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研究

第一篇：“三农问题”研究

“三农问题”研究

一、什么是“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二、“三农”问题具体表现第一、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从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下降，甚至是负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呈负增长。

第二、农民负担过重、许多地方的农民负担到了农民不堪忍受的地步，农民群众怨声载道；负担重到一个什么程度？一般是一亩田200元左右，有的甚至400元。即农田收入的50--100%。

第三、农业的发展面临市场的巨大风险，大综农产品的卖难普遍发生，由此而引起农业结构调整和品质更新等一系列问题；

第四、由上述原因而引起的农村发展停滞、教育萎缩、治安恶化等等一系列

问题。

“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 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全文来自“论文快车”网）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发布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积极推行和落实“四民主”，相信和依靠农民，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积极性，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同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

5、农村教育问题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入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农村的教育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和投入。农村现状的改变更多地依赖于教育质量的改善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只有农村的教育提高了，农民的素质提高了，“三农”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6、制定更加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为城乡产业转换和农民身分转换拓宽空间。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城市化政策，正确定位大中城市发展与小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政策的重心应当转向积极鼓励发展大中型城市，特别是发展100－200万人规模的城市上来。今后一、二十年，是我们继续推进工业化与加快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农村工业化应当选择有利于与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协调推进的发展战略，特别是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适时调整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将农村工业化转变为城镇工业化。

7、适时调整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以乡镇工业园区为载体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率。首先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内部的不平衡，使之合理化。减少传统种植业，退耕还林，大力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使大农业内部比例适当、结构平衡。其次坚持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合理布局农业产业。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大力发展高效农业，中部粮食主产区抓住主销区腾出部分粮食市场的机遇，扩大优质粮的生产，提高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西部地区发展特色农业、旱作农业和生态农业，避免地区雷同、恶性竞争。

8、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和教育培训，增大农民人力资本投资。要加大对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和使用技术培训的力度，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其次要加强对农民特别是农村后备劳动力的文化基础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绿色证书工程”培训，形成全方位的教育培训网络，培养造就适应现代农业生产、能够在经

济全球化竞争中胜出的新一代农民。再次是要改革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运行机制。各级政府要设立并增加专项资金，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农村科普活动，普及推广各种实用技术。

9、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10、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

五、总结

解决“三农问题”、建设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已逐渐成为了我们党关注的重心，而面对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取得的显著成效，也让我们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增添了更大的信心。

现在，国家正在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农村建设中，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应该响应祖国的号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用我们的所学去改造农村，去报效我们的祖国，报答我们的父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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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06

[3] 李佐军.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01

[4] 李昌平.我向百姓说实话.远方出版社 2009.06

[5] 徐滇庆.经济命脉系三农.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07

[6] 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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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三农问题研究协会简介

三农问题研究协会社团简介 周口师范学院大学生“三农问题”研究协会成立于2005年11月，是一个学术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团体，它是大学生面向社会、接触社会、走向社会接受锻炼的一个平台，在社团活动的开展中得到了政法系团总支以及校社联、校团委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同时与校内兄弟社团以及周口市义工组织积极合作，使得三农协会能够迅速的发展壮大。在当今许多意气风发、志气昂扬的大学生都甘心沉淀于“三农”社团，社团关心三农问题，关心农村发展。我们以实际行动组织会员深入农村，进行义务支教活动以及农村调研，积极为新农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农问题研究协会立足于我校实际情况与周边环境，积极提倡大学生面向社会，锻炼自我。我协会本着“立足学校、关注农村，关注农民、服务社会”的宗旨，提出“关注社会、关注三农”的口号，“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是三农协会的工作作风，更是我们会员的精神追求。在六年多的时间里，三农问题研究协会树立了不贪图名利、富有爱心、甘于奉献、戒骄戒躁、严于律己的精神，同时，我们也把这种精神灌输给每一位会员，使我们社团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更好的为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经过时间的磨练和风雨的洗礼，三农协会能够更好的成为一个以服务社会，服务三农的为方向的学生社团，能成为一个有自己特色的社团组织。

社团组织构架：

社团设会长一名，与社联及团委等领导组织积极沟通，明确社团发展方向，总揽社团发展大局。

副会长两名，同会长保持密切联系，分管社团日常活动和集体活动安排，对社团发展和活动开展提出建议和意见，及时指正社长不足。

秘书部，设会计和支纳各一名。管理社团财务及资料保管。支教部，负责安排社团支教活动人员，填写常规活动申请及备忘录。

宣传部，负责社团宣传工作，采集活动照片，及时上传至社团QQ群，以便会员进一步了解社团活动。

文艺部，组织社团文艺活动。

第三篇：新农村建设中三农问题研究

四、当前农民的基本素质状况及原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农民的发展，只有农民素质提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有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农民素质从整体上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一）当前农民的基本素质状况

1． 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

文化素质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基础，其主要体现指标是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从总体上讲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整体的文化水平仍然偏低，文盲、半文盲还占相当的比重。2007年，《农村经济绿皮书》中指出：据统计，占全国劳动呼总量比重约为70%的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比重高达78.8%。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15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有1.5亿人以上，其中青壮年文盲达3500万人，每年还有新生文盲100多万人，在一些贫困边远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文盲人数还在上升。文化水平低制约了农民学习应用农业科学技术的潜力。而且，农村文化程度高的人员流出较多。这就使本来已经步履维艰的农村发展雪上加霜。据资料显示，异地常年转移农民人数占同类文化程度人数的比例是：大专和中专文化程度均为100%，高中文化程度为49.7%，初中文化程度为33.9%，小学文化程度为18.4%，文盲和半文盲为8.95%。由此看来，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不仅偏低，而且大量外流的人员均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一批人，这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2． 农民的职业技能素质偏低

农民的职业技能素质通常是指农民所具备的科技知识水平，反映在农民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数量、质量以及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的熟练程度上。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实质是先进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广泛应用的过程。只有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培养造就新型农民，让农民学生使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才能有效推进现代农业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得到明显提高，但是总体来看，农民群体掌握的职业技能还较少，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1）农民的科普知识缺乏。农民对于与农业有关的知识大多来源于祖辈相传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有些是科学的，有些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农民来说科普知识的缺乏直接导致农业生产中常识性知识的无知，比如土壤、肥料等的认识误区，对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缺失都会导致农民在生产过程中错误的施肥操作；再比如对一些农作物和果树的生长知识把握不准，不但不会增加自己的收入，还会造成减产甚至绝产，影响农民的生产和经营，进而影响农民的发展和增收。

（2）农村科技人员数量少。从全国农村技术人员的拥有水平来看，远远满足不了现代化农业建设的需要。在日本，80%的青年农民都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德国35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中有70%的人受过农业职业教育。据报道，我国农村平均每万人中的技术人员不足7人，约占全国农业人口的0.06%,远远低于美国的0.24%和日本的0.28%。平均每406.6 h㎡耕地只有1个农技人员，大约平均100多个乡镇企业只有1名科班出身的专业技术人员。这种状况与我们农业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也是相当不利的。

（3）科技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还很低。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科技的含量越来越高，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在整个农业生产中贡献率一般已达60%----80%，而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仍以人畜力为主，机械化程度不高，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只有20%左右。这种文化科技水平距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相差甚远。农民掌握的劳动技能少，大多数农民往往只知道从事粮食生产，而且是传统方式，近几年虽然状况有所改善，但掌握多种技能的现代农民依然很少，特别是缺乏农业技术推广人员。

（4）农民的职业技能水平较低。根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综合改革处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的只占0.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只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7%。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只有88万人，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就占了60%.此外，职业教育供求矛盾突出。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提高驾驭现代农业的知识和技能，外出务工农民迫切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村职业学校“等米下锅”，招生不足。与现在农村劳动力80%以上的职业学校正面临生存危机，农业中专更是难以为继。出现这种落差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校教育脱离农民生活，脱离农村经济状况，不能为农村学生带来很好的就业出路，致使许多农家子弟面临“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局面。

3． 经营管理素质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其市场观念逐步增强，经营管理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总的说来看，农民的经营管理素质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具体表现在：

（1）市场观念和信息观念比较淡薄。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封建传统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市场意识淡薄，不懂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驾驭市场能力差，不能及时捕捉经济信息、预测农业市场走势，缺乏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和组织生产的能力。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组织、协调能力不强，缺乏经营观念、科学管理方法、勇于承担风险的创业精神和敢于竞争的素质。

（2）经营知识匮乏，参与市场的能力不强。由于大多数农民没有接受过经营管理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不了解农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知识，因而缺乏现代化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缺乏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怕承担风险，无法适应现代化经营管理。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多半停留在传统耕作水平上，生产方式简单，劳动手段陈旧，经营管理粗放。他们不计劳动资料成本和劳动力投入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效益，不会合理配置劳动资源、调整生产结构，无法预测市场变化。从事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其经营管理素质优于种植业的农民，但绝大多数的经营管理关非自觉意识下的行为，而仍是一种凭直觉经验的、带有相当程度盲目性的行为。

（3）短视行为严重，缺乏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和发展规划。农民由于综合素质偏低，往往在生产经营中缺乏长远打算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特别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下，在生产经营中不能随社会的发展很好的调整自己的产业，往往手足无措，缺乏再发展的能力，所以大多数的农民产业往往停留在低层次上运转，难以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

（4）从众行为严重，从众行为在我国小规模的农户经营中非常普遍，表现在农业生产劳动中有两种：一种是谨慎从众，一种盲目从众。谨慎从众行为是农民思想保守、缺乏自信、谨小慎微心态的表现。据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81.3%的农民群众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态度是“观察别人用的结果再做决定”。这种谨慎从众行为虽在一定程度的降低了生经营风险，但却容易丧失得利机会。盲目从众行为是农业劳动者在生产中急于求成心理的表现，其结果造成我国农产品市场缺少个性和特色，放大了产品生产过剩或短缺的信号，扭曲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

4．农民思想道德素质较低

农民的思想道德状况决定着农民的社会经济行为，是体现农民素质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民的竞争观念、时间观念、科技观念、人才观念等明显增强、助人国乐，勤俭节约、勤劳朴实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得到了弘扬，关心社会、关心集体、当家作主的观念开始强化。但是，我国农民在思想素质和道德观念上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与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极不适应。具

体表现在：

（1）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淡薄。市场经济发展的近二十年来，由于受功利主义、个人享乐主义的影响，一些农民比较关心自己的得失成败，不再热衷于国家大事、集体事业。

（2）道德失范、价值判断失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民固有的一些优良道德传统所剩无几。特别是由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根植于自然经济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由于市场经济而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于是农民头脑中出现思想道德价值观的空白，再加上市场经济下不良风气如拜金主义、趋利主义等影响，产生了诸如损人利已、缺乏同情心等错误观念。而农民纯朴、善良、乐于助人等优良品质已经越来越少，只讲利益的不良风气开始侵蚀着过去社会中最纯朴的群众——农民。体现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孝顺”正越来越受到忽视，一些农民由于多种多样原因而出现阶段“宁给孩子（后代）万元钱不给父母一碗饭”的情况。

（3）生育观念陈旧。表现在农村的计划生育中，大量农民依然寻求生个男孩以“传宗接代”，甚至有些农民宁愿交罚款也要生男孩。直接的后果是超生和新生儿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导致农民经济收入的下降和素质的降低，越落后超生越严重，农民越贫困，从而使超生与人口素质低下、贫困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很难摆脱落后的面貌。

（4）封建迷信死灰复燃。以求医问药和丧事活动为主的封建迷信活动近几年在有些地方又有所抬头。建房修坟问卜占卦看风水，遇灾患病求神拜佛请巫婆等现象在增多；制作、兜售封建迷信用品的人员在增多；一些人打着科学的旗号，拉帮结社，传播邪教理论和组织邪教活动；有些地方迷信活动频繁。

（5）宗族观念有所抬头。近几年，在农村复古落后的宗族观念有所抬头，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农村“管理民主”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表现在续家谱、建宗祠等活动上，并与地方基层政权形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对抗，威胁农村的稳定和团结。

（6）心理素质低下。具体表现在：①自卑。农民的自卑表现为胆小、怯懦，不敢面对困难，害怕竞争，保守。因此，他们一般害怕与陌生人打交道，尤其是离开家乡去外闯荡的农民更是如此，害怕“有事求领导”。流动农民对自己的人生不敢有过多的设想，大部分人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对财富的追求使一些农民存在侥幸心理，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于是赌博、欺骗甚至犯罪都是在这样的暴富心理之下产生的。②狭隘的攀比心理。在农村普遍存在着攀比心理和行为，农民修建的楼房要尽可能比别人的高，比别人的豪华，拿出的“红包”要比别人的厚，家里所办洒席要比别人的热闹，在亲朋好友之间的相互攀比中得到应有的自尊和自我成就感。③盲从与固执并存。这是当前影响农民发展的主要心理因素。在市场化过程中，农民尝到了科技的甜头，所以一旦看到别人靠科技致富，他们就会不管不顾，缺乏理性的思考盲目跟从，但是同时在生产中他们又会非常因执，不管你宣传的科技多么先进、产品多么畅销，在农民没有亲眼看到成果之前，他们大多都会固执的坚持原有做法。这种集盲从与固执于一身的心理特点使农民既容易在生产上遭受损失又容易错失机会。

5.农民民主法制意识相对薄弱

农民民主意识弱，政治参与积极性低。民主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和一种信仰能够深入民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追求；公民拥有高水平、深层次的民主意识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直接目标之一。在我国，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民主意识不平的高低可以直接反映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整体民主意识水平。目前，在政治建设过程中，我国已经在农村实施了多项有益的改革，特别是大力提倡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大了对农民民主意识的关注。但是，总的来说，由于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再加上受小农意识的封闭性影响，我国农民的民主意识仍然十分缺乏。对待政治问题，表现出参政热情不高，参政程度不够等情况。他们较少关注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在最能体现广大农民政治意识意愿的村委会选举中，许

多人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同时，农民参政议政能力不够，许多农民表达自己政治要求的能力比较低，所以往往在政治活动面前处于被动地位。农民的政治民主意识以及观念淡薄，已经阻碍了农村民主化进程。

与此同时，农民的法律素质自欺欺人 依法办事能力还比较薄弱。近年来，随着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展开，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加上农民本身接受能力、理解能力有限，整体上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还非常有限，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法制观念还比较淡薄。比如有的把计划生育超生视为自己的事，把伤害别人视为自家的事；有的横行乡里、欺行霸市、小偷小摸；有的因不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尤其遇到纠纷时不善于用法律解决问题，导致斗欧伤人、触犯法律。一些很小的纠纷激化为刑事案件；有的因私利作祟，侵占或盗窃他人财物； 有的将权利和义务对立起来，对法律条文中与自己有利的抠着不放，于自己不利的不予承认，等等。

6．农民的身体健康素质普遍偏低

农民的身体健康素质主要体现在农民的发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体质强弱等方面。农民的身体健康素质是开展农业生产劳动的基础和保证。由于农业生产劳动中有较多的属于体力劳动，大部分工作仍然需要在野外进行，条件相简陋，工作时间较长，而且农民在农忙季节往往需要加班加点、超负荷劳动。因此，农民的身体健康水平对于生产效率影响极大。但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居住条件差、饮食不卫生、医疗保健条件差、婚配范围狭窄、近亲结婚多等原因，造成我国农村人口身体素质普遍偏低。特别是在部分贫困地区，由于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生和生活贫困，身体素质受到严重影响。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先天生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每年新生儿因发生窒息而导致脑瘫、癫痫和智力低下者有20万----30万，而这些情况更多发生在农村。农民身体健康素质的低下，不仅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据统计，目前我国因农业劳动者身体健康状况而导致贫困的农户约占贫困户总数的30%~40%。

（二）造成目前农民素质偏低的主要原国

1．城乡二元结构和国家的投入不足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致使农村落后于城市，农村各类学校在校舍建设、教师待遇、师资队伍的质量与数量、学生学习条件等方面都远不如城市学校。农村基础教育整体水平落后，农村升学率低于城市，加上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和婚育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农村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年限短，女性接受教育的年限更短。这种状况是有一定的历史客观原因的，随着国家财力的改善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机到来，应逐步改变这一局面。

2．乡村思想文化教育活动内容贫乏

由于政府投入不足，政策制度局限，基层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不够重视，导致农村基层思想文化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大多数乡村没有规模较大的村级图书室，有的连可供农民日常学习的报刊资料阅览地点都没有。有线电视近几年才面向农村铺开，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还未在农村广泛延伸，农民进行自我学习的渠道少。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虽然较重视农民的科技培训，但对农民的思想引导及乡村文明教育活动开展得较少，广播、电视等远程教育中适合农民收看的节目也不多，基层思想教育和文化活动的贫乏，必然影响农民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文素质的提高。

3．农民教育培训缺乏总体部署，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虽然承担农民培训的部门不少，但却没有专门的部门来统一组织、部署，大多数各自为政。培训的系统性、连续性、针对性不强，有时培训内容、人员安排存在重复、交叉。一些地方虽有较好的培训规划，但因机制和资金不足，能全部落实的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应是农

民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但大多数农村职教成教起步晚、师资力量弱、办学条件差，未升格的中等农业学校及农业职业高中针对大农科的招生逐年萎缩，甚至停招。加之实习基地不健全，教学手段落后，难以培养学员的动手能力。很多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处于停办状态，在农民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一些公办培训机构市场开拓意识不强，时办时停。因此，面向农业和农村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未能充分发挥其应该有的作用。

4．未充分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科技培训未能在农民中大范围推广

在以往的农村工作中，普遍存在对农民的主体地位认识不到位的现象，农民教育也不例外。各级地方政府虽为农民举办了一些文化科技培训，但组织实施却是政府包办代替，很少让真正的农民参与进来。过去的培训对象主要是村组干部、种植养殖大户、科工贸骨干等，然后希望通过他们把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再传授给农民。但实际上由于基层条件和各种主观因素制约，先期受训的人很难将当地农民组织起来再培训、再学习，对农民的知识传授出现“断点”、重复性培训多，导致少数人多次参训，多数农民却很少参训，培训收益覆盖面小。

5．劳动力转移使农村从业人员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在全国34874万农业从业人中，20岁以下占5.3%,21~30岁占14.9%，31~40岁占24.2%，41~50岁占23.1%,51岁以上占32.5%;男性占46.8%，女性占53.2%。显然，由于“高考跳农门”和“转移出农门”，导致目前农村从业人员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不到40%，有文化技能的少，女性劳动力和老龄者偏多，农村和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已呈现结构性下降和女性化的特征，这种人力资本结构对农村和农业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此外，很多农民甚至包括一部分村组干部，思想上安于现状，认为学文化误生产，上学还花钱，缺乏忧患意识和学习发展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自身素质的提高。

第四篇：1甘肃贫困地区三农问题研究

1甘肃贫困地区三农问题研究

作者：张颖文档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1095更新时间：2009-7-13文字控制：[小][大]

(2009年第3期)

近年来，国家和省上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的同时，以贫困地区农民增收为目标，不断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力度，贫困人口广泛受益。甘肃农村贫困人口由2002年的660.1万人降至2007年的490.2万人，贫困面由2002年的32.4%降至2007年的23.6%，农村贫困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贫困地区的农村、农业、农民

（一）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社区条件不断改善

1.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得到改善。经过近年来的扶贫开发及建设，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观，四通占全部调查村个数的比重均有所提高。据对全省扶贫开发工作县24300个自然村的监测，2007年底全省已有87.37%的村通公路；有97.28%的村通电；有88.27%的村通电话；有96%的村能够接收到电视节目，社区条件不断改善。

2.饮用水困难的局面得到进一步缓解。2007年贫困县在饮用水方面呈现“四喜二忧”。一喜是使用自来水的农户比上年增长5.68%；二喜是有饮水困难的农户比上年下降19.13%；三喜是人畜饮水工程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了37.28%；四喜是扶持饮水的农户比上年增长了41.97%,净解决饮水困难牲畜头数近14万头。一忧是截止2007年底全省依然有341万农民尚未解决饮水困难；二忧是国家虽然不断加大人畜饮水工程的力度，但仍有167万牲畜饮水存在困难。

3.义务教育落实到位，学龄儿童辍学率下降。2007年贫困地区7－12岁儿童入学率为97.74%，13－15岁儿童入学率为94.16%。在失学儿童中，7－12岁儿童失学人数比上年下降16.98%,13－15岁儿童失学人数比上年下降7.32%。

4.农村社会保障继续完善，新型合作医疗覆盖面增加。2007年本村有卫生室的村占行政村比重

69.85%；有医生或者卫生员的村占行政村比重76.47％；有合格接生员的村占行政村比重74.76％，农村医疗卫生网点进一步得到改善。

5.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且强度大。

2007年在被监测的408个行政村中，有62.27%的行政村遭遇严重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占受灾村总数的68.40%，其次是水灾和病虫害，分别占22.83%和9.78%。2007年仍有8.8%的农户有缺粮现象。

6.农民身体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农村老龄化步伐加快。2007年有94.13%的农民反映身体健康，而体质弱患有大小病的仅占调查人数的5.87%。从调查资料看，贫困地区农村老龄化步伐加快。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9.89%,比上年增长3.13%。按照联合国规定，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按此标准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即将步入老龄化。

（二）贫困地区农业生产受干旱影响，主要农作物产量全面下降

1.主要农作物产量平均呈10%以上的幅度下降。2007年，贫困地区普通小麦产量比上年下降8.5%；优质小麦产量比上年下降12.78%；普通玉米产量比上年下降2.58%；油料产量比上年下降12.78%；烟草产量比上年下降48.98%。

2.主要牧业产量平均呈15%以上的幅度下降。2007年5月受猪肉价格上涨的影响，饲料价格和仔猪价格一路飚升，严重影响了牧业产量。其中：肉猪产量比上年下降5.01%；菜羊肉产量比上年下降19.4%；肉牛肉产量比上年下降17.64%；家禽肉产量比上年下降20.54%；蛋类产量比上年下降30.11%。

3.受物价影响，农业投入加大。2007年，由于农产品出售价格大幅度上涨，农民家庭人均经营费用支出362.03元，比上年增长7.61%。其中：农业生产费用增长4.59%；林业生产费用增长126.6%；牧业生产费用增长30.79%。随着农村居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及购置农机具补贴的实施，农民更加注重中长期投资。2007年农民人均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76.24元，比上年增长17.78%。

（三）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

1.2007年甘肃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71.60元，比上年增长10.52%。一是食品消费支出806.01元,占消费支出的51.15%，吃仍是农民消费的重点；二是通讯消费亮点再现，农民人均用于交通和通讯的支出146.40元，比上年增长13.4%。三是就医看病支出较大。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02.21元，比上年增长18.51%，其中药品支出增长21.28%；医疗费支出增长19.15%；四是衣着支出102.51元，比上年增长14.92%。其中,服装支出增长13.67%;衣着加工增长57.05%。

2.生活用燃料仍以柴草为主。2007年仍有67.75%的农户使用柴草，比上年增长了0.11%；而以燃气作为燃料的农户由于燃气涨价,比上年下降40.82%；使用煤炭作为燃料农户比上年增长1.67%。

3.卫生条件和住房设施不断改善。2007年，贫困地区无厕所农户比上年下降了5.34%；无取暖设备农户下降了10.38%，但火坑仍然是农户取暖的主要设备。从住房条件看，贫困地区户均住房面积82.33平方米，住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增长2.67%；住砖木结构的增长2.04%；住土坯屋的下降2.12%；住竹草屋的下降22.22%。

4.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稳步增长。2007年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稳步增加。其中，每百户拥有冰箱、冰柜6.03台，比上年增长11.67%；彩色电视机87.65台，比上年增长4.74%；摩托车39.49辆，比上年增长18.13%；固定电话、移动电话79.71部，比上年增长24.7%。

5.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867.18元，增长11.72%。一是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提高。2007年，贫困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人均达到644.03元，比上年增长16.88%，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4.49%。其中，外出务工收入人均370.49元，比上年增长17.37%。二是家庭经营收入仍是农民增收的主渠道。2007年，甘肃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第一产业纯收入人均达883.73元，增长10.35%，第一产业纯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47.33%，对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三是政策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2007年贫困地区农民得到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等政策性补贴收入人均达到60.39元，比上年增长了29.62%。

二、贫困地区发展“三农”的阻力

（一）受区位劣势的影响，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甘肃的扶贫重点县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中部干旱地区和甘南、临夏少数民族地区，与周边地区相比，这些贫困县相对集中且远离中心城市，接受经济辐射的机会小，虽然国家给予了特殊优惠政策和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提速，各项指标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与全省相比，贫困地区的发展速度仍显缓慢。其中57个贫困县人均GDP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55%（贫困县人均4811元、全省人均8587元），人均财政收入仅相当于全省的14%（贫困县人均160元、全省人均1131元）。主要贫困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全省倒数。

（二）人力资源质量不高，自我发展能力不强

2007年贫困地区现有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21.99%，小学文化程度占33.11%，初中文化程度占34.37%,高中文化程度占8.4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12%。第一产业文盲率为20.46%，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盲和半文盲，第二产业有67.39%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第三产业有68.20%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与全国相比，文盲、半文盲劳动力相对较多，高出全国近十个百分点。

（三）基础性公益设施依然薄弱

目前贫困地区通电、通路、通电话和接收电视的比例分别为97.28%、87.37%、88.27%和96.01%，如果以此衡量，贫困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非贫困地区已经相差不大。但贫困农户的电话、卫生所拥

有率分别落后于非贫困农户10-15个百分点，仍有30.15%的村没有医疗室，有23.41%的村没有乡村医生或卫生员,基础设施依然薄弱。

（四）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明显不足

甘肃以丘陵和山地为主，是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地区之一，农业生产基础十分薄弱。43个重点县的总面积是13760.13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30.28%；人口为1800.1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54.51%，也就是说不到三分之一的土地上生活着一半以上的人口，如果将穷山恶水不易人类生存的面积扣除，仅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养活着二分之一的人口，人地矛盾十分突出。

（五）产业结构单一，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不足

在贫困地区，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高达80.45%，在这部分劳动力中，有94.32%从事种植业；从事二产的比重为9.69%；从事三产的比重为9.79%。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比重高出10个以上的百分点，从事工业、建筑业的劳动力比重低10个以上的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低8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如果一国或一个地区产业结构越复杂，非农业产出比重愈大，其经济发展实力就愈强。反之亦然。

（六）省级配套扶贫资金总量明显不足

调查资料显示,甘肃省扶贫投资力度大大小于国家扶贫投资力度。从投资结构上看，2007年全省扶贫投资总额21.97亿元，其中,省级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仅占扶贫总投资的1.30%，比上年下降了0.56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投资占90.90%，其它投资仅占7.80%。投资主体以中央财政为主。

三、解决贫困地区“三农”问题的对策

（一）重新制定农村贫困标准和界定扶贫目标

我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是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1986年对全国6.7万户农村居民收支调查进行计算后得出的。当时是以国际上通用的生存绝对贫困概念作为计算农村贫困标准的基础。根据这种方法计算，1985年甘肃省农村贫困人口标准为人均年收入206元，此后根据物价指数逐年调整，到2007年这一标准为728元。22年贫困标准年均仅增5.90%，而同期GDP年均增长13.74%，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58%。因此，调整贫困标准迫在眉睫。

（二）继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一是增大农业投入的力度，把支持农业放在重要位置。二是加强和巩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对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和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有着重要意义。三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在着力解决剩余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同时，更加重视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当前全省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就是首先要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2007年底，全省仍有490.2万人口尚处于贫困状态，解决这部分人的温饱不仅关系到贫困人口自身的尊严，而且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实现。目前甘肃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80-198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6:1，1990年为2.82:1，1995年为3.58:1，2007年达到4.30:1。因此，必须调节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分配政策，既要重视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又要关注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人口，使全体人口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四）加快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富饶的贫困是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特点。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庞大但质量低下，合格劳动力不足而不合格劳动力严重过剩。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从劳动力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着手。一要实现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二要加大教育资金的投资力度；三要立足产业调整、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有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扩充经济空间，全方位的开发和优化重组劳动力资源；四要加速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培育，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布局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五）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要开展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推动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就必须加快构建三个体系。一是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二是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三是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充分利用农广校、农函大、农技中学等多种形式，加强农业职业教育，改进招生方式，简化考核程序，降低入学费用，为广大城乡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

（六）发展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农业经营方式必然的、历史性的战略转变。要结合农产品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发展特点，加强龙头企业建设，培育优势产业和优势区域，逐步形成产业多样、特色突出、布局合理、规模适度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文字校对：安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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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

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

——以苏北某乡村为例新闻1102 佟邵将 U201117058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完善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大量农业用地被征用，大量村落整体拆迁，中国的城市化高速发展。但是，农村变成了商业用地，农民住进了小区，真的就是城市化了吗？

目前，我国出于社会转型的中期阶段，这一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市场需要规范和调整。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社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人口移动，使得城市化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城市化能够卓有成效的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地区产业结构，能够向乡村广泛的扩散和渗透，影响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但是，城市化的实际进程中，农村、农业、农民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保障更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更加严重。接下来，笔者将用自己所在乡村（位于苏北某市近郊，下文中称A）为例阐述本文观点。

一、农民利益未得到保障 城市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要义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农民离开了土地。农村向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近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以400万人的速度逐年递增，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总人数已超过1亿人。可以说，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但是，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分割制度，使得这些已经“离乡”、“离土”、“进城”的农民工，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进城的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群没有平等的待遇，干最脏最累的活，工资待遇却是最低的，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虽然近年来中国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大多数城市仅把户籍制度改革停顿在“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上，阻碍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一些地区虽然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名称，但并未改变附加在户口上的不平等制度。虽然A在苏北，经济发展水平虽和苏南及其他沿海地区有差距，但是农民普遍收入不低，因此A村中外出打工者较少。但是，据笔者了解，在苏南、广州一带打工者对于受到当地城市居民排挤和因户籍为题不能享受所在打工城市公共服务等类似事件习以为常。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征占农村土地的力度越来越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据估计，全国大约有5000万农民出现不同程度的失地，其中失地而失业的农民估计不低于1200万人，而且每年还将新增200多万人。全村500余户近2000人。在2009年因近乎高铁项目需举村拆迁，于2011年入住政府建成的拆迁安置房。拆迁过后，A村全部土地被占用，A村居民成为城市户口。A村近2000人，没有了土地，仍是农村户口，除了少数拥有正式工作的中青年外，每人每月只能领取100多元的生活补贴。

在占有的土地的衍生利益再分配中，农民没有得到应得的部分，只得到很低的土地补偿费，造成农民生存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了剥削。土地被征用之后，相当一部分原农村人口被转为城市居民户口，他们的就业问题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转变成了城市中没有失业保障的失业工人，丧失了生活来源，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而城市化中

征用的农村土地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造成土地资源浪费，毁坏耕地良田，加剧了我国土地与人口的紧张程度。

二、农村户籍问题依旧，新问题产生近年来，全国各地高举“拆”字大旗，推土机、挖掘机在农业用地和农民住房上肆虐，大量农民住进当地政府兴建的拆迁房，这种拆迁安置房在全国不在少数。这种集中安置失地农民的“新村”，客观上担负起城市廉租屋区的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过去是农村和城市两种结构，通过严格的户籍制把所有中国人固定在城市和农村两个板块上。现在，户籍在一些地方松动了，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根基并没有改变，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又演变出一个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这些人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市民，因为即使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但并没有城市市民的身份和生活。

失地农民的集中安置区应该是一个农村社会得以传、转型的空间载体，应该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区，但是通常的做法，安置区规划仅仅是划一块地这样简单。在旧村之外划一个安置区，按照村民的户数、人口，补偿安置标准，村民抽签挑选住房位置。这样的安置方法，扰乱了村庄内原有的邻里之间世代守望相助的关系，常常没有留足存在的公共空间，是村民除了在家呆着没处可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纯粹的乡土社会和农业地域，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华文明因而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以工商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西方文明截然不同。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成了农村的“熟人社会”，但是因为安置区内住所的随机划分，外来人口的涌入，是原农村血缘上的紧密性被削弱，地缘上的集中性也不复存在了。几千年几百年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被打破了，这无疑是一个完成的农村社会系统在生命过程中的一次“休克”。以A村为例，在搬入安置区后，多年的老邻居分开了，父母和子女的住所相聚非常远，这给原有感情的维系附上了阴影。

除了原有的“社会强链接”被弱化之外，安置区内住下的是失去农业的农民更加难与参与城市的分工。他们世代赖以自食其力的十八般庄稼手艺被一夜之间废掉了，更没有正式的工作。现在，很多城市的失地农民安置区简历在周边社会严重隔离的独立区域。用绿化带、围墙、门岗、不配人行道的快速路等等手法，将几十公顷的安置区与城市生活隔绝，简直规划成了豪华版的“集中营”。安置区中的农民因此更加难于参与城市的分工，更加难于分享到城市发展的果实。整个“新农村”生存问题更加严重。

三、农业发展受到打击

中国的城市化加快推进，更多是一种土地的城市化。产业不断向城市地区集中，城区的土地不断扩张，但是人口没有相应的大规模向城市地区迁移，造成人口与产业集聚不协调。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城镇化率以年均3.78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在城镇化高速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城镇人口却没有同步增长。从2001—2007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平均增长70.1%，但是市辖区中人口增长只有30%。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部分地区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肆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进一步助长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迁的行为。失地农民增多和一些地方后续社会保障跟不上，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另一方面，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制度仍未建立，导致“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若按此模式继续推进城镇化，失地农民的数量还会大量增加，农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农村人口的减少慢于农村耕地的减少，不仅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势必进一步加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