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

第一篇：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

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

“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也不是减负，它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合理公平的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是产生不平衡与不平等的。那么，政治国家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毛的工业化发展

战略中，谁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农民所受的剥夺如何补偿？工人的低工资有福利补偿，三十年积累得巨大国有资产，没有转移到个人或海外，它正是新时期改革的资本。20年来的市场经济导向的发展战略，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诉求，已经使得市场的不平衡性充分体现出来。解决的办法，我的想法有三个。

第一个建议是将农民组织起来。20年的改革开放，完成了一个过程，劳动的雇佣化过程，不管这个劳动是在私人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还是国家官僚资本中。这三种资本性质不同，但在雇佣劳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个过程的完成，要求我们将政权力量能否保护劳动的问题提出来。当然，我们有《劳动法》，但它能够提供多少保护？所以，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其弱在于分散而无组织，如果组织起来，它是最强大的阶级，因为他人口众多。1848年2月，法国的小农占法国人口的65％。当时搞民主选举，结果农民们把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选出来，选出来一个皇帝。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富人，要求公正；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因此，总的来讲，整个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红利如果只让某一个或几个阶层独占，另一些阶层得不到好处，甚至还要付出代价，这样的发展战略是维持不下去的。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的中国问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必须要走社会主义的根本理由。如果贫富分化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地方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那个时候，中国就要乱了。看《邓小平文选》3卷本那个谈话，大意如此，略有词句上的混乱。

我认为，“三农”问题，事实上是农民与国家和农民与市场的双重关系问题。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表面上是等价交换。实质上，价格与其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此处似乎有些疏漏--整理者），还不如说是由提供产品的两大集团的市场谈判地位决定的。比如说工资水平，表面上取决于劳动者的供求关系，实质上这是谈判的结果。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谈判地位就不平等了。但如果劳动者结合起来组成工会同资本家进行谈判，工资立即就上去了。所以市场上的平等交换是一种表面现象，透过它看，决定交换的价格的更深刻的原因是生产者的谈判地位。

分散的2.3亿的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增加自己的市场谈判能力才是农副产品价格比的先决条件，也是提高和地方政府谈判能力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组织，就无法抵御地方政府不断增长的税费负担，无法实现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权利是一个抽象的规定，它必须通过组织的力量才能实现。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强者，即资产者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因为资本本身就是权力。所以，我讲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条是组织起来。至于如何组织起来，谁来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农民能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后的地方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我们的地方民主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的学术界、舆论界将会给予什么样的支持？这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希望诸位共同来研究这个问题。

当然，现在的市场经济社会把每个人都转变成为“爬升动物”，每个人必须为了自己不断地向上爬升，争取名利和地位，否则就要沉沦下去。但是这种爬升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必须正常有序地向前发展，中高层的职位被不断地创造出来满足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的爬升需求。这个过程有可能被中断，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信号。今年有145万名大学毕业生，据说有60多万人参加研究生考试，这是延缓毕业而不是增加能力的策略，是资源浪费。明年可能有将近200万、后年265万毕业生，你爬得动吗？所以，关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事情是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个建议是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就叫农不养政。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弱势的、甚至无赢利的产业，向农业征税收费，通天之下，没有这个道理。这里我指的是现代社会，不是古代社会。当我们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五十年的积累，当工商业已经占GDP的85％的时候，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占总劳动人口50％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们额外征收任何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这是稳定三农的根本性决策，是稳定承包制小农经济的根本。与其说是增收，不如说减负，减负即增收。加入WTO以后，我们现在的农副产品价格仍比国际价格高出20－30％。也就说入世以

后，城里人，尤其是沿海的城里人可能会从国外来获得更优质的粮食。其实这几年来，上海人，还有广东人吃的基本上是美国小麦，因为他们的小麦质量和口感都比中国北方的小麦好。另外，这三年来，我们吃的油基本上是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油。因此，要维持农民和农业的话，取消全部农民负担，势在必行。

那么，取消之后我们的地方政府由谁来养活，我们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谁来支付，这就要求中央做出重大的战略决策。我的建议是削减政府规模和层级。地方政府这二十年来为什么机构不断地膨胀，这与高度中央集权的压力给地方政府巨大的任务，从而造成政权的多层次性有关。现在的地级市已经变为一级政府了。这样，中央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乡镇一级，再加上村事实上也是一级。有的地方在乡和村之间设管理区，又多了一级。巍巍乎，多矣！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两级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级，三级，三级就已经够了。我的建议是取消地市级、分省。我们搞它50个省，40个也行，10个直辖市。分省没有太大的阻力，四川不是分出来了个重庆吗，地方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中央有这个权威。分省对于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十分是有利的。四川原来就是几个省合成的，川南、川北原来都是分立的省。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管理起来很难，切成三块，不就容易多了吗?我们的西藏，原本就是有三个行政区的，新疆一向也是分疆南疆北。这个建议不是我首先提的，百年来就不断有人提，康梁当年就提过了。省一分，分得多了，每个省都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地市级取消，省就直接管县级，每个省可以管40－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搞乡镇自治，恢复古代郡县制。乡镇这一级管理的钱可以省掉多少？多出个2000亿不希奇。

第三个建议是取消大多数“条条”。目前“条条”太多，在60－80个之间，在农业地区，要那么多部门干什么？我曾到山西去过，那里地方有个县设乡镇企业局，乡镇设企业办，我问他们有没有乡镇企业，回答说我们一个也没有。还有一个什么对台办，他们说全县有一个台胞。这种行政管理体制是从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多层次的、条块分割的体制，它对于管理一个封闭的、静态的、区域差异甚少的、人口高度不流动的社会是十分有效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毛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需要不断地把地方原有地差异消灭掉，以维持全国的高度统一和地方性事务与中央的高度一致性，这样中央的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直接插到基层。所以到59年、60年，毛可以从高高的中央规定每一个农民每天吃什么。

2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我们的民族进入到一个几千年来未遇的全新的、完全陌生的新社会，一个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家庭都必须依赖市场为生的社会，一个必须为了卖出而买进的社会。农民的农副产品如果卖出不足以买进，那么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当作商品出卖。所有的阶层都必须依赖市场进行生活，区域性的差异就开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人口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每年有大约1亿的人口流动于城乡之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经历。东部、中部、西部、南方、北方的差距日益显现并多样化起来。这样以来，中央集权的、多层次性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无法驾驭这些新变化。它不能对某一地方的特殊性做出反应，只能对全国范围的普遍性做出反应。

20年了，我们的条条那么多有其必然性。农民要造房子，占用土地，就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一个土地管理部门来掌管天下非农使用的土地，同时，老的管理部门并没有被吃掉。96年我在瑞金调查，发现他们有一个知青办，3个工作人员。我就问你们这里还有知青吗？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那不是自己管自己？我们的县乡有整整7个农业部门，基本上没事干。所以，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多以及屡减屡增的一个根本原因。要求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得以改善，必须加以研究，要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来掌管一个变动中的中国。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廉洁的和法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我们民族而言，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我们不断地增加“条”，会导致整个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最终把中国的财富吸干，从而把自身压倒。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负担，我们就明白不断加重的原因了。

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新情况、新问题，机构不得不扩张；它不知道哪些问题可以由老百姓自己去干，也不去培养老百姓的自我管理的智慧和解决自身问题的力量。这个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它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行政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对我们民族的政治智慧的挑战。如此这般用增加“条”的办法来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一条要加多少人？这就窒息了我们民族民主化的可能性。我们的民族正面临着一个刚刚开始的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对它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那么由此可能带来的混乱、动荡、不慎和判断失误随时都可能出现。这要求我们一代年轻人必须关注我们民族的进程，这关联着我们当下的社会生存。研究要上升到认识我们民族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的高度，目的是形成一个既发展又稳定的社会，形成一个在发展中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公平地分享好处的社会。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第二篇：浅议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宏微观经济学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论文

浅议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物流管理09级1班 王珊璐20093319 王腾飞20093316）

摘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广大农村工作者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方式，一切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营建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切实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关键词：农民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当前，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三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农民在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农民也迅速转变成为民营企业家，但多数农民仍肩负着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重任。这充分说明，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变化，“三农”的基础地位始终不会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也会愈加明显。因此，认真研究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加强和改善党在农村的工作，对于保持农村稳定，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引领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1、把握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切入点

农民问题错综复杂，解决的切入点就是搞好权利和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为此，在工作中应着重把握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农业政策问题。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将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直接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二是集体财务管理政策。农村财务问题既是农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引起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导火索。搞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对于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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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三是扶农政策。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央出台了I号文件，农民对此欢欣鼓舞，一致认为“1号文件”贴近“三农”，政策性强，增收的措施比往年更积极、实在。

(二)农民负担问题。要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就要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要加大扶持力度，调整投入结构，建立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即是在政策上保护，物质上投入，生产上服务。清理和规范涉农事业性收费，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要继续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实精简机构，进一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

(三)农民自主权问题。对农民来说，自主权是最大、最切实的民主权利。从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来看，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主权，放活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权。我们要始终坚信，农民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应让农民自主决策。政府的责任是为农民提供政策指导、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

(四)农民民主权利问题。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同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的许多成功经验都是尊重农民创造精神的结果，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等．我们要允许和鼓励农民，大胆试验和探索新形势下的农业经营机制和农村管理办法，各级干部帮助加工、总结，逐步提高和规范。

2、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着力点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跳出“三农”抓“三农”，同时要立足“三农”抓“三农”，其根本路径就是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

第一，要把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予以通盘考虑、协同推进。

第二，要把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作为推进“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举措。

第三，要把政策创新和机制创新作为推进“三化”、解决 “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

“三农”问题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束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在新阶段的集中反映。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化”，而推进“三化”进程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需要在发展实践中逐步探索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当前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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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完善政府支农政策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如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等，收到了明显效果。应该说政府建立粮食直补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也符合加入WTO以后的国际惯例。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单纯的粮食直补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对国家财政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国家对农业的政策补贴除了直接面对种粮农民个体外，更应探索建立一种能够促进形成农业和农村内在发展机制的政策体系，使之不但具有补贴功能，更具有引导生产要素向涉农领域集中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我认为：首先，政策的基本取向应立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目标，支持方向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进一步延伸到“三化”领域，其次，要在优化区域布局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水利、道路、信息化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逐步改善农村落后的经济基础条件，为“三化”的顺利推进创造外部条件。再次，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农村相对脆弱的生态现状，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创新投入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投向“三化”。首先要创新农村金融支持体系。金融系统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功能弱化是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发挥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试行产业化龙头企业专项贷款制度，放宽和规范龙头企业贷款条件，扩大借贷规模，采取专项放贷，封闭运行的办法，在保证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同时，也可通过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支持农民调整结构。同时，继续发挥农户小额信贷或多户联保等优势，多方面解决农业发展的融资问题。其次，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向“三化”。民间资本具有存量大、市场活跃、投资欲强烈等诸多特点。事实上，近年来民间投资已呈现出向农产品加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服务业等多领域、多层次进军的趋势。

3、统筹城乡就业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转移。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化聚集，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推进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发展壮大城镇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以发展园区工业和服务业为重点，增强城镇的经济集聚功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载体，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让农民真正成为城镇建设的投资者，城镇发展的创业者和城镇化的受益者。二是要进一步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要用住地登记制度和身份管理制度逐步取代户籍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多方面服务。三是要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整体素质。四是要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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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解除农民离开土地的后顾之忧。如广东佛山地区通过建立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成相衔接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个人帐户为主，通过个人缴费，村组集体给予补贴，政府扶助等途径筹集资金，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经验。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五统筹”的科学发展，扎扎实实推进“三化”，切切实实抓好“三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3、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五个突破点

把握了关节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内容；抓住了着力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方法．但千言万语，贵在求真；千头万绪，重在落实。因此，抓落实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必须牢牢把握突破点.“发展是硬道理，落实更是硬道理”，要解决好当前的农民问题，必须咬定发展不放松，求真务实抓落实，从五个方面在“落实”二字上狠下功夫、寻求突破。一要从思想认识上抓落实、求突破．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路决定出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只有在思想认识上率先到位，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充分认识农民问题在“三农”问题中的核心地位和在整体工作中的基础地位，才能有清晰的工作思路，才能树立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心，迅速启动好各项工作，实现突破。二要从职责履行上抓落实、求突破．要有效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创造条件、搞好服务．只有政府搭好了台，农民才能唱好戏。因此，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村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把正确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作为工作的重点，作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为农民精心搭台、细心服务、费心引导，促其发展，实现突破。三要从为民谋利上抓落实，求突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宗旨，解决农民问题必额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入农村，服务农业，关心农民，积极为农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尤其是要妥善、及时、深入解决好农民群众所关心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排解他们遇到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营造聚精会神抓建设，同心协力谋发展的格局，促进农业农村工作的全面突破和快速发展。四要从工作方法上抓落实、求突破．工作方法对路，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不同的工作，其方法不尽相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归纳总结等，是工作中通用的方法。解决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必须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始终要把工作方法落实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个贴近”上，以提高工作实效，促进工作突破．五要从开拓创新上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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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农村各项工作都要在改革中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必特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必然要求我们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措施去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因此，搞好新形势下的农民工作，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在体制上、机制上、制度上创新，才能突破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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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树基，朱智文.“三农”问题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出版社.[2]罗晓东.农民问题不仅仅是增收问题.人民出版社.第6页（共6页）

第三篇：浅议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宏微观经济学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论文

浅议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物流管理09级1班 王珊璐20093319 王腾飞20093316）

摘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广大农村工作者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方式，一切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营建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切实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关键词：农民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当前，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三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农民在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农民也迅速转变成为民营企业家，但多数农民仍肩负着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重任。这充分说明，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变化，“三农”的基础地位始终不会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也会愈加明显。因此，认真研究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加强和改善党在农村的工作，对于保持农村稳定，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引领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1、把握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切入点

农民问题错综复杂，解决的切入点就是搞好权利和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为此，在工作中应着重把握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农业政策问题。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将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直接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二是集体财务管理政策。农村财务问题既是农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引起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导火索。搞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对于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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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三是扶农政策。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央出台了I号文件，农民对此欢欣鼓舞，一致认为“1号文件”贴近“三农”，政策性强，增收的措施比往年更积极、实在。

(二)农民负担问题。要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就要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要加大扶持力度，调整投入结构，建立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即是在政策上保护，物质上投入，生产上服务。清理和规范涉农事业性收费，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要继续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实精简机构，进一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

(三)农民自主权问题。对农民来说，自主权是最大、最切实的民主权利。从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来看，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主权，放活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权。我们要始终坚信，农民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应让农民自主决策。政府的责任是为农民提供政策指导、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

(四)农民民主权利问题。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同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的许多成功经验都是尊重农民创造精神的结果，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等．我们要允许和鼓励农民，大胆试验和探索新形势下的农业经营机制和农村管理办法，各级干部帮助加工、总结，逐步提高和规范。

2、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着力点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跳出“三农”抓“三农”，同时要立足“三农”抓“三农”，其根本路径就是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

第一，要把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予以通盘考虑、协同推进。

第二，要把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作为推进“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举措。第三，要把政策创新和机制创新作为推进“三化”、解决 “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三农”问题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束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在新阶段的集中反映。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化”，而推进“三化”进程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需要在发展实践中逐步探索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当前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进一步完善政府支农政策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如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等，收到了明显效果。应该说政府建立粮食直补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也符合加入WTO以后的国际惯例。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单纯的粮食直补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对国家财政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国家对农业的政策补贴除了直接面对种粮农民个体外，更应探索建立一种能够促进形成农业和农村内在发展机制的政策体系，使之不但具有补贴功能，更具有引导生产要素向涉农领域集中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我认为：首先，政策的基本取向应立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目标，支持方向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进一步延伸到“三化”领域，其次，要在优化区域布局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水利、道路、信息化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逐步改善农村落后的经济基础条件，为“三化”的顺利推进创造外部条件。再次，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农村相对脆弱的生态现状，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创新投入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投向“三化”。首先要创新农村金融支持体系。金融系统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功能弱化是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发挥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试行产业化龙头企业专项贷款制度，放宽和规范龙头企业贷款条件，扩大借贷规模，采取专项放贷，封闭运行的办法，在保证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同时，也可通过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支持农民调整结构。同时，继续发挥农户小额信贷或多户联保等优势，多方面解决农业发展的融资问题。其次，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向“三化”。民间资本具有存量大、市场活跃、投资欲强烈等诸多特点。事实上，近年来民间投资已呈现出向农产品加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服务业等多领域、多层次进军的趋势。

3、统筹城乡就业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转移。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化聚集，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推进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发展壮大城镇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以发展园区工业和服务业为重点，增强城镇的经济集聚功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载体，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让农民真正成为城镇建设的投资者，城镇发展的创业者和城镇化的受益者。二是要进一步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要用住地登记制度和身份管理制度逐步取代户籍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多方面服务。三是要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整体素质。四是要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解除农民离开土地的后顾之忧。如广东佛山地区通过建立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成相衔接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个人帐户为主，通过个人缴费，村组集体给予补贴，政府扶助等途径筹集资金，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经验。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五统筹”的科学发展，扎扎实实推进“三化”，切切实实抓好“三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3、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五个突破点

把握了关节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内容；抓住了着力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方法．但千言万语，贵在求真；千头万绪，重在落实。因此，抓落实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必须牢牢把握突破点.“发展是硬道理，落实更是硬道理”，要解决好当前的农民问题，必须咬定发展不放松，求真务实抓落实，从五个方面在“落实”二字上狠下功夫、寻求突破。一要从思想认识上抓落实、求突破．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路决定出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只有在思想认识上率先到位，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充分认识农民问题在“三农”问题中的核心地位和在整体工作中的基础地位，才能有清晰的工作思路，才能树立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心，迅速启动好各项工作，实现突破。二要从职责履行上抓落实、求突破．要有效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创造条件、搞好服务．只有政府搭好了台，农民才能唱好戏。因此，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村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把正确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作为工作的重点，作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为农民精心搭台、细心服务、费心引导，促其发展，实现突破。三要从为民谋利上抓落实，求突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宗旨，解决农民问题必额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入农村，服务农业，关心农民，积极为农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尤其是要妥善、及时、深入解决好农民群众所关心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排解他们遇到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营造聚精会神抓建设，同心协力谋发展的格局，促进农业农村工作的全面突破和快速发展。四要从工作方法上抓落实、求突破．工作方法对路，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不同的工作，其方法不尽相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归纳总结等，是工作中通用的方法。解决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必须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始终要把工作方法落实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个贴近”上，以提高工作实效，促进工作突破．五要从开拓创新上抓落实。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农村各项工作都要在改革中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必特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必然要求我们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措施去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因此，搞好新形势下的农民工作，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在体制上、机制上、制度上创新，才能突破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参考文献：

[1]李树基，朱智文.“三农”问题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出版社.[2]罗晓东.农民问题不仅仅是增收问题.人民出版社.

第四篇：“三农”问题及建议

“三农”问题及建议

一、财政支农投入

财政支农投入对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巨大的直接支持和间接引导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不足。农业投入呈倒金字塔结构，中央和省级农业农村投入总量大、增长快，而市、县特别是县一级，农业投入十分有限，农业项目主要是靠上级申请安排。总量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一些事关农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缺乏立项支持和投入保障。

（二）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用于大中型带有社会性的水利、交通、供电等方面建设比重较大，而直接用生农业生产发展和科技投入的比重较小，特别是农业技术推广、生产性补助、重大病害控制、食品安全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比重偏小。

（三）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资金使用效果不理想。由于财政农业投入渠道较多，实行分部门管理，部门分割严重，不同渠道的投资在使用方向、实施范围、建设内容、项目安排等方面有相当的重复和交叉，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合力。

强化财政支农投入、提高使用效益的建议：

一是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特别要大幅度增加生产性投入，除了公益性项目外，投资的对象应主要为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加大户，把资金真正用实用好。此外，还要继续加大各种对农民的补贴力度，进一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二是制定相应的配套法规，对地方政府的农业投入职责、方式等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特别是要明确财政支农投入占财政性经常性收入的比重，规范地方政府农业投入主体行为，遏制地方财政对农业“虚投”现象的发生，保障政府财政投入对农业足额、及时和高效的投入。要完善土地出让金制度，提高从集体土地的出让金中提取用于农业发展资金的比例。

三是建立农业资金投入的协调统筹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打破条块分割，推动支农资金的项目整合、区域整合和政策整合，真正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益。将现有的重大支农政策和以后出台的扶农政策资金投入，纳入到财政预算科目，作为经常性预算支出固定下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长期性。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农村经营组织形式创新，近几年在我省迅速发展、大量涌现，同步也凸显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

（一）发展规模偏小，经营实力薄弱。农民专业合作社近几年刚刚起步发展，初期比较注重数量，从发展的总量来看，已有一定规模。但从入社社员数量、资产总额、经营规模来看，与大市场、大流通的要求相差比较大，效益好、规模大、带动力强的合作社比重较低。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缺乏流动资金，发展后劲乏力。一是农民收入低，出资受限，合作社自有资金本身不足；二是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尚未出台，目前还未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放贷，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也未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三是我省农村信用社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贷款支持，但不仅贷款利率普遍偏高，而且多数合作社还贷不到。

（三）合作社内部运行不规范。我省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民主管理机构和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合作社民主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未能按“一章三会”制度办事；有的财务制度不健全，普遍未建立成员账户，合作社的公积金没有依法量化；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成员的交易、与利用其提供服务的非成员的交易，没有分别核算，有的未依法按成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额）向成员返还盈余。

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质量和服务水平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信贷扶持力度。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发放贴息贷款，引导和扶持合作社健康、快速发展。研究出台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以财政贴息等方式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农村信用社要扩展农村信用工程，调整信贷结构，合理安排资金，加大对合作社信贷投放力度。探索建立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拓宽合作社融资渠道。

(二)部门联动，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力度。工商部门要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服务窗口和“绿色通道”，免费提供注册登记的咨询服务，取消不合法的前置审批，方便农民登记办社；商务、供销部门要开展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的“农超对接”活动，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产品顺利进入超市；质检部门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所需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实行优惠政策，取消除正、副本以外的任何费用；国税、地税部门要尽快出台落实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办法；国土、电力部门对合作社用地、用电要不折不扣落执行优惠政策；同时各级政府减负部门要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不合理收费的清理力度。

(三)加强培训引导，规范合作社内部运行机制。一是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培训，努力造就懂政策、善管理、会经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二是选树示范合作社，加大宣传力度，带动更多合作社规范发展。三是帮助合作社按规定建立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完善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健全民主管理、财务管

理、风险防范等各项规章制度。

三、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

当前，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在培训数量、培训质量、转移组织化程度、农民工权益保障等各个方面与现实需求都存在着不足和差距，其中培训质量、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尤为突出：

（一）培训资金缺口大，补助标准低，培训质量不够高，转移就业竞争能力差。由于资金不足，培训时间短、质量低，导致进城的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就业竞争能力差，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一些简单的技术性工作，抵御经济波动能力不强，就业极不稳定，输出去的多，流回来的也多。

（二）农民工权益没有得到完全保障，就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有的用工企业不按规定与农民工签定劳动合同，随意侵犯农民工权益；工伤、医疗、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中存在许多实际问题；农民工住房贵、子女上学难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大量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的农民工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双重边缘化，既非工又非农，如果长期不能被城市所“化”，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建议：

（一）增加补助标准，提高培训质量。目前，农业部实施的“阳光工程”培训补助为每人340元，距离实际需要差距很大。在我省每培训一个计算机操作员和电子工最少需要

500元，培训电焊工、车工、厨师等则需2000多元，平均每人需补助800元。

（二）增加保障性投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这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性举措。一个方面，要加大技能的培训和城市文明的培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农民工能够移得出、稳得住，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另一方面，要改革户籍制度，消除新的二元结构。推进重点，要把农民工“市民化”确立为城市公共投入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快推动城乡务工四个“均等化”进程。推进就业均等化，按照从业时间、技能鉴定等为农民工定级定岗，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同酬。推进子女就学均等化，认真落实有关政策，加强城市教育资源建设，给予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居民子女同等教育机会。推进住房均等化，在城市建设分配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时，为农民工划出一定的比例。推进社保均等化，完善农民工可转移的工伤、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制度，按照城市工人补助标准给予补贴。通过推进以四个“均等化”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等改革，最终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统一、地位平等。

第五篇：解决“三农”问题心得

用5年时间取消农业税，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我以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除了降税减费外，还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要夯实农民生存的基础。农民生存的基础是土地，对于这一点，有些地方已经淡忘了。中国的国情就是人多地少，是农民多，耕地少。但这几年的所谓发展，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无偿地剥夺了，农民失地就是失去生存的基础。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13.4亿亩，人均仅1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占有耕地居世界第67位。全国2800多个县中，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提出的警戒线0.8亩的有666个，其中低于0.5亩的有463个。在不再减少耕地的条件下，我国土地的自然承载力为14—15亿人口，现在已经接近极限。

一方面土地供给形势相当严峻，另一方面耕地流失十分严重。近年来，在“广招天下商，共建开发区”的热潮中，城镇建设用地大扩张，各地大量圈地，加上修建高等级公路、超标准建房，大搞游乐场等原因，耕地流失十分严重。短短几年的所谓“开发”，全国减少耕地1亿多亩。你如果有机会到目前发展最快的苏南地区走一走，可以看到到处是开发区，以前的农田都变成了宽马路和大广场，有的是大片片地撂荒，肥沃的庄稼地或变成了水泥地，或杂草丛生。难怪前总理看到此等景象雷庭震怒，但怒则怒，奈之何？这几年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古人讲“江南熟，天下足”，真的只能在历史书上能看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自己吃的粮食也要从外地购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繁衍生存的基础。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其生存就是大问题，遑论致富发展了。

二是还农民以劳动的基本权利。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解决“耕者有其田”，这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农者耕其田”。现在的农民在干什么？谁在种地？现在在田地干活的人被人们称为“3860”部队。“38”说的是女同志，“60”讲的是老年人，是这些年老体弱的以及一些妇女在农田里干活。到农村去走一走，你会发现，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了，其余的呆在家里休闲。有的只在农忙时才到田头走走，余下的时间就是晒太阳，或者打牌搓麻将赌博。什么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根本谈不上。而且，越是年轻人还越是想得开，拢着双手东家窜到西家，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在农村还听到过这样的怪论，说“大小伙子在田地干活没有面子”，因此，他们再有力气也不下田，而要靠父辈来养活他们。

以前集体经济时，人们一有空就到田头，把庄稼莳弄得好好的，每年土地的回报都是不错的。现在倒好，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万事大吉了，坐等收获。须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付出那来的收成。农民要想改变生活状况，除了外出打打工，更要在农桑上做文章。而外出打工并不容易。现在城市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在城市，劳动力并不缺乏，农民进城后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到城里转了一圈，空着手又回来了。农民经不起来回折腾啊！因此，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种好田（是广义的种田，包括农村多种经营）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农民的出路还是在农村！

三是要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中国历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一盘散沙的农民被组织起来了，一个时期以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回过头来看，尽管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有过失误，但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只有集体经济才能真正挽救农业，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包产到户、个体经营必定是短期行为，谁来修水利？谁来搞农田基本建设？谁愿意对土地进行投资？农业科技怎么搞？如何引进先进的种类和种植技术等等？这都需要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来发挥作用。而原来的“集体经济，队为基础”早就不复存在。现如今，农村村级组织基本不

发挥什么作用，一些村干部的职责恐怕就是收费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农业、壮大农村经济也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了。

因此，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现在也叫规模经营）的道路，以集体的力量来抗衡自然的和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其二，要把吃皇粮的干部数量降下来。村一级干部要恢复自食其力的传统，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不能当专吃农民税费的寄生虫。县乡一级干部要大大压缩编制，就目前而言，压缩一半人马绝对不会影响正常工作。其三，建立农民自己信得过的基层组织，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让一些公道正派的能人来领导这个组织，由上级来指派农村基层负责人的做法当休矣。

总之，三农问题复杂而严峻，需要各级组织和领导多用心思考，而不要光空喊口号。

这次“两会”，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用5年时间取消农业税，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温总理讲话一出，与会代表纷纷表态，有的说不用5年，准备3年就取消，也有些地方领导说，准备明年就取消农业税。与会代表有个态度，当然是好事情，但要解决三农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不征农业税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是一个表层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节支的问题，关键是要让农民增收，就是要多开源。我以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除了降税减费外，还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要夯实农民生存的基础。农民生存的基础是土地，对于这一点，有些地方已经淡忘了。中国的国情就是人多地少，是农民多，耕地少。但这几年的所谓发展，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无偿地剥夺了，农民失地就是失去生存的基础。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13.4亿亩，人均仅1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占有耕地居世界第67位。全国2800多个县中，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提出的警戒线0.8亩的有666个，其中低于0.5亩的有463个。在不再减少耕地的条件下，我国土地的自然承载力为14—15亿人口，现在已经接近极限。

一方面土地供给形势相当严峻，另一方面耕地流失十分严重。近年来，在“广招天下商，共建开发区”的热潮中，城镇建设用地大扩张，各地大量圈地，加上修建高等级公路、超标准建房，大搞游乐场等原因，耕地流失十分严重。短短几年的所谓“开发”，全国减少耕地1亿多亩。你如果有机会到目前发展最快的苏南地区走一走，可以看到到处是开发区，以前的农田都变成了宽马路和大广场，有的是大片片地撂荒，肥沃的庄稼地或变成了水泥地，或杂草丛生。难怪前总理看到此等景象雷庭震怒，但怒则怒，奈之何？这几年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古人讲“江南熟，天下足”，真的只能在历史书上能看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自己吃的粮食也要从外地购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繁衍生存的基础。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其生存就是大问题，遑论致富发展了。

二是还农民以劳动的基本权利。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解决“耕者有其田”，这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农者耕其田”。现在的农民在干什么？谁在种地？现在在田地干活的人被人们称为“3860”部队。“38”说的是女同志，“60”讲的是老年人，是这些年老体弱的以及一些妇女在农田里干活。到农村去走一走，你会发现，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了，其余的呆在家里休闲。有的只在农忙时才到田头走走，余下的时间就是晒太阳，或者打牌搓麻将赌博。什么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根本谈不上。而且，越是年轻人还越是想得开，拢着双手东家窜到西家，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在农村还听到过这样的怪论，说“大小伙子在田地干活没有面子”，因此，他们再有力气也不下田，而要靠父辈来养活他们。

以前集体经济时，人们一有空就到田头，把庄稼莳弄得好好的，每年土地的回报都是不错的。现在倒好，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万事大吉了，坐等收获。须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付出那来的收成。农民要想改变生活状况，除了外出打打工，更要在农桑上做文章。而外出打工并不容易。现在城市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在城市，劳动力并不缺乏，农民进城后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到城里转了一圈，空着手又回来了。农民经不起来回折腾啊！因此，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种好田（是广义的种田，包括农村多种经营）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农民的出路还是在农村！

三是要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中国历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一盘散沙的农民被组织起来了，一个时期以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回过头来看，尽管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有过失误，但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只有集体经济才能真正挽救农业，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包产到户、个体经营必定是短期行为，谁来修水利？谁来搞农田基本建设？谁愿意对土地进行投资？农业科技怎么搞？如何引进先进的种类和种植技术等等？这都需要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来发挥作用。而原来的“集体经济，队为基础”早就不复存在。现如今，农村村级组织基本不发挥什么作用，一些村干部的职责恐怕就是收费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农业、壮大农村经济也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了。

因此，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现在也叫规模经营）的道路，以集体的力量来抗衡自然的和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其二，要把吃皇粮的干部数量降下来。村一级干部要恢复自食其力的传统，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不能当专吃农民税费的寄生虫。县乡一级干部要大大压缩编制，就目前而言，压缩一半人马绝对不会影响正常工作。其三，建立农民自己信得过的基层组织，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让一些公道正派的能人来领导这个组织，由上级来指派农村基层负责人的做法当休矣。

总之，三农问题复杂而严峻，需要各级组织和领导多用心思考，而不要光空喊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