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的长期思路

第一篇：农民增收的长期思路

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期思路和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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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世界性的普遍事实，这个现象将伴随着工业化的全过程。当然，这种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市场资源的配置在漫长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自动予以克服，但市场经济单一的逐利行为，既可能使这种扩张在一定时期内毫无节制，又可能使这个过程持续时间特别长。因此，市场机制的缺陷决定了政府行为选择的极端重要性，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或扩张的时间表。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又面临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如何把握历史赋予我们的机会，修正过去长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偏好城市、偏好工业的政府行为，正视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速不断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愈来愈大的严重事实，必须构建以政府行为规范为主体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抑机制。着眼于在２０２０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目标，必须在农民收入的目标取向、发展思路、制度创新、职能转变方面调整政府行为，通过建立以农民为本、以农民收入为取向的政府业绩考核、评价指标和行政问责制，形成良好的政府工作机制，努力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确保实现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

■张红宇

编者按：《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公布后，引起各界强烈关注，相关农业问题专家就此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提出政策建议。本报从今天起将分两期刊登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撰写的文章，供参考。

２００３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时期。以中国ＧＤＰ总量突破１１．６７万亿人民币，比２００２年增长９．１％，财政实现２万亿收入，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０９０美元为标志。农业在ＧＤＰ构成份额中已经降到１４％以下，城镇化水平上升到４０％以上，劳动力就业结构尽管存在偏差，但如果把２００３年农村外出务工的９８２０万劳动力，计算在非农劳动力份额中，则就业结构偏差将由３０％左右降为１５％左右。主要经济发展指标表明，中国目前已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总而言之，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是一个转折点。从全球经验看，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将出现两大类型：韩国等东亚国家，在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以后，经济结构呈现可持续发展态势，城乡、工农之间协调发展，保持着旺盛的经济活力；而拉美的一些国家，则在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以后，城乡、工农发展失衡，经济停滞不前。因此，工业化中期阶段是一个国家经济成长中的关键时期，也是政府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为选择的关键时期。

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意味着政府为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收入差距的行为选择有了很大的空间。按照中国到２０２０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测评，届时人均ＧＤＰ可达到３０００美元，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的目标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抓住历史契机，在农民收入增长的目标取向、发展思路、制度创新、分配格局和政府职能转换上做出重大调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努力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标取向

假如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保持不变，按不变价计算，以２０２０年实

现全面小康目标为阶段性报告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抑或继续扩张。从政府行为的选择目标出发，可以有三种假设：

假设一，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度的增长势头，但政府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趋势把握和国民经济再次分配格局不做重大调整。城乡居民收入以２００２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７０２．８元和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４７５．６元为基期，并按照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城乡居民收入８．６４％和３．８４％的不同平均速度分别递增，收入差距在２０２０年将扩大到７１。

假设二，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势头，政府高度重视农民收入增长问题，通过支持和保护农业和农民的各种积极措施以及对国民经济分配格局进行重大调整。以城乡居民２００２年的收入７７０２．８元和２４７５．６元为基期，城镇居民收入继续以每年８．６４％的速度递增，到２０２０年，农民收入要与此平衡，其收入增长速度必须达到１５．７％。按保守一点的目标要求，在２０２０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为２１，农民年均收入增长也需要达到１１．３４％。即使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维持在３１的水平，农民收入年均增长也必须达到８．８６％以上。

假设三，国民经济增长其他前提不变，政府主要通过调整国民分配格局，抑制城镇居民过快的收入增长。按农民收入每年递增５％，在２０２０年实现６０００元为目标测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２．５１或３１的范围内，城镇居民收入在２０２０年达到１５０００元和１８０００元，则今后十几年间，城镇居民收入递增速度应控制在３．７７％和４．８３％之间。

显然，中国政府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行为目标应锁定在假设二和假设三的结合上。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２０２０年，中国国民经济应翻两番，人均ＧＤＰ达到３０００美元标准。根据ＧＤＰ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计算，届时农民收入只可能增加１．５倍左右，人均约６０００元。这个收入的消费水平与２０００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非常接近，也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ＧＤＰ达到３０００美元时的消费结构接近。因此，到２０２０年政府行为的目标取向应确定为，农民收入要达到６０００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不超过２．５１或３１，城镇居民收入应控制在１５０００－１８０００元之间。此后，到２０２０－２０５０年，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后，政府应以更大的支持和保护力度，继续为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作出新的行为选择，最终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平衡增长。惟有如此，中国经济届时才可能以城乡、区域、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真正居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发展思路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时期，这为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因此，一定要抓住这个历史赋予不可多得的机遇，廓清发展思路，树立新的发展观念，确保既定目标实现。

其一，可持续的发展观。进入新世纪后，从长期态势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已有坚定的物质和人文基础，城镇化、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和全球经济形势好转，加上中国力争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信念。完全可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二十年间的持续增长。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

长有正向的推动作用。所谓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在继续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篇文章要一起做，要确保经济增长在尽可能长时期内是可持续的。要充分意识到，工业化和城镇化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将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器的两大引擎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树立可持续发展观，一方面要求在发展资本、技术密集的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工业现代化水平的同时，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大规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多样化、多模式的城镇化发展，调整农业产业和就业结构偏差，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要求在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工业、向城镇迁移和转移的同时，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农业区域化、专业化、产业化发展，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以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农民非农收入增长，以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民农业收入增长。

其二，统筹兼顾的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发展观是一种全新理念。它表明政府正视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广泛存在的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和谐现象，要求用统筹的理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统筹兼顾是典型的政府行为，统筹兼顾的发展观为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和政府行为规范。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给予农业、农村和农民更多关注，像发展城市、发展工业一样发展农业，用经营城市、经营工业的理念经营农业。努力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下决心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发展，要求重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施非均衡的发展战略，通过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行动等区域倾斜政策，支持粮棉主产区农民和贫困地区农民增收，消除贫困，缩小区域差别；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仅要追求ＧＤＰ的增长，更要关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政府要提供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通过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求高度重视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注重发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努力建设好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的新农村；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要求在农业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进一步提高农业和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产品稳定供给和国家粮食安全，支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同时，要在ＷＴＯ框架下，有效抗衡外来农业冲击，支持和保护好中国农业和农民。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力。

其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经济增长无疑对农民收入增长有重要意义，但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手段。因此，所谓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要让更多的农民有参与发展的愿望，有参与发展的能力，有参与发展的机会，有参与发展的岗位。通过以人为本的发展，解决农民收入问题，通过以人为本的发展，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府在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要关注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要把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中的充分就业、良好教育、身心健康、文明素质、消除贫困、社会公平、机会均等、环境优美等问题作为量化目标，分解到各级政府，作为政府行为选择依据。总之，必须尽快废除以ＧＤＰ为单一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指标，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政府职能要从经济增长目标向经济社会目标并重转变，维护和保护好农民的基本利益，为农民提供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创造农民增收的社会环境。（上）

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世界性的普遍事实，这个现象将伴随着工业化的全过程。当然，这种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市场资源的配置在漫长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自动予以克服，但市场经济单一的逐利行为，既可能使这种扩张在一定时期内毫无节制，又可能使这个过程持续时间特别长。因此，市场机制的缺陷决定了政府

行为选择的极端重要性，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或扩张的时间表。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又面临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如何把握历史赋予我们的机会，修正过去长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偏好城市、偏好工业的政府行为，正视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速不断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愈来愈大的严重事实。必须构建以政府行为规范为主体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抑机制。着眼于在２０２０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目标，必须在农民收入的目标取向、发展思路、制度创新、职能转变方面调整政府行为，通过建立以农民为本、以农民收入为取向的政府业绩考核、评价指标和行政问责制，形成良好的政府工作机制，努力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确保实现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

■张红宇

制度创新

要确保农民收入增长目标实现，必须彻底进行制度创新，下决心改变二元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离的各种制度，特别是要给予农民平等的就业、教育、医疗机会以及平等的国民待遇。以平等的原则作为制度创新的基本理念，构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平抑机制。

其一，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在工业化进程中，要把解决城市就业和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统筹考虑。要充分认识到，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城镇化大发展，是现阶段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现实的途径，也是最有效率的政府行为选择。要彻底消除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和障碍，简化各种手续，防止乱收费。政府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负有重要职能和重大责任，要逐步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和管理、流动监测、就业培训、供求信息和农民工维护权法律服务体系框架。积极完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的工作机制，彻底改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多头管理、分散负责的局面，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纳入政府统一、高效和规范的服务和管理轨道。努力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最大限度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大发展。

其二，提供平等的教育权利。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投资，也是农民能获取较高收入的基本保障。要将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从农民转移到政府。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城乡居民有接受的义务，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有供给的责任。中央和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让农民子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要统筹兼顾。同时，积极推进教育体系改革，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教育体制。

其三，提供平等的医疗救助。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２０００年医疗卫生服务报告，在１９１个国家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公正指数中，中国排第１８８位，是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而且农民因病减少收入，因病破产的事在农村屡见不鲜，对农民增收十分不利。农村公共卫生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必须予以全力关注。政府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今后中央和地方政府新增加的卫生经费，必须确保主要用在农村卫生事业。要对农村卫生事业体制进行彻底改革，重建农村基层的医疗救助网络和体系，在城乡之间公正分配医疗救助资源，彻底改变农村缺医少药和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滞后的局面。

其四，提供平等的国民待遇。要从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给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

待遇，逐步建立农民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一是给予农民承包土地占有、使用、收益、转让和处置的完整权益，让农民有一份土地资产，使农民有财产权利的基础。二是要保障农民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要有充分的财产、教育、文化、政治权利，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三是改革户籍制度，现阶段户籍以“一国两策、城乡分离”的制度内涵，仍在城乡居民之间自由迁移、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构成障碍性因素。因此，彻底改革户籍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当务之急是给农民自由迁移的权利，城乡之间要实现人口和劳动力无障碍迁移和流动，让农民有发展和增加收入的机会。四是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参与的农村最低社会救济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政府反贫困的工作力度，满足农村贫困群众多层次的救济需要。

分配格局

国民经济分配和再分配格局事关政府行为取向，也是构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抑机制的关键。按照农民增收的目标取向设计和可持续、统筹兼顾以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求，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的基本要点，应集中在加大对农业和农民收入的支持保护程度，减少对农民利益的剥夺，启动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三方面。

其一，加大对农业和农民收入的支持保护程度。一是改革农业投入体制，推进农村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制，扩大农业投入来源，建立农业投资稳定的增长机制，增加农业投入总量，使农民增收有资金和物质保障。二是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调整农业补贴领域和补贴重点。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政府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支付，是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现实的行为选择，也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对政府行为的必然要求。因此，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支持量要扩大，覆盖面要广。当前除了对中西部和粮棉主产区的农民要加大收入直接补贴力度外，需要研究对农民进行收入直接支持的多种办法，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比如，对农民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如何进行补助；又比如，对农民转产转业所需要的技能培训，重新就业的启动资本和信贷需求又如何予以支持；还比如，对进城务工的农民或举家迁入城镇的农村家庭，如何给予他们放弃土地承包权等财产权益以合理的补偿。总之，要根据政府的财政增长状况，及时出台多种对农民收入直接支付的办法，填补“绿箱”支出项目空白，逐步将政府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支付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和渠道，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所得。在ＷＴＯ框架下，用足用好有关对农民收入直接支付等政策，调整对农民收入补贴的领域和重点，建立规范的农业补贴机制，提高农业补贴效率。三是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引导农业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发展，将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将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的农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改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四是建立农业保险制度，政府要对农业保险予以补贴，使农民因灾、因病遭受的损失降低。与此同时，要逐步建立健全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民收入支持保护工作的考核和评价机制，主要指标要量化，既要有权利，更要有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其二，减少对农民利益的剥夺。一是逐步降低农业税水平，改革或取消相应课目，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采取分步到位的方式，创造条件建立城乡统一税制。二是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坚决抵制对耕地的乱占滥用，控制耕地征占规模，明确界定政府的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公益性用地要提高补偿标准，经营性用地要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提高农民的议价地位。探索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的机制和办法，切实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当前，要特别关注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和转移就业问题。三是正视乡村两级

负债问题，政府要动员各种资源，加大财政转移支付，逐步化解乡村两级集体和农民的债务负担。同时，下决心精简乡镇机构，精简乡村干部人数，大幅度减少乡镇财政开支，彻底减轻农民负担。

其三，启动城乡居民的收入调节机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原则是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此前提下，主要是通过国民经济再次分配和财政调节的功能，校正初次分配造成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这方面要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启动主要针对城镇居民收入的调节机制。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要研究对城市部分行业、部分人群由于行业性质决定的畸高收入进行再次分配的办法。调整个人收入所得税征收办法，适时开征不动产税、遗产税等税收课目，控制部分城市居民收入过快过高增长。简言之，就是采取贫富拉平行动，达到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兼顾的目的。

转变职能

职能规范事关行为选择，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性转变，相应财政由投资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既是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客观要求，也是工业化进入到中期阶段的必然选择。这对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十分有利的。从本质上讲，农民收入增长，固然仰仗经济增长，但更寄希望于国民经济分配格局的调整。从有利于有效刺激农民收入增长，有利于创造农民增收的良好环境以及有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抑机制正常运行的要求出发。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行为，核心是要探索建立以农民为本，以农民收入为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考核指标。各级政府特别是地、县两级政府，要按照既定的目标，发展思路在政策重点和工作机制上进行彻底调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统一思想，转变观念，逐步建立科学系统的的行政问责制，要通过设置基本目标、评价标准、保障措施、权责义务和监督检查等各项可追溯的指标内容，形成完整的政府行为规范和框架。把在一个时期内，农民是否增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有所缩小作为衡量政府工作的基本标尺。对冷漠农民、轻视农业和农村工作，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的政府有关领导，要追究其工作责任。从工作要求、工作制度上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平抑机制能够顺利实施。（下）

（作者单位：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

第二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三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

第四篇：促进农民增收

白水民间资本助推经济发展澄城六大举措促进农民增收

（记者 王小丽 通讯员 杨娟）作为全省首个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意见》的白水县，今年民间资本呈现出活跃态势，已有48亿民间资本计划投向71个建设项目。白水县圣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建设中，这个占地15亩，由民间资本投资2800万元的工程计划建设18个冷库、两个储藏库和加工车间等，用于果品的冷藏和外贸加工，预计6月份就可以投入运营。白水康贸粮食物流、弘海

海洗浴等项目也已开始试运营。这些注入白水民间资本的项目不仅涉足果业、粮食等基础产业，同时也逐步进入白水的基础设施、民生和社会事业等领域。

近两年，白水不断放宽民间投资范围，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县内各阶层自主创业、引导外出打工人员回乡创业，吸引县外人员来白水创业。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性产业、市政设施、公益性事业、旅游开发等领域。开展各类培训活动，提高民营企业主管理水平和市场开拓能力。减免各类税费，帮助企业减轻负担。

据介绍，今年全县民间资本共投向71个建设项目，总投资48.6亿元。目前已有26个项目开工，投资1.97亿元，全部项目有望在明年内完成。

本报澄城讯（通讯员 张建军 记者冯战武）今年以来，澄城县委、县政府结合县情实际，围绕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21%的目标，重点实施六大举措，确保群众增产增收。这六大举措即：深入开展“水利建设年”活动，明确今年水利建设七大重点任务，为促进全县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县财政列出300万元专项资金，加大对苹果新建园苗木补贴力度。截至目前，全县新建果园2.4万亩，占全年任务的60%；对新建标准化圈舍每栋奖补1.8万元，对新建600头

种猪场奖补80万元，进一步增强群众发展生猪产业的积极性，力争年内实现存栏70万头，出栏100万头目标。同时，狠抓生猪产业发展的饲料来源，全面扩大地膜玉米种植面积，积极落实农资补贴等，确保全县18万亩任务完成；严格按照“城乡增绿、农民增收”的方针，坚持经济林与生态绿化并举，全县新发展核桃经济林1.2万亩，绿化道路20公里，义务植树35万余株；抓住农民进城基础在户籍、核心在住房、关键在社保、重点在培训、根本在就业五个关键问题，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等各项相关保障机制，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目前700余人已办理落户手续；积极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春季“百日集中整治”活动，积极推行村、组（巷道）垃圾“户清扫、村收集、镇拉运、集中处理”模式，有效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

第五篇：带动农民增收（范文模版）

围绕“三大要素” 把握“三个环节”创新扶贫产业发展模式

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努力提高群众自身发展能力，是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充分发挥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优势，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培植壮大特色支柱产业，通过扶贫龙头企业带动，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生产，引导和支持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带动贫困农户增收，是国家加快新时期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举措。

易县作为国家“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份之

一、河北省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县份之一，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围绕产业扶贫这一中心，在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科学规划五大产业片区，奋力推进全县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使全县扶贫攻坚工作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特别是紫荆关食用菌产业片区所涉及的紫荆关、南城司、蔡家峪3个乡镇，51个贫困村，围绕 “三大要素”，把握 “三个环节”，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在全县产业发展方面的率先突破，为全县的扶贫攻坚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一是围绕产业项目发展，把握好科学规划环节

具有一定规模和产业优势的发展项目是吸引龙头企业参与扶贫事业的制胜“法宝”。政府是联结企业和农户之间的“纽带”，不但要培育好龙头企业，更要根据当地实际，帮助贫困农户规划好扶贫产业项目。要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当地资源优势，大力挖掘产业发展潜力，摸清吃透市场行情，1

因地制宜，一村一策，谋划好产业项目，引导支持当地贫困群众依靠自身努力在产业发展中积累经验，累积财富，掌握技术，逐步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形成独具特色的主导产业。要坚持通过规划引导产业发展，编制符合当地实际、高标准、高水平的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以规范产业管理水平，提升产业总体经济效益，使产业开发潜力更大、适应能力更强、发展势头更猛，为龙头企业介入后进一步拓宽市场渠道、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条，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紫荆关产业片区位于太行山腹地，年平均气温9.5度，昼夜温差大，独特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林木资源为低温香茹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乡村两级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从承德引进香菇种植技术，引导贫困群众科学规范种植，去年香菇种植规模就达到了75万棒。紫荆关食用菌产业片区建立后，及时编制了《易县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其很快发展成为具有山区特色的扶贫主导产业项目，为山区贫困群众增收致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是围绕龙头企业带动，把握好基础服务环节

龙头企业带头推动扶贫产业发展，必将给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企业具有与市场联结紧密、吸纳资金多、营销专业化程度高等优势，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展后劲足、带动效果突出。但企业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需要政府的政府大力支持和推动，特别是在立项审批、基础设施配套、优惠政策落实、金融资金支持等方面更需要各级政府做好基础

服务，以切实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难题，全面排除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只有政府的基础服务做到位了，龙头企业才能更好的带动产业的发展，带动贫困群众致富增收。紫荆关在产业规模初步形成后，培育、引进了天顺林木种植有限公司、鑫凯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山之绿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三家龙头企业，协调金融部门为企业发放担保贷款360万元，并投资110万元，为香菇种植基地打井3眼，实施了8项电力配套单项工程，保障了产业生产需要，提高了龙头企业在当地发展香菇种植的积极性，促进了 “企业+协会+基地+农户”产业发展模式的形成，实现了企业在建、管、产、购、销各个环节统一服务、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贮存、统一外销，有力的推动了香菇产业的公司化经营、市场化运作，为扶贫产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截止目前，该片区香菇种植规模达到了400多万棒，三年内预计达到3000万棒以上。

三是围绕双赢机制建立，把握好农民增收环节

产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的稳定增收。“企业+协会+基地+农户”的产业模式有效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整合，不但解决了贫困户管理技术落后、产品销路不畅、附加值不高的问题，而且有效缓解了企业缺少土地资源、融资困难和劳动力不足的难题，达到了互利双赢的目的。但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贫困农户因文化素质偏低、缺乏合作经验、团结协作意识差，导致在双赢机制建立过程中处于弱势，需要我们及时帮助和引导。我们一定要从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角度出

发，最大限度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引导贫困群众通过投资入股、出租土地、参加生产劳动等形式获得合理的经济收入，使其在产业发展中受益增收。紫荆关新型产业发展模式形成过程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全程参与监督企业与贫困农户间的合作，通过宣传教育，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的思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脱贫致富，同时，全力保障农民的合法收入不受侵犯，从增收农民收入的角度出发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在新的产业模式发展中受益，大大加快了广大山区贫困户的致富增收步伐。目前，通过三家龙头企业带动，10多个贫困村，280余户贫困户依托香菇产业人均增收1500元，实现了脱贫致富。

2012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