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第一篇：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年来受到决策层和百姓的广泛关注。要想从根本上找到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办法，就必须首先从认识上找到问题的根源，对“三农”问题作出准确的定位

农业：确立“双轨并行”制度

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性大农经济；另一种是以日本及不少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补贴型小农经济。由于土地资源的制约，我国不可能走单纯的美国式道路；又因国力的制约，也不可能走单纯的欧洲及日本式道路。

从现实出发，我国适宜走的是一条将两种农业经营模式合二为一“双轨并行”的新路：一方面，稳定发展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基础、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另一方面，有选择地积极促进以国有（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农业经营公司、种植专业户等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经济（大农经济）。

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已成为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目前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按全国总人口计算，人均只有1.5亩耕地、2200立方米的水资源，分别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和25％———这一先天性资源劣势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劣势上。

惟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通过农业制度创新有效地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现行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对于保护农民财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村稳定、有效抵御外来农产品对我国市场的冲击以及提升我国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国目前的这种家庭制小农经济不宜（至少不宜过快地）走市场化道路，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比市场化更大的优越性。因此，我们一定要将这种家庭制的小农经济比较长期地保护好，任何脱离现实的、违反了农民自愿原则的、不利于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度稳定的做法都应予以坚决制止。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的这些优越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我们必须首先做到以下三点：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要充分地认识到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农业国的工业化”才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制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而且，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家庭制小农经济建立起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经营结构，而不是把家庭制小农经济主要地、过早地推向市场。

特别是在这最后的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因为其地大人少而不得不用机械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又由于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实现完全自我消费，而进入全球市场。并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自然地，这些国家的农民是很愿意走农业市场化道路的。即使在这样好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要给农民以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

对于欧洲一些在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仅仅是相似而已，它们的人地关系实际上仍比我国宽松得多）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政府的补贴要比进口这些农产品的价格还要高。这更多的只具有政治目的———政治家争取农民阶层的政治选票及重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让农民也能尽可能地分享到整个社会的部分利润。这种农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了。

2.调整一些与农业发展相关的重要政策：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重构政策。

考虑到本文中提出的有关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设想，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相应地，国家目前在这些地区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收购站完全可以逐步地开始关门转产。

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政府应进一步设计

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村民自主决定举办的村内公共事业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农村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3.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非农村地区。

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必须主要来自农业、农村之外，而不仅仅是依靠极其有限的小土地经营。所以，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从家庭制小农经济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创造条件把目前具有生存和经营性双重功能的家庭制小农经济转化为具有生存性和休闲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在创新、发展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国际竞争角度出发，通过实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性的专业化规模种植计划，而逐步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作为WTO成员必须着力培植一部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家庭制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基本上是那些农业人口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农业及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得以解决，如通过进口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解决。

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就是一个明证。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名牌闻名、涉及到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农村：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它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两方面的内容。

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出及农业就业在全社会总产出及总就业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与减少的趋势；相应地，非农产出与非农就业所占份额表现出逐步提高与上升的趋势。

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则表现出非农村化、特别是城镇化的特征。

伴随国家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已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本积累的扩张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部门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服务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逐渐发生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国情包括历史背景与农村社会转型急剧发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际上，我国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发展模式：（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3）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走过的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出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应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农民：核心在于权益保护

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改善其生活状况，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富国那样去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既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前）以及负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尽。

由此可见，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许多做法需要改善：首先，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这是与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相联系的。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其次要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在这方面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在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农民工”们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

其次，政府对找出路的农民，应该千方百计多给他们提供帮助。由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镇（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向农民开放。

再次，既然农民赚钱不易，政府又难以提供相应的农业补贴，那么各级政府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和“税”（包括农业税）。

中国已处于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总揽全局的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否则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经济利益，农民的政治权利的保障也要加强。应尽快恢复我国原有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成为能真正代表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篇：浅议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宏微观经济学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论文

浅议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物流管理09级1班 王珊璐20093319 王腾飞20093316）

摘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广大农村工作者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方式，一切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营建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切实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关键词：农民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当前，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三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农民在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农民也迅速转变成为民营企业家，但多数农民仍肩负着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重任。这充分说明，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变化，“三农”的基础地位始终不会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也会愈加明显。因此，认真研究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加强和改善党在农村的工作，对于保持农村稳定，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引领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1、把握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切入点

农民问题错综复杂，解决的切入点就是搞好权利和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为此，在工作中应着重把握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农业政策问题。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将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直接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二是集体财务管理政策。农村财务问题既是农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引起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导火索。搞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对于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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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三是扶农政策。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央出台了I号文件，农民对此欢欣鼓舞，一致认为“1号文件”贴近“三农”，政策性强，增收的措施比往年更积极、实在。

(二)农民负担问题。要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就要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要加大扶持力度，调整投入结构，建立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即是在政策上保护，物质上投入，生产上服务。清理和规范涉农事业性收费，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要继续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实精简机构，进一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

(三)农民自主权问题。对农民来说，自主权是最大、最切实的民主权利。从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来看，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主权，放活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权。我们要始终坚信，农民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应让农民自主决策。政府的责任是为农民提供政策指导、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

(四)农民民主权利问题。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同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的许多成功经验都是尊重农民创造精神的结果，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等．我们要允许和鼓励农民，大胆试验和探索新形势下的农业经营机制和农村管理办法，各级干部帮助加工、总结，逐步提高和规范。

2、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着力点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跳出“三农”抓“三农”，同时要立足“三农”抓“三农”，其根本路径就是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

第一，要把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予以通盘考虑、协同推进。

第二，要把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作为推进“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举措。

第三，要把政策创新和机制创新作为推进“三化”、解决 “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

“三农”问题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束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在新阶段的集中反映。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化”，而推进“三化”进程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需要在发展实践中逐步探索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当前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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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完善政府支农政策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如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等，收到了明显效果。应该说政府建立粮食直补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也符合加入WTO以后的国际惯例。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单纯的粮食直补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对国家财政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国家对农业的政策补贴除了直接面对种粮农民个体外，更应探索建立一种能够促进形成农业和农村内在发展机制的政策体系，使之不但具有补贴功能，更具有引导生产要素向涉农领域集中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我认为：首先，政策的基本取向应立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目标，支持方向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进一步延伸到“三化”领域，其次，要在优化区域布局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水利、道路、信息化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逐步改善农村落后的经济基础条件，为“三化”的顺利推进创造外部条件。再次，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农村相对脆弱的生态现状，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创新投入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投向“三化”。首先要创新农村金融支持体系。金融系统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功能弱化是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发挥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试行产业化龙头企业专项贷款制度，放宽和规范龙头企业贷款条件，扩大借贷规模，采取专项放贷，封闭运行的办法，在保证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同时，也可通过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支持农民调整结构。同时，继续发挥农户小额信贷或多户联保等优势，多方面解决农业发展的融资问题。其次，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向“三化”。民间资本具有存量大、市场活跃、投资欲强烈等诸多特点。事实上，近年来民间投资已呈现出向农产品加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服务业等多领域、多层次进军的趋势。

3、统筹城乡就业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转移。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化聚集，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推进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发展壮大城镇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以发展园区工业和服务业为重点，增强城镇的经济集聚功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载体，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让农民真正成为城镇建设的投资者，城镇发展的创业者和城镇化的受益者。二是要进一步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要用住地登记制度和身份管理制度逐步取代户籍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多方面服务。三是要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整体素质。四是要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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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解除农民离开土地的后顾之忧。如广东佛山地区通过建立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成相衔接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个人帐户为主，通过个人缴费，村组集体给予补贴，政府扶助等途径筹集资金，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经验。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五统筹”的科学发展，扎扎实实推进“三化”，切切实实抓好“三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3、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五个突破点

把握了关节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内容；抓住了着力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方法．但千言万语，贵在求真；千头万绪，重在落实。因此，抓落实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必须牢牢把握突破点.“发展是硬道理，落实更是硬道理”，要解决好当前的农民问题，必须咬定发展不放松，求真务实抓落实，从五个方面在“落实”二字上狠下功夫、寻求突破。一要从思想认识上抓落实、求突破．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路决定出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只有在思想认识上率先到位，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充分认识农民问题在“三农”问题中的核心地位和在整体工作中的基础地位，才能有清晰的工作思路，才能树立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心，迅速启动好各项工作，实现突破。二要从职责履行上抓落实、求突破．要有效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创造条件、搞好服务．只有政府搭好了台，农民才能唱好戏。因此，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村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把正确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作为工作的重点，作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为农民精心搭台、细心服务、费心引导，促其发展，实现突破。三要从为民谋利上抓落实，求突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宗旨，解决农民问题必额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入农村，服务农业，关心农民，积极为农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尤其是要妥善、及时、深入解决好农民群众所关心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排解他们遇到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营造聚精会神抓建设，同心协力谋发展的格局，促进农业农村工作的全面突破和快速发展。四要从工作方法上抓落实、求突破．工作方法对路，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不同的工作，其方法不尽相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归纳总结等，是工作中通用的方法。解决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必须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始终要把工作方法落实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个贴近”上，以提高工作实效，促进工作突破．五要从开拓创新上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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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农村各项工作都要在改革中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必特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必然要求我们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措施去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因此，搞好新形势下的农民工作，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在体制上、机制上、制度上创新，才能突破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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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树基，朱智文.“三农”问题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出版社.[2]罗晓东.农民问题不仅仅是增收问题.人民出版社.第6页（共6页）

第三篇：浅议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宏微观经济学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论文

浅议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物流管理09级1班 王珊璐20093319 王腾飞20093316）

摘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广大农村工作者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方式，一切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营建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切实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关键词：农民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当前，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三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农民在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农民也迅速转变成为民营企业家，但多数农民仍肩负着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重任。这充分说明，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变化，“三农”的基础地位始终不会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也会愈加明显。因此，认真研究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加强和改善党在农村的工作，对于保持农村稳定，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引领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1、把握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切入点

农民问题错综复杂，解决的切入点就是搞好权利和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为此，在工作中应着重把握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农业政策问题。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将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直接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二是集体财务管理政策。农村财务问题既是农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引起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导火索。搞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对于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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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三是扶农政策。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央出台了I号文件，农民对此欢欣鼓舞，一致认为“1号文件”贴近“三农”，政策性强，增收的措施比往年更积极、实在。

(二)农民负担问题。要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就要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要加大扶持力度，调整投入结构，建立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即是在政策上保护，物质上投入，生产上服务。清理和规范涉农事业性收费，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要继续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实精简机构，进一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

(三)农民自主权问题。对农民来说，自主权是最大、最切实的民主权利。从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来看，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主权，放活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权。我们要始终坚信，农民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应让农民自主决策。政府的责任是为农民提供政策指导、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

(四)农民民主权利问题。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同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的许多成功经验都是尊重农民创造精神的结果，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等．我们要允许和鼓励农民，大胆试验和探索新形势下的农业经营机制和农村管理办法，各级干部帮助加工、总结，逐步提高和规范。

2、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着力点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跳出“三农”抓“三农”，同时要立足“三农”抓“三农”，其根本路径就是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

第一，要把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予以通盘考虑、协同推进。

第二，要把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作为推进“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举措。第三，要把政策创新和机制创新作为推进“三化”、解决 “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三农”问题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束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在新阶段的集中反映。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化”，而推进“三化”进程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需要在发展实践中逐步探索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当前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进一步完善政府支农政策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如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等，收到了明显效果。应该说政府建立粮食直补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也符合加入WTO以后的国际惯例。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单纯的粮食直补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对国家财政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国家对农业的政策补贴除了直接面对种粮农民个体外，更应探索建立一种能够促进形成农业和农村内在发展机制的政策体系，使之不但具有补贴功能，更具有引导生产要素向涉农领域集中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我认为：首先，政策的基本取向应立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目标，支持方向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进一步延伸到“三化”领域，其次，要在优化区域布局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水利、道路、信息化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逐步改善农村落后的经济基础条件，为“三化”的顺利推进创造外部条件。再次，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农村相对脆弱的生态现状，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创新投入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投向“三化”。首先要创新农村金融支持体系。金融系统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功能弱化是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发挥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试行产业化龙头企业专项贷款制度，放宽和规范龙头企业贷款条件，扩大借贷规模，采取专项放贷，封闭运行的办法，在保证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同时，也可通过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支持农民调整结构。同时，继续发挥农户小额信贷或多户联保等优势，多方面解决农业发展的融资问题。其次，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向“三化”。民间资本具有存量大、市场活跃、投资欲强烈等诸多特点。事实上，近年来民间投资已呈现出向农产品加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服务业等多领域、多层次进军的趋势。

3、统筹城乡就业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转移。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化聚集，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推进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发展壮大城镇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以发展园区工业和服务业为重点，增强城镇的经济集聚功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载体，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让农民真正成为城镇建设的投资者，城镇发展的创业者和城镇化的受益者。二是要进一步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要用住地登记制度和身份管理制度逐步取代户籍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多方面服务。三是要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整体素质。四是要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解除农民离开土地的后顾之忧。如广东佛山地区通过建立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成相衔接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个人帐户为主，通过个人缴费，村组集体给予补贴，政府扶助等途径筹集资金，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经验。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五统筹”的科学发展，扎扎实实推进“三化”，切切实实抓好“三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3、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五个突破点

把握了关节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内容；抓住了着力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方法．但千言万语，贵在求真；千头万绪，重在落实。因此，抓落实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必须牢牢把握突破点.“发展是硬道理，落实更是硬道理”，要解决好当前的农民问题，必须咬定发展不放松，求真务实抓落实，从五个方面在“落实”二字上狠下功夫、寻求突破。一要从思想认识上抓落实、求突破．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路决定出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只有在思想认识上率先到位，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充分认识农民问题在“三农”问题中的核心地位和在整体工作中的基础地位，才能有清晰的工作思路，才能树立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心，迅速启动好各项工作，实现突破。二要从职责履行上抓落实、求突破．要有效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创造条件、搞好服务．只有政府搭好了台，农民才能唱好戏。因此，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村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把正确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作为工作的重点，作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为农民精心搭台、细心服务、费心引导，促其发展，实现突破。三要从为民谋利上抓落实，求突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宗旨，解决农民问题必额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入农村，服务农业，关心农民，积极为农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尤其是要妥善、及时、深入解决好农民群众所关心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排解他们遇到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营造聚精会神抓建设，同心协力谋发展的格局，促进农业农村工作的全面突破和快速发展。四要从工作方法上抓落实、求突破．工作方法对路，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不同的工作，其方法不尽相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归纳总结等，是工作中通用的方法。解决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必须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始终要把工作方法落实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个贴近”上，以提高工作实效，促进工作突破．五要从开拓创新上抓落实。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农村各项工作都要在改革中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必特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必然要求我们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措施去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因此，搞好新形势下的农民工作，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在体制上、机制上、制度上创新，才能突破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参考文献：

[1]李树基，朱智文.“三农”问题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出版社.[2]罗晓东.农民问题不仅仅是增收问题.人民出版社.

第四篇：解决“三农”问题心得

用5年时间取消农业税，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我以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除了降税减费外，还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要夯实农民生存的基础。农民生存的基础是土地，对于这一点，有些地方已经淡忘了。中国的国情就是人多地少，是农民多，耕地少。但这几年的所谓发展，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无偿地剥夺了，农民失地就是失去生存的基础。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13.4亿亩，人均仅1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占有耕地居世界第67位。全国2800多个县中，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提出的警戒线0.8亩的有666个，其中低于0.5亩的有463个。在不再减少耕地的条件下，我国土地的自然承载力为14—15亿人口，现在已经接近极限。

一方面土地供给形势相当严峻，另一方面耕地流失十分严重。近年来，在“广招天下商，共建开发区”的热潮中，城镇建设用地大扩张，各地大量圈地，加上修建高等级公路、超标准建房，大搞游乐场等原因，耕地流失十分严重。短短几年的所谓“开发”，全国减少耕地1亿多亩。你如果有机会到目前发展最快的苏南地区走一走，可以看到到处是开发区，以前的农田都变成了宽马路和大广场，有的是大片片地撂荒，肥沃的庄稼地或变成了水泥地，或杂草丛生。难怪前总理看到此等景象雷庭震怒，但怒则怒，奈之何？这几年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古人讲“江南熟，天下足”，真的只能在历史书上能看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自己吃的粮食也要从外地购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繁衍生存的基础。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其生存就是大问题，遑论致富发展了。

二是还农民以劳动的基本权利。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解决“耕者有其田”，这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农者耕其田”。现在的农民在干什么？谁在种地？现在在田地干活的人被人们称为“3860”部队。“38”说的是女同志，“60”讲的是老年人，是这些年老体弱的以及一些妇女在农田里干活。到农村去走一走，你会发现，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了，其余的呆在家里休闲。有的只在农忙时才到田头走走，余下的时间就是晒太阳，或者打牌搓麻将赌博。什么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根本谈不上。而且，越是年轻人还越是想得开，拢着双手东家窜到西家，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在农村还听到过这样的怪论，说“大小伙子在田地干活没有面子”，因此，他们再有力气也不下田，而要靠父辈来养活他们。

以前集体经济时，人们一有空就到田头，把庄稼莳弄得好好的，每年土地的回报都是不错的。现在倒好，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万事大吉了，坐等收获。须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付出那来的收成。农民要想改变生活状况，除了外出打打工，更要在农桑上做文章。而外出打工并不容易。现在城市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在城市，劳动力并不缺乏，农民进城后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到城里转了一圈，空着手又回来了。农民经不起来回折腾啊！因此，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种好田（是广义的种田，包括农村多种经营）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农民的出路还是在农村！

三是要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中国历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一盘散沙的农民被组织起来了，一个时期以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回过头来看，尽管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有过失误，但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只有集体经济才能真正挽救农业，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包产到户、个体经营必定是短期行为，谁来修水利？谁来搞农田基本建设？谁愿意对土地进行投资？农业科技怎么搞？如何引进先进的种类和种植技术等等？这都需要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来发挥作用。而原来的“集体经济，队为基础”早就不复存在。现如今，农村村级组织基本不

发挥什么作用，一些村干部的职责恐怕就是收费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农业、壮大农村经济也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了。

因此，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现在也叫规模经营）的道路，以集体的力量来抗衡自然的和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其二，要把吃皇粮的干部数量降下来。村一级干部要恢复自食其力的传统，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不能当专吃农民税费的寄生虫。县乡一级干部要大大压缩编制，就目前而言，压缩一半人马绝对不会影响正常工作。其三，建立农民自己信得过的基层组织，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让一些公道正派的能人来领导这个组织，由上级来指派农村基层负责人的做法当休矣。

总之，三农问题复杂而严峻，需要各级组织和领导多用心思考，而不要光空喊口号。

这次“两会”，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用5年时间取消农业税，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温总理讲话一出，与会代表纷纷表态，有的说不用5年，准备3年就取消，也有些地方领导说，准备明年就取消农业税。与会代表有个态度，当然是好事情，但要解决三农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不征农业税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是一个表层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节支的问题，关键是要让农民增收，就是要多开源。我以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除了降税减费外，还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要夯实农民生存的基础。农民生存的基础是土地，对于这一点，有些地方已经淡忘了。中国的国情就是人多地少，是农民多，耕地少。但这几年的所谓发展，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无偿地剥夺了，农民失地就是失去生存的基础。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13.4亿亩，人均仅1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占有耕地居世界第67位。全国2800多个县中，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提出的警戒线0.8亩的有666个，其中低于0.5亩的有463个。在不再减少耕地的条件下，我国土地的自然承载力为14—15亿人口，现在已经接近极限。

一方面土地供给形势相当严峻，另一方面耕地流失十分严重。近年来，在“广招天下商，共建开发区”的热潮中，城镇建设用地大扩张，各地大量圈地，加上修建高等级公路、超标准建房，大搞游乐场等原因，耕地流失十分严重。短短几年的所谓“开发”，全国减少耕地1亿多亩。你如果有机会到目前发展最快的苏南地区走一走，可以看到到处是开发区，以前的农田都变成了宽马路和大广场，有的是大片片地撂荒，肥沃的庄稼地或变成了水泥地，或杂草丛生。难怪前总理看到此等景象雷庭震怒，但怒则怒，奈之何？这几年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古人讲“江南熟，天下足”，真的只能在历史书上能看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自己吃的粮食也要从外地购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繁衍生存的基础。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其生存就是大问题，遑论致富发展了。

二是还农民以劳动的基本权利。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解决“耕者有其田”，这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农者耕其田”。现在的农民在干什么？谁在种地？现在在田地干活的人被人们称为“3860”部队。“38”说的是女同志，“60”讲的是老年人，是这些年老体弱的以及一些妇女在农田里干活。到农村去走一走，你会发现，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了，其余的呆在家里休闲。有的只在农忙时才到田头走走，余下的时间就是晒太阳，或者打牌搓麻将赌博。什么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根本谈不上。而且，越是年轻人还越是想得开，拢着双手东家窜到西家，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在农村还听到过这样的怪论，说“大小伙子在田地干活没有面子”，因此，他们再有力气也不下田，而要靠父辈来养活他们。

以前集体经济时，人们一有空就到田头，把庄稼莳弄得好好的，每年土地的回报都是不错的。现在倒好，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万事大吉了，坐等收获。须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付出那来的收成。农民要想改变生活状况，除了外出打打工，更要在农桑上做文章。而外出打工并不容易。现在城市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在城市，劳动力并不缺乏，农民进城后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到城里转了一圈，空着手又回来了。农民经不起来回折腾啊！因此，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种好田（是广义的种田，包括农村多种经营）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农民的出路还是在农村！

三是要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中国历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一盘散沙的农民被组织起来了，一个时期以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回过头来看，尽管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有过失误，但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只有集体经济才能真正挽救农业，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包产到户、个体经营必定是短期行为，谁来修水利？谁来搞农田基本建设？谁愿意对土地进行投资？农业科技怎么搞？如何引进先进的种类和种植技术等等？这都需要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来发挥作用。而原来的“集体经济，队为基础”早就不复存在。现如今，农村村级组织基本不发挥什么作用，一些村干部的职责恐怕就是收费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农业、壮大农村经济也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了。

因此，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现在也叫规模经营）的道路，以集体的力量来抗衡自然的和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其二，要把吃皇粮的干部数量降下来。村一级干部要恢复自食其力的传统，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不能当专吃农民税费的寄生虫。县乡一级干部要大大压缩编制，就目前而言，压缩一半人马绝对不会影响正常工作。其三，建立农民自己信得过的基层组织，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让一些公道正派的能人来领导这个组织，由上级来指派农村基层负责人的做法当休矣。

总之，三农问题复杂而严峻，需要各级组织和领导多用心思考，而不要光空喊口号。

第五篇：解决“三农”问题要有长效机制

解决“三农”问题要有长效机制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出现可喜变化。但由于农民基数庞大，人均拥有土地资源和其他农业资源很少，加上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障碍，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民受教育条件差和人均受教育程度低等，要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从长计议，更多地考虑一些

治本之策，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一、客观估价当前“三农”形势

2004年，在政策好、粮价高、人努力、天帮忙的多种因素促动下，我国“三农”实现“三突破”：一是粮食生产突破4550亿公斤的预期目标，达到4695亿公斤，增长9，扭转了1999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二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突破5的预期目标，达到2936元，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多的一年，农民仅售粮收入就增加600多亿元。三是农业效益取得新的突破，粮食亩产比上年提高19公斤，实现增产增收。与此同时，农村市场活跃，农村面貌得到进一步改善。

展望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改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加，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主要包括大力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全面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加大农业税免征减征力度，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进步的支持力度等。接着，中央一号文件从九个方面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可以预期，随着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好势头将会保持下去。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农民收入的增长还只是恢复性的，下一步如果没有新的思路和对策，不仅农民收入难以进一步提高，而且“三农”问题也难以根本解决。从长远看，影响“三农”发展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粮价和减免税收余地有限。过去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得益于粮食价格的提高和政府减轻农民税费负担，今后这个方面的情况将有所变化。其一，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有限。2004年上半年粮食价格逐月上涨，与2003年12月比较，上半年累计稻谷、大豆、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30.89、20.02、14.9和13.86。但粮食价格是受国际粮食市场制约的，2004年5月以来，国际粮食市场现货价格持续走低，目前国内批发价格与进口价格相比，只有玉米每吨低300元左右，小麦价格与进口价基本持平，大米每吨还高出进口价格100元，随着国内粮食产量继续增加，粮食价格将保持平稳，即使上涨，幅度也不会很大。其二，减免税收余地有限。2003年，全国农业税338亿元，占当年全国税收总额不到2。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农业大省，农业税在税收总额中都已不占重要地位，有的地区如浙江一些地方，虽然名义上保留农业税，但实际上都是集体代交了，农民已没有多少农业税负担。2005年初以来，不仅沿海发达地区都宣布取消农业税，就连许多中西部地区如重庆、河南、陕西、安徽、内蒙古、贵州、宁夏等也纷纷宣布取消农业税，目前有25个省市区将全部免除农业税。取消农业税对当地财政影响多大呢，多的河南影响10亿元，少的贵州影响1.35亿元，而浙江只涉及6000多万元。换句话说，即使全国都免除农业税，农民也只能相对增加300多亿元的收入，按9亿多农民计算，人均不过30多元。

第二，农民基数庞大和人均农业资源严重匮乏。2005年1月6日，我国大陆人口达到13亿。在这13亿人口中，如果按照“五普”口径有7.7亿农民，按照户籍口径有9.6亿农民。可以说人口过多尤其是农村人口过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困扰“三农”问题解决的最大问题。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课本就说我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但现在看来，由于人口增长过快，按人均一分，地也不大，物也不博。目前全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若按照9.6亿农村人口算也只有1.91亩，相应的草原、湖泊、森林、矿产资源等人均占有量也很少。不仅如此，随着人口增加和工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人均资源还会减少。如1996年到2003年，7年间全国耕地减少1亿亩，有2000多万农民失去土地。另据有关部门分析，从2000年到2030年，全国计划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将有1亿多农民失去土地。这些失地农民的出路如何，需要早作研究。

第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阻碍着农民有序流动。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尤其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许多对农民的限制性甚至歧视性政策，如就学、就业、参军退伍安置、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城乡居民都有很大差异，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政府补贴，而农民则基本没有。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转变。不仅如此，新的无形壁垒正在悄然强化，如现在大学毕业后要自谋职业，堵死了农村子弟通过上大学改变身份的天然通道，再如现在城市商品房价格奇高，每平方米售价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加上城市消费价格水平高，打工农民难以在城市立足定居，只能成为来往于城市和农村的流民，延续中国特有的“民工潮”。

第四，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惊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势。现在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建设档次也比较高，甚至比欧美发达国家也不逊色。但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海岛，道路泥泞，校舍破烂不堪，农民缺医少药，住房难以遮风避雨等，也不是个别现象。如果不加解决，很可能会出现“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情况。

第五，农民受教育条件差，人均受教育程度低。我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民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大专以上只有0.5。由于缺少文化，多数农民固守传统的农业耕作经营方式，不会使用农药、化肥和新品种、新技术，外出打工也只能干些劳动密集型的工种。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教育设施、学前教育、师资力量、教学内容、信息资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加上上大学的成本越来越高，将造成农村子弟受教育的条件和发展机会不如城市子弟，这个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城乡间的差距还可能在下一代延续。

二、正确把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转变

根本解决“三农”问题要有大战略。2004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是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是对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对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得不依靠农业积累，实行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政策，农民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现在经过50多年的发展，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一是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集中更多的精力、物力和财力，促进“三农”发展，这是实现新的发展阶段目标的内在要求。二是生产力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3.65万亿元，人均1200美元左右，入库税款25718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其中当年新增税收入就达到5256亿元，工业化向中期阶段迈进，正加快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是重要的加工制造重心），这说明我们有能力支持“三农”发展。三是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0.5，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城市对农村的集聚和辐射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说明解决农村人口过多问题有了出路。

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一个重大的阶段转变，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要认真分析和把握与这一转变相关的趋势和特点，不断探索创新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子。具体说，就是适应五个结构性变化，走五条发展路子。

第一，从产业结构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然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0下降到目前的14，这一比重以后还会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丝毫没有下降，以后也不会下降。现在的趋势是，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发展的关联度加大，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农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二、三产业的支持。农业的发展必须跳出就农业论农业，走以工促农、以商活农、贸工农一体化发展的路子。

第二，从城乡结构看，近年来，城市经济和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城市日趋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同时也对农副产品供应和开拓农村市场提出新的需求，这表明城乡间发展的关联度加大，城乡联动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农村的发展必须跳出就农村论农村，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子。

第三，从就业结构看，目前全国约有1.2亿进城务工农民，务工收入约有1万亿元，以后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的还会增多，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还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就业规模扩大的关联度也会加大，城乡分割的就业格局将被打破。农村劳动力就业必须跳出“离乡不离土”、“离土不离乡”，走以培训促转移、以改革就业制度促转移、城乡统筹就业的路子。

第四，从社会结构看，经济与社会是紧密联系的，农村贫困表面是经济不发达，实际是基础设施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造成的，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城市文明迅速向农村辐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会进一步加大。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就经济论经济，走经济社会协调、城乡社会事业统筹的发展路子。

第五，从体制结构看，农村改革从包产到户到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依法稳定并完善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粮食市场从管制到放开，农民从在家务农到外出打工等，农村自身改革已全面展开，与城市改革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现在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已成为加快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环节，这也是整个改革的关键问题。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必须跳出城乡改革分割推进的格局，走城乡改革配套互动、协调推进的路子。

三、建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

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从长远考虑要研究制定一些治本之策。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和新举措。统筹城乡发展从制度建设上说，就是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整体推进城乡配套改革，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策，消除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使农民有权利有机会转化为市民，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新体制。

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核心是取消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身份登记，建立以居住地为主的新型户籍登记制度，并消除依附于户籍之上的城乡居民不平等待遇。为此，一是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敞开城门，降低城镇准入门槛，对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农民允许其选择城镇落户，并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取消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合理政策。二是加快推进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使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劳动就业权利和机会。三是加快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改善农村教育设施，实现国家法定的9年制义务教育，确保进城农民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四是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建立农民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在不断提高城乡社会保险覆盖面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五是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增加经济适用房供给，全面推行廉租房制度，改善城镇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条件。六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和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有序流转的办法，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维护和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广泛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仅靠农业增效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是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的新渠道。浙江农民收入之所以居全国省区第一（不包括上海、北京），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翻一番多，主要得益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因为农民收入中80以上来自非农收入。就全国而言，农民增收也主要依靠非农产业，有调查表明，目前农民收入构成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已经接近一半，工资性收入比重占到30左右，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80左右。可见，要增加农民收入，关键是要强化这80的贡献率。

要提高农民收入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和贡献率，前提是发展二三产业。当前，我国工业正在由轻型加工业向高加工度工业和重化工业发展，加上科技进步和信息化进程加快，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业吸纳劳动力有减弱的趋势。但是，我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各方面回旋余地比较大。所以在政策选择上，我国工业化道路不能走传统工业化国家的老路，而是要把产业升级与充分就业结合起来，走“全方位、立体式”的工业化道路。这就是说，我国既要发展重化工业，又要保持轻工业的优势；既要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又要发展壮大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既要加快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要培育跨国公司，又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通过前者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后者广泛吸纳劳动力就业尤其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对发展服务业也是如此，既要加快发展需要较高文化才能胜任的金融保险、现代物流、旅游会展、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又要大力发展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从事的商贸流通、建筑安装、宾馆餐饮、家政服务等服务业，尤其是通过后者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

第三，加快推进城市化，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减少农民。只有农民减少了，农民人均耕地和其他农业资源才能增多，农业才能实现规模经营，少量农民才能从农业获取更多的收入。而减少农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城市化，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与工业化过程是同步推进的。当前，我国城市化正进入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以2000年城市化水平36.22为基数，按照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6以上，如果考虑城市化加速的因素，届时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这意味着今后20年将有3亿多农民转化为市民。

为了顺应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应积极研究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一是在城镇体系构成上，积极发展大城市，突出发展中等城市，重点发展小城市和中心镇，充分发挥小城市和中心镇连接城乡、繁荣农村、服务农业、集聚农民的载体作用，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二是在城镇布局和功能培育上，坚持扩大城镇规模与增强城镇功能并举，充分考虑资源节约和环境承载能力，改变城镇布局小散乱的格局，实施下山移民和生态移民工程，促进人口、产业和生产要素向规划重点城镇集聚，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三是在城市化动力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民间资本活跃的优势，走政府主导和民间自主相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四是在城市化产业支撑上，按照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行二三产业联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内涵型城市化道路。五是在城市化目标上，通过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深化配套改革等，促进城市与农村紧密融合，走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的城市化道路。

第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多渠道增加对“三农”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力增加很快，但用于农业的支出比重却不断下降。1978年国家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3，以后持续下降，到2003年这一比重仅为7.12，下降了近一半，是25年来的最低点。因此，尽快调整公共财政分配格局，扭转支农财政比重持续下降局面，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并向农村倾斜，是一项迫切任务。

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要求和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搞活”的方针，应从两个方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一方面要多予，大幅度增加对“三农”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争取三到五年内，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恢复到改革开放初期13的水平，以后再逐步增加，拟以增加并稳定在15左右为宜，这样“三农”发展就有了可靠而稳定的政府投入。财政支农资金要体现公共性，一是重点投向农村交通道路、供水供电、邮电通讯、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二是重点投向农村教育和劳动力培训，由财政承担农村子弟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对在家务农和外出务工农民实行免费培训，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就业竞争力。三是重点投向医疗、保险等社会事业，健全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实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创新农村保险品种，把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纳入保险范围，以改善农民的医疗条件和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同时，还要积极鼓励引导外资和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增加对“三农”发展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少取，大幅度减少对“三农”的税收征缴。2003年，全国农业各税875.22亿元，其中农业税336.72亿元、农林特产税89.45亿元、牧业税1.46亿元、耕地占用税89.63亿元、契税357.97亿元。到2004年，尽管农业各税增加到902.39亿元，但其中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牧业税都大幅度减少，分别为198.22亿元、43.29亿元和8140万元，增加的只有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分别为120.05亿元和539.88亿元。现在直接涉农税收只有240多亿元，全国适时取消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牧业税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好范文”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