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制度性因素分析

第一篇：当前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制度性因素分析

当前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制度性因素分析

林瑜胜

[摘要]农民收入问题关系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农民增收的外部空间逐步打开。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农民增收目前还受到土地制度、农村财税和金融制度、农产品流通体制、劳动力市场制度、户籍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合作组织建立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稳定的农民增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制度

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近年来，随着中央多个“一号文件”的颁布和推行，农村发展问题受到全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视，农民增收的政策环境有所改善，外部空间逐步打开，但稳定的农民增收仍然受到诸多制度性因素的制约。

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问题开展了很多研究。进入农业发展新阶段后，在加入WTO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大环境下，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越来越小（赵瑞华，河北经贸大学）。大量的扶贫款、临时的“送温暖”只能缓解农民眼前的困难，却无法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刘韬，人民日报社）。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增长放慢影响农民增收，非农收入的减少也与全国大气候及乡镇企业发展不景气有关系（葫芦岛农村调查队，辽宁省）。农村居民进城务工成本过高导致农民增收缓慢（李春亭，山东省）。我国农副产品保鲜技术落后，导致大量已经生产的农产品腐烂和浪费，质量下降导致国内外销售价格下跌，使农户受到损失，严重影响种植业收益（马继军，西北工业大学）。我国农产品规格标准只有尽快和国际接轨，才能在国际国内贸易中占据优势，扩大出口，也是减少中间环节损失、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保障（李里特，中国农业大学）。

一、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束缚了农民对土地的处分权和收益权

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包括村农民集体和乡镇农民集体）。这二者都确认“集体”是土地的所有者。但村和乡镇究竟谁能代表这个“集体”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农民个体虽然名义上属于集体，但实际上却无法对自己手中的土地进行处分和收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确立和实行进一步固化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即农民拥有所分配土地的使用权，但没有处分权。当前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农村土地闲置开始出现。由于没有处分权，农村土地的流转十分不畅，妨碍了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农民收入的增长。除此之外，近年来失地农民问题的不断出现也与土地产权的不清晰有关。正是农村土地的产权不清导致了失地农民在土地处分话语权上的失语，无法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大量失地农民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收入来源载体消失，增收难度越来越大。

二、现有的农村财税和金融制度对于农民增收的支持度不够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业基础一直十分薄弱，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农民增收难度不断加大，其中与我国的农村财税和金融制度对于农民收入增长的支持度不够有很大关系。

1、农业财政支出总量偏低，结构不尽合理。

“十五”时期，“三农问题”进一步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投入逐年增长，但是与我国农业薄弱的基础地位和宏大的发展目标相比，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十五”时期，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分别为2000年7.75%，2001年7.71%，2002年

7.17%，2003年7.12%，2004年才略升为8.28%。此外，农业支出的60%-70%左右被用于行政开支部分，直接用于流通领域的补贴也存在过高的问题，而和农民收入增长密切相关的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获得的财政支持力度严重不足。1998年以来，政府支农投入中，每年用于粮、糖流通的补贴占政府农业支持总量的30%以上，而一些关系农业发展大局和农民增收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如农作物品种改良、重大病虫害控制、农业新技术研究和推广、农村食品安全保障、农村管理体系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却缺乏足够的投入。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2006年4月16日在“新农村基本建设优化论坛”上曾呼吁说，国家应该加大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萧灼基说，由于农民经济力量薄弱，难以承担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议“十一五”期间大幅度提高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

2、城乡分离的两套税制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合理增长

2000年开始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我国1958年左右形成的农村税收体系，农村仍然实行有别于城市的税收制度。从税收负担看，在没有免除农业税之前的农村地区，农民税负普遍高于城市居民。现在城市居民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经上调到月均1600元，而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月均收入仅为271.25元，却普遍都要交税。许多工商行业税收如增值税、营业税等，都有起征点和免征额，但农业税没有。无论农业生产的成本多大，也无论农业生产的净利润是多少，都需要缴纳固定比例的农业税。税制上的不平等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合理增长。同时，已经有不少事实显示，农业税免除后，农民负担的减轻程度并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大。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测算，2004年农村增值税税款和车辆购置税等税收，有将近5000亿元，约占农民总收入的15%左右。由此可见，农业税免征以后，农民仍然承担着一定的负担，而且与城镇的居民相比，相对于享受的公共产品的服务而言，也是不对等的。从基层财政来说，因农业税免除带来的基层财政收入的不足已经有向农民变相转嫁的迹象。对于这些地区的农民来说，农业税是可以不交了，但其他各种名目的收费通过“一事一议”的形式又纷至沓来。农民增收的预期面临着新的考验。

3、农村金融体制支农不力

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针对农民个体通过资金扶持，扩大非农产业收入，但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支持农民增收的考虑明显不够。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虽已形成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农业发展银行更多的是为政府采购提供资金，根本不与个体农户直接发生信贷业务关系。农村商业银行也因为利益的关系正在逐步撤出农村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减员增效”的呼声中，农村商业银行设置在乡镇及其乡镇以下的分支机构，被大量撤并。仅2002年，中国农业银行就减少支行及其以下机构5043个，减少12.43%。据统计，1998年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县及县以下机构4万多个，这种撤并目前还在继续。对于中西部落后地区大多数农村居民和农村企业而言，可以享受的金融服务仅仅是来自农村信用社的垄断性供给。可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农村信用社也走上了撤并机构之路。2002年底农村信用社及联社营业部总数为35168个，比1990年底减少了39.57%。

除此之外，仅存的农民获得金融机构资金扶持的最大依靠——农村信用社，目前并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其经营中“商业化”倾向十分严重，信贷资金大量流向相对收益率较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真正需要农村信用社贷款的农户或个体经营户、农村小型企业常

常难以得到急需的贷款。

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6月，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6966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83.8%，但农户贷款覆盖面仅为25%，多达3／4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农业贷款。近年来，随着中央几个一号文件对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视，这一现象才开始有所改观。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11月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12593亿元，比年初增加2098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9532亿元，获得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服务的农户数为707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1.2％，占有贷款需求且符合贷款条件农户数的57.6％，受惠乡村人口有3亿人左右。

三、价格机制扭曲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导致农民利益不当流失

2006年底，山东、广东、北京等省市的粮油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专家解释说，此次粮油价格上涨实际是一种“恢复性”上涨，属于价格正常波动范围。“恢复性”就说明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粮油价格实际是处于一种低水平。这次上涨不过是对扭曲的价格的矫正而已。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推行了十几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农村市场经济水平仍然不高，突出表现就是农产品的流通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导致农产品的价格一度或较长时间的扭曲，农民的应得利益遭受损失。由于我国农产品市场发育不足，市场分割明显，价格集中生成的机制尚未形成，大量集贸市场生成的价格信号刺激资源生产的市场化配置功能十分微弱，农民个体对市场价格信号也没有形成快速的捕捉和反应能力。同时，农民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业生产资料生产者相比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没有影响农产品价格的话语权。因而农产品的流通往往是在价格扭曲的背景下实现的。现在来看，农产品收购价格较过去几年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相对价格大幅度增长的农村工业品特别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依然很大。种子、化肥、农药和农膜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各种“创优”“达标”或其他形象工程，还不时推出限制农产品销售的措施，不仅损害了农产品自由流通机制和农产品价格市场机制的建立，也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妨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南京、郑州等地禁止瓜农进城卖西瓜的举措就曾引发社会的强烈质疑。

四、带有歧视性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户籍制度约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由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三部分组成。在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是农业收入）相对固定或增长缓慢的情况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据统计，2002年，农民外出务工总收入约为5278亿元，其中，约有3274亿元返回了农村，接近于当年中央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全部财政投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2006年前三季度，农民务工带来的工资性收入人均为948元，占中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34.3％。由此可见，农民的务工收入对于农民的增收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可是目前我国现存的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对于农民仍带有较浓厚的歧视性色彩。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和部分省市针对农民进城务工做出了许多修改和放宽措施，但农民进城务工在就业机会、劳动保障、工资支付、福利待遇等方面仍然面临着许多歧视性的规章制度。

和歧视性劳动力市场制度紧密相连的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因应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极大地束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业只需1.5亿劳动力，还剩余2亿多农村劳动力待业或隐性失业于农业。不仅如此，由于人口增长的巨大历史惯性，2010年前，我国农村平均每年还将新增劳动力约635万人，累计约6400万人。作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渠道的乡镇企业，则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

业增加的原因，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大幅下降。这也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必须去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茫茫城市，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兄弟始终只能是城市中的“边缘人”：城市需要的是他们为城市工作，但城市居民所享有的一切福利待遇和他们是无缘的。

五、缺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的增收基础十分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据民政部统计，至2005年1月底，在已开展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地区，有473.3万村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同期增长35%，家庭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28.7万户，比上年同期增长39.4%，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逐步扩大。同时，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重点的医疗保险也有了较大进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群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但这些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土地养老，养儿防老的局面，也没有从根本上加固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基础。因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然存在覆盖面低、保障水平低的“两低”问题，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存在报销门槛高和报销比例低的“一高一低”问题。在医疗支出、教育支出急剧增长的今天，一个农民的一年的收入很可能生不起一次不算很大的病，交不够孩子普通大学的一年学费，更别说养老问题了。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农民的增收基础就危如累卵，脆弱不堪。

六、低水平的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程度使农民增收犹如孤军奋斗

目前，中国农村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阶段，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面临着空前的困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竞争激烈和瞬息万变的市场，作为个体的农民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如果农民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充分利用合作组织的力量，而单枪匹马地闯市场，市场风险和机会成本将大大增大。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可能有效地去跟其他经济主体进行谈判，建立稳定的契约关系，争取合理的经济利益，增加自身的收入。据了解，在西欧农产品市场上，合作社经销的产品占60%的份额。丹麦的奶制品90%由合作社经销。荷兰合作社销售的花卉、水果、蔬菜分别占市场份额的95%、78%、70%。在美国，4/5的农场主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由合作社加工的农产品占80%。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农村合作社等农村合作组织大有可为。据农业部2005年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数量超过15万个，合作组织成员2363万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8%。数据显示，加入专业化经济合作组织的农户收入比一般农民要高出10％到40％。但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组织仍存在覆盖面不高、组织自身松散、成员权利义务分担不清等问题。除此之外，由于农村合作组织既不是企业实体，也不是独立的法人，所以就面临着法律地位的尴尬，导致合作组织难以以独立的法人身份与各方主体进行交易，从而影响其活动的正常开展，自身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农村合作组织发展不顺，农民增收就难上加难。

七、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影响农民增收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据初步统计，现在全国约有92％以上的乡镇和86％的村开展了文明村镇创建活动。但在经济发展至上的理念引导下，近年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形式轻实效的倾向，特别是一些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地区，由于文化经费有限，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几乎陷于停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和经济发展是相互借力的，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影响着农村的文明程度，更影响着农民落后生活方式的革新和健康消费习惯的养成，进而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有序增长。近年来，在国家一系列惠农和支农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之相随而来的是农村居民生活观念的大转变。这种转变有好的方面如效率观念和市场意识的增强等，但一些不良和落后的观念也在农村重新兴起，农村残留的旧风俗、旧习惯也有升级加码之势，特别是铺张浪费和盲目攀比这两种陋习尤盛。如今，不光是婚礼、老人做寿、丧事、孩子满月、盖新房等活

动，就连孩子升学、周岁也开始大摆宴席，大宴亲朋。酒席越请越多，排场越搞越大，一年辛苦所得所剩无几。有些地方甚至开始流传“儿子结婚，老子发昏。一堆外债，何年还清”的说法。许多农民面对开支越来越大的人情往来，也不禁生出“礼金猛于虎”的感叹。笔者去年回安徽老家农村过春节，对当地明显超出收入水平的消费习惯十分震惊。熟人见面，递上的香烟都是软盒中华，而婚宴用烟也是当地最贵的近20元一盒的本地香烟。可是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500元！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特征之一，如果仍由铺张浪费和盲目攀比的陋习在农村蔓延，农民的收入增长将又要被戴上一个沉重的枷锁。

参考文献：

１、米强：《我国农业财政支出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浅析》，农业经济，2006年第9期 ２、国鲁来：《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南方农村报，2006年9月22日

３、朱健、陈清浩、李俊杰：《以农民合作组织破解农村发展难题》，南方日报，2006年9月27日

４、国际在线：《中国着手在农村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作者简介：林瑜胜，1975年生，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联系地址：济南市舜耕路56号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邮政编码：250002

联系电话：***

第二篇：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与政策选择

系：数理系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

姓名：罗明波学号：20090307011040

【摘 要】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生产力得到了大力发展，带动了经济的飞跃发展，国家渐渐繁荣富强，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国民生产总值日益增加，但是我国人均收入还比较低下，特别是最基层群体农民，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已成为农业和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工作的焦点，作为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大国，农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状况直接关系扩大内需政策的落实，关系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度增长，关系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当前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影响因素 对策

一 农民收入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经营，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少部分地区也出现很多富农，他们用辛勤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财富，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是大部分农民生活质量还相当低下，他们的收入增幅缓慢，一年劳务生活下来的收入也就四五千元，庄稼劳作方面所用费用大概也消耗相当，特别是边疆边远地区，辛苦了一年的汗水最多也就只够维持正常的生活，农民辛苦劳作的积蓄几乎所剩无几。由于地区间的不平衡，有些地区的农民收入甚至是负增长。

二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市场

目前，我国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农产品流通不畅、效益差，我国农业经营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其规模狭小、经营方式也分散，在一些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地区，农民不仅要冒自然风险，而且还要冒市场风险。当前一些地区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增产不增收现象，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市场的需求问题。市场条件制约涉及到两个方面：生产及品种结构与市场需求；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在市场交易中处于明显不利的位置；市场信息，生产结构的调整信息更多地来自于政府的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信息。但人们则更关注为什么农产品供应丰富了，农民收入增长却出现下滑的局面？由于我国城乡居民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过上了小康生活，消费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生活费开支中用于食品的比重也就不断下降，导致农产品消费市场缩小。2 政策措施

目前，国家针对农村的“三农”问题出台了很多有力政策，切实设身处地为农民，减轻农民负担，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带动农民走向致富之路。但是由于地

方领导的自私自利，一些政策措施根本没有具体落实到位，主要表现为：水利设施没有得到改善，兴修水利方面没有具体落实到位，还有道路没有完全通，在农作方面严重影响了农作的效率。还有电网方面也没能得到具体改善，现今，国家对农村施行农网改造，公路、电网实现村村通。但是村里电网还没能得到改善，依旧使用落后的设备，很多电线都大多老化，横挂在空中相当的危险，况且电费还达到0.7元每度。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有村干部没有能积极调动村农民，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的态度，一些相关政策农民基本不懂，有些干部还会利用农民对政策的无知从中取利，更使农村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过重，增收成本越来越大。一是乡（镇）结构庞大，脱产人员多，开销大，又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因此，变着法子向农民伸手；二是为了保住经济增长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多收税费，一些地方高估农民收入现象，从而使农民负担加重，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摊派、罚款等现象，这样使一些低收入地区的农民不堪重负。

4价格波动

近些年，种植业支撑农民收入的能力减弱，2000年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粮价下跌是主要因素，导致农民收入减少，而价格波动更是让农民担心，以去年和今年相比，粮食价格去年是两元多每市斤，但今年却跌落到一元多每市斤。这使农民的收入严重缩水，不单是农产品方面，还有蔬菜类方面价格也明显有所下降，鸡鸭鱼肉类价格也是一样，但是油盐柴米价格依然保持不变，这更严重的阻碍了农民的增收。

三 农民增收的主要对策培育农民市场意识，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首先，要培育农民市场意识，提高农民素质。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要培养农民的市场参与意识，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实现其产品的价值，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使农民致富；二是培育农民的市场竞争意识，引导农民准确掌握商品供求变化和市场行情，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把资金、劳动力自觉投向效益好的产品；三是培养农民的市场风险意识，培养农民自觉在机会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选择，减少投资的盲目性、随意性，合理配置资源，避免和减少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以保证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其次，促进农产品的品牌化。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品通常是品牌化的。品牌农产品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标识性。品牌是一种标识，它能帮助顾客将一种农产品与其竞争对手区分开来；二是市场渗透性。品牌农产品有较强的市场渗透能力，它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人们愈加倾向对品

牌农产品的消费；三是较高的市场价位。品牌农产品是优质的农产品，优质高价决定着其在市场中具有同类农产品更高的价格。拓宽收入空间，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目前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个很大的问题，最大限度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是在新形势下农民增收的新思路：要为农民进城务工、人口迁徙开绿灯，取消各种违反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歧视性政策和人为规定，使农民自由选择职业和工种，自由选择居住与迁徙。加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和强化对政策制度措施的认知。强化村干部的服务理念，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投资力度，拓宽水利建设和农网改造。以方便农民劳作，提高效率，也是农民增收的一种手段。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降低农产品成本

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持力度，对农业进行适度保护，政府责无旁贷。首先，国家要采取积极财政扶持政策，要逐年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同时，积极争取海外集团和金融组织贷款，采取招商引资，股份制融资业，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其次，进一步落实政策，出台新的发展经济政策，以调动农户、企业和中介组织的积极性，促进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第三，切实落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减免就是增收。第四，改革金融信贷投入和低息投入。提高农产品的保护水平，实现优质优价

适当提高对适销对路的农产品的保护水平，真正实现优质优价。目前我国许多大宗农产品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提价的余地很小，与国际市场相比，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已经不低，这并不意味着不能适当提价，更不能成为降低定购和保护水平的依据。我国人均土地经营规模狭小，技术含量又不高，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通过保护价机制保护农民利益。所以，国家应该及时提高粮食的定购价格和保护水平，这是国家正当的财政支出，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村的最终消费，而且也是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重要途径。切实为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带动经济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三篇：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及对策

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及对策

农民收入增加的问题事关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的大局，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致力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结合江宁区农村的实际，就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及对策谈一点浅见。

一、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我国农村农民纯收入年递增速度从1996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2．1％，下降了6．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连续4年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历史最高水平。江宁区也同全国一样，有不同程度下滑。根据目前该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分析，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因素、市场因素、自身因素等。

1．政策因素。一是农民土地承包制度与新时期新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土地所有权不能得到合理流动和转让，限制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有田无人种（抛荒）和有人无田种的怪现象。个别政府部门和单位打着“示范”旗号，转租农民承包田，变“示范园区”为部门和单位增收的“小金库”。另外，还有的以发展为名侵占农民土地使用权，如某某专业种（养）植园地等，农民被迫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二是对农业的投入不足。从全国来看，1991年～1995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0．6％、10．01％、9．49％、9．2％、8．4％，1997年降到8．3％，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七五”期间为5．3％，而“八五”期间降到3％。此外加上金融部门受到金融体制的限制，对农村、农业贷款投放相当不足，从而导致了优良品种和先进科学技术得不到及时推广，农业机械陈旧落后，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冲击，局部地区又回到了“刀耕火种”时代。三是农民负担过重。其一是维持基层政府运转的费用。有统计资料表明，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供养人员的71％，而财政收入只有全国的21％，七站八所，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因官设位，政府财政负担沉重。在这次机构精简中，江宁区乡镇由原来23个减为17个，行政村由343个减为248个，精简各级干部1000人，为此每年可减少农民负担3000万元。其二是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总人数中70％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虽由中央、省、市、县、乡镇几级共同承担，但乡镇承担高达78％之多，而最终农民承担达80％左右。其三是各种乱收费现象屡禁不绝。农民除应缴农业税等外，基层政府和各部门乱开口子，巧立名目现象时有发生，给农民增加了沉重的经济包袱，激发了不少社会矛盾，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2．市场因素。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业发展将面临着重大考验。如何面对市场，应对国际农产品出口竞争的挑战，将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增收。从客观上讲，市场激烈的竞争和复杂多变给农民带来很大的震荡，国内市场空间有限。目前我国城乡人口占比是3∶7，而农产品是7个人生产，3个人消费，卖方市场自然转向买方市场。“卖难”现象尤为突出，依靠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潜力极其有限。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农产品生产上注重的是数量上的扩张，而忽视质量上的提档．使其缺乏国际竞争力，出口数额有限。从主观上讲，在生产和经营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小农”思想，严重缺乏市场意识，单兵作战，而以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方式难以抵御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冲击。

3．自身因素。江宁区是一个农业大区，由于历史原因，城乡差别比较明显，农村发展较为滞后，因而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严重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一是农民素质较低。目前江宁区现有农村劳动力33．6万人，其中大中专生占1．8％，高中生占9．3％，初中以下占89．9％，由于文化素质低，导致综合素质上不去，接受新事物慢，运用现代科技能力差，致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力弱。就业门路窄、致富机会少，造成丰富的农村人力资源的浪费，严重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加。二是人多地少，农业资源匮乏。目前江宁区人均拥有耕地0．8亩，林地2．85亩，水田0．48亩。撤县设区后，东山镇将纳入南京市主城区，大面积的开放开发、人口不断增加、基建规模不断扩大已成定局，而原先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农业资源下降和农业生产规模上升的矛盾日趋激烈，这都将给

农民增收带来阻力。

二、如何增加农民收入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在全国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实现农村小康的关键在增加农民收入。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是实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具体体现，应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采取切实有效的新对策、新措施。

1．更新观念，增强市场、服务、科技意识。具体应做到提高三种意识：一是提高市场意识。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产品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卖难”现象时有发生，它已成为影响农民增收的一道屏障。首先要以市场为导向，适时调整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品种、规模，既要立足于当前效益又兼顾长远利益，既要满足市场需求又要依据自身实力；其次是抓好流通，以江宁市场为依托，辐射南京和周边城市，以水、陆、空便利交通为桥梁，以特色农产品为龙头（如横溪西瓜、土桥大米、禄口獭兔等），在大、中城市设立营销点，使农产品的外调、外运、外销灵活运转，自然形成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储运——销售——信息反馈的良性循环机制，围绕市场、重视市场、研究市场、开拓市场，最终达到建一方市场、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的新理念。二是提高服务意识。基层政府当务之急就是转变职能与角色，充分发挥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优势，搭好舞台，让农户上台唱主角，政府做好服务甘当“配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江宁区横溪镇为促进本地区农产品升级，不惜一切代价花巨资每年为瓜农举办一次 “西瓜节”，使“横溪西瓜”不仅在全省乃至华东地区闻名遐迩，成为带动横溪农村经济发展的龙头，就此一项就使瓜农人均增收350元。三是提高科技意识。首先必须加大科学技术宣传推广力度，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送知识、送科技、送信息下乡，使优、特、新品种和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被广大农户所接受、信任和应用推广。委派责任心强、业务精的科技骨干、专家、学者深入到农户、田头、场棚，为农户排忧解难，结合实际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渔则渔，不搞行政命令或形象工程。其次是农民自身应不断增强科技意识，加大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投入，提高自身档次和科学文化综合素质，依靠科学技术发家致富。

2．夯实基础，采取多投、少取、调整的方法。“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实现强民富民关键在于夯实农业基础，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从多方面、多层次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一是多投，从多方面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快农业的发展。必须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继续抓好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大对农村的电、路、沟、渠、坝、库、闸和农业机械等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逐步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在努力增加对农业补贴数额的同时，切实改进补贴方法，逐步建立农民收入直接补贴制度，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逐步完善金融体制，加大对农业的放贷尤其是放宽对农户的中短期小额贷款的政策，简便手续，建立信用等级评估体系，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切实为农户服务。

二是少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抓好农村税费改革，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比如近几年对电力农网进行的全面改造，重新调整线路，更新设备，减少自然损耗，严厉打击偷电行为，统一电脑计费，杜绝了关系电、人情电，为农业每年减少电费支出达50％以上。坚持按中央“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即：取消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行政事业性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脱产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办法的内容，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等，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真正使农民通过减负促增收。

三是调整。为了顺应市场的需求和加入WTO后的需要，紧紧围绕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这个中心环节，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民自主调整种植、养殖结构，使油粮经济二元结构向多元结构转移，大力发展畜牧业、水产业、蔬菜业、林果业等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创品牌、创名牌。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切实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问题。目前江宁区农村

劳动力33．6万人，占全区人口总量的42％，农村劳动力过剩这个客观事实严重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快城市化进程，特别是把握好江宁撤县设区的机遇，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流通、加工服务等领域，向二、三产业要收入，拓宽增收空间。解决土地使用权的矛盾，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采取经营权有偿转让、切块置换、股田制等形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让农民真正享有国民待遇，取缔一些带有歧视性的限制，如消除农民工进城就业、就医、子女入学、户籍门槛过高等障碍。

第四篇：1009186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分析及对策建议

第186期

中共庄浪县委办公室2010年9月30日

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分析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农业相关税费取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保措施的推广，农村义务教育费用的取消，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党的惠民政策为农民带来了增收的动力。虽然连续几年农民收入继续保持了增长的态势，但据调查，当前仍然存在一些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需要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一、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

土地流转、科技进步、农民工返乡创业等正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方面。土地流转促进了农村土地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了农业产业化水平，同时也让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跳出田园务工增收，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科技进步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也得到了农民的认可。农民们希望通过农业技术培训，让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种田的明白人，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一些前几年在外打工的农民有了积累后，回到家乡创业，带来了资金、技术、市场和新的观念，充分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一大亮点。

二、当前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

一是受农资价格上涨的制约。不少农户反映，尽管国家和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粮食等种植的补贴扶持，在一定程度上使粮食种植成本有所下降，但近年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又冲减了国家对农民的种植补贴，特别是粮食种植仍利润很少。不少农民热切希望国家能严控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并加大对农资产品质量的监督，使农民能买到质优价廉的农资商品，确保农民种粮有利可图。二是受融资难的制约。贷款难仍是农民普遍反映的问题之一。为了增收，不少农民在主动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高效农业。由于贷款难，农民很难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进行技术改造。农村贷款利率高、贷得少，手续多，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三是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制约。这是制约农民增收、但又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四是受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的制约。据农村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半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整体劳动力的26.94%，高中占10.4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9%。文化程度高的年轻人和能人，大多长年在外，留在农村的种植养殖技术水平普遍不高，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始终难以提高，收入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一是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通过特色产业发展、结构调整来提高农业效益。

二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广农业科技，不断夯实农民持续增收基础。

三是引导农民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着力提高农民非农收入。

四是认真落实农业补贴、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强农惠农政策，努力增加农民的政策性收入。

五是推动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事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六是深化农村土地、农业经营等体制机制改革，创造条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报：省委督查室、市委督查室。

第五篇：当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当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对策, 农民,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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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作为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已经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在“三农”问题中，农民是主体、利益是根本、收入是核心。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速缓慢、增长乏力，导致农户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认真分析影响农民增收的原因、积极寻求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和措施，对早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分析

1.农村公共财政严重缺位。一是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方面的缺位。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是9亿多农民通过缴纳各种税费支撑了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事业。为了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只能通过集资、借款等方式建农村校舍。结果，不仅农户而且不少村级组织都因此背上了数额巨大的债务。二是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投资的缺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本条件，也是获取农业丰收的最基本的保证。但长期以来，各级财政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有很多欠账，导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非常薄弱，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三是农村科技成果应用与推广方面投资的缺位。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科技贡献率大约在30%左右，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只有20%至30%，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四是农村社会保障及公益建设方面投资的缺位。目前，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已经享受到了较好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险以及生活最低保障等方面公共财政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对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公共财政的阳光还远远没有照到他们身上。

2.农村和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一是在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农业生产一般仍是以种植业为主。在种植业中又大多以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较少。这种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导致农民增收的渠道十分狭窄。二是农产品的供需结构不合理。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对农产品需求的层次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追求优质化、高档化、多样化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而我国农产品中一般性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大路货多，名优产品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而精深加工产品更少，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三是虽然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分工有了很大进步，但区域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区域性农作物结构不同程度地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四是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目前农村地区平均每个农户的土地经营面积只有0.5公顷左右，大致相当于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即使与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的日本和韩国相比，也仅大致相当于其1/3。土地经营规模狭小制约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不利于机械化作业，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农产品价格低。近年来，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如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免除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等措施来刺激粮食生产，但伴随着继之而来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使得政府给农民的“好处”很快就会被迅速上涨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抵消”了，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仍然十分低下。若再扣除农民种田的劳动力成本，几乎很难再有过多的剩余。而且，由于农产品生产上的供需脱节，农产品旺季上市时又常常出现“卖难”现象，甚至有可能导致农民血本无归。

4.城市化进程滞后。中国的城市化不单纯是城市建设问题，更主要的是，它还涉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城镇化的滞后，直接限制了农业剩余劳

动力转移的途径，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延缓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二是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主要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曾经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自1995年以来，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持续减弱，接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逐年减少。这也是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5.城乡“二元化”割据体制。一是地域限制。现行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农村，即使外出打工也被冠以二等公民的印记。二是就业限制。政府在解决失业和再就业问题时，往往只考虑城市居民，而没有将农民的就业纳入政策范围。三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限制。目前除了部分地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进行小范围的改革试点以外，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几乎是一片空白。城乡“二元化”割据体制中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迁徙自由，不公平的就业制度使得农民面临着不平等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农民的未来充满不稳定性。这种不平等的体制使农民增收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

6.农业产业化经营层次低。一是发展不平衡。除为数不多的地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比较好外，大多数地区还缺乏龙头带动。二是龙头企业规模小，缺乏知名品牌，竞争力不强。三是产业化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还不完善、不稳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坑农害农现象。四是农业产业化支撑体系建设缓慢，社会化服务功能不完善、不配套，市场信息网络体系建设滞后。

7.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一是农业科技推广专业技术队伍人才匮乏，乡村两级政府和组织基本没有建立起像样的农技推广队伍。二是农业科技缺乏创新机制，农业生产科技成果储备不足，缺少既可以大幅度增产又能提高农产品品质的新品种和新技术。三是缺乏农业科技推广对象。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愈来愈多的农村青壮年强劳力外出务工经商，留守乡土的基本上是老弱病残及儿童，缺乏有文化的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传承人。农业科技推广方面的这些问题，导致农业生产技术长期落后，农业生产效率很难有大的提高。

8.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据有关部门此前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8.5%、33.9%、46.2%、10.1%、1.3%。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占了88.6%。农村劳动力的低素质，增加了他们学习农业科技知识、市场经济知识的难度，加大了他们通过利用新技术发展高效农业、特色经济的难度，也加大了农民增收的难度。

二、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1.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必须进一步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等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二是要加强和完善促进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扩大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较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三是要加强监管，提高支农资金使用的综合效益，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安全有效。

2.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必然途径。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一是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切忌避免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二是要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下工夫在“优”、“特”、“高”上做文章。“优”就是要抓住良种这个要素；“特”就是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重点培育和发展无公害的水果、蔬菜、食用菌、茶叶、花卉等绿色产品并形成优势产业；“高”就是要按照“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要求，加快形成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加快推广立体种养、耕地套种、反季节生产等生产模式。

3.大力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据测算，我国农产品加工产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值，每增加0.1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230万人就业，带动农民增收193元，而且增长潜力很大。当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处于初级发展形态，加工水平和层次不高，没有形成“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产品附加值水平低，最终导致农民增收能力不强。因此，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大力促进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集约化经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引导农民尽快走上致富的道路。

4.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有效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农民的数量，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之一。为此，我们必须加快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前，尤其要搞好小城镇建设。小城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重要选择，在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方面具有大中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搞城市化建设必须把小城镇建设放到重要地位。要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突出特色地发展县城和小城镇，促进人口、经济、建筑、文化、信息等要素在城镇高度集聚和整合，使小城镇成为二、三产业的集中地，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渠道，形成较强的经济辐射带动能力。与此同时，还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户口迁移政策，消除小城镇发展的体制障碍。

5.切实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正当权益。鼓励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是活跃城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方式。为了切实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尽快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深化城市用工制度改革，解决城市农民工面临的各项问题。一是要加快建立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和增强农民就业务工的能力。二是要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切实解决他们在土地承包、工资支付以及工伤和职业病保险方面遇到的各种纠纷。三是要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通过逐步完善各种政策和机制，使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能够接受并完成必要的义务教育。四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力争把农民工的各项社会保障需求纳入城市整体制度规划中。总之，要尽最大努力为农民工排忧解难，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安心地在城市务工经商。

6.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可以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当前，在这方面需要做好三项工作。一是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适当降低设立金融机构的门槛。要通过积极引导和规范，允许农户建立和发展一些互助性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以满足广大农户小额、频繁的生活和生产资金需求。二是要建立有效的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国家应出台相关的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资金大量流出农村，支持资金向农村回流，使金融资金能够更好地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服务。

7.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是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国家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到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性。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改变农村教育落后的面貌。一是要针对落后和贫困地区的农村，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改变农村教育发展不均衡状况。二是在确保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农村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三是积极构建多层次的农村教育体系，尤其是要尽快构建科学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搞好农村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8.搞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首先，要把充实农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如，在招聘乡镇公务员和事业人员以及“村官”时，可以尽量多招聘农业专技大学生；在职业高中学校，要尽量多设置相关的农业专业技术课程；在各类农业院校，可以把农村生源学生列入国家学费减免和生活资助范围，吸引更多的青年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其次，在实际工作中，要创新农业科技推广的方式和方法。如，可以通过建立农业科技培训基地，把农村基层干部、农民技术骨干和专业大户，分期分批组织到培训基地培训；以开展项目的方式实施

农业科技推广；充分发挥远程教育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等等。

作者：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蔡红霞 来源：《理论前沿》2009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