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民增收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出路

第一篇：当前我国农民增收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出路

当前我国农民增收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出路

黄 宇王 薇张 敏孙斌赵峰峰吕学哲

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的晴雨表，在近几年的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民收入又成了一个十分引人关注的问题。1998年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指导方针，这反映出党和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它不仅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综合反映和落脚点，而且是关系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缓慢增长的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到1997年时人均纯收入增长

4.6%，较1996年下降了4.4个百分点。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62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97年实际增长4%，增幅比1997年回落0.6个百分点。1998年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是来自工资性劳动报酬的增加，而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却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10.34元，较1998年增长2.23%，增幅回落了1.77个百分点。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42元，较1999年增长了1.82%，回落了0.41个百分点。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问题遇到了相当严峻的局面，农民的收入连续4年增长幅度下降，相当部分粮棉主产区和以农产品为主要收入的农户家庭收入绝对额减少。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速大幅度回落，从短期看是三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农业，由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及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增加收入的空间日趋狭小。其次是农村非农产业，受亚洲金融危机等环境变化影响，加上自身结构调整的滞后，1997年全国乡镇企业亏损面从上年的7%扩大到15%，从业人员净减少458万人，因而也不能对农民收入增长做出更多贡献。第三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随着国企改革的大力推进，城市下岗职工增多，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就业的竞争加剧，就业机会减少，再加上城市对外来农村劳动力的排挤限制，农民在农村以外寻求就业增加收入的道路愈来愈窄。除上述短期因素外，当前农民收入增长趋势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改革以来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手段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途径，刺激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二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非农产业，促进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调整，20世纪80年代初期，前者作用较突出；80年代中期以后，后者效果特别明显；90年代以来 1

两种手段并用，但农民收入经过一段时期增长后，增幅突然回落，这就使得当前农民收入问题变得非常复杂，若不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必将积重难返。

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若干思路

一、关于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农业仍是大多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提高农民收入，首先要把农业搞好。在计划经济时代，在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关于农业质量问题对农民并不重要。当时消费者“饥不择食”对产品质量并不讲究。因此，那时农民搞“产量农业”，增产就能增收。现在农产品普遍供过于求，在这种形式下抓农业，就不能像过去那种一般意义上多种点什么、少种点什么的适应性调整或边际性调整，而是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性调整，是在农产品供给有余的格局下，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使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益有一个新的飞跃。

第一，大力提高农产品质量，推动农业从过去只注重产量的增加向稳量提质的方向转变。现在来自市场的信号清楚的告诉我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买方的挑剔性选择增强，对农产品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一些地方出现卖难，难就难在产量虽高，但品种质量不对路，不是市场无情，是品种质量对市场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靠产出能力的扩张，已很难让农民的钱袋鼓起来，所以要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积极推进结构升级，发展富有竞争力的优质农业、特色农业，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大力研究推广以提高质量为目的增效技术。必须清醒的看到，现在农民增收主要是依赖整体性的产业提升。因此要下决心压缩低质品种，扩大优质品种，尽快扭转品种单

一、产量型为主的格局。这同时就要求大力推广科技兴农，在思路上创新，大力提高科技对农业增收、农民增收贡献水平，把研究推广既能增产又能增质、增效的先进技术作为“重头戏”。农业科研部门要更新思路，把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效益型技术问题和培育优质品种作为首要任务，解决农产品品位低、质量不高的问题。同时，要对传统老品种进行技术改造，用新技艺、新工艺进行嫁接，加速农产品的更新换代。

第二，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发展特色农业，把各地的优势发挥出来。要向特色农业挖潜力、要效益。作为一个地区来说，不可能作到所有农产品都达到自给自足，通常选择最具本地优势的农产品加以重点发展，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并通过市场竞争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一个地区在某些农产品的生产方面有所不为，才能在另外一些具有优势的农产品生产方面大有作为，有所不为是为了大有作为，两者互为条件。国家提倡的多种经营并不是各个地区样样经营。我们不能看到市场上某种或某些农产品价高好销，就不顾当地具体条件地一哄而上。这种跟着市场后面转的做法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比较稳妥的选择是，将当地条件与市场需求连接起来，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社会化服务，维护和提高产品的信誉，形成相对稳定的消费群体和销售区域，并不断增强产品竞争能力，努力开拓新的市场，使区域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得以充分发挥和逐步扩大。根据产品品质特征与地域的专一性和生产的季节互补性，因地、因品种、因时选择市场空档，并根据市场多样化需求，发展不同档次农产品，形成高、中、低档并举的格局，有效保持特色、特质和特价。

第三，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农产品增值也好，拓宽市场也好，还是靠加工。加工度越深，附加值就越大，市场也就越广阔。所以要下工夫改进农产品的采收、包装和贮藏保鲜技术，如分级精选、果实套袋、上蜡、印字等，改善农产品外观形象，提高档次，提高其附加值。

以上所谈提高农产品质量、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和扩大农产品加工是搞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途径。

我们认为，除了上述大的主要调整以外，还有许多实际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有些地方出现产品销售困难，不完全是品质问题，也不完全是市场不需要，而是市场开拓不力，产品在市场上没有站住脚。所以，要求农村的经济组织者，增强市场意识，向市场低头，把市场的研究和开拓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起点和归宿，摒弃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思维。还值得注意的是，各地产地批发市场建设滞后，功能单一，设施简陋，根本不能满足农民进入市场的需要，这是农产品市场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要把星罗棋布的“田头市场”升级为规范的批发市场，使农民便于销售，并直接感受市场供求价格信息。还有我认为农民普遍感到缺乏市场信息，各地应加快农村经济信息网建设，在各县市涉农部门和大型产品批发市场普遍建立农业信息终端和服务网，实施网上运营。

二、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农民增收困难，难就难在农民太多，不转移农业人口，农民增收就没有希望。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核心是向哪里转：

首先，乡镇企业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做出巨大贡献。乡镇企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低，其就业生成能力比城市国有企业要高得多，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现在，乡镇企业发展出现困难，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市场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新的环境下，乡镇企业不可能在所有的行业都与城市企业展

开竞争。在经济发展制度结构调整，大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出现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乡镇企业要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是保证乡镇企业持续增长和就业容量不断提高的关键。一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目前仍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农产品的深加工大都在城市。乡镇企业应抓住机遇，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再次创业的突破口。中西部地区既是农产品的主要产区，也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地方。今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主要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加工业，不仅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而且可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压力。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发展的规模和要求而言，农村第三产业总量不足，发展相对滞后。1997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全国为26.4%，农村仅为14.8%，第三产业占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全国为32.1%，农村仅为12.4%。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难以适应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须加快其发展：一是，重点建设好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开拓农村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二是，把交通、通讯、保险、金融、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重点，积极推动这些行业在农村的发展；三是，要开发农村房地产和旅游等新兴产业。

其次，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的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现象，从一个侧面表明，主要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就地吸纳模式，已无法解决数3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我们必须面对重新选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道路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我们认为，加快城镇化进程应成为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所以必须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农民就近转入小城镇就业，与土地的关系维持一段时间，既可以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本和就业风险，又可有效的避免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应在统一的规划下，以现有的县城为骨干，同时选择部分条件好的建制镇重点加以发展。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应主要通过自筹资金来解决，广开资金筹集渠道。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应本着共同享用，共同负担的原则来筹集，应鼓励农民自带资金进城办企业，发挥农民自己建城的积极性。此外，应搞活小城镇房地产市场，以地聚财，把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的收入作为小城镇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实现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结合，必须通过深化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发育要素市场，来逐步打破乡镇企业的社区封闭性，为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创造条件。

三、关于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问题

农业投资不足，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缓慢，从投资主体上看，包括国家，集体，个人投资不足；从投资形式上看，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投入不足，收入水平低，农业生产成本高而比较利益低，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是农民近年来对农业投资积极性下降的重要原因。国家对农业政策的倾斜不够，加之政策落实不到位，使得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虽然逐年增加，但农业支出与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为了加大对农业的支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要好好解决：

（一）现在农村有很多建设需要政府投入而政府未能投入，比如乡村道路，过去是地方财政拿钱，民办公助，现在地方财政困难无力投入。农村基础设施不改善，经济发展就受到制约。类似这样的问题今后怎么办，必须拿出一些实际的具体措施出来，国家基本建设只搞大项目，不管农村，这个做法应有所改变。

（二）有些该由政府支持的事，运做过程中又与财政原则相抵触。比如，产业化经营必须对龙头企业给予支持，一方面，它处于平均利润较低的行业；另一方面，它与大量的农户相连接，扶持它，等于间接地扶持了农户，但这些龙头企业是多种所有制形式，不应由财政拿钱去形成他们的资产。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好好进行研究。

（三）金融信贷怎么提供对农业的服务支持。目前，各类国家银行从农村吸收存款多，放款少，还有邮政储蓄，在农村也是只储不贷，农村资金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城市。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起来。支持农业，对农民来说，当前最亟待解决的就是金融信贷服务问题。必须尽快建立起对农业提供支持保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没有最初的资本投入，农民即便看准的致富项目也上不了，收入就很难得到较快的提高。

四、关于减轻农民负担

目前农民负担仍在高位运行，加大了农民征收的难度，1978--1988年农民收入增速最快，实际达到年平均增长11.8%，农民负担运行平稳，但1989--1991年农民收入增长停滞，但负担性支出却连年增长，1992--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波动加剧，农民负担增幅高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的12.6个百分点。

切实减轻负担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农民负担沉重是在农业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农村地方政府巨大的支出压力和向农民收费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双重作用的结果。从当前来看，按照中央的要求切实把农民负担减下来，的确对农民增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从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就必须着手进行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即首先应大力精简基层行政机构，压缩县乡和村级干部编制，切实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其次，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将农民必须承担的合理的负担用制度形式规定下来，实行农村的税费改革，使农民负担收费有章可寻，增强透明度。农民负担问题解决的好就为农业增

效和农民增收营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农民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以上各种方法都有其可取之处，但作用大小是有区别的，我们要把工作重心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认为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因为农民增收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靠农民自己，国家的投入和减负虽然都很重要，但毕竟属于外在因素，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集中于纯农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这两项，只有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过剩的农业人口从源头上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

主要参考资料

1.段应碧，“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经济问题》 2001年第8期

2.张开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途径探索”，《农业经济问题》 2000年第7期

3.马成文，“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系统分析”，《农业经济问题》 1998年第6期

4.段应碧等，“收入增长·就业转移·城镇化推进 ”，《农业经济》 1999年第3期

5.农业部课题组，“21世纪初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农业经济》 2000年第9期

6.《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7.李炳坤，“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农业经济问题》 2001年第3期

第二篇：浅谈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出路

浅谈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出路

刘华光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LiuHuaGuang

（GuangDongpolytechniccollege, Guangdongguangzhou, 510520）

作者简介：

刘华光（1976—），男，汉族，广东广州人，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会计税务

摘要：

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体制框架，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了财政税收的稳定增长。然而，由于现行财税体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致使其在执行过程中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难以满足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利于我国财税体制的科学发展。为此，进一步深化我国当前财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本文在分析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问题的基础上，对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出路进行探析。关键词：财税体制；分税制；税制改革

一、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的问题

（一）分税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然而其在执行的过程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上下级政府之间呈现出事权模糊不清的现状，导致财政与事权不相匹配。虽然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原则上明确了中央与地方地府的事权和财权，但是在执行中两者矛盾依然突出；其二，尚未规范划分财政收入预算级次，国地税的收征管不协调，同时在地方税收方面，其税收权利被严重弱化，财政收入空间一再被积压；其三，税收立法滞后，中央政府没有赋予地方政府足够的税权，并且其自身的税收管理制度也尚未健全；其四，转移支付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宏观税负不合理

这里的宏观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而宏观税负则可通过国家一定时期政府获得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政府获得收入总量的表示方法有以下几种：

税收收入、财政收入、政府总收入等等。收入表示方法的不同，会使判断宏观税负高低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以2010年为例，通过计算得出的宏观税负比重如下：18.03%、20.4%、30.51%。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在2010年宏观税负的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非常接近，但是，这与我国的现状却极为不符。现阶段我国的经济还并未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社会发展程度也并不是很高，而宏观税负偏高，会造成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加重，这极其不利于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企业的长远发展，若是宏观税负始终保持这种偏高不下的情况，势必会对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扩大内需战略方针的实施带来影响。

（三）税制结构缺乏合理性

目前，我国税制结构存在十分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其一，税收的整体覆盖范围较窄且税收的种类也不够完善。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尚未建立与不动产保有环节相关的财产性税种，并且与提供公共服务相关的税种也比较缺乏，如社保税、教育税等等，除此之外，一些可以对社会分配功能起到调节作用的税种也尚未纳入到税种体制当中。由此可见，对我国当前的税种进行健全和完善已经势在必行；其二，主体税种的结构十分不合理。我国虽然已经实行了双主体税制，即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双主体税制结构却并未形成，税制基本上仍是以流转税为主。若是不能尽快改变这一现状，会对主体税种间的配合以及收入的再分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三，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弹性不足。一直以来，我国的资源税采取的都是从量定额征收的方式，这种征收方式很难对资源过度开采起到抑制作用，极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四）预算管理体制不完善

我国预算管理体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预算的覆盖面积较小。现行的财政预算没有全面覆盖到政府财政收支活动，存在庞大的预算外资金收支情况，尚未将其纳入到政府预算体制和财政监管的范围内；其二，预算体系不健全。我国没有对社会保障预算，以及覆盖政府资产经营活动的独立资本预算进行单独编列；其三，预算管理体制存在缺陷。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的职责没有切实划分开来，使两者集于一身，在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前提下，没有充分披露财政收支

信息，导致预算资金的分配不完善、不透明。预算在执行时，随意调整预算的情况频频发生，严重影响到财政预算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执行效果。此外，财政预算与国家计划、中长期发展规划缺乏必要衔接，使得财政预算与国家发展规划呈现出脱节的状态；其四，我国现行预算编制方法有待于改进，存在准确性和科学性不足的问题。

（五）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性和透明性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现行转移支付项目设置过多，且实际操作不规范，难以与国际接轨；其二，“税收返还”仍然在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其三，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较小，不足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比例的十分之一，而相比之下，专项转移支出规模过大，同时存在使用不规范、种类设置不科学的问题；其四，我国转移支付标准一直沿用“基数法”的方法进行确定和分配，导致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情况不合理

二、我国当前财税体制的改革出路

（一）建立健全分级分权财政体制

现阶段，我国税制新一轮的改革内容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几项：出口退税制度改革；对各类企业的税收制度进行统一；对消费税进行完善，并合理扩大税基；增值税由传统的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并将设备的投资归入到增值税抵扣的范围当中；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改进，实施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实行城镇建设税费改革，并在具备一定条件时对不动产征收统一的物业税，同时取消一部分相应的收费；在对税政进行统一的基础上，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政管理权；为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创造良好的条件。为了适应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要求，应当建立健全分级分权财政体制。该体制应当符合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和税制改革的需要。可在合理设定政府层级的条件下，对各级政府的事权及支出责任进行明确划分，并对收入权利和能力进行合理划分。一方面应当持续不断地提高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并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入比例进行合理划分；另一方面应当强化中央与省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合理适当地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支出责任，并对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支出比例进行合理划分。

（二）建立高效的财政管理体制

加快建立并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首先，应当逐步实行一体化的税收征管机构；其次，应建立以省、市为基础对县级财政进行管理的新型体制；再次，应对现有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最后，应建立地方公共债务管理制度，借此来对县乡政府的历史遗留债务问题加以解决。为此，应当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债务融资权利，并为其创造一些正常的融资渠道，同时还应加大对地方债务的管理力度，可在对现有债务进行分类和分类处理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地方债务管理的新方法，有目标、有步骤、有计划地允许地方政府以收入债券的方式为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进行融资，随后按照实际情况，逐步扩展为一般责任的债券融资，进而形成规范、完整的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制度。

（三）建立健全税收制度，构建公平合理的税负结构

我国应当建立健全税负结构公平合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首先，为了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应当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税外负担，强化政府性收入的规范性，逐步取消体制外收入，在完善预算管理体制的基础上，稳步提升宏观税负水平；其二，提高国家税收收入中直接税的比例，使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接近，推动以直接税为重逐步向以间接税和直接税并重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转换，并对间接税和直接税进行优化配置；其三，促进增值税转型，完善各级政府的主体税种。我国可适当借鉴国际经验，将增值税和所得税全部纳入到中央财政主体税种的征收范围内，而将营业税作为省级政府的主体税种进行征收。同时，将新增加的物业税纳入到市、县乡政府的主体税种结构中，并建立健全环境税收，完善资源、环境税收的相关制度规范。

（四）建立健全预算管理体制

我国要根据国情需要，建立预算编制和执行相分离、国家中长期预算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协调的新型预算体系，并制定与此相应的预算管理制度。国家要不断扩大预算覆盖范围，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新型预算体系，使预算体系涵盖资本性预算、经常性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等，尽最大能力将政府所涉及的财政性收支活动均纳入到预算管理体系中。

（五）建立合理搭配的转移支付体系

该体系应当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支付合理搭配为前提。首先，应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整体比例，并对其结构比例进行合理安排；其次，应对增值税

分享以及税收返还制度进行改革，借此来稳定转移支付资金的来源；再次，应对现有的转移支付分配方法进行改革，建立公开、透明、科学、合理的公式化资金分配制度。应对现有的以基数法为基础来确定转移支付数额和支付水平的作法进行改变，并积极探索采用包含以土地面积、区域人口、人均财政收支状况、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以及公共服务成本等因素在内的因素法对转移支付数额和支付水平进行测算，这样可以使计算的结果更加科学合理、详实具体。

结论：

总而言之，在当前的新形势下，为了解决我国财税体制面临的诸多问题，对其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不但能够对社会资源配置进行合理优化，而且还能够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这既有利于维持我国当前经济秩序的稳定，确保科学发现观的贯彻落实，同时，还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此可见，财税体制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王恩胡.铁卫.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09(02).[2]刘晓萍.目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展及主要问题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0(04).[3]余海波.论现行财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东方企业文化.2010(08).[4]王恩胡.铁卫.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09(02).[5]刘晓萍.目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展及主要问题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0(04).[6]张海霞.李力科.对我国地方税制改革问题的探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12).[7]陈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思路分析[J].国际商务财会.2009(12).

第三篇：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问题

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问题、趋势与政策建议 摘 要］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面临着技术(融资、税收、监管、运营)、制度(外部、内部)、文化(定位、评价、宣传)三个层面的问题，呈现出从户间合作向社际联合迈进、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拓展、从横向合作向纵向合作深化、从传统合作向新型合作演变、从百花齐放向产业分化过渡、从弱外部性向强外部性延伸的趋势。基于此，应采取以下对策: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分类指导，内生成长驱动，利用社会资本，上下系统支持。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趋势;政策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后，宽松的法律与政策环境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全国迅猛发展。国家工商总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上半年，全国实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44.6万个，比上年增长 17.66%，是各类市场主体中增长最快的(内资企业增长 5%，外资企业增长 0.15%，个体工商户增长 4.29%);农民专业合作社出资总额达0.57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26.1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 6.44 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0.36%，出资总额为 0.1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95%。我国目前实有入社农户数量为 3750 万左右，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14.3%。合作社广泛分布在种植、畜牧、农机、渔业、林业等农村各个产业领域，在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基本权利、增强农业竞争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本文拟以近期调研数据为基础，力图归纳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其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合作社发展面临的问题很多，有来自外部的，也有合作社内生的。我们可以尝试从三个层面来透视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依次是技术层面(现实问题)、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

(一)技术层面

1.融资问题。当前，合作社融资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一直束缚着合作社进一步成长壮大。其实，在银根紧缩的宏观经济大背景下，所有的市场主体几乎都面临着融资难问题。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合作社的融资问题具有其特殊性。按融资渠道来分，合作社融资问题又可以细分为外部融资问题和内部融资问题。外部融资问题主要是因为银行、信用社等信贷机构还不太认可农民专业合作社这类市场主体，这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较为宽松的成立条件和运行机制有关，所以很多合作社理事长一般都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去贷款。另外，由于《合作社法》对持股比例的限制，合作社的内部股权融资渠道也受限;如果无视股权设置，则往往出现一股独大现象，有违合作社的“人合”本质。

2.税收问题。一是地方执行问题。“上有免税政策，下有收税对策”，这是一些合作社普遍反映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合作社的税负更重一些。因为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农业一般是当地主导产业，如果大家都成立合作社，而地方政府又不能对合作社收税，则地方财政就会受到较大影响。所以，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一些地方的国税系统对合作社不收税，而地税系统还是在收。此外，有些企业利用合作社税收减免政策偷税漏税，这也是地方税收机关对合作社照常收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对合作社的认识问题。一些人认为合作社扮演的其实是销售农资、收购农产品的中间商角色，其高价卖出农产品和低价买进生产资料的对象是市场与资本，而低价买进农产品和高价卖出生产资料的对象是小农，这和一般的小企业、个体户、经纪人没有本质区别，理应收税;而且，一些合作社在运营过程中，把农资卖给农户需要税票，收购农产品后卖出又需要税票，这更增强了地方政府收税的合理性和便利性。有的合作社通过适当的方法来进行合理避税，如采购农产品时采用社员需求登记制，农资一起买进后分配给社员，用“分配”代替“卖”。三是税务设计问题。很多地方在税务设计上存在缺陷，没有农民专业合作社代码，这使得合作社在与其他市场经营主体交易时不得不使用企业税票，缴税也成必然。

3.监管问题。虽然《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地方农业主管部门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日常管理部门，但是发改委、财政、税收、土地管理、供销、科协、经贸、银监等部门都或多或少地在影响着合作社的发展，这些部门职能的“缺位”、“错位”和“撞车”现象也经常发生，合作社管理体制还不够顺畅，“操好心，办坏事”的事情时有发生。虽然有了地方法规或者政府文件，但如何正确、恰当地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其健康发展，仍然处于探索之中。此外，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存在着过度干预现象，比如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些地方的监察部门还对合作社进行“小金库”检查，一些地方的残联等机构到合作社收取“残疾人就业基金”等。

4.运营问题。当前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内容单一，并缺乏严格的制度规范，有的甚至出现管理混乱现象，有和没有一个样，这就使其难以抵抗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无法开展实质性经营活动。此外，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起时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草根性特征，很多就是当地能人或村干部发的，依靠的是家族或村落之间的亲缘和地缘关系;有的发起人既是理事长又是经理，一人或少数人控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广大农户的参与度低，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成立时根本没有章程，或者只有简单的章程，各方面的责、权、利关系不明确，没有形成符合合作经济规则的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没有规则、规则不规范、有规则不能真正执行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

(二)制度层面

1.外部制度问题。外部制度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部门和合作社的关系问题。焦点之一是在当前我国合作经济的发展中，政府究竟应该起什么作用，是起到简单的“守夜人”作用，还是“拐杖”作用? 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只要政府插手，农民专业合作社就会“变味”，最后自行消亡，因此，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政府千万不要插手。这涉及在实践中地方政府机构如何操作的问题，尤其是《合作社法》出台后，地方政府在法律规范下如何把握操作的“度”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焦点之二是各部门间的协调问题。合作社管理千头万绪，不是一个部门出台一个办法就可以解决的，如农业主管部门也知道要解决合作社的融资难问题、税收负担问题，但其根本就无力解决，有时连找相关部门协商的力量都没有。说到底，各部门对合作社的管理逐渐演变为各部门间的力量博弈，一些地方要制定合作社发展规划，必须由当地的人大或者发改委来牵头协调。

2.内部制度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着企业和社团双重性质，既不同于农业龙头企业，也不同于专业协会，其制度安排有特殊性。因为合作社既发挥了家庭经营的优越性，又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规模经营，所以，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农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合作制也存在着激励不足、产权不清、协作困难、存在“搭便车”问题和决策效率低下等制度缺陷，这是合作制被经济学家广泛质疑的原因，也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文化层面

1.定位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几组十分矛盾的双重角色: 既要带动农业相关产业的发展，又要维护散户、小户的农业经营权利;既要营利、保证效率，使合作社能正常运营，又需要体现公平、体现其益贫性;既要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又需要在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发挥公益作用;既要让农户实现抱团闯市场，又要做好农业生产经营分工中农户家庭生产与合作社规模经营的配合;既要有资本收益，又要照顾社区群众福利。正因为一直以来对合作社的定位具有争议，这使得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农户都十分茫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糊涂”的境况中发展，合作社的外部制度也比较混乱，比如赋予合作社公益性质，但在批地、信贷和税收上又不给予其实质性支持。在一些地方，合作社甚至还成为实现部门利益的工具，各种扶持项目和资金被相关部门和典型合作社瓜分，而“量典工程”(在合作社数量增加的同时，着力培育几家典型合作社)还可以使地方政府在推动合作社发展方面政绩斐然。可见，合作社发展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而要使这个系统能正常运转，首先必须解决合作社的定位问题。

2.评价问题。合作社的绩效评价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在没有辨明合作社的真假之前来讨论合作社的绩效问题无任何意义，如果一个组织连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还搞不清楚，其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也必然是不恰当的。其实真假合作社之辨可能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各个合作社合作性的强弱可能有差异，但是这些合作社都能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户增收，为新农村建设作出贡献。如果保护农户利益的目的达到了，其是否参与管理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也许我们应该多强调合作社的民主控制而非民主管理。普通农户只关心三点: 一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有加入和退出合作社的选择自由，三是加入合作社要有实实在在的好处。而对于已经加入合作社的社员来说，他们最想要的是制定合作社章程时的权利，至于章程里的各种规定，只要大家达成共识，也就无所谓是否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农户对合作社的满意度、合作社提供服务的能力、合作社文化等，这表明对合作社进行评价的标准在发生变化，从“真假”逐步过渡到“好坏”。评价问题直接影响到合作社采取怎样的内部制度安排，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定论，不可模糊。

3.宣传问题。《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成立合作社的高潮。但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宣传上还不是非常充分。在很多地方，有些农户还是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人民公社混为一谈，而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混为一谈的更是常见。更有甚者，有的农户连自己是不是合作社成员都不知道，有的农户只知道公司，不知道合作社。虽然从数据上看，全国有 14.3%的农户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但是其中真正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并不多，甚至一些合作社主管部门也没有准确把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涵。

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

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目前农业发展现状，我们发展农民合作社主要学习的是欧美专业合作社的经验，这从《合作社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中就可以发现: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同时，十七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指出，要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从当前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来看，至少呈现出如下六个特征:

(一)从户间合作向社际联合迈进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从以前单个农户之间的合作向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的合作迈进。社际合作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是成立合作社联合社，在一个区域内把涉及某个农业产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甚至包括当地该行业的农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农资供应商以及相关政府事业单位等)联合起来，共同促进该产业的发展。虽然目前法律上还没有认可合作社联合社的市场主体地位，但是合作社联合社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了，如北京密云的奶牛合作联合社、山西犇牛奶牛养殖联合社等;一些省市还由相关部门牵头成立省一级的合作社联合社，如浙江省、天津市等。二是进行合作社之间的合并，把多个小合作社合并成大合作社，以提高市场谈判力或实现规模经营、创立品牌。

(二)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拓展

从最初农业技术协会到当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其实就体现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功能拓展的趋势，原来只是提供农业技术服务和信息服务，现在的合作社一般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都包含进来。具体地说，农户可以专心于农业生产，而将其他农业经营活动(农资采购，新技术选择，信息获取，产品分级、包装加工、运输营销以及品牌化经营)分离出去，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来统一经营与提供服务。如此，则可以实现农业生产与农业经营合理分工，形成“生产小规模，经营规模化”的格局，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同时，随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农户资金需求也日益增加，而当前的农村金融体系还无法满足农户的资金借贷需求，专业合作基础上的资金互助模式在许多地方悄然兴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服务功能与日俱增。与一般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相比，在专业合作基础上发展资金互助模式具有离金融需求更近、能克服信息不对称、两种合作互相促进、套用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范围经济等内部优势，加之专业合作社已蓬勃发展、国家高层认可、信贷机构面向“三农”等外部机会，应进一步推动该模式的发展。但同时该发展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内部劣势与外部威胁，要因地制宜，立足于服务内部社员，互助资金需封闭运作，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尝试建立两级资金互助网络。农民专业合作社除了可以发展社员资金互助外，还可以给社员提供贸易信贷，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社员生产资金短缺的问题，也能为合作社进一步发展提供周转资金。

此外，随着功能拓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功能，与村集体经济与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如成立村里的林业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开始逐渐加强。除了经济功能以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文化功能、政治功能也在逐步显现，如在合作社内成立工会，组织文体活动;成立党支部、团支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地区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成立了消费合作社(为村里的红白喜事提供烟酒服务)、物业合作社(抱团解决新农村物业问题，如村庄环卫等)、乡村旅游合作社(在合作组织发展较为普遍的台湾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大陆地区最近也开始出现，如山东省曲阜市雄鹰农业旅游合作社)等。此外，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拓展还体现在经营多元化上，比如一些养牛合作社开始兼营养猪、水稻种植合作社开始兼营养蟹等。这些现象都预示着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拓展的趋势，出现了专业规模经济与多元范围经济双轮驱动的合作社发展模式。(三)从横向合作向纵向合作深化

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来看，一般是先有横向合作，然后逐步向纵向合作深化。所谓横向合作，就是相同生产类型或从事相同农业生产环节的农民之间的联合，以增强其市场谈判力，而且这也起到了加强农户之间的互助和生产设施规模利用的作用。这是农民创办合作社的最基本动因之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农户若只从事农业生产环节的劳动，则得不到产业链中其他环节的利润。于是出现了以产业上下游主体间的合作为表现形式的纵向合作，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纵向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获取产后增值收益和争取市场份额。实践中这样的纵向合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是由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己去创办该产业的上下游实体，如生猪养殖合作社自己创办饲料加工厂和肉制品深加工企业;另一种形式是与现有的生产资料供应商与营销商合作，形成类似“农户 + 合作社 + 龙头企业”的模式。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都不具备纵向深化的条件。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建立示范小区、兴办加工厂、配套相关设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扩大生产规模等都列入了合作社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但是要实现规划中的目标，合作社还面临着资金、土地、人才、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与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相比，合作社在获得这些硬件和软件的支持方面并没有优势，甚至还有劣势，所以一些社办企业一般实行股份制，而并非合作制。一些地方的农户曾有以下疑问: 合作社是不是公司的初级阶段，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是否应该向公司制靠拢，城里人能用公司制为什么我们农民不行? 农户的朴素想法是，不管是合作制还是公司制，只要能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哪个实用就用哪个。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都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四)从传统合作向新型合作演变

与国外农业合作社发展趋势一样，在目前国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类似于“新一代合作社”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不少，特别是在一些需要较大资金投入与深加工设备配套的农业产业中更是如此。“新一代合作社”的主要特征是在合作社中引入了股权因素，体现“比例原则”;同时，“留股不留人”，使合作社内存在激励机制。但是，与欧美的“新一代合作社”相比，国内的“新一代合作社”也有其不同之处。欧美的状况是以农民合作为主、股份合作为辅，而国内目前的状况是大户或农业龙头企业牵头，合作成分较少。

对于这样的合作社还算不算是合作社的问题，国内学界也有争论。我们认为，从农业产业发展和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角度来看，这种类型合作社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它是分散的农户应对市场竞争的一种策略，而且是农户自愿选择的结果，对农户增收、农业增效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有其存在的价值;此外，由大户和龙头企业来领办合作社也是当前中国合作社发展的现实选择。但是，对这一类合作社的运作还要进行严格引导与规范，真正落实“民管、民办、民受益”的办社原则。

(五)从百花齐放向产业分化过渡

《合作社法》颁布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产业涉及种植、养殖、农机、林业、植保、技术信息、手工编织、农家乐等农村各个产业，业务活动内容涉及农资供应、农技推广、农产品加工、储藏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合作社的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但是，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和国外的农业合作社一样，国内合作社的发展也有着明显的产业特征，合作社发展的质量开始出现分化。一些以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为办社依托，紧紧围绕特色、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而培育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更能带动当地农民调整农业结构，以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来增强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和提升营利能力。总的来说，像果蔬、林业、奶业、烟叶、水产、花木等相关产业的合作社成长比较迅速，逐步发展成促进农业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一些大宗农产品合作社的发展则比较缓慢。

除了发展速度和质量上的差异外，合作社的类型在产业间也出现了变化。如在林改推进较早的福建、浙江等地区，目前出现的林业合作社类型至少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专业合作社，也是较为普遍的，其运作模式和一般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类似，即农户专心于农业(林业)生产，而将其他经营活动分离出去，由合作社统一经营与服务;另一种是股份合作社，即林改后，农户将手中的林地、林木产权经资产评估折成现值后入股，成立林业股份合作社，由合作社来负责一切林业生产与相关的经营活动，最后的合作社收益实行按股分红。又如，很多奶业合作社是围绕奶站成、成立的，而且是由相关政策制度所催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家加强了对生鲜乳收购环节的监管，《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生鲜乳收购站应当由取得工商登记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畜养殖场、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也就是说，只有这三类主体可以申请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对于分散的奶农来说，组建合作社是获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的最便捷途径;许多奶站也不得不通过和奶农一起组建合作社来获得收购许可证。

(六)从弱外部性向强外部性延伸

合作社原来是弱势群体的联合，其成立的本意是益贫，虽有价值尺度的功能，但与外部的联系并不强。随着合作社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其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显示出愈加强烈的外部性，而且是正外部性。如通过组织信誉机制保障农产品食品安全，通过减少流通环节来稳定农产品价格，通过技术传播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互助机制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通过合作社内的思想政治工作促进农村的和谐稳定，通过合作社的岗位来解决大学生基层就业问题等。总之，作为一个抓手或一个平台，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然成为农业、农村工作的“香饽饽”，得到各相关部门的厚爱。

三、政策建议

(一)因地制宜发展

当前我国存在着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经纪人等多样化的农业经营主体，其实，这些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是在农业分工状态下，各市场主体比较产品市场和不同类型劳动市场(生产劳动与经营劳动)的交易效率后选择不同的剩余权利赖以实现的最优分工组织形式的结果。也就是说，每种农业经营主体都有各自存在的条件，没有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最优的均衡结构，不必用一种方式去否定另一种方式，应该尊重市场主体的自愿选择，允许农业经营主体多样化，不能过多干预。

现阶段，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推广、培育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时存在着较大的盲目性，各地生搬硬套、盲目注册以完成任务指标的做法屡见不鲜。许多考察团队到山东、浙江等合作社发展较好的地区调研后，都感到一切照搬是行不通的，无论是合作社类型选择，还是合作社成长路径把握，都需要自己摸索。总之，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根据当地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发展情况以及资金、土地、人才的具体配套来因地制宜地发展。

(二)产业分类指导

产业分类指导中需要把握两点: 一是要认识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有一定的农业产业基础。有农业产业基础才能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有产业集群才能做大做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现阶段发展状况比较好的合作社，一般都有当地的特色产业，如浙江的上盘西兰花合作社，整个上盘镇农民都是种西兰花的;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的奶牛合作社也一样，奶牛养殖是当地的主导产业。二是要按产业对合作社进行分类指导。果蔬、养殖、水产、林业、奶业、烟叶、茶业、花木、农机、油棉粮等产业的合作社都有自身发展的特点，有自己的合作社发展模式，如果一刀切地指导，往往会事倍功半。

(三)内生成长驱动

在调研过程中，一些合作社理事长和基层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们，“现在搞合作社研究，不能再去做要不要办合作社的研究，而是应该去探讨合作社的内部治理问题和成长问题，即如何使合作社做好做大做强”。的确，在合作社迅猛发展起来后，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合作社自身成长，关注合作社的内部治理。同样是在合作社发展初级阶段这个外部大背景下，有的合作社快速成长，有的合作社却形同虚设，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是什么样的内生原因使合作社成长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是内部资源整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等)，核心能力培育(组织能力、经营能力、技术能力、制度设计、战略创新等)，还是服务功能拓展(产前农资服务、产中技术信息服务、产后加工销售服务等)? 在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外部支持力度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合作社的内生成长驱动机理需要进行好好总结与改进，而不是一味简单地强调政府加大支持合作社的力度。

(四)利用社会资本

农民专业合作社被经济学家质疑的原因之一是其制度设计激励不足且交易成本过高，但是由于合作社扎根在农村，可以利用乡土社会的一切社会资本。我们要充分利用农村社会资本来降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成本，增强合作社的稳定性。举个例子，在理事长的选择上，本来资本数量可以体现出持有人的经营能力，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里大家的资本额都差不多，怎样才能选出有经营能力且有动力去搞好合作社的带头人呢?农村社会资本起着关键作用: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每个孩子都是人家看着长大的，一个人经营能力的强弱村里人都心知肚明，连其品德与习性都了如指掌，广大农户很容易推选出一位出色的经营者，这里不需要资本来传递信息;此外，这位经营者也承受着压力，他不敢乱来，若有能力，他会出来带领大家致富，没能力就让贤;在农村，口碑与面子很重要，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激励，这从许多合作社理事长在谈到自己的使命感中就可以感觉到。除了上面提到的激励作用外，农村社会资本还可以保证社员对理事长的信任，增强理事长对合作社发展的信心等，所以我们在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发挥农村社会资本的作用。

(五)上下系统支持

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着技术(融资、税收、监管、运营)、制度(外部、内部)、文化(定位、评价、宣传)三个层面的问题，呈现出从户间合作向社际联合迈进、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拓展、从横向合作向纵向合作深化、从传统合作向新型合作演变、从百花齐放向产业分化过渡、从弱外部性向强外部性延伸的趋势。合作社复杂的发展局面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思考，合作社的发展也需要有一个系统工程的支持。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进行制度设计，协调各方利益，实现良好的博弈均衡态势;另一方面，需要有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要尽量让他们自己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设计上进行探索，而不应该给予基层条条框框。

第四篇：新时期农民增收面临问题调研报告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县农村办组织干部下基层，采取组织座谈、查阅资料、问卷调查、实地了解等方法，认真剖析当前我县农业增效、农民持续增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取得了初步成效。

我县农民增收现状

多年来，**县以强化农业基础为重点、以改善民生为方向、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不

断深化农村改革，为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2008年，全县粮食总产45.9万吨，同比增长6.6%；农业总产值达到51.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498元，保持了持续增收的良好格局。

从农民收入来源看，农业、畜牧各占43%，林业占0.7%，渔业占9.6%，其它占3.7%。种养业收入已成全县农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转移就业成为农民增收亮点，全县转移就业达到14.5人次，转移就业涉及餐饮、服务、旅游、加工、修理、建筑等行业。

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

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产业结构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特色农产品规模小，产品质量不高，形不成足够的市场竞争力；投入与收益形成反差，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不断上涨，而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有限，难以抵消增幅更猛的农业生产成本，农业收益呈逐年下降趋势；劳动者素质还需提高，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对农民的生产技能要求越来越高，给农民依靠科技实现增收增加了难度；富余劳动力转移受阻，由于金融危机影响，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大量工厂关闭或倒闭，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的机会大大减少,导致农民的增收渠道减少。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对策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抓好农民增收政策的落实，真正把扶持农业、支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确保农民得实惠。

打造优势产业。围绕“建设国家级优质粮棉油猪渔生产基地县”的目标，稳定发展粮棉油等传统产业，每年优质水稻面积稳定在100万亩以上，优质油菜65万亩以上，优质棉35万亩以上；年出栏生猪100万头以上，水产品起水总量稳定在6万吨以上。重点培育柑橘、蔬菜、葡萄、食用菌、茶叶、杨树、油茶、獭兔、蜂蜜、蛋鸡等10大高效产业，壮大规模、提升品质。依托区域和资源优势，在县城郊区开发10万亩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在207国道沿线建成3万亩优质葡萄生产基地，在涔北丘岗地区建成10万亩优质柑橘、20万亩优质棉花、30万羽土鸡及土鸡蛋生产基地，在道河、金罗等乡镇建成5万亩油茶生产基地，在太青山建成万亩有机茶生产基地。

突出加工转化。依托龙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组织+农户”生产经营体系，增强市场风险抗御能力。发展合作组织，重点扶持与发展葡萄、生猪、獭兔、蜂业、蛋鸡、水产等10家专业合作组织。搞活产品流通，形成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分层集中外售的新型营销网络体系，减免农产品运销环节收费，严格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强化科技支撑。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专业大户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广泛开展技术合作，培育一批农业科技示范基地、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和科技示范户。全面实施科技入户、测配方施肥、超级稻推广、农业标准化等工程，逐步形成县、乡、村、户四级联动、齐抓共管、规范运作的新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机制。

落实惠农政策。落实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生猪母猪补贴、家电下乡补贴等农业补贴政策，落实退耕还林、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惠农政策，严格实行“一卡通”，确保各项惠农政策资金及时足额兑现到农民手中。加强农民负担监管，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第五篇：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与出路

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与出路

赵君、刘涛

在农村发展这个问题上，国家一直在强调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从“多予、少取、放活”到“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再到《决定》中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的指导思想，国家一直在关注农民增收问题。但是从现实来看，农民增收依然困难重重，原因何在？出路何在？

一、税费改革带来的增收难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工业化体系的完善，国家开始采取“以工补农”的政策：实行粮食直补、降低和取消农业税费，使得农民的处境得到较大的改善，农村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好局面。时过境迁，几年后我们发现农民增收的空间是仍非常有限，“谷贱伤农”的局面屡次出现，甚至出现了“农田丢荒严重，政府须予重视”的呼吁[2]。诸多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制度变革忽视了农民的需求及其造成的意外后果。俗话说：兴一利必生一弊，取消农业费税通过减负来增收，虽然既可以减轻了农民负担，又能够增强了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产生诸多弊端，其致使基层政府资源短缺，被迫精简机构。导致地方基层组织难以有效运转，不能提供必要的农村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不足，农民的生产成本提高，农民负担重新反弹。取消农业税使得在农民增收和减负空间都十分有限，这种情形下，国家再考虑增加农民收入就落实到资源投入上。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开始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其实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转移支付，首先由于转移经费漏洞太大，“瞄准率”太低，效果并不明显；其次，最为关键的是公共品供给方与需求方的错位，部门就可能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时，从自己的偏好出发，比如优先建设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通过粮食直补、农资补贴等方式投入虽可以直接解决农民的货币需求，增加农民的收益。但是这种增收的比重是微弱的，根本不能解决农民为孩子的结婚、教育以及自己养老的巨大开支。此外，农民的村庄共同体意识也在弱化，农民将更加“原子化”，村庄的人情味越来越淡。这极大降低农民在公共品供给上的合作性，在北方尤其体现在高成本的小水利设施盛行，农民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直接降低了他们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中国乡村虽然并不完全是“被土地束缚的乡村”，但是毕竟中国还有9亿农民，有无数的村庄，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积极的发展战略、快速的制度变革必会破坏其已然形成的结构。

二、农民话语权的缺失

在现代国家建设的道路上，体制的变革是不可或缺的，加之变革又在混乱的转型期，各种利益团体必然会有意无意的抑制处于底层农民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缺失是一直影响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最重要原因。这里所说的话语权，主要是指农民在政策的知情权、发展的决策权、管理的参与权、利益分配的监督权和公平的诉求权等五个方面，充分、真实、公开地表达自己意志和想法的权利。农民话语权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应该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但由于压力型体制中主要以政绩为主的评价机制严重压制了农民的话语权。尤其在一些富民政策中，地方政府不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不以农民需求为本位，而是以政绩取得的多少为意志。如对大棚蔬菜、烟草种植、果园扩建等“诱民致富”的政策实施中多强行摊派任务，根本不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致使政策变形走样，实施的结果就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由于不注重征求农民的意见，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诉求，使得新农村建设偏离了中央要求，甚至有的地方通过非法圈占土地搞开发，滥建示范园区，结果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资金，造成不少农民失去土地，失去生活依靠。很多农民不满地方政府的做法去反映问题，但是由于农民话语权缺乏保障，改革中的既得利益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一定程度上压缩农民参与空间，使得下情上达存在严重的阻塞，问题严重的地方甚至引发了诸多群体性事件。

除了变革对农民话语权的制约外，市场机制也在侵蚀农民的话语权，无论是作为弱势的农民还是符号化的农民工，都没有足够的可以与市场上其他阶层谈判的能力。最为明显的就是对粮食价格的担忧，粮价的微小波动都会对农民造成极大负担，从今年的经验来看，一旦市场控制了粮价，就很容易下跌。而农资价格却在不断攀升，这使得农民苦不堪言。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各级政府也很重视稳定农资价格，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农资价格上涨过快，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在市场中话语权过弱。农民话语权很大的国家，几乎很少存在农资价格上涨过快的情况。如日本，就是靠农协来增加农民的话语权。日本农协组合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企业”，不仅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系列服务，还为社员销售农产品、购买生产资料、仓储和加工服务、进行质量管理和市场谈判等。日本农民组织化程度高，农协掌握了70％的农资销售渠道，因此农资的价格由农协决定，这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农民话语权的增强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农民增收的出路

其实各国的历史都存在相似性，都经历百般挫折才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只是中国由于工业化的积累，使得农村起步较晚。于是在工业体系完备后，国家开始全力发展农业，各种现代性因素也随着乡村社会的打开而进入，当前的乡村社会正在发生快速变迁。农民的消费水平开始附着于全国性市场体系，消费开支和消费欲望都在增长。但是农民的收入依然薄弱，根本难以应对快速增高的消费水平。因此，如何在整个国民经济年增长率持续高涨的同时，使仍占64％的农业人口的收入稍有提高，这是个既现实又极有战略性的问题。针对两大制约农民增收的外部性问题，采取以下措施很有必要：

首先，当前改革引发的农村发展困境需要极力改善，这种困境是转型国家难以避免的，然而对于市场对农民的种种侵蚀，国家还需要加大支持力度，从治理结构上完善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国家支持不要仅仅以资金补贴到户或者转移支付的形式实现。因为资金转移到户只是增加了农民个体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对农民来说非常少。转移支付虽然可以解决公共品供给问题，但是难以避免基层政府的截留。因此最为根本的还是需要考虑服务型政府的建立，真正的改变政府“守夜人”与“撞钟者”的角色。这里，乡镇政府并不再仅仅扮演一个消极无为的消极行政者的角色，而要承担起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者、发动者、组织者和服务者的功能，如让农民的合作组织能够免税地进入这些尚能产生利润的领域，给农民提供一定分额的资金作为基金，循序渐进地开展各种自助活动，等等。

其次，需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一事一议等制度建设，在村民选举和公共品供给上真正可以使农民自主表达意见。在农民意愿能够充分表达的同时，使村庄干部可以代表农民的意愿，在各项政策的落实中以农民的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促进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此外，要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强化农民的法律意识，使农民的权利可以得到畅通表达。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在土地开发、市场交易中受到的不必要侵害。最后，落实这些策略的根本就是要使农民具有话语权，要增强农民的这种表达权利仅靠制度完善还不够。历史证明，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才有真正的力量，农民组织起来也是让农民拥有话语权的最有效办法。组织农民就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树立起“要发展就必须自己帮助自己”的理念，利用各种传统的村社组织资源走向自助和合作化之路。例如开办乡村老年人协会、加强文化建设等方式增强村民的连接性、合作性，以组织本身的努力来增进成员的利益，通过合作的规模经营生成规模效益。这样，农民就可以在市场中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农民的话语权才可以切实的保证，农民增收的目标才可以在局促的空间中实现。

作者简介：

赵君，郑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副研究员。刘涛，郑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