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今后农村改革的几个重点领域

第一篇：试论今后农村改革的几个重点领域

试论今后农村改革的几个重点领域

从2004年开始，我国农村政策发生了极大变化。连续两个中央1号文件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一个比较富于进取精神的、全面的农村政策新体系浮出水面。两个1号文件实际上提出了中央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思路，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2005年的1号文件明确表

示，政府将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从此将结束把农业作为政府收入来源、由农业向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道路，而将农业和农村领域作为政府支持的对象，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文件在总结国内外农业成长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政策落实的规范性意见，对各有关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体现了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农业的决心和魄力。这在中国农业政策史上是空前的，这些政策的落实将极大鼓舞亿万农民焕发生产积极性，推动我国农业真正跃上新的台阶。

正像新的2005年1号文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今后，中国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难点又是什么，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笔者认为，提高中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实现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调整，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将是今后我们农村工作面临的难点；如何通过对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改造，建立一种大体有效和谐的乡村治理结构，以强化农村社会对国家政策的有效承接能力，也始终是我们需要破解的难题。今后在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要出台加快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引导农民有序地进入城市；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以土地换取城市社会保障”的政策；要调整城市劳资关系，更大幅度地改善农民在城市的工作条件，提高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要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以更快的步伐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要改进农村社会的治理结构，稳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形成农民在农村公共事务中的自主地位，使农民成为中央实施各项利农政策的有效承接者和响应者。本文试图对这些可能成为今后农村改革重点领域的几个方面作一扼要讨论。

一、调整城市化政策促进农村人口转移

农村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完成国民经济的结构转变，使农业实现高度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并使直接的种植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一个较小的比例；同时，要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实现较高的农业劳动效率。如果这两个转变不能完成，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的任务就不能说完成。实现这两个转变，在大的方向上也可以叫做“城乡统筹发展”，但从这两年的政策运作的趋势看，我们对实现后一个转变还缺乏有力措施，并从结果上看也影响到前一个转变。“城乡统筹　发展”是正确的方向，但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却并不容易。

提高国家反哺农业的关键是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多年以来，中央农村政策的主要目标还是离不开提高农民收入、稳步提高粮食生产和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在这三大目标中，提高农民收入是关键。如果粮食生产不能使农民依靠农业过上体面的生活，农民很难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农业生产不能成为赚钱产业，农村和谐社会的建立也是一句空话。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政府反哺农业可能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否则，即使是大农场主也很难维持正常经营。但是，即使将2004年给农民的各项补贴增加10倍，每个农户平均也只能得到五、六百元。所以说，在目前条件下，提出反哺农业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人数减少，农业规模增大，不仅使农户获得国家补贴的数量可以增加，还可以提高农户承接国家其他支援农业项目的能力。如果城市化不到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城市，中国城乡统筹发展就不能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也不会有保障，收入差距也难以缩小，和谐社会也不会建立起来。这大概是多数有关研究者的共识。从大局来说，像农民工子女上学这类问题都不是最困难的事情。

我们要有大局观，有未来的一个总的目标，然后才可能有政策，否则政策不会配套，甚至会出偏差。恐怕要有这样的目标：在５０年左右的时间里，要中国人口的８０％住在城市；“候鸟”型的长距离兼业要逐步减少，农民兼业将主要以近距离为主，半径在５０公里左右为主。５０年以后，中国人口按１４至15亿计，不到３亿左右人口在农业领域，但真正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户可以在5000万户左右，其中，大部分农户的耕作面积可以达到５０亩左右，这些农民不在城市兼业也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其余耕作面积小的农户可以就近在城市兼业。这个时候，现在所谓“三农”问题将不复存在，农村问题的性质会发生变化。这个目标能否实现，要看政策设计是否成功。如果政策成功，保持略大于１％的城市化份额增长速度就问题不大，上述目标可能在4０年内就实现。如果政策不成功，不仅4０

年内不能实现，还怕引起更大的麻烦，使中国社会转型陷入长期停滞之中。

以我看，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架构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土地政策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控制政策。土地政策没有突破，农民进城的能力将会受到限制。土地承包权必须永久化、市场化，使农民放弃土地后能得到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补偿。但是，也要有土地经营规模控制政策，防止过快地出现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政府对土地的交易要有控制和调节。从台湾和日本的经验看，这个并不难做到。

第二，城市居住和住房标准政策。取消旧的户籍制度以后，要有居住地登记政策。登记的条件是拥有或租有符合标准的住房。这是合法居住的唯一条件，也是取得属地化管理的社会保障帐户的前提条件。不用害怕几户人家租用一套房屋而“骗取”城市居民身份，因为一个标准居住单元只获得一户居住登记权利。我们现在的公安户籍登记系统可以做这个工作，只是需要住房普查工作配套。对原有居民标准居住单元的限制可以放宽。这里还会有一些具体的政策需要制定，就不细说了。

第三，城市工作场所居住政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长距离的农民兼业将难以消除，而兼业农民不见得都有能力购买或租用标准住房单元。因此，要制定“工作场所居住”法规，他们不能获得居民资格，但他们的“社会保障帐户”可以由所在城市代管。他们在农村可以保留土地。不提倡这部分兼业者的子女在城市受教育，其中道理就不细说了。

第四，社会保障帐户管理政策。要为每一个进城务工人员建立社会保障帐户。中国很大，帐户管理不宜全国统一，应该实行城市或省为单位的管理，并允许各地有差异。农民兼业地方变化以后，帐户资金可以转移，但原管理城市或省区可以扣除一定部分，以鼓励地方加强保障金的收缴和管理。学习广东的经验，也实行社会保障帐户的社会统筹和个人交纳（帐户）相结合的方式，在帐户转移时，原管理城市或省区仅仅在社会统筹部分扣留一定数量。帐户项目主要是养老和医疗两个部分。工伤保险走商业保险的路。

第五，劳资关系调节政策。按目前的制度或制度实施的水平，农民兼业者在城市承受了很大屈辱，根本不可能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必须通过对劳资关系的调节，提高资本雇佣劳动的成本，增加兼业者的收入，甚至使一部分兼业者成为完全的城市工人。办法有的是，如限制劳动时间，强化加班报酬管理，强制企业资方交纳工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定比例，强制改善工作场所居住环境等等。兼业农民的收入提高以后，他们有可能成为城市标准住房单元的购买者，至少他们能生活得比较体面。

第六，强化对城市居民兼业的管理。我无法知道在大城市中有多少人拥有两份以上的工作（包括退休人员的兼业），但估计这不在少数。对这种兼业要限制，办法是税收的调节。用这个办法可以增加城市就业人数，给农民兼业者提供更多的机会。

第七，国家行政分权和财政收支政策。目前的情形是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中小城市就业机会少；大城市几乎成了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不论何种“密集”型的经济都在搞，使得中小城市特别是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出现产业空洞，陷入某种恶性循环。这种情形有复杂的原因，其中与大城市的产业门槛太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我们的干部任免制度、行政分权制度和财政制度有关，这些制度造成了对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资金的抽取，影响到它们经济的发展自然影响到那里的就业吸收能力。

我相信，如果以上政策能制定和完善，并辅以其他必要的配套政策，对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劳动力稳步转移是有利的。但我估计到上述考虑也会有人心存疑虑；疑虑大概主要是以下三种：：

第一，关于公平的疑虑。设立住房标准门槛是不是有失公正？这个问题我在其他文章做过讨论，不想多说了。有一点要清楚，如果按照一种浪漫主义的思路，所有城市都敞开大门，并向农民提供廉租房和最低收入保证，那么至少目前绝大部分农民都会到城市来，城市政府根本无法实践这种承诺。我总认为，公正与否不在于有没有门槛，而在于是什么样的门槛。

第二，关于中国工业品成本提高的疑虑。调节劳资关系的后果会大大提高中国工业品的成本，在一定时期内还可能造成失业的增加。但凭借我的经济学直觉，我以为人们过虑了。要知道，农民兼业者的收入提高以后，国内市场容量会增加，产业规模会扩大，就业也会增加。中国工业品过分依赖国际市场销售并不总是好事。

第三，关于城市容纳能力的疑虑。只要城市经济保持８％以上的增长率，劳动就业人数就会有一定的增长，相应地，人口也会增加。２００3年，中国城市人口净增2164万人，农村净减少1390万人。按照这个趋势变化下去，情形当然比较乐观。如果我们的农村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能很好落实，在能源节约方面取得进步，在第三产业发展方面有更好的政策，再如果我们对贫富悬殊能够适当控制，那么我们的GDP增长将保持在８％以上，城市对新增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容纳就会稳步增长。这个估计算不上浪漫主义的估计。

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决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键是城市劳资关系的调整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城市化政策的犹疑不定，说到底是担忧城市对农村人口输入的承接能力。其实，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已经大量承接了农村人口，只不过他们处于边缘化的生活状态，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资金，但资金可以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获得。只是这个分配结构的调整不是体现在2004年农村政策中的小调整，而应是更大的调整。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劳资关系的调整，迫使资本一方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造成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产生工资上涨的压力，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二是实行土地交易（包括国家征用）的市场化，提高农民放弃土地的收入，实现“以农村土地换取城市生活保障”，使相当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买得起城市较低标准的住房。实行这两方面的政策意味着国民收入结构的深刻调整，可能带来对国民经济的“消极”后果，例如会增加中国产品的工资成本等等。但这方面政策的更积极的后果是扩大了国内的市场，从而加快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依据这个分析，我们认为，今后农村政策的调整方向是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并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加速这个目标的实现。

今年３月１４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指出：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保持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温家宝总理的回答不仅是指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期稳定不变，也是指农民对现有承包地的承包权长期稳定不变。总理的回答表达了中央政府准备进一步强化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真正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预期目标的决心。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在这个制度下，农民获得了很大的生产自主经营权。农民用“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样的俗语来概括这个制度的特点。实行这个制度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粮食生产总量迅速增加，绝大部分农民在短期内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制度还支持了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村实现了城市化，一部分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

然而，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面临一个不易克服的难题——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期限极不稳定，承包地常常被村集体领导重新分配，农民俗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越是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土地承包期限越是极不确定。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中央政府做了许多努力。先是规定第一轮土地承包15年不变；第一轮承包到期后，政府又规定承包期再延长30年。针对一些乡村干部刻意歪曲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含义的错误说法，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指出，不仅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变，农民对自己所承包的具体的地块也不变。针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硬性政策，以约束一些乡村干部随意变更农民承包地的行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未能纠正农民土地承包权被随意侵犯的行为。

农民土地承包权难以稳定有复杂的原因。农户家庭人口变动使土地承包的人均数量发生变化，一些农民希望调整土地，是重要原因。一些乡村干部通过变更土地承包捞取好处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现行法规的不配套、不完善也给土地承包权的变更留下了漏洞。虽然有相当多的农民拥护中央的政策，但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在实践中总被理解为村干部的控制权力，这些农民很难在土地承包权受侵犯时与干部们抗衡。正是由于这些复杂原因，土地承包权15年或30年不变的国家政策始终没有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用“永远不变”这样强烈的语气表达了他对稳定土地承包制本来意义的坚定认识，也预示着中央政府将下决心为稳定土地承包权作出更有效的努力。

土地承包不稳定对农村发展乃至国民经济成长有极大危害。只要土地承包期限过短，承包地块被经常调整，农民就不会在土地上认真投入，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将受到影响。承包权不稳定还将导致土地的使用权价格被严重扭曲，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市场难以发育，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难以实现。更严重的是，现实土地承包制下使农民仍然有强烈的“占夺”公有土地的意识，导致农村大量土地成为农民的宅基地，出现农民住房大量空置与农民继续申请宅基地同时并存的现象，使农村空置房屋难以成为农民交易的对象。对“公地”更强大的掠夺力量来自乡村干部乃至各类“官商”，以至近些年农村耕地流失速度触目惊心，失地农民达到数千万之多。目前的土地制度还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严重障碍，它使大量农民在放弃土地之后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价格，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不合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鼓励农民守住土地不放，使他们成为身份在农村、打工在城市的长距离迁徙的“候鸟”，创造出一种浪费无穷、痛苦无边的社会生活画面。如果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化改革看作下一步推动农村发展、深化农村改革的焦点，一点也不为过。

农村土地制度如果再不做调整，将误国误民，贻害无穷。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按照温家宝总理“永远不变”的指示下决心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地固定给广大农民，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转让权、继承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慎重工作，作好各项配套改革。要根据现有农村人口状况，适当调整承包土地，让土地承包更加合理，然后再使土地承包权“永久化”。要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交易给予约束，防止短期内出现“大土地所有制”，避免一部分农民因丧失土地流离失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防止农民因天灾病祸出卖土地承包权。无论商业占地还是国家公益性征地，都要依市场价格与农民交易，使农民在丧失土地后有能力转移到城市从事其他工作。只要方向对头，这些技术性改革并不难做到。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只要有完善的制度，特别是有公正的法制环境，农民不会因为有了明晰的土地财产权而大量地随意出卖土地。常常出现的情况反而是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而导致土地集约经营出现困难。我们相信，中国农民也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这种承包权越是因为“永久化”而固定为土地财产权，农民就越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

当我们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起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以后，农村社会自然不会立刻变成天堂，一些问题不免要发生，但那时的问题一定比现在少得多。那种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保守观念该抛弃了；尤其是那种固守教条、专挑改革毛病的左的思维惯性该改一改了。在关键时刻，政治家的决断具有扭转乾坤的作用。我们希望温家宝总理的土地改革理念能被付诸行动，依此推动新一轮中国农村改革走向深入。

三、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

实行分税制以后，县乡财政开始出现问题，乡级财政逐渐大面积地发生赤字。在农业税废除的形势下，老账归还希望渺茫，新的赤字还要发生，财政难以为继。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央政府按账面免税额对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支付，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乡级干部的工资常常难以保障，影响到乡村政治稳定。乡村干部是乡镇机关的主要债主，而且也往往是“转手债主”，因为政府还不了债，或者还债时有舞弊行为，便使得一部分乡村干部也进入了上访队伍。我们不得不承认，乡村财政危机是严重的。应该说这种危机程度恐怕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原因又在哪里？

是因为减免农业税影响的结果么？显然不能作这样的简单结论。如同一个瘾君子断了毒品而发生问题，我们不能把他的问题归结于中断毒品的后果。按我们前面的简要分析，农业税这个税种是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的；如果允许这个税种存在下去，引起的问题会更大。

关于乡村财政危机发生的原因，一个更常见的说法是全国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资源被向上抽取。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对的，但抓到这个原因仍然没有贴到问题的要害。按我的调查和统计资料的反映，近一些年里，很多农业县的财政如果没有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财政会是净赤字。获得财政补贴的1000个左右的县财政，主要是农业县和中西部贫困县，上级财政自然对这些县不存在直接财政抽取的问题。但这些县内部却存在县级财政抽取乡村两级资金的问题。在我调查的华北某县，县财政甚至控制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并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给他们发放工资，逼使有的书记用其他手段解决自己的报酬问题。

问题的根子显然在县乡公共管理体制本身。这个体制的深刻矛盾在于：一方面是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低水平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产值”巨大而效率低下的政府对公共品的供应。这种供需间的不平衡才是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果说上级政府对县乡财政危机要负责任，那也不是上级政府抽取了资金，而是它维持着县乡的不合理的公共管理体制。

我们先来分析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

如果按经济学的规范要求，我们很难在数量上确定传统农村社会对公共品的需求。这里的深奥分析我们在这里展开；更简单明了的定性分析和历史分析足以使我们把握问题的性质。在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很少会表现为货币化的需求，这会给分析带来困难。

第一，对于国家安全、宪法秩序、环境保护这样一些“效果或成本溢出”的公共品，农民愿意也只能用“搭便车”的办法来获得。这样一些公共品在任何社会都应该是富人免费“提供”给穷人，穷人对它们的需求本来弱于富人，或者像环境这样的公共品对他们来说是“免费的午餐”。

第二，农民所需要的公共品主要是收益或成本不溢出社区的地方公共品，例如，社区安全、村规民约、纠纷仲裁、乡村道路、区域内防洪灌溉排水以及土地整治等。对于这类公共品，传统农民在历史上就很少依靠政府。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是所谓“五口百亩之家”，这样的农户其实际生活水平很可能要超过当今中国的许多农户，但这些农户没有表现出对“政府”的强烈需求。事实是，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实行的是所谓“皇权不下县”制度，农民通过社区代理人与皇权发生联系。社区代理人相当于现今西方国家在基层政治活动中的“志愿者”。那个时代的县政府也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从沈从文的小说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湘西的县太爷没有县衙门，马背就是自己的办公室。

第三，对于一些收益或使用可排他的所谓“俱乐部”物品，例如教育、医疗，传统农民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而通常农民会找到经济的付费方式。只有在现代社会，这些公共品的交易才被显著货币化，并往往被政府所垄断，农民不得不向政府或其机构支付货币。

第四，有一些公共品在传统社会并不是公共品，而是主要是私人物品，例如某些风险的回避，包括自然灾害风险和养老风险等。到了现代社会，社会保障和灾害防范越来越具有了某种公共品的性质，农民不得不接受社会化的方式来获得它们。但在农民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农民不会从口袋里掏出很多钱来获得它们。

还有一个事实必须指出，中国农民对货币化的公共品的需求只能用他们的货币收入来支付，而不能用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收入来支付。在农民总收入中，发生在农村的现金收入只占到其中的一半左右，大约２０００元上下，相当于城镇居民水平的五分之一。这样一个收入水平的群体，对公共品需求（不是需要）的货币支付能力实在不会很高。对农民来说，满足公共品需求的更好的选择是公共品交易的内部化，而不是高度货币化的社会性交易。

综上所述，在我国农村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民并不需要由政府来供应大量公共品；农民有限的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会用来购买上述第三类公共品。

现在再来分析乡村社会对公共品的供给。

因为统计数据的缺陷，我们也很难估计我国乡村社会的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用县以下政府（包括县政府，但不包括城市中的区政府）的实际支出总额作为乡村公共品的实际供应规模。支出总额应包括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还应包括违规的自收自支支出，其中后一部分相当难估计。根据一些相关数据的保守估算，这个数字在5000亿元左右。

5000亿元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规模，相当于农民要拿在农村获得的大约15000亿元现金收入（不包括打工收入）1/3。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公共品的总量全部要农民埋单，那么，意味着一个农民在农村每获得100元的现金收入就要拿出33元来支付公共品。这样一个比例大大超过城市居民的平均纳税水平，更不用说相当于农民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根本不纳税。当然，农民拿不出这个钱，于是，就有了高层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就有了数千亿元的乡村两级负债[1][1]。

现在我们清楚一些了，县乡财政危机的要害是我们强加给农民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品的供应，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支付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公共品供应效率十分低下。真正使农民受惠的主要是政府的教育支出和部分财政支农支出（也被大量挪用）。大量乡村公共部门是为收费而存在，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公共品的享受[2][2]。

有了上面的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当然我们无法说清楚这个平衡点的具体数值，但指出这样一个根本原则是有把握的：在现阶段，乡村公共品的供应必须要依靠乡村社会内部的非货币化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在政治上便是乡村社会的高度自治。在上述四类公共品中，只有少量的公共品交易采用货币化的形式，而且其中的一部分还要免费供应。农民只对一些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公共品支付货币。

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来建立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不仅要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还要把自治制度逐步推进到乡镇一级。没有自治，就无法形成非货币化的公共品交易的社区合作。在村级社区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乡镇一级社区将是农民进行公共品交易的基本平台，如果自治停留在村一级，其意义会大打折扣。有人提出要取消乡镇一级政府是完全错误的。公共权威机构的派出制已经被世界政治经验所否定，我们不能走回头路。从政治学规律看，除非某项公共职能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性质，否则实行派出制会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端。如果一个社区需要综合的权威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就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产生。我国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乡镇一级民主选举，产生了积极结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乡镇一级自治政府的行政经费要由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解决。

第二，大力推动乡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开拓农村公共事务方面志愿者活动的空间。大量的公共事务在民间组织那里也可以处理。民间组织不需要农民纳税；其领导职位常常能吸引志愿者充任。民间组织活动越是广泛深入，政府活动的成本就越是减少。

第三，要压缩乃至取消现有的集体经济这个层次，代之以农民自愿组成的各种专业合作社。为此，要下决心改革土地制度，让土地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剥夺村、乡两级干部对土地的控制。这个办法将大大缩小乡村干部的事权范围，有利于精简公务人员的数量。同时，把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归还农民，还将减少乡村干部岗位的“含金量”，有利于志愿者参与公务活动。

第四，广泛实行委托服务制，大量减少县级政府在乡镇一级所设立的垂直控制、上下对应的机构，把县政府服务农业的公共活动通过委托的办法交给乡镇自治政府和民间组织办理。例如，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直接委托乡镇自治政府或某民间机构（例如某医院）办理计划生育事务，同时将经费划拨给承办机构[3][3]。现在的所谓“七站八所”的上级单位大多可以用这个办法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而不必设立专门的机构。如果县级机构没有经费给农民服务，宁可撤消也不能在乡镇设立一个机构用收费办法养活自己。

第五，现在的一些乡镇机构如果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则完全推向市场。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一类的经费可以转变为“专用支付券”发给农民，由农民在市场上用这种“准货币”购买服务，促成有关组织的竞争。接受“专用支付券”的组织可以向发行者（政府机构）兑换货币。

通过上述改革，一定会形成一个全新的乡村治理结构。建立这样一种结构在技术上并不困难，关键是政府的见识与行动魄力如何。从我的调查看，乡镇改革成败的关键在县一级领导。改革不仅会触及乡镇干部的利益，更会触及县一级干部的利益。“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二篇：今后农村改革中的几个重点领域

今后农村改革中的几个重点领域

从2004年开始，我国农村政策发生了极大变化。连续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一个比较富于进取精神的、全面的农村政策新体系浮出水面。两个一号文件实际上提出了中央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思路，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2005年的一号文件明确表示，政府将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从此将结束把农业作为政府收入来源、由农业向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道路，而将农业和农村领域作为政府支持的对象，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略。

正像2005年一号文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今后，中国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难点又是什么，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文试图对这些可能成为我国今后农村改革重点领域的几个方面作一讨论。

调整城市化政策促进农村人口转移

农村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完成国民经济的结构转变，使农业实现高度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并使直接的种植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一个较小的比例；同时，要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实现较高的农业劳动效率。如果这两个转变不能完成，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的任务就不能说完成。实现这两个转变，在大的方向上也可以叫做“城乡统筹发展”。“城乡统筹发展”是正确的方向，但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却并不容易。

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关键是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多年以来，中央农村政策的主要目标还是离不开提高农民收入、稳步增加粮食生产和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在这三大目标中，提高农民收入是关键。但是，即使将2004年给农民的各项补贴增加10倍，每个农户平均也只能得到五六百元。所以说，在目前条件下，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人数减少，农业规模增大，不仅可以使农户获得国家补贴的数量增加，还可以提高农户承接国家其他支援农业项目的能力。如果城市化不到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城市，中国城乡统筹发展就不能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也不会有保障，收入差距也难以缩小，和谐社会也难以建立起来。

笔者认为，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架构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土地政策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控制政策。土地政策没有突破，农民进城的能力将会受到限制。土地承包权必须永久化、市场化，使农民放弃土地后能得到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补偿。但是，也要有土地经营规模控制政策，防止过快地出现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政府对土地的交易要有控制和调节。

第二，城市居住和住房标准政策。取消旧的户籍制度以后，要有居住地登记政策。登记的条件是拥有或租有符合标准的住房。这是合法居住的惟一条件，也是取得属地化管理的社会保障账户的前提条件。不用担心几户人家租用一套房屋而“骗取”城市居民身份，因为一个标准居住单元只获得一户居住登记权利。

第三，城市工作场所居住政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长距离的农民兼业将难以消除，而兼业农民不见得都有能力购买或租用标准住房单元。因此，要制定“工作场所居住”法规，他们不能获得居民资格，但他们的“社会保障账户”可以由所在城市代管。他们在农村可以保留土地。

第四，社会保障账户管理政策。要为每一个进城务工人员建立社会保障账户。中国很大，账户管理不宜全国统一，应该实行以城市或省为单位的管理，并允许各地有差异。农民兼业地方变化以后，账户资金可以转移，但原管理城市或省区可以扣除一定部分，以鼓励地方加强保障金的收缴和管理。可以学习广东省的经验，实行社会保障账户的社会统筹和个人交纳(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在账户转移时，原管理城市或省区仅仅在社会统筹部分扣留一定数量。账户项目主要是养老和医疗两个部分。工伤保险走商业保险的路子。

第五，劳资关系调节政策。按目前的制度或制度实施的水平，农民兼业者在城市根本不可能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必须通过对劳资关系的调节，提高资本雇佣劳动的成本，增加兼业者的收入，甚至使一部分兼业者成为完全的城市工人。可通过如限制劳动时间，强化加班报酬管理，强制企业资方交纳工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定比例，强制改善工作场所居住环境等办法达到上述要求。

第六，强化对城市居民兼业的管理。对这种兼业要限制，办法是通过税收来调节。用这个办法可以增加城市就业人数，给农民兼业者提供更多的机会。

第七，国家行政分权和财政收支政策。目前的情形是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中小城市就业机会少；大城市几乎成了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不论何种“密集”型的经济都在搞，使得中小城市特别是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出现产业空洞，陷入某种恶性循环。这种情形有复杂的原因，其中与大城市的产业门槛太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我们的干

部任免制度、行政分权制度和财政制度有关，这些制度造成了对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资金的抽取，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自然也影响到当地的就业吸收能力。

笔者相信，如果以上政策能制定和完善，并辅以其他必要的配套政策，对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劳动力稳步转移是有利的。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决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键是城市劳资关系的调整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城市化政策的犹疑不定，说到底是担忧城市对农村人口输入的承接能力。其实，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已经大量承接了农村人口，只不过他们处于边缘化的生活状态，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资金，但资金可以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获得。只是这个分配结构的调整不是体现在2004年农村政策中的小调整，而应是更大的调整。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劳资关系的调整，迫使资本一方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造成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产生工资上涨的压力，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二是实行土地交易(包括国家征用)的市场化，提高农民放弃土地的收入，实现“以农村土地换取城市生活保障”，使相当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买得起城市较低标准的住房。实行这两方面的政策意味着国民收入结构的深刻调整，可能带来对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例如会增加中国产品的工资成本等。但这方面政策更积极的影响是扩大了国内市场，从而加快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依据这个分析，我们认为，今后农村政策的调整方向是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并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加速这个目标的实现。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在这个制度下，农民获得了很大的生产自主经营权。农民用“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样的俗语来概括这个制度的特点。然而，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面临一个不易克服的难题——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期限极不稳定，承包地常常被村集体领导重新分配，农民俗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越是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土地承包期限越是不确定。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中央政府做了许多努力。先是规定第一轮土地承包15年不变；第一轮承包到期后，政府又规定承包期再延长30年。针对一些乡村干部刻意歪曲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含义的错误说法，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指出，不仅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变，农民对自己所承包的具体的地块也不变。针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硬性政策，以约束一些乡村干部随意变更农民承包地的行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未能纠正农民土地承包权被随意侵犯的行为。

农民土地承包权难以稳定有复杂的原因。农户家庭人口变动使土地承包的人均数量发生变化，一些农民希望调整土地是重要原因。一些乡村干部通过变更土地承包捞取好处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现行法规的不配套、不完善也给土地承包权的变更留下了漏洞。虽然有相当多的农民拥护中央的政策，但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在实践中总被理解为村干部的控制权力，这些农民很难在土地承包权受侵犯时与干部们抗衡。正是由于这些复杂原因，土地承包权15年或30年不变的国家政策始终没有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土地承包不稳定对农村发展乃至国民经济成长有极大危害。只要土地承包期限过短，承包地块被经常调整，农民就不会在土地上认真投入，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将受到影响。承包权不稳定还将导致土地的使用权价格被严重扭曲，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市场难以发育，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难以实现。更严重的是，现实土地承包制下使农民仍然有强烈的“占夺”公有土地的意识，导致农村大量土地成为农民的宅基地，出现农民住房大量空置与农民继续申请宅基地同时并存的现象，使农村空置房屋难以成为农民交易的对象。对“公地”更强大的掠夺力量来自乡村干部乃至各类“官商”，以致近些年农村耕地流失速度触目惊心，失地农民达到数千万之多。目前的土地制度还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严重障碍，它使大量农民在放弃土地之后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价格，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不合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鼓励农民守住土地不放，使他们成为身份在农村、打工在城市的长距离迁徙的“候鸟”。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化改革看作下一步推动农村发展、深化农村改革的焦点，一点也不为过。

解决问题的出路是下决心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地固定给广大农民，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转让权、继承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慎重工作，做好各项配套改革。要根据现有农村人口状况，适当调整承包土地，让土地承包更加合理，然后再使土地承包权“永久化”。要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交易给予约束，防止短期内出现“大土地所有制”，避免一部分农民因丧失土地流离失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防止农民因天灾病祸出卖土地承包权。无论商业占地还是国家公益性征地，都要依市场价格与农民交易，使农民在丧失土地后有能力转移到城市从事其他工作。只要方向对头，这些技术性改革并不难做到。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只要有完善的制度，特别是有公正的法制环境，农民不会因为有了明晰的土地财产权而大量地随意出卖土地。常常出现的情况反而是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而导致土地集约经营出现困难。我们相信，中国农民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这种承包权越是因为“永久化”而固定为土地财产权，农民就越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

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

实行分税制以后，县乡财政开始出现问题，乡级财政逐渐大面积地发生赤字。在农业税废除的形势下，老账归还希望渺茫，新的赤字还要发生，财政难以为继。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央政府按账面免税额对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支付，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乡级干部的工资常常难以保障，影响到乡村政治稳定。

关于乡村财政危机发生的原因，一个更常见的说法是全国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资源被向上抽取。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对的，但找到这个原因仍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据笔者的调查和统计资料的反映，近一些年，很多农业县如果没有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财政会是净赤字。获得财政补贴的1000个左右的县财政，主要是农业县和中西部贫困县，上级财政自然对这些县不存在直接财政抽取的问题。但这些县内部却存在县级财政抽取乡村两级资金的问题。

问题的根子显然在县乡公共管理体制本身。这个体制的深刻矛盾在于：一方面是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低水平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产值”巨大而效率低下的政府对公共品的供应。这种供需间的不平衡才是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果说上级政府对县乡财政危机要负责任，那也不是上级政府抽取了资金，而是它维持着县乡的不合理的公共管理体制。

我们先来分析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如果按经济学的规范要求，我们很难在数量上确定传统农村社会对公共品的需求。在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很少会表现为货币化的需求，这会给分析带来困难。

第一，对于国家安全、宪法秩序、环境保护这样一些“效果或成本溢出”的公共品，农民愿意也只能用“搭便车”的办法来获得。这样一些公共品在任何社会都应该是富人免费“提供”给穷人，穷人对它们的需求本来弱于富人，或者像环境这样的公共品对他们来说是“免费的午餐”。

第二，农民所需要的公共品主要是收益或成本不溢出社区的地方公共品，例如，社区安全、村规民约、纠纷仲裁、乡村道路、区域内防洪灌溉排水以及土地整治等。对于这类公共品，传统农民在历史上就很少依靠政府。

第三，对于一些收益或使用可排他的所谓“俱乐部”物品，例如教育、医疗，传统农民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而通常农民会找到经济的付费方式。只有在现代社会，这些公共品的交易才被显著货币化，并往往被政府所垄断，农民不得不向政府或其机构支付货币。

第四，有一些公共品在传统社会并不是公共品，而主要是私人物品，例如某些风险的回避，包括自然灾害风险和养老风险等。到了现代社会，社会保障和灾害防范越来越具有了某种公共品的性质，农民不得不接受社会化的方式来获得。但在农民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农民不会从口袋里掏出很多钱来获得它们。

还有一个事实必须指出，中国农民对货币化的公共品的需求只能用他们的货币收入来支付，而不能用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收入来支付。在农民总收入中，发生在农村的现金收入只占到其中的一半左右，大约2000元上下，相当于城镇居民水平的五分之一。这样一个收入水平的群体，对公共品需求(不是需要)的货币支付能力实在不会很高。对农民来说，满足公共品需求的更好的选择是公共品交易的内部化，而不是高度货币化的社会性交易。

综上所述，在我国农村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民并不需要由政府来供应大量公共品；农民有限的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会用来购买上述第三类公共品。

现在再来分析乡村社会对公共品的供给。因为统计数据的缺陷，我们也很难估计我国乡村社会的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用县以下政府(包括县政府，但不包括城市中的区政府)的实际支出总额作为乡村公共品的实际供应规模。支出总额应包括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还应包括违规的自收自支支出，其中后一部分相当难估计。根据一些相关数据的保守估算，这个数字在5000亿元左右。

5000亿元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规模，相当于农民要拿在农村获得的大约15000亿元现金收入(不包括打工收入)的1/3。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公共品的总量全部要农民埋单，那么，意味着一个农民在农村每获得100元的现金收入就要拿出33元来支付公共品。这样一个比例大大超过城市居民的平均纳税水平，更不用说相当于农民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根本不纳税。当然，农民拿不出这笔钱，于是，就有了高层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就有了数千亿元的乡村两级负债。

现在我们清楚一些了，县乡财政危机的要害是我们强加给农民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品的供应，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支付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公共品供应效率十分低下。真正使农民受惠的主要是政府的教育支出和部分财政支农支出(也被大量挪用)。大量乡村公共部门是为收费而存在，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公共品的享受。

有了上面的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当然我们无法说清楚这个平衡点的具体数值，但指出这样一个根本原则是有把握的：在现阶段，乡村公共品的供应必须要依靠乡村社会内部的非货币化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在政治上便是乡村社会的高度自治。在上述四类公共品中，只有少量的公共品交易采用货币化的形式，而且其中的一部分还要免费供应。农民只对一些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公共品支付货币。

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来建立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不仅要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还要把自治制度逐步推进到乡镇一级。没有自治，就无法形成非货币化的公共品交易的社区合作。在村级社区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乡镇一级社区将是农民进行公共品交易的基本平台，如果自治停留在村一级，其意义会大打折扣。如果一个社区需要综合的权威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就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产生。我国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乡镇一级民主选举，产生了积极效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乡镇一级自治政府的行政经费要由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解决。

第二，大力推动乡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开拓农村公共事务方面志愿者活动的空间。大量的公共事务在民间组织那里也可以处理。民间组织不需要农民纳税；其领导职位常常能吸引志愿者充任。民间组织活动越是广泛深入，政府活动的成本就越是减少。

第三，要压缩乃至取消现有的集体经济这个层次，代之以农民自愿组成的各种专业合作社。为此，要下决心改革土地制度，让土地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避免村、乡两级干部对土地的控制。这个办法将大大缩小乡村干部的事权范围，有利于精简公务人员的数量。同时，把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归还农民，还将减少乡村干部岗位的“含金量”，有利于志愿者参与公务活动。

第四，广泛实行委托服务制，大量减少县级政府在乡镇一级所设立的垂直控制、上下对应的机构，把县政府服务农业的公共活动通过委托的办法交给乡镇自治政府和民间组织办理。例如，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直接委托乡镇自治政府或某民间机构(例如某医院)办理计划生育事务，同时将经费划拨给承办机构。现在的所谓“七站八所”的上级单位大多可以用这个办法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而不必设立专门的机构。如果县级机构没有经费给农民服务，宁可撤销也不能在乡镇设立一个机构用收费办法养活自己。

第五，现在的一些乡镇机构如果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则完全推向市场。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一类的经费可以转变为“专用支付券”发给农民，由农民在市场上用这种“准货币”购买服务，促成有关组织的竞争。接受“专用支付券”的组织可以向发行者(政府机构)兑换货币。

通过上述改革，一定会形成一个全新的乡村治理结构。建立这样一种结构在技术上并不困难，关键是政府的见识与行动魄力如何。从笔者的调查看，乡镇改革成败的关键在县一级领导。改革不仅会触及乡镇干部的利益，更会触及县一级干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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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谈农村改革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推荐]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其显著标志就是“生存性”压力减弱，“发展性”压力凸显。进入新阶段之后，农村潜在的基本公共需求全面释放出来。为适应这个变化，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农村改革，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已成为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任务。

农村改革的重点是着力解决民生

问题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07年中国改革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84.27%的专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短缺是当前农村最突出的矛盾。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不仅成为广大农民最迫切、最现实的期盼，也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深化农村改革的重

要目标。

《报告》显示，基本医疗卫生、义务教育、提高收入是农民最亟须的三种基本公共服务，认同度分别达到70.8%、70%和63.7%；另外，农民对养老(46.7%)、就业(42.6%)、道路(39.8%)、农田水利设施(36.6%)的认同度也较高。由此可见，民生类与发展生产类基本公共服务是当前农民最关心、最需要的。

新农村建设以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强农惠农力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明显改善，农民上学难、看病难等民生问题大大缓解，农民对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总体评价较高。《报告》显示，86.5%的农民对中央出台的涉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惠农政策感到满意或十分满意。

根据《报告》，11.5%的农民认为，中央惠农政策对提高农民收入作用明显，但同时有66.5%的农民认为，由于农资和其他非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由此可见，要真正提高农民收入，各级政府还需加大支农力度。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求矛盾根本上是体制机制问题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实际供给不足，除了与政府财政投入有关以外，在根本上还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１、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一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没有形成规范的分工和问责制，造成了农村公共服务指标的软化；二是没有形成可持续的财政支农机制，我国财政仍是经济建设型财政，大量财政支出投向城市；三是政府转型的滞后，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中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还普遍存在，没有真正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２、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矛盾既需要财力支持，更需要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制与财政体制，二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发展现代农业，都迫切需要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来不断扩大农村人力资本的存量和增量。在现行财政体制的约束下，应尽快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农村公共服务体制，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对于基层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央与省级政府应加快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效机制，保障基层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与能力相匹配。

３、农村公共服务自身运营机制的完善。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效率需要有合理的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市场在公共领域存在失灵现象，所以应充分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提供基本有保障的公共服务。要充分利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互补性，形成井然有序、灵活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体制。

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

当前应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来解决起点公平问题。农民和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角色，关键在于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平等。目前许多地方在探索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但若不解决农村和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城乡户籍制度统一就只能是形式上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权利平等问题。应从城乡制度统一入手，缩小城乡居民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

全面推进以落实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重点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的支出责任，把原来的学杂费规范地转换为中央、省、市县的政府投入，通过中央和省级政府进一步的经费追加，逐步缩小城乡义务教育质量的差距。建议贫困县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费用，原则上由中央及省级财政支出。将乡村教师津贴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对于贫困县，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增加转移支付规模，并通过制度化措施确保经费落实。完善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扶助、救助制度。加大审计和检察力度，杜绝挪用、占用国家补助资金的现象，杜绝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的回潮。

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医疗救助制度。中央和省级政府应逐步增加投入比例，稳定广大农民对政府长期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预期。出台优惠政策，免除农村五保户、特困家庭的参合费，提高参合率。尽快建立医疗救助运行机制，增加财政投入，合理确定救助对象，提高救助效果。进一步完善保障办法，在保大病的同时兼顾常见病

第四篇：深化农村改革应突出四个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强农、惠农、富民的战略思想、方针政策推动下，我国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大农村地区呈现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人民安居乐

业的大好局面。然而，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深化农村改革的任务不仅没有减轻，而是更加繁重；保持农业持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不仅没有减小，而是更加紧迫。同时，农村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表现为农村经营体制尚不完善，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健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人多地少，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生产方式粗放，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压力依然较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落实面貌等方面，依然是长期而艰苦的任务；农村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管理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这些困难和问题，都是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靠发展，二靠改革。结合当前我国农村工作实际，笔者认为应着力从四个方面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一、破除二元体制，从四个方面着眼统筹城乡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结合“两个趋势”的总体判断和“五个统筹”的总体要求，积极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子和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效，总结了一批经验，涌现了一批典型，但整体仍处于探索和试点阶段，在一些地方甚至没有实质性进展，迫切需要立足于“四个着眼”，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第一，着眼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一体化，加快完善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规划。明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也是研究制订“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一年。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中观、微观层面，都迫切需要突出“共同富裕”这个主题，制订和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切实把统筹城乡发展纳入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总体布局，协同考虑、安排和部署。要从规划入手，率先打破城乡分割规划格局，形成城乡空间形态相互融合、产业结构高度匹配、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城乡居民同等享受社会福利与保障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第二，着眼于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建设。依法界定和规范政府职能，着力解决政府部门行为越位、错位、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切实将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对于老百姓自己能够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社会组织能够自我管理的，政府都不要干预，切实将政府的关注点转到为社会成员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上来，不断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努力在劳动就业、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第三，着眼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各级政府的保障能力日趋提高，但与百姓的实际需求相比，特别是与城市发展速度相比，农村公共事业建设仍显滞后，服务水平仍然薄弱，保障覆盖面依然狭窄。解决这些问题，一是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入手，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机制；二是加快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三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进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着力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是加快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范围，逐步提高补贴标准，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建立制度相对统一、补贴标准不同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五保供养、灾民和孤儿救助政策，确保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第四，着眼于提升农村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加快建立“以工哺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农村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趋势和潜力。一是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切实贯彻中央对农业、农村、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各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建设。二是采取三种方式整合涉农项目资源。一是按照党的十七

第五篇：农村改革

中国电器之都——柳市的历史改革情况：

1982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袁芳烈听到这一句感慨万分。三个月后，温州市委召开了一次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发展经济重点户、专业户表彰大会。人们怀疑是要“一网打尽”，暴发户们都带着脸盆铺盖出发，亲朋好友间含泪相送。

可是在大会上，袁芳烈说，你们是发展我们温州农村生产力的先进代表，大家要向你们学习。温州满街敲锣打鼓，贴上许多“劳动致富光荣”这样的标语，气氛热烈。

但是刘大元们的心情，却一直低落。

袁芳烈经过调查，认为抓“八大王”的事错了，决心给八大王平反。他甚至专门与中院院长谈话，“我说错了我负责，你没责任，我是市委书记，第一把手，错了不会叫你院长去担，出了事我承担。”

终于，刘大元等人盼来了平反，这是1986年的一天。来人居高临下，语气冷漠地宣布几人无罪。刘大元忍不住反唇相讥，“这算什么平反呢”。宣判人被激得无话可说，怒气顿生，掏出手枪啪的一声放在桌上。但刘等三人并不理会，神情倨傲，扬长而去。

尽管八大王事件已经平反，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政治气氛仍然严肃。1986年，一个同情他们的记者在《江南报告文学》上发表文章，写刘大元在如何上下奔走，并捐5000元钱为柳市搭建彩色电视差转台云云，涉及身份处只字未提。

时值政策敏感期，全国上下各新闻单位无人敢直接论及八大王处境。只有刘大元心知这记者是从侧面呼告支持，拿到杂志后，潸然泪下。

1985年，晋江假药案震惊全国，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力挺“去粗取精”，支持农民致富，但却因之落马。而巧合的是，项南挂冠前夕，即1986年1月，曾经来过柳市。柳市和晋江，中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联系。

实际上，整个八十年代，柳市都在光影交织中度过。

1983年3月，熟悉温州的王芳出任第七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这年末，1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农村商品生产发展新动向》。该文在报道温州地区几个专业基地时，重点报道了柳市五金电器生产的情况及新鲜经验，肯定了乡镇工业的发展方向。嗣后，温州电视台专题录制《柳市崛起之谜》电视记录片，在温州地区广为播放。1984年3月1日，中央转发农牧渔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报道指出：发展乡镇企业的总方针是热情支持，积极引导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并提出乡镇企业的范围是从过去的公社、大队两极扩大到农民联营企业，其他形式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

为此，乐清政法部门释放了在押的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青和翻砂大王吴师廉。使受挫的柳市低压电器生产重发生机。是年6月，柳市区低压电器门市部猛增至1000多家，从事电器业人员超过5万余人，供销人员多达10000余人。

1984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七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召开，王芳要求温州市长卢声亮作《民办工业的发展给温州城乡增添了生机》的发言。卢指出：民办工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办工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大力扶持民办工业的发展；要为民办工业正名；要为民办工业落实政策；要为民办工业提供服务。

1985年，中顾委一批老同志去温州参观后，在杭州和王芳交换意见。他们一方面肯定了温州的做法搞活了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明显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又不无担心：这样做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吗？这样搞下去的后果如何？

当时，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市的领导来过温州（除了台湾省之外，全国各省的党政干部都去过温州）参观考察，影响颇大。王芳认为，要对这些省市的领导负责，温州的做法究竟怎么样？如果是对的，会产生好的影响，是对全国的贡献。如果错了，这个责任中共浙江省委

挑不起。

关于这一问题，王芳在200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要中央直接回答是不可能的„„中央已经把政策交给我们了，就看我们敢不敢实践，敢不敢创新。”

王芳组织中共省委调查组亲赴温州乡间调查，后来写成《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调查》发表于《红旗》杂志1986年第3期上。

1986年，7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温州模式理论讨论会建议建立“温州试验区”》一文上批示浙江省委：“王芳同志，大胆试验，中央支持。” 7月18日，温州市委召开全市经营大户座谈会，会议提出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保护他们的合法地位，保护他们的产权和经营权，鼓励他们当好商品生产的“排头兵”。

此话令人如沐春风，但是对普通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比喻。

排头兵的本意是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战士，在队伍前面冲锋陷阵，打开局面，扫清障碍，率先提供前进路标。

有的时候，排头兵也是祭旗者。

到了1986年，柳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着手建立电器总厂和电器产品检测中心，引进12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中级以上占80%）。

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也在《瞭望》杂志上著文称：“‘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而后他又说：“温州地区所走的道路乃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劳动致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比苏南、珠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1986年4月21日《世界经济导报》）

1987年，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谈到中国当时的经济形势时说：“浙江的乡镇企业搞得不错。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对柳市叫好的人有很多，但是阻力仍然很大。从84年开始的一系列文件频频戳中柳市的阿喀琉斯之踵。

198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手段低劣，柳市区质次电器销往各地》的批评文章。接着，煤炭工业部因柳市生产的某些矿灯配件不符合防爆要求，通令所属企业不准购买柳市的电器产品。柳市一时被搞的声名狼籍，退货的、退合同的、拒付货款的接踵而至，供销人员到处碰壁，步履艰难，柳市低压电器市场再度陷入困境。

1984年4月7日，国务院发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条例》。其中第二条规定“没有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得生产该产品，各级经济管理部门不得安排计划，不得供应原材料、动力和提供生产资金。”

1984年10月5日，温州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整顿柳市低压电器生产的报告》，虽是整顿报告，措辞却诚恳，文末提出三点要求：合格产品可以临时性许可证、乡镇工业可以向银行按略高于国家牌价购买白银，产品价格可以灵活掌握。浙江省政府迅速向上转送了这份报告，并表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对柳市区生产中的困难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帮助。”

白银是“银触点”的关键原材料。以1984年为例，柳市乡镇企业的交、直流接触器、空气开关、继电器等低压电器产品全年白银用量10多吨（1985年9月29日乐政[1985]137号《关于柳市低压电器产品质量问题及其管理方案的报告》），乡镇企业被排除在白银统购统销的体系之外。

这些原料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困扰柳市的制度死穴。1987年2月17日，乐清县工商局在柳市查获走私白银88公斤。整个八十年代，类似的走私案件层出不穷。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白银供应放开。但此时的低电压电器，已是技术成熟且利润微薄的产品了。

1985年12月底，机械工业部对柳市镇生产销售的低压电器产品质量突击检测，结果是“所检产品均不合格”。据北京面粉五厂反映，该厂从英国进口一套生产线设备，选用温州长城控制元件厂和温州莲池电器厂以及只标有浙江制造而无厂名的空气开关配套，由于质量太差，给该厂造成了经济损失。

关于这次抽查结果通报，机械工业部选择了第二年4月9日发布。要求“请有关单位„„应向持有相应的认证标志或许可证的企业采购„„否则，出现质量事故，由采购单位负责。” 此前的4月5日，国务院发布《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其中规定不得以“处理品”生产和组装用以销售产品。

类似的国家级产销禁令在84年后层出不穷，文件中常出现“各地（特别是浙江省）”、“温州”、“乐清”、“柳市”。国家技术监督局和机械电子工业部对柳市低电压电器愠怒已极，柳市人暗自心惊。

1987年6月，柳市一些假冒电器产品在上海被查获。1988年，国家工商局对柳市生产、销售伪劣电器产品提出批评。

王芳在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四年多时间里，虽然很少参加各厅局的工作会议，但每年省乡镇企业局召开的全省工作会议，都到会讲话。据他回忆，一位中央机关来的领导干部，调查了浙江乡镇企业发展情况后说：“浙江县市的一把手都成了乡镇企业局局长了。”言下之意是浙江各级主要领导对乡镇企业太重视了。既是肯定，也是疑问。

风向是重要的。当时，上海大众的总裁与刘大元交好。某日这总裁意味深长地说，假如有机会与邓公同席吃饭，他是爱吃甜的，还是咸的？你不能不预先打听清楚。刘大元深以为然，他秉性玲珑剔透，一口沪腔可以说得让上海人真假难辨，对于政治，尤其敏感。

柳市人中至少有九成经商，其中订阅《人民日报》的不少，在那个年代里，政治上的任何微妙变化都可以和商人的性命攸关。

但是，对这些存在于神经末梢上的小人物来说，真的能分辨出八十年代的风是朝哪个方向吹吗？

1989年10月，国务院研究室的两位专家在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干部陪同下，在温州作了为期八天的调查，写出了《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虽然温州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比较特殊，个体、私营和市场调节的成分占的比重确实大了一点，需要积极引导和调整，但如果据此就认为‘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那也是不成立的。因为：第一，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需要所决定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实行的方针政策；第二，我国现阶段的个体、私营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个体、私营经济；第三，温州的这种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是当地实际情况的产物。温州也希望国家能多投资办一些国营企业，希望国家多给一些计划物资、资金、能源、商品等，但国家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利用民间的人才、资金、技术来发展本地经济，更好地通过市场调节部分去获得必须的原材料、能源、资金、技术和商品。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温州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第四，十年来温州的国营和集体经济就相对比重变小了，但本身并没有萎缩，其发展速度与全国是同步的。”

有遏制，但似乎也有鼓励。可是就在人们都放松注意的时候，风雷激荡的日子来了。

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进国民经济更快增长。

据说，在温州柳市拥有钢琴500多架，家庭拥有量在全国位居前茅。这些昔日捏锄把的手奏出的不一定是最美的音符，但一定是时代的最强音。

因为他们在创造，所以他们有选择命运的权利!

在这农村改革30年之季我们怀着关注农村改革的意义，我们向柳市上峰村调研。乐清市柳市镇上峰村:

乐清市柳市镇上峰村坐落在柳市镇的繁华地段，经济实力雄厚，土地资源丰富，有人口435户、1815人，村集体固定资产达1.5亿元。先后被授予“乐清市文明村”、“乐清市卫生示范合格村”、“乐清市消防先进村”、“计划生育示范合格村”、“柳市镇先进党组织”、“镇妇女工作先进集体”、“柳市镇综治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上峰村“两委”积极响应市、镇党委政府关于开展创建文明村活动的号召，积极行动，从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入手，着力开展交通、环境、通讯、电力、给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新建和扩建公共设施工程，大力改善村民人居环境，村内建成了多条道路和模具加工市场一条街。兴建了村老协会“东沁阁”活动中心，为本村老年人创造了一个“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健身活动环境。增设1台400KW变压器，解决了村民用电难问题。兴建了占地5亩，建筑面积1万平米，总投资700多万元的村办公楼，彻底改变了村委的办公条件。

上峰村“两委”着力打造平安村，积极投入乐清市委、市政府的“平安千村”工程活动，通过组建村义务联防队和义务消防队，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等举措，治安环境进一步明显好转。村“两委”成员认真贯彻执行农村财务公示制度以及相关政策，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信任。村各项收支和费用每月结算一次，经村民代表小组核算，报镇里统一审核通过后，在村内宣传栏张榜公布，接受村民监督。村里制定了奖学金制度，奖励考上大学的孩子，以鼓励村民重视文化教育，提高文化素质，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经济富裕而文化贫穷现象以及经济发展快、教育投放少不协调的局面。

上峰村书记说：

第一步，允许农民进城进行自由贸易。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管理很严，市场自由交易也是不允许的，不允许农民到城里自由买卖农产品。放开城市市场，允许农民进城贸易，既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又活跃了城市市场，这是城乡进行交流和互动的开始。

第二步，到了1984年左右，随着乡镇企业的繁荣，国家进一步放松人口的流动，允许农民进城务工，进一步冲破了分割城乡的就业樊篱。在这之前，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口的就业流动很难，农村人要“跳出农门”进城，只有上学、参军、招工三条路可走，而能够真正实现进城梦想的农民少之又少。给予农民在城里的就业“打工”权之后，农民真正有了通过自身的工作而改变命运的权利。这时，一个叫“民工潮”的新词汇开始出现，这股人潮的涌动深刻地改变了城市，也深刻地改变了农村。过去农民进城做工连想都不敢想，现在农民工和城里人虽然还不能完全平等，但毕竟使农民有了更多机会。

党的十六大以来，这一层面的改革走到了第三个阶段，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融入了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五个统筹”、“新农村建设”都是这种“统筹城乡”思路的体现。目前有不少城市已经取消了城乡户口的差别，而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的根本的制度约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取消城乡户籍制度差别将是历史的趋势。在社会保障、就业教育等政策上，国家正在将农村居民统一纳入、统筹考虑，以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

因此，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三个层面看都分别走了三步，这三个层面及三个层面中的三步是互相交叉交融、互相依存依托、又相互促进、促动的，这三个层面的改革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

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如何面向三农推进农行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农行内部也进行了大讨论，并将县域支行分为粮棉大县支行、贫困县支行、西藏青海地区支行、经济强县和大中城市郊区支行，实行差别定位，确定相应的重点服务领域，争取发挥县域金融主渠道作用，拓宽政策性金融的服务领域，促使邮储资金回流农村，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