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铺平农民增收致富路

第一篇：农村改革铺平农民增收致富路

农村改革铺平农民增收致富路

2008年10月06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王亦君

30年前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在“大包干”的契约上摁下了18个鲜红的指印，从而成为我国农村改革迈出的第一步。而这场变革的先行者是农民，实验场在农村。

从家庭联产承包，解决温饱，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种种历程，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0个“中央一号文件”让农民拥有了土地承包权，从15年不变，到30年不变，农民吃了定心丸；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在2003年被终结，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一系列奖励补贴政策先后出台，让农民朋友欣喜不已。1978年开始的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农村改革，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不仅突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1978年~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司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1%。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生产快速发展。197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6642亿斤，2007年则突破1万亿斤大关；肉、禽、蛋、奶、菜等主要农产品生产也改变了长期短缺的状况，呈现出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新格局，为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稳步提高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证。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农业基础地位大大增强，农业对国民经济的保障和支撑力得到了稳步提升。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撰文指出，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数据显示，1978年~1984年，我国农业产出平均每年保持了7.7%的增长速度。1984年与197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计算增加了42.23%，按照生产函数估算，其中约有一半来自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若以生产反应函数估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2.2%，提价贡献为16.0%。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中国农民的一项伟大创举，它不仅迎来了我国农业增长的“黄金时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上亿人的温饱问题。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5亿人下降到1.3亿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5.1%，成为人类消除贫困历史上的一项奇迹。同时，它把整个中国带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民为启动改革开放立下了首功。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2003年~2007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达1.6万亿元，年均增长17.8%；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补贴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四补贴”达到1028亿元，比上年翻一番；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对主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逐步提高最低收购价；对粮食、生猪和油料生产大县进行奖励，对农业保险保费进行补贴，并对鲜活农产品运输予以费用减免。上述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把统购统销纳入改革议程，从农产品流通领域着手开始了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1985年，中央决定，对粮食和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订购，放开了猪、牛、羊、水果、水产品及蔬菜等农副产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1999年又放开了棉花市场和价格；2004年全面放开了粮食市场和价格，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目前，除烟叶、蚕茧外，所有农副产品市场全部放开，农产品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价格的放开使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明显增加。

改革开放30年来，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对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带动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而且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新的来源，为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1978年

~2006年，来自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工资水平逐步提高，由人均每年308元增加到8369元，乡镇企业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8.2%提高到34.6%。乡镇企业已成为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逐渐恢复并日益活跃。近几年随着城乡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环境不断改善，尤其是2006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就业促进法和劳动合同法，进一步明确了统筹城乡就业的重大战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统一部署，积极组织开展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等工作。2004年~2007年，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就培训农村劳动力1230万人，其中85%以上实现了转移就业。同时，不断加强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服务，加大拖欠农民工工资清理力度，积极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解决农民工工资待遇低、子女上学难、劳动条件差等突出问题，农民外出务工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不断扩大。2007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5亿，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

第二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三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

第四篇：促进农民增收

白水民间资本助推经济发展澄城六大举措促进农民增收

（记者 王小丽 通讯员 杨娟）作为全省首个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意见》的白水县，今年民间资本呈现出活跃态势，已有48亿民间资本计划投向71个建设项目。白水县圣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建设中，这个占地15亩，由民间资本投资2800万元的工程计划建设18个冷库、两个储藏库和加工车间等，用于果品的冷藏和外贸加工，预计6月份就可以投入运营。白水康贸粮食物流、弘海

海洗浴等项目也已开始试运营。这些注入白水民间资本的项目不仅涉足果业、粮食等基础产业，同时也逐步进入白水的基础设施、民生和社会事业等领域。

近两年，白水不断放宽民间投资范围，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县内各阶层自主创业、引导外出打工人员回乡创业，吸引县外人员来白水创业。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性产业、市政设施、公益性事业、旅游开发等领域。开展各类培训活动，提高民营企业主管理水平和市场开拓能力。减免各类税费，帮助企业减轻负担。

据介绍，今年全县民间资本共投向71个建设项目，总投资48.6亿元。目前已有26个项目开工，投资1.97亿元，全部项目有望在明年内完成。

本报澄城讯（通讯员 张建军 记者冯战武）今年以来，澄城县委、县政府结合县情实际，围绕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21%的目标，重点实施六大举措，确保群众增产增收。这六大举措即：深入开展“水利建设年”活动，明确今年水利建设七大重点任务，为促进全县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县财政列出300万元专项资金，加大对苹果新建园苗木补贴力度。截至目前，全县新建果园2.4万亩，占全年任务的60%；对新建标准化圈舍每栋奖补1.8万元，对新建600头

种猪场奖补80万元，进一步增强群众发展生猪产业的积极性，力争年内实现存栏70万头，出栏100万头目标。同时，狠抓生猪产业发展的饲料来源，全面扩大地膜玉米种植面积，积极落实农资补贴等，确保全县18万亩任务完成；严格按照“城乡增绿、农民增收”的方针，坚持经济林与生态绿化并举，全县新发展核桃经济林1.2万亩，绿化道路20公里，义务植树35万余株；抓住农民进城基础在户籍、核心在住房、关键在社保、重点在培训、根本在就业五个关键问题，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等各项相关保障机制，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目前700余人已办理落户手续；积极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春季“百日集中整治”活动，积极推行村、组（巷道）垃圾“户清扫、村收集、镇拉运、集中处理”模式，有效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

第五篇：农民增收困难

农民增收困难

农民富则中国富，农民强则中国强。农民增收困难，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尽快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如果领导派我解决，我会如下处理：

一、了解情况。我会到村里进行走访调查，深入与农民进行交流，充分了解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以及农民收入情况。考虑到农民可能不方便说，我会向他们承诺保密。

二、根据农民反映的问题，分析其原因。查明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农民还是在于市场。

三、根据原因制定对策，如果问题在于农民，我会积极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农民培训，提高农民的盈利能力；如果问题出在市场，我会对市场进行调查，以帮助农民适应市场 第四，对本次工作进行总结，向领导汇报

亮点略有不足。本道题的亮点，我觉得可以加上两个，大前提：深入了解当地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以及本地的优势资源。比如农产品资源、人力资源等。

1：集中本地优势农业资源，进行产品的深加工，实现产业化经营，或者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实现规模化经营；

2、招商引资，扩大增收渠道，积极开发本地剩余劳动力资源，实现农民的本地就业增收。

税收的重要性

税收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和工具，作为最主要的国家经济来源，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应全面的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目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实力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要看到我们的国家人口众多，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备，教育，医疗，三农等建设项目还等待进一步的资金投入，政府只有保证充足的财政资金支持，这些项目才能继续实施

其次，我国目前共有23个税目，针对各行各业，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行，税收的三性首先保证了公平和执行，而且税收的征收比率都是结合实际严格计算的结果。

第三税收具有监督经济活动的作用

国家在征收税款过程中，一方面要查明情况，正确计算并征收税款；另一方面又能发现纳税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或是在缴纳税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国家税务机关对征税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可以采取措施纠正，也可以通知纳税人或政府有关部门及时解决，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之一。税收可能对某些行业征收的税率确实比别的行业高，但是，这是站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基础上制定的，比如针对奢侈品和化妆品征收高额的消费税，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在给企业和个人减税所作出的努力，比如出口退税，调高个税起征额，调节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校车事故的反思

近来，各地连续发生了几起校车重大安全事故，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校车的安全问题终于受到社会各方的重视

原因:

一、驾驶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规超载超速。

二、幼儿园私自改装车辆逃避监管，限定9座改装为无座。

三、园长安全责任意识不强

四、大雾等恶劣天气、司机教师遇紧急情况处置不力

五、教育、交通部门监管不力

一、观念及技术的介入正在改变着校车的安全性。

先看理念，保障校车安全的最强大力量其实还是来自人本身，是否真正认同“孩子的生命安全高于一切最有价值的财富”的原则，假设人们日常看待校车如同消防车与救护车一般，那么想必也就不会有各种摩托车、拼装车敢于充当校车了。

除此之外，技术的介入也正在逐步改善校车的安全状况，像近期在重庆亮相的最新校车，只需一个按钮，车窗玻璃全部碎成渣，这也是在菲律宾劫持事件之后做出的改进；高分子材料武装的轮胎遭遇铁钉也不会爆胎；油箱遇火不会爆炸；这些强大的功能以前只会出现在军用车辆上，但现在已经开始为孩子们保驾护航。

二、很多安全事故的发生正是由于对隐患的忽视，平时对设备在观念上不够重视，设备部门则抱怨投入太少、资金不足。设备定期维护检修，排查安全隐患。

三、政府：有关部门迅速制订《校车安全条例》，完善校车标准，做好校车设计、生产、改造、配备等工作，建立相应管理制度。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宣传教育引导人们转变安全理念，重视校车安全。

优越的硬件条件、严格的安全标准、完善的管理措施和科学的人力安排，软件、硬件双管齐下，才能有效保障乘车学生的安全。

该事故暴露出一些地区存在车辆违法严重超载、非法擅自改装车辆以及有关部门在校车安全管理方面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监管有漏洞等突出问题。

一、高度重视中小学和幼儿园校车交通安全工作，建立完善校车交通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安全工作是当前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保护广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学生上下学安全摆在突出位置，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全面构建校车安全监管工作的长效机制。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落实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依法严格监管，促进各类中小学校（幼儿园）落实校车安全主体责任；要加大校车购置经费投入力度，引导学校（幼儿园）购置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校车；要创新校车经营管理模式，完善公共财政支持补贴政策，提高校车的普及应用程度；要细化校车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确保校车安全出行。

二、全面开展中小学和幼儿园校车安全隐患大排查。地方各级教育部门要逐校逐园逐生对学生上下学乘车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了解，对学校（幼儿园）租用的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存在安全隐患的要立即停用维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加大路面巡视检查力度，结合公安部开展的集中整治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和“护卫天使”行动，通过警力下沉、区域联勤联动、交叉巡逻等措施，严查校车超速、超员等违法行为，对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交通运输部门要认真核实交通运输企业的包车情况，对于被租赁从事接送中小学生（幼儿）业务的车辆，要严把运输经营者市场准入关、营运车辆技术关和驾驶员资格关，督促运输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学和幼儿园校车安全的宣传教育力度。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集中进行一次中小学生及其家长交通安全教育，以这起事故为反面教材，教育中小学生坚决不乘拼装车、报废车、农用车、货运车等非法运营车辆和超员车辆上下学，教育提醒步行上下学的中小学生遵守交通规

则，主动安全避让行驶车辆，并要提醒学生家长提高安全意识和监护人责任意识，不得租用不符合安全规定的车辆接送学生。要认真开展对校车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增强驾驶员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要督促中小学、幼儿园注意防范冬季大雾、降雪及路面结冰对学生和幼儿上下学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严格遵守雪、雾天气安全驾驶的规定，必要时可采取停运接送学生上下学车辆或调整上课、入园时间等安全措施。认真执行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制度，严肃事故查处。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的规定，坚持“四不放过”和“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在查清事故原因、认定事故性质的基础上，严肃处理对事故负有领导、监督、管理责任的单位和人员。要认真执行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制度，确保按期结案，及时向社会公布查处结果，并跟踪督促事故责任和整改措施的落实。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搞好道路交通安全尤其是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安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