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农会简介

第一篇：台湾农会简介

台湾农会简介

农会是台湾农村基层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从日据时期设立以来，历经百年，至今不衰。迄今已经成长为巨型农民社会企业集团。台湾农会有自己的中央农业银行。每个乡镇农会有自己的办公大厦、信用部、运销公司、超市、培训中心等巨额资产，信用事业、保险事业、供销事业均为市场运作。到2007年，台湾农会有正会员1038569人，赞助会员924131人，会员总数为台湾人口总数约8.5%。2007年，台湾农会的净盈余总额为483719万元新台币，总资产为790.65亿元新台币。迄今为止，这个百年老店仍然具有良好的经营效能和工作业绩。这对改革开放30年后的大陆农村发展走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分析与借鉴的对象。

台湾农会和大陆20世纪20-30年代的农会以及合作社概念完全不同，它既不是政治团体，也不是单一经济功能且只有部分农民参与的专业合作社，而是农业者的公会。它以专业农民为主要会员，兼具农政（农业行政）、农事（农业事业运营）、农推（农民教育推广）三大功能，下设农业推广、农业信用、农业运销机构，为农业谋改良，为农民谋福利，为农村谋繁荣。

在农政方面，重点在于指导农民生产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农会接受政府委托，作粮食代理、土地划分、代发老农津贴；在农事方面，不仅从事农业金融、信贷、保险、供销等经济业务，还在农民养老、健康、文化等方面推进社会事业；在农推方面，既承担农业技术推广教育，又承担妇女和农村青少年教育。

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必须实施产业化，而产业化的前提是农户的组织化。无论大农户还是小农户都需要组织化。只不过大农户的组织化更类似于工业的专业性行业组织，它与大批生产的工业社会类似，也需要大批生产的农产品规模与之相适应。而小农户的组织化则必须解决经济社会效益能否稳定提升的焦点问题。

在农户自有小块土地的条件下上如何形成效益，怎样的合作互助能走出低成本、高效率的现代农业的道路？这是一个困扰世界的难题。台湾农会通过建立产销班、供销部、推广部和信用部，将小农户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与合作互助的集体经营相结合，形成了小农户无法匹敌的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走出了农民合作组织主导产业化运营的路子，达到了上述目标。

台湾农会的经营功能十分强大，既是农业技术的承接者和推广者、产销公共设施的管理者，还是专业农户共同经营的组织者、农产品大宗进入市场的运销者，发挥了对于小农户的组织、协调、推广教育与合理分配的诸多功能。而且，在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区域性特色产业、研发和推广农业高新技术方面，农会也发挥了良好的组织和政策推进作用。

传统的农村合作组织内部都只有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来自合作社的外部，而台湾农会则做到了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在组织内部互补。

农会内部功能互补的性质是由农会的经营支撑的。《农会法》规定农会的经营目的要以收补支，盈余的62%用来补助农业技术推广和文化、社会服务事业，实现财务总体平衡，略有盈余。在这样的目的指引下，农会兴办联合购销等经济事业并非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为给农民提供有偿的公共服务，因此对于会员的收费水平较低。而技术推广、文化活动和妇女、青年工作的服务基本上不收费，是用农会经营信用事业和保险事业的赢利来偿付。台湾农会的这种模式既借鉴了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的做法，又融合了美国的社会教育经验，可以称为综合农协的模式。

第二篇：台湾农会发展简介及思考

台湾农会发展简介及思考

（湖北建始县河水坪综合农协）

一、台湾农会组织变迁

台湾农会最早成立于1899年，是有农民自发成立，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1908年之前，日本殖民当局对农会采取无为政策，1908年，日本殖民者为了控制台湾农产品，满足国内战争需要，对农会进行改组，形成了一个由政府控制的组织，之后，台湾农会主要有三大功能：

1、收购运销农产品（主要是稻谷）以补充日本本土粮食不足。

2、统一配售日本农业器材和设备（肥料、农药和机械）。

3、训练农民统一使用优良种子和改良农业种植方法。

伴随着1945年台湾收复之后，农会的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过国民党政府的几次改组和扶持，使台湾农会变成了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农民自治组织，并有力的促进了台湾农业的发展，在台湾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民的同步增收起了关键性作用。

收复以后，台湾农会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混乱时期（1945年——1949年），农会主要是继承日据时期的农业推广功能，同时农村存在着各种专业合作社，农会与合作社并存，这一阶段农会主要经办政府在农村的各项委托业务。

二是调整时期（1949年——1956年），1949年国民党政府派出在大陆成立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成员赴台研究农民组织，并提出改进意见，7月，农复会提出将台湾的农会和合作社合并，建立多目标多功能的农会组织，国民党政府接受农复会建议，于同年12月进行合并改组；1950年冬，美国人安德生博士接受农复会的邀请赴台研究农会，并提出改组建议，促使台湾于1952年公布《台湾省各级农会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农会会员区分为正式会员和赞助会员两种，赞助会员无选举权，被选举权也有严格的规定，只能当选监事，并且也不能超过一定比例。

1953年台湾农会实施权职分离的改组计划，确立了会员大会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干事负责制，明确了理事会和总干事的权责划分，总干事负责农会的日常经营管理，理事会负责对农会业务的监督。

这次改组改变了农会由地方精英把持的局面，使农会真正成为农民“自有、自享、自治”的农民组织，为保障农民的权益和推动台湾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三是发展时期（1956年以后），1953年农会改组以后，农会的自营业务逐步增加，更重要的是信用业务的迅速发展为农会的业务扩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同时由于国民当政府的扶持，使得台湾农会在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台湾农村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台湾农会的业务变迁

几乎与农会的组织变迁同步，收复后台湾农会的业务变迁也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委托业务发展阶段（1945年——1953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发展政府的委托业务：稻谷的征收、储藏与加工、稻谷换肥料计划以及政府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实施。

二是委托业务与自营业务的消长阶段（1953年——1956年），这一时期由于农会的改组和政府对农村政策的改变，使得农会在自营业务上取得发展。

三是自营业务发展阶段（1965年以后），这一是期尤其是信用业务迅速发展，为其他自营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尤其是农会的推广业务，按照台湾农会法的规定，农会的盈余必须不得低于62%用作推广业务。

三、台湾农会的业务部门介绍

台湾农会分为供销、信用、业务推广和家畜保险四大部门，各部门的主要活动是：

供销部门分为自营业务和委托业务，自营业务包括供给、运销、仓储、加工、制造和运输。

信用部门分为自营业务和委托业务，自营业务包括存款和放款。

农业推广部门包括农事指导、家政改进和四健活动，其中家政改进主要是针对妇女的教育，四健活动主要是针对青年的教育。

家畜保险业务包括疫疾预防、疾病治疗和死亡赔偿。

四、台湾农会的特点

正如《农会法》所指出的台湾”农会是以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知识技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收益、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 为宗旨的多目标、多功能的农民团体，形成了供销、信用、推广、保险为一体的农民自治组织，这个四个方面互相联系，紧密配合。其中信用是关键，而其它三项是基础，信用部是台湾农会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支持农会发展业务的支柱，而其它三项与农民密切相关的服务，又是支持信用发展的基础，各项业务互相支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政府在农会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政府在农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监管者和保护者的角色，通过各种法律、规定为农户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农会的信用部注入大量低息贷款，增强了农会的实力；各种农业政策通过农会实施，增强了农会与会员的联系；通过法律，保护了农会成为真正的农民团体。

五、台湾农会发展对大陆发展合作社的借鉴

20世纪50年代，台湾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区，农业人口也占总人口的40%以上，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台湾的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左右，台湾农民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成功的实现了现代化，并没有出现农业的衰败和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这纵然与一些外在因素有关，但是更主要的可能要归功于台湾农会在农村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2007年以来，我国大陆地区也在大力发展农民组织化，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之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数量上犹如井喷般成数量级增长，截止2010年合作社法出台三周年之前的6月底，数量已经超过31万家，但是很多合作社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就是一个空架子在那，尤其是由真正的农民参与的合作社更是步履维艰。这与大陆目前的组织发展环境有密切关系：

首先，大陆的合作社法强调的是专业性合作，这与小农的多样性需求是很不相适应的。纵观世界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大致分为专业性合作和综合性合作两大类型，专业性合作组织是以欧美大农场国家为代表，这一类国家人均耕地面积多，以大农场、专业化种植为主，单个农户的实力雄厚，专业化生产强，加上国家对农业的高额补贴，这种专业化的合作组织是适合其发展的。而东亚的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人均耕地少，单个农户经济薄弱，需求多样化，所以环顾周边日韩台地区，都是保护综合的组织来保护小农，使得小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地位，尤其是台湾地区的农会，全方位的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开放以后，把小农也推到了汪洋大海般的市场之中，如此分散弱小的农民，怎么可能与强大的工商资本竞争呢？其结果必然是小农越来越贫困，越来越弱势。

第二，大陆目前的合作社扶持政策其实还是在资本上打转，沿袭着旧的“扶强不扶弱，扶假不扶真”的路子，对真正的弱势全体的小农组织扶持很少，可以说是“公司+农户”的翻版，变成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实践证明“公司+农户”的模式是失败的，那么，我们现在所鼓吹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路子可行吗？理论上，加上合作社这个载体，我们的农户就形成了与公司谈判的主体，能够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利益，但是现实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姑且不论那些由公司直接翻牌成立的合作社的作用，就是由农民自己成立的合作社在现实的条件下能够与公司形成相对平等的谈判地位吗？我看很难，且不说现在农产品总体上过大于求的现实让这些合作组织是有求于公司，就是合作社本身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正的合作，寄希望于一种组织而不去培育农民合作的意识和提高他们合作的能力就希望通过“组织”的力量来使得农民增收，这无异于天方夜谭。而我们的政策不管是扶持也好，优惠也好，都有一个很硬性的规定，就“是合作社”要有一定的实力，什么影响多少农户，带动农民增收多少，有品牌，有基地之类的，实际上还是在变相的补贴资本，还是在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在现实的条件下，弱者的联合仍然是弱者。在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大潮的熏陶下，小农也变得很理性，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而合作的前提是信任，所以我们就很能理解，小农一方面需要合作，也有强烈的合作愿望，但是由于信任的缺失，合作起来的小农却又往往表现更多的“不合作”，从而使合作组织的整体效益无法发挥，也就不能够避免在市场没有谈判的地位。

第三，我觉得更致命的是，现在的合作组织依然是以发展经济为第一目标，追求产业化。我不反对产业化，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产业化是需要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搞产业化的，甚至可以说我们大部分农村是没有条件“被产业化”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产业化能够使大部分农民致富的话，那么我国现在根本不会出现严重的“三农”问题，正是因为我们产业化政策在农村的失败，才让我们不得不寻找农村发展的另一种方式。

而我们反观台湾农会，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成功，就是与它对小农的全方位保护和支持的结果，尤其是在农会刚刚起步阶段，政府不仅给予了大量的政策、资金支持，更从法律上禁止了工商资本对农村的侵蚀，有力的促进了台湾农会的成长，也为台湾农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台湾农会的成功，关键在于它的多目标多功能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能够满足小农的多样化需求，而不是寄希望于资本来带动小农和农村的发展。

从台湾农会的发展轨迹中，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尤其是对于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1、多目标、多功能的服务体系，台湾农会集供销、信用、推广、保险为一体，全面满足农民需要。农村的衰败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更主要的是农民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的否定，农民的基本生存得不到满足，如果一味的强调农村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农村精英更进一步对农村的逃离，加速农村的空心化和衰败。

2、以乡镇为单位，以农事小组为支柱。台湾农会将其基层组织定位于乡镇范围，通过农事小组开展活动，农事小组是以村为单位。这种基层组织结构既有利于于发挥农会的规模效益，又便于农会开展活动。

目前大陆的合作社基本上是以村为单位，并且一个村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以上的合作社，这基本上无法形成合作社的规模效益，发挥合作社的组织作用。一个村庄的规模是有限的，在目前农村空心化的情况下，村级的合作社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大户，有的合作社规模甚至是赶不上一个大户，对他们来说，合作的组织成本往往要高于收益，所以我们发现有很多合作社只有一个牌子，很少有实质性的活动开展。

台湾农会以乡镇为单位，在农会的领导下，有可以成立合作社和产销班，也产销班也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供销类的合作社，通过农会的指导，最终把农会内的合作社或者产销班又组织在一起，这样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有规模的组织，而且随着农会的发展和业务的巩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有些地区的农会进行了合并，并进一步有向县市级农会发展的趋势。

3、以信用合作为核心，业务推广为基础。台湾农会资金的来源一方面是政府，另一面是农会本身的盈利，而又以信用盈利为主。台湾几乎每个农会都有信用部，信用业务是台湾农会的主要盈利部门。

由于农村的农业的投资回报率很低，所以资本基本上外流的，又因为小农是相当分散的，对资金需求是季节性和小额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银行资本由于无法掌握小农的全部信息，出于安全性和营利性考虑，小农一般不容易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因此，解决适合小农

需要的资金，也是农村发展的重要瓶颈。台湾农会通过信用部成功解决了这一矛盾，由于农会的信用部是以本农会成员为服务对象的，而且通过农会的农事小组活动，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农会的情况，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以随着农户的需求而灵活放款收款。

台湾农会信用部不仅给台湾农村的资金寻求提供了保障，而且台湾农会法规定信用部的盈利要不低于62%用于推广事业，这不仅为农村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也为农会的业务推广、更好的服务农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真正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农会各项事业互相配合，支持着农村的发展。

在信用部门的支持下，台湾的推广部门又能够兴办农村的各项公共事务，加强对会员的农事指导，开展一系列会员的公共活动，这又更一步加强了会员对农会的信任和依赖，而为其他各项服务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4、权职分离，限制非农民成员的权利。1953年台湾农户改组，规定了台湾农会权职分离的经营体制，并且对农会的会员资格进行了限制。1952年《台湾省各级农会暂行办法》规定：公职人员不得入会，农业从业收入低于总收入二分之一的人员不得成为会员，可以作为赞助会员，赞助会员没有选举权，可以当选为监事，但不能超过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总干事由理事会聘任等。

这些规定不仅保护了农民对农会的自治权利，农民能够通过农会的业务更好的为自己服务，也有利于农会业务在愿意服务农民的精英更好的发挥作用。

5、限制工商资本，保护小农经济发展。

台湾对农会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保护措施就是限制工商资本对农村的剥夺，资本的本性就是获得利润，这本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对于脆弱的小农根本就无力与资本竞争，如果不采取措施，任由资本的蚕食，那农村的衰败可以说是必然的。

对照大陆与台湾农村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台湾对农户的保护，在农会设置信用部，解决了小农发展的内部循环金融，信用部的盈利又反过来支持农会其他各项业务的开展，把资金都留在了农村内部循环，使农村得以免除外来资本的的侵蚀，使农村发展的资本逐渐积累，进而带动了整个农村的发展。

而大陆一直推行的资本下乡，不仅没有使大部分农村富裕起来，反而是农民相对日益贫困。工商资本的进入只会将小农的有限利润进一步带走，而且使农村日益破败，另一个很主要原因的原因就是所有的生产要素是向外流动的，尤其是信用社、邮政储蓄等金融机构就是农村的抽血机，把农村有限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抽向城市，造成了农村金融严重“失血”。对农村来说，我们的机制是一个让农村逐渐“失血”的机制

第三篇：借鉴台湾农会经验 提升合作社服务水平

借鉴台湾农会经验 提升合作社服务水平

台湾农会分布广、功能全、影响大，在为农民服务、发展精致农业、一乡一品建设、打造品牌、农产品供销经营、农技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融资信贷服务等方面优势明显，成效卓著。台湾农会的组织架构、运作模式和发展经验，对我省农民合作社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7月30日—8月7日，省农委组织部分市、县农工办分管农民合作社工作的主任和业务骨干28人，赴台湾地区参加了农民合作社发展第二期专题培训班。专题培训采取集中授课、讨论、交流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收到了较好效果。

启示之一，小地主大佃农，较好地解决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谁来种地的问题。近年来，台湾地区为了解决农民老龄化（平均年龄63岁）、经营规模小（户均耕地不到1公顷）、农耕成本过高（水稻成本达70-80%）、青年从农意愿低等难题，“小地主大佃农”等做法应运而生，即政府引导无力耕种的老年农民和无意耕种的离乡农民将自有土地长期出租给想种地、会种地且愿意多种地的农业经营者。小地主大佃农的经营方式，实现了土地规模经营和务农劳动力年轻化、专业化，催生了台湾农业的规模经营，较好地解决了“谁来种地”和土地产出率低的问题，助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小地主大佃农，启示我们要加快土地流转，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要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解决好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的问题；要加快职业农民培养，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启示之二，精致农业，打造了农业品牌，提升了农产品质量。台湾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质量安全和管理办法，从追求“量”的增加转向重视“质”的提升，大力发展“精致农业”。通过抓标准的制定、抓农产品质量的严格认定、推行有机农产品、强化农产品质量的跟踪督查、使用认证标志、农产品注明产地等，来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在农会开设的超市或直营店里，果蔬销售均注明生产者姓名、采摘日期、重量单价等信息，这种方式有效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可追溯，让消费者吃得更放心。几乎每个乡镇都有鲜明的产业特色，有效避免了相互间的恶性竞争，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增产不增收；同时，各地每年定期举办一些名特优产品或农产品质量评定比赛和农业文化节，并进行宣传和标识，加大了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推销力度。精致农业，加深了我们对中央提出的“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理解。要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程的农产品安全监管制度，建立从田间到餐桌、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全程质量安全控制制度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要致力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优质农产品生产，打造农产品品牌。

启示之三，农会推广体系及农业产销班，贴近农民，实现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台湾农会建有自上而下的农技推广体系，每年从盈余分配中提取不低于62%的费用，为技术培训、产品推介等提供财力保障。农会推广课与农户关系紧密，重点围绕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开展交流辅导，并积极配合专家学者开展农产品研发和咨询服务，有的农会还将服务延伸到帮助农户处理红白喜事方面。农业产销班（相当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将土地相毗连或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联合在一起，凝聚零散的生产数量达到一个合适的运销规模，按照产销班订立的班公约，自我约束、共同遵守，共担成败责任。产销班通过共同投资，共同经营，集中营销，共担风险，共享盈利，追求销售的最大化。农产品流通通过产销班直接销售和农会自办超市或直营店，同时借助网络、电话、电视等搭建新兴媒体销售平台，有效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问题，提升了农户市场竞争力。农会推广课和产销班的功能与运作模式，启示我们农业工作者要进一步深入农村田间地头接地气，为农服务要真、要实；要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提升合作社服务能力和组织化程度；要探索综合性农民合作社建设，增强合作社凝聚力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效应。

启示之四，信贷服务，保障了农会自身建设和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乡镇级农会设有信用部，下设分支机构，服务到村，有的乡镇农会在村里还设立信用点，主要从事存贷款和代理业务，抵押物可以是农民的土地、房产或山林，存款主要来自于会员、赞助会员和其他非会员，放款对象则不限于会员，贷款优先满足农民会员和农业需求。信贷服务，启示我们要呼吁加快推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积极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丰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类型，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宽松的金融环境。

第四篇：台湾历史简介

台湾的早期开发，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融汇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台湾在战国时代称为“岛夷”，前后汉和三国时代称“东鲲”、“夷洲”，隋、唐以后称“流求”，明万历年间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的名称。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大陆军民东渡台湾，垦拓、经营台湾岛，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公元230年（三国吴黄龙二年），吴主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1万水军渡海到达台湾。这是中国大陆居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中，就曾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代，大陆和台湾的接触增多。据载隋炀帝曾3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是时，大陆和台湾已有贸易往来。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间，大陆沿海人民，特别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纷纷流入澎湖或迁至台湾，从事垦拓。至南宋时，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有军民屯戍。大陆和台湾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渐频繁。

近日，为进一步加强与台湾地区的经贸交流合作，推动烟台产业升级，烟台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良率烟台市经贸考察团赴台，拜访大企业集团，务实推进合作项目，取得良好效果。烟台市委常委、烟台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主任王曰义，烟台市副市长杨丽等一同赴台活动。

在台期间，王良市长等随山东省经贸考察团一起对鸿海集团高层进行了拜访洽谈，参观考察了鸿海集团研发中心、奇美面板厂和赛博3C数码广场，与郭台铭董事长等鸿海集团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多次会谈，就立足烟台现有产业基础，围绕鸿海集团长远发展战略，进一步做大做强以消费电子为主体的富士康烟台园区，促进烟台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达成了充分共识，初步确定了一批新的投资项目。

王良市长表示将为鸿海集团在烟台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企业在科技研发、精密电子、商贸物流等方面加大投入，实现新的发展。

考察团还拜访了工业总会、电机电子公会、华新丽华集团、台北世贸中心、三三企业交流会、联发科技、英业达集团、日月光集团等，就双方合作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形成了一些新的投资意向。烟台市委副秘书长、市台办主任孙迎军和市商务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上述活动。(你好台湾网与烟台市台办联合报道）

元代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公元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万户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珍部员外郎阮监到台湾“宣抚”。公元1335年（后至元一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中国在台湾设立专门政权机构，也自此开始。

明朝以后，大陆与台湾的人民往来不绝。公元1402—1424年（明成祖永乐年间），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访问南洋各国，曾在台湾停留，给当地居民带去工艺品和农产品。至今民间传说高雄凤山的特产“三宝姜”，就是郑和遗留下来的。15世纪以后，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击”，“春秋汛守”；同时在基隆、淡水二港驻屯军队。

到17世纪20年代的明朝末叶，大陆居民开始大规模移居台湾，给台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其时，福建人颜思齐、郑芝龙为抗拒官府欺压，率领闽粤居民迁居台湾，一面从事农耕、贸易，一面组织武装力量抗御倭寇和荷兰人的侵扰。公元1628年（明崇祯元年），时值福建大旱，百姓无以为生，郑芝龙（后官至都督同知）组织灾民数万到台湾，“使垦荒食力”，各地逐渐形成了许多村落。台湾自此进入了大规模的开发时期。

16世纪中叶以后，美丽富饶的台湾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凯觎的对象。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相继侵扰台湾，或掠夺资源，或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领。17世纪初，荷兰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殖民霸权地位，来到东方，积极参加对殖民地的掠夺。它先后于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和1622年（明天启二年）两次侵占澎湖。1624年（明天启四年）。明政府出兵将荷兰殖民者逐出澎湖，俘获荷军主将，余众逃往台湾南部，侵占了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两年后，西班牙人又从吕宋入侵台湾，占据了基隆和淡水一带。1642年，荷兰人夺取了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的据点，台湾自此沧为荷兰的殖民地。

荷兰殖民者盘踞台湾38年，先后在台湾修筑城和普鲁文遮堡（赤嵌楼），作为进行殖民统治的中心。但其占领区实际只有南部沿海有限的地区，以及北部的基隆、淡水两港，而且它的统治一直是极不稳固的。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同胞进行残酷的盘剥，不断激起台湾人民的反荷斗争。1652年由郑芝龙旧部郭怀一领导台湾军民发动的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群众曾一度攻克热兰遮城，6000人在起义中壮烈牺牲。这次起义愈发坚定了台湾同胞收复国土的斗争决心。九年以后，他们终于配合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虏，收复了台湾。

2012第五届两岸专利论坛今天在台北开幕。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贺化以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高级顾问身份与会。

贺化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虽然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两岸专利论坛，但他一直都在关注两岸专利合作的进展。2010年，《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签署，两岸开始相互受理优先权请求。之后，大陆率先向台湾同胞开放了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这些措施安排为加强两岸同胞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两岸产业界的知识产权运用、加速知识要素的流动提供了切实保障。越来越多的创新主体从中受益，也大大推动了两岸产业界的合作共赢。

贺化透露，截至2012年9月底，大陆共受理要求台湾地区优先权的专利申请8601件，台湾地区共受理要求大陆优先权的专利申请5770件。

贺化表示，两岸文化理念同宗同源，利益基点共生重叠，优势资源互补明显。中国文化讲求“和合”处世，两岸专利更是“合则两利，和则双赢”，合作创新空间无限。

贺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践行这一理念。双方交流除了专利制度新近变革、专利审查实务经验等经典话题，更将目光转向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界极为关注的专利运用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也更能凸显两岸专利合作所追求的理念价值。可以说，此次两岸专利论坛恰逢其时、恰恰相合。

台湾“智慧财产局”局长王美花、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副会长李勇也分别致辞。两岸知识产权界、法律界、产业界及经济界代表约280人参加了开幕式。本次论坛由台湾工业总会与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共同举办，为期两天。(董会峰 路梅)

但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即不幸于1662年农历五月八日染病身亡，时年仅39岁。尔后，其子郑经，孙郑克爽前后治理台湾22年。郑氏祖孙三代治理台湾，奖励制糖、制盐，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改进高山族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些措施，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在台湾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开发和发展时期，史称“明郑时代”。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军进攻台湾，郑克爽率众归顺。自此台湾在清政府直接统治之下。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翌年在台湾设1府3县，隶属福建省。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大陆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成为国家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出现了大陆居民再度大规模移居台湾的高潮，到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高山族同胞，台湾居民已超过200万人，较郑氏父子治台时增加近10倍。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清政府陆续在台湾增设行政机构。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将台湾建为行省，派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修筑炮台，整顿防务；架设电线，创办邮电；铺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发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建设项目，在当时全国尚属创举。例如台湾铁路不但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而且是中国自己集资修成的

清政府治理台湾的200余年间，台湾的封建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全省各地相继出现许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但与此同时，台湾人民反抗清王朝暴政和封建地主剥削的斗争也不断高涨，且与大陆人民的反清斗争遥相呼应。事实表明，凡较大的起义组织几乎都是从大陆传入的。如1786年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大陆人民的反清秘密团体“天地会”传入台湾后，由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众达十数万。清政府调动浙江、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数省兵力驰台镇压，历时1年2个月，始得平定。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前后，台湾天地会、小刀会，又与之呼应，多次起义。

台湾同胞富有高度的民族爱国精神。他们在反抗国内反动统治的同时，为了抵御外患，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台湾和大陆边沿各省份成为我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直接承担着中华民族的忧患。在鸦片战争期间，台湾同胞动员组织了人数2倍于当地戍兵的抗英民团，并捐资输银，共赴国难。他们和官兵一道击退了入侵的英军，粉碎了敌人试图侵占台湾的阴谋，赢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当时台湾兵备道姚莹在其《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中写道：“台湾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卒得保守岩疆，而获安，未烦内地一珍一矢者，皆赖文武士民之力也”。鸦片战争之后，台湾同胞还先后击退了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多次入侵。

早在16至17世纪，日本就曾数次出兵窥伺台湾。19世纪后半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图跻身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94年它发动了中日战争（甲午之战），翌年3月攻占澎湖。腐败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从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

日本占据台湾后，在台北设有总督府，作为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并在各地建立乡镇公所，实行警察、保甲制度，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初时把台湾作为其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基地，使台湾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逐步得到发展。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为配合军国主义的南进政策，又进一步在台湾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各类工业，扩大了工业在全岛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使台湾开始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逐步向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变。据统计，抗战结束前夕，台湾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纪初期的约占7%上升到约占18%。与此同时，台湾劳工阶级也在此转变中逐步萌芽发展起来。1920年，台湾约有劳工4万多人；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增至8万余人；到了1943年，台湾劳工已达20余万人。

从1895年台湾沦失，到1945年重新光复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而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

反对割台议和的斗争 1895年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人人“痛心疾首”，万分愤慨。康有为、梁启超等集十八省举人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地求和，主张变法图强。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进士、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都察院，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胆涂地而无所悔。”清廷各级官吏亦纷纷上书，陈述台湾为中国东南七省藩篱，“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虽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谭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苟以自救”，举疆土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台湾绅民电奏清廷：“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署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马关条约签订之次日，全省同胞哭声震天，悲愤无可抑制的台北人民鸣锣罢市，民众拥围抚署，反对割台，并要求饷银不准运出，军械制造局不准停工，税收全部留作抗击日寇之用。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还试图以“自主”的办法抵抗日本的占领，建立“台湾民主国”，并要请政府台湾巡抚唐景崧任总统。《自主宣言》中称：“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但随着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陆，12天之后，这个“民主国”即告解体。

武装抗击日寇占领 日军侵占台湾后，清政府敕令其驻台巡抚唐景崧等官员离台。台湾同胞纷纷拿起武器，自行组织抗日民军，保卫祖国疆土。他们持续进行了前后长达7年之久的武装斗争。

初时，台湾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诏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清军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和台南一带与日寇拼死搏斗。他们手拿土枪和长矛，凭血肉之驱，前赴后继，猛扑敌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义保卫战最为激烈、悲壮，抗日民军首领徐骧等人、黑旗军的将领以及刘永福新军七星队的大部都壮烈牺牲。一个日本人当时记载道：“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日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台南抗敌的最后阶段极为艰苦。清政府一再严令禁绝大陆各地支援台湾，黑旗军和民众军械粮饷俱绝，队伍饿极不能起。在此情况下，刘永福坚持抗日5个月后，不得不被迫登轮退返大陆。台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沦陷。至台南失守时止，台湾军民总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台南失陷后，台湾各地人民继续坚持武装抗日。他们在台北的深坑、云林铁国山，嘉义台南之间的番仔山、凤山附近及屏东潮州等山区先后建立抗日据点。抗日民军队伍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他们进攻日寇军营，袭击日寇官署，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简大狮是台北农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之一。1896年元旦，他率领队伍同其他民众武装一道直袭台北，攻入市区。其后，简辗转至厦门。日寇杀其妻以泄愤，并向清政府将他本人索去。简就义前慷慨陈词：“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装起义 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之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时期。1906年以后，在祖国大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同胞又不断地举行爱国武装起义，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义；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义；1913年的苗栗起义；

915年台南的西来庵起义等。其中苗栗起义是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较大的一次爱国抗日斗争。领导人罗福星是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派赴台湾的人员之一。罗以其家乡苗栗为据点，建立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在台北、基隆、桃园、台南等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筹划起义。事败后近千人被捕，20余人惨遭杀害。罗福星就义前的绝命诗说：“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背乡离井赴瀛州，扫空东庭指顾间，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弹丸如雨炮如雷，喇叭声声战鼓催，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回。”西来庵起义是爱国志士八清芳、江定、罗俊等人组织的。他们以台南西来庵等处为据点，训练骨干，筹划起义，号召全省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参加者遍及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屏东等地。因事机为日警获悉，余、江等率千余人临时举事，血战七昼夜。起义失败后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处死刑，被日寇滥杀的群众竟达数万人，引起了世界震惊。“五·四”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并和祖国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系，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1920年１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籍青年学生产上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并仿照北京的《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随后，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广东、厦门、南京等地的台湾籍学生相继成立“台湾青年会”、“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等组织。1921年10月以蒋渭水为主联合林献堂等人于台北成立旨在“唤起汉民族自觉、反对日本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提出“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广东中山大学等校的台籍学生在郭沫若等人影响下，建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在该团发表的《告中国同胞书》中呼吁：“勿忘台湾”，“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在这同时，台湾各地农会和各种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1928年4月，在大陆的台湾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留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湾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众党亦登上政治舞台。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组合。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同年底“台湾农民联合会”领导下的会员达３万多人。各种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阶级意识迅速提高。他们把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支持中国工农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鲜明的战斗口号。

在台湾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鼓舞下，居住在台中浊水溪上游雾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压迫，于1930年10月27日举行武装暴动。这就是震憾中外的雾社起义。他们在捣毁十几处日寇警察分所之后，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军警激战20余天。许多高山族妇女，为激励丈夫杀敌而无后顾之忧，集体跳下悬崖。最后高山族同胞弹尽粮绝，起义领袖等自戕以殉。

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猛烈地冲击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1931年夏，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同胞开始全面大镇压，实行白色恐怖。无数台湾同胞、爱国进步人士被囚人铁牢，惨遭迫害。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被法西斯暴行所征服，他们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根据历史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协定重新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结束了台湾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历史。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台湾省日军受降仪式。会后台湾省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所属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台湾全省同胞欣喜若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台北市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呼回到祖国的怀抱，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实现民主，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依附于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却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它一方面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一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疯狂搜刮、大肆迫害，企图把中国重新拖回黑暗的世界。这就不能不激怒了全国人民，迫使人民起来与之进行坚决斗争。1947年2月28日，在全国民主革命的高潮下，台湾全省人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起义。“二·二八起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共中央给予热烈支持，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宣布“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二·二八起义”在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它又一次表现了台湾同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49年10月1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宣告诞生。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跑到台湾，他们依靠美国的庇护与支持，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分裂状态之中。

第五篇：台湾中原大学简介

附件2：

台湾中原大学简介

中原大学（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YCU）创立于1955年，由美籍牧师贾嘉美（Rev.James Graham）及基督教长会张静愚、钮永建等人，首倡设立基督教大学，得到中坜地方士绅吴鸿森、许崇德等人之赞助支持并进行规划，于1955年立案成立，定名为中原理工学院，位于桃园县中坜市普仁里。

中原大学以“笃信力行”为校训，初设物理、化学、化学工程、土木工程等4个学系。1972年设立全台湾唯一的医学工程学系。1980年8月正式改制为中原大学，设有理、工、商等3个学院、发展至2000年，校地面积有27公顷，学生有14000人，教职员6000人，设有理、工、电机资讯、法、商、设计、人文与教育等7个学院，30个系所。中学大学是一所强调“教学、研究、辅导”三者平衡之综合性大学。

台湾中原大学为私立高校，目前（2010年）有在校生1.5万人，专任教师800人，设有理、工、电机资讯、法、商、设计、人文与教育等7个学院。该校在台湾私立高校中排名较前，其毕业生颇受企业欢迎，特别是工科毕业生在台湾的就业排名位于私立大学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