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饮冰室诗话》有感

第一篇：读《饮冰室诗话》有感

读《饮冰室诗话》有感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社会著名的思想家，他对近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著作《饮冰室诗话》便是重要体现。

梁启超在书中记录了康有为，谭嗣同、黄遵宪、蒋观云等诗界革命主将的名篇名句，并对他们的思想进行评价，在他们的基础上，发表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和见解。

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他提出了自己的论诗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如之，然后成其为诗。”

中国传统的诗论即提倡人们通过写诗塑造文化性格，陶冶情操，梁启超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技术，但在诗论这种中国传统的文化方面，他还是与传统主流是保持一致的，并未用西方理论来讨论中国诗歌。梁启超虽然是一个政治家，但他也并没有把诗歌和政治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诗歌应该反映社会现实，在他看来，诗歌能够改造“国民之品质”，从而深远地影响中华民族的发展。因而，梁启超主张人们通过写诗展现人的精神品格，也正因为如此，诗的题材是宽泛的，风格也是可以多变的。

所谓“诗界革命”，梁启超认为“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形式，指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积淀的传统的诗的风格。因为梁启超早已看出来，这种风格是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是无法让人一下子就接受并改变的，所以他寻求这样一种回归传统，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再慢慢改变，创造新形式的方法。

梁启超还主张“诗史”之说。他认为，诗的内容多多少少可以反映一段历史。当代人通过读以往的诗，可以读出那个时代的痕迹，让人以史为鉴，而当代人也可以通过写诗记录历史。诗，一方面真实地记录了诗人的情感变化，另一方面，读者细细品味，咀嚼，可以从诗中捕捉到社会的变化，这其实是梁启超真正的目的，记录社会现实。

在我看来，梁启超一位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的人，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想改变这样的现状。他意识到，首先，必须改变国民的思想，于是他从塑造人的精神品格突破，而写诗，可以帮助塑造国民的精神品格，改变“愚民”，同时还可以记录屈辱的历史，让后代人以史为鉴，于是这本书就应运而生了。这本书是与那个年代的时代潮流相符的，是梁启超把握时代脉搏、反思现实苦难、紧贴历史潮流的文化探索的结果，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梁启超是改良派代表人物，这本书论诗，免不了把改良主义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具有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色彩：不但对“新诗”的评价有夸张之嫌，降低了艺术标准，而且对意境的要求也很狭隘。

第二篇：读《石林诗话》有感

读《石林诗话》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内涵，文学理论也有着迥异于西方文学理论的特点，中国文论在自身内涵与特质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叶梦得的《石林诗话》是宋代文论的重要著作之一，它是传统中国文论诗话体著作的一个典型代表，并以其独特性在宋代诗论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有着重要地位。

一、“杂谈+纯文学评论”的自由评点结构

叶梦得的《石林诗话》与许多冠名诗话类的著作不同，它既有文坛趣事、文人掌故、诗人杂谈，但更有相对鲜明的诗歌评论的文学价值指向与美学追求，避免流于一般性的杂谈类书目。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可将其视为一本多维立体的文论著作，既有社会杂谈、文人掌故趣事，又有精准专业的纯文学批评。全书表面结构与以往文论没有什么不同，但三卷内容中，专论诗词的章节要相对增加，体现了作者较为鲜明的美学追求。

在杂谈部分，全书许多部分读之令人觉得人物事件都活灵活现，如在目前，可以从中看到《世说新语》的影子。如此看来，从另一个角度观之，相对脱离诗文评论的文坛逸事也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是笔记体作品的精品。如卷上有一则记述苏轼因一首《桧诗》遭人在神宗面前曲解攻击的事：

……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

短短数行，便把几个人物刻画地跃然纸上。同是，也让人真切深入地认识到北宋党争之严重与士人仕途之凶险。几句对话，就把神宗、王珪等人的形象表现得形象生动。

在诗文评论上，叶梦得也写得饶有趣味，令人信服。如写作者对黄鲁直诗句“马龁枯萁喧午梦，误惊风雨浪翻江”的理解，刚开始不懂后句的“风雨浪翻江”，某日“憩于逆旅，闻旁舍有澎湃鼞鞳之声，如风浪之历船者，起视之，乃马食于槽，水与草龃龊于槽间，而为此声，方悟鲁直之好奇。”（卷上）作者对诗句仔细推敲，以及对生活的细致观察，终于体悟到黄诗此句的妙。叶氏并未直接写黄诗句之新奇，以及应该如何欣赏诗文，而是讲述自己的一个有趣经历，巧妙而又生动。

二、叶氏真的是“专主半山而抑苏黄”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编论诗，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而於欧阳修

诗，一则摘其评《河豚诗》之误„„於苏轼诗，一则讥其„„皆有所抑扬於其间。盖梦得出蔡京之门，而其婿章冲则章之孙，本为绍述馀党。故於公论大明之後，尚阴抑元诸人。然梦得诗文，实南、北宋间之巨擘。其所评论，往往深中窾会，终非他家听声之见，随人以为是非者比。略其门户之私，而取其精核之论，分别观之，瑕瑜固两不相掩矣。

四库全书代表着封建社会晚期官方正统学术的最高水平，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清朝官方学界对叶梦得《石林诗话》的认识。编纂者们依据“梦得出自蔡京之门”且“其婿章冲则章之孙”，又根据书中有数处对欧苏的批评和对王安石的夸赞，得出“皆有所抑扬于其间”，但总体评价仍不失公允。我认为这种观点可能受到了传统观点的影响，或者根据北宋党争的严峻形势加了个人的揣测，细细观察，并非叶氏真的因党派关系而对欧苏怀有偏见。研究叶氏的文论主张，我们发现他的这些批评与褒扬皆有所依据，并与自己一惯的论诗主张相吻合，如对苏轼石建牏厕之误的批评，是对创作态度不谨慎这种现象的批判，而非因党派而攻讦。卷上王珪利用《桧诗》那一则，就可明显看出叶氏是站在苏轼一边的。卷上另一则推崇杜甫的几句名句之后，有云“近世王荆公‘新霜浦漵绵绵白，薄晚林峦往往青’，与苏子瞻‘浥浥炉香初泛夜，离离花影欲摇春’，皆可以追配前作也。”卷上又有一则叶氏讲诗之用事不可强求，便是以苏轼的诗句为例，“苏子瞻尝为人作挽诗云：‘岂意日斜庚子后，忽惊岁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对，不假人力。”

方回在《瀛奎律髓汇评》里说：“石林诗论专主半山而抑苏黄，非正论也。”实施真的是这样的吗？我认为不尽其然。首先，方回本人人品堪忧，为世人所讥。他先攀附贾似道，在贾衰落之后又上疏斩贾；元军攻来之前他写诗誓言忠贞到底，元军一到他就投降了。方回作为江西诗派的殿军人物，叶梦得在《石林诗话》里面对江西诗派的弊端批评的毫不客气，自然让他不满，所以方氏此番言论自然是反驳叶，为自己和江西诗派辩护，仅供参考，不足为据。要想判定叶氏是否故意贬低苏黄而追捧王安石，还应当依据其具体论断细加考察。

所以，叶氏并未“专主半山而抑苏黄”，也并非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皆有所抑扬于其间”。

三、独特的美学追求——“自然”与“精工”的融合中国文学的发展往往围绕着言与意而双向运动，与西方文论中形式与内容的概念类似。美学追求也体现出两个方向，一是追求形式语言的精巧，一是追求对感情的自然表现与抒发，这也是一对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六朝前质朴刚健的文学逐渐发展为“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甚至沦落为宫体诗。有唐一代，经过初唐四杰与陈子昂的大胆开拓，终于使唐代诗歌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臻于完美。叶氏论诗以杜甫为标准，这也体现了他对诗歌的美学追求：既提倡缘情

而发自然淳朴，又讲求诗句的锻炼与精工。

在讲求自然之神妙方面，叶氏引用了钟嵘《诗品》中自己很赞同的一段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非出经史。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卷二）”。这番引用，鲜明体现了在当时江西诗派占领诗坛，诗人竞相实践“资书以为诗”、“无一字无来历”的背景下叶氏的清醒认识。而这一则的后几句，则是用钟嵘的话来曲折批评当时江西诗派的缺点，“颜延之、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迩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牵挛补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卷二）

对自然纯朴、抒情真挚诗句的推崇，并不意味着叶氏对文学作品形式的忽视，而是对二者采取了一种中和，达到内容与形式的融合。而王安石以其精工与天然，达到了叶氏的这种要求，故而《石林诗话》处处推崇王安石。同时，叶氏也看到了王安石诗歌的前后变化。“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卷二）。这又可以佐证叶氏并非“专主半山”，而恰好是王安石的诗歌符合他的美学追求。那么，在叶氏心中，最优秀的诗歌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在第三卷的一则里，他给出来准确描述，即“自然”与“精工”的融合。“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著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卷三）”

《石林诗话》作为北宋一部重要的诗话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在结构还是内容上，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陆机《文赋》“诗缘情”、钟嵘《诗品》诸多观点的继承，以及对后来严羽《沧浪诗话》的开拓作用，都显示出自身的独特内涵与价值。叶梦得本人作为文坛上的“南北宋间之巨擘”，连同他的《石林诗话》，都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研究。时人往往站在既有的西方文论的范式上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审视，故而常常讥讽中国文论无理论体系与基本近代意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狭隘的观点。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贯通宇宙，并不拘泥于狭小的具体之物 ；中国文学更是非常具有灵性，逃脱凡俗，是一种诗性的文学，所以中国文论也大多表面看去如蜻蜓点水、驳杂兼容，但不失浑然之

美，字字珠玑，言简意赅，感情碰撞，千古逢知己。可谓庄子“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有一种浑然天成圆润之美感。正有但正是这种文论模式，看到了文学的抒情朦胧与不确定性，显示出西方文论所没有的眼界与智慧。

对于笔者本人来说，阅读诗话更是更加激发了对于古人的敬仰之情，千古之下，文人雅客，诗酒风流，思想碰撞，感情共鸣，恨不能同生一个时代，挑灯夜话，聆听古训，人生憾事！只能三五好友感怀古风，附庸风雅。才疏学浅，时间匆匆，以上便是本人阅读此书时的一些简单感想，班门弄斧，贻笑大方，惭愧。止笔。

第三篇：读《沧浪诗话》有感

读《沧浪诗话》有感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也是中国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

严羽论诗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将禅宗的思维方法引入诗学,并借用禅宗话语进行言说,即“以禅喻诗”。整个《沧浪诗话》贯穿着禅学思想,因此表现出极为鲜明的禅学化色彩。严羽说:“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沧浪诗话》论诗方式的一个特点是“以禅喻诗”。

《沧浪诗话》，它的“别材别趣”“兴趣”、“妙悟”、“气象”、“入神”诸说以及诗歌体制之辨，都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展开。“妙悟”说为中心的的审美主体论,以“兴趣”说为重心的审美特征论和以“入神”说为极诣的审美理想论,成为构建严羽美学思想内在体系的三大理论主干。别材、别趣说所谓材,指题材,非指天才;所谓趣,指旨趣,非指风趣。这里严羽提出了一个诗歌创作的题材选择和思想倾向的问题严羽主张诗要用形象思维,要意境莹澈,反对纯议论化和概念化。别材”反对依赖书本,“别趣”反对依赖说理。

“兴趣”说是严羽美学思想中最具本质意义的理论纲领。严羽“兴趣”说的审美内涵包括下列两个方面:(一)诗歌的内在质素为“吟咏情性”,亦即抒发诗人的情感意绪。(二)诗歌以少总多的艺术手法和含蓄隽永的审美效果或艺术魅力,亦即外现途径及诗成后的境界。其《沧浪诗话·诗辨》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用了“空中之音”等四个象喻,似乎比较玄虚,但这段话的落脚点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说,严羽在此提出了自己的审美理想,这“四中”之说重在无迹,重在委曲,重在空灵。“镜象水月”之空灵迷离,浑成无迹,被严羽借来说明诗歌的艺术美所体现的极致,或曰“理想境界”,简言之就是“兴趣”。

与“兴趣”和“入神”二说相比,“妙悟”说是严羽美学理论中突出审美主体性、弘扬自我性灵的最具独创性的命题。这是宋代禅宗美学在诗歌理论中结下的硕果。“妙悟”说主要是针对北宋以来诗坛上弥漫的一股“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恶劣风气,特别是针对江西诗派的雕琢剿窃与四灵、江湖诗派的步趋晚唐的陋习有感而发的理论主张。“妙悟”说的思想渊源,主要本自不立文字、直指本心、一朝顿悟的佛教禅宗学说。“妙悟”之义域为:通过熟参历代诗歌特别是汉魏晋盛唐诗歌,诗人创作由自为质变为自在的艺术创造的自由无碍的最佳审美境界和学习诗歌创作的上乘之法。所谓“学诗者以识为主”,“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的“妙悟”说其实是突出“心”的作用。“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严羽独探骊珠,相到精当而深刻地揭集了诗之所以为诗、有别于哲理议论文字的独具的美感特征。严羽的诗歌理论与当时诗歌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对江西诗派过多地讲究“出处”、“来历”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作诗方法，一般江湖诗人都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以“四灵”为代表，通过标榜晚唐诗，已经带有对宋诗的知性倾向加以反拨的意味。但严羽比他们高明的地方在于：第一，严羽的诗论虽然带有札记、语录式的特点，论说并不周详（这可能与他受禅宗影响有关），但他还是能够从一定理论高度上对诗歌的某些关键问题作总体把握，这是当时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第二，对于诗歌取法的对象，“四灵”是专注姚、贾，刘克庄以后的诗人虽范围有所扩大，但仍局限在中晚唐，或至多加上个别盛唐诗人。而严羽虽然最推崇盛唐，同时却主张“从上做下”，要求对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唐诗，乃至被他批评的苏轼、黄庭坚，都要加以关注，不可偏废。这样的眼光当然更全面公允。第三，从学习古人的方法来说，江湖诗人大多数是停留在学习个别、具体诗人的诗风以及写作手法上，模仿的痕迹仍然很深，难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严羽则要求在熟读细参、多方吸取的基础上从“悟”而入，虽然他对个人独创的强调不够，仍没有跳出古人窠臼，但毕竟以“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这样的见解提出了融汇贯通、以我为主的学习方法。第四，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妙悟”一说，实际上涉及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构思、欣赏心理中最核心的直觉体验与感悟等问题。虽然他未能深入分析这种心理活动的真正内涵与科学道理，但毕竟比较敏锐地从禅悟上体会到诗歌的构思与欣赏都与逻辑思维不同，既不是知识积累的结果，也不是理论分析的结果；诗歌的语言，在根本上不是说明性的，而是暗示性的。

严羽的《沧浪诗话》作为南宋最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具有比较完整的体系和纲领。它对明清两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影响极为广泛而深远。并且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玄思，也开启了“以禅喻诗”更为广泛的诗论方向，尤其是对意境理论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第四篇：少年中国说说了什么.读《饮冰室文集》心得

“少年中国说”说了什么

——读《饮冰室文集》心得

读了梁启超那本《饮冰室文集》之后，首先对梁启超的毅力、学识、魄力感到钦佩，他用毅力在短暂生命中成就了一篇篇伟大的作品，用学识深入解读了政治、思想、文化各领域的现状与未来，用笃行反映了那个时代爱国救国、追求真理的迫切要求。关于那部作品，对于我们青少年学生来说，最值得阅读的应该就是“少年中国说”一节。

“少年中国说”开篇不久直奔主题，称中国是“老大”帝国，通过丰富有力的文笔对老年人与少年进行一系列鲜明的对比，将少年的优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句“此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将问题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反映了少年就是国家希望所在。“美人豪杰且然，而况寻常碌碌者耶？”从历史思考现状与未来，这是梁启超对当时一些得过且过之人的不满和劝告，同时也表现出对少年的热切期望。“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清朝廷腐败、无能家天下，而梁启超追求的是民主法治、人民主权，其美好的政治愿望毫无掩盖地凸显出来，而这个愿望是寄托在少年一代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句话永远回荡在我们心中。

一个世纪过去了，斯人已去，精神犹在，“少年中国说”依然影响着勉励着一代一代中国少年，历史已经证明了梁启超的卓越眼光。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以毛泽东为首的青年一代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20世纪上半叶的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正是在那样的年代，一大批志存高远、报效祖国的年轻人，上下求索，他们更多思考的是国家的命运、是民族的未来。他们接受最新的观点，追求最新的东西，这些，放在任何时代对任何人都有激励作用。他们胸怀鸿鹄之志，饱含忧患情怀，用热血造就了一个个民族神话，他们的身上铸写着中华民族的魂，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时尚的人。

放眼当代，从改革开放初到如今和谐社会建设，大批大批青少年投入现代化学习和建设中，救灾前线、运动赛场、教育阵地、工作一线、公益事业等各领域

涌现大批杰出的青少年人才。有了这样的年轻人，我们的国家就有了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少年就是国家民族的希望，就是民族复兴、中华崛起的坚实力量。现在的中国，只不过是红日初升，还没有到最耀眼的时刻，只要少年一代比一代更杰出的循环下去，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力棒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中国一定会更加辉煌、灿烂无比。

正值“五四”，党和国家领导也纷纷寄语青少年一代，“在正确处理个人集体社会关系基础上保持个性”，“青年要善于独立思考”，“志存高远，潜心钻研，勇攀高峰”„„青年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寄语正是老一辈对我们青少年一代最殷切的期望。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第五篇：饮冰室《爱国论》读后感

读饮冰室《爱国论》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也惟其如此，志士继起，爱国主义空前高涨。梁启超不仅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者，而且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爱国思想在实现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由于梁启超最早揭开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故也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的第一人。他思想敏锐，集思想家与政治家于一身，这又决定了他的爱国论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与其政治论相一致，具有现实性意义的思想指导，在近代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民国后，梁启超的爱国论复与自己提出的“国民之自觉心”相联系，并寄语新青年，从而使自己的爱国主义具有了愈加开阔的视野与宏富的内涵，提升到了新的境界。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但是，也须指出，各国人民对于自己祖国的此种深厚的感情，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不自觉的。爱国或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主张与社会伦理，是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相适应的。

与欧洲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径由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渐次生成不同，作为后发性的现代国家，中国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于甲午战争之后勃然兴起，却是因三大历史机缘风云际会的结果：战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戊戌维新运动即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兴起、西方社会进化论的传播。体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最初揭示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先进人物，正是梁启超。

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当是在1899年。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当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这里的“爱国”一词，是近代史上首次出现的。该文则既是近代论爱国的第一篇文章，同时也是梁启超本人专论爱国唯一的一篇文章。是文开宗明义，即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和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调，揭出了“爱国”的主题，它写道：“泰西人之论中国者，辄曰：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人心涣散，一盘散沙，至今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故哀时客曰：呜呼！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就现代意义的爱国的理解而言，梁启超的《爱国论》诸文提出的以下观点，尤其值得重视：

其一，爱国是现代的理念。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认为，中国人并非缺乏爱国心，而是因为中国自古一统，称禹域，谓之天下，故无现代国家的概念。“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所以，只能说国人爱国性质隐而未明，不能说缺少爱国的性质。如果说，这已经是在强调爱国是现代的理念；梁启超明确指出了近代“民族建国”的历史趋势与欧洲各国爱国思潮的关系，无疑是将此一理念进一步深化了。他说：欧洲中古前也常视其国为天下，“所谓世界的国家，Worldscace是也。以误用此理想故，故爱国心不盛，而真正强固之国家不能立焉。按吾中国人爱国心之弱，其病源大半坐是，而欧美人前此亦所不能免也”。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各国因势利导，“建造民族的国家”，爱国思潮也缘是大盛。由是可知，“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

其二，民族危亡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感。梁启超说，甲午以前，士大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但战后中国割地赔款，创深痛巨，“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原因即在于民族危亡的刺激。明白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备受外人歧视、欺凌的海外华人与香港人，其爱国情感要较内地更为强烈。若华人都能了解当下的中国与列强如何不平等，“则爱国之热血，当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御也”。1903年，梁启超赴美，适逢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一随员为美警察辱殴自戕事，大为愤慨，曾作挽诗，其中说：“国权堕落嗟何及，来日方长亦可哀；变到沙虫已天幸，惊心还有劫余灰。”他感触益深，因之十分正确地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

其三，爱国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梁启超强调，“国家为近世史新产”，“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它与被专制君主视为一人私产的传统国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故“我国自昔未尝以爱国大义为伦理一要素”，而爱国大义却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大伦理要素。这即是说，“爱国乃天下之盛德大业”，国人当明白个人小我对于国家大我的责任。他说：“吾非敢谓身家之不当爱也。然国者身家之托属，苟非得国家之藩盾，以为之防其害患，谋其治安，则徒挈此无所托属之身家，累累若丧家之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非先牺牲其身家之私计，竭力以张其国势，则必不能为身家之藩盾，为我防害患而谋治安。故夫爱国云者，质言之自爱而已。人而不知自爱，固禽兽之不若矣。”

在梁启超看来，爱国固然因人而异，可以有许多具体的内涵和多样化的途径；但是，在国势陵夷、危若累卵的当今中国，爱国首先必须考虑如何救国。“呜呼！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真正的爱国者，应当认真思考救国良策并将之付诸实践：“我同胞有爱国者乎？按脉论而投良药焉。”

“爱国心之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但所以然者，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传统的天下观使国人只知天下而不知有国；更重要还在于专制君权对于国人的压制，造成了人心的冷漠与散乱。中国人不知民权为何物，实为奴性的表现，如此与西人竞，自然无不败。梁启超曾强调外国的侵略，激起了国人的爱国心；在这里，他复强调专制君权之“压抑之蹂躏之，民不堪命，于是爱国之义士出”，其爱国主义思想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鲜明特质，是十分鲜明的。由上不难看出，《爱国论》中，梁启超于戊戌前后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如上所述，体现了民族危亡、资产阶级反封建要求与社会进化论三大要素整合的时代特点；而且明显地已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简单的进化论层面，跃升到了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基点的社会政治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具备了更加完整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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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