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

第一篇：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与政策选择

系：数理系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

姓名：罗明波学号：20090307011040

【摘 要】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生产力得到了大力发展，带动了经济的飞跃发展，国家渐渐繁荣富强，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国民生产总值日益增加，但是我国人均收入还比较低下，特别是最基层群体农民，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已成为农业和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工作的焦点，作为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大国，农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状况直接关系扩大内需政策的落实，关系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度增长，关系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当前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影响因素 对策

一 农民收入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经营，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少部分地区也出现很多富农，他们用辛勤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财富，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是大部分农民生活质量还相当低下，他们的收入增幅缓慢，一年劳务生活下来的收入也就四五千元，庄稼劳作方面所用费用大概也消耗相当，特别是边疆边远地区，辛苦了一年的汗水最多也就只够维持正常的生活，农民辛苦劳作的积蓄几乎所剩无几。由于地区间的不平衡，有些地区的农民收入甚至是负增长。

二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市场

目前，我国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农产品流通不畅、效益差，我国农业经营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其规模狭小、经营方式也分散，在一些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地区，农民不仅要冒自然风险，而且还要冒市场风险。当前一些地区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增产不增收现象，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市场的需求问题。市场条件制约涉及到两个方面：生产及品种结构与市场需求；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在市场交易中处于明显不利的位置；市场信息，生产结构的调整信息更多地来自于政府的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信息。但人们则更关注为什么农产品供应丰富了，农民收入增长却出现下滑的局面？由于我国城乡居民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过上了小康生活，消费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生活费开支中用于食品的比重也就不断下降，导致农产品消费市场缩小。2 政策措施

目前，国家针对农村的“三农”问题出台了很多有力政策，切实设身处地为农民，减轻农民负担，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带动农民走向致富之路。但是由于地

方领导的自私自利，一些政策措施根本没有具体落实到位，主要表现为：水利设施没有得到改善，兴修水利方面没有具体落实到位，还有道路没有完全通，在农作方面严重影响了农作的效率。还有电网方面也没能得到具体改善，现今，国家对农村施行农网改造，公路、电网实现村村通。但是村里电网还没能得到改善，依旧使用落后的设备，很多电线都大多老化，横挂在空中相当的危险，况且电费还达到0.7元每度。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有村干部没有能积极调动村农民，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的态度，一些相关政策农民基本不懂，有些干部还会利用农民对政策的无知从中取利，更使农村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过重，增收成本越来越大。一是乡（镇）结构庞大，脱产人员多，开销大，又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因此，变着法子向农民伸手；二是为了保住经济增长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多收税费，一些地方高估农民收入现象，从而使农民负担加重，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摊派、罚款等现象，这样使一些低收入地区的农民不堪重负。

4价格波动

近些年，种植业支撑农民收入的能力减弱，2000年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粮价下跌是主要因素，导致农民收入减少，而价格波动更是让农民担心，以去年和今年相比，粮食价格去年是两元多每市斤，但今年却跌落到一元多每市斤。这使农民的收入严重缩水，不单是农产品方面，还有蔬菜类方面价格也明显有所下降，鸡鸭鱼肉类价格也是一样，但是油盐柴米价格依然保持不变，这更严重的阻碍了农民的增收。

三 农民增收的主要对策培育农民市场意识，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首先，要培育农民市场意识，提高农民素质。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要培养农民的市场参与意识，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实现其产品的价值，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使农民致富；二是培育农民的市场竞争意识，引导农民准确掌握商品供求变化和市场行情，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把资金、劳动力自觉投向效益好的产品；三是培养农民的市场风险意识，培养农民自觉在机会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选择，减少投资的盲目性、随意性，合理配置资源，避免和减少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以保证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其次，促进农产品的品牌化。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品通常是品牌化的。品牌农产品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标识性。品牌是一种标识，它能帮助顾客将一种农产品与其竞争对手区分开来；二是市场渗透性。品牌农产品有较强的市场渗透能力，它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人们愈加倾向对品

牌农产品的消费；三是较高的市场价位。品牌农产品是优质的农产品，优质高价决定着其在市场中具有同类农产品更高的价格。拓宽收入空间，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目前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个很大的问题，最大限度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是在新形势下农民增收的新思路：要为农民进城务工、人口迁徙开绿灯，取消各种违反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歧视性政策和人为规定，使农民自由选择职业和工种，自由选择居住与迁徙。加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和强化对政策制度措施的认知。强化村干部的服务理念，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投资力度，拓宽水利建设和农网改造。以方便农民劳作，提高效率，也是农民增收的一种手段。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降低农产品成本

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持力度，对农业进行适度保护，政府责无旁贷。首先，国家要采取积极财政扶持政策，要逐年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同时，积极争取海外集团和金融组织贷款，采取招商引资，股份制融资业，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其次，进一步落实政策，出台新的发展经济政策，以调动农户、企业和中介组织的积极性，促进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第三，切实落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减免就是增收。第四，改革金融信贷投入和低息投入。提高农产品的保护水平，实现优质优价

适当提高对适销对路的农产品的保护水平，真正实现优质优价。目前我国许多大宗农产品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提价的余地很小，与国际市场相比，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已经不低，这并不意味着不能适当提价，更不能成为降低定购和保护水平的依据。我国人均土地经营规模狭小，技术含量又不高，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通过保护价机制保护农民利益。所以，国家应该及时提高粮食的定购价格和保护水平，这是国家正当的财政支出，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村的最终消费，而且也是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重要途径。切实为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带动经济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二篇：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及对策

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及对策

农民收入增加的问题事关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的大局，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致力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结合江宁区农村的实际，就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及对策谈一点浅见。

一、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我国农村农民纯收入年递增速度从1996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2．1％，下降了6．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连续4年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历史最高水平。江宁区也同全国一样，有不同程度下滑。根据目前该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分析，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因素、市场因素、自身因素等。

1．政策因素。一是农民土地承包制度与新时期新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土地所有权不能得到合理流动和转让，限制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有田无人种（抛荒）和有人无田种的怪现象。个别政府部门和单位打着“示范”旗号，转租农民承包田，变“示范园区”为部门和单位增收的“小金库”。另外，还有的以发展为名侵占农民土地使用权，如某某专业种（养）植园地等，农民被迫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二是对农业的投入不足。从全国来看，1991年～1995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0．6％、10．01％、9．49％、9．2％、8．4％，1997年降到8．3％，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七五”期间为5．3％，而“八五”期间降到3％。此外加上金融部门受到金融体制的限制，对农村、农业贷款投放相当不足，从而导致了优良品种和先进科学技术得不到及时推广，农业机械陈旧落后，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冲击，局部地区又回到了“刀耕火种”时代。三是农民负担过重。其一是维持基层政府运转的费用。有统计资料表明，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供养人员的71％，而财政收入只有全国的21％，七站八所，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因官设位，政府财政负担沉重。在这次机构精简中，江宁区乡镇由原来23个减为17个，行政村由343个减为248个，精简各级干部1000人，为此每年可减少农民负担3000万元。其二是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总人数中70％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虽由中央、省、市、县、乡镇几级共同承担，但乡镇承担高达78％之多，而最终农民承担达80％左右。其三是各种乱收费现象屡禁不绝。农民除应缴农业税等外，基层政府和各部门乱开口子，巧立名目现象时有发生，给农民增加了沉重的经济包袱，激发了不少社会矛盾，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2．市场因素。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业发展将面临着重大考验。如何面对市场，应对国际农产品出口竞争的挑战，将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增收。从客观上讲，市场激烈的竞争和复杂多变给农民带来很大的震荡，国内市场空间有限。目前我国城乡人口占比是3∶7，而农产品是7个人生产，3个人消费，卖方市场自然转向买方市场。“卖难”现象尤为突出，依靠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潜力极其有限。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农产品生产上注重的是数量上的扩张，而忽视质量上的提档．使其缺乏国际竞争力，出口数额有限。从主观上讲，在生产和经营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小农”思想，严重缺乏市场意识，单兵作战，而以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方式难以抵御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冲击。

3．自身因素。江宁区是一个农业大区，由于历史原因，城乡差别比较明显，农村发展较为滞后，因而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严重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一是农民素质较低。目前江宁区现有农村劳动力33．6万人，其中大中专生占1．8％，高中生占9．3％，初中以下占89．9％，由于文化素质低，导致综合素质上不去，接受新事物慢，运用现代科技能力差，致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力弱。就业门路窄、致富机会少，造成丰富的农村人力资源的浪费，严重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加。二是人多地少，农业资源匮乏。目前江宁区人均拥有耕地0．8亩，林地2．85亩，水田0．48亩。撤县设区后，东山镇将纳入南京市主城区，大面积的开放开发、人口不断增加、基建规模不断扩大已成定局，而原先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农业资源下降和农业生产规模上升的矛盾日趋激烈，这都将给

农民增收带来阻力。

二、如何增加农民收入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在全国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实现农村小康的关键在增加农民收入。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是实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具体体现，应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采取切实有效的新对策、新措施。

1．更新观念，增强市场、服务、科技意识。具体应做到提高三种意识：一是提高市场意识。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产品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卖难”现象时有发生，它已成为影响农民增收的一道屏障。首先要以市场为导向，适时调整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品种、规模，既要立足于当前效益又兼顾长远利益，既要满足市场需求又要依据自身实力；其次是抓好流通，以江宁市场为依托，辐射南京和周边城市，以水、陆、空便利交通为桥梁，以特色农产品为龙头（如横溪西瓜、土桥大米、禄口獭兔等），在大、中城市设立营销点，使农产品的外调、外运、外销灵活运转，自然形成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储运——销售——信息反馈的良性循环机制，围绕市场、重视市场、研究市场、开拓市场，最终达到建一方市场、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的新理念。二是提高服务意识。基层政府当务之急就是转变职能与角色，充分发挥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优势，搭好舞台，让农户上台唱主角，政府做好服务甘当“配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江宁区横溪镇为促进本地区农产品升级，不惜一切代价花巨资每年为瓜农举办一次 “西瓜节”，使“横溪西瓜”不仅在全省乃至华东地区闻名遐迩，成为带动横溪农村经济发展的龙头，就此一项就使瓜农人均增收350元。三是提高科技意识。首先必须加大科学技术宣传推广力度，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送知识、送科技、送信息下乡，使优、特、新品种和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被广大农户所接受、信任和应用推广。委派责任心强、业务精的科技骨干、专家、学者深入到农户、田头、场棚，为农户排忧解难，结合实际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渔则渔，不搞行政命令或形象工程。其次是农民自身应不断增强科技意识，加大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投入，提高自身档次和科学文化综合素质，依靠科学技术发家致富。

2．夯实基础，采取多投、少取、调整的方法。“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实现强民富民关键在于夯实农业基础，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从多方面、多层次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一是多投，从多方面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快农业的发展。必须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继续抓好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大对农村的电、路、沟、渠、坝、库、闸和农业机械等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逐步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在努力增加对农业补贴数额的同时，切实改进补贴方法，逐步建立农民收入直接补贴制度，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逐步完善金融体制，加大对农业的放贷尤其是放宽对农户的中短期小额贷款的政策，简便手续，建立信用等级评估体系，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切实为农户服务。

二是少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抓好农村税费改革，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比如近几年对电力农网进行的全面改造，重新调整线路，更新设备，减少自然损耗，严厉打击偷电行为，统一电脑计费，杜绝了关系电、人情电，为农业每年减少电费支出达50％以上。坚持按中央“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即：取消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行政事业性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脱产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办法的内容，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等，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真正使农民通过减负促增收。

三是调整。为了顺应市场的需求和加入WTO后的需要，紧紧围绕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这个中心环节，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民自主调整种植、养殖结构，使油粮经济二元结构向多元结构转移，大力发展畜牧业、水产业、蔬菜业、林果业等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创品牌、创名牌。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切实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问题。目前江宁区农村

劳动力33．6万人，占全区人口总量的42％，农村劳动力过剩这个客观事实严重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快城市化进程，特别是把握好江宁撤县设区的机遇，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流通、加工服务等领域，向二、三产业要收入，拓宽增收空间。解决土地使用权的矛盾，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采取经营权有偿转让、切块置换、股田制等形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让农民真正享有国民待遇，取缔一些带有歧视性的限制，如消除农民工进城就业、就医、子女入学、户籍门槛过高等障碍。

第三篇：影响农民增收原因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德州市农业局

（2009年10月24日）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大。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阶段，但受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企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常年偏低。

二、农业比较效益低。在农业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相对较低，依靠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

三、品牌农业发展相对迟缓。品牌就是生产力，就是经济效益。没有品牌，就没有市场；没有品牌，就没有效益。近年来，虽然我市品牌农业取得较快发展，但由于各级政府投入不足，“三品”生产基地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出口农产品基地建设与先进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明显弱于其他先进地区，高端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仍然较低，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拉动效应相对较弱。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市重点龙头企业已发展到700余家，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816家，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但从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看，部分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民的利益连接仍比较松散，辐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龙头带基地、基地促龙头、互惠共赢、良性发展的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五、农民综合素质低。总体来看，农民较低的综合素质，严重制约了广大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从事、创业能力，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四篇：基层反映影响八大因素制约农民增收

基层反映八大因素制约农民增收

１、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滞后，农产品质量差。农业结构调整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头戏，但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和宏观指导，一些地方在结构调整中出现了政府越位、农民失位问题；有的地方把调整结构片面理解为“减粮扩经”，不是在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上做文章，而是把精力放在数量增减上，结果导致农产品质量不高，市场压力，价贱伤农。

２、农村从业人员劳动素质不高，适用技术应用差。如在井陉县，大多数年轻农民都外出打工，留在家中务农的基本上都是 45 岁以上的女人和中老年人，并且在这些留守人员中，大多数只有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观念落后、创新意识不强、生产积极性不高，技术资料看不懂，适用技术学不会，先进理念接受不了，信息获取渠径太少，农业科技成果难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３、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收入稳定性差。由于历史原因和投入主体还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尤其是水利设施比较陈旧，直接影响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如井陉县农业灌溉主要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绵右、人民、胜利三大灌渠，水源主要是发源于山西省的绵河。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山西省不断在绵河上游修建提水工程，致使井陉境内绵河水流量剧减，灌溉面 1

积大幅减少，沿线许多村由于土地不能及时灌溉，不再种植小麦、每年只种一季秋收作物。由旱涝保收变成了靠天吃饭，收入受到很大影响。

４、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农业增效差。农业龙头企业缺乏，带动力弱，是农民增收难的主要因素之一。以井陉县为例，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的只有天山绿色有限公司和光华禽业有限公司两家，并且存在规模小，带动能力弱；与农户的利益连结不紧密，没有很好地解决“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问题；经营粗放，现代经营理念差，依靠科技开发新产品能力低等问题。

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三农”的手段不力。目前，为农民服务的机构和队伍出现萎缩，事业经费投入不足，“线断、网破、人散”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如井陉县有“农业信息网”、“农业快译通服务热线”等载体，但由于受到技术、信息、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为农民增收提供服务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６、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发展筹资困难。农民的收入主要是务工收入和一些小本种植、加工收入。农民融资的渠道主要是农信社贷款和民间借贷两种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中，一是由于借贷成本高以及农民缺少法律认可的有效抵押

2物，信用贷款难度大；二是由于社会诚信低下、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滞后等因素，民间借贷利息负担沉重，大多数农民只能“望贷兴叹”，严重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增长。如何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创新融资机制，建立政府引导、财政资助、多元资本投入、市场化运作的股份制担保机构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7、农村适用科技人才缺乏，现有人才作用发挥差。农村农业农民要稳定、快速增产增收，需要培养、造就、挖掘大批不走的适用科技人才，并能在千家万户生根开花的“田专家”、“土状元”。但广大农村一方面是人才缺乏，面临培养难、挖掘难，尤其是不走的科技拔尖人才十分缺乏；另一方面是现有科技人才作用发挥差，特别是鼓励涉农部门的广大科技人员到“三农”第一线去发挥帮助农民增产增收作用更差，因而形成了“没人才—想人才—要人才—发挥难”的不良循环的被动局面。

8、农民务工空间变小，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不快。近年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沿海城市企业大量关停，县内乡镇企业也大都处于不景气状态，又加上用工单位的待遇问题，出现了务工人员相对过剩而用工单位却一时招收不到工人被迫停产的“两难”局面；另外，又由于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缺少一技之长，农民进城务工的困难增大，致使农民收入增长又多了一重阻力。3

第五篇：农民增收的两大制约因素

农民增收的两大制约因素

何慧丽

农业作为一个不经济的领域早已成为共识。就此例看，种田能手种田亏本，不是缺乏科技，不够规模和专业化，但他依靠科技、规模化和专业化增收致富的办法统统失灵，这至少说明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在农业生产本身。本文据此个案，从农业生产之外，探讨以粮价下跌、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税负严重为表现的影响农民增收的两大主要制约因素，以及解决办法。

一现实中农业产业化的另一面——对农业剩余的汲取

农业产业化，即建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相配套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所谓的产购销一条龙，“公司﹢农户”，等等。现实中的农业产业化为农民提供了方便的服务，解决了生产过程中各种困难，似乎可以使农民致富。但是，它具有更为真实的另一面，即采取扩大剪刀差的方式过量提取农业剩余。

具体说来，农业生产里面已经没有收益，资金、化肥、农药、种子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等非农领域，通过对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加工、流通等还可以生成一定的利润。这些涉农领域中能获利的经济组织，由于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实际上成为各级政府和垄断部门的资产，其服务功能在大多数地方实际上已经异化，所谓“农业服务”，如电力、农机、水利、植保，以及农药、化肥、种子等方方面面，都变成政府部门的条条控制；种子站、农机站、化肥站等“七所八站”的体系都完整地放在政府一头。于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这些涉农经济部门兼具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趋向于追求垄断性地占有超额利润。这使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难以产生，加剧了农业与工商业的交易劣势。

当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部门坚持、并且加强原有制度来获取利润的时候，农业的产业化并不能使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获得利润。所谓“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等农业产业化模式中的国有公司，国家给收购资金收购农民的粮棉油产品，有的却一直以来公然不执行国家收购政策，压级压价，缺斤少两克扣农民，如湖北省棋盘乡1999年的粮食收购的保护价本来就是1995年以来最低的，早稻、中稻和晚稻每百斤分别为45元、47元和47元；但农民交售时的实际价格更低，三茬稻的实际价格分别为40元、39元和35元左右1[1]。

政府主导、参与的产业化尚不可能使农民从中获得真正的实惠，更不用说其它的经济实体主导、参与的“企业＋农户”的模式了。因为企业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当它能获得超额利润时，可能会让利于农民；当只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时，可能会分一点利给农民，当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和面临危险时，就会转嫁风险于农民。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农村外部的企业，与不经济甚至负效益的农业结合，很难对农民增收有利。

罗善平收获的稻谷每50公斤才43元，这个价格对水稻高产区的优质稻而言，大大低于政府的保护价。其每亩用于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的成本为138元，占毛收入365．5元的37%；机耕、灌溉、收割、移栽的成本145元，占毛收入的40%。这占毛收入77%的开支中，除了移栽之外的每个环节，都是农民不能进入的领域：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的多是部门垄断，并有交易中的各种壁垒的限制；至于机耕、收割的费用，明显地与农民买这些机械化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之高相关，而灌溉费用则与水利部门管辖的水费，电力部门管辖的电费之高相关。这高昂的成本中到底有多少属于市场加部门垄断的剪刀差，不得而知。但事实是：自80

年代初以来，国家大幅提高了18类农副产品价格，但同时，生产成本增加，主要涉农工商业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以1990—2000年价格变动情况为例，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平均每年提高4．5个百分点，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销售指数则平均每年提高6．6个百分点。其间，1996—2000年，由于种种原因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均呈下跌趋势，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环比指数累积下跌了24．1个百分点2[2]，而农用生产资料销售价格环比指数才累积下跌了3．3个百分点，差距达20．8个百分点3[3]。农副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比价差距拉大，造成由涉农工商部门占有的巨大的“剪刀差”。

通过提高外部规模的、以涉农垄断部门和工商业资本入侵农业的产业化，成为汲取农业剩余的有效机制。这正是粮价低落、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成万上亿的罗善平们种田亏本的第一个主要原因。

二税负的加重与基层政权“经济行动者”的角色高度相关

实行财政包干体制确立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比较明确的收益分配关系。财政包干体制，即分税制，实质就是“地方承包制”，就是让县、乡镇地方政府在市场中“自主经营、自负营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在一些县、乡级的经济组织中，从实际决策和责任承担者看，政府是实际上的所有者，是经济主体，有扩张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基层政权成为公共资源的垄断集团，成为从事经营的“经济行动者”4[4]。

作为经济行动者的基层政府，增收成为主要的目标，其来源就是当地的工商业和农民。在工商业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基层组织的生存压力使乡镇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工资抓收入。由于历史遗留以及现实吃喝招待造成的债务因素；由于无论收入状况（税源）如何都必须逐年加码上缴的财税任务；再加上条块分割所导致的有钱的部门都垂直向上以及机构庞大，冗员多的原因，向农民派税就成了基层政府增收的主要来源。

这个意义上的税收，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政府人员日常办公开支、工资开支，用之于还乡镇企业倒闭欠债，乡镇办公楼、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欠债等政绩工程的税收；而不是为了既能解决乡村公共事务又能解决农民负担，即农民依据法律规定应承担的合法负担的税收，包括向国家交纳的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村提留和乡统筹、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费用。成为公共资源的垄断集团的乡镇政府，会按经济理性人的逻辑，通过虚报农业正税、虚报田亩、虚报农民人纯收入、多估亩产值，甚至胡乱摊派等方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负担。所以，无论现行的农业政策怎么规定，所谓的目前我国农业正税率为农民人纯收入的7%，农业附加为20%，两税合计的上限为

8．4%，农民承担乡统筹村提留不得超过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5%，等等，在不发达的农业大县，都无法得到落实。

从基层政府的“经济行动者”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罗善平的每亩稻谷的税负数额之重了。他每亩稻谷的税费104元，约占毛收入365．5元的29％，这个数字无论怎样都无法按税收政策在落实中由于“五难”（面积确定难、产量核实难、价格定准难、征收操作难、减免落实难）而导致的偏差理解，乡镇政府的这种行为无论怎样都无法作为为乡民提供公共品服务的政府主体行为而理解。正是经济主体的追逐利益的特性，这种组织越来越具有自利性，越来越与农民间呈紧张甚至对立、掠夺而不是服务的关系。

只要基层政府演变为“经济行动者”的角色，成万上亿的罗善平们所期待的减免税负，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的减负政策的落实，就很难实现。这是农民增收的第二个主要制约因素。

三农民增收的出路

如何在整个国民经济年增长率持续高涨的同时，在农业人口的非农化前景却不很乐观的情况下，使仍占64％的农业人口的收入稍有提高，这是个既现实又极有战略性的问题。针对两大制约农民增收的外部性问题，采取以下措施很有必要：

农业产业化应是提高内部规模的产业化。政府应该把还有利润的涉农领域（金融、保险、水利、供销、批发、农机等等）放开，发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树立起“要发展就必须自己帮助自己”的理念，利用各种传统的村社组织资源走向自助和合作化之路，以组织本身的努力来增进成员的利益，通过合作的规模经营生成规模效益。这就会使农业剩余尽可能地留给农民自身，少受工商业的过度盘剥，并且实现以工商金融反哺农业。政府应在这种内部规模的产业化过程中起到帮扶和发育的作用，如让农民的合作组织能够免税地进入这些尚能产生利润的领域，给农民提供一定分额的资金作为基金，循序渐进地开展各种自助活动，等等。

还乡镇政府的“社会事务管理者”的角色。乡镇政府的改革，不只是裁剪冗员，而是功能的重新定位，“使其只保留最基本的社会事务管理能力，不对经济增长目标和自身财政负责，也不具备自我扩张和资源掠夺能力”5[5]。同时，也让上级部门失去依托乡镇兴办升级达标、检查考核活动的权力和功能。这是为农民减免税负的根本举措。

鉴于现实中的基层组织“只唯上”，“不唯下”，而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来推动的阶段，农民增收的问题也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因此实际操作上是否分为两方面：一是通过各种提高内部规模的产业化发育村、乡两级的各种农民合作社，使“合作社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农民在社区内的农业生产只向合作社缴纳地租（承包费），不再承担其他税费”6[6]；一是在村民自治、自愿的基础上，村一级建立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以农民联合会为主体，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群众组织为补充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使农民由虚弱的大多数变得强大起来，并积极合法地以一个整体的力量争取自己的应有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