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热点主题分析——三农问题的基本政策（最终五篇）

第一篇：申论热点主题分析——三农问题的基本政策

三农”问题的基本政策

一、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2005年国考、2007年国考的申论主题都是围绕“三农”问题的内容。大量的地方申论考试的主题内容也是围绕“三农”问题。所以，充分了解“三农”问题，对于各位考生熟悉政策、了解国情，从而备考申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农”是指农村、农业、农民。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农村占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所以，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问题。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决的问题，中央先后制定了许多政策措施。(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现阶段，我国已经具备了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基本条件和能力。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在经济规模上已具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2006年，全国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到87.6％，非农业劳动就业份额达到53.1％，城镇化水平达到43％。这些结构性指标反映出，我国不但已经到了可以不依赖农业积累来实现快速发展的阶段，而且还可以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式，支持农业转变发展方式，进行现代农业建设。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支持现代农业建设的能力明显增强。(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作为新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特征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提高扶贫开发水平。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相关内容：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强化支农惠农政策，增加国家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大扶贫力度，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国家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

等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逐步加大政府土地出让金用于农村的比重。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从严控制征地规模，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提高补偿标准，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二、连续四年的四个中央一号文件：

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3年，中央下发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共计56个，这其中包括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下发的5个“一号文件”。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开始连续下发4个“一号文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特别是2007年1月29日中央下发的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的“一号文件”，明确了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份“一号文件”犹如春风春雨，进一步催发了农村大地的勃勃生机，将会给广大农民带来更多的实惠。2005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四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也给农业健康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长期稳定带来强劲的动力。(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2004年２月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１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七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2006年２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2007年１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九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

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三、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是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二是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五是着力推进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要靠政策、靠投入、靠科技、靠改革。一要巩固、完善和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继续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进一步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和产粮大县的支持力度。(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二要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力度。切实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今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资金3917亿元，比去年增加520亿元。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三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支持农业科技项目，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完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鼓励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四要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同时，推进征地制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继续清理和化解乡村债务。(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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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教案：申论热点专题：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

一、含义及其现状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的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

1、农业问题：

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2、农村问题：

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3、农民问题：

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4、解决“三农”问题的四个关键

一是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

二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利用水土光热资源，依靠科技，突出特色，积极推进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带和优势特色产品基地，壮大支柱产业。

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贫攻坚战。

四是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要把劳务输出作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战略措施，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搞好农民外出务工应用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培训，扩大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效益。

二、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六次中央一号文件都对三农问题有所关注： 09年：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 08年：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07年：加大三农投入力度 06年：推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 05年：支持农村基础建设 04年：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三、可能会遇到的三农问题相关材料及应对措施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七大报告标准表述）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提高扶贫开发水平。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2、农业的脆弱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收入增加缓慢，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因素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粮食减产。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但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得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分析：一要推进城市化进程，将大批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减少农民对有限土地的压力；二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要加强环境保护，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进一步加大；四要严格把关农田征用，保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五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六要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提高市场竞争力；七要稳定粮食收购价，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害，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

3、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2001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6.8％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将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的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农民收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缺少农民收入与社会收入同步增长的机制。二是农业生产方式不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农产品的质量不适应消费需求，农业效益偏低。三是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农村社会事业滞后于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城市；农村生态环境还有待于进一改善。

分析：农民为什么贫穷？除了历史原因外，一是收入渠道比较窄，主要是种地和到城市打工；二是从二元化社会结构看，农民处于不平等的一极；三是忽视市场导致增产不增收。因此，应当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让广大农民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应当加大投入，积极引导，拓宽市场，转变农业产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应当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以科技带动农业增产增收，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4、农民的卑微

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几乎是不可能的。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农民的总体力量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

分析：完成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必须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用品使用等诸多领域，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给予农民平等机会，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在解放农民的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5、废止农业税

农业税作为国家的重要税种，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作为纳税人，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在“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起步之际，中央1号文件出台了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出了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大举措，是惠及亿万农民的一大德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面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负担问题完全解决了，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依然存在，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任务仍很繁重。要加快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努力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要建立健全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继续做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严格执行有关制度和规定，切实把减负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努力创新财政支农机制。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更多地滋润农业，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耀农村，让公共财政的支出更多地惠及农民。

分析：要深刻认识全面取消农业税的重大历史意义，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继续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努力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6、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安全网，对保障劳动者的养老、就医等至关重要。据统计，今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约为1.2亿人，进城农民工约1亿人，跨省就业的农民工约6000万人。然而，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农民工参保率低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参保的农民工纷纷退保现象，更加耐人寻味。

社保制度门槛高、转移难，导致农民工权益难以保障，是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我国目前的各项社会保障在计年限、缴费办法和待遇享受等方面，都是依据正规就业情况而定的，对农民工这种流动性大、范围广、劳动关系不稳定、工作岗位不确定、工作时间长短不一的特殊人群，缺乏制度设计和保障。例如，山东农民到广东打工，在广东缴纳的社保金，根本无法转移到山东。我国养老和医疗等主要社会保险制度被分割在2000多个统筹单位，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养老保险关系也无法转移接续。此外，在农村社保制度与城市社保制度无法接轨的情况下，农民工在城市内缴纳的社会保险，不能享受相应待遇。对于回到户籍地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社保，农民工当然要退。

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地方政府也欢迎农民工退保。政府通过行政力量让农民工参保，让地方社保基金更充足；而退保时，农民工并不能领回全部金额。有人统计，广东省每名参保一年的农民工退保，就将向当地养老基金“贡献”1348元。分析：让农民工真正能老有所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针对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面临的困难，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国家应建立适合不稳定就业农民工特点的过渡性养老保险制度。第二，为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建立大病医疗保险。第三，建立由国家、集体、农民三方负担的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村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接轨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第四，建立农民工应急救助机制。

7、推进“三化”

解决“三农”问题，其根本措施在于推进“三化”，即农业的“产业化”，农民的“非农化”，农村的“城镇化”。

农业产业化经营之所以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质状况，推动农业走上现代化之路，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具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化加工、提供服务等职能，它一头连市场，一头连着基地农户，形成市场带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带农户的机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从而增强了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二是农业产业化的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一方面可以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向高效益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流动和聚集，带来结构效益。另一方面其农副产品主要产业的区域化、专业化的发展，可将小而分散的农业生产聚合成规模化经营，从而产生规模效益。

从现实看，阻碍农民增收和阻滞其摆脱弱势地位的因素主要是有以下几点：一是劳动力需求因素。我国不足1亿公顷耕地只能提供5千万个农户的劳动生产，劳动力供大于求，仅依靠农业增加就业来提高农民收入，难度太大。二是农产品需求因素。目前我国近8亿人生产农产品，共约5亿人消费商品农产品，可见农产品需求市场多么狭小。需求拉力小，必然造成农产品商品率低，从而制约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推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加速农民非农化进程，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看，当前我国最突出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最重要的结构调整是城乡结构调整。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需求拉动乏力，与农村有效需求不足有很大关系。我国农村消费群体大，但消费支出少；需求潜力大，但购买力低；市场空间大，但市场容量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大力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和向二、三产业转移。小城镇的二、三产业，不仅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载体，也是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扩大消费群体，扩展农村市场容量，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8、三农问题与城市化 党中央提出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城市（镇）和农村是经济社会的两大组成部分，正确制定和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第一、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

农业生产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在农业自然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农民越多，人均可支配的农业自然资源量越少，农民的收入也就越难以提高。只有大幅减少农民，农民收入才能增加。而减少农民的根本途径就是进城，就是使大部分农民转变为市民。第二、农民大规模进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推动力，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标志。农民大规模进城，不会危及农业安全，同时可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

第三、加快城市发展是统筹城乡的基础

首先，我国农村的不发展是因为城市的不发展。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辐射带动农村的能力还不够强大。其次，在城市化加速时期农村要素向城市聚集具有合理性。可以加快社会生产力发展，减少现代化成本。再次，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将提升我国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第四、加强对农村的支援要调整方向

一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二是加强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三是支持农村医疗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的发展。四是支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五是支持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六是支持开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

第五、给农民自主选择权是统筹城乡发展政策的基石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前提条件，限制农民进城与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不相容。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给农民以进城工作、居住、生活的自主权，让农民与市民享有平等权利和平等机会，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石，也是社会的进步。

9、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支持“三农”投入力度

近年来，国家财政把支持解决“三农”问题放在财政工作的首要位置，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不断加大投入力度，调整支出结构，创新财政支农机制，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

财政部统计显示，2007年，中央财政预算用于“三农”的资金3917亿元，比上年增加520亿元，增长15.3%，增量和增幅也均高于2006年。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农民种粮收益，目前我国正在实施以“四补贴”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补贴制度，即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以2007年为例，全国粮食直接补贴总额达151亿元，农资综合直补总额从2006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76亿元，良种补贴资金从2002年的1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5.7亿元，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从2004年的7亿元扩大到2007年的12亿元。

为更好地减轻农民负担，我国还实行“四取消”为主要内容的减免税费政策，包括取消屠宰税、牧业税、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此外，还取消了农村“三提五统”、农村教育集资等收费。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农民减轻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

中央财政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为农业丰收奠定基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全国夏粮产量达到11534万吨，增产146万吨，增长1.3%。这是自1985年以来中国首次连续第四年夏粮丰收，也为全年粮食生产开了一个好局。

分析：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农业基础薄弱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事实证明，中央进行农业税费改革，废止农业税，并对农民给予补贴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在推动农业发展和增强粮食安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为农业丰收奠定基础，同时也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很好的经济基础和政策基础。

四、历年真题涉及到三农问题的：

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维护土地作为农民生存、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命脉》；

2005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做好扶贫工作，解决农村农民问题》； 2009年下半年重庆市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土地流转问题； 2008年湖南省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

2006年12月四川省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农民工进城务工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好处和目前农民工存在的种种问题；

2006年4月吉林省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通过户籍制度的历史与现状，直指户籍制度的弊端，引出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

2006年4月湖南省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五：需要特别注意的三农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第一、农民工问题

（一）、进城务工人员存在权益受侵害的现象：

1、一些地方在农民工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等方面，设置了许多不合理限制；

2、企业用工和劳动管理很不规范；

3、劳动岗位极不稳定，报酬难以有效保证；

4、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不到保障；

5、社会基本保险普遍缺失。

（二）、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

1、许多人观念上有错误，以农民来定位“进城务工人员”；

2、社会保障不完善。

（三）、对策：

1、解决好雇佣者对进城务工人员随意克扣工钱和拖欠工资等问题；

2、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健康保障；

3、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培训，提高其技能和素质；

4、确立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伤保险制度；

5、确立进城务工人员工资分配办法；

6、帮助建立一个具体的进城务工人员组织。

第二、拖欠民工工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总理关注引出“清欠风暴”

2003年10月产24日傍晚，重庆市云阳县龙泉村村民熊德明，回家后发现自家门前围了一大堆人，然后。她见到一位她以前在电视上见过的大人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犹豫了一会后，熊德明告诉总理，现在农民收入主要靠打工，但她爱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钱的工钱已拖欠了一年，影响娃儿们交学费。总理听后表示：拖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人群中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当天夜里11时，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务工工资。

2003年月日《中国政法报》发表了题为《如果不是总理过问》一文，随后，从中央到地方，全国掀起了一场“清欠风暴”。

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不仅在个体和私营企业村在，在某些国有企业也相当严重。

（二）、问题的原因：

专家分析，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主要原因有五点：

1、一些地方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一些房地产项目资金来源不落实，是造成拖欠的重要原因。

2、部分开发商资金不足，盲目立项、开工；

3、施工企业垫资施工，导致总包单位无力垫资又要求分包单位垫资施工的恶性循环，进而造成民工工资的拖欠；

4、包工头为了自身利益多赚利润，故意拖欠；

5、包工头不与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导致民工投诉时缺乏法律依据；另外，不按时发工资也是造成民工工资被拖欠的原因之一。

（三）、解决民工工资拖欠的对策：

首先，充分认识解决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重要性。

（1）、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对于维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2）、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3）、是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制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要求。

其次，要采取有力措施，完善相关制度。

（1）、应该建立一个认定拖欠民工工资的制度。国家应该制定统一的《民工拖欠工资管理条例》，而不是各地自搞一套；

（2）、要建立民工任职的资质人定，以此遏制我国由于民工进城没有管理造成的巨大浪费；

（3）、要建立劳动合约的认定制度，通过第三者公证，在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就具有法律效力；

再次，要加强民工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教育，增强其维权意识。

第三、农民增收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民收入问题。目前我国农民的收入状况，总的来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一）、影响农民增收的相关因素

1、农产品成本高、价格低、限制了农民增收。

2.、农业经营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农民增收。、农民负担居高不下掣肘了农民增收。、非农岗位就业不足抑制了农民增收

（二）、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分析、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是关键。

2、农业结构调整是必要条件。

3、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是必要途径。

4、减轻农民负担是保正。

5、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础。第四、教育公平问题

第五、农村养老与医疗保障问题

第三篇：申论热点主题分析——水资源保护

水资源保护

1.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而水污染、用水浪费现象却依然存在。

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和记忆，我们先将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概括如下：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水旱灾害频繁的国家，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量的1/4，已经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农业缺水，全国平均每年因旱受灾的面积约4亿亩。城市缺水，城市缺水60亿立方米。水资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严峻的水资源形势，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特别是在西部地区，水资源是制约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与此同时，水污染严重，全国年排放污水总量近600亿吨，其中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用水浪费严重，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和居民日常生活等方面都存在相当程度的用水浪费现象。

下面是对目前我国水资源情况的详细描述，供大家参阅：

(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余座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10座。在3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水困扰。此外，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治污工作滞后，全国很多河流和不少城市地表水和地下水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饮用水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还有不少农村的群众喝不上干净的水，饮用水含有高氟、高砷等有害物质。据统计，全国尚有３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资源问题，尤其是水资源短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全国平均每年因旱受灾的面积约4亿亩。正常年份全国灌区每年缺水300亿立方米，城市缺水60亿立方米。在缺水的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用水浪费，全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大多只有0.4，而很多国家已达到0.7~0.8；我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3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10~20倍，水的重复利用率我国为5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5%以上。水污染严重，全国年排放污水总量近600亿吨，其中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在全国调查评价的700多条重要河流中，有近50%的河段、90%以上的城市沿河水域遭到污染。水污染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更为严重。(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从人口增长看，2030年左右，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将减少1/5，降至1700立方米左右。从经济增长看，今后几十年，我国经济仍将处于快速增长期，到本世纪中叶，国内生产总值要增长10倍以上，城市和工业用水将有较大幅度增长，废污水排放量也将相应增加。从城市发展看，21世纪中叶我国城市化率可能达到70%，城市水供求矛盾必将更加尖锐。从粮食生产看，我国北方产粮区水资

源条件并不富余，2050年前国家需要增加1.4亿吨粮食的要求，将导致水资源短缺的形势更加严峻。因此，开源节流和保护水资源的任务十分艰巨。(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水资源也是制约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因素。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地广水稀，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是该地区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水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利用、有效保护是实施西部开发的重要内容。

据了解，国家将在统筹规划、综合治理的基础上，采取实际步骤加强水资源节约和保护工作。在计划上，改变以往单纯的工程计划方式，将节水、水资源优化调度、水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项目摆到重要位置，加快建设和发展。在体制上，切实加强流域管理职能，积极推进城市水务局管理体制的建立，为水资源的科学配置提供体制保障。在管理上，制订和完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充分利用水价、水资源费等经济杠杆，采用有效的科技和经济手段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发挥综合效益。在法治上，坚决执行《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做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配套建设，特别是《水法》的修改工作，加大执法力度，坚持依法管理水资源。在科研上，突破以往水利工程科学的科研模式，不仅要加强水利基础科学，而且要发展综合学科、交叉学科，不仅要研究水利工程特别是枢组工程问题，而且要紧紧围绕我国水利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研究各种治理措施的相互关系，科学配置，促进水资源管理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紧密结合，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

(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2.水资源保护对策措施

我们先将水资源保护对策措施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政策、宣传等手段，全面推进节约用水。

2.切实加强水污染防治，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确保城乡居民饮水安全。

3.做好“引黄工程”、“南水北调”等引水工程建设。(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4.深入开展水资源警示教育，树立全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意识。

下面是对目前水资源保护对策措施的详细描述，供大家参阅：

(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政策、宣传等手段，全面推进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少水资源浪费。依据水资源的条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旱作农业技术，强制推行使用节水设备器具，扩大再生水利用，推行利用“中水”技术。力争到2010年，使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从45％提高到50％。

建立能够体现水资源紧缺程度和用水全部成本的水价机制。由于我国一直实行

“福利水”制度，水没有被当作一种经济商品对待，所以，在水资源的配制上，市场机制通常被管制方法所替代。当前应当转变观念，认识到水资源的自然属性和商品属性，遵循自然规律和价值规律，确实把水作为一种商品，充分利用水价、水资源费等经济杠杆，采取“阶梯式”计费等手段，合理应用市场机制配置水资源，减少资源浪费。(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切实加强水污染防治，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确保群众饮水安全。以饮水安全和重点流域治理为重点，加强水污染防治。要科学划定和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切实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建设好城市备用水源，解决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坚决取缔水源保护区内的直接排污口，严防养殖业污染水源，禁止有毒有害物质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强化水污染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理，确保群众饮水安全。进一步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重点解决饮用水高氟、高砷、苦咸、污染等水质不达标问题。严禁使用国家禁止的高残留农药，鼓励使用农家肥，发展生态农业。科学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强化城镇供水水质监测和管理，建立健全饮用水安全应急保障体系。(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把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三峡水库库区及上游，黄河小浪底水库库区及上游，南水北调水源地及沿线，太湖、滇池、巢湖作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重点。把渤海等重点海域和河口地区作为海洋环保工作重点。严禁直接向江河湖海排放超标的工业污水。有效防止水资源污染，保证水体自身持续发展。力争五年内使COD排放总量减少10％或者更多；继续推进重点流域、区域水污染治理工程，全面开征污水处理费。到2010年使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积极防治农村水源污染，特别是加强对重点企业存在的环境隐患的排查和整改，防范水环境安全事故。

水体污染包括地表水污染和地下水污染两部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水、工业垃圾、工业废气、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都能通过不同渗透方式造成水资源的污染，长期以来，由于工业生产污水直接外排而引起的环境事件屡见不鲜，它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极坏影响，因此，应当对生产、生活污水进行有效防治。在城市可采取集中污水处理的途径；工业企业必须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生产污水据其性质不同采用相应的污水处理措施。总之，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制度，必须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严格执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度，促进企业污水治理工作开展，最终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要树立惜水意识，开展水资源警示教育。长期以来，大多数人们普遍认为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使用中挥霍浪费，不知道自觉珍惜。其实，地球上水资源并不是用之不尽的，尤其是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并不丰富，地区分布也不均匀，而且年内变化莫测，年际差别很大，再加上污染严重，造成水资源更加紧缺的状况，黄河水多处多次断流就是生动体现。(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以上内容由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奉献，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四篇：申论热点：三农问题再解析

三农问题再解析

本文主要观点：

1、在学者和官方眼中，存在着三种分别基于发展概念、稳定概念和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

2、现有的三农解决方案，均表现为每一个具体措施面对数不清的具体困难，无法推行，因而必须寻求全盘解决的方案；

3、应该从捆绑起来的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农业和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4、农村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农民问题相当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

5、农民民权运动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户口管制，而是要实现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平等的权利和利益；

6、农民平权已经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并将有益于城市的发展和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

一、学者和官方眼中不同的三农问题

近几年来，三农问题受到了学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有学究式的探讨、有实证性的研究、有情绪化的呐喊、也有政策性的建言。比较罕见的是，不论是站在农民立场上仗义执言的，还是站在当局立场上忠言极谏的，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危险性的认识，学者们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到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即使是一直为农村政策和农业形势唱颂歌的人，也加入了三农问题的大合唱。这与他们在政治体制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是明显不同的。

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农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的学者。梁先生一句“农民处于九天之下”的大实话让毛泽东勃然大怒，毛用极具侮辱性的语言当众斥责这位毫无恶意的学者：“你以为你比杨贵妃还美？其实你比臭大便还要臭，你臭不可闻！”梁先生从此厄运连连，没有救出农民，连自己也跌落到九天之下。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受此惊吓，只好把表述农民问题的专利权交还给党中央，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重新鼓起勇气表达对农民和农村的同情。梁漱溟的时代，执政当局正陶醉于“八亿农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的绝妙感受之中，梁面对一个把自己当作农民再生恩人的政党，面对一个与“朕本农民”的朱元璋一样自封为农民问题专家的中共领袖，即便梁先生宅心仁厚、忠诚无二，他却忘记了“圣主之下绝无忠臣”的道理。朱元璋和朱棣的理论是：如果你是忠臣，莫非朕是昏君？所以，在太平盛世，正确的思想只能由领袖亲自来发布，错误的政策也只能由领袖亲自去纠正。

曾经备受摧残的知识分子阶层表现出迟到的正义和良知，对农民之穷、农村之苦、农业之险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温铁军、秦晖、何清涟、党国英、胡鞍钢、张英红、曹锦清、于建嵘等人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深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梁漱溟先生。不仅如此，以李昌平、桂晓琦、熊国剑、马银录为代表的一些官员身份的准学者，也勇敢地站出来“向总理说实话”、“向农民道歉”，虽然最后一个个从官场上悲情出走，却赢得全社会的由衷赞赏。但学者终究只能说说而已，忧其民也好、忧其君也好，理性分析也罢、警世危言也罢、泣血陈情也罢，无非尽一点匹夫之责。

诚然，三农问题绝非是学者们“发现”出来的。那些在信访办门前下跪的人、赶着黄牛进北京城找“青天大老爷”的人、被“鸡头”组织起来卖身致富的人、扛着锄头打砸乡政府的人，其实他们一直在用另一种语言，向人们叙说同一个问题。他们不懂得“绝大多数与极少数”、“主流与支流”、“暂时阵痛与长远利益”、“前途光明与道路曲折”的官方辩证法，他们也不懂得产权界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国民待遇的学术语言，然而，在中国，常识往往比学理还难得一闻，农民的故事并不亚于学者的宏论。

直到共和国的总理也用“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官逼民反”来形容农村的状况，并因为没有增加农民收入的良策而“头痛”的时候，三农问题终成铁案，讳疾忌医者们也很难再推翻总理的判断。但是，尽管总理头痛不止，也还是有口头上承认但行动上不承认三农问题的人们。各省的高官要员虽然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照讲不误，但他们的行踪却永远偏爱发达的异国他乡和先进的沿海城市，很难走到代表落后生产力的穷乡僻野去体验三农情怀。那些亲自执行“三铁政策”（铁面孔、铁心肠、铁手段）的几千万基层官员更迟迟不能认同三农问题，他们认定农民除了太懒、太笨、太刁以外并没有其它的问题。岂止越级上访的农民要抓要关，编印减负手册、张贴国务院文件的人都能成为**分子。所以，实属无奈的中央，只能颁布没人情愿落实的“好政策”，“歪嘴和尚”们仍然执行“以恶法对刁民、用重典治乱世”的既定方针，因此农民的收入愈增愈少、负担愈减愈重。

三农的论述已经是汗牛充栋，“三铁政策”的执行者们并不需要本文来给他们提神醒脑。本文也实无必要再列举已经尽人皆知、而且无人否认的中国农民收入几许、人均负担几许、自杀比例几许、基尼系数几许、乡村负债几许、流动人口几许、民工缴纳进城费几许等数据，也实无必要再列举欠费农民如何被虐、上访农民如何受难、离乡农民如何受欺、无告农民如何反抗的实例。温铁军、李昌平、马银录的著述，足以让有良知的国人感动到泪流满面、忧虑到夜不能寐。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我看来，朝野各方的认识中有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种概念上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发展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稳定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如果说人们对三农问题存在与否已经形成共识的话，那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要如何解决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则是大异其趣的。好在不管是关心全面小康的人，还是担心农民反抗的人，还是主张宪法权利的人，终于有机会走到一起来了。

二、现有解决方案概述

农村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发祥之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之地；农民曾经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次领导阶级”；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来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我们曾言之凿凿地声称农民和农业生产力被“解放”过“两次”，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三农问题？为什么被两次“解放”的农民和农业总是赶不上已经被“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和一直被穷追猛打的贪官污吏，为什么被遗忘与被抛弃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总是他们这一群？

曾几何时，中共中央固定地以每年“一号文件”的形式象征性地表达对农村政策的重视，也暗示了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共的强项和优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国人志得意满之态，仿佛还在昨天。难道三农问题是刚刚冒出来的所谓“发展中的新问题”？

几年来，三农问题的药方已经开出一大堆。对开药方的御医和江湖朗中来说，需得三思：药方是否有效？此其一思；药铺里可配得齐药、买药的可出得起价？此其二思；即便是济世良方，当局者可愿采用？此其三思。

李昌平甚至设想如果我是“钦差”将如何如何，大有经世济国之志、怀才不遇之慨，恐怕正如他在向总理上书时自喻的，显得“政治上不太成熟”。学者们成熟不了多少，也是热面孔经常往冷屁股上贴。而幸亏有这些不成熟的言论，否则三农问题将万劫不复。非官方学者和民间的方案能否进入官方的视野，能否影响到高层决策的思路？大概学者们必须学会讲那种官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亦即“讲政治”的语言，方有参知政事、行走军机、言听计从之效，然而，那些学会了“讲政治”的学者，当他们摆弄出“高举、落实、全面贯彻”、“加强、深化、积极推进”的时候，我们只怕又听不懂他们成熟到和尚念经般的玄妙策论了。

我们见识过许多出自朝野多方的药方：增收，到哪去增？减负，谁去减负？裁机构，人往哪安？费改税，谁补窟窿？结构调整，启动资金安在？国民待遇，农民冒充老外？农不养政，几套班子谁养？村民自治，有何实质意义？发展小城镇，谁来投资建设？向农民还债，九亿人的债还得起吗？废户口制度，城市可愿承受？农民社保，保险基金何来？从经济的视角、从人口与资源的视角、从财政的视角、从城乡关系的视角，三农问题到底还是个死结。一方面要依*基层官员去安抚农民，一方面又想堵截基层干部的粮米外快；既要给农村以利益，又不想让城市受拖累；一句“中央财政有难处”，足以让开药方的人万丈豪情立刻烟消云散；一句“下面干部两头受气”，更让你皇帝反不得贪官也不能反。

如果我们设定这样的前提：中央和省级财政不打算掏大把钞票，城市强势群体不打算为三农买单（而且还想继续从民工身上揩油），*农村“吃饭财政”养活的大部分官员不打算另找饭碗，最要紧的，如果政治体制不打算彻底改革，农民仍然不能成为平等的公民，国家与农户的关系、农村政权的组成方式和运作方式没有彻底的改变，那么，所有的药方，到了农民农村农业那里，都会水土不服。现时的许多办法如税费改革或村官民选，据学界考证，早已有唐朝版本、明朝版本和清朝版本，足证托尔斯泰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了。至于土地承包和所谓双层经营体制，不管如何继续完善，其功用似乎已经发挥到了极限。

把思路局限在诸如土地产权、高效农业、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兴农、公司加农户、乡镇企业、撤乡并镇、机构调整、税费改革、村民选举等等这些具体方案上，结果总会让人失望，所有的方案都缺乏可行性和推广价值。每一个具体措施都会遇到数不清的具体困难，困难之大，足以让任何措施无功而返，或是上下不同心，或是官民难协调，或是财政要崩溃，或是制度不配套。举例言之：一个处于国家强权严密包围圈中的村委会，对农村大政方针毫无发言权，根本不可能与党权政权形成半点分权制衡之势，即便是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又何来村民自治？一个负债累累、不盘剥农民不足以维持生存的乡镇政府，怎么可能指望它去推行减负政策？一群连基本生活也顾不上、简单再生产尚且要*打工收入来帮助维持的农民，他们拿什么资金去引进农业科技、发展规模农业？

李昌平和于建嵘关于“替农民说话”和“让农民自己说话”的区别，实无实质意义。有良知的学者和官员，未必说不出农民想说而未说的心里话，亲近农民的官产商学愈多则愈好；另一方面，农民自己说的话，怕也只能在那一亩三分地上有点回音，即便他们用脚投票、用拳头说话了，只怕又被人误读，终不成还得有学者和官员们去翻译。替农民求情哀告也罢、农民自己说话造反也罢，只是手段而已，其本身自然都还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方案。

就现状而论现状，就三农而论三农，东鳞西爪、小打小闹、零打碎敲、步步为营的解决方案，必然一步也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不见得就不进一而退二。郭飞熊提出，“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这几句话，实在精辟之至，本人高度认同“一步到位”、“一揽子解决”的全盘解决方案，窃以为没有这种大彻大悟、大智大勇，便完全没有三农问题解决的可能。三、三农问题必须剥离开来

邓小平曾经有两个预言，其一是：共产党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党内；其二是：中国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村。对于第一个预言，本人没有资格去谈它。看这第二个预言，自然，邓小平所关心的“问题”并非我们所谓的三农问题，而是三农问题恶性发展以后的政治后果。

秦晖教授发出“什么农民？什么问题？”的智者之问，让人耳目一新，“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高论更引导我们放眼历史的视野、国际的视野来观照三农问题。找到三农问题的症结、认清三农问题的性质，才能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

在我看来，所谓“三农问题”是一个捆绑起来的问题，并不适合于笼统论之。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问题，效益低下大面积亏损、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工人贫困化和社会保障不到位，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问题、国企职员的问题和国企人员社区社群的问题合起来称为“三国问题”；同样，如果采煤业出问题，不会有“三煤问题”，钢铁业出问题，不会有“三钢问题”，银行业要是出了问题，更不会有“三银问题”。

中国有按血统划分的农民，但没有世袭罔替的煤民钢民；有分散隔绝的农村，但没有人为隔离的煤民社区钢民社区；有被层层叠叠的国家强权严密管制、只抽血不输血的农业，但其它产业要么自由多一些、要么照顾多一些。这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三农问题”被捆绑着提出来有其合理性，但要解决它，却再也不能在三个被捆绑在一起的问题中间兜圈子，那是完全没出路的。试图通过农业的结构调整、产业化发展和科教兴农来振兴农业，从而改善农村的落后状况和改变农民的命运是天方夜谭。即使中国的农业创造出不可能的人间奇迹，但是很明显，占总人口70%的国民是不可能通过给另外30%的人生产粮食和果菜来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农业是农业，农民是农民，农业振兴不一定农民“解放”，反之也是一样，农民的“解放”也不必与农业的振兴扯到一块。农村问题与另外的“二农问题”的关系亦复如此，毋庸赘述。

如果我们仅仅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农业，可以说农业确实有问题，但我以为其问题的性质并不比钢铁业或银行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甚至可以肯定农业比银行业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不同的只在于中国的制度和政策。之所以农业的问题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面貌，只是因为我们把农业不是当作一个产业来管理，我们用国家的强权构筑了一道道对三农的包围圈。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特殊在土地有限、小规模分散经营因而不经济、特殊在*天吃饭、剩余很少因而不能抗御自然风险、特殊在价格弹性低因而增产不增收，特殊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必须给予农业以大量补贴。而中国对农业生产资料（种子农药化肥等）的垄断使农民丧失讨价还价权，对农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垄断使农民丧失市场交易权，对农业产出的过度盘剥使农民丧失扩大再生产能力，这些并非农业之特殊，而是中国之特殊。在三农的外围，有一道类似于邱吉尔所称的“铁幕”，以便控制铁幕内部的一切，以使农民只能种地，而产前产后的事由国家包办。而构建这个铁幕，据说是因为民以食为天、农业关系国计民生、要确保粮食安全，所以国家必须把主动权抓在政府手上。

但是，把农业这个产业看得太特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把进口粮食看得比进口石油要严重十倍更无道理，毕竟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互通有无的世界，农业的全球化也并不一定就比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全球化更可怕。说农业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难道能源、交通、外贸不也都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而且这句话对所有国家都一样，却不至于引发其它国家的三农问题。美国人布朗先生“谁来养活中国”的提问是带着偏见的，这一问自然可以推及谁来养活日本、养活台湾、养活新加坡，国家大小并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大的中国不也是由一小块一小块日本那样大的地方组成的吗？何以见得小一点的国家就不必民以食为天？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就必须是一个农业大国或农民大国的说法是荒谬的。

中国的农业大概比中国的金融业要乐观得多，也至少不会比国有工商业更让人担忧。我们这样来设想，如果国企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员剩余必须由企业自己包养，政府也对国企职工开征人头税和三提五统，也要求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办理三证、收取再就业费和非国企增容费，也控制国企的外围领域，那么，国有工商业十之八九赶不上农业。如果政府把农业当作一个普通的产业，以农业占GDP的比例之小，不值得让人们耿耿于怀，但前提是，不可指望用解决农业问题为突破口来解决全部的三农问题。

不是说农业没问题，而在于农业的问题并不来自于农业本身。把农业问题从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去，有利于我们抵达大本大源。至于农村的问题，作为行政单位的县、乡、村，当然有很多问题，在农村教育、环境保护、社区公共服务、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官员食民禄而不为民办事，就是最大的问题。中缅边境的小学生因学费的差距都跑到贫穷得多的缅甸“留学”去了，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但若谈到什么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了、政权根基动摇了，却不是真正的问题，只是收苛捐杂派不顺利者们的抱怨。至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村，即作为自然聚落形态的农村和文化风俗意义上的农村，比之城市，也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也需要将农村问题从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去。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那么，农民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我们已经和尚念经般地念了十多年，因为政府对“增收”提不出行政解决的方案，目前的政策多围绕“减负”这个主题。看起来，“减负”的难题正在考验当局的政治智慧和对农民的诚意。三令五申也罢、发放负担卡和减负手册也罢、费改税也罢，效果都不甚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过重的负担是如何形成的？是村官乡官贪污了，那不是减负，而应该首先反腐败；是搞政绩工程糟蹋了，那也不是减负，而应该先搞政治改革；如果主要是用于开工资、日常办公开支和农村义务教育，那更不是减负，而是要首先解决基层政府的财政拨款和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问题，不然，就得按农民的意愿而不是按政府的意愿去裁撤农民不需要的机构。费改税以后，如果贪污照旧、政绩工程照旧、县乡镇财政状况照旧、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照旧，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减负终不过是一句空话。四、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

必须把三农问题剥离开来，并且绝不能仅仅用经济的眼光找答案，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三农问题的实质。三农问题中核心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主要是人权问题。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三农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来表述他的国际观，作一个简单的类比，在中国内部，也存在着“三个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科技资源，左右中国命运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从全国搜集的大量的财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广大农村则是第三世界。作为中国之第三世界的农村基本上受“类殖民统治”，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文化上落后，其对城市的功用被定位为提供原材料和供应廉价劳动力。各个世界之间壁垒森严，“国籍”以血统主义为主。这个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关系，除了按后者有定价权的原则建立起产品交换关系以外，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投资移民和智力移民的门槛很高，“绿卡”价值不菲，劳务输出中完全背离WTO的国民待遇原则。

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曾实施排华法案，与中国国内的户籍管理条例极其相似。比如加拿大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向华人征收人头税，对其他地区移民却没有这项税目，这相当于中国农民的税费现状，而中国的市民或城市企业都是按收入为计税依据而不是按人口数目为计税依据的。加拿大当局长期不允许华人居住在中国的配偶及子女加入加拿大籍，二战后才予以废除，这些不人道的做法难道在中国国内的户口条例中不是仍然堂而皇之地写着吗？

在社会主义中国，农民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单是一种身份。职业可以改变，身份也可以调换，炼钢的可以去挖煤，教书的可以去经商，律师也可以去考公务员，国家本无权去干涉这样的改变和调换，凭什么对“农民”搞双重标准？我看对中国的“农民”这两个字的含义，要做出恰当的理解，最可比照的是印度的“低种姓”，或者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黑种族”。

印度的种姓代表社会地位，是世袭的，也与职业身份挂钩。婆罗门是僧侣和贵族，刹帝利是武士，吠舍是农民和工商业者，首陀罗是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还有一种人不可在大路上行走、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庙朝拜，称为“不可接触者”或“*民”。在印度，高种姓的人不屑于从事低种姓的固有职业，正如中国的城里人不屑于做农人一样，低种姓的人从事高种姓的职业会受到强烈的排斥、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但印度的种姓制度并不象中国的户口管制一样，它不是*国家发布一纸“种姓登记管理条例”之类的东西来维护的，印度人民的苦难与印度教中的毒素有关。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社会与白人社会相互隔绝。普通黑人只能从事农业、手工业，以及到白人的金矿做苦力。黑人的身份自然是世袭罔替的、就写在脸上，这比中国的“农民”还糟。白人政府在管理黑人进入城市时用一套“通行证”制度，在各地实施的有“居住许可证”、“月度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等，这与中国“农民”进城所用的暂住证、务工证、未婚证或计划生育证相似。警察抓住无证的黑人可以收容、强迫劳动和遣送。1960年在纽约百老汇上演一台反映黑人通行证制度的南非戏剧，演了五个月场场爆满，当美国观众听到剧中人说“一个黑人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们的皮肤就是麻烦！”时，人们不禁对万恶的通行证制度加以无情的谴责。我很想把这句台词改为“一个农民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们的出身就是麻烦！”

然而，印度人可以将种姓制度归咎于宗教，南非可以将种族隔离制度归咎于白人种族主义，而我们中国却一直在搞“工农联盟”、“向贫下中农学习”，“农民”确实不应该是一个低等的“种族”。况且所有的中国人上溯三四代，他们的祖先全都来自于“农民”这一“种族”。

我很不愿意把农民问题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比，作为中国人，这让我感到羞耻。但想要说明白中国的“农民”是一类什么地位的人群，实无更恰当的比照对象。中国不仅有“农民工”，还有“农民企业家”、“农民商人”，何曾听说过“钢民企业家”或“煤民商人”？在中国，农民根本就不是指“农业生产者”或“农业经营者”，他的确是指那些依血统而成立的农民（除非成为城市的投资移民或智力移民）。用国家的力量来维持这样一套隔离制度，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罪恶的、万恶的！将来的中国人必然会象谴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一样地谴责中国的农民隔离制度。

五、农民问题的解决

既然我们分析了农民问题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指出了其解决的办法，农民问题的解决需要一场农民民权运动。既然三农问题的形成应该归咎于农民隔离制度，那么，只能无条件地解除隔离，让农民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这应该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也不能够从经济学或财政学上寻找拖延解决的理由。正如南非不能够因为黑皮肤的人口太多而担心白人社会容纳不了就必须种族隔离一样，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政府的困难或城市的困难而隔离任何中国人，哪怕他只是一个农民的后代。中央财政和省一级财政花多少钱去开奥运、办世博，兴建多少爱国主义工程，给后人留下多少“优质资产”，在我看来，实在比不上把钱花在废除农民隔离制度上更意义深远、更公正、更正义。这是比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更加伟大、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它不应该比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更困难。南非的白人曾经恐惧过黑人将涌入他们的城市乐土、增加他们的就业压力，但这绝不能构成剥夺别人同等权利的理由。

石家庄、宁波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尝试改革户口制度，让农民有合法的投资移民、迁居移民、就业移民的通道。这比建设小城镇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方案要现实得多，劳动力跟着资本走，而不可能让资本到莫须有的小城镇去寻找劳动力。这是有限地解除隔离的一项措施，它更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无条件地实施（任何入籍收费都是无理的、歧视性的）。完全彻底地改革户口管理制度，也还远远不够，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那些权利和利益才应该是农民真正的目标。各类企业、各色人等按同样的税则纳税，各地的学生按同样的分数线考大学，所有中国人都享有从政、务工、经商、务农的同等机会和平等权利，有同样标准的福利保障。这样一个改革目标，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否决这一目标的前提，任何推搪、敷衍都是历史性的错误。

诚然，城市的教育、就业、交通、环保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压力无疑会增大，但我们不应该把农民先天地想象成“盲流”。农民可以而且能够按市场的法则做出他们的选择，当城市没有可供自由选择的职业时，“农民”不至于会执着到为了一纸已经与农村户口完全相等的城市户口而放弃故乡的一切。因为他们和城里人一旦有了一样的自由，无论在乡村和在城市都是同样权利的中国人，有一样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没有回到农村和下一次入城的制度障碍，从事何种职业、居住在什么地方，只取决于自身的劳动技能、教育背景和市场选择，他们为什么要去破坏城市的稳定呢？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隔离制度所起的作用只是加剧了这种状况。农民反感计划生育、农民重男轻女，其实这主要是家庭农业的特点，因为独生女儿出嫁就意味着农户经济后继无人，意味着家庭经济事实上的破产，农村计划生育的困难正在于此。所以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农村两性比例失调正是城乡隔离的后果。长期实行城乡隔离，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还会加剧，三农问题必将进一步恶化并使解决的难度与日俱增。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刚刚实施户口管制的时候，城市是缺少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没有自由地调节劳动人口的能力，不可能按市场的功能吸纳农民中的剩余。九十年代以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为废除农民隔离制度创造了基础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农民隔离制度松动。不幸的是，政府在这个松动过程中又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政府面对三资和私营企业对农村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面对城市市民主动放弃粗活、脏活、累活、低收入活所造成的空缺，虽然不再用行政命令对农民进城加以限制，却改用收费、盘剥的办法来表达歧视，人为地干涉城乡居民平等竞争的劳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隔离会造成痛苦，歧视将播种仇恨，政府如不改弦更张，势必为未来的社会冲突埋下祸根。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城市人口老龄化、市民职业白领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城乡已有融合和劳动力互补的需求，农民自由入城不仅是农民的需要，也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需要。如果政府以市场力量为主并引导得当，应该可以再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与资本融合、城市与乡村融合的需求。

把农民进城想象成一场灾难，这是一种“种族”偏见。不能忽视的是，当今中国的经济增长，国企、私营和外资已三足鼎立，而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农民出身的工人是主体。在广东，农民工维持了珠三角的繁荣，同时还维持了他们故乡的农村政府的税费收入。把三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仅当作负担，这是一种弱智和短视的观点。英国人、葡萄牙人可以让中国的农民把渔村建成香港和澳门，江浙的农村移民可以造出一个大上海，中国的农民自然也可以扩大若干个城市、再造若干个城市。将过多的人口从太少的土地中解放出来，用市场的力量重新将劳动力资源洗牌，让民间的资本、外来的资本与城乡劳动力自由组合、优化配置，如果人口和资本都有是自由的话，浙江龙港那样的农民城市将会更多地被创造出来。浙江的龙港是完全由农民创建的城市，可以设想，农民的劳动力和精英们的资产和智识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相结合，是可以再造一批深圳、东莞和顺德的。

应该指出，农民的权利缺失并不仅仅体现在户口簿中。户口作为记录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证明，本是无可厚非的。体现在户口簿中的权利也还远不是城乡人民权利的主要部分，中国人还有很多权利是写在党证、官证、资产证上的。

我们的愿望是，中国的农民得到一张无差别的户口簿的时候，户口将仅仅成为“户口”而不是一张“权利等级证书”。所以，关键的问题绝不是户口簿上面取不取消“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这几个字，而在于户口簿上的任何一个字都与人的权利的多寡、身份的高低不相干。如果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实现了人民的真正平权，不再因血统、因居住地、因职业的不同而按不同的税则纳税和按不同的名目缴费、按不同的就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活，如果出身于乡村居住于乡村的公民不仅可以成为工人商人和普通公务员，也可以成为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当主席退休时体面地回到他的农场旧居去，谁会在乎他户口簿上写着什么居住地和什么血统呢？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农民的身份革命作为一场人权运动，要完成它，必然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重大改革，那么它所解放的就不仅仅是农民自身，而必将导致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以此而言，废除农民隔离制度、推进农民人权运动，是值得学者们大讲特讲、大书特书的。

新当选的十六届中共中央于2002年12月底和2003年1月初分别召开了以农村工作为主题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将农村工作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胡书记、温常委、曾常委上任之初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关怀弱势，这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第五篇：201年贵州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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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年贵州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三农

问题

【背景链接】

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于2010年1月31日发布，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十二次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这个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强农惠农新政策。

【标准表述】

[总体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确保把党的各项农村政策落到实处。

[原因]当前，农业农村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但是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夯实农业基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明确方向，突出重点，在关键环节上花气力、下功夫。决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村为代价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决不能借统筹城乡之名削弱农业农村、损害农民利益。

[措施]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第二，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确保粮食安全。

第三，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必须长抓不懈。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稳定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

第四，大力提高农民收入。灵活运用多种手段，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保障农业经营收入稳定增长;采取有力措施，最大限度安置好农民工，努力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

第五，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第六，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农民安居乐业，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