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农民增收的新思维

第一篇：关于我国农民增收的新思维

关于我国农民增收的新思维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其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推动理论创新是重要前提，加快制度创新是根本保证，促进科技创新是基本途径。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三农”问题中最突出、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以创新的思维、多维的视角深入研讨农民增收的新思路与新对策，以综合的措施推动农民收入的有效增加，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于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推动农民增收的理论创新

（一）科学把握资源配置两种机制的辩证关系，优化宏观调控，克服“市场失灵”。在资源配置上有两种机制，一是市场机制即“看不见的手”，二是宏观调控机制即“看得见的手”。联系“三农”问题来考察这两种机制的作用，我认为目前农民增收缓慢等诸多问题形成，说到底是由于在资源配置上出现偏差。市场机制倾向于把资源配置到非农产业和城市是必然的，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也有失灵的时候。针对市场失灵，宏观调控应起到弥补其不足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宏观调控方向也同市场机制一样，倾向于把资源配置到非农产业和城市，这样就放大了“市场失灵”的负面效应，导致农村经济总量太小，在农村人口总数大大超过城市人口的社会条件下，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必然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针对这一现象，当我们从资源配置的角度作出上述判断之后，改变这一现象的基本思路也就已经明确了，即转变放大“市场失灵”负面效应的宏观调控方式，转而变为对“市场失灵”进行弥补，亦即宏观调控要把资源有效配置到农村。但我国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还认识不到这一点，其理论根源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不同功能。在城乡关系上，他们以为同样的资源配置到城市效率会更高，是在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但是他们忘记了，市场失灵本身就会造成资源配置方面的损失，如果宏观调控再将市场失灵的负面效应放大，效率损失就会更大。如果宏观调控也按市场机制思路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只有宏观调控之名，而行越俎代庖之实了。

（二）深刻认识农村与城市经济的双向互动性，扩展农村市场需求。

宏观调控在资源配置方面，正确的方针应当是：给农村以资金，给城市以市场，二位一体。计划经济理论先工后农、先城后乡、反哺农业的基本思路，实践已经证明行不通。其最大缺陷在于没有考虑现代工业迫切需要市场的产业特点，未能深刻认识到城乡经济的双向互动性，看不到给农村以资金就是给城市以市场的辩证关系，阻抑了市场需求。日本与韩国发

展农业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在实现工业化或者说经济起飞阶段，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大规模向农业和农村投资。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二、加快农民增收的制度创新

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切实消除阻抑农民增收致富的体制性因素，推进制度、体制创新，是农民增收的根本保证。

（一）建立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制度渠道，从制度上保证国家决策代表和反映8亿农民的利益。

这包括在制度上使他们充分享有公共事务信息知情权、经济利益表达权、政治民主参与权、财政分配决策投票权，以及享有国家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公民权。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城市统治农村、政府忽视农业、市民歧视农民的不平等、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基本格局。这些权利的实现是激发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力量源泉，是改变农民命运、提高农民适应市场经济能力的重要保障。

（二）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大力推进城镇化战略。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状态下，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太低，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提高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数量，而减少农民数量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通过推动城镇化来增加农民收入，这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长期根本措施。

加速推进城镇化，让更多的农民不再是农民，首先必须从宏观上彻底摒弃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城乡隔离政策以及城市倾斜政策，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城乡平等发展的制度及政策体系。其次要重点建立城乡开放统一的要素大市场，尤其是城乡开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全面拆除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政策性樊篱，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功能性分割。特别要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把现有的以居民身份为主的管理转变为国际通行的以居民居住地为主的管理，彻底消除与农民联系在一起的种种身份歧视。

（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农业和农村投入倾斜以增加农民收入。

首先，要建立国家财政收入增量直接惠顾农民的经常性、制度性管道，为农民增收提供稳定的财政基础；其次，在具体的财政资金使用中，应逐步凸现对农民的倾斜，主要通过启动农村公共工程政策，增加对农村的投资，并让农民主要以“以工代赈”的形式物化这些投资，大力改善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基础环境，建设一批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的项目，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

（四）精简乡镇机构，减轻农民负担。

有资料表明，全国乡级财政供养人员达870多万，每乡平均约200人，其庞大的支出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农村税费改革要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尽早在全国农村推行，以切实减轻广大农民的税费负担。同时，中央政府还应尽快把农村义务教育工作负担起来，这对减轻农民负担将会发挥立竿见影之效。

（五）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拓展就业空间。

农业经济中产业结构水平低，二、三产业比重过小，就业空间窄，是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优化农村经济结构的重点应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基本思路是优化第一产业，拓展第二产业，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一产业，关键在于缓解“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战略转移。拓展第二产业，应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重要进入领域。第三产业在农村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应优先、重点发展。农村地区的第三产业虽有一定发展，但住宅、社区服务、旅游、非基本医疗服务和保健、广告、法律、会计、咨询、技术推广、农产品经纪人等大量的第三产业则几乎没有起步。这些产业将为今后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也可成为吸收农业过剩劳动力的主渠道之一，是农民增收的重要生长点。

（六）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体系，维护社会公平。

作为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目标应该是一元的，即让每个公民都享有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我们不能只把农村人口视为工业化、现代化的贡献者和劳动者，而不是分享现代化成果的人群。社会保障政策的差异，只应体现在公民因从事职业的特点不同，保障的具体内容、具体项目可以有所差异。在社会保障、就业、受教育机会等方面，应给予农村人群更多的公平待遇。作为国家的社会政策，对农村人口不公平，实际上是违反我国宪法基本精神的。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科技创新

加速农业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把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大力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

（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投资于农业及相关领域的知识与技术。

由于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变化，我国的农业发展模式必须有重大转变，即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性增长，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出口比例，增强农业的市场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根本性的战略措施是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获得全球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和广大农民使用技术的能力，大力发展“三高”农业、特色农业。国际经验和我国实践证明，对农业研究开发的长期投资回报率相当高。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任何农业科技创新

和技术扩散都有明显的大国规模效应。袁隆平院士创造的“杂交水稻”和“超级杂交水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目前国家用于农业的支出包括三大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应增加第四大项：农业研究和农业技术开发、利用和普及专项支出，应不低于政府用于农业支出（2000年达745．8亿元）的10％-15％。即使如此，我国这么大的国家，农业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仍不足0．1％。

（二）以信息化为手段，加速全国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的建设，克服信息不对称。由于我国农村幅员辽阔，信息化水平低，使得农民缺乏了解市场供求信息的渠道，增加了农产品的卖难，阻抑了农民的增收。市场分割，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农产品供求信息系统是导致信息闭塞、产生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需要尽快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农产品供求信息网，以帮助农民及时掌握全国各地的农产品供求信息和价格趋势，使他们能够按照市场需求安排农业生产，以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基本稳定。

（三）以加强农村教育为先导，增强农民的发展能力。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增强农民的发展能力，是推动农民增收长期性、根本性的举措。我国农业劳动者整体素质偏低，8亿多农村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70％，文盲半文盲占23％；1亿多乡镇企业职工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不到1％；乡镇农技推广服务机构的技术人员，中专以上学历仅占11．4％，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63．8％。农业劳动者的现状，决定了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力度，大幅度提高农民接受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特别需要加强和改善农村基础教育，使年轻一代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基本技能，具有城市文明的基本素质，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

第二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三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

第四篇：促进我国农民增收的财政政策探讨

促进我国农民增收的财政政策研究

所谓的财政由国家制定，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相应的经济关系制约。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同其他经济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财政包括政府支出和政府收入两个部分。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财政政策就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财政政策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应。财政政策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就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

一、我国农民收入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要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的多，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呈现逐渐拉大的趋势。201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32%;2002年至201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年实际增长仅3.8%,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实际增长则达到8.6%, 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44% ①；2010年与2009年相比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4.8%, 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增长13.4%，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35.8%。由此可见，农民不仅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市民，而且其年平均增长率也远远低于市民。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而无良性转变，那么农民的收入水平不仅永远赶不上市民，而且还会进一步被远远抛在后面。此种局面，难道不值得人们认真思考、深入探索么？ 农民过低的消费市场份额，表明由于农产品产销市场不畅，农产品价格明显偏低，急需调整国家财政政策，增加农民收入。

二、制约我国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

（一）由于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比较高，纵观近年来中美加三国稻、小麦、玉米、大豆和油菜籽五种农产品生产成本看，我国只有稻谷生产成本低于美国，其他4种无论是否包括土地使用成本，均高于美国和加拿大。

（二）农产品加工增值链条短。农业加工链条短，农产品加工增值少，严重制约了农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能力。

（三）农业融资能力差，资金流入少。（1）国家对农业资金支持水平低。据世贸组织资料，我国农业生产者补贴等值和国内综合支持量（AMS）均为负数。

（2）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缺乏向农村的“输血”机制。（3）农户新增投资中，用于农业的比重也明显偏低，表现出强烈的非农化倾向。（4）通过财政和银行系统，大量资金由农村流入城市。仅2008年就达2361亿元。

（四）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工业等城市产业而忽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经济战略和相应的经济政策，是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政策性根源。其具体表现主要是：全面大力发展工业及为工业服务的的交通、建筑、采矿等等经济部门，而相对地轻视农业部门；国家充分提供面向城市、市民的公

共产品，保障职工、市民基本生活、教育、医疗、养老等等方面的需要，而极少向农村、农民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使得农民基本上只能自力更生；长期以来，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提取了大量的纯收入，用于支持城市和工业建设；从信贷资金上来看，本来缺乏资金的农村却存在着资金流出，而资金富裕的城市却存在着资金流入；在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情况下，国家却依然坚持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等，无异于雪上加霜。

三、现在三农出现的问题

我国理论界把农村产生的这一系列问题概括为所谓的“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那么，“三农”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一）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足，支农支出比重逐年下降。公共物品供给也严重不足，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是贡献最大的区域，农业是贡献最大的产业，农民是贡献最大的群体。中国“三农”积累受到盘剥。而对“三农”的反哺却很小，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受到严重的影响。据测算，目前我国农业的综合支持量只有2%，而许多发达国家对本国的农业支持水平很高。1978年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2000年则降为7.75%。

（二）农业的发展面临市场的巨大风险，大综农产品的卖难普遍发生，由此而引起农业结构调整和品质更新等一系列问题；

（三）财政支农结构不合理，农民直接受益的支出减少。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部分大体维持在60%，教育支出和农业科技支出较少。国家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很少。在财政农业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水利建设比重较大，农民直接可以受益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较小，况且水利，生态建设的受益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农业，财政用于这些方面的投资一直全部统计在农业投入中，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并且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多采用有偿的方式，增加了还款的负担。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民素质提高滞后于科技发展速度，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对劳动力的需要，制约了农民向城市和非农业的转移。

一个国家农业支持水平与支持力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对通过财政预算支持农业规模的影响程度更大，但是，从农业支持来源或承担者来说，可能是纳税人，也可能是消费者。因此，除了财政预算途径支持农业外，还可以通过价格支持由消费者承担的方式对农业的支持，即实施农业补贴。财政支农支出比重低并下降，投入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投资不足，财政补贴方式不当，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的基础，影响了农民的增收速度。

四、增加我国农民收入的财政政策选择研究

(一)增加农民收入的财政分配政策

1.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力度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支出力度不够大。农村公共品尤其要重视农村基础设施的提供。现阶段，如果政府完全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的服务职

能，必将有效化解城乡间的不平衡性，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使农民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结构调整，改善家庭经营条件，提高自身收入。

2.调整财政支农政策，增加农民收入

调整财政支农政策，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应该是今后党和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各级财政应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补充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额外的财政补贴，从公平原则看，建议按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类别，实行差别补助，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并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3.提高土地利用投入产出效率；优化种养结构，拓展延伸农村生态、文化、旅游和休闲功能，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农村服务业，使农民在农业功能拓展中获得更多收益。主要通过4条措施。一是调整优化结构，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以市场为导向，促进高优农业向适宜生态区和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集中。加快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二是发展设施农业，提高单位面积产出率。根据我省山海资源、生产方式、种植养殖传统的差异，有重点地选择蔬菜、花卉、畜牧、水产等优高品种作为设施农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三是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引导农户对承包土地进行合理、规范的流转，促进土地相对连片集中。把农村土地流转与农业规模经营结合起来，壮大经营主体规模，提高种养业的规模效益。四是培育农村第三产业，拓宽家庭经营渠道。以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为契机，支持农民为产业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提供各类服务。支持地方特色旅游资源开发，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让农民真正从旅游经济发展中获益。

第五篇：促进农民增收

白水民间资本助推经济发展澄城六大举措促进农民增收

（记者 王小丽 通讯员 杨娟）作为全省首个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意见》的白水县，今年民间资本呈现出活跃态势，已有48亿民间资本计划投向71个建设项目。白水县圣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建设中，这个占地15亩，由民间资本投资2800万元的工程计划建设18个冷库、两个储藏库和加工车间等，用于果品的冷藏和外贸加工，预计6月份就可以投入运营。白水康贸粮食物流、弘海

海洗浴等项目也已开始试运营。这些注入白水民间资本的项目不仅涉足果业、粮食等基础产业，同时也逐步进入白水的基础设施、民生和社会事业等领域。

近两年，白水不断放宽民间投资范围，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县内各阶层自主创业、引导外出打工人员回乡创业，吸引县外人员来白水创业。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性产业、市政设施、公益性事业、旅游开发等领域。开展各类培训活动，提高民营企业主管理水平和市场开拓能力。减免各类税费，帮助企业减轻负担。

据介绍，今年全县民间资本共投向71个建设项目，总投资48.6亿元。目前已有26个项目开工，投资1.97亿元，全部项目有望在明年内完成。

本报澄城讯（通讯员 张建军 记者冯战武）今年以来，澄城县委、县政府结合县情实际，围绕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21%的目标，重点实施六大举措，确保群众增产增收。这六大举措即：深入开展“水利建设年”活动，明确今年水利建设七大重点任务，为促进全县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县财政列出300万元专项资金，加大对苹果新建园苗木补贴力度。截至目前，全县新建果园2.4万亩，占全年任务的60%；对新建标准化圈舍每栋奖补1.8万元，对新建600头

种猪场奖补80万元，进一步增强群众发展生猪产业的积极性，力争年内实现存栏70万头，出栏100万头目标。同时，狠抓生猪产业发展的饲料来源，全面扩大地膜玉米种植面积，积极落实农资补贴等，确保全县18万亩任务完成；严格按照“城乡增绿、农民增收”的方针，坚持经济林与生态绿化并举，全县新发展核桃经济林1.2万亩，绿化道路20公里，义务植树35万余株；抓住农民进城基础在户籍、核心在住房、关键在社保、重点在培训、根本在就业五个关键问题，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等各项相关保障机制，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目前700余人已办理落户手续；积极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春季“百日集中整治”活动，积极推行村、组（巷道）垃圾“户清扫、村收集、镇拉运、集中处理”模式，有效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