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取消的意义和与近年税收改革的联系

第一篇：农业税取消的意义和与近年税收改革的联系

税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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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

小议我国税收存在的几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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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法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我国税收中存在的，对农业税取消前后的对比来看税法目的的本质。之后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来探讨财富分配的税法调控。随后对我国对于外资企业的税法政策的长期优惠做出讨论，来表明由于政策的扶持，导致的不公平。

关键字：农业税，和谐社会，个人所得税，外资企业

自税收开创以来，就伴随其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税法，以保证税收的收取。而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是以徭役赋税的方式征收税款。税收保障的不仅仅是国家财政的收入，还有调整收入差距，控制消费方式和水平的作用，保证税收的长期稳定及时的收取。这些都是是依靠税法的管理。事实上税法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皇粮国税”似乎是多年以来的传统。但在2005年的最后几天，农业税这一“皇粮国税”被彻底取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的人员在分组审议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时表示，为推进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适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依法取消农业税非常必要，建议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经审议后提请本次会议表决。这一草案建议，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说，50多年来，我国财政收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到2005年，全国的农业税及附加只有约15亿元，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3万亿元的0.05%。因此，“取消农业税，对全国财政减收的影响微乎其微。”

我们看到，在农业税取消这一方面，全国人大给出的理由非常耐人寻味。“为推进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适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我们知道，三大产业

划分中，农业被划分为第一产业。在封建社会中，农业也确实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产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发展，农业这一传统的产业，似乎对国计民生的作用越来越小了。正如上文所说的，只占中国当时全部财政总收入的0.05%，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国家工作中，还有事物价值上，不能以简单的货币价值去衡量。

虽然在财富创造上，农业创造的财富远远少于工业等其他产业，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农业对于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我国农业税的取消，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税法从保护税收的角度来看，是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即税收的顺利进行。而从另外的角度看，税法和税收又有着统一协调财富合理分配的作用。上文讲到，农业税的取消不是结束，只是一个开始，就是税法通过其特殊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而做出的改革。而为了促进我国当下社会中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城乡差距过大，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等现象，对农业税的取消也仅仅只是开始，更多更全面的法律法规会相继出台。

对于调整贫富两极分化上，国家近年来上调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也是一个调整的开始。虽然有专家学者舆论认为上调的幅度不够大，起征点仍显较低。我们知道，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07年12月29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根据决定，自2008年3月1日起，我国个税起征点将从现在的1600元／月上调至2000元／月。

而当下我国的城镇收入水平是多少呢？对2009年上半年的收入水平有这么一段资料：“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增

8.1%，增幅均超过GDP，城乡差距拉大，增速高于去年。调研发现，居民收入感受指数低。统计局称，据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

【1】

我们可以看到，城镇人民人均半年可支配收入为8856元，平均到每个月为1476元，相比国务院08年起施行的2000元的标准相差很远。虽然这只是一个平均值，不是具体的各个省市等的细节数据，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就中国大多数二、三线城市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的。也就是说，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城乡居民是处于这个平均值1476元以下的。所以，就目前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经是比较合理的位置了。

从上面的统计数据我们看到的是居民的收入水平很大一部分是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的。而事实上，很多一线大城市，直辖市和各省的省会等，他们的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是远远高出这个平均值1476元每个月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来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因为不论是一线城市也好，直辖市也罢，他们在全国的城市比例中都只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的存在更多的是一些二、三线的城市。而虽然单个的对比，二、三线的城市不如一线城市，但是要知道，他们的数量是很大的，而且二、三线城市的居民更是占了国家总人数的很大一部分。

故而，从上文的所说方面，我们应该了解到，税法的调节是对于整个国家的调节，不是一个地区，或者几个城市的调节。

国家税收的工作中，我们不仅是看到他可以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积极贡献，还应该看到其不足和需要改进发展的地方。就如前文中的农业税收取消一样，在没有取消之前，农业税就是一个问题和不足的地方，就是应该改革的地方。而现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来说，税收更多的需要改革的地方，在于其复杂的税收制度，繁杂的税收项目等方面。

我们知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吸引外资，创建外资企业。外资企业为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很多项目，地方确实是一穷二白，需要外资企业的帮助和支持。而国家最初为了吸引外资，在税收征收上也给出了许许多多的优惠政策，各地也竞相引进外资项目。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原来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些外资企业，打着投资的旗号，在我国投资办厂，但是实际上却将过期过时的技术传给中方，甚至将废旧的机器产品卖给中方，以牟取暴利。还有一些外资企业，将具有很大污染的企业开设在中国，对中国的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这些是最开始引进外资的时候，想不到的地方。而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把引进外资当成政绩工程，或者自己的升官资本，不顾国家集体利益，和外资企业签署了对国家集体利益损失极大的招商引资合同。

改革开放初期，这些都还不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慢慢显露出来了。而国有企业，和本国私有企业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时候，就显现出来，不同的税制对于企业的差别了。同样的行业，同样的投资办厂，但是却有两套不同的税收制度，这首先就是不公平的对待。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许多年之后，很多方面都已经和国际接轨，而外国资本也更加多的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在本国都有着不是一个起跑线的竞争，在外国更是由于对于国际贸易的秩序不熟悉导致中国入世之后，很多企业被外国公司诉讼至世界贸易组织。

从上文我们知道，对于外资的这一税收曾经的鼓励优惠政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造成社会不和谐，不能体现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方面，甚至是有悖于税法的公平价值观。而现实存在的问题是相关问题并不被有关的政府职责部门重视，而地方政府依旧以吸引外资为政绩，给予很大的优惠政策，使得外资企业和国内的私人企业之间的不平衡性难以消除。可以说，对外企税务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不加以消除，和减免，对社会的和谐有极大影响，并成为私营企业的不稳定因素。

本文前面所讲的几个方面，都是我国税法中，对于社会和谐有着不利影响的地方，需要改进或者取消。相信随着我国税法的修订的越来越完善，和细则越来越健全，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都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使国家可以和谐稳定，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北京.新京报【J】.2009年7月28号.【2】徐孟洲.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3】周飞舟.制度及其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6.6.【4】刘佐.中国税制改革理论前沿【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7年版.【5】马国贤.后农业税时代的“三农”问题【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二篇：取消农业税的意义

取消农业税的意义

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历朝历代，只有过局部减轻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赋的举措，还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先例。农民一直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又是收入增长最缓慢、生活最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因此，取消农业税，首先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施政理念。

取消农业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在我国，农业征税、缴税成本太大，这种成本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税收本身。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摄取剩余的税费的品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农业税的取消，使这种到处向农民伸手的体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农村税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设立的。这种两线并行的税制结构，再加上城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对中国农民形成了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我国由7%的主税及其20%的附加合成的农业税税率达8.4%。据了解，对特定人群进行税收，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存在。因此，取消农业税政策的提出，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变化，是中央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是对农民在税负上与城市居民平等地位的恢复。

取消农业税，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四百亿的农业税虽然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二点几，但今后这笔税收不但没有了，国家还要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来支付农村基层的财政开支，这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农业税的取消，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经济结构在升级的过程中，农业的比重正在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目前已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力。

取消农业税，对小区域经济中的财政税收结构的影响是最大的，特别是县域经济。对于许多农业县、农业区域来说，财政税收中的农业税仍然是很大的比重。农业税的取消，使得这些地方的财政税收结构面临着重大的变革，并进而将影响到更大的区域甚至是国家财政税收结构的变革。因此，取消农业税，实际上是对财政税收结构、小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是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的开始，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已开始走向最艰巨的领域。

取消农业税以及中央政策向“三农”倾斜，并不损害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利益。相反，还将最终促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浅显的道理：全国13亿人中的9亿多农民增收了，消费水平提高了，必将促进城乡市场的畅旺，拉动内需，城镇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等环节也将随之步入良性循环，进而加快城市工业化的步伐。同时，城乡差距的缩小，还会促使农村社会更加稳定，并有助于全社会的稳定。一句话，中国的改革，都是从解放农民开始的。没有富裕的农民，就没有富裕的中国；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和谐的中国社会。

农业税这项“千年古制”的最终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其意义是空前的，并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取消农业税，并不仅仅是中国农民的福音，更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福音。

第三篇：论农业税的改革和建立科学的农村税收体系

（一）我国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农业税制立法是以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主，包括其后（主要是80年代以来）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专门规定农业税的行政法规，如1994年的《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与农业税有关的法律规范。

《条例》颁行至今已有40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今日，我国的农业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农业产品、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收入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农业税制及其立法却几乎保持不变，这与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大为脱节，由此而导致的问题甚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并存所造成的问题。农业特产税即农业特产农业税的简称，它是为了平衡农业特产品和其他农作物之间的税收负担而从农业税中逐步分离出来的。但是，国务院有关规定都未将其明确为独立税种。然而实践中，它已突破了附属于农业税并作为农业税一个税目的立法本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税种。这一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具体表现在：（1）税种法定性质不清。从理论上讲，农业特产税应当附属于农业税，同样类归所得税类。但农业特产税主要是针对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征收，亦应属流转税类。（2）征税范围划分不清。这不仅导致了重复征税现象（包括对同一农产品既征收农业税又征收农业特产税，或是在不同环节征收农业特产税），还漏征了一些收入水平高的应税所得，特别是一些随着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而出现的技术含量高、成本低的农产品收入。（3）在税收征收管理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因对某些同一征税对象并行设置两种税，且计税依据不同，分别计征，人为地造成了一户两税、一地两税的状况，同时征管手续也较为繁琐复杂。

另一方面，农业税立法的严重滞后性。其主要表现在：（1）计税产量与实际产量差距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粮食产量比50年代已翻了两番，而计税产量一直维持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2）计税土地与实际耕地不符。对许多新开垦的土地不计征农业税，即所谓“有地无税”。一些被实际占用（包括正常占用和非法占用）的耕地，仍要缴纳农业税，即所谓“有税无地”。（3）税率偏低，因计税产量低于实际产量，导致实际税负偏低，且税收负担不平衡。如原来为了调节地区间农业收入而采用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由于40年来各地区情况的巨大变化，现在已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再如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税负畸重畸轻。（4）征管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处罚措施单调、疲软。如纳税人已经从最初的生产队发展到现在多种类型并存的纳税人，结算单位扩大数十倍，征管难度大为增加。而199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农业税只规定“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导致对农业税的欠、漏、偷、抗税等违法行为的约束力弱化。

（二）对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展望

《条例》虽然名为“条例”，但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所以从立法权限的角度来看，其实质上应当是“税收法律”，而且还是我国仅有的少数几个税收法律之一，在税法的渊源中仅次于有关税收的宪法性规范，其效力高于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

从80年代初直至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后，完善农业税法和改革农业税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许多理论研究者或实际工作者都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和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是三大类：第一类是农用耕地税（或称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产品税并行，简称“两税型”；第二类是实行农业所得税，简称“单税型”；第三类则认为，由现行农业税制向行为税（土地使用税）和流转税（产品税）转变，最终将两税型与单税型作为我国农业税制发展与完善的阶段性目标与发展方向，并且通过对《条例》的修订以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来逐步实现上述目标，简称“过渡型”。我们赞同“过渡型”，但不同的是：其一，不论是“两税型”还是“过渡型”，仍然主张有“产品税”税种。鉴于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已取消了产品税，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批发零售商业普遍征收增值税。因此，我们主张以“农业增值税”代替前述“两税型”和“过渡型”中的“农业产品税”。其二，依第三类观点，将来实行的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即除了农业所得税的主体税种以外，还有其他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如耕地占用税、屠宰税等，甚至还可能包括在广大农村地区征收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车船使用税等各税类中的其他非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实际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税制”。而我们所探讨的是“农业税制”，仅包括有关农业税的征收管理等规定，在目前就是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两税型”下，就是指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增值税；在“单税型”下，就是指农业所得税。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制应当向以“所得税”为单一税种的方向发展，而不再包括农业土地使用税或农业增值税。至于某些未纳入所得税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应当包括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征税范围之内，“各司其责”。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文论及。

我们之所以提出“过渡型”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1）考虑到我国农业经济的现实状况和农业税制实行40年来给农业已经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采用由现行农业税制向“两税型”转变的方式显得更为自然、平缓，不致于给农民的纳税观念造成过分的冲击，有利于新旧税制的前后衔接。同时，参考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加上农业税的纳税人在数量上将会多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陡然转变为“单税型”显然不太切合实际，也会给本来已困难重重的农业税的征管增加更大的难度。应该有俟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模式走向完善和成熟时，农业税制再向所得税的方向发展。目前，以“两税型”作为过渡性的安排是较为稳妥的，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2）在我国整体税制与国际接轨的大环境中，农业税制也存在着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般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征收所得税，即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扣除一定的成本费用后，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税，如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因此，将所得税作为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必要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农业税制的改革中，存在着农业税的税种与其他税种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农业土地使用税与土地使用税以及耕地占用税的关系，农业增值税与增值税的关系，乃至农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关系等。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基本实行的是一套独立的税制体系，这也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中，是继续保持其独立性，还是依法将农业税或其部分征税对象与其他税种合并征收，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有的学者就建议“开征农业产品税把农业特产税和一部分农村工商税合并征收，解决了农民长期反映强烈的一个产品征两道税的误解”。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提出从“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入手来解决台湾现行农业税赋问题，并认为：“在税赋之课征上，以职业为区分之标准，理论上即有其缺陷。在税赋稽征之立场而言，农民与非农民并无不同，农业税赋与非农业税赋之差别，仅在于针对产业之特性而异。因此，不论农民或非农民均一律须申报综合所得税，并订定合理的最低基本所得下限，不论农民或非农民之所得未达此基本所得时，即毋须缴纳综合所得税，但超过此下限者，即须按其所得之多少缴纳特定之税赋。”

我们认为，对待这一问题，亦应采取区分阶段性目标与最终发展方向二者关系的态度。换言之，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应当保持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今后在农业经济体制和农业经济结构趋于稳定，农业的商品化已达到一定程度，且征管体制网络化、成熟化时，应当逐步减弱并最终消灭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即“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当然，“在我国要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对农业与其它纳税对象实行同样的税制，恐怕还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事情”。

（三）与农业税制改革关系密切的农村税费和税收征管问题

还必须清楚认识到，仅仅依靠修订《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并不能够对现在的农业税的征管状况带来根本上的改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税费”现象。实践中，农业税已经无法保持其独立性，而是与众多的“费”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一般所说的“农民的负担”主要指的也就是“农业税费”，而且实际上其中“费的负担”要远重于“税的负担”。同时，农村税收征管“难”中，“收费难”亦占据了相当的地位。

当然，“税费不分”并不是农业税收中独有的现象。“在中国，目前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占比偏低”，“税收占比偏低的同时，便是各种收费和债务收入占比的偏高。由税收‘缺位’和各种收费、债务收入‘越位’可能引发的诸方面风险，不容忽视”。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所以这一现象在农业税收中反映极为突出，“有引发或激化社会矛盾的可能”。以至于法理学家们在探讨“当代中国法与正义、利益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时，都把“农民负担合理与否”作为展开论证的引例。

农业税收处于农村税收乃至整个财政税收的大环境中，仅靠修订《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是“孤掌难鸣”的，必须实施一项系统工程。

其一，税费不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办法、非税的方式组织收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又加上了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的约束这一条，更是大开了收费之门。于是，形成了一股包括中央各部门的基金性收费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收费在内的全国范围自立收费项目浪潮。税外收费趋势的蔓延和收费规模的日渐增大，既冲击了税基，又在相当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税收的注意力”。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通过立法形式“改费为税”，这“可能是在目前条件下，解决收费项目泛滥问题的一个有效且可行的办法”，“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治本之法”。同时不止于此，还要通过对国家整体立法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来进一步改进税收立法体制，即在纵向效力从属关系上要合理、适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在若干限定条件下赋予地方开征新税种的权力，可以改变目前许多地方因无开征新税种的权力而变相地开征一些具有税收性质与作用的费用和基金的做法；在横向协作分配关系和立法形式方面，合理划分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税收立法权限。

其二，在改进农业税收征管模式，加强其征管力度方面，也不单单是靠农业税制自身的改革所能实现的。固然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从法律角度确定农业税征管的法律依据，尤其是要明确对各种违反农业税法的行为，如偷、漏、欠、抗税等行为的处罚措施。“因此，尽快建立一套‘严管理、重处罚’的税收征管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税收征管秩序的确立和运行，不单单是税务部门一家的事情，它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内的共同努力。比如，没有公安、邮电、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海关、技术监督等部门的积极配合，再完备的税收征管制度，实行起来，效果也要打折扣。没有司法机关的有效支持，查处税收违法犯罪案件的工作，既很难到位，亦缺乏必要的司法保障。

最后需要强调两点：一方面，尽管我们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发现和分析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解决之，但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税制及其立法的“圈子”中。“就事论事”，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实质性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把农业税制及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放到国家整体税制，甚至国家整个财政体制、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并从中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实现途径。这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另一方面，不论是“分清税费”还是建立“严管理、重处罚”的征管制度，其实现与操作最后都必须落实到法制中去。制度的构建与实现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获得并依靠法律的保障。“制度与法规是相辅相成的，……立意良好的制度若缺乏适当的法规之辅助，执行成效必不如预期理想。”若再加上执行制度的人员素质不高等其他不良因素，又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和惩处，后果就会更糟。因此，农业税制的构建与运作、乃至改革与完善都必须通过农业税收法制来实现。

第四篇：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与效应分析

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与效应

熊皛白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南京 210000）

摘要：文章运用历史和文献分析方法，在简要概括新中国成立前农业税制度演变基础上，进一步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税政策变迁，进而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尤其“三农”发展的视角，重点分析了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并进一步评估了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效应，以期对我国农业政策设计和研究有所启示。

关 键 词：农业税 政策背景 政策效应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history and references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ax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as foundation of reviewing and general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ax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Based on the visual ang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 society especially “three agricultur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abolishment of agricultural taxes and evaluates the political efficiency of abolishing agricultural taxes.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hoped to be inspiration of design and study on Chinese agriculture policy.Key words: agricultural tax;political background;political efficiency

一、引言

农业税作为国家以法律形式实施的重要农业政策工具，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对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清楚地发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政府根据不同目标，选择实施不同的农业税，其经济社会效应差异明显。合理的农业税，轻则带来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兴旺，重则带来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失败的农业税，轻则导致农业萎缩、农民生怨、农村衰败，重则导致政府更替，乃至改朝换代。农业税的重要性，不仅使农业税政策在农业政策，甚至在整个国家经济政策中，占据非常特殊的重要地位，历来是各国政府农业政策的重点和难点，而且，也使得农业税政策始终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然而，既有农业税政策及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课税主体、对象，以及标准和征收方式等税收要素选择上，鲜有涉及是否实施或取消农业税这一根本性的政策选择问题。因为，农业税自产生以来，从未出现过被取消的现象。但这一从未出现过的现象，2005年12月29日下午3时零4分，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以162票赞成，1票弃权，0票反对，表决通过的《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使之成为客观事实。在中国具有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2006年1月1日正式终结，取消农业税成为中国农业税政策的最后形式。在免征农业税已经5年的今天，分析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与效应，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下部分将运用历史和文献分析方法，在回顾我国农业税演变历程基础上，重点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尤其“三农”发展的视角，分析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并进一步评估其政策效应，以期为我国农业政策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二、新中国成立前的农业税历史回顾

农业税（古有“田赋”等不同称呼）是人类最古老的税收之一，在我国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代。据史料记载，夏朝建立后，即征收贡赋1，其主要对象就是农产品2。殷商在井田制基础上通过“助法”3建立的田赋制度已经开始具备农业税的雏形4，故田赋又称579为“助”。西周对“野人”6继续实行“助法”，对“国人”则实行“彻法”8，故田赋也称为 “彻”。春秋时期，授田制废除，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贡、助之法难以为继。据（（左传》记载：周定王十三年（公元前594年，宣公15巧年）鲁宣公实行“履亩而税”的“初税亩”，标志着我国成熟的农业税收制度正式诞生。因此，我国的农业税制度至少已经具有2600多年的历史。

秦汉时期农业税以土地税（古称“田租”）形式征收，课征范围主要是谷粟和“刍覃”(秸秆)11。曹魏时期则分为对郡县编户12征收的“田租”和“户调”13，以及对屯田客14征收的“租赋”15两种。西晋则将两汉的“田租”与“户调”合并，按户征收农业税。北魏、北齐和北周农业税承袭了晋的“租调制度”，但常赋不断加重，北周尤甚。但北周区别对待丰年、中年、下年的征收方法，是对农业税的重大改进。隋朝继续实施租调制，但租、调皆轻于前代，而摇役却十分沉重。虽曾有减轻摇役的规定，但实际上经常性的滥用民力直接致使隋亡。唐朝建立后

17181920很快在均田制基础上制定了“租庸调制”。安史之乱以后，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改为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21，这是中国农业税史，也是赋役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制度改革。五代时期一直沿用“两税法”，只是纳税期限有所变化。宋太祖统一中原后，曾一度普减田赋，按土地数量及肥瘠情况分五等，夏税钱，秋税米。宋朝发明了沿纳

22、支移

23、折变

24、和买

25、和籴

26、预催

27、预借28等新的农业税形式，整顿了唐代农业税制度，其中王安石变法调整徭役征调制，将徭役转化为税收，是农业税制度的进步。宋真宗（998年）以后，由于战乱，国库空虚，财用匮乏，故苛政逐渐增多，以致屡次预借粮草，赋税成倍增加。由于赋税过重而无人肯种田，造成国力空虚，金兵突起，北宋灭亡。辽朝的农业税主要分为对部民、对农户和对属国属部的征收三部分29。金代农业税对女真族征收“牛头税”，对中原则继续征收“两税”。元代农业税在北方课征“税粮”和“科差”，但宋朝以来的农业税变革，均没有在根本上触动唐代的“两税法”。

明初农业税仍实行两税法32。明中叶后，政府掌握的税田额数大幅减少，致使“黄册”33和“鱼鳞图册”34名不副实，农业税征派就失去依据。对此，不少人进行了多种富有成效改革与尝试，其中首辅张居正主持推行于全国的“一条鞭法”35影响最大。清代前期农业税（时称“田赋”）仍遵行一条鞭法，按明朝历年间则例，地赋和丁赋分别课征，后以顺治年间编成的《赋役全书》为依据主要征于民田36。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地银和丁银分别征收的弊端日益突出；由于人口增长快于土地面积的增加，土地又不断集中到大地主手里，农民不断丧失土地，又要承担沉重的丁赋，所以无地农民被迫逃隐，既影响了国家税收，又造成社会不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针对“户口日增，地未加广”的情况，规定固定丁银数量，此后所生人丁，不再征赋，并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将固定的丁银首先在广东摊入田亩征收后，再逐渐推行于全国，地税从此称为“地丁”37，从而在农业税历史上产生了清朝“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38。清后期，盐税、商税等迅速增长，田赋不仅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且连原额都难以维持。道光以后，田赋和漕粮正额没有大的变化，而田赋附加和漕粮改折（由征收实物改为折征货币）却越来越难重，致使农民揭竿而起，清朝开始进入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命运。清朝末年，西方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清朝政府被打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为了筹措巨额赔款，在农业税外，又增加了无数的苛捐杂税。

1912—1927年的北洋政府时期，农业税承袭清代的地丁、漕粮、租课土地税、附加四大类，另有差杂徭、杂税。由于军阀各自为政，财政制度混乱不堪；苛捐杂税日益繁多，仅

3116

1922-1928年田赋税率就提高了20%-53%，农民负担明显加重。1927—1948年的国民党政府时期，农业税包括田赋、附加和预征；实行三征：田赋征实、粮食征购和征借。特别田赋附加和三征，超过正税几倍，农民不堪重负。民国时期，田赋名目繁多，将地粮、地租、军饷租和随粮租代征费等统归田赋。民国3年(1914)，田赋改征银元。民国6年，田赋划归地方公款收入之列，加征田赋附加——随粮租代征费(俗称随粮代征)等。此种附加，岁无定额，往往比正税还多。民国时期的《田赋史》记载了浙江田赋特重的情景：“以农夫蚕农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不得已而逃荒。”

历史上农业税（田赋）的轻重随着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而变迁。王朝建立初期，总是实行轻税政策，鼓励农耕发展农业生产；当王朝政权稳定，机构渐膨胀，腐败现象丛生的时候，每搞一次税费改革，就催生一次杂派的高潮，老百姓又会背上沉重的税赋，从而不断地进行着周而复始的循环，这也称“黄宗羲定律”。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税变迁历程

（一）改革开放前的农业税政策演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阶段，实行向剥削者征发和筹款，以及保护贫困农民的累进税和免税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农村各阶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合理负担的农业税政策，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要缴纳农业税，其征缴额度平均不超过农业收入的20%；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前，农业税实行比抗日战争期间更高的累进税率，征收的重点是地主和富农；土地改革后，规定农民缴纳的农业税最高不得超过地区平均农业总收入的20%。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阶级而别”的农业税政策，虽然，具有明显的税费一体特征，但其有力地打击和限制了封建剥削势力，对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业税政策。当时由于工商业比较落后，虽然农业税收入在税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但实际上全国农业税政策处于分割和不统一状态。在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继续沿用解放战争时期各自制定的农业税政策，规定最高税率不超过全区平均农业总收入的20%；而新解放区的农业税政策，土地改革前的按1950年3月26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规定“征收国家公粮的税则和税率，统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不得自定或者修改”。同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实行差额较大的农业税全额累进税制征收。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为此，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同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税平均税率的规定》，规定农业税采用地区差别比例税率，以常年产量作为计算标准，全国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实行增产不增税。至此，新中国统一的农业税收体系正式建立，结束了建国初期税制混乱的局面。1961年6月23日，为应对三年自然灾害，中共中央批转中共财政部党组报送的《关于调整农业税负担的报告》，明确规定：从1961年起大幅度调减农业税征收额，并长期实行稳定农业税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此后，随着农作物实际产量不断增加，到1978年农村改革前，全国平均税率始终为2.5%左右。这一阶段国家对农业实行了“轻税政策”。但由于所筹集到的公共资源非常有限，使制度内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从而使乡镇统筹资金制度得到了快速发展。此外，“剪刀差”和公社内物资和劳动的“一平二调”等巨大隐形负担，使得中国农业为工业和城市倾斜发展战略做出了贡献。

（二）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税政策变迁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41，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初步形成，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发展时期。此间，伴随农地制度的变革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以及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农业税政策虽然仍以1958年指定的农业税条例为依据，但也作了一定的调整。1983年11月12日，为了平衡农村各种作物的税收负担，根据农业税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全面开征了农林特产税和耕地占用税，及时调整和完善了契税政策。1985年，中国粮食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务院决定改变过去农业税实交粮食即“征实”的办法，改为折征代金，实现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变，完善了农业税。这期间农业税的纳税主体也由生产队转变为农户家庭，实行户交户结的纳税方式。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伴随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济制度沿市场经济方向的变迁速度加快，农业税调节机制弱化，三提五统

42、两工

43、集资摊派等导致农民税外负担沉重，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客观上要求对农村税费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在此背景下，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制度变迁和1978年开始的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由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逐步转变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1994年1月30日，为了配合工商税制改革，完善农业特产税收制度，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将农林特产农业税与产品税、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不包括改征屠宰税的生猪、菜牛、菜羊)合并，改为征收农业特产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与此同时，由于农民负担不断加大，农业税征收难度加大，以减轻农民税费负担为内容的税费改革在农村基层悄然开始44，随后，全国的几个农业大省出现了自发性的效仿者45，并在经历了从“并税”46到“征实”47后，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在1998年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被列为农村改革的重点。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48，确定了以“减轻、规范、稳定”49六字方针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以“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为主要内容，并进行配套改革的总体思路。为了探索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2000年1月，国务院第57次总理办公会议原则议定农业税税率为7%，农业税附加的上限为农业税率的20%。同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作出了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的规定。以此为标志，农村税费改革由基层的自发实践，逐渐演变成为由党中央、国务院推行的全面性改革。

2000年4月23日，国务院批准了安徽省上报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改革随即在安徽全省推开。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的推行，与此相关的各种矛盾逐渐暴露，尤其是干群矛盾越来越尖锐，乡镇干部的利益直接受到了冲击。为了暂时缓解矛盾，进一步探讨解决农村税费改革涉及的有关问题，2001年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暂缓扩大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试点。除已经开始试点的外，全国不再扩大试点范围。在一些政策性文件上，原来“加快推进”的提法也变成了“稳步实施”。在经过一年的反复权衡之后，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将试点省份分为两类：一类51由中央财政向其分配专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资金；另一类是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不享受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自费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至此，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在摸索渐进中逐步走向全国。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和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要求，在2002年全国20个省（市、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国务院于2003年3月27日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2003年在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要求切实做到“三个确保”52。由此，农村税费改

革工作由上而下，在全国全面推进。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同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的通知》，这标志着在我国实行了20多年的农业特产税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为保证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各试点地区还实施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主要是乡镇机构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公共支出改革、税收征管方式改革等；同时，为了弥补因农村税费改革给县乡财政造成的资金缺口，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200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5年以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会议批准了上述报告。200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全国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2006年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会议批准了上述报告。截至2005年4月，共有26个省市区相继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2005年全国农业税收入为65.8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收入的0.2%。2005年12月29日下午3时零4分，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以162票赞成，1票弃权，0票反对，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同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以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在中国具有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正式终结，取消农业税成为中国农业税政策的最后形式。

四、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分析

（一）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农业税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为迅速实现强国富民理想，选择了模仿苏联模式，以赶超为目标，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实行政治上的集权制度、经济上的计划控制、产权上的国家垄断、战略上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实现这战略，必然在税收上推行城乡二元税制结构。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资本相对稀缺与发展重工业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政府则利用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获取农业剩余，使农业剩余从农业和农村流入城市和工业。据统计，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中取走了大约5100亿元，加上同期农业税收总额978亿元，抵消各项支农支出1577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4500亿元，平均每年155亿元。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中取走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加上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抵消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12986亿元，平均每年811亿元。经过几十年实行过度提取农业剩余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政策，我国现在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改变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工农业协调发展战略的时期。

但1978年以来，虽然农业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是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影响了农业产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拉大了工农业的增长速度的差距。工农业发展失调最终会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改变发展战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加强农业基础，促进农业发展。为此，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进行结构性调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出台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2004-2005年又再度连续出台针对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因此，取消农业税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关心和重视，体现了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所带来的对“三农”从获取剩余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到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全面解决长期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的战略转变。

（二）农业税所比重降低，国家已经有能力取消农业税

农业时人类最古老的产业。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小农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长期占居主体地位，农业税也长期是国家财政的最主要来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国家政权稳定和推进工业化建设，农业税在相当长时期内，也一直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据统计，建国初期，农业税的收入占国家税收的39%。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

而2001年我国农、牧业税为285.8亿元，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为195.9亿元，农业各税合计为481.7亿元。农业各税只占2001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5.6%。2002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总额为7332亿元，如果地方政府不征收这一部分的税收，改由中央政府以专项转移支付来补贴地方政府因而减少的税收，则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也才6.6%，如果只免除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只有2.7%。2003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1.67万亿人民币，比2002年增长9.1％，财政实现2万亿收入，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农业在GDP构成份额中已经降到14％以下，城镇化水平上升到40％以上，劳动力就业结构尽管存在偏差，但如果把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9820万劳动力计算在非农劳动力份额中，则就业结构偏差将由30％左右降为15％左右。2005年，中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关系大约是13：46：41。这意味着农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已由主体地位转变为次要地位，农业税收已不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据资料显示，2004年，农业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只占到0.92%；2005年，占总人口70%的农民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占中国全年GDP的比例只有13.2%，全国农业税收入为65.8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收入的0.2%。而2005年，中央政府向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是664亿元。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废除农业税，中央政府最多只要再支出15个亿左右。对2005年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的中央政府而言，这完全是能够承受的。

（三）农业税征收成本高，制约农民增收扩大城乡差距

首先，农业税征收成本过高。农业税征收对象是规模狭小、高度分散、数量庞大的农户，征收机关在征收农业税之前，必须对计税面积、税负水平逐户核实，征收过程中，还要发动宣传、逐户上门征收，要作好困难户的税收减免、“钉子户”的说服教育等工作，征收机关往往力不从心。甚至在农业税征收季节,农村基层干部都要参加征收工作，派驻各村，会同全体村组干部，广泛宣传，逐户催缴。据江苏某镇的调查，2001年，全镇共有缴税农户14000户，只有约30%的农户主动缴纳农业税，其余需要上门收取，即使如此，全镇仍然有10%的农户拖欠近50万元的农业税。为解决农业税征收困难，征收机关不得不增加税收人员，为此又需要增加税费，从而使征收难度加大，进入恶性循环。农业税征收难度加大又进一步导致基层政治不稳定，维稳成本继续加大。因为农业税征收的数量大，任务重，难度大，乡镇政府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在征收税费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过激行为，甚至导致诸如致死人命的恶性案件的发生，造成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和政治不稳定。

其次，农业税制约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由于农业税为地方税种，农业税与地方财政收入息息相关，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一个重要税收来源。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一些地方极力开拓农业税源，有的甚至想方设法从农民那里多征税，即使在二、三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农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地方政府也不愿意主动放弃这部分财政收入，从而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制度安排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趋势下,农业税收制度的不适应性甚至弊端日益显现,需要进行改革,因为，在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业税收体制，不仅不能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制度保证，反而成了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体制障碍，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取消，以减轻农民负担。

再次，农业税扩大了城乡发展差距。尽管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长期以来政府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15%，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但实际比率为5%，而城镇人口实际上均税率为0.58%。农业税是最终形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统计显示，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人民币，农民收入为2366元，城乡差距为3：1。但实际差距应该为，甚至6：1。因为，农民收入中扣除占40%的实物性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而这其中的20%（即30元）还要用于第二年扩大生产，用于购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即每月能真正用于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差距为5：1。此外，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是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如将城市居民的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按照到20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测评，届时我国人均GDP可达到3000美元。根据GDP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计算，届时农民人均收入只可能增加1．5倍左右，约6000元，这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的消费结构接近。因此，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不超过2.5：１或3：1，农民收入才能达到6000元，进而最终实现城乡、区域、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城乡差距，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广大农村也无法达到全面小康标准。

（四）农业税设计不合理，未能充分体现公共财政要求

首先，征收农业税不是世界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从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看，各国税种设立基本相同，一般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商品税(包括增值税、关税、营业税、消费税等)、财产税(包括地产税、遗产税等)、社会保障税等基本税种，农业税并不作为独立税种设立。农民作为纳税人，应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按其经济活动属性分别在相应的税种承担平等的税负。西欧发达国家农业的产品税同样增值税征收53，并对采取优惠政策54。日本农业税的主要形式是土地税。土地税按土地的法定价格征收货币税，税率曾为地价的3%，后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大幅度降低。土地税只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租地农民只交地租不交土地税。在美国，农业赋税也是纳入与其它产业一样的统一的税种制度下征收的，同样不设立单独的农业税。

其次，我国农业税征收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第一，2005年以前我国税法规定，城市居民月收入800元以上才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标准，我国绝大部分农民根本没有达到纳税的起点标准。200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253元，月平均只有188元，却要承担至少4%的税费负担。第二，城市居民从事工商业的增值税起征点是月销售额600-2000元，折合年销售额7200-24000元，一般小农户年收入很难以达到这一起征点，所以不必考虑增值税问题。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但实际比率在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二者相比，显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农村税费制度有“打贫济富”特征，长此以往，会导致马太效应，城乡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取消农业税是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的内在要求，把农民的税负纳入统一的税制体系后，还必须统一城乡税负，保证农民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

（四）WTO下征收农业税，不利于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

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欧盟等）为了提高本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对农产品的生产环节除了不征税以外，还按世贸组织的《农业协议》中的“绿箱”政策或“蓝箱”政策和规则，对农民实行各种各样的直接补贴。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粮、棉价格于水平低国际市场价格，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然而，随着2001年我国加入WTO，我国粮

食成本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当时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从而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主产区带来不利影响。我国由于受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水源及土地资源少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农产品本来就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如果再征农业税，就等于自己抬高农产品价格，必然削弱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国际市场上低价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在加入WTO谈判中曾千方百计争取的对农业更多的保护空间，因向农民收取大量税费而消失。

五、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效应评估

（一）取消农业税政策的正面效应

1、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别，扩大了内需，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据统计，2006年取消农业税，农民不仅直接减轻了原有300多亿元的农业税负担，而且减轻了700多亿元的“三提五统”和农村教育集资等负担，还减少了约250亿元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共减轻农民负担约1250亿元，每个农民减负120元左右，增加了农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了农村有效需求，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农村人口是我国目前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扩大内需，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在 “三农”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取消农业税，不仅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曾经率先尝到了改革的实惠，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生活水平却相对降低了，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取消农业税对稳定农村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2、有力地支持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社会公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加快现代化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也在农村。农民的平均税赋水平大大高于城镇居民，城乡税负不均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一种突出表现。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取消农业税为建立新型的农村税费制度扫清了障碍，可以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原则建立城乡居民统一的税费负担制度，可以真正把社会公正放到至关重要的地位，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改变“穷人替富人纳税”的不合理状况，使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真正成为政府的责任，尤以中央政府的责任为最大，从而有利于保证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公民享受到大体相同的公共服务。

3、促进了农民增加农业投入，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以后，农户因受收入水平、家庭分散经营的限制和对土地承包权未来不稳定性的预期，也不愿或无力对农业进行投入。致使我国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下降。取消农业税，增强了农民对农业的未来预期，使农民拥有较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的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之中，进一步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4、提高了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取消农业税前，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征收农业税的国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美国对农业的补贴额很高。欧盟每年对农业补贴300多亿美元。美国2001年通过了高达200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计划。加入世贸组织后，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农业补贴，为了增强我国农业的竞争力，更需要加强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和保护，取消农业税，实行无税农业，可以起到对农业的补贴、扶植和支持作用，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取消农业税政策的负面效应

1、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一度有所下降。取消农业税后，由于法制型、服务型政府管理体制建设的滞后性和农村基层干部的适应需要一定的时间，致使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在

农业税取消后，一时职能转变难以到位，农村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低，社会管理能力弱，农村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等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基层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晰，政府职能缺位和越位的问题并存。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积极性受到影响，无心农村公共服务。

2、农村乡村两级基层财政压力总体加大，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要求提高。农业税是地方收地方用，曾是我国大部分乡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的主要收入来源，尤其是农业主产区，农业税仍然是基层政府的重要财力保障。据统计，2005年以前农业税收入一般占乡镇财政预算收入的60%以上。取消农业税一是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不足或一时难以到位的情况下，一段时间乡镇财政收入减少，尤其是给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带来了财政困难。二是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取消农业税后，地方财源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特别是乡镇财政不再同农民争吃“一碗饭”，而是要“分灶吃饭”。因此，乡镇财政一度要重新确定收支范围、基数调整等财政体制。国家虽然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中央采取了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政策措施，推进地方财政管理方式变革。但由于没有能触及到财权与事权划分等深层次问题，治标不治本。一些地方不顾实际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城市建设和标志性工程，没有将财力真正向基层倾向，乡村经费保障水平低，乡村运转普遍困难。

3、农村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一度受到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都是以包括农业税在内的农村税费作为资金保障。取消农业税造成了乡镇财政收入减少，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农村公益、教育事业发展。缺乏足够的财政资金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就无法新建和管理维护、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难以实施等；农村义务教育虽然由县、乡财政拨付，但县、乡财政缺口较大，拖欠教师工资的事时有发生，而县、乡拨付费用也难以及时到位。另外，许多县、乡为适应农村结构调整，引导农民致富，多次为农民举办各类职业技术培训班，向农民传授种植、养殖、栽培等多种生产技术，深受农民欢迎。农业税取消后，资金来源中断，使得各类培训班无法继续，农民生产技能无法进一步提高，不利于农业长期高效发展。

但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随着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党和政府各项惠农政策的不断落实，取消农业税的负面效应将逐步缓解，积极效应将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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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税粮有丁税和地税两种不同形式。工匠、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和教士）、答失蛮（伊斯兰教教士）、儒户等纳地税。绝大部分地区的民户和官吏、商贾都按成丁数缴纳丁税。31赋税名目之一。包括丝料、包银、俸钞三项。32不同是分夏税和秋粮两次缴纳。夏税不超过八月，秋粮不超过次年二月，主要缴纳米、麦，还有丝绢和钱钞。用米、麦缴纳的称本色，用丝绢和钱钞折缴的称折色。33 明朝为征调赋役而编制的户籍册，因上交户部的一份为黄色封面而得名。由于是国家征收赋役的根据，又称“赋役黄册”。34为征派赋役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册中将田地山塘挨次排列、丘段连缀地绘制在一起，标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图册”，亦称“鱼鳞册”、“鱼鳞图 ”、“鱼鳞图籍”、“鱼鳞簿”。35在大规模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进行的农业税征收政策。其要点是：一是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额，各州县原有的赋役总数不减少。二是先将田赋和摇役分别合并，再各折算成银,最后将赋银与役银合并征收。三是取消力役，由政府雇人应役，役银由人丁和田地分担。四是征收和解运由官府负责。是继唐代两税法之后，我国赋役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制度改革，它为清代实施摊丁入亩准备了条件。36田赋按亩派征，根据土地类别和肥瘠高下分别规定不同科则。以征银为主，也征收一定的米、麦、豆、草等实物。征收分上下两期，上期自二月至五月，称为上忙，下期自八月至十一月，称为下忙，每期各完税一半。槽粮是一项特殊的田赋，征于山东、河南、江苏等八省，供京师王公百官棒米及八旗兵丁口粮等项需要，岁额四百万石。其中三百三十万石输京仓，为正兑，七十万石输通州仓，为改兑。槽粮以粮米计，实际征收时有部分折收银两，称折征；还有将原定本色改收其他实物的，称改征。37地丁完全按田亩征收，不论豪绅富户还是一般农民，田多则赋多，无田则无税，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摊丁入亩规定地丁银数以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丁册为常额，固定丁银(335万余两)。38摊丁入亩，不仅是明朝一条鞭法以来赋役内容的继续简化，更重要的是全国赋役制度的一次再统一，不仅有利于国家财税制度的贯彻，而且促进了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这项改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摊丁入地改革相当艰难，从雍正元年(1723年)全国正式推行最后到光绪29年(1883年)前后搞了150多年。

39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农民问题研究专家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在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中总结出来的历史上的中国农业税改革的某种规律：历史上的历次农业税费改革，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每次农业税费改革后，由于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加上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因此，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而且一次比一次重。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黄宗羲认为赋税制度有“三害”。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401950年全国农业税收入约19.1亿元，约占全国税收的39%。411979年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42是指村级三项提留和五项乡统筹。村提留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从农民生产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开支费用的总称。包括三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乡统筹费，是指乡（镇）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向所属单位（包括乡镇、村办企业、联户企业）和农户收取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43农村劳动积累工、义务工是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主要劳务来源。441992年，农民负担问题比较突出的安徽涡阳县新兴镇自发进行了改革，即按照全镇全年的支出总额确定农民的税费总额，税费一并征收，分摊到亩，每亩地30元。45如安徽的阜阳、河北魏县、贵州的循潭、湖南的怀化也先后开始试点。46将各种杂费合并到农业税中统一征收。47以既定税率征收上来的税费实际上是粮食实物，政府通过卖粮获取现金。481998年 11月 20日，国务院成立由财政部长项怀诚牵头的农村税费改革三人小组，开始税费改革的筹备工作。49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在减轻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民的税赋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50即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51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52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受影响。53增值税的基本税率法国为18.6%，英国为17.5%，德国为15%，荷兰为17.5%，卢森堡为15%，比利时为19.5%，意大利为19%，西班牙为16%，希腊为18%，葡萄牙为17%，丹麦为25%，瑞典为25%，爱尔兰为21%，挪威为23%。可以看出，即使按照增加值征收，除几个高福利国家外，西欧主要国家的农业税税率大都在20%以内。

54如法国、荷兰、希腊和比利时等国对农业实施一定程度的免税，德国、挪威、卢森堡等国对农业采行特别税率，这使农业实际负担的税率大大低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如法国为7%，德国为6.5%，意大利为2%(谷物)，卢森堡为5%，荷兰为4%，奥地利和比利时为6%。

第五篇：和谐社会与税收司法改革

和谐社会与税收司法改革

2006年5月19日-20日，“和谐社会与税收司法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组织和筹备终于在北京大学英杰国际交流中心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学会、北京大学主办，世界税法协会、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协办。会议主要包括以下议题：（1）税收司法、税收法治与和谐社会；（2）国际税收司法发展趋势；（3）税收司法改革与纳税人权利；（4）税收司法与税收执法的关系；（5）税收司法组织体系；（6）税收司法与税法职业发展：（7）税收司法程序完善；（8）税收转让定价。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包括来自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法学会等单位的领导30余人，来自日本、美国、欧盟、韩国、泰国、印尼、哥伦比亚和我国台湾、香港的专家代表团，来自全国法院系统的30余名法官，全国著名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80余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会计师、税务师30余人。与会人员共计300人之多，是中国乃至世界财税法学界的一次盛会。与会领导和专家为大会作了精彩的致辞和报告。

5月19日上午9：50-10：50，中国法学会财税法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隆亨教授与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Reuven S.Avi-Yonah教授共同主持第一场大会主题发言, 最高人民法院王振宇法官、美国联邦税务法院法官David Laro先生分别针对《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纳税争议行政复议前臵和纳税前臵程序和美国联邦税务法院中的转让定价司法实务发表演讲。

王振宇法官从法律限制个体权利合理性的角度评析了《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王振宇法官认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但不宜认为违反了平等原则。针对不符合比例原则而言，《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立法目的主要在于“税收征收管理”和“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其不违反适当性原则，但是不符合必要性原则和均衡原则。王振宇法官认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应当修改，取消对纳税人权利的不当限制，税法在突出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应加强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针对王振宇法官的发言，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严锡忠律师提问，即对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不服必须复议前臵，而税务行政处罚（即对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如果法院受理了税务行政处罚诉讼，而税务行政处罚所依据的事实又必须依赖于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两者不可分离，必然造成行政诉讼的尴尬。从司法实践来看，应该取消复议前臵程序、实行纳税争议和行政处罚同步审理。法院对此有何评论？王振宇法官认为，如果纳税人单独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诉讼，法院必须受理，如果认为处罚显失公正，则对处罚金额予以变更；如果行政处罚事实与课税事实不可分离，则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待行政复议后恢复审理。

上海旭灿律师事务所菅峰律师提问，纳税争议行政诉讼是否可以跨越复议前臵程序？如果行政机关不受理复议申请，也不出具理由，应该如何处理？王振宇法官对此的回答是可以诉行政机关不作为。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史俊明律师提问，税务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与一般行政诉讼有何不同？王振宇法官回答，目前法院在审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方面并无太多案例，税务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也无特殊规定，原则上采用行政诉讼的相同规则。

美国联邦税务法院法官David Laro先生介绍了美国联邦税务法院中的转让定价司法实务。在美国，税务案件都是纳税人提交纳税申报后，认为税务机关对其认定不合理而提出的起诉，95%的税务纠纷通过法院解决，由独任法官审理裁决。任何一方不服裁决，可以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而转让定价诉讼中，法官主要听取双方辩论，双方当事人都要对各自的证据进行收集。同时Laro法官还为我们简单介绍了美国法院的审理原则及其适用。

5月19日上午11：00-12：00，欧洲税法教授协会主席、荷兰莱顿大学国际税法中心主任Kees van Raad先生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守文教授共同主持第二场大会主题发言，台湾“司法院”前大法官曾华松先生、日本东京大学金子宏教授分别介绍了“证据法则与税务诉讼”、“日本租税不服申诉及租税诉讼制度”。

曾华松先生认为，税务稽核，在认定事实方面，其所据事实，必须合理充足，在全部事实未调查明确前，不得率为行政处分，如纳税人对处分不服提起行政救济，对其不服的各点，由原处分机关或决定机关答辩。虽已提出答辩，如有不足，应补充答辩。受理行政救济之机关或法院，原则上应依法受理并自行调查，不得贸然发还原处分机关或决定机关再为审查。此外，银行存款、同业利润标准等间接证据，作为推计课税的资料，惟以符合推计课税的要件，并具有合理性及合乎经验法则为限，始得采信。税务诉讼，原则上应采职权调查主义及盖然性法则，如税务行政机关提出的证据，法院认为合理者，应认为其已尽举证的责任。纳税人如对之表示否认者，应由其负举证的责任。

金子宏教授认为，在租税法定主义下，税收的缴纳和征收，以法律规定为基础，根据法律规定来执行，给予纳税者以保证其对违法处罚提出争议的手段，是租税法定主义的要求。日本租税诉讼制度形成于1890年行政裁判所的设立，主要由税收不服申诉和税收诉讼两种程序。对税务署长所作的处分提出审查请求的申诉手续包括提出异议和审查请求，申诉由国税不服裁判所处理。租税诉讼包括8种类型：撤销诉讼、无效确认诉讼、争议诉讼、不作为的违法确认诉讼、义务履行诉讼、停止侵害的诉讼、超误纳金返还请求诉讼、国家赔偿请求诉讼。8类诉讼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撤销诉讼，对于撤销诉讼采不服申诉前臵主义，对于无效确认诉讼没有不服申诉前臵的要求和诉讼期间的限制。如何区分“无效”和“可以取消”？根据通说和判例，行政处罚的违法性重大明显时即为无效，行政处罚具有重大的违法性但不明显时可以取消，但这一标准已有所变化，根据最高裁判所的判例，与课税处罚的内容相关的错误是关系到课税要件的根本，行政处罚当然无效。关于撤销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在课税要件事实的存在与否以及课税标准上，原则上以租税行政厅的举证责任为主，不同于课税要件相关事实的证明的是纳税人主要对有利于纳税人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

分组会议

5月19日下午至5月20日上午为分组讨论，与会人员分为“税收司法改革”、“转让定价制度21世纪面临的挑战”、“税收法治建设”三个专题会议进行了讨论。

分组会议之一——税收司法改革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陈良刚法官论述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司法审查的强度。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是行政诉讼的核心，包括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横向关系表现为受案范围，纵向关系表现为审查强度。尽管强化司法审查的强度有助于实现行政诉讼的救济功能和控权功能，但应当兼顾行政自主性，为行政权的有效运作和功能发挥留下必要的空间。在确定具体案件的司法审查强度时，以下因素应予考虑，一是专业色彩之浓淡；二是对相对人权益影响之深浅；三是其他手段（如行政程序）控制作用之强弱。尽管法院可以根据行政案件的具体情况而调整司法审查的强度，以实现司法审查有效性与行政自主性之间的兼顾平衡，但由于同时要受到一系列的法律和现实因素的制约，故并非总能采取理想的审查强度。具体到税务行政诉讼案件，其一，部分税收行政诉讼案件的专业技术性较强；其二，被诉税务行政行为多为负担行政行为，往往会对相对人的财产利益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其三，在行政程序中，税务机关的调查义务可能因行政相对人怠于履行协助义务而减轻；其四，税收法律法规的层级普遍较低，行政立法及解释占据主导地位；其五，税务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普遍 1

较大，行政程序约束普遍不足。基于上述特点，司法审查强度应作出相应安排，首先，法院总体上应加大司法审查的强度，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切实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其次，为兼顾税务机关的行政自主性和专业优势，可对行政机关的认定和判断予以适当尊重，但不能以牺牲司法审查的有效性为代价；再次，由于税务机关的职权调查义务在一定情况下应予减轻，故法院对事实问题的审查和强度应作相应调整。司法审查强度包括事实认定审查、法律解释审查、行政裁量审查、程序审查，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特点要求法院强化对行政行为适用法律及行政程序合法性的审查，并可对事实问题，尤其是带有较强专业技术性的事项适当调低审查强度。对于司法审查强度的重构，陈良刚法官提出四点建议：第一，确立司法审查的合理性审查原则；第二，在事实问题上增强司法审查标准的灵活性，建立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第三，塑造法院在法律问题上的权威，在此前提下有条件地尊重行政解释；第四，完善行政立法程序，融入正当程序理念。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王彦法官分析了纳税主体资格争议诉讼、与征税行为直接相关的罚款争议诉讼、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相对人既对撤销原纳税决定不服又对按复议决定做出的新的纳税决定不服的相关问题。王彦认为，对于纳税主体资格争议诉讼，当事人对税务机关所征税款不服，认为自己不属于纳税主体，可以迳行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可以判决确认原告具有纳税主体资格，亦可以判决确认原告不具有纳税主体资格。被确认纳税主体资格的当事人对征税款金额不服的，应当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于与征税行为直接相关的罚款争议诉讼，当事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罚款处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在审理过程中，若发现罚款处罚的合法性与征税金额有直接关系的，应当进行诉讼指导，建议当事人先对征税金额依法申请救济，期间中止对罚款处罚案件的审理，待纳税金额争议案件判决后再恢复罚款处罚案件的审理；若当事人坚持对罚款处罚案件进行诉讼的，人民法院可就税务机关作出罚款处罚的程序和法律依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鉴于纳税金额争议案件尚未有结论，即使查明税务机关作出罚款处罚的程序和法律依据合法，亦不宜判决维持，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当事人将来因纳税金额争议案件胜诉后再次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罚款处罚决定留有余地。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偷税案件，税务机关有权处罚；对于同一税务案件的行政复议和移送检察机关按犯罪处理的交叉和衔接问题，一般应当是先由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行政监督管理，发现偷、抗税情节严重确已构成犯罪的，才应当移送检察机关处理。关于相对人既对撤销原纳税决定不服又对按复议决定做出的新的纳税决定不服的相关问题，王彦认为复议决定尚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前不应急于作出新的行政行为；对重新作出的纳税决定不服，应遵从纳税前臵和复议前臵程序，法院不应直接受理；原纳税机关重新作出纳税决定时，如因认定的事实或定性、适用的法律等因素发生了变化，就可以做出比原来或轻或重的纳税决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史笔法官分析了税收撤销权的相关问题。税收撤销权的行使必须具备主官要件和客观要件，并针对撤销权行使的主体、方式、管辖、被告和第三人、范围、举证责任和期限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许纯法官论述了和谐社会背景下税收行政司法的完善问题。许纯认为，当前税收行政司法存在三大问题：税收行

政案件数量较少、税收行政权过大削弱了税收行政司法、税收规范的缺陷造成司法障碍，并对税收行政司法的完善提出了如下建议：取消税收行政复议前臵的规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设立独立的税收争议裁决机关，适当扩大税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改革税收行政诉讼的管辖制度，确立税源丰富地区基层法院集中管辖周边地区税收行政案件的制度，增加中、高级人民法院的税收行政诉讼受案数量，降低中、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相关案件的标的门槛，以有效排除地方政府对司法审查的干预。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王松法官论述了纳税人权利保护视角下的税收司法改革相关问题。王松认为，税收具有分配收入、宏观调控、保

障稳定三大公法职能，同时也意味着对私法意义上财产权的直接无偿占有，这使税收法治在整个法治建设特别是在税收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税收法治的重点是依法治理征税行为，保护纳税人合法权利，于是制约税收行政行为的税收司法审查便凸显其作用。而在税收司法运转不畅的现状下，从纳税人权利保护角度审视税收司法改革，具有革命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社会契约论和市场交换论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征税的正当性，反映了市场经济尊重私权、财产权的本质特征，也是从纳税人视角审视税收行为必要性的理论依据。在目前纳税人权利资源稀缺，在授权立法普遍、税收执法强势的情况下，应当重视纳税人与征税机关的抗衡和博弈机制，并为之提供舞台，这是税收司法改革取得突破进展的根本途径。税收司法改革应遵循平衡原则、程序保障原则、私权应被充分尊重和保障原则。针对税收司法改革的相关问题，王松认为，建立税务法院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不足；应加重征税机关的举证责任，税务机关应承担核定数额的说服责任；应灵活裁判，提高税收司法技巧。税收案件纳税人具有更复杂的心理活动和利益考虑。税务机关所拥有的检查、处罚、税款核定、发票管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核定等权力，不可能不使正常的生产、经营主体对诉讼有所顾虑，若不具有非常勇气或逼上梁山、孤注一掷之状况，断难选择起诉，法院的判决结果对纳税人本人、其他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均具有重要意义，判决也将对法院形象、纳税人司法信心产生影响，因此，法院在判决时应慎之又慎，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奉行严格法治，按照税收实体和程序法严格审查税务行为，不因原告违法而对税务行为有所迁就；第二，加强对税收案件的解释、引导，引进判例制度；第三，适时调解结案；第四，如税务机关涉嫌报复，应考察是否纳税人与第三人平等处理，是否超出了正常情况，以滥用职权或显失公正撤销相关行政行为，同时向人事、监察和上级税务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王瑞芳法官分析了我国税务强制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王瑞芳认为，我国税务行政强制执行中存在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一，税务行政强制执行权限不明确；第二，税务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缺乏刚性和完整统一性；第三，税务行政强制执行依据可操作性不强，执法不规范；第四，税务执法人员素质影响税务强制执行的效果；第五，大量税外费挤占税收，从直观上造成了纳税人对税收的抵触情绪，加大了税务强制执行的阻力。完善税收强制执行措施，从长期目标看，应加快“费”改“税”进程，减少各种不合理收费；在条件具备时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法；建立专门的税收司法机构，负责税务强制执行。从近期来看，应完善税务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创建和谐的税收环境；钢化税收强制执行权；完善对税收强制执行的监督，切实保护纳税义务人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毛天鹏法官阐述了税务警察设臵的相关问题。毛天鹏认为，之所以考虑设臵税警是因为可以解决三个基本问

题：第一，税收执法中检查权不足，强制手段不够；第二，查处普通税务违法行为和追究涉税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的衔接问题，普通税务执法机关和涉税刑侦机关在管辖上的隔然分立导致重复调查，甚至兹生以罚代刑问题，税务警察的设臵把普通税务执法权和涉税刑事侦查权放在同一机构内运行，更易协调和衔接；第三，司法机关办理有关涉税专业案件中专业知识不足。此外，国税稽查和地税稽查之间难以协调的问题可以借税警设臵之机加以解决，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域对税务机构设臵的对应关系可以借税警设臵之机重新考量。在具体设臵模式上，可以仿照缉私警察的模式设臵，既隶属于税务机关，也隶属于警察机关，实质上体现税务机关对税警机构的领导，形式上统一于公安编制。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肖竹梅法官从实际审案经历分析了税收司法疲软的症状、病因及诊治方案。并从五个方面分析了税收司法疲软的病因：权利对权力的顺从冻结了民众的诉讼意识；绩效偏好诱发对行政诉讼的压制；权力的异化弱化了诉讼救济的应有功能，执法的利益驱动削弱了诉讼的意义；技术鸿沟稀释了诉讼的作用；法律的苛刻限制平添了诉讼难题。针对这些病因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实行信息公开；改变执法观念，限制税收执法权；严格界定偷税概念；修改法律，降低诉讼门槛；推行税收公益诉讼制度。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李玉国法官全面检讨了纳税争议复议前臵条件。李玉国认为，从设臵前臵条件直接原因的视角来看，径直申

请行政复议对税款及时安全入库并不能构成危险；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性质与关系来看，前臵条件使无力完税、提供担保的纳税人依法

享有的救济权被剥夺；从法律平等保护的角度看，前臵条件造成了有资力者与无资力者之间的不公平待遇；从发达国家法律实证来看，见不到有申请复议前臵的限制。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应该取消纳税争议复议前臵条件之规定：第一，加入世贸组织，承担遵守规则与履行承诺的义务。入世承诺之一，“如初始上诉权须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纳税争议复议前臵规定不能保证所有情况下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第二，人权入宪，贯彻实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而“人人受法律平等保护”属于基本人权范畴，那么《税收征收管理法》就应当充分尊重和保障所有的纳税人能够平等地享有并行使行政救济的权利。第三，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是协调政府与人民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而纳税争议复议前臵条件有失公平和正义。

分组会议之二——“转让定价制度21世纪面临的挑战”

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王裕康作了“中国转让定价税制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从完善法制框架、建立转让定价工作体制、建

立转让定价工作人才库、建立转让定价数据库信息系统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完善转让定价税制的策略。与会专家还就转让定价数据库、预约定价的纠纷解决以及成本分摊协议等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

美国康乃尔大学前校长Jeffrey Lehman介绍了北京大学中美法律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对税收政策所得与安全的关注和中心的成立背

景，他指出以往的法律针对封闭型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开放性经济，因此需要在互相依赖的背景下对社会、经济进行分析。有效税率的变动对于商业经营有着重要影响，对有效税率的灵敏反应将影响税法制定，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对各国税率调整提出了要求。各国都应当重视这一历史要求，加强税收方面的国际合作与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税法教授，德国马普所研究员Esperanza Buitrago Díaz为我们比较分析了经合组织税收协定范本和联合国范本

建议的约束力与西班牙的实践经验，他从国际法角度，从税收协定约束力角度，从VCLT的约束力角度，从协定双方遵守承诺的忠诚角度，从软法的约束力角度等方面，分析了国际税法建议约束力的基础。最后简单介绍了西班牙就国际税法解释地位的实践经验。

美国哈佛大学Richard Ainsworth教授以增值税中的转移定价为主，分析了转移定价的三难选择。他认为税收和谐包括水平统一和垂

直统一，在水平统一方面，主要通过关税WTO的估价规则进行关税协调，以OECD税收协定范本为依据协调所得税，按照欧盟第六号指令协调增值税；在垂直统一方面，主要有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单一原则，以日本为代表的并行原则，以欧盟为代表的混合原则。并介绍了若干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他以BITTING VS IRS一案为例，分析了实现税收和谐的短期方法即多种租税的预约定价安排，和长期方法即统一标准的转移定价指导原则。

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Reuven S.Avi-Yonah教授以“美国转让定价制度在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主题作了发言。以美国

税务机关在转让定价引起的税务诉讼中胜诉率的变化为切入点，讨论了美国税务案件审判制度变化对转让定价制度的影响。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Yariv Brauner教授对美国税务法院审判做了简要介绍，在美国选择税务法院进行诉讼无须先付税后诉讼，因此

纳税人绝大多数选择税务法院进行诉讼。纳税人败诉的通常原因也主要是因为举证责任的问题。税务诉讼中，审判过程分为事实审和法律审，证人也分为事实证人和专家证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解释税收立法时涉及到法哲学问题，有时是多种法哲学问题。

美国波士顿大学Diane M.Ring教授对APA披露问题做了主题发言，她认为APA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可以有效协

调纳税人和税务当局之间利益的平衡。因此在APA中，政府应该有效研究哪些属于可以公告的，哪些是属于不可公告的，所以在APA中批露的内容至关重要，而社会各界对此也非常关注。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前税务官Robert H.Green以转让定价的成本分摊做了专题发言，他指出纳税人签署成本分摊协议的原因是：可以

转移高价值资本的风险并且有利于转让定价进行。而CSA（成本分摊协议）中遇到的典型问题主要集中在无形资产的成本分摊如何进行，成本如何分摊以及哪些成本需要分摊。

上海律协财税法律委员会与会人员陆易律师、俞敏律师、肖波律师、菅峰律师、史俊明律师、饶国栋律师、魏琦律师和秘书荣红梅律

师均参加了该专题小组的讨论并踊跃阐述了个人观点。菅峰律师针对所得税经济性重复征税问题和转让定价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肖波律师针对中国预约定价税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肖律师认为，预约定价税制应遵循七大原则：公平交易原则、自愿平等原则、要式法律行为原则、法律约束力原则、单独适用原则、保密原则、纳税人机会均等原则。

分组会议之三——“税收法治建设”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黄茂荣教授就税务诉讼的举证责任进行了专题发言，通过区分义务、责任和负担对举证责任进行了概念解析。黄教

授详细区分了客观和主观举证责任，认为主观的举证责任范围是从客观的举证责任范围修正而来，客观的举证责任范围是法定不变的；而主观的举证责任范围则随诉讼之进行而修正，具有因案件之进行情形而不同的特殊性。黄教授对税捐债务构成的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以及适用不同的举证责任规则进行了阐释。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巡视员丛明先生以“中国税收法治建设”作了主题发言，他简要介绍了现行税收法治体系的基本情况以及现行税收法治的主要问题，并分析了现有问题的原因所在。他认为推进税收法治建设必须加强对税制与税收征管，税制与税收政策，税制与税收中性等关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加快法治体系的建设，即加快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进程；加强执法建设；加强税收司法体系的建设。

华东政法学院陈少英教授分析了税务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相关问题。陈少英教授认为，确定税务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法定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诚信原则、比例原则。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方式，课税基础要件事实税务机关负绝对的举证责任，确定应纳税额的事实分别承担举证责任，税务行政处罚税务机关承担举证责任，税务行政赔偿纳税人承担举证责任。在税收调整和税收保全案件中，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应予加重；在推定课税、法律拟制、合议减轻案件中，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可以减轻；在法律推定和非常规事实情形下，税务诉讼举证责任发生倒臵。证明标准是法官根据既有的证据和法律规范无法对案件事实作出必然的判断时所需要的心证标准。证明标准一般分为三类，优势、清楚而有说服力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三类标准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适用。在税务赔偿案件和原告承担证明责任的行政诉讼中，应采用优势证明标准；在税务机关适用简易程序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涉及预测性事实的行政案件、采取临时财产保全措施的案件中，应采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在适用听证程序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中，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教授以利息税为例来分析中国的税收法治建设。他认为利息税的征收一定程度上开辟了新的财

源。但若认为随着经济形势和利率的变化，征税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将税收错误地理解为操纵经济的工具，将影响税收制度的设计。他认为目前取消利息税是不合理的。理论上的公平应当是现有的条件下能做到的公平，有关于我国税收司法制度的建设也应该坚持这一原则。

西南财经大学刘蓉教授论述了纳税人权利保护与我国税收司法改革的相关问题。刘蓉认为，在税收宪政制度下，纳税人具有只缴纳符

合宪法规定的税收给付义务和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由于支付税款是纳税人利益的损失，政府征税又拥有市场

主体所没有的强制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给，通过立宪对纳税人权利进行保护尤为重要。我国税收司法改革应包括构建统一的税收司法运行机制、设立税务法院、扩大司法审查范围、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等内容。

台湾中正大学黄俊杰教授阐述了台湾纳税者权利保护法案的相关内容。法案立法目的在于保护纳税者权利，健全税制，实现课税公平

与程序正义。法案规定的税捐基本原则包括：最低基本生活维持原则、税捐法定主义原则、税负增加之禁止与减除原则、税捐规避之防杜原则、税捐优惠之界限——比例原则、纳税义务之界限——限定继承原则、信息公开原则（包括财政资料公开和税捐函令公开）。纳税者权利保护包括以下内容：纳税者诉讼之提起、最低之程序保障、设臵税捐复查委员会、加强行政救济权之保障、设臵税务行政法庭与税法实务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纳税者权利保护委员会、奖励财税法学研究、设臵纳税者权利保护官。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汤贡亮教授介绍了完善税收司法监督机制的研究成果。汤教授认为，税收刑事司法监督的主要环节

和重点是对公安涉税侦查权的监督、对检察院涉税公诉权的监督和对法院涉税审判权的监督；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职务犯罪刑事司法程序中监督的主要环节和重点是对检察院涉税侦查权的监督和对法院涉税审判权的监督；在纳税人提起的税收行政司法程序中监督的主要环节和重点是对法院行使涉税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在税务机关提起强制执行申请的程序中，监督的主要环节和重点是对法院行使涉税执行权的监督；在税收民事司法程序中，监督的主要环节和重点是对法院行使涉税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我国目前司法领域存在对法院涉税审判监督不到位、不规范，检察院涉税检查监督中职责不到位、涉税职务犯罪侦查职责不到位、思想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公安机关涉税侦查内部监督不能发挥整体优势以及涉税侦查外部监督不足等问题。汤教授提出了完善我国税收司法监督机制的若干对策：

（一）完善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机制，具体包括完善立法机关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完善社会各界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完善对法院涉税审判的内部监督；

（二）完善对检察院涉税检察的监督机制，具体包括完善检察院涉税检察的内部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完善法院对检察院涉税检察的监督、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制度；

（三）完善对公安机关涉税侦查的监督机制，具体包括完善对公安机关涉税侦查的内部监督、完善对公安机关涉税侦查的外部监督。

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分析了皇权专制的税负之弊。李教授认为，中国自古改朝换代频繁，很大程度上是由税收引起的。“税收是

毁灭的权力”，税收和财政首先是政治、法律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而皇权专制是中国的最大特点，在这样的体制下，税收往往成为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皇帝直接征税，没有中间阶层，皇权专制的封建国家与农民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形成了扁平化的社会。同时无宪政使得中国的皇权过于集中，导致官僚机构庞大，政府无法自我控制。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建立宪政民主的体制，即政府的规模、职能和权力以及财政税收的制度与政策受到法律的限制和人民的监督，人民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葛克昌教授阐述了租税国家之宪法界限——宪法解释对税捐法制发展影响相关问题。葛教授认为，台湾的司法院解

释表明，司法应以租税正义或量能课税原则，审查税法。肯认量能课税原则，司法不仅对税法之内涵为解释，而将税法臵于宪法伦理基础，针对议会多数主权有所限制，即立法权不得逾越司法院所为之宪法解释。故司法院对税法之宪法解释，由形式法治国家原则趋向实质法治国家保障，由税法思维方法过渡于宪法思维风格途中。葛教授从法治国原则、社会国原则、租税国原则三个现代宪政国家原则出发，阐明了宪法解释对税捐法治的影响。形式法治国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课税要件法定原则）、明确性要求、法律不溯及既往、一事不二罚原则。实质法治国原则包括量能原则（为税法结构性原则）和职业自由原则。社会国原则表现于纳税人权利保障，包括生存权保障、社会国原则为国家目标规定及税法原则、社会政策之租税优惠、婚姻及家庭特别保护。租税国原则是指明示纳税义务，宪法优于税法，税法须受实质之违宪审查，租税国家表现在宪法上即为私有财产制与市场经济，租税成为经济及营业自由之对价，具体包括公债上限、国家不宜参与市场、隐藏性增税之避免和地方课税立法权。葛教授还论述了纳税人协力义务的宪法原理。宪法解释逐渐彰显以人性尊严与个人基本价值为中心之民主理念，要求越与人民邻近事务，应尽可能由其自我实现、自我决定。宪法之人性观，系指平等、自由、拥有社会关怀之个人。在人格自由发展下，自行决定其生活方式与未来规划，自我决定之本旨，在于自我负责，不仅对自身事务负责，同时也对群体负责，并透过纳税对社会共同体运作所需公共支出履行其社会连带之义务。人民须主动参与税捐程序之进行，协助稽征机关发现真实公平分担公共支出负担，同时并确保其自由权不受违法侵害，得以充分发展其人格，维护其尊严，纳税人协力义务由是而生。

华南理工大学张富强教授阐述了税收司法制度重新设计中的公正与效率问题。张教授认为，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司法制度的良好

设计旨在通过一个司法资源的合理配臵，妥善解决社会交易成本过高于社会效率过低的矛盾，以保证司法制度在推进国家法治建设进程中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我国目前税收司法改革中应重点引进效率目标，以期促使我国税收司法制度的再度设计能真正体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

北京大学刘燕副教授探讨了我国资产证券化交易中发起人转让资产的所得税问题。刘燕认为，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发起人转让资产涉及的所得税难点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转移资产行为在税法上的性质是属于“销售”还是“融资担保”，两者在税法上的效果相去甚远；第二，带息债权转让是否应确认利息部分的收入；第三，转让方保留的次级权益是否确认收入？《证券化税收通知》中将发起人的资产转移行为确认为“销售”而非“融资担保”，而美国税务机关和法院在判断一项交易到底是出售还是担保融资时，坚持的是实质主义而非形式主义的标准，根据交易中双方权利义务分配的具体情况来认定，而不是根据交易声称的法律形式。刘教授认为，由于无法明确划分哪部分资产没有转让，哪部分资产已经转让，因此，在确认转让收入时，宜将次级权益对价直接计入转让收入；但对于带息债权转让中的利息，为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目的，不宜进行收入的分解或单独确认利息收入。

安徽大学华国庆教授从纳税人权利司法保障的分析了我国税收司法改革的相关问题。华教授认为，我国纳税人权利司法保障存在以下

问题：第一，税务行政复议存在诸多缺陷；第二，税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于狭窄；第三，缺乏纳税人诉讼制度。针对上述缺陷，税收司法改革的建议如下：

（一）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包括取消纳税争议行政复议的限制性规定、扩大税务行政复议的审查范围（将国家税务总局的规章纳入行政复议范围）、改革我国税务行政复议机构；

（二）在法院内部设立税务法庭；

（三）完善税务行政诉讼制度，包括扩大税务司法审查的范围、增强纳税人权利的可诉性、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王鸿貌教授就“纳税人问题、税务行政诉讼的特质及我国税务行政诉讼的现状”作了主题发言，他认为我国进入

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的矛盾也集中凸现，因此我国的税收冲突也应该进入冲突的高发期，这为我们研究税务行政诉讼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也使得我们的研究有了更多的实践意义。他认为，学界应该从最基本的概念、理论出发，得出一些基本的观点和结论。

大会主题发言和闭幕式

5月20日下午为大会主题发言和闭幕式。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黄茂荣、日本东京大学金子宏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二局局长

吴高盛先生、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Reuven S.Avi-Yonah教授主持了大会发言，欧洲税法教授协会主席Kees van Raad教授、日本税务律师、立命馆大学法学院教授三木义一先生、台北市政府法规委员会主任陈清秀先生、上海市小耘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陆易律师、中国人民法学法学院徐孟洲教授、印度尼西亚PT Total石油公司财务和税务经理Danny Septriadi先生、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荣法律师分别作了精彩的报告。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主持了闭幕式，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赵大光先生、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方向先生为大会作总结致辞。

欧洲税法教授协会主席，荷兰莱顿大学国际税法中心主任Kees van Raad教授就国际转让定价的仲裁问题作了大会发言，他介绍了欧

盟仲裁指令的出台及背景，他指出过去转让定价的解决耗时长，而仲裁委员会的建立有助于快捷解决转让定价问题。他认为提交仲裁不仅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扩展，即对两年内解决争议提出要求。同时对于仲裁的时间表、仲裁员选择、仲裁方案的决定及费用负担都作了简要地说明。他指出，在OECD框架内的仲裁纲领有利于解决各类争端，并且补充纲领也对争端的解决起了有利作用。

日本税务律师、立命馆大学法学院教授三木义一先生通过对英国、日本、韩国、德国的税务诉讼案件数量的国际比较，认为这些差别

并不是基于社会心理性原因，或者是诉讼制度的差别，而在于税收行政执法程序的差别。他指出由于各国纳税人纳税义务确定的程序和方式不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纳税申报制度下，纳税人自我申报具有第一次确定纳税义务的法律效力；而在以德国为代表的赋税征课制度下，由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义务，一开始就具备可以诉讼的对象。理论和现实存在较大差异，虽然日本采用的是纳税人申报制度，但日本税务机关运用劝诱和修正申报使得大量纠纷回避了诉讼程序。因此，现有制度仍然无法满足纳税人保护的要求。应当针对各国特定制度，设计更为合理和适用的纳税人保护制度。就日本而言，应在司法考试制度中引入税法科目，并在普通法院设立税法部。

台北市政府法规委员会主任陈清秀先生以课税处分撤销诉讼为中心阐述了税务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陈清秀分析了课税撤销诉讼中

法院审判范围的两种学说总额主义和争点主义优缺点。总额主义认为课税处分之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并非行政处分本身，而是系争行政处分客观上违法并因此使原告之权利遭受损害之原告的权利主张是否正当。争点主义具有程序经济、法安定性、尊重行政机关等优点，但不利于税捐正义之实现并有效保障当事人权利，在合法性上亦存争议。总额主义具有实现税捐正义、有效保障当事人权利、诉讼经济、合法性无争议等优点，但具有加重法院审理负担和延滞程序进行的缺点。理想的审理范围应采总额主义，审理范围应不限于原告在复查程序中主张之处分具体违法事由，行政法院自行裁判决定正确的应纳税额。如采总额主义，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配套：

（一）行政法院职权

调查界限，有必要课予当事人协力义务，减轻法院负担；

（二）确保当事人之法律上听审请求权；

（三）迟延提出事证产生失权效果；

（四）限制既判力范围。

上海小耘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陆易律师作了题为“中国大陆特殊经济区域的税收法律的立法冲突和协调”大会专题报告，主要介绍了中

国大陆特殊经济区域概况、税收立法及其冲突和协调，并以保税物流园区的案例进行了具体分析。陆易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特殊经济区域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旅游渡假区、台商投资区、保税港区和金融贸易区，特殊经济区域的税收立法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颁布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第二层次是由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特殊经济区域税收管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颁布的特殊经济区域海关监管暂行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层次是由特殊经济区域所在地的省级人大制定的特殊经济区域管理条例和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财政扶持办法。税收立法存在立法层次不高、立法滞后、立法分散等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即针对特殊经济区域制定统领各项政策的法律文件、对特殊经济区的各项法规进行清理和归并、逐步实行“先立法、再运营”的模式运营特殊经济区域。

中国人民大学徐孟洲教授阐述了地方政府间税收不当竞争的法律规制问题。徐教授认为，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产生，客观上基于财

政分权的结果，主观上缘自地方政府绩效的考虑。对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虽然税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同样难以避免。若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能遵循一定的秩序要求，无疑将有益于资源的优化配臵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经济转型期制度约束环境的软化与地方政府事权界定的模糊，使得税收竞争进退失据、容易逾越正当的界限。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亟待全面法律规制，以便为税收竞争提供常规性的制度保障，符合“依法治税”的精神。行政垄断是政府间税收不当竞争行为的突出表现，而目前的法院系统由于高度地方化不可能为税收不当竞争人受害人提供司法救济，如能建立属于中央法院系统的巡回法院、保障法官的独立地位，法院才可能对地方性法规规章进行司法审查，通过个案判例积累的方式逐步实现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彻底否定，司法规制税收不当竞争可以通过税收不当竞争的受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甚至公益诉讼来实现。

印度尼西亚PT Total石油公司财务和税务经理Danny Septriadi就印度尼西亚的税务司法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他首先说明了印尼宪

法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规定的不足，其次介绍了印尼的司法系统，特别说明了印尼的税权法庭不在最高法院下，但其与财政部的联系，使得其独立自主性受到质疑。同时他指出，目前印尼税务诉讼的程序在保护纳税人权利方面也作了不利的规定和限制，亟需改革。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荣法律师阐述了税收司法中的当事人权利。李荣法认为，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只重视对国家利益的维

护，忽视对公民和法人私人利益的保护，以及税收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导致税收司法过程中行政相对人权利被漠视，未能给予有效保护。税务案件管辖缺陷、复议前臵和先行纳税、税务行政诉讼不停止税款执行均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税务案件管辖存在地域管辖设臵不当，目前税务案件地域管辖的设定使得裁判者法院与某一方存在利益上的关联，不完全具备进行公正审判的前提和基础，应当加以改进；此外，级别管辖存在缺陷，基层法院存在审判人员税收知识和经验不足的素质缺憾，无力准确、及时审判案情复杂、涉及税款计算的税务案件。解决管辖权问题，应当赋予当事人在起诉时对管辖法院的选择权，并在中级和高级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税务法庭。税务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存在缺陷，如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第3款规定存在矛盾、与现代税法原理相悖，应该对不停止执行的条件进行限定。

结语

两天的会议在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中落下帷幕，税务行政诉讼复议前臵程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与会法官、学者、专家、律师一致认为应该取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即税务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前臵和缴税前臵程序，保障纳税人可以平等地获得司法救济，也有利于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和制约，促进税收法治的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并通过预约定价制度，实现税收和谐，从而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同时，通过聆听了海外法官、专家和学者对于预约定价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的介绍，与会的中国大陆学者、专家和律师普遍意识到中国大陆的预约定价制度处于刚起步阶段，需要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上海律师的专业表现给与会法官和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与北京税务律师同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形成了合作发展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