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三农问题精华版

第一篇：申论三农问题精华版

三农问题

一、农民工问题

（一）进城务工人员存在权益受侵害的现象

1.一些地方在农民工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等方面，设置了许多不合理限制。

2.企业用工和劳动管理很不规范。

3.劳动岗位极不稳定，报酬难以有效保证。

4.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不到保障。

5.社会基本保险普遍缺失。

（二）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

1.许多人观念上有错误，以农民来定位“进城务工人员”。

2.社会保障不完善。

（三）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对策

1.解决好雇佣者对进城务工人员随意克扣工钱和拖欠工资等问题

2.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健康保障。

3.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培训，提高其技能和素质。

4.确立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伤保险制度。

5.确立进城务工人员工资分配办法。

6.帮助建立一个具体的进城务工人员组织。

二、拖欠民工工资问题

（一）民工工资问题的原因

1.一些地方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一些房地产项目资金来源不落实，是造成拖欠的重要原因。

2.部分开发商资金不足，盲目立项、开工。

3.施工企业垫资施工，导致总包单位无力垫资又要求分包单位垫资施工的恶性循环，进而造成民工工资的拖欠。

4.包工头为了自身利益多赚利润，故意拖欠。

5.包工头不与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导致民工投诉时缺乏法律依据；另外，不按时发工资也是造成民工工资被拖欠的原因之一。

（二）解决民工工资拖欠的对策

1.充分认识解决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重要性。

第一，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对于维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第三，是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制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要求。

2.要采取有力措施，完善相关制度。

第一，应该建立一个认定拖欠民工工资的制度。国家应该制定统一的《民工拖欠工资管理条例》，而不是各地自搞一套。

第二，要建立民工任职的资质人定，以此遏制我国由于民工进城没有管理造成的巨大浪费。

第三，要建立劳动合约的认定制度，通过第三者公证，在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就具有法律效力。

3.要加强民工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教育，增强其维权意识。

三、农民增收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民收入问题。目前我国农民的收入状况，总的来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一）影响农民增收的相关因素

1.农产品成本高、价格低、限制了农民增收

2.农业经营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农民增收。

3.农民负担居高不下掣肘了农民增收。

4.非农岗位就业不足抑制了农民增收

（二）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分析

1.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是关键。

2.农业结构调整是必要条件。

3.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是必要途径。

4.减轻农民负担是保正。第五，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础。

四、农民就业问题

（一）大力推动农民就业创业工程，切实帮助农民转变就业观念，积极引导，培养良好的就业风气。

（二）建立完善的技能培训体系，抓好教育培训工作，努力提高农民的技能素质。积极推荐就业。

（三）落实就业补贴政策，鼓励企业使用本地群众。

（四）建成标准统一、制度完善、功能齐全的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实现就业服务向农村延伸。

（五）适当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废除城乡二元化结构，让农民能与城市人进行公平的就业竞争

五、发展现代农业对策

（一）整合农业资源，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发展都市农业、建设农业园区，打造建设一批规模大、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农业生态园；发展循环农业，特色农业。

（二）实现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协作化、用高科技武装农业的发展

（三）实现农村经济市场化，把农业、农村、农民融入整个市场体系，提高农产品商品率，使农民变成从事企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劳动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者和生产者。

（四）发展农业工业化，走低成本低污染低消耗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工业化道路。

五、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一）加大扶贫投入、发放扶贫贷款、减免办学经费、用地收费返还等措施、增加欠发达的【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

（二）帮助欠发达区发展集体经济，同时适当增加工业和商业用地指标，为落后镇村脱贫奔康提供一个发展平台

六、农村改革问题

（一）创新农村基层政权体制，认真解决机构和人员臃肿问题，切实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二）建立土地流转市场，促进土地有效利用。

（三）建立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医疗保障、贫困生入学补贴、养老保险等

（四）完善农村信用社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

（五）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合理提高补偿标准，通过增加非农就业等间接补偿和工业发展，等财力增加后建立反哺农业的长期补偿，以达到长远的保护农民利益。

（六）推进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七）引导农民抵制迷信、破除陋习，宣扬科学，倡导健康的文明的生活方式。

（八）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为农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九）切实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让农民群众享有相关法律法规机制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

（十）加强依法治村工作，严厉打击黄赌毒，妥善处理好社会各种矛盾。

（十一）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为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十二）将农村的教育、交通、能源、医疗、卫生、公共基础设施等建设和发展水平纳入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和干部考核指标中，使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真做到统筹农村发展当中。

（十三）转移农村劳动力，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发挥以城带乡、建设新农村的战略道路。

（十四）充分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提高自身生产力、文化等方面的素质

第二篇：申论-三农问题

启动农村消费 拉动和扩大内需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2009年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重申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这个文件不仅细化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而且将扩内需、保增长的发展战略之中的重要一环——挖掘农村内需潜力置于国计民生的全局之中。内需可细分为生产消费内需和生活消费内需。从生产消费内需市场看，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太多，可操作项目不胜枚举；对生活消费内需市场而言，目前，占全国总人口约2/3的农村，只消耗全国1/3的商品；农村日均人消费仅有5元多，相当于城市的1/6。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国和出口国，家电产品产能巨大。只要将家电下乡活动推广开来，就将拉动家电行业的生产速度增长，家电设备及服务市场需求每年将达到465亿元以上，4年累计将拉动消费9200亿元。

一、农村消费能力的制约因素

从根本上讲，农民的消费能力是由他们的实际收入决定的。受农村目前条件等各种因素影响，农民的消费行为在很多时候都带有投资性，尤其是预期的投入和购物(如生产资料、住宅整修、子女求学等）大都与维护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有关。这种带有投资性质的消费不属于生活消费内需，很难实现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另外，种种不安全的消费因素对农村的消费干扰也令人发指：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的目标市场就盯在农村；问题奶粉、黑心棉被、劣质加工品等大多流向了农村；落后的信息、惑众的谣言等也最容易在农村找到市场。凡此种种，使农民很难放心大胆地消费。

人们消费能力的培育周期就比较长，消费启动也比较慢，再加上以上的诸多不利因素，启动农村消费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经济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人们的消费需求一旦形成，就会对市场发出可预期的、比较持久和稳定的信号，这个信号正是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的最重要基础之一。因此，我们应该迎难而上，在启动、扩大农村消费上下工夫、用气力。

二、农村消费环境现状

农村的消费环境建设，“十五”以来，我国农村的消费流通网络建设发展很快但仍然滞后，而且单靠农民的力量很难把农村销售链条和采购链条连通起来；近几年，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发展最快时期，但农村却仍处在起步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和政府转移支付的滞后，强化了农民的储蓄倾向，进而导致消费倾向下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使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但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的先天不足，使其驾驭生产要素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非常脆弱。

三、拉动农村消费的途径

启动农村消费要走科学发展之路。从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看，它也是拉动经济实行平稳较快发展的正确选择。这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单单靠农村和农民是力所不能及的，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依靠社会相关部门的共同协调努力，才能更好地向前推进。

首先，要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启动农村消费的各项工作办成使农民真正得实惠的农村民心工程。在这一过程中，坚决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将每一项决策都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和高度拥护之上，切实提高决策和发展规划的科学性，提高扩大内需、促进增长政策措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其他带动效应，加快办成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民群众期盼、有利科学发展的大事、实事、好事。尤其要注意用好用活中央的一系列惠农政策，进一步从多方面加大惠农力度，在“多予少取”上做好文章。这几年，中央不断加强“三农”工作，把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在制度、政策和投入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这对于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减轻农民负担，促进最终消费增长起到了不可否定的重要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解决农民增收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其中最重要的是农民就业。解决这一问题要内外结合、多措并举，既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外出务工的转移渠道，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的机会。

二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深化各项改革，推进制度创新。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抓住时机推出更多有利于发展的改革措施，以深化改革消除制约社会需求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努力在农村改革环节上取得突破，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优化农村的外部环境，强化农村发展的制度保证。启动农村消费最终离不开市场机制体制的作用，但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目前的投资扩张主要表现为政府行为，这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的否定。要看到在当前的情况下，走好启动农村消费这盘棋，政府与市场各有其责，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都能从各自的优势出发，在最有效的领域发挥作用。

三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镇化进程与新农村建设。我国目前的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差距明显。城市日新月异，有的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农村发展却仍然处在比较艰难的起步阶段。城乡的各项差别，尤其消费差距十分显著。当前改变这种状况正当其时。增加农村各项建设投入，不仅能直接拉动相关产业发展，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还有40%的投入将转化为消费，可谓一举两得。

要逐步破除造成城乡分割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城乡开放统一、生产要素有序流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小城镇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领域。引导更多企业进入小城镇，努力使小城镇成为城乡配合的节点和农民走向城市的中转站。同时，把改善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作为切入点，由点到面地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

失根 · 寻根 · 生根

——继承农村传统文化 打造农村精神家园

如今，很多的农村人逐渐成为了迷茫的一代。就如一位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所说：“我已经无家可归”。“失根”——乡村文化的衰落已经成为当前农村人的普遍问题。继承农村传统文化就应该明白“失根”特征，找到“失根”影响，寻找“生根”之道，从而打造农村精神家园。

农村人的“根”是什么？直白一点讲就是具有浓郁气息的乡村传统文化。既有传统的以民间节日、宗教仪式、戏曲为中心的地方文化生活，也包括曾经相当活跃的，与集体生产相伴随的农村公共生活形式，更有农村日常生活形态和农村独到的文化精神内涵。这是农村人曾经的精神支柱，是心灵家园。而如今，这些乡村传统文化在慢慢流失，成为了“作为文化——生命内涵的乡村已经终结”这一根本性的忧虑。

“寻根”成为必然。对于年轻一代农村人来说，农村传统文化的缺失，让其无法对乡村文化产生亲合力、归依感，然而，城市文化对他们又是那样遥远，这样，他们生命存在的根基就极易发生动摇，成了在文化精神上无根的存在；对于农村来说，生态环境的恶化，家庭邻里关系的淡漠和紧张，社会安全感的丧失，使乡村生活已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文化精神内涵；农村人已经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这个群体文化以及精神发生了偏差，整个社会也会发生文化以及精神偏差，这是很危险的。

那如何才能真正“生根”？一方面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为契机，重塑乡村文化。政府要带头弘扬和保护农村传统文化，传统的节日要发扬广大。尤其是在解决留守家庭子女和老人问题时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照。唤起村民对传统风俗文化的记忆，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拉近村民之间的亲密关系，营造良好的乡间伦理氛围，找回朴实的幸存文化。另一方面以改善和发展农村教育为抓手，沉淀乡村文化。基层政府要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提升农村教育水平。各级政府还要采取切实行动解决农民工子女求学问题，最大限度消除不公平待遇。要加大农村的公民教育，加强道德修养和文明意识的提高。帮助农村人摆脱“被利益化”的意识形态重回和睦淳朴的乡村文化生活，使外来务工人员无论身处哪里都不会感到漂泊甚至愿意“落土生根”。

只有真正让农村人找到失根缘由，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之根，才能不断发扬农村传统文化，重塑农村精神家园。

稳定农产品价格关乎国计民生

农产品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然而自2011年以来，“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等网络流行热门词汇，却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农产品价格正一路高歌猛进，成为推动CPI不断增长的重要推手，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农产品价格，已经演变成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稳定农产品价格，关乎群众生活。胡锦涛同志教导我们：判断我们工作好坏的根本标准，是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农产品价格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当前，农产品价格的过快增长，直接导致人民群众的购买能力显著下降，生活压力陡然增大，生活质量和水平受到严重影响，也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能否稳定农产品价格，成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好坏进行评判的重要标准，必然引起高度重视。

稳定农产品价格，关乎社会稳定。邓小平同志说：稳定压倒一切。社会是否稳定，取决于人心是否稳定；人心是否稳定，取决于人民是否幸福。当前，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不仅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更引起了社会各行各业的连锁反应。它直接推动了人力成本的不断攀高，增加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最终带动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不断上升。在人民群众收入增加幅度有限的情况下，生产生活和各项服务价格的不断上升，必然造成人心不稳、牢骚满腹，势必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在这个意义上，稳定农产品价格，绝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稳定农产品价格，关乎农业发展。农产品价格的过快增长，表面上看，有利于在短期内实现农民增收、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从长远来看，事实绝非如此。农产品价格过快增长，首先源于粮种、化肥、农机、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成本的快速增加，对农民而言，一方面是农产品价格的过快增长，另外一方面却是根深蒂固的菜贱伤农弊端，农民从中获取的利益相当有限；而与此同时，农产品价格的过快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农产品生产、流通和销售等各个环节成本上涨，加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负担，进一步打击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最终导致农产品陷入了“成本上升、农民增负、供给减少、成本上升”的怪圈，影响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陈云同志曾精辟地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农产品价格，确实关乎国计民生。稳定农产品价格，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既要严厉打击市场投机炒作现象，又要下大力气调控农资价格、增加农业补贴、减少流通环节，鼓励和调动农民从事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才能不断扩大供给、降低成本，使农产品价格早日实现软着陆，为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评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题的两种思路

【背景资料】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中有9亿是农民。虽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却是一个受关照最少、受歧视最多、受伤害最深、社会地位最低的弱势群体。中国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出路问题。

一位外国学者指出：“乡镇自主权在各种自主权中是最难实现的，也是最容易受到侵犯的。为了进行有效的防御，乡镇政府必须全力发展自己。”我国乡镇体制改革的成败和农民自由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国家宏观制度的设计和创新。从国家宏观层面上来说，要统筹城乡发展，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要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另一位学者指出，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的大问题。过去毛泽东讲过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实际上今天农民问题仍是中国建设的根本问题。他认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沟通城乡贸易，都是农民工完成的，许多犯罪活动也是农民工干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工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罗列了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题的多种意见，其中反映了两种不同思路。请你以“评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题的两种思路”为题，写一篇800~1000字的文章。要求：观点明确，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参考范文】

评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题的两种思路

长期以来，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老大难问题。由于农村的长期落后，农村自身的各种建设搞不上去，无数的农民至今仍然在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中挣扎。显然，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阻力。在当今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的形势下，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更为严重。它不但关系到农村、农民的前途和命运，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大计。

在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题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实施劳务输出战略，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可能在城市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素质；另一种是着力于农村自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建设，使农村朝市场化、法治化和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向迈进，以改变当前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第一种思路在目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貌难以得到根本改变的状况下，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策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基本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法在农村找到用武之地；而且，由于长期的落后，农村的各项事业很难完全靠自身的力量发展上去，农民的素质和能力难以在农村得到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劳务输出战略，一则能够使农民收入在短期内有一个明显的增长，从而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资金保障；二则能够使广大农民在城市的广阔天地施展自己的能力，并使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在各种现代化生产和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这对于改变广大务工者自身的地位和命运、发展和繁荣农村的社会经济、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仅仅靠从外面“输血”，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状况的。所以，这一思路对于解决我国的农村农民问题来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只能居于辅助性的地位。

第二种思路相对于第一种思路来说，则具有很大的优势。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依据，事物的变化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我国农村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整个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其艰难性和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是需要广大农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努力推进的。目前，我国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还很远，需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点一滴、全面、积极、协调地推进。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农村朝市场化、法治化和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向迈进，最终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齐头并进的崭新世界。但建设这一工程需要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所以，这种思路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尤其是在广大农民渴望早日改变自身的处境、实现自身的价值、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情况下。

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两种思路是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它们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统一于促进农村的发展和繁荣、实现城乡一体化，最终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战略之中。

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说：“‘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宏大浩瀚工程，是一项需要长期不懈奋斗的攻坚工程，因此在开局起步时就需要把握好它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从农民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事情抓起，不断让农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不同条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做到不急于求成、不搞一刀切、不强迫命令，不包办代替、不搞形式主义，特别要防止出现以各种名义增加农民负担的现象。

第二，加强体制机制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要形成一套有效的体制机制。有了好的体制机制，不仅可以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地巩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果。

第三，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深处农村工作的第一线，风里来雨里去，任务繁重，工作辛苦，对他们政治上要严格要求，工作上要大力支持，生活上要热情关心，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提高素质和解决实际困难，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四，加强干部培训和宣传教育。

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干部培训，尤其要加强对县、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的培训，使他们提高认识、坚定信心、明确思路，增强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领。要深入宣传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把政策原原本本交给农民群众，使他们了解政策、掌握政策，共同7 为落实政策而努力。要积极引导农民群众正确处理国家扶持和自身努力的关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农村面貌、建设美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

第五，加强调查研究。

要认真总结经验，全面把握情况，不断研究新问题、开拓新思路、探索新办法。组织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加强对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及时、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情况新特点，以利于更好地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工作。要注意研究国外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的有益做法，并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借鉴。构筑新农村建设的生态环境基础

保护生态环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它体现了人们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加强农村地区的环境规划，加强环境管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关怀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取得了积极进展。各地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探索农村环境保护新路子，比如浙江实施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和“农村环境五整治一提高”工程；江苏开展了以“六清六建”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四川等省实施了“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模式。此外，农村环境监管工作逐步展开，环境保护的组织管理体系逐渐向农村延伸，越来越多的村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直接受益者。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村群众日益提高的改善生活环境的要求，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主要有:农村地区饮水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农村居住区生活污染问题突出、工矿污染与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加剧、畜禽粪便和秸秆等生产废弃物污染突出、农业面源污染危害加剧、土壤污染问题日益凸现、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导致的生态破坏加剧、乡村旅游污染逐步凸显。

为此，在今后的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中，一是要抓住扩大内需政策机遇，强化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农村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设施、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设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逐步改变农村地区环境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现状，提高农村污染治理水平。二是要全面落实农村环保“以奖促治”政策措施。率先针对重点流域、区域和问题突出地区开展集中整治，着力解决危害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威胁城乡居民食品安全、影响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实行“以奖促治”，并真正把这项政策落到实处，让农民得到实惠。三是要研究和完善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按照地域特点，制定村镇污水、垃圾处理及设施建设的政策、标准和规范。抓紧制定实施有利于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逐步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的投入和运行机制。四是要按照区域生态环境整体特征，建立和完善城乡环境监测体系，定期公布全国和区域农村环境状况。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和基本农田等重点区域的环境监测。积极推动环保机构向县以下延伸，加强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加大环境监督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行为，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环境监察体系。

农村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看到成效。农村生态环境不仅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意义重大，同时也事关我国的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当地群众都应从各个方面积极作为，使生态环境切实得到有效的保护。范文点评：

文章形式非常好，用关键词“近年来”“与此同时”“为此”引出论点，一目了然地让阅卷老师知道这段文字可能要说的内容。文章主题鲜明，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为中心，深入分析了当前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进步，以及仍待解决的部分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全文可分为五个部分，每个自然段为一个部分。第一段首先明确了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地位，为下文的完全展开作以铺垫；第二段首先以积极的笔调肯定了近年来我国农村环保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符合公考的基本思路；第三段就问题而论，指出了当前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仍有待于提高完善，分析了农村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所在；第四段紧承上文，顺势推出的相应的对策措施，包含了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实“以奖促治”、研究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建立和完善城乡环境监测体系四个方面的内容，对策具体全面，具有一定的见地；第五段最后明确了农村环境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进一步的倡议。本文结构完整，层次清晰，结构布局合理，分析全面深刻，语言规范流畅。打造乡村旅游亮点 促进农村经济繁荣

乡村旅游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发展潜力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拉动内需明显的特点。而今，发展乡村旅游已经成为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途径。为推动农村经济繁荣发展，我们应立足各地特色，着力打造乡村旅游亮点，实施“以游助农”方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截止目前，已建成的两万多个旅游景区（点），一半以上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国家旅游局倡导创建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达359家，遍布内地31个省区市，覆盖了农业的各种业态。与此同时，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也遇到过以下问题：一是认识不到位。部分地方政府的角色仍不到位，主导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不够，投入有限，规范不力。二是规划不合理。还有一些地区gkz6.net急于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对当地资源优势及客源市场的分析不够，仅凭热情，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缺乏合理的规划设计。三是监管不够。部分地区的旅游项目在审批上、后期的管理监督上都不到位，甚至存在无证经营的现象。四是设施较差。有的景区存在道路狭窄、坑凹不平、指示不明等问题。要想真正把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好，就必须使这些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首先，要提高认识，加强投入。各级党委和政府把乡村旅游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之中，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要统筹规划，加强协调，完善机制，依法管理，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旅游之中。各相关部门应把乡村旅游作为其重点工作加以扶持，重点帮助解决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薄弱、创业资金不足和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等问题，消除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其次，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乡村旅游的发展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有资源、有客源、有财源的地方先行发展。要选择好发展的时机，防止盲目决策、盲目开发。要从规划指导、信息服务、宣传促销、人才培训等方面着手，加强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服务，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市场定位、突出特色等方面加以分类指导。但对乡村旅游的发展不应设定指标，不设固定模式。

最后，要科学监督，成果共享。对新的旅游项目要严格审批，细致审查，在后续的管理中也要坚持常抓，保证各旅游项目的正规运营。此外，要让发展乡村旅游的成果惠及广大农民。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是要使广大农民得到实惠。因此，要将农民作为旅游开发的主体，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要将乡村旅游的发展与农村的精神文明提升相结合，提升农民的生活境界。

发展乡村旅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整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独特的产业功能、很强的关联带动作用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立足长远，放眼大局，把乡村旅游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之中，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

【范文点评】

文章侧重对策分析，布局上采用了先分析，再提出对策的形式，即先分析了乡村旅游中遇到过的一些问题，而后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对应之策。

首段明确了乡村旅游产业的独特特点以及发展乡村旅游的现实意义，立意高远。第二段首先肯定了我国乡村旅游取得的喜人成绩，点明问题前先从亮处着墨，从成绩优势讲起，为全文奠定了一个积极的基调。进而引出了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从而为对策的提出埋下了伏笔。对策部分包含了第三、四、五段，分别从提高认识、因地制宜及科学监督三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三个方面的措施具体到位，与上文的问题准确对应，切实可行。文尾以倡议之言作结，达到首尾呼应、严密扣题的效果。

文章的结构完整，条理明晰，语言流畅。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得全面深刻，对策具体可行，针对性较强。论证之中采用了例证法，如对我国乡村旅游成绩论述中的引证，使文章的内容得到充实的同时，也显得更具说服力。

第三篇：申论——三农问题相关

申论范文——三农问题相关范文

命脉

“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论断：“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作为不可或缺的最基本资源，自古以来无疑就是农业生产和农民赖以生存的命脉。

近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一些关系到十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命脉”问题也日趋凸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从严控制征地规模，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提高补偿标准，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我个人认为落实以上措施主要应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我们应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从严控制征地规模，大力盘活存量土地，切实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命脉。

尽可能地保护好现有的可耕地不仅关系着十亿农民切身利益，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着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历史使命的完成。我们应严把土地审批中的各个环节，从严控制征地规模，严格监督和查处与土地问题相关的各类权力寻租行为，全面落实经营性土地和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实行划拨和协议出让土地公示制度，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同时，我们应尽力使用好现有的土地资源，向存量土地要空间。首钢矿业公司彻底改造尾矿库以及河南省大力开展对 “空心村”、砖瓦窑场和工矿废弃地的整治工作，都获得了大量复耕的农田。这些做法其意义绝不仅仅是盘活了一两块空地，这是对我们生存命脉的悉心呵护。

其次，我们应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提高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

失地农民补偿过低不仅使地方政府征地成本过于低廉，从而加剧了耕地的不合理占用。更主要的是，失地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造成社会的不公正、不和谐因素。例如石家庄市北焦村、西营村农民由于失地补偿不合理，就造成部分村民生活的困难。各级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提高补偿标准，特别是做好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工作。对于因征地问题的群众上访，各级政府应给以高度重视，该解释的解释、该处理的处理、该查处的查处，确保失地农民所应得的利益不受损失。

再有，我们应切实做好对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管理和保护，使我们的命脉得以赓续繁延。

有必要的地区要继续加大实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力度，加强绿化带建设有效防止土地沙化。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积极探索既能继续增产，又不破坏水土资源环境的持续土地利用管理方法，做好防止土壤与水质退化工作，最大限度地维护好土地资源质量。

土地问题是关系到十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命脉”问题，呵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命脉，关系到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形象、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着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历史使命的完成。我们应该以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重任的认识高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从严控制征地规模，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提高失地农民补偿，盘活存量土地，做好对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管理和保护，使我们的命脉得以赓续繁延！（源自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

樊政点评：

这是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考题范文。这篇文章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文章将保护土地这一农业的命脉的各项措施论述得比较全面、准确、深入，土地问题是农业问题的命脉，保护好土地首先应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文章对保护土地，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的相关问题阐述得比较全面系统。首先我们应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这是我们近年来很多重要文件中反复强调的，这是党和国家的主要政策之一，要从严处理征地规模，大力盘活存量土地，保护好耕地不仅关系到是以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所以要将土地审批的各个环节从严控制，严格监督查处与土地问题相关的权力寻租行为。文章中的相关论述非常准确系统，能够按照我国目前党和政府相关政策准确论述。当然这篇文章不是考生在考场上的作答，是笔者在事后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文件和有关负责人的讲话之后，根据考题缩写，所以其文章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也就相当的准确了，尽管我们在考场上未必能够达到这样的准确、系统的水准，但是这篇文章的论述部分还是值得大家学习、借鉴、参照的。这篇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保护耕地进行了系统论述，其中第二个方面是加快对征地制度的建设，提高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文章非常深入地指出了对失地农民的补偿过低，不仅会使地方政府征地成本过低，从而加快了耕地不合理占用，失地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造成社会的不公正不和谐。同时用题目给定材料中的石家庄北郊村、西营村两村失地补偿不合理造成部分村民生活困难的实例加以说明，这样的分析也是我们申论文章对策论述所提倡的。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值得我们一提的优点是文章的命题是命脉，这是考试题目所要求的，而这片习作没有用大量的篇幅去论证为什么土地是农业生产和农民赖以生活的命脉，因为土地问题当然是三农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呵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命脉，才能保护好农民的切身利益，保护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这一问题并不是一个在社会上达不成共识的问题，也就没必要过分的论述了，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很多乱占土地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才是这篇文章更应该进行阐述的，再有，文章既没有夸大土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命脉二字上过分的任意发挥，同时也强调了土地问题是关系到十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命脉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历史使命的完成，同样把土地这一命脉问题上升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没有用大量的渲染性的感情极浓的散文式的笔墨去描述命脉，命脉这个题目很容易搞成似散文非散文、似议论文非议论文的非申论文章。这是我们读者应该注意的问题。

中国农民工问题浅析

中国农民工是一个超过2亿人的庞大群体，也就是说目前全人类平均每30人中就有1名是中国农民工。有人讲当今全球化进程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成果就是“中国制造”的产品赢得了世界市场，这其中当然离不开2亿农民工的巨大贡献。他们不仅在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更是缔造中国经济奇迹最主要的生力军之一。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求，各地区要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认真解决他们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然而，由于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独有的新生事物，而我国长期以来沿袭的城乡二元化管理体系的改革相对滞后，造成了农民工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

维护好农民工权益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关系到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我们要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顺应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

首先，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

令国人感动的“主席、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工钱”的相关新闻事件报道，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广大农民工的深切关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任务的艰巨性和迫切性。

各级劳动及相关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健全长效机制，切实依法解决好工资偏低且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缺乏相应培训等问题，依法做好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保护女工和未成年工权益、严格禁止使用童工等工作，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第二，认真做好进城务工人员相应的配套服务工作，为他们进城务工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

我们应积极改变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还存在着的对农民工的公共管理和服务缺位、在公共财政预算安排上也没有得到应有体现等问题，切实解决好农民工子女上学、生活居住、文化生活、春节探亲、医疗保险等问题，为他们进城务工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

第三，积极探索解决不合理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

农民工问题是有着鲜明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特殊问题，我们一方面应当抓紧解决当前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各地应从实际出发，逐步地、有条件地改革户籍制度，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深层次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让一部分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改革和发展是解决前进中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对策。

农民工问题事关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我们应深入认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长期性和重大意义，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思想，进一步形成理解农民工、尊重农民工、善待农民工、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让亿万农民工共享阳光，与亿万农民工分担风雨。（源自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

“土地新政”要让“失地农民”享有“长期福利”

——从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想到的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而“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焦点就是土地。在城市化的滚滚洪流之中，如何让“失地农民”真正在城市中享有权利、得到福利是我们现实工作中的一大重点，也是一大难点。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土地新政”，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使农民获得长期、稳定、丰厚的收益。

这一政策能否妥善实施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甚至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农民作为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我国在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必须保障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

首先，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管理规则、服务规范，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确保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做到依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尊重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以民主的方式确保农民能够进行自主选择。同时推广转让合同的标准化，使租赁双方都能够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

其次，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创新形式。也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实现多样化。例如重庆市石堰镇麒麟村的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资本入股，开办股份公司；河南信阳和安徽凤阳小岗村承包经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增加农民收入；成都温江的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城镇居民的身份和社会保障，等等。确保不会因政策的不适宜而导致农民利益反受损失。

再次，必须保证不改变土地的用途。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粮食安全能否得到保证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确保在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耕地面积得到充分保障，18亿亩红线不动摇。

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使农民获得长期、稳定、丰厚的收益这一“土地新政”在我们做到政策合理、监管到位的条件下，必然使得由此政策产生的“失地农民”获得“长期福利”，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保障农民切实利益，使我国迈向现代化的脚步加快。（源自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

第四篇：教案：申论热点专题：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

一、含义及其现状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的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

1、农业问题：

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2、农村问题：

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3、农民问题：

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4、解决“三农”问题的四个关键

一是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

二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利用水土光热资源，依靠科技，突出特色，积极推进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带和优势特色产品基地，壮大支柱产业。

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贫攻坚战。

四是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要把劳务输出作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战略措施，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搞好农民外出务工应用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培训，扩大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效益。

二、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六次中央一号文件都对三农问题有所关注： 09年：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 08年：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07年：加大三农投入力度 06年：推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 05年：支持农村基础建设 04年：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三、可能会遇到的三农问题相关材料及应对措施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七大报告标准表述）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提高扶贫开发水平。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2、农业的脆弱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收入增加缓慢，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因素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粮食减产。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但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得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分析：一要推进城市化进程，将大批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减少农民对有限土地的压力；二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要加强环境保护，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进一步加大；四要严格把关农田征用，保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五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六要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提高市场竞争力；七要稳定粮食收购价，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害，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

3、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2001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6.8％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将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的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农民收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缺少农民收入与社会收入同步增长的机制。二是农业生产方式不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农产品的质量不适应消费需求，农业效益偏低。三是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农村社会事业滞后于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城市；农村生态环境还有待于进一改善。

分析：农民为什么贫穷？除了历史原因外，一是收入渠道比较窄，主要是种地和到城市打工；二是从二元化社会结构看，农民处于不平等的一极；三是忽视市场导致增产不增收。因此，应当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让广大农民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应当加大投入，积极引导，拓宽市场，转变农业产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应当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以科技带动农业增产增收，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4、农民的卑微

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几乎是不可能的。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农民的总体力量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

分析：完成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必须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用品使用等诸多领域，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给予农民平等机会，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在解放农民的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5、废止农业税

农业税作为国家的重要税种，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作为纳税人，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在“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起步之际，中央1号文件出台了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出了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大举措，是惠及亿万农民的一大德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面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负担问题完全解决了，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依然存在，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任务仍很繁重。要加快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努力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要建立健全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继续做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严格执行有关制度和规定，切实把减负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努力创新财政支农机制。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更多地滋润农业，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耀农村，让公共财政的支出更多地惠及农民。

分析：要深刻认识全面取消农业税的重大历史意义，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继续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努力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6、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安全网，对保障劳动者的养老、就医等至关重要。据统计，今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约为1.2亿人，进城农民工约1亿人，跨省就业的农民工约6000万人。然而，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农民工参保率低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参保的农民工纷纷退保现象，更加耐人寻味。

社保制度门槛高、转移难，导致农民工权益难以保障，是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我国目前的各项社会保障在计年限、缴费办法和待遇享受等方面，都是依据正规就业情况而定的，对农民工这种流动性大、范围广、劳动关系不稳定、工作岗位不确定、工作时间长短不一的特殊人群，缺乏制度设计和保障。例如，山东农民到广东打工，在广东缴纳的社保金，根本无法转移到山东。我国养老和医疗等主要社会保险制度被分割在2000多个统筹单位，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养老保险关系也无法转移接续。此外，在农村社保制度与城市社保制度无法接轨的情况下，农民工在城市内缴纳的社会保险，不能享受相应待遇。对于回到户籍地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社保，农民工当然要退。

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地方政府也欢迎农民工退保。政府通过行政力量让农民工参保，让地方社保基金更充足；而退保时，农民工并不能领回全部金额。有人统计，广东省每名参保一年的农民工退保，就将向当地养老基金“贡献”1348元。分析：让农民工真正能老有所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针对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面临的困难，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国家应建立适合不稳定就业农民工特点的过渡性养老保险制度。第二，为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建立大病医疗保险。第三，建立由国家、集体、农民三方负担的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村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接轨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第四，建立农民工应急救助机制。

7、推进“三化”

解决“三农”问题，其根本措施在于推进“三化”，即农业的“产业化”，农民的“非农化”，农村的“城镇化”。

农业产业化经营之所以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质状况，推动农业走上现代化之路，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具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化加工、提供服务等职能，它一头连市场，一头连着基地农户，形成市场带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带农户的机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从而增强了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二是农业产业化的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一方面可以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向高效益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流动和聚集，带来结构效益。另一方面其农副产品主要产业的区域化、专业化的发展，可将小而分散的农业生产聚合成规模化经营，从而产生规模效益。

从现实看，阻碍农民增收和阻滞其摆脱弱势地位的因素主要是有以下几点：一是劳动力需求因素。我国不足1亿公顷耕地只能提供5千万个农户的劳动生产，劳动力供大于求，仅依靠农业增加就业来提高农民收入，难度太大。二是农产品需求因素。目前我国近8亿人生产农产品，共约5亿人消费商品农产品，可见农产品需求市场多么狭小。需求拉力小，必然造成农产品商品率低，从而制约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推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加速农民非农化进程，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看，当前我国最突出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最重要的结构调整是城乡结构调整。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需求拉动乏力，与农村有效需求不足有很大关系。我国农村消费群体大，但消费支出少；需求潜力大，但购买力低；市场空间大，但市场容量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大力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和向二、三产业转移。小城镇的二、三产业，不仅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载体，也是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扩大消费群体，扩展农村市场容量，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8、三农问题与城市化 党中央提出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城市（镇）和农村是经济社会的两大组成部分，正确制定和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第一、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

农业生产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在农业自然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农民越多，人均可支配的农业自然资源量越少，农民的收入也就越难以提高。只有大幅减少农民，农民收入才能增加。而减少农民的根本途径就是进城，就是使大部分农民转变为市民。第二、农民大规模进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推动力，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标志。农民大规模进城，不会危及农业安全，同时可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

第三、加快城市发展是统筹城乡的基础

首先，我国农村的不发展是因为城市的不发展。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辐射带动农村的能力还不够强大。其次，在城市化加速时期农村要素向城市聚集具有合理性。可以加快社会生产力发展，减少现代化成本。再次，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将提升我国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第四、加强对农村的支援要调整方向

一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二是加强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三是支持农村医疗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的发展。四是支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五是支持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六是支持开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

第五、给农民自主选择权是统筹城乡发展政策的基石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前提条件，限制农民进城与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不相容。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给农民以进城工作、居住、生活的自主权，让农民与市民享有平等权利和平等机会，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石，也是社会的进步。

9、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支持“三农”投入力度

近年来，国家财政把支持解决“三农”问题放在财政工作的首要位置，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不断加大投入力度，调整支出结构，创新财政支农机制，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

财政部统计显示，2007年，中央财政预算用于“三农”的资金3917亿元，比上年增加520亿元，增长15.3%，增量和增幅也均高于2006年。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农民种粮收益，目前我国正在实施以“四补贴”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补贴制度，即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以2007年为例，全国粮食直接补贴总额达151亿元，农资综合直补总额从2006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76亿元，良种补贴资金从2002年的1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5.7亿元，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从2004年的7亿元扩大到2007年的12亿元。

为更好地减轻农民负担，我国还实行“四取消”为主要内容的减免税费政策，包括取消屠宰税、牧业税、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此外，还取消了农村“三提五统”、农村教育集资等收费。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农民减轻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

中央财政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为农业丰收奠定基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全国夏粮产量达到11534万吨，增产146万吨，增长1.3%。这是自1985年以来中国首次连续第四年夏粮丰收，也为全年粮食生产开了一个好局。

分析：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农业基础薄弱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事实证明，中央进行农业税费改革，废止农业税，并对农民给予补贴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在推动农业发展和增强粮食安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为农业丰收奠定基础，同时也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很好的经济基础和政策基础。

四、历年真题涉及到三农问题的：

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维护土地作为农民生存、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命脉》；

2005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做好扶贫工作，解决农村农民问题》； 2009年下半年重庆市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土地流转问题； 2008年湖南省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

2006年12月四川省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农民工进城务工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好处和目前农民工存在的种种问题；

2006年4月吉林省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通过户籍制度的历史与现状，直指户籍制度的弊端，引出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

2006年4月湖南省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五：需要特别注意的三农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第一、农民工问题

（一）、进城务工人员存在权益受侵害的现象：

1、一些地方在农民工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等方面，设置了许多不合理限制；

2、企业用工和劳动管理很不规范；

3、劳动岗位极不稳定，报酬难以有效保证；

4、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不到保障；

5、社会基本保险普遍缺失。

（二）、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

1、许多人观念上有错误，以农民来定位“进城务工人员”；

2、社会保障不完善。

（三）、对策：

1、解决好雇佣者对进城务工人员随意克扣工钱和拖欠工资等问题；

2、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健康保障；

3、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培训，提高其技能和素质；

4、确立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伤保险制度；

5、确立进城务工人员工资分配办法；

6、帮助建立一个具体的进城务工人员组织。

第二、拖欠民工工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总理关注引出“清欠风暴”

2003年10月产24日傍晚，重庆市云阳县龙泉村村民熊德明，回家后发现自家门前围了一大堆人，然后。她见到一位她以前在电视上见过的大人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犹豫了一会后，熊德明告诉总理，现在农民收入主要靠打工，但她爱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钱的工钱已拖欠了一年，影响娃儿们交学费。总理听后表示：拖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人群中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当天夜里11时，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务工工资。

2003年月日《中国政法报》发表了题为《如果不是总理过问》一文，随后，从中央到地方，全国掀起了一场“清欠风暴”。

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不仅在个体和私营企业村在，在某些国有企业也相当严重。

（二）、问题的原因：

专家分析，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主要原因有五点：

1、一些地方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一些房地产项目资金来源不落实，是造成拖欠的重要原因。

2、部分开发商资金不足，盲目立项、开工；

3、施工企业垫资施工，导致总包单位无力垫资又要求分包单位垫资施工的恶性循环，进而造成民工工资的拖欠；

4、包工头为了自身利益多赚利润，故意拖欠；

5、包工头不与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导致民工投诉时缺乏法律依据；另外，不按时发工资也是造成民工工资被拖欠的原因之一。

（三）、解决民工工资拖欠的对策：

首先，充分认识解决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重要性。

（1）、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对于维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2）、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3）、是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制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要求。

其次，要采取有力措施，完善相关制度。

（1）、应该建立一个认定拖欠民工工资的制度。国家应该制定统一的《民工拖欠工资管理条例》，而不是各地自搞一套；

（2）、要建立民工任职的资质人定，以此遏制我国由于民工进城没有管理造成的巨大浪费；

（3）、要建立劳动合约的认定制度，通过第三者公证，在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就具有法律效力；

再次，要加强民工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教育，增强其维权意识。

第三、农民增收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民收入问题。目前我国农民的收入状况，总的来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一）、影响农民增收的相关因素

1、农产品成本高、价格低、限制了农民增收。

2.、农业经营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农民增收。、农民负担居高不下掣肘了农民增收。、非农岗位就业不足抑制了农民增收

（二）、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分析、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是关键。

2、农业结构调整是必要条件。

3、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是必要途径。

4、减轻农民负担是保正。

5、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础。第四、教育公平问题

第五、农村养老与医疗保障问题

第五篇：申论热点：三农问题再解析

三农问题再解析

本文主要观点：

1、在学者和官方眼中，存在着三种分别基于发展概念、稳定概念和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

2、现有的三农解决方案，均表现为每一个具体措施面对数不清的具体困难，无法推行，因而必须寻求全盘解决的方案；

3、应该从捆绑起来的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农业和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4、农村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农民问题相当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

5、农民民权运动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户口管制，而是要实现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平等的权利和利益；

6、农民平权已经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并将有益于城市的发展和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

一、学者和官方眼中不同的三农问题

近几年来，三农问题受到了学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有学究式的探讨、有实证性的研究、有情绪化的呐喊、也有政策性的建言。比较罕见的是，不论是站在农民立场上仗义执言的，还是站在当局立场上忠言极谏的，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危险性的认识，学者们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到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即使是一直为农村政策和农业形势唱颂歌的人，也加入了三农问题的大合唱。这与他们在政治体制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是明显不同的。

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农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的学者。梁先生一句“农民处于九天之下”的大实话让毛泽东勃然大怒，毛用极具侮辱性的语言当众斥责这位毫无恶意的学者：“你以为你比杨贵妃还美？其实你比臭大便还要臭，你臭不可闻！”梁先生从此厄运连连，没有救出农民，连自己也跌落到九天之下。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受此惊吓，只好把表述农民问题的专利权交还给党中央，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重新鼓起勇气表达对农民和农村的同情。梁漱溟的时代，执政当局正陶醉于“八亿农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的绝妙感受之中，梁面对一个把自己当作农民再生恩人的政党，面对一个与“朕本农民”的朱元璋一样自封为农民问题专家的中共领袖，即便梁先生宅心仁厚、忠诚无二，他却忘记了“圣主之下绝无忠臣”的道理。朱元璋和朱棣的理论是：如果你是忠臣，莫非朕是昏君？所以，在太平盛世，正确的思想只能由领袖亲自来发布，错误的政策也只能由领袖亲自去纠正。

曾经备受摧残的知识分子阶层表现出迟到的正义和良知，对农民之穷、农村之苦、农业之险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温铁军、秦晖、何清涟、党国英、胡鞍钢、张英红、曹锦清、于建嵘等人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深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梁漱溟先生。不仅如此，以李昌平、桂晓琦、熊国剑、马银录为代表的一些官员身份的准学者，也勇敢地站出来“向总理说实话”、“向农民道歉”，虽然最后一个个从官场上悲情出走，却赢得全社会的由衷赞赏。但学者终究只能说说而已，忧其民也好、忧其君也好，理性分析也罢、警世危言也罢、泣血陈情也罢，无非尽一点匹夫之责。

诚然，三农问题绝非是学者们“发现”出来的。那些在信访办门前下跪的人、赶着黄牛进北京城找“青天大老爷”的人、被“鸡头”组织起来卖身致富的人、扛着锄头打砸乡政府的人，其实他们一直在用另一种语言，向人们叙说同一个问题。他们不懂得“绝大多数与极少数”、“主流与支流”、“暂时阵痛与长远利益”、“前途光明与道路曲折”的官方辩证法，他们也不懂得产权界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国民待遇的学术语言，然而，在中国，常识往往比学理还难得一闻，农民的故事并不亚于学者的宏论。

直到共和国的总理也用“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官逼民反”来形容农村的状况，并因为没有增加农民收入的良策而“头痛”的时候，三农问题终成铁案，讳疾忌医者们也很难再推翻总理的判断。但是，尽管总理头痛不止，也还是有口头上承认但行动上不承认三农问题的人们。各省的高官要员虽然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照讲不误，但他们的行踪却永远偏爱发达的异国他乡和先进的沿海城市，很难走到代表落后生产力的穷乡僻野去体验三农情怀。那些亲自执行“三铁政策”（铁面孔、铁心肠、铁手段）的几千万基层官员更迟迟不能认同三农问题，他们认定农民除了太懒、太笨、太刁以外并没有其它的问题。岂止越级上访的农民要抓要关，编印减负手册、张贴国务院文件的人都能成为**分子。所以，实属无奈的中央，只能颁布没人情愿落实的“好政策”，“歪嘴和尚”们仍然执行“以恶法对刁民、用重典治乱世”的既定方针，因此农民的收入愈增愈少、负担愈减愈重。

三农的论述已经是汗牛充栋，“三铁政策”的执行者们并不需要本文来给他们提神醒脑。本文也实无必要再列举已经尽人皆知、而且无人否认的中国农民收入几许、人均负担几许、自杀比例几许、基尼系数几许、乡村负债几许、流动人口几许、民工缴纳进城费几许等数据，也实无必要再列举欠费农民如何被虐、上访农民如何受难、离乡农民如何受欺、无告农民如何反抗的实例。温铁军、李昌平、马银录的著述，足以让有良知的国人感动到泪流满面、忧虑到夜不能寐。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我看来，朝野各方的认识中有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种概念上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发展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稳定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如果说人们对三农问题存在与否已经形成共识的话，那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要如何解决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则是大异其趣的。好在不管是关心全面小康的人，还是担心农民反抗的人，还是主张宪法权利的人，终于有机会走到一起来了。

二、现有解决方案概述

农村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发祥之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之地；农民曾经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次领导阶级”；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来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我们曾言之凿凿地声称农民和农业生产力被“解放”过“两次”，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三农问题？为什么被两次“解放”的农民和农业总是赶不上已经被“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和一直被穷追猛打的贪官污吏，为什么被遗忘与被抛弃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总是他们这一群？

曾几何时，中共中央固定地以每年“一号文件”的形式象征性地表达对农村政策的重视，也暗示了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共的强项和优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国人志得意满之态，仿佛还在昨天。难道三农问题是刚刚冒出来的所谓“发展中的新问题”？

几年来，三农问题的药方已经开出一大堆。对开药方的御医和江湖朗中来说，需得三思：药方是否有效？此其一思；药铺里可配得齐药、买药的可出得起价？此其二思；即便是济世良方，当局者可愿采用？此其三思。

李昌平甚至设想如果我是“钦差”将如何如何，大有经世济国之志、怀才不遇之慨，恐怕正如他在向总理上书时自喻的，显得“政治上不太成熟”。学者们成熟不了多少，也是热面孔经常往冷屁股上贴。而幸亏有这些不成熟的言论，否则三农问题将万劫不复。非官方学者和民间的方案能否进入官方的视野，能否影响到高层决策的思路？大概学者们必须学会讲那种官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亦即“讲政治”的语言，方有参知政事、行走军机、言听计从之效，然而，那些学会了“讲政治”的学者，当他们摆弄出“高举、落实、全面贯彻”、“加强、深化、积极推进”的时候，我们只怕又听不懂他们成熟到和尚念经般的玄妙策论了。

我们见识过许多出自朝野多方的药方：增收，到哪去增？减负，谁去减负？裁机构，人往哪安？费改税，谁补窟窿？结构调整，启动资金安在？国民待遇，农民冒充老外？农不养政，几套班子谁养？村民自治，有何实质意义？发展小城镇，谁来投资建设？向农民还债，九亿人的债还得起吗？废户口制度，城市可愿承受？农民社保，保险基金何来？从经济的视角、从人口与资源的视角、从财政的视角、从城乡关系的视角，三农问题到底还是个死结。一方面要依*基层官员去安抚农民，一方面又想堵截基层干部的粮米外快；既要给农村以利益，又不想让城市受拖累；一句“中央财政有难处”，足以让开药方的人万丈豪情立刻烟消云散；一句“下面干部两头受气”，更让你皇帝反不得贪官也不能反。

如果我们设定这样的前提：中央和省级财政不打算掏大把钞票，城市强势群体不打算为三农买单（而且还想继续从民工身上揩油），*农村“吃饭财政”养活的大部分官员不打算另找饭碗，最要紧的，如果政治体制不打算彻底改革，农民仍然不能成为平等的公民，国家与农户的关系、农村政权的组成方式和运作方式没有彻底的改变，那么，所有的药方，到了农民农村农业那里，都会水土不服。现时的许多办法如税费改革或村官民选，据学界考证，早已有唐朝版本、明朝版本和清朝版本，足证托尔斯泰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了。至于土地承包和所谓双层经营体制，不管如何继续完善，其功用似乎已经发挥到了极限。

把思路局限在诸如土地产权、高效农业、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兴农、公司加农户、乡镇企业、撤乡并镇、机构调整、税费改革、村民选举等等这些具体方案上，结果总会让人失望，所有的方案都缺乏可行性和推广价值。每一个具体措施都会遇到数不清的具体困难，困难之大，足以让任何措施无功而返，或是上下不同心，或是官民难协调，或是财政要崩溃，或是制度不配套。举例言之：一个处于国家强权严密包围圈中的村委会，对农村大政方针毫无发言权，根本不可能与党权政权形成半点分权制衡之势，即便是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又何来村民自治？一个负债累累、不盘剥农民不足以维持生存的乡镇政府，怎么可能指望它去推行减负政策？一群连基本生活也顾不上、简单再生产尚且要*打工收入来帮助维持的农民，他们拿什么资金去引进农业科技、发展规模农业？

李昌平和于建嵘关于“替农民说话”和“让农民自己说话”的区别，实无实质意义。有良知的学者和官员，未必说不出农民想说而未说的心里话，亲近农民的官产商学愈多则愈好；另一方面，农民自己说的话，怕也只能在那一亩三分地上有点回音，即便他们用脚投票、用拳头说话了，只怕又被人误读，终不成还得有学者和官员们去翻译。替农民求情哀告也罢、农民自己说话造反也罢，只是手段而已，其本身自然都还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方案。

就现状而论现状，就三农而论三农，东鳞西爪、小打小闹、零打碎敲、步步为营的解决方案，必然一步也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不见得就不进一而退二。郭飞熊提出，“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这几句话，实在精辟之至，本人高度认同“一步到位”、“一揽子解决”的全盘解决方案，窃以为没有这种大彻大悟、大智大勇，便完全没有三农问题解决的可能。三、三农问题必须剥离开来

邓小平曾经有两个预言，其一是：共产党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党内；其二是：中国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村。对于第一个预言，本人没有资格去谈它。看这第二个预言，自然，邓小平所关心的“问题”并非我们所谓的三农问题，而是三农问题恶性发展以后的政治后果。

秦晖教授发出“什么农民？什么问题？”的智者之问，让人耳目一新，“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高论更引导我们放眼历史的视野、国际的视野来观照三农问题。找到三农问题的症结、认清三农问题的性质，才能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

在我看来，所谓“三农问题”是一个捆绑起来的问题，并不适合于笼统论之。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问题，效益低下大面积亏损、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工人贫困化和社会保障不到位，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问题、国企职员的问题和国企人员社区社群的问题合起来称为“三国问题”；同样，如果采煤业出问题，不会有“三煤问题”，钢铁业出问题，不会有“三钢问题”，银行业要是出了问题，更不会有“三银问题”。

中国有按血统划分的农民，但没有世袭罔替的煤民钢民；有分散隔绝的农村，但没有人为隔离的煤民社区钢民社区；有被层层叠叠的国家强权严密管制、只抽血不输血的农业，但其它产业要么自由多一些、要么照顾多一些。这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三农问题”被捆绑着提出来有其合理性，但要解决它，却再也不能在三个被捆绑在一起的问题中间兜圈子，那是完全没出路的。试图通过农业的结构调整、产业化发展和科教兴农来振兴农业，从而改善农村的落后状况和改变农民的命运是天方夜谭。即使中国的农业创造出不可能的人间奇迹，但是很明显，占总人口70%的国民是不可能通过给另外30%的人生产粮食和果菜来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农业是农业，农民是农民，农业振兴不一定农民“解放”，反之也是一样，农民的“解放”也不必与农业的振兴扯到一块。农村问题与另外的“二农问题”的关系亦复如此，毋庸赘述。

如果我们仅仅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农业，可以说农业确实有问题，但我以为其问题的性质并不比钢铁业或银行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甚至可以肯定农业比银行业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不同的只在于中国的制度和政策。之所以农业的问题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面貌，只是因为我们把农业不是当作一个产业来管理，我们用国家的强权构筑了一道道对三农的包围圈。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特殊在土地有限、小规模分散经营因而不经济、特殊在*天吃饭、剩余很少因而不能抗御自然风险、特殊在价格弹性低因而增产不增收，特殊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必须给予农业以大量补贴。而中国对农业生产资料（种子农药化肥等）的垄断使农民丧失讨价还价权，对农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垄断使农民丧失市场交易权，对农业产出的过度盘剥使农民丧失扩大再生产能力，这些并非农业之特殊，而是中国之特殊。在三农的外围，有一道类似于邱吉尔所称的“铁幕”，以便控制铁幕内部的一切，以使农民只能种地，而产前产后的事由国家包办。而构建这个铁幕，据说是因为民以食为天、农业关系国计民生、要确保粮食安全，所以国家必须把主动权抓在政府手上。

但是，把农业这个产业看得太特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把进口粮食看得比进口石油要严重十倍更无道理，毕竟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互通有无的世界，农业的全球化也并不一定就比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全球化更可怕。说农业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难道能源、交通、外贸不也都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而且这句话对所有国家都一样，却不至于引发其它国家的三农问题。美国人布朗先生“谁来养活中国”的提问是带着偏见的，这一问自然可以推及谁来养活日本、养活台湾、养活新加坡，国家大小并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大的中国不也是由一小块一小块日本那样大的地方组成的吗？何以见得小一点的国家就不必民以食为天？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就必须是一个农业大国或农民大国的说法是荒谬的。

中国的农业大概比中国的金融业要乐观得多，也至少不会比国有工商业更让人担忧。我们这样来设想，如果国企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员剩余必须由企业自己包养，政府也对国企职工开征人头税和三提五统，也要求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办理三证、收取再就业费和非国企增容费，也控制国企的外围领域，那么，国有工商业十之八九赶不上农业。如果政府把农业当作一个普通的产业，以农业占GDP的比例之小，不值得让人们耿耿于怀，但前提是，不可指望用解决农业问题为突破口来解决全部的三农问题。

不是说农业没问题，而在于农业的问题并不来自于农业本身。把农业问题从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去，有利于我们抵达大本大源。至于农村的问题，作为行政单位的县、乡、村，当然有很多问题，在农村教育、环境保护、社区公共服务、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官员食民禄而不为民办事，就是最大的问题。中缅边境的小学生因学费的差距都跑到贫穷得多的缅甸“留学”去了，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但若谈到什么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了、政权根基动摇了，却不是真正的问题，只是收苛捐杂派不顺利者们的抱怨。至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村，即作为自然聚落形态的农村和文化风俗意义上的农村，比之城市，也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也需要将农村问题从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去。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那么，农民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我们已经和尚念经般地念了十多年，因为政府对“增收”提不出行政解决的方案，目前的政策多围绕“减负”这个主题。看起来，“减负”的难题正在考验当局的政治智慧和对农民的诚意。三令五申也罢、发放负担卡和减负手册也罢、费改税也罢，效果都不甚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过重的负担是如何形成的？是村官乡官贪污了，那不是减负，而应该首先反腐败；是搞政绩工程糟蹋了，那也不是减负，而应该先搞政治改革；如果主要是用于开工资、日常办公开支和农村义务教育，那更不是减负，而是要首先解决基层政府的财政拨款和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问题，不然，就得按农民的意愿而不是按政府的意愿去裁撤农民不需要的机构。费改税以后，如果贪污照旧、政绩工程照旧、县乡镇财政状况照旧、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照旧，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减负终不过是一句空话。四、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

必须把三农问题剥离开来，并且绝不能仅仅用经济的眼光找答案，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三农问题的实质。三农问题中核心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主要是人权问题。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三农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来表述他的国际观，作一个简单的类比，在中国内部，也存在着“三个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科技资源，左右中国命运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从全国搜集的大量的财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广大农村则是第三世界。作为中国之第三世界的农村基本上受“类殖民统治”，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文化上落后，其对城市的功用被定位为提供原材料和供应廉价劳动力。各个世界之间壁垒森严，“国籍”以血统主义为主。这个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关系，除了按后者有定价权的原则建立起产品交换关系以外，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投资移民和智力移民的门槛很高，“绿卡”价值不菲，劳务输出中完全背离WTO的国民待遇原则。

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曾实施排华法案，与中国国内的户籍管理条例极其相似。比如加拿大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向华人征收人头税，对其他地区移民却没有这项税目，这相当于中国农民的税费现状，而中国的市民或城市企业都是按收入为计税依据而不是按人口数目为计税依据的。加拿大当局长期不允许华人居住在中国的配偶及子女加入加拿大籍，二战后才予以废除，这些不人道的做法难道在中国国内的户口条例中不是仍然堂而皇之地写着吗？

在社会主义中国，农民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单是一种身份。职业可以改变，身份也可以调换，炼钢的可以去挖煤，教书的可以去经商，律师也可以去考公务员，国家本无权去干涉这样的改变和调换，凭什么对“农民”搞双重标准？我看对中国的“农民”这两个字的含义，要做出恰当的理解，最可比照的是印度的“低种姓”，或者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黑种族”。

印度的种姓代表社会地位，是世袭的，也与职业身份挂钩。婆罗门是僧侣和贵族，刹帝利是武士，吠舍是农民和工商业者，首陀罗是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还有一种人不可在大路上行走、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庙朝拜，称为“不可接触者”或“*民”。在印度，高种姓的人不屑于从事低种姓的固有职业，正如中国的城里人不屑于做农人一样，低种姓的人从事高种姓的职业会受到强烈的排斥、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但印度的种姓制度并不象中国的户口管制一样，它不是*国家发布一纸“种姓登记管理条例”之类的东西来维护的，印度人民的苦难与印度教中的毒素有关。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社会与白人社会相互隔绝。普通黑人只能从事农业、手工业，以及到白人的金矿做苦力。黑人的身份自然是世袭罔替的、就写在脸上，这比中国的“农民”还糟。白人政府在管理黑人进入城市时用一套“通行证”制度，在各地实施的有“居住许可证”、“月度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等，这与中国“农民”进城所用的暂住证、务工证、未婚证或计划生育证相似。警察抓住无证的黑人可以收容、强迫劳动和遣送。1960年在纽约百老汇上演一台反映黑人通行证制度的南非戏剧，演了五个月场场爆满，当美国观众听到剧中人说“一个黑人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们的皮肤就是麻烦！”时，人们不禁对万恶的通行证制度加以无情的谴责。我很想把这句台词改为“一个农民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们的出身就是麻烦！”

然而，印度人可以将种姓制度归咎于宗教，南非可以将种族隔离制度归咎于白人种族主义，而我们中国却一直在搞“工农联盟”、“向贫下中农学习”，“农民”确实不应该是一个低等的“种族”。况且所有的中国人上溯三四代，他们的祖先全都来自于“农民”这一“种族”。

我很不愿意把农民问题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比，作为中国人，这让我感到羞耻。但想要说明白中国的“农民”是一类什么地位的人群，实无更恰当的比照对象。中国不仅有“农民工”，还有“农民企业家”、“农民商人”，何曾听说过“钢民企业家”或“煤民商人”？在中国，农民根本就不是指“农业生产者”或“农业经营者”，他的确是指那些依血统而成立的农民（除非成为城市的投资移民或智力移民）。用国家的力量来维持这样一套隔离制度，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罪恶的、万恶的！将来的中国人必然会象谴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一样地谴责中国的农民隔离制度。

五、农民问题的解决

既然我们分析了农民问题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指出了其解决的办法，农民问题的解决需要一场农民民权运动。既然三农问题的形成应该归咎于农民隔离制度，那么，只能无条件地解除隔离，让农民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这应该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也不能够从经济学或财政学上寻找拖延解决的理由。正如南非不能够因为黑皮肤的人口太多而担心白人社会容纳不了就必须种族隔离一样，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政府的困难或城市的困难而隔离任何中国人，哪怕他只是一个农民的后代。中央财政和省一级财政花多少钱去开奥运、办世博，兴建多少爱国主义工程，给后人留下多少“优质资产”，在我看来，实在比不上把钱花在废除农民隔离制度上更意义深远、更公正、更正义。这是比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更加伟大、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它不应该比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更困难。南非的白人曾经恐惧过黑人将涌入他们的城市乐土、增加他们的就业压力，但这绝不能构成剥夺别人同等权利的理由。

石家庄、宁波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尝试改革户口制度，让农民有合法的投资移民、迁居移民、就业移民的通道。这比建设小城镇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方案要现实得多，劳动力跟着资本走，而不可能让资本到莫须有的小城镇去寻找劳动力。这是有限地解除隔离的一项措施，它更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无条件地实施（任何入籍收费都是无理的、歧视性的）。完全彻底地改革户口管理制度，也还远远不够，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那些权利和利益才应该是农民真正的目标。各类企业、各色人等按同样的税则纳税，各地的学生按同样的分数线考大学，所有中国人都享有从政、务工、经商、务农的同等机会和平等权利，有同样标准的福利保障。这样一个改革目标，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否决这一目标的前提，任何推搪、敷衍都是历史性的错误。

诚然，城市的教育、就业、交通、环保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压力无疑会增大，但我们不应该把农民先天地想象成“盲流”。农民可以而且能够按市场的法则做出他们的选择，当城市没有可供自由选择的职业时，“农民”不至于会执着到为了一纸已经与农村户口完全相等的城市户口而放弃故乡的一切。因为他们和城里人一旦有了一样的自由，无论在乡村和在城市都是同样权利的中国人，有一样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没有回到农村和下一次入城的制度障碍，从事何种职业、居住在什么地方，只取决于自身的劳动技能、教育背景和市场选择，他们为什么要去破坏城市的稳定呢？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隔离制度所起的作用只是加剧了这种状况。农民反感计划生育、农民重男轻女，其实这主要是家庭农业的特点，因为独生女儿出嫁就意味着农户经济后继无人，意味着家庭经济事实上的破产，农村计划生育的困难正在于此。所以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农村两性比例失调正是城乡隔离的后果。长期实行城乡隔离，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还会加剧，三农问题必将进一步恶化并使解决的难度与日俱增。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刚刚实施户口管制的时候，城市是缺少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没有自由地调节劳动人口的能力，不可能按市场的功能吸纳农民中的剩余。九十年代以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为废除农民隔离制度创造了基础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农民隔离制度松动。不幸的是，政府在这个松动过程中又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政府面对三资和私营企业对农村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面对城市市民主动放弃粗活、脏活、累活、低收入活所造成的空缺，虽然不再用行政命令对农民进城加以限制，却改用收费、盘剥的办法来表达歧视，人为地干涉城乡居民平等竞争的劳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隔离会造成痛苦，歧视将播种仇恨，政府如不改弦更张，势必为未来的社会冲突埋下祸根。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城市人口老龄化、市民职业白领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城乡已有融合和劳动力互补的需求，农民自由入城不仅是农民的需要，也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需要。如果政府以市场力量为主并引导得当，应该可以再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与资本融合、城市与乡村融合的需求。

把农民进城想象成一场灾难，这是一种“种族”偏见。不能忽视的是，当今中国的经济增长，国企、私营和外资已三足鼎立，而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农民出身的工人是主体。在广东，农民工维持了珠三角的繁荣，同时还维持了他们故乡的农村政府的税费收入。把三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仅当作负担，这是一种弱智和短视的观点。英国人、葡萄牙人可以让中国的农民把渔村建成香港和澳门，江浙的农村移民可以造出一个大上海，中国的农民自然也可以扩大若干个城市、再造若干个城市。将过多的人口从太少的土地中解放出来，用市场的力量重新将劳动力资源洗牌，让民间的资本、外来的资本与城乡劳动力自由组合、优化配置，如果人口和资本都有是自由的话，浙江龙港那样的农民城市将会更多地被创造出来。浙江的龙港是完全由农民创建的城市，可以设想，农民的劳动力和精英们的资产和智识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相结合，是可以再造一批深圳、东莞和顺德的。

应该指出，农民的权利缺失并不仅仅体现在户口簿中。户口作为记录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证明，本是无可厚非的。体现在户口簿中的权利也还远不是城乡人民权利的主要部分，中国人还有很多权利是写在党证、官证、资产证上的。

我们的愿望是，中国的农民得到一张无差别的户口簿的时候，户口将仅仅成为“户口”而不是一张“权利等级证书”。所以，关键的问题绝不是户口簿上面取不取消“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这几个字，而在于户口簿上的任何一个字都与人的权利的多寡、身份的高低不相干。如果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实现了人民的真正平权，不再因血统、因居住地、因职业的不同而按不同的税则纳税和按不同的名目缴费、按不同的就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活，如果出身于乡村居住于乡村的公民不仅可以成为工人商人和普通公务员，也可以成为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当主席退休时体面地回到他的农场旧居去，谁会在乎他户口簿上写着什么居住地和什么血统呢？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农民的身份革命作为一场人权运动，要完成它，必然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重大改革，那么它所解放的就不仅仅是农民自身，而必将导致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以此而言，废除农民隔离制度、推进农民人权运动，是值得学者们大讲特讲、大书特书的。

新当选的十六届中共中央于2002年12月底和2003年1月初分别召开了以农村工作为主题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将农村工作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胡书记、温常委、曾常委上任之初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关怀弱势，这是值得我们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