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农业税的三大标志性意义[5篇]

第一篇：废除农业税的三大标志性意义

废除农业税的三大标志性意义

来源：中国税务经理人作者： 2005-12-30 15:38:39

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颁布了农业税条例，并实施至今。

“皇粮国税”牵动中国兴衰

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牵动着中国的兴衰。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改革，但历代封建统治者始终未能跳出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黄宗羲定律”。

革命战争时期，广大农民用一辆辆装满粮食的小推车，“推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基石。据统计，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农业税也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支柱。

转折始自2004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到2005年，已有近8亿农民直接受益。

中国农村将迎新一轮巨变

2005年岁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法废止农业税条例，使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9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这是中国农业发展与世界惯例接轨的标志性事件，这是中国农村面貌即将迎来新一轮巨变的标志性事件，这是中国农民命运开始重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废止农业税条例，标志着中国农民的命运开启了一个不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崭新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谢扬这样评价。

第二篇：废除农业税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

 日前，农业税已经彻底废除。而废除农业税的直接效果，是增加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间接效果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从长远看，后一意义可能更为重要。

农业税实际上是国家在经济上对农民实行特殊强制的一个表现。在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时候，依靠市场交换方式，国家的非农部门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得到足够的粮食，不得不对农民强制征收粮食，自然有其历史意义。市场关系改善以后，“公粮”转变为“农业税”。所以，农业税是国家对农民实行强制的历史遗迹。为此，国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废除农业税对调整农村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力量的对比从来与权力配置有密切关系。把收税的权力赋予了乡村干部，乡村干部就增加了“控制”农民的砝码。这种力量对比一经形成就有可能被放大，从而进一步加深农村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性。如果在农业税征收之下农民没有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农业税的征收对于造就公民社会就没有实质性的积极意义，相反，有可能激化农村社会的潜在的对立。现在一举废除农业税，有的地方干部担忧政府再无法“控制”农民，这正说明废除农业税有平衡乡村社会权利关系的重大意义。

取消农业税也消除了农村社会的一个不公正因素。

据我们调查，农民在交纳农业税时并不总能得到公正待遇。少部分农民可能不交税或少交税，把税收负担实际上转嫁到了其他农民头上。

真正模范纳税的农民常常是生活拮据、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仅交了自己应交的税，也替别人交了税。取消了农业税，这部分农民就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废除农业税将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地方自治的可能性予以更积极地考虑。近10余年，县乡财政开始出现问题，乡级财政逐渐大面积地发生赤字。在农业税废除的形势下，老账归还希望渺茫，新的赤字还要发生，财政难以为继。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乡级干部的工资常常难以保障，影响到乡村政治稳定。

这种局面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农村公共管理体制。现行体制的深刻矛盾在于：一方面是传统农业和农民对专业化公共品的低水平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产值”巨大而效率低下的政府对公共品的供应。农民当然需要“公共品”，但这不等于农民需要货币化、专业化的“公共品”。政府的出现是专业化的公共品供应制度，而农民对公共品的满足，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社区内部合作来实现的，没有构成对政府的需求。这种供需间的不平衡，才是乡村财政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加强乡村社会的自治。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在现阶段，乡村公共品的供应必须更多地依靠乡村社会内部的非货币化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在政治上便是乡村社会的依法自治。

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我国以村民自治、县乡两级政务公开为主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有了一定进步。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着手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大农民关心的村民自治的基本问题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最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始终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历史阶段。在这种转型中，农民的态度对社会风险的强度有直接关系。而废除农业税，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循环”可能由此终结。（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废除农业税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第三篇：取消农业税的意义

取消农业税的意义

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历朝历代，只有过局部减轻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赋的举措，还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先例。农民一直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又是收入增长最缓慢、生活最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因此，取消农业税，首先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施政理念。

取消农业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在我国，农业征税、缴税成本太大，这种成本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税收本身。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摄取剩余的税费的品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农业税的取消，使这种到处向农民伸手的体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农村税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设立的。这种两线并行的税制结构，再加上城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对中国农民形成了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我国由7%的主税及其20%的附加合成的农业税税率达8.4%。据了解，对特定人群进行税收，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存在。因此，取消农业税政策的提出，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变化，是中央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是对农民在税负上与城市居民平等地位的恢复。

取消农业税，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四百亿的农业税虽然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二点几，但今后这笔税收不但没有了，国家还要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来支付农村基层的财政开支，这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农业税的取消，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经济结构在升级的过程中，农业的比重正在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目前已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力。

取消农业税，对小区域经济中的财政税收结构的影响是最大的，特别是县域经济。对于许多农业县、农业区域来说，财政税收中的农业税仍然是很大的比重。农业税的取消，使得这些地方的财政税收结构面临着重大的变革，并进而将影响到更大的区域甚至是国家财政税收结构的变革。因此，取消农业税，实际上是对财政税收结构、小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是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的开始，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已开始走向最艰巨的领域。

取消农业税以及中央政策向“三农”倾斜，并不损害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利益。相反，还将最终促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浅显的道理：全国13亿人中的9亿多农民增收了，消费水平提高了，必将促进城乡市场的畅旺，拉动内需，城镇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等环节也将随之步入良性循环，进而加快城市工业化的步伐。同时，城乡差距的缩小，还会促使农村社会更加稳定，并有助于全社会的稳定。一句话，中国的改革，都是从解放农民开始的。没有富裕的农民，就没有富裕的中国；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和谐的中国社会。

农业税这项“千年古制”的最终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其意义是空前的，并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取消农业税，并不仅仅是中国农民的福音，更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福音。

第四篇：党国英：减免农业税意义重大

党国英：减免农业税意义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2004年，中央决定在前几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并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这一做法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取消农业税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要义之一是公平正义。向农民征

收农业税是不公正的，更谈不上正义。纳税的本质是公民向政府“购买”政府的公共服务，而中国农民从政府得到的公共服务远远少于城市居民。大量农民事实上没有得到政府的公共服务。

而另一方面农民却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收益”，例如良好环境、廉价食物和战略物资等。为此，政府本来应该向农民提供补偿，而不是要他们纳税。当农民收入提高以后，他们从政府获得公共服务会增加，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要向政府交纳所得税，而所得税与农业税根本是两回事。

其次，取消农业税是缓减农村社会矛盾的需要。以往的经验证明，在农业税存在的情况下，因为农民社会在结构上的缺陷，地方政府事实上向农民征收过多的税费，中央政府常常无法对地方政府实行节制，产生了农民的极大抱怨，也引起政令不统一的危机。取消农业税，来一个釜底抽薪，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最后，取消农业税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需要。农民收入水平本来很低，农民积累能力很弱，农产品市场又往往是买方市场，农业的风险很大，总体上说，农业是一个不挣钱的行业。政府取消农业税，并给予可能的补贴，提高一点农民的积累能力，无疑会推动农业的成长。取消农业税并给农民种粮提供补贴，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中国开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反哺农业的政策已经初露端倪。

党国英指出，有些人对取消农业税存在一些疑虑，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担心庞大的乡村债务没有办法解决。当然，取消农业税之后，一些地方的债务压力会加剧，全国乡村两级债务达数千亿元。但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关键是不能发生新的债务。旧债务可以在中央、地方和乡村几个级别的财政上分开来负担。

二是担心农村公共品的供应能力会下降，农民将得不到很好的公共服务。公共品的供给当然需要政府，但不一定需要一个大政府。大量的公共事务在民间组织那里也可以处理。取消农业税引发的乡镇改革并不见得不要政府，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如何产生，职能如何确定。民间组织不需要农民纳税，职能和产生方式变化以后，政府不见得要花多少钱才能运转。不能把教育方面花的钱看作是政府自身花的钱，教育、医疗、防疫和部分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应该依靠更高层次的政府财政。

三是担心农民的纳税意识的丧失。公民纳税，是对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一种费用。只是因为征税成本的因素以及现代社会的某种价值观的影响，公民的纳税数量与他享受到的公共品数量常常不成比例。但如果一国的公民太穷，纵使他们有纳税意识，收税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现代国家在设置收入税时总会确定一个起征点，使穷人不去纳税。

概言之，我们没必要担心农民缺乏纳税意识。如果以后农民的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收益提高，征收农民的所得税有了可能性，农民自然会交纳所得税。法律的力量由不得农民不交这个税。

第五篇：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意义之探究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意义之探究

孙妍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意味着在我国已存在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将寿终正寝。劳教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近年来因其法律依据不足且违反宪法和上位法，有违罪罚相当和程序正当等法治原则，且在实践中被广泛、严重滥用，劳教措施侵犯人权的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其存废或改革的讨论不断。终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好声音”：这项颇受争议的制度废除了，劳教制度终于成为历史当中的一页。关键词：劳动教养

废除

意义

劳动教养简称劳教，是将违法尚不够刑罚处罚的人员，送进劳动教养管理所（场）进行强制性劳动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措施。与劳动改造不同，劳动教养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根据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法规所制定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不经法庭审讯即可定罪，对嫌犯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这必将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中，法治政府建设尤为关键，因为只有政府部门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1]。从此意义上来说，废止劳教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由来及发展

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文件规定劳动教养对象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生产劳动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2] 依据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的《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是两到三年，由劳教机关“内部掌握”，只是在收容时向本人及其家属宣布，对表现不好的劳教人员，可以延长其劳动期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公检法被“砸烂”，劳动教养制度停止实施。一部分劳教人员被释放，一部分被转移到监狱、劳改队当作罪犯进行管理。“文革”结束后中国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出现“废除劳教制度”的意见，但主要集中在学术界，没有形成大众舆论。1980年2月，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这意味着劳动教养制度中断10年后重新开始实施。此后，劳教制度贯穿整个新时期。

近年来，公民的法律意识逐渐提高，劳教制度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抨击。因为劳教本身是法律判决以外的，由公安部门自行决定的处罚（虽然劳教处罚决定以当地政府劳教委的名义发出，但劳教委其实是公安内部的另一块牌子），使得劳教制度完全失去辩护。《国际人权公约》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以及“任何人都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劳教制度直接违背这些已经为中国政府承认的基本法律[3]。所以，劳教制度何去何从，是已经逼到眼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至此，在我国经历58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最终不复存在了。

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劳动教养制度和我国当前的社会制度势必存在冲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存在争议

劳动教养虽然是经过全国人大批准而实施的制度，但它的很多制度安排则是由国务院有关决定或者是行政法规来实施，劳动教养本身虽是一个具有劳动性和教育性的制度，但其本身又会限制公民的自由，依据立法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这些措施应该是由法律制定的。因此，它的制定依据是否正当颇有争议。

（二）劳动教养的程序存在弊端

劳动教养期限可以一到三年，必要时可以延长至四年，这一措施由是劳动教养委员会来实施的，劳动教养委员会是由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和民政机关组成的，其日常机关设在公安机关，但实际执行程序则是通过行政程序来完成的。刑法中管制、拘役要通过公检法几个机关，最后经法院判决实施，而劳动教养是一个行政程序，现在单纯通过行政程序可以限制到四年，它的程序性当然存在很大问题。

（三）劳动教养的适用中有滥用的情形

初期的劳动教养对象是有劳动能力但又游手好闲、不愿承受工作的人群，后来逐步发展到经常有违法行为，通过治安管理处罚仍不够力度而按照刑罚处理又不够重的情形，适用的基本对象是惯犯。在现实中确实出现一些对信访的人采取劳动教养的方法，另外出现本应追究刑事责任的降格做劳教处理，这实际上扩大了劳动教养的对象，造成一些滥用。

二、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意义

劳教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超越了法律的制度，不合情不合理更不合法。以维稳名义进行的劳教制度实际上破坏社会稳定的。劳教本身就是一个法外之罚，废除劳教制度是回归了司法本身，是司法进步的体现，也是对中国保障基本人权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

（一）有利于推进法治中国

建设依法治国，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已成为举国上下的政治共识和追求，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确立宪法和法律治国的最权威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劳教制度用行政命令来剥夺人身自由，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符。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因此，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把政府与公民、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人权保护都有法可依，这对于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都有重要意义，也维护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二）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公民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享有权利是实现其自主和自由的具体体现。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平等享有权利，它的膨胀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萎缩和抑制。由于劳动教养的收容对象、条件没有明确的界限定，审批程序缺乏制约，当事人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被羁押状态，由此执法人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可避免地侵害公民的权利。这些问题根源于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的缺陷。因此，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从制度上堵塞、消除执法机关的恣意妄为，对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有着重要意义。

（三）有利于履行国际义务，提升国家形象

尊重和保护人权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潮流，人权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产生着重要影响，保障人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14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而我国劳教制度的设置为侵犯公民的人权留下很多“疏漏”，劳动教养也被某些西方国家称为“没有审判的监禁”，成为国外敌对势力攻击我国人权的“靶子”[4]。面对这种挑战，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从我国实际出发，积极吸收国外在人权保护方面的经验，以现有的国际人权法为基石，认真履行自愿承担的义务，切实通过国内立法，不断改善我国人权状况，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保障活动中加强对话与合作，也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

《决定》明确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其目的和意义就在于落实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根本的目标。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既有助于推动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又有助于严格贯彻“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罪刑法定原则，同时还可以提升当代及未来中国的法治文明，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人权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5日 [2]何三畏.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J].南方人物周刊，2012.11 [3]彭淑.劳教制度今与昔[J].山西青年，2012.9 [4]郑利涛.对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9（16）

作者：孙妍，女，（1982-），籍贯：河南 学历：本科

工作单位：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职称：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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