾说：“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以决议的形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此后，各地红军也都先后贯彻实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红军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对我军的这一制度作过如此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进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酝酿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就有“绝对的党领导”、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的提法。其后，1932年1月，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逐步成为共识并为广大官兵所接受。

然而，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人们对党的军事领导制度在认识上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挑战和考验。上个世纪30年代，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照搬苏军模式，1931年在赣南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反对“红军中党的包办主义”口号下，作出了取消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主张党委制的毛泽东受到错误的批判。党委制的取消，党的领导的削弱，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在军团成立军委分会，恢复了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坚持奠定了基础。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倚仗四方面军人多势众，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重，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按照他的军阀主义的逻辑：“谁的人多枪多，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公然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和原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并采取组织措施，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迅即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再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与国民党及军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友党友军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国共产党放弃军权。党内也出现了迎合国民党主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党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军队这一根本问题又一次受到挑战。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单一领导”的原则，不容许国民党插手人民军队。1937年9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同时，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团和军分区以上单位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关。

在游击战争条件下，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个别人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4年4月，在谭政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批评了部队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抗战期间，正是由于党中央与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

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制度的权威。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提出恢复军队中党的委员会制度。11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恢复了党委制，在纵队和旅两级建立了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规定“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至此，中断了15年之久的军队党委制得以恢复。1948年9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地保证了部队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为领导和指挥全军夺取全国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多党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与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上，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直接掌握，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来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我军建设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形势面前，一些同志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疑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守规矩”，就是要遵守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制度，所谓“听指挥”，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50年代初，我军提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任务，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苏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正规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苏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上与我军不同，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在开展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军队有少数干部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错误地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经验，我们拿过来就是了。有的甚至主张

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否定政治工作，说什么“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如何处理好学习他人经验与保持自身特色的关系，在推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我军优良传统，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军委领导严肃批评了忽视政治工作观点和“一长制”的错误主张。彭德怀代表军委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任务，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会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的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954年4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施。条例继承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素养，使军队干部战士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军事业务技术；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一切任务中必须贯彻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条例，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工条例的下发和贯彻，有力地回答和澄清了干部战士中的糊涂观念，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导和推动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内乱，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乱军的阴谋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老一辈革命家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2年前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党和人民开展的大的斗争，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人民军队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敌对势力宣扬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内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鼓吹“党军分家”，说什么“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共产党一党的军队”，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无论国内外情况如何变化发展，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多次告诫我们，“军队要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锦涛主席在领导我军建设的实践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纵观这个时期中央和军委领导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和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官兵头脑，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保证。面对各种错误思潮对官兵的思想冲击，最根本的就是要与时俱进，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军事理论武装官兵的头脑，增强广大官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打牢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是强调走依法治军之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治军，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纳入法制的轨道，才能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军委领导指出，依法治军的目的，就是“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依法治军的推行，强化了官兵以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法制意识，保证了部队政令、军令畅通和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三是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要靠一系列根本制度来保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在军队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在：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适应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经过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原则，强化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在部队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落实到基层，是我军几十年来艰苦奋战而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世纪新阶段，尽管我军所处的历史环境、官兵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我们坚持这些根本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确保了军队永远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四是强调树立“军魂”意识，确保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魂乃命之本，军魂是军队的生命之本。中央军委领导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到军魂的高度多次加以强调，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创造，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我军坚持不懈地对官兵进行“军魂”教育，才有效地抵制了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谬论，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任凭风浪起，方向永不偏；才使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实践证明，牢固树立“军魂”意识，是我军“打得赢”和“不变质”的根本思想保证。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科研部副教授，军队党的建设学系教授）

第三篇：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人民解放军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人民解放军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首位，注重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官兵头脑，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铸造不变的军魂，确保广大官兵始终凝聚在党的旗帜下，确保军队始终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下行动，确保全军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能否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能否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一直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江泽民主席从新形势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1999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是为“打得赢”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不变质”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中央军委先后实施一系列重大措施，确保广大官兵的政治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全军各大单位和武警部队普遍举办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委书记培训班，并组织机关团以上领导干部下基层指导学习教育活动；各部队认真按照“三个代表”要求，以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新的思路审视部队各项工作，研究解决部队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在全军部队广泛深入开展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教育；大力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了“三讲”集中学习教育；广泛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求团以上党委班子认真研究制定在新形势下贯彻“十六字”方针，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办法和措施；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教育管理的意见》和实施《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意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军队的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抓好年轻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一大批能够继往开来、担当重任的优秀治军人才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全军和武警部队把理论武装作为战略性任务。总政治部制定《军队高中级干部学习规划》，编印《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军队院校形成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的新的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从党的十四大到2001年，全军部队共举办理论轮训班近万期，每年参加轮训的团以上干部达85％以上。各级把学习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广泛深入地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5·31”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关于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为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中央军委批转《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军队院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意见》，总政治部制定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在深入开展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尊干爱兵和艰苦奋斗教育中，各部队以抵御“酒绿灯红”影响为突破口，狠抓思想作风纪律教育整顿，并在领导干部中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全军各部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法，开拓新领域。着眼军营生活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官兵接受信息更加广泛的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军地共教共育活动和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积极开发信息网络等现代教育手段，开通全军宣传文化信息网，不少部队还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局域网。为积极稳妥地开展心理疏导，总政治部编印《心理科学知识读本》和《士兵心理指南》，具有我军特色的以心理素质教育为主，政治工作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相结合的心理疏导工作机制，在部队逐步建立。发挥军营文化的熏陶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军人道德组歌》迅速在大江南北、边疆海岛的军营中唱响。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部队各项建设。广大官兵高举旗

帜、维护核心，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理论、路线、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10多年来，全军部队涌现出以徐洪刚、李国安、柏耀平、邹延龄、李向群、许志功、范匡夫、叶景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革命军人。在基层部队广泛开展“争创先进连队，争当优秀士兵”活动8年来，全军共评出先进连队6万多个（次）、优秀士兵360多万人（次），全军基层建设出现了协调发展、整体进步的局面。

第四篇：党课教育：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

制度

习近平强军思想明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必须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军事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军事制度的核心，是体现军事领导普遍规律的独特制度安排。

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对于军队来说，政治方向是归谁领导、听谁指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都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在具体军事领导制度上各有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的都是资产阶级领导。冷战结束以来，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无视国内人民反对，频频对外穷兵黩武，充分暴露了其军队的政治本质。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军由党绝对领导，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保证了军队始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永远做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福祉的坚定捍卫者。

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才能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打赢未来战争。“军事服从政治”“高度集中统一”，是军事领导的普遍规律，所不同的是具体实现形式。之所以不同，是由时代、国情、军情、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决定的。听党指挥，既是我军生命所系，也是力量所在。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既符合普遍规律，更适合国情军情，不仅保证了我军战胜一个又一个国内外敌人，而且保证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

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才能弘扬优良作风、永葆革命本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赋予人民军队全新的政治生命。这一政治生命在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我军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的一切旧军队；其次，我军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有别于一切资产阶级军队。正是由于党赋予了军队先进性、人民性，我军才能够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保持人民子弟兵的政治本色。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通过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实现 听党话、跟党走，就要深刻认识、真正认同、自觉落实我军建军治军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深刻认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的基本内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权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这一根本原则明确了，党对军队实施独立的领导，体现领导权与指挥权的不可分割性；党对军队实施直接的领导，党的领导能够从中央直达基层；党对军队实施全面的领导，党不仅管思想政治建设、党的建设，而且要管军事、管打仗。简言之，我军必须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方向为方向。

深刻认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这些制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最高层面，即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属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集中体现和最高要求。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一整套制度体系中，军委主席负责制处于最高层次、居于统领地位，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和根本实现形式。第二，组织支撑，即实行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党在团和相当于团级以上部队的单位设立党的委员会、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这些制度实现了党的组织结构与军队体制编制的有机结合，明确了开展政治工作的责任主体和主管部门，是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设和掌握部队的重要支撑。第三，“定海神针”，即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一制度，明确了党委在部队建设中的领导地位、领导原则和领导方式，明确了首长在执行党委决策中的责任，是民主集中制在军队领导制度上的具体运用。第四，直达基层，即实行支部建在连上。作为党在军队最基层的一级组织，党支部是我们党团结和联系广大官兵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党的力量增长的源泉，是党在军队的战斗堡垒。支部建在连上，是党指挥枪原则落地生根的坚实基础。

深刻认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政治性、科学性、针对性。这些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政治性体现在，它们捍卫的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捍卫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捍卫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科学性体现在，它们渗透并作用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全过程各领域，是一个系统完整、功能耦合、相互贯通的军事制度体系，有利于保证政令军令畅通和我军的高度集中统一，有利于凝聚和激发全军官兵的意志力量，有利于保证军事行动的高效和使命任务的履行。其针对性体现在，每一种制度都指向实践中有可能发生的问题，越是重大关头越彰显其制度威力。我军之所以能够历经曲折而更加强大，历经考验而初心不改，之所以是一支打不败、拖不垮、不褪色的胜利威武文明之师，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这是一切对手最惧怕我们的地方，也是敌对势力处心积虑想动摇和瓦解我们的重点。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政治清醒。

确保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落到实处

探索、开创一套好制度不容易，坚持、完善这套好制度同样不容易。我们要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自觉维护权威、维护核心、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把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内化为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源于政治自觉。只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有深刻认识、有高度自信，才能高度自觉地听党指挥。要深化理论武装，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军事篇”，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把军魂意识植根于牢固的信仰信念之中。要加强思想引导，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学习掌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意义、内涵、历史和要求，不断增强维护核心、听党指挥的自觉性坚定性。要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引导官兵强化政治定力和政治免疫力，认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战略的政治图谋，有力抵制批驳各种错误思潮、观点，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保证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人手中。确保军魂永固，就必须扭住党管干部、组织选人这个关键。坚持从政治上考察和使用干部，把政治能力考核具体化，加强对干部忠诚度的考察，对政治上有问题的干部一票否决。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持之以恒纯正选人用人风气。强化党组织对选人用人的把关作用，按原则、按政策、按规矩、按程序办事，注重基层、注重实干、注重官兵公论，把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好干部用起来，着力建设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提高贯彻党指挥枪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本领。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既需要政治自觉，也需要实际能力。注重加强党委班子建设，强化集体领导，提高决策水平，浓厚原则空气，增强班子团结，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履行政治委员职责、发挥政治机关作用，把好方向、带好队伍、树好形象，筹划好、组织好、落实好各项政治工作，推动建设“四铁”部队。建强一线战斗堡垒，深入研究铸牢军魂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提高基层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

以铁的纪律捍卫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严格的纪律和规矩，是确保我军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教育官兵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十不准”和“五个必须、五个决不允许”，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不出格、行为不失范。严明组织纪律，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定，决不允许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严肃监督执纪问责，深化政治巡视，及时纠正违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人和事，坚决维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特别是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确保全军听令而行、步调一致。

第五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保证。我们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就以解放全中国，全心全意为中国民的利益而奋斗为宗旨。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党才创建了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就成为党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有力工具。这也就决定了我军是从属于我们党的，是从属于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利益的。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的阶级属性才不会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不会动摇。相反，如果军队不坚持党的领导，那么它的阶级属性必然要发生变化，就会变成其他的阶级、政治集团或个人野心家的工具。这样，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因此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可靠保证。

75年的岁月风风雨雨，75年的历程波澜壮阔。我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实际上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

军队代表们讨论江泽民同志的报告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队的命根子。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既是我军的根本政治要求，也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