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

第一篇：对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

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农村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功能逐渐弱化，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问题逐渐突出，这些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威胁。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即存在问题的分析，实时的提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措施。关键词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

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现状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薄弱环节。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有力推进了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截至2011年9月，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5267.4 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于2003年试点、推广以来，现已全面覆盖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据调查显示，农村存在一种现象：农民不敢消费。因为农民有“后顾之忧”。所以，如果能使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穷有所济”，给他们吃“定心丸”，农村、农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农村社会保障关系着广大农民的生老病死，承载着人民群众的寄托和希望，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非常必要。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１．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从社会养老保险的性质来看，政府是主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体，承担着一系列的责任。它坚持“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原则，在实际的执行中，资金的缴纳是农民个人，由于种种原因，集体并未补助到位，农民的负担比较重，最终导致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低，成效不明显。全国都实施农民社会养老社会保险，然而东部和南部覆盖率的明显高于偏远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保障水平也在区域间存在严重不平衡。同时，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养老保险的参与人数出现了大幅度的降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民的吸引力在逐渐弱化，这就更说明了建立新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迫切性。除了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发展水平不平衡之外，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回避的监管、运行、筹资体制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求国家给予各级政府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当地的养老保障需要。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现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它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2003年开始，本着多方筹资，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地区正在不断的增加，通过试点地区的经验总结，为将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的全面开展创造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2678个县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8.36亿农民参合，参合率达到了96.0%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和成就有目共睹，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面临着两大难题：其一，保障水平低。有限的政府投入以及较低的农民缴费和昂贵的医疗费用以及较高的发病率使保大病的目标在很多地方实际上难以实现，一些地方的合作医疗封底线很低，只有一两千元，难以保障农民生大病时的医疗需求。其二，管理成本高。主管新农合的医疗机构，管理费以及管理人员的开支就超过了政府发放的经费的百分之十以上，资金利用率低，相关机构工作效率也不高，可见管理成本之高致使新农合不能发挥出预期的效果。除了这两大问题，还存在筹资困难、监督不够规范、制度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保障水平不高等难题。

3．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关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低保的享受者不多。很多地方只是对特别困难户初步建立了救助，而并没有实际做好保障工作。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向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了在全国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任务；同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对农村低保制度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具体的标准。2008年，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以及东部的一部分地区补助比例由2007年的三分之一提高到2008年的70％。同样的，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关于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社会福利、优抚安置、慈善和残疾人事业取得新进展。从中可以看见，中央一定会致力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小，且发展不平衡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起步和试点阶段，覆盖面还相当不全。截至 2007年初全国仅有25个省份、2133 个县(市、区)初步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509 万农

民享受低保，这与科学合理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此外，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在一些发达地区，由于其本身乡镇企业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而在一些贫困落后地区，由于贫困人口较多，政府财政资金短缺，社会保障体系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

2.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难以满足农民需要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标准较低，社会保障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只规定五保户的供养资金列入农业税附加，而没有规定对特困户救济的资金来源。由于税费改革使乡镇经费大幅度减少，只靠县财政提供的有限资金不能为所有特困户提供救济，在有些贫困地区，社会救济实际上已陷入了停滞状态。

3.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缺乏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行依赖充足的资金投入。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以农民的个人缴费为主，集体为辅，国家为补充，这必然会引起集体、国家负担较小，而个人负担较重的问题。束缚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供给，导致农村社保基金不足，影响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4.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和制度不健全

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要有健全的制度和法律为保障。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尚未确立，社会保障尚未立法，更没有形成法律体系，使农村社会保障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致使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缺乏约束，资金使用存在风险大，无法解决保值增值的问题。

三、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措施

1.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第一，加快立法。健全的法制是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保障。而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严重的法律规范的欠缺，关于农民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至今还没有一套专门的统一法律，只是一些散见的法律。

第二，组织引导。政府要在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中扮演好设计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政府有责任为这种公共产品提供制度支持，引导农村社保工作的顺利进行。政府不仅要设计出制度，充当农民社会保障的组织者，一定要改变职权不清、重复管理等当前的组织模式，发挥出政府在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中应有的光和热。

第三，财政支持。政府要扮演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出资者的角色。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国防，教育等资源是公共产品，医疗卫生等资源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政府有

责任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养老服务等，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农民社会保障事业具有普遍的公益性，应该以政府出资为主。

2.拓宽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渠道

雄厚的资金是健全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物质基础，而目前资金的匮乏一直制约着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要健全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健全农民社保的筹资机制，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农村的具体实际情况，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建立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共担的投资格局。

3.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宣传

一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须得到广大民众的心理认同才能持续发展，同样，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也需要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目前，农民依靠系统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来优化自身结构，进而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对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水平可能性较小，只能通过政府组织开展有效地宣传工作来实现，通过宣传让农民群众都明白农村社保是为了自己谋求利益，打消农民的种种顾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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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农民道德教育研究

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农民道德教育研究

新世纪党和国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并把解决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农村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道德教育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农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会产生极大地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研究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道德教育问题很有必要。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灌输理论等，借鉴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运用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调查访谈法，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道德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对其加强道德教育能够促进农民道德品质的提高，促进农村文明乡风的形成，促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根据问卷调查、实地访谈，认为当前农民整体道德素质良好，道德教育作用得到发挥，但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部分农民道德素质不高，表现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所淡化，生态道德意识比较缺乏，男女平等观念仍需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较为缺乏。通过多角度系统地分析和思考，认为部分农民道德素质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由于传统小农意识的影响，市场经济的消极效应，基层党的领导力度不够，基层政府资金投入不足，村民自治组织职能缺位，基层教育组织重视不足，大众传媒道德宣传不力，社会群体参与水平不高等。

最后，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农民道德教育的对策。（1）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和注重实效原则。（2）通过加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八荣八耻”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促进道德教育内容系统化。（3）通过灌输教育、典型教育、自我教育等相结合，促进方法多样化。（4）通过加强各级党的领导，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优化道德教育环境，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合力作用为农民道德教育提供有力保证。引言

1.1 时代背景与选题意义 1.1.1 时代背景

新世纪，党和国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并把解决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以下简称“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提高农民的包括道德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我国农村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政治地位不断提升，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现阶段，虽然农民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下简称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因此研究农民道德教育问题很有必要。

1.1.2 选题意义（1）理论意义 第一，有助于深化新时期农民道德教育的理解，进一步明确加强农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推进新农村道德建设相关研究的深入。农民道德教育十分重要，但提高其有效性并非易事。我们必须正视一部分农民道德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现实，以此为重要立足点，准确把握农民道德素质的层次差异、地区差异等，既要全面系统，又要有所重点，积极探讨加强农民道德教育的有效措施，以提高农民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二，有助于丰富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促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200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积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农民道德教育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是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需要对之持续跟踪和深入研究。

（2）实践意义

第一，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养。“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不断提高，道德素质的提高能够为其提供重要支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应当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这都需要加强农民道德教育，帮助农民提高其道德选择能力、道德评价能力，促进其提高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第二，有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农村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道德教育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面。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农民的道德素质影响农村的和谐稳定，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由此，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农民道德状况，加强农民道德教育，提高农民道德素质。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动态（1）关于农民研究方面

国外学者对农民道德教育问题的专门研究较少，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组织化、农民科技素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收集到的相关资料比较有限。如法国 H·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基于对法国现代农业的考察，指出农业文明面临终结，他所说的“农民的终结”，不是指农业的终结或者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指“小农的终结”。美国的詹姆斯·C·斯科特著有《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他在书中把农民家庭的关键问题，即安全生存问题置于研究农民政治活动的中心，用农民对饥荒的恐惧解释农民社会的许多奇特的技术、社会和道德安排。这些著作虽然没有涉及农民道德教育问题，但还是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借鉴。

（2）关于公民道德教育研究方面

西方在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模式、途径等方面自成特色，派别众多。在袁桂林的《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一书中，比较系统的介绍了当地西方的道德教育理论。如杜威的实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以奥地利的布贝尔、法国的萨特和美国的奈勒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以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柯尔伯格等为代表的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以班杜拉、希尔斯、沃尔特斯、米切尔等为代表的社会学习道德教育理论；以拉斯、西蒙、哈明等为代表的价值澄清理论；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等。

这些道德教育理论虽然主要针对学生群体和学校教育，但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对道德教育对象进行微观研究方面，注重实验研究方面等，对本研究有借鉴意义。

1.2.2 国内研究动态

（1）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强调农民运动、社会革命，农民道德教育涉及较少。大革命时期，1926 年 3 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包括农民阶级）做了具体而准确的分析，从理论上深化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为对农民进行革命教育，实现党的政治纲领奠定了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 年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决议。扩大会议后，通过其它文件形式强调土地革命中要重视教育群众，并提出在农村建立秘密党支部，以加强对农民斗争的指导。1928 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了争取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强调在农村地区宣传农民、教育农民，让其明白分配土地不等于平均土地。

抗日战争时期，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强调通过入党、参军、参政、民主选举、“冬学运动”等多种形式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毛泽东在 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指出：“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①解放战争时期，1949 年 9 月 29 日，在为《新华日报》创刊号题词中指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为全体国民的公德。“四爱”成为我国最早的社会主义公德。为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的建设，1949 年冬季开始，革命老区半老区的党组织结合土地改革开展了“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的整党运动，有助于加强党对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

（2）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阶段

土地改革时期，在农村地区加强阶级观念教育，努力破除封建迷信和宗法 思想。

抗美援朝时期，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对农民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农村地区，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和工农联盟教育，向 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

人民公社化时期，进行以“四清”运动（运动前期，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公分；运动后期，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包括农民道德教育）出现了严重错误。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道德教育的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文件的发布为农民道德教育提供政策保障。

1986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决议指明农民道德教育要重视培养“四有”社会主义公民。

1996 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决议指明农民道德教育要坚持“五爱”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

2001 年 10 月 24 日正式实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下简称“三德”）为着力点。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应当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向全社会提倡“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内涵丰富，简洁易懂，易于宣传，进一步丰富了农民道德教育的内容。

2006 年 3 月 4 日，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时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对农民道德教育提出了更为现实的要求。

（4）学术界对此相关探讨

由于各个时期学术研究环境的不同，关于农民道德教育的相关研究在各个时期差异较大。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国家政治运动较多，学术界关于农民道德教育的研究相对较少，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关于农民道德教育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在农民道德教育相关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主要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等角度等进行了探讨。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阐述了提高农民道德素质的意义。对于提高农民道德素质的重要性

和现实意义，部分学者对此作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认为提高农民道德素质是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门玉华（2004）认为，加强农民思想教育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应对加入 WTO 的需要。刘建荣（2007）认为，加强农民道德建设，既是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良性发展的需要。认为提高农民道德素质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杨琼（2007）认为，加强农民工思想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蒋碧芳（2007）认为，加强农民思想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手段。认为提高农民道德素质对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王鹏（2004）、刘中祥（2008）认为，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能够为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动力支持。

第二，分析了农民道德的现状及原因。对于农民道德现状和存在问题的研究，一些学者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道德素质的相对提高，多数学者着重谈了部分农民道德素质下降的问题表现。潘云华（2006）认为，当前农村的道德现状表现为，思想观念的解放与价值观念的混乱局面并存，主体意识增强和道德约束力弱化并存，新的道德因素的增长和旧的陈规陋习并存。蒋碧芳（2007）认为，当前农民群众的思想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理想信念淡化，精神支柱不牢，国家集体观念不强，道德水平不高；小富即安、安于现状的思想比较严重，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沉渣泛起。

对于农民道德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从农民自身、文化建设和基层政府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主要从农民自身和文化建设角度进行分析的有刘治荣（2006），陈莹花（2006）等。刘治荣（2006）从农民工群体的角度认为农民工道德缺失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农民工道德缺失的原因是文化素质较低、思想观念比较保守、自律性较差、政治待遇不公平、经济报酬不合理、教育机制不健全。

主要从基层政府角度进行分析的有：门玉华（2004），刘永梅、刘乃刚、代西（2006），蒋碧芳（2007）等认为新旧经济体制转轨带来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冲击，导致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出现了“空白地带”。

第三，探讨了提高农民道德素质的途径，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对策。主要的观点有：吕耀怀，刘志峰（2001）认为要提高农民的道德素质必须做到：第一，改造传统道德资源，利用其精华部分为建设新道德服务。第二，重订乡规民约，使新道德的内容具体化且便于实际操作。第三，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扩散和加深新道德的影响。第四，强化赏善罚恶的社会机制，切实保障新道德的效力。方彬（2008）认为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在农民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领导和带头作用；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在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此外，其他相关研究主要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农民的政治观、道德观以及农民的现代化等问题，多从宏观角度强调促进农民现代化的重要性。如刁培芬，姚焕，张湘，向万忠，苏士红，万远英等。

以上相关研究对本文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但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研究意义方面认识有所不足，在研究内容方面针对性还不够，在研究方法方面比较单一。由此，关于农民道德教育问题还需要深入地进行研究。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1）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分析法：通过多种途径广泛查阅与农民道德、道德教育等相关的论著、期刊、统计年鉴、报纸等。

第二，比较分析法：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农民道德教育的相关内容进行对比与分析。

第三，实证分析法：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与基层政府座谈等对农民道德状况进行调查。

第四，系统分析法：运用系统论方法对农民道德教育的相关要素（包括原则、内容、方法等）及其构成进行了分析。

（2）创新之处

第一，在研究意义方面，本文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地不断加快，特别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将有更多的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加强农民道德教育，使之具备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素质，能够更好地实现从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的转化，促进其市民化进程。

第二，当前农民道德教育方法比较单一，缺乏系统性、多样性。本文认为，根据农村地区实际，应当实现道德教育方法多样化，将灌输教育、典型教育、自我教育等方法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以更有效地促进农民道德素质的提高。

第三，当前农民道德教育过程中，社会多方力量参与不够，作用发挥不足，不利于提高农民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本文认为，在农民道德教育过程中，通过村民自治组织、基层教育组织、大众传媒、社会公益组织等多方协作，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农民道德教育过程，形成农民道德教育合力，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农民道德教育的有效性，促进农民道德素质的提高。

第三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研究

 楚国良：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研究

2011-09-07 23:35:24

作者：楚国良

来源：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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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大 中 小】 评分等级：0 摘要：引导农民集中居住是“三个集中”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缓解我国的“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探讨了我国农民集中居住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了天津、成都两地农民集中居住的相关实践,并从中得出了有益启示,最后给出了相关建议.关键词：中国农村；农民集中居住；初步研究

一、两地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基本经验

1、创新农村土地经营机制。

天 津、成都两地在既有的政策框架内用活、用足土地政策，解决用地难题。天津东丽区华明镇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既有政策，在不增加建设用地指标的前提 下，先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供给居民点建设用地周转指标，在一定时间内以农民原有宅基地统一组织整理复垦还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华明镇原有农村宅基地12071亩，可复垦耕地8427亩，其中3600亩用于集中居民点建设，另外4000多亩土地规划了工业区和商务区，土地挂牌出让，土地收益预计可达40亿元，除去居民点建设资金37亿元外，还略有盈余。成都市则重点在推进建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和交易平台方面做出探索。在全面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工作到位后，每个农户按权证所确定的土地面积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再以镇为单位，流转各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成立“农锦公司”，农锦公司统一经营全镇集体土地，打破了原有农村土地组为界线，改过去分散经营为适度规模经营。成都市建立了集体建设用地交易中心，为农村土地合理流动提供了平台。

2、创新农民集中居住模式。

中 国国土面积广阔，经纬跨度很大，在历史的演变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各地农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居住习惯，北方喜聚居，南方喜散居。推动农民集中居住是中央的政 策方针，但在集中模式上各地应有差别，考察中我们发现，天津、成都两地因地形地貌、传统习惯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集中居住模式，但两地都是依据本地实际探索 适合本地需求的集中方式这一点是相同的。

华明镇模式。

天津东丽区华明镇以平原地形为主，处于大城市近郊，紧邻开发中的滨海新区，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不久的将来即将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为给未来城市发展（尤其是滨海新区建设）留足空间、增加建设用地指标、降低拆迁成本，东丽区成功探索出“宅基地换房、城中村改造、依托大项目有序撤村”三条城市化的基本路径。2005年10月，天津市批复同意东丽区华明镇实施以宅基地换房为核心推进小城镇建设的方案，同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华明镇为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单位，华明模式得到的政策支持是前所未有的。2006年4月，华明镇启动建设农民集中居民点，2007年10月竣工。共建设居民房17830套（458栋），整镇动迁华明镇12个村，共4.2万人入驻集中居民点，实行以镇为单位的整体集中，实质上看，华明模式为以镇为单位的整体拆迁和整体安置的结合。华明模式得以推动有几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一是邻近大城市近郊，非农产业较为发达，劳务收入在当地农民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当地人已经移居城市，纯农业生产的情况并不多，当地农民基本已经不依赖于土地而生存。

二是华明镇原有农村房屋以土房为主，生活设施配套不完整，生活质量不高，农民愿意集中到条件更好、配套更完善的居民点居住，以面换面、宅基地换房，不会增加集中带来的额外负担。

三是华明镇地处海河冲积平原，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的比例高，能够保证复垦的耕地数量和居民点建设用地指标之间的平衡，甚至还有剩余指标用于商业开发，平衡建设资金。

四是华明镇采取的是一种高位协调的途径，其示范镇建设得到了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等强势部委的全力支持，因此推动较为顺利。

战旗村模式。

成都市郫县唐昌镇战旗村地处成都平原腹地，是市、县两级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全村2.1平方公里面积，耕地2158.5亩，农业人口1676人，该村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积极实施“拆院并院”土地综合整理项目，净增有效耕地320亩。在靠近原有聚居点附近规划197亩土地修建9万平方米的新型社区，新增耕地中除去居民点建设用地197亩外的用地指标挂钩到县城周边，实行市场化运作，采取“农村建设项目锁定城市资源，城市资源置换农村建设资金”的办法，由成都市小城镇投资公司投资8900万元，垫资修建新型农民集中点和配套基础设施，用城市土地经营的预期收益偿还公司。目前战旗村已建成新型社区，基本实现了全村人口的全面集中。战旗村以村为单位，灵活运用“宜散则散，宜聚则聚”的原则，通过大力完善集中点配套，培育农业产业解决农民后顾之忧等利益引导机制实行农民自愿前提下的逐步集中居住。其集中模式成功运作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拥有发达的集体经济组织。该村现有集体企业7家，私营企业5家，村集体资产达1280万元，通过集中经营村内承包地，集体资产不断做大做强。

二是拥有较发达的农业产业体系，村内土地基本实现规模经营，食用菌、蔬菜等产业发达，大量吸纳当地劳力，就业比较充分，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加之政府利益引导机制的建立，当地农民集中居住意愿不断提高。

3、建立新型农民保障机制。

在医疗保障方面，两地都积极利用国家现有政策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一是充分利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加大新农合参合率，华明镇参合率达到100%，农民医保达到全覆盖。二是允许集中居民点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政府适当补助，提高了农民参保积极性。

在养老保险方面，华明镇采用集中点农民可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在一次性交足26000元后（政府有适当补贴），可按月领取520元养老保险金。成都市独创设立耕保基金的办法将耕地保护责任和养老保险有机结合，达到双赢。即由成都市政府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拿出资金设立耕保基金，主要用于承担耕地保护责任农户的养老保险补贴，其中基本农田400/亩.年，一般耕地300元/亩.年，耕保基金发放到每位农户的财政专户，但只能用于购买养老保险。农户利用耕保基金购买养老保险，既解决了耕地保护问题，又解决了农民的老有所养问题，一举两得。

4、创新农村发展管理方式。

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带来的是农业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转变，在农村管理体制构建上，华明镇突破原有管理模式的束缚，成立了华明示范镇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行政管理，改变了原来以村为主的管理方式，以3000户为一个社区，300户 为一个邻里，组建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居民代表大会为权利中枢，居委会和邻里、居民小组为基础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形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的新 型社区。华明镇重点突出对农村，尤其是居民集中点实行社区化管理，提高了管理、服务水平。成都市重点在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发挥村民自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 索。按照“三分离、两完善、一加强”（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政府职能与自治职能分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组织的领导）的原则，构建和完善“党组织领导下村民会议或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 充满民主和活力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如在都江堰市柳街镇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房屋测量面积的认定，承包地面积的确定统统都是经过村民议事会的形式通 过的决议，一经确定不得更改。村民议事会的民主决策形式有效满足了农民的民主意愿，提高了农民的参与度，解决了以前由政府职能部门无法解决的问题，不失为 农村村级管理的一种好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二、两地推动农民集中居住带来的启示

启示之一：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是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先决条件。

两 地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每一环节都渗透了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基本原则，也正因为有了农民群众的支持，两地在推进集中居住工作中遇到 的阻力较小，推进较顺利。如天津东丽区华明镇实行宅基地换房的村，村民要自愿向村委会递交拆迁还迁申请，做到了不强迫一户、不强拆一户，只有同意的农户达 到90%以上，方可实施换房工作。实际操作中，农民的支持率达到了95%以 上。在征地补偿、置换标准制定、房屋测量、还迁户型设计等环节都充分尊重农民意见，让群众自主选择，以村民代表大会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后制定具体 实施细则并张榜公布，真正做到了让人民群众满意。成都市在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项目实施让农民提前知情和全程参与，切实做到整治前农民乐 意，整治后农民满意。同时当地还建立了村民议事会制度，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交由群众讨论，防止简单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侵害部分农民的合法权益。凡是农民不同意的项目，坚决不实施，凡是农民不同意的拆迁，坚决不强制，防止代民做主，以行政命令方式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

启示之二：实施制度创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是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关键环节。

城 乡统筹、农民集中居住是一项战略工程，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领导方式和机制体制的深刻变革，必须全面推动各个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农村产业经营机制、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机制、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农村基础治理机制及统筹城乡发展管理 体制等方面深化改革，以制度创新推动城乡统筹。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政府既是现有制度的制定者也是政策的执行者，打破体制性障碍成为 政府推动城乡统筹的必修课。天津东丽区华明镇在农村土地流转、小城镇管理体制、建设投融资方式、社会保障制度等8个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如投融资方式上，集中居民点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依靠政府财力农民自身积累显然不可能，华明镇大胆创新“以政府直接投资为主导”建设小城镇的投融资方式，积极推行以宅基地换房为手段的“以地生财，以城养城”的 做法，在投融资模式方面开创了国家开发性金融与小城镇建设结合的先例，有效解决了建设资金问题。成都市郫县战旗村创新农村土地经营机制，将全村集体土地统 一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农民以土地入股，年底按股权分红，从而推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促进产业向集约方向发展，帮助农民从粗放型生产中解放出来，从 延长的农业产业链条中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启示之三：坚持市场运作、发挥社会辅助作用是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重要手段。

考察中我们发现，实现农民集中居住由政府全权包办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政府既没有这个财力，也没这个精力，纯粹的行政手段也不利于整合各类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化运作优势是两地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重要特点。天津东丽区政府成立了政府全资的“宾力”公司，全权负责华明镇集中居民点建设、农村宅基地复垦、规划商业区工业区开发、市场投融资等工作。其集中居民点的37亿建设资金全部以“宾力”公司名义从银行融资。集中居民点建设剩余的4000多亩土地也全部划入“宾力”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融入资金达40亿元，全面保障了集中居民点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都江堰市柳街镇在成都率先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将农村产权挂牌交易，加快了农村资源向资本的转化。成都市锦江区2007年成立农业投资公司，全面负责锦江区农村土地经营，利用1970亩国有土地作为资产，加大市场融资力度，目前已从银行贷款累计达24亿元。

启示之四：解决后顾之忧、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是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有力保障。

解决动迁农民的后顾之忧，让农民“住得进”还能“住得起”是两地在推进集中居住中着力破解的难题之一，从两地的经验看，依靠较发达的产业体系就近转移、安置农民和依托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集中的后顾之忧是两地推进集中居住并使集中模式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有力保障。如天津东丽区华明镇，在集中点周边规划7.33平方公里的华明工业园，已有110多加企业入驻，23家企业投产达产，加之华明镇紧邻天津滨海物流加工区，较好地吸纳了适龄就业人员就近转移就业。通过就近就业和自主创业，集中点近1.8万劳动力实现就业。华明镇还成立了专门机构，集中安置缺乏劳动能力的农民就业，仅集中点社区物业服务、保安保洁、环卫清扫、治安协管等岗位就安置了1100多名村民。再如成都郫县唐昌镇战旗村拥有村级企业7家，个体企业5家，集体资产1280万元，该村总人口1679人，其中具备就业条件的农民800人，另有100多人在外就业，本地企业只要能吸纳700人就业，即能全面解决就业问题，该村大力发展食用菌、蔬菜、花卉苗木等农业产业，仅“成都榕珍菌业有限公司”一家公司年吸纳当地劳动力就达300余 人，当地较发达的产业体系，为农民的充分就业提供了保障，做到了农民失地不失业，解决了农民收入来源问题。在依托产业实现较充分就业的前提下，两地还积极 探索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解决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进一步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如东丽区华明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100%，农民就医问题基本解决。在一次性交足26000元（政府有部分补贴）后，集中点农民可享受城镇职工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每月可领取520元养老保险金，养老问题初步解决。成都市从土地出让收益中筹措资金，设立耕地保护基金（400元/亩.年），专项用于承担耕地保护责任农户的养老保险补贴，农民的养老问题与耕地保护有机结合，既保护了耕地红线，又解决了农民养老问题，一举两得。当然，由此政府承担的财政压力也较大。

三、让农民集中居住必须面对的五个问题

从 实地调查来看，无论是天津的“宅基地换房”，还是成都的“三个集中”，本质上是地方政府通过推动农村宅基地拆迁、复垦和农民集中居住来获得建设用地指标的 行动。不同地区的改革措施虽然有所差别，但主要体现在拆迁补偿水平和集中居住标准上，一些地区条件比其他地区要更优惠些而已。但无论是宅基地拆迁补偿水平，还是集中居住标准，补偿安置政策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部门主导制定，缺乏公共参与和讨论，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值得政府、学术界以及公众去关 注和深思。

问题一 ：是否有足够法律依据？

这种通过宅基地拆迁复垦来实现土地发展权转移的做法是否有足够的法律依据？

从 指标供给的形式来看，不论是成都“拆院并院”、天津的“宅基地换房”，还是各地以“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名义进行的农村宅基地拆迁复 垦行为，都不是通过比较完善的市场交易实现的，而主要是行政手段。在很多地方其与“征收”行为的界限十分模糊，因为尽管农村宅基地被拆迁复垦后土地所有权 依然保留在集体，这个过程中农民的住房及附属房屋、天井、院落、晒场等财产被剥夺，依旧符合征收的特点。问题是，既然没有纳入征收范围，地方政府有什么法律依据来拆除和复垦农民的合法住房和宅基地？这样做是否与现行法律相悖？如果发生纠纷，是否可以有权利的保护救济？

更 进一步讲，为了获得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动用征地权来推动农村宅基地拆迁复垦是否恰当？把农民的宅基地拆掉复垦，让农民集中居住，并由地方政府获得建设用地 指标，这样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如果像某些地方政府宣传的那样，农民可以获得那么多好处，为什么地方政府不通过推动农民或农民集体为交易主体参与 的土地发展权市场交易，而非要通过一种近似于征收的办法来实现宅基地复垦？拆除和复垦农民的宅基地并不是为了国家或地方重要的基础设施、能源、教育、军事 等公共项目建设，甚至也不是为了一个特定的商业或居住项目，而是为了获得地方政府可以灵活使用的建设用地指标，为什么要动用征地权？

问题二 ：农民集中居住应在什么范围内推行？

农民集中居住到底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推行？大规模、运动式的整村拆迁复垦是否有必要？

根 据我们的调查，农民集中居住的范围在各地差别很大。有的地方采取小范围就近集中居住的做法，比如我们在成都双流县调查发现，当地在“拆院并院”过程中采取 就近安置的办法，由于新的居住点交通便利、商业设施较为齐全，农民的生活相对便利，同时新的居住点离农民的承包地不算很远，所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对要 小；而在天津华明镇，则采取农民集中居住到城镇的做法，在城镇边上建设大规模的高密度公寓式农民居住小区，镇内几个已经被拆除的村庄的原居民统一被安置到 农民居住小区，对农民而言，尽管生活方便了，农业生产却受到很大的影响，养殖业生产更是无法进行。

此 外，急进的、大规模、运动式的整村拆迁复垦是否有必要？将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由于耕作层已经破坏，耕地的质量较差，如果宅基地上的房屋很陈旧破败并已空 置，且没有非农价值，复垦的成本就较低，作为补充耕地的来源尚可理解。但在目前很多地区推行的宅基地拆迁复垦行动由于是大规模、运动式整村拆迁，所涉及的 农民住房，有相当部分是质量较好的砖瓦结构房屋，并常年有人居住，拆除这样的房子势必要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样的代价与获得的质 量较差的耕地相比，是否相称？

当然，地方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在发达地区，一亩建设用地指标本身就值10万元甚至20万元，有指标就可以征收城郊农地，其出让金则可高达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拆除较新的农村房屋，将宅基地予以复垦也是合算的。如果复垦宅基地不能折抵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显然不会有那么高的积极性去推动大规模的运动式的整村拆迁复垦。

问题三 ：集中居住的补偿和安置问题

在宅基地换房问题上，显然不同博弈方对其中收益分配合理与否，有着非常不同的计算，也必然产生差别很大的看法。

以天津为例，从政府角度来看，通过宅基地换房，对农民意味着资产价值、服务设施、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善，显然是对农民福利的改进。

但这种说法的有争议之处，是对村民原有住房价值估算中是否应该包括宅基地土地乃至村集体原有建设用地的价值。我们调查的不少天津村民认为，政府在其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利益，而农民则有很大损失。

根据新华社2008年8月26日的一篇报道，曾经给天津的宅基地换房算过一笔账，并认为通过宅基地换房，华明镇农民的家庭财产大幅增加：原来农民居住土坯房或砖混房，估价在2万元到5万元。到新的小城镇置换一套80多平方米住宅，价值超过40万元，农民的房产价值增加了10倍左右。同时，政府还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还迁农民的社会保险。还迁农民达到规定年龄，就可以享受每月400~500元不等的社会保障金。

据我们在华明镇的调查，从市场估价来看，75平方米的楼房按每平方米4000元的均价，价值大概在30万~40万元之间。以华明镇贯庄村为例，该村宅基地平均每户165平方米，但加上村办企业、道路、办公楼等集体建设用地，贯庄村共有农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2142亩，1910户，平均每户748平方米，折合为1.12亩。如果按户均一亩建设用地计算，考虑到贯庄周边的土地挂牌出让价格是每亩200万~400万元，是宅基地换房30万元收益的7~13倍左右。当然，华明镇各村的户均建设用地有所不同，但华明镇共有集体建设用地12071亩，可以计算出户均农村建设用地大概在0.8亩左右。华明镇部分农民希望政府能够按宅基地实际面积一比一换房。这样的要求，显然远远超过了政府目前愿意支付的水平。因此，部分农民不愿意搬迁是必然的。

这 里并不是说，去完全满足所有农民的补偿要求就是合理的。即使在城市更新改造或城中村拆迁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个别权利人漫天要价、导致城市更新或改造无法 完成的情况。但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虽不必然）是缺乏市场交易机制、没有价格发现机制来显示财产权利真实市场价值所带来的结果。

因 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土地发展权转移过程中仍然缺少市场定价要素，土地发展权转移价格基本上被地方政府单方面地规定为小城镇大小不同的一套住房的价格，而农民在此过程中基本缺乏谈判权。总之，在没有找到合理的定价方式前，强势地方政府忽略、伤害农民的眼前或长远利益的状况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问题四 ：如何切实尊重农民意愿？

如何在集中居住过程中对农民意愿实现切实尊重的问题，虽然各地出台的宅基地换房政策中一再强调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但实际操作中却往往难以实现。

在政府为获得土地指标来推动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强烈激励下，很难相信“搬、还是不搬”对拆迁复垦所涉及农民能够构成一个真正的选择，结果是缺乏足够发言权的农民“被”集中居住的性质很强。

以 天津为例，尽管当地各种政策文件中一再强调，宅基地换房以自愿为原则，要在保障农民利益基础上尊重农民意愿，由农民自愿提出申请，与村委会签订协议，同意 宅基地换房，才可以操作；同时村委会必须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签字画押，公证处公证。但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地方存在着强势推进宅基 地换房的情况，尊重农民意愿的措施有时很难落实。

以华明镇为例，由于宅基地换房涉及到的贯庄村出现拆迁困难，华明街道委员会2008年8月16日就发布了《关于强势推进贯庄村整体搬迁工作的决定》的文件。

文件中要求：与贯庄未搬迁户有亲属关系的华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管委会及物业聘用人员、贯庄村两委会成员、党分支书记、企业负责人等，从8月18日至8月22日在岗做亲属的工作，促使他们搬迁；从8月23日至8月27日停职做亲属工作，若亲属仍未搬迁，街道党委将视情况，分别做出停发奖金及相应福利待遇、解聘、辞退、免职以及党组织处理等。

一些村民反映，在宅基地换房过程中，村委会搬迁到新社区，原有菜市场强行关闭和拆除；村内道路也放弃维护；断水断电，村子周围的学校也同时搬迁。村民往往面临的局面是不得不换。虽然天津市政府要求必须90%以上的村民同意才能进行宅基地换房，但我们对贯庄的调查表明，村民意见并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结果导致占全村45%的866户农民联名起诉。

问题五 ：农民集中居住的后续问题怎么解决？

农民集中居住的后续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和妥善解决，这本质是一个“外生推动”的城市化所固有的缺陷，即并非缘于生产生活方式自然调整而产生的集聚。首先是复垦后耕地的归属问题。以天津华明镇为例，搬迁上“楼”的农民如何参与类似复垦项目的收益分配仍不明朗。按照《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调查，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镇宅基地复垦项目占地2000亩，华明街道为此专门成立了天津市滨海华明农业有限公司。规划建设581栋二代节能温室和两个各占15亩的智能温室，将重点发展高效设施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该项目建成后预期年收入可达4765万元，安置就业1500多人。

从华明镇的安排来看，华明街道办事处农办主任李健生称，“这个项目将来交由公司运作，收益也归公司”。因此，被置换出宅基地的农民应该不能参与复垦后的耕地收益分配。

其 次，有些地方的农民集中居住小区完全按照城市居民公寓式的小区模式建设，不管当地的农民是否已经脱离农业生产，不仅未考虑农作物晒场和农业生产辅助用房，甚至连放置农机具的场所也没有。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很多农民集中居住小区里，道路被用于晒场、停放各种农机具的现象非常普遍，给当地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带 来了极大的不便。

最后，由于集中居住以后，农民的生活成本，包括煤气、自来水、物管费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一些地区宅基地复垦后农民失去了房前屋后的自留地，连蔬菜也要到菜市场购买，事实上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对那些原本靠农业生产可以实现生活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民，特别是对俗称“4050”（四十多岁和五十多岁）农民来说，原有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就业又有困难，也没有达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生活更加艰辛。

由 于存在着上述问题，目前在各地推行农村宅基地复垦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的阻力，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不稳定，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上访和集体性事 件。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通过放弃对原有村庄基本设施维护，甚至在学校考试之前突然将学校搬离，从而对剩余村民施加压力，使得剩余村民 为了维系基本生活条件和确保孩子上学，“自愿”在搬迁协议书上签字。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自愿”集中居住，很难让人满意。

四、关于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几点建议

农 民集中居住点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当前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应遵循积极、稳妥、有序的原则，统一思 想、科学规划、创新举措、顺势推进，通过若干年持续努力，实现农村居民点布局从自然形态向规划形态转变，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质 量。1.以统一思想认识为前提，积极稳步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进 一步统一各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从全局、长远的高度审视农民集居点建设重大意义，调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积极性。应充分认清推进农民集中居 住点建设的决策，是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科学选择，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是惠及农民的好事实事，必须不遗余力、持之以恒地予以推进。应正确认识农民集中 居住不是农民居住自然点的简单合并，不是人口简单的空间集聚，而是牵动农民切身利益，涉及农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实施农民集居是 一个渐进的、较长的历史过程，必须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和村级财力的增强以及农民富裕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实施，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从各地实际出发，防止盲目制定时间进度、追求建设速度和大拆大建、强行推进的现象。只有深刻领会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才能顺势而为、合力攻坚。

2.以完善布局规划为龙头，引领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有序推进。规划是农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龙头，事关长远发展。

一要细化完善。组织对农民集中居住点规划“回头看”，做好修订完善工作，提高规划的前瞻性、可操作性，务求贯穿生态理念，体现文化内涵，反映区域特色，防止千村一面。

二要相互衔接。在制定农民集中居住点总体布局规划的同时，还要考虑畜禽养殖和二、三产业发展等问题，使之相匹配。同时要协调建设、国土等相关部门，结合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搞好集中居住点布局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

三要公开透明。规划要充分征求农民意见，并通过法定程序确定下来，实施刚性管理。规划一经确定要对社会公开，严格执行，接受群众监督。

四要依法监管。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必须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各级政府的政策规定来开展，加强建设过程中的监督管理，绝不允许借集中居住点建设变相开发商品房，违规操作，否则会损害农民利益，留下隐患。

3.以项目拆迁、危房翻建等为重点，引导农民逐步向居住点集中。根据目前财力，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不可能像城镇改造一样大拆大建，只能在规划引领下，分步实施，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一是利用项目拆迁率先集聚。对于拓展工业园区、建设规模化现代农业项目以及有关重大工程需要拆迁的农户，应率先安置到集中居住点，利用拆迁补偿做优环境、完善功能，增强对农民集居的吸引力。二是利用新建翻建先行集聚。凡 需新建、翻建房屋的农户应一律进入集中居住点。对集居点外的分散建房，除特殊情况外，应停止审批。强化镇村干部管理责任，建立专项巡查制度，坚决刹住不按 规划办事、不批私建、乱搭乱建等现象。对少数因房屋破旧、居住确有危险又无力新建住房的困难户，可给予必要扶持，优先进点集居，或利用村民“脱壳房”过渡性置换。

4.以解决难点问题为突破，加强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政策引导。农村现行政策的制约是目前农村集居点建设推进的一大难题。一方面要积极反映、向上争取政策；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强调研，积极探索，形成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

一是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千 方百计做好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用地的调剂工作。对于涉及农户承包地的，要在做好农民思想工作的前提下，采取置换、互换、征收、租赁等多种方式，加以解决。尽快明确跨村组宅基地置换政策，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复垦奖励政策。对集中居住点用地计划实行单列，确保不挤占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用地计划。

二是研究整合资金扶持政策。减 免集中居住点规划审批等相关行政事业收费或进行补贴，减免或取消水、电增容费。集居点农民办理水、电、通信等开户、过户手续时，有关部门应免收开户费、过 户费。同时，尽可能将省支农资金向集中居住点建设倾斜，从每年的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集居点建设。在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的同时，引入多元化投 入机制，多方筹措建设资金，使供水、供电、通信、道路、绿化、垃圾及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建设到位。

三是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研 究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与之相适应、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逐步将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工纳入社保范围，使农民 获得更多实惠，解除农村居民后顾之忧。可在征用的城镇建设用地中，划出一定比例的土地给成片拆迁的村组开发经营，其所得作为失地农民的生活补助，以保证失 地农民有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

5.以农业产业化为支撑，增强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物质基础。城 镇化推进离不开工业化发展，农民集居点建设也离不开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是发展农村经济、挖掘农内增收潜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农民集居点建 设的有力支撑。应继续调整农业结构，加大项目农业发展力度，推进优质特色农副产品基地建设，发展高效、优质、安全的现代农业，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 加值。培育和引进农业龙头企业，重点扶持一批竞争力强、外向度高、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努力实现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围绕 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培养壮大农民经纪人队伍，打造“一品一村”或“一品多村”，形成小规模与大群体相结合的产业基地和生产体系，实现千家万户增收致富。着力抓好农民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转移质量，增加农民农外就业和收入。同时，通过教育培训，改变农民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实现从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的根本转变。

第四篇：新农村建设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研究cn

新农村建设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研究

一、我国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1.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矛盾突出。在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基本养老模式还是“家庭养老”为主,“社会救助供养”为辅,但农村日益加快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更,弱化了土地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工业大生产劳动方式的重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者作为养老义务承担者的角色,家庭赡养和生活照料功能随之受到削弱。

2.社会保障立法很不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必然要求法制化。由此导致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权威性极差、保障程度低。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发生争议,进行仲裁或提起诉讼时,由于立法滞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进行仲裁或判决,一定程度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3.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还较薄弱。同样,在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方面也缺乏全国性的法规。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上,由于国家立法滞后和地方立法分散,导致了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规范性和强制性不足,管理漏洞多。社保工作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推行,力度小,权威性差。合法的筹资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

健全。

二、解决我国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问题的对策

1.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纳入立法体系。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法律,不能仅忽视我国广大的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应积极考虑如何保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村居民享受社会保障的基本法案将对社会保障的对象的选择、范围、实施、资金筹集与应用及管理监督、农村社会保障机构的设立、农民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序等做出规定。

2.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标准实行补助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各个地区或每一个农村居民所处的不同组织可以视具体情况合理发挥自己独具特色的社会保障功能以显示差别。

3.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作出调整。随着我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提出的挑战越来越大,我国包括社会保障法律在内的各项立法应不断适应这一要求。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要求各国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处理双边甚至多边的国际经济关系,各国的法律也作出相应的调整。我国为了更好的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必然要按国际规则办事,但我国的调整也一定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不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一较高低,只能站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与国际接轨。

第五篇：浅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观能动性发挥

浅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观能动性发挥

2戚中美，陈明华

（1，2东华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江西 抚州 344000）

本文是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江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JL03）

Shallow the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farmers subjective play QIZhong–mei，ChENMing–hua

(JiangXi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research departments ,FuZhou,344000，China)Abstract：This new rural construction 20 words goal request, expounds the farme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fully in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and analyz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restrict peasants' subjective factors of correct play, and on this basis, reached some Suggestions,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of farmers, correct subjective initiative, promoting the new countryside building smoothly.keywords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Farmers subject、Subjective initiative 摘要：本文从新农村建设20字目标要求出发，论述了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在新农村建设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以及分析了在新农村建设中，制约农民主观能动性正确发挥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几点思考建议，以充分、正确的发挥农民主观能动性，推动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主观能动性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农村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民收入相应增加，生活宽裕；团结和睦、乐于助人、邻里之间一片和谐的良好风气基本形成；新农村村居、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呈现整齐干净的局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管理科学民主, “一事一议”和村务公开，群众积极参与、农民依法行使民主的权利。要实现这些目标，要求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参与意识，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一、农民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党和国家针对新农村建设下发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并在财政上给予极大的支持，提出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农企合作”等政策性口号。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新型农民的概念，更加突出了“农民”这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主体的重要性，而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显得尤为重要。

1、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利于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本质、内部联系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恩格斯说，意识是地球上“美丽的花朵”，这是对意识作用的生动描绘。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创造了令人赞叹不已的世界文明。从洪荒之世到现代科技革命，从蔡伦造纸到飞船

12遨游太空，无不打上人的意识的印记，无不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和创造精神。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意识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能动反映。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即意识是能动的，具有目的性、计划性和创造性，也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和劳动者的农民在参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根据现实的原材料，对新农村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以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借助抽象思维，概括整理大量的感性材料，达到对新农村建设的本质、内部联系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以完成从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能动飞跃，形成正确的理性认识，从而更好地指导和服务 于新农村建设实践。

2、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利于彻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对新农村建设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可以在党的方针政策影响下，积极投入到新农村建设当中。显然，广大农民积极学习新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专业技能等，积极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活动；主动与农业科技大篷车接触；返乡农民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创业，开设禽畜养殖场、水产养殖等；坚持走我省农业标准化道路，继续建设出像全南县高山蔬菜标准化示范区，新余蜜桔标准化示范区等示范区；勇于科技创新，打造农民自己的品牌，依靠科技提高农业产业积聚力等等，是与农民主动、积极发挥能动性分不开的。如果广大农民群众，不积极主动，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再好的政策，再多的财政投入，也只能解新农村建设的燃眉之急，也只是取得象征性的成绩，不会触及到真正的新农村建设。

3、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利于推动农民开拓创新 古人云：“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人身不能久安，有疾所当治也。”江泽民同志也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实践证明每一次重大创新的出现，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每一次创新的出现，将时代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就这样推动社会螺旋式向前发展。新农村建设也是如此，需要创新精神，而且出现的创新越多，新农村建设就越有活力，就越充满希望。列宁说：“世界不会满足人，【2】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新农村建设，不会自动满足农民的需要，而是要靠农民大众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去开拓，去创造，更需要创新，需要解放思想，需要在新农村创造一片新天地。新农村建设需要创新，而不只是技术创新，还需要思想创新，概念创新，方法创新，农产品创新和理论创新。这些创新只有依靠处在新农村建设实际当中的农民才能实现，这是一批与新农村建设有直接接触，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人，最为熟悉农村的环境，对其中的一些东西最为了解，也有一个比较清楚直接的认识，而且他们长期处于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他们对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全新、正

确的认识，加上具备上述一定的优越条件，推动创新。

4、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利于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维护自身权益

新时期，农民传统观念要转变，要紧跟时代的步伐，跟上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但要保持城乡相对平衡，摆脱以往所处的劣势地位，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促使地方政府职能的有效

【3】转移，有效杜绝伪劣农用产品，抗衡农村工业化、产业化过程中恶性污染，这要靠农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会真正地自我管理，学会民主化，促使自己成为有组织能力的农民，以有效保护自身的权益。马克思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4】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可以促使他们建立一个自己的组织，走联合互助的道路，像我们的工人的组织叫工会，民营企业家的组织叫工商联，那我们的农民自己的组织就应该叫农【5】会。农民主观能动性的正确发挥，有利于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自发组织起来，联合互助，走

公司化道路，切实保障自身的权益。

二、制约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因素

1、农民主观能动性发挥受自身素质的制约

【1】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的自身素质直接影响到他们主观能动性的正常发挥。在生理、心理素质相同的条件下，农民主体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观念方面素质直接决定着其主观能动性正确发挥的方向和实践活动类型的选择。而具有严重的单家独户经营观念、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的农民，和过着缺乏创新、对土地有着严重的依赖意识,目光短浅、懒于竞争的传统劳动生活的农民来说，他们显然是不能正确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能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农民具有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方面的素质是与他们的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大小成正比的。诸如“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先烂”的观念在广大农民中普遍存在，这严重增加了新农村建设主体的精神负担，促使他们甘愿于固步自封，自给自足；严重阻碍了他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致使农民主体不断重复在土地上的单调实践活动，不敢越雷池半步。同时，农民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新的思想或行为也被扼杀在这种落后观念造成的精神负担之中。

2、农民主观能动性发挥受资金、创业风险、政策方面等客观条件的制约

近年来，国家和政府对新农村建设，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制订了很多优惠政策，也加大了财政支持力度。但农民自主创业缺少资金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一部分有思想有胆识的有志农民想要创业，但苦于缺乏资金。农民家庭收入有限，基础薄弱。如果脱离农业生产，转向其他行业或产业经营，所承担的风险太大，一旦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失败，他们就可能面临家庭破产，连带的负担大，比如父母孩子的生活问题方面就会失去保障。成功的机会和承担的风险几乎相当。一部分农民想有所作为，想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摆在面前的困难重重，诸如相关的审批手续繁琐，审批时间漫长；公职服务人员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基层干部并不能真正保护农民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吃喝拿现象严重等。

3、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在新农村建设中作为主体的农民与客体之间的能动与受动关系的制约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需要一定的条件，这是由人的本质特性决定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不是截然独立的，而是和周围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并在与自身身心矛盾过程中得到发展。农民主体与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表现在农民与自然、农民与社会及农民与自身身心的一定关系上。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的农民在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就与客体形成了能动与受动的客观存在的双向关系,农民在认识和改造客体，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同时也受制于新农村建设这一客体。农民即是 “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又是“受

【6】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农民的能动性与受动性始终既相矛盾又相统一。农民主观能动性能否正确发挥及发挥程度如何,主要受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农民能否突破来自自

【7】然界、社会的外界受动性和来自自身内在受动性的双重制约。

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观能动性正确发挥的几点思考

1、作为建设主体的农民要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解放思想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要自觉提高自身具有的科学文化素质，消除因科学文化知识欠缺而对农村建设的影响，以及对新农村建设主体自身的影响，积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如果农民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就会有开阔的眼界，对事物就可能有科学的认识，才可能正确指导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才有可能使主观能动性朝正确的方向发生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

【8】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正确的“想”与正确的“做”两者的有机统一,而不是主观随意性和自发盲动性。在新农村建设中，作为建设主体的农民坚持不随波逐流，以正确的“想”和正确的“做”，正确挖掘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思想掌控自己的未来，以行动为思想插上翅膀，实现“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解放思想和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是分不开的，解放思想的同时要把获得的直接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正确的理论，自觉消除社会上一切不良思想，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武装自己，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2、国家要为农民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相关条件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针对上述的情况，我们要继续推行为农民发放小额贷款，为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农民提供资金保障；继续完善农村保险业，为农民积极创业把风险减少到最少最低；为有志农民开设专门的绿色通道，缩减相关审批手续，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农民提供服务保障，为新农村建设铺平道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9】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农民主体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而这些条件制约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目的、方法、形式、能力等。农民主体在立足现实,充分借助现有的条件和相关制度保障进行新农村建设实践活动的同时,还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利用既有的条件,积极认识和改造世界,为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新的条件，为主观能动性能不断正确的发挥下去再创造新的条件。

3、正确处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客观规律对实践活动的制约作用 新农村建设活动，要使农民认清自身和客体的关系，解决好在新农村建设中自身与客体之间的能动与受动关系，即农民要突破来自自然界、社会的外界受动性和来自自身内在受动性的双重制约，还要认清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农民参加新农村建设，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绝不可忽视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规律，搞主观随意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要学会正确认识和运用新农村建设的规律。恩格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客观规律性，他强调:“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10】确运用自然规律”。同时要把抽象出来的真理性认识与客体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找解决新农村建设当中的现实问题的方法。即根据新农村建设客体的现状、特点及规律,人为地改变规律赖以发生作用的条件,限制客体运动变化的速度、方向、形式、范围等,把对农民主体

【11】最为有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四、结语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农民的作用，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要时刻牢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新农村建设的直接参与者，直接实践者。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由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12】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顺利进行，就要靠农民主体掌握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武装自己，以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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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戚中美，男，1986年4月生，安徽濉溪人。东华理工大学思政教研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联系电话：***

陈明华，男，1967年4月生，江西乐安人，硕士学位。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和农村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