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12

第一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12

曲阜师范大学课程论文

题目：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院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姓名：程刚

学号：2011200647

课程论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摘要：新农村建设中的话语权长期被政界，学界占据，文章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视野下，针对农民话语权的涵义，缺失状况及找寻路径作了初步探析。

关键词：新农村，农民，话语权

随着社会主义系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成就，但“三农”问题仍将是长期困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首要问题，其中农民问题是最根本的。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听到了太多的政界学界的声音，听到了太多的关于新农村“这样”，“那样”建设的“应然”论调，而身为建设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却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完全淹没在强势的官方话语下。由此展开的新农村建设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极少考虑地方的具体特点没有真正调动起农民建设的积极性，长此下去必将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因此，深刻认识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农民话语权的实现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话语权的内涵界定及意义

对于农民话语权的内涵，我们不能仅仅做字面上的理解，即把它看作是一种简单的言语表达。农民的话语权就是作为主题的农民对农业，农村，农民自身的发展有独立表达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有得到社会公平对待的机会，实质上是农民政治权利和民主意识的集中表达[1]。话语权的内涵丰富，主要包括农民的信息知情权、发展决策权、管理参与权、分配监督权和平等诉求权等方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问题是能否给于广大农民全面的国民待遇，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把农民的利益真正落到实处。可以说，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更是农民权利建设，而权力建设的核心就是农民话语权的保护。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要真正实现人民的福祉，使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就必须要倾听来自农民的声音，充分发挥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新农村是农民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的家园，农民期盼什么，需要什么，幸福感是不是提高了，他们自己最有发言权，来自外界的许多浪漫主义设想并不是最适合农村实际的，我们要相信农民可以自己发展自己。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 课程论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要努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作用[2]。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作用，就必须最大限度保障农民的话语权。

二、农民话语“失声”的根源探究

1，转型期社会治理基础结构的缺失

现今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同与以往的中国社会，中国的乡村在市场经济和利益分配多元化的大潮冲击下，内生的凝聚力已经衰弱。传统意义上以宗法礼治秩序统一的乡村已经土崩瓦解，“原子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再也拧合不起强大的话语力量，在一个传统权威和规范缺失、现代权威和秩序尚未建立，多种规范和价值相互竞争与并存的“结构混乱”的社会中[3]，农民的话语权缺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税费改革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之后，基层政府的地位由于财力上移，责任下移而出现“悬浮”的特征[4]，新农村建设成了一项政治任务自上而下摊派下来，基础性治理权力的缺失使得基层政府再也找不到可以整合资源进行型农村建设的手段，只能用行政的单一手段应对，自然就没有了农民话语权的空间。

2，以政府为中心的外生推动型社会发展模式

政府主导型社会依然是当今的中国特色，我们要承认这种模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积极地建设性作用，政府的力量在凝聚资源、推进速率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同时这种模式也限制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淹没了零星的民意话语，这似乎显得只有农民甘于贫困落后、不求上进，但实际上中国最富创造力的群体就是广大农民群众，来自民间的智慧已经数次推动了中国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我们要相信农民可以发展自己，就像他们在历史上做到的那样，违背各地的发展现状强行推进新农村建设，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影响民生。

3，农民自治组织的缺失及政治参与机制的不完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取消人民公社后，中国的农民基本上处于无组织的状态，没有形成一个能有效表达自身利益的组织，在与利益集团的竞争中就处于劣 课程论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势，就被排除在政府的政策议程之外。个体小农的脆弱性也决定了作为个体的农民难以发出强势的话语，逐步被边缘化，造成了很严重的发展困境。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行，标志着我国的村民自治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运作模式，即在广大农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通过农民自治机构——村民委员会，达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目的。总体来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但在实际运作中，本属于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在一些地方却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相反却成为了乡镇政权的“代言人”，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是“拿着村民发的工资，给乡领导干活”。一方面，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代表机构的选举也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行为，因此就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使原本作为农民代表的村级组织缺乏权威，失去了政治信任。农民在自身利益受损失时，原本可以向村委会反映的利益表达的制度化通道失去了功能，农民不得不选择集体上访的途径维护自身利益。

中国当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没能肩负起让广大农民群众说话的使命，太多的官员、学者而不是农民进入人大代表的队伍，就连法律规定的最低农民代表比例也远远没有达到过。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其主要运作是通过人大代表参会议政来实现的。因此，人大代表的结构和组成是否科学，是否能够准确地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直接影响到人大制度职能的发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一直实行的是按比例原则配制选举权制度。1995年修改后的《选举法》将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统一规定为4∶1，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合占23.7%；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农民人大代表的数量与农民的总人口相比显然是不对称的[5]。由于农民们在立法和政策决策机构中，缺少自己有组织、有力量、掷地有声的话语权，才造成在公共政策决策和分配与再分配活动中缺乏主体性与公平。农民自身的利益得不到真正的表达与维护。与此同时，即使是来自农村的人大代表，也 4 课程论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难以保证他们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因为他们多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乡镇村干部或是各种“能人”、名人，与广大的农民在利益、观点、想法上多有差异。由于农民在基本的法律制度与政策层面话语权微弱，因此不少损害或忽视农民利益的政策、法律与制度由此得以通过。

三、维护农民话语权的路径找寻

1，认清国情、社情、民情是建设新农村的前提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之路要紧紧围绕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展开，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现成模式，中国的问题具有特殊性，尤其是是农村问题。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单靠行政的力量推进城镇化之路是不能持久的，况且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已经高度分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当然也不同于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政策引导农民时要尽量避免浪漫主义的“应然”论调，而是要做到真正了解地区发展实际情况，真正明白农民要什么、缺什么，避免强势的行政命令代替民意。

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的过程，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重塑支离破碎的乡村社会关系与结构，重塑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宏大的工程。要在深刻梳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过程中定位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认清楚我们现在政策、体制的历史合理性，力求避免盲目改革的浪漫主义倾向，真正尊重过去，承接未来。

2，重塑有利于表达民意的制度平台是建设新农村的核心

制度具有根本性，农民的组织状况决定了农民在与其他组织对话中的地位，重塑农民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是新时期农村建设的核心。

当前，中国农民的组织状况除政权组织外，大体上还有三类：一是具有政治性的维权组织；二是具有经济性的合作组织；三是具有公益性的社区服务组织[6]。这些组织都具有自组织性质，是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建设的重要领域，目前农民组织的缺失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农民的社区生活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自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组织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政权组织的自治虽然解决了农村行政管制和部分农民生活某些方面的问题，但却不能为基于家庭经营为主体的经济合作提供必要的服务，不能为农民权益的维护提供有效 5 课程论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的自组织保障，更不能整合农村跨区域的社区公益性资源，因此中国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农民组织建设应以经济合作组织为突破口，以公益型社区服务组织建设为基础，对农民维权组织则以继续深入观察为主，通过培养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此外，宪法和法律要真正保障公民权力的实现，要以扩大民主政治改革的勇气推进民主化的转型，加强法治国家的建设，使农民可以用法律的权威抵抗政府强权，这样就可以抵制自上而下的不合理政策[7]。基层民主是民主的生命，设想一下，如果人民拥有对政府首长的选举权、罢免权，那么占中国人口70%的农村肯定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现行的许多不合理的农村政策也是执行不下去的。最近党内的一位元老也撰文指出，共产党已经执政60年了，再不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是无法向人民和历史交代的。

3，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与自身素质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

从农民话语权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话语权的行使要以一定文化素质作为支撑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真实感受到了由于文化素质的低下，农民在行使话语权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不能把农民简单的看作建设对象，而应该始终激发农民的自觉、自主、协同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使得农民全身心的投入到新农村建设的各个过程，成为主动的参与者，而农民自身能力素质的建设应该是重点。

早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晏阳初先生就指出，中国农村存在四大病症，即“愚，贫，弱，私”，为此，要相应的从事四大教育工作，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贫”，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私”，可见晏阳初先生是把对农民文化素质教育放在首位的[8]。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晏阳初先生所指的中国农村的四大病症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提出的政策对我们也不乏启示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农民的信息知情权、发展决策权、管理参与权、分配监督权和平等诉求权即农民的话语权才能真正得到落实。当然在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同时，对农民生产、生活以及各方面活动技能的提高也不可缺少。正如晏阳初先生所指出的：“四大教育是连锁的，不是孤立的，要培养人民的知识力，就不能不培植其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这四种东西是相依为命，不是单刀直入所能达到目的”。课程论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参考文献

[1] 阙祥才，桂胜.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农民话语权探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67期)2007(1).[2]杜启顺.让农民有更多话语权[OL].[2008-09-11] http://news.xinhuanet.com [3]吴毅.村庄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J].社会学研究，2006年底3期.[5]张富良.政治制度的缺失与农民的权益保护[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8).[6]于建嵘.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让农民组织起来[J].东南学术，2007年第1期.[7]王小刚.中国农村土地征收：问题、原因及改革方向[J].中国乡村发现，2011-12 [8]宋恩荣.晏阳初文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第二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研究

 楚国良：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研究

2011-09-07 23:35:24

作者：楚国良

来源：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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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大 中 小】 评分等级：0 摘要：引导农民集中居住是“三个集中”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缓解我国的“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探讨了我国农民集中居住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了天津、成都两地农民集中居住的相关实践,并从中得出了有益启示,最后给出了相关建议.关键词：中国农村；农民集中居住；初步研究

一、两地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基本经验

1、创新农村土地经营机制。

天 津、成都两地在既有的政策框架内用活、用足土地政策，解决用地难题。天津东丽区华明镇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既有政策，在不增加建设用地指标的前提 下，先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供给居民点建设用地周转指标，在一定时间内以农民原有宅基地统一组织整理复垦还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华明镇原有农村宅基地12071亩，可复垦耕地8427亩，其中3600亩用于集中居民点建设，另外4000多亩土地规划了工业区和商务区，土地挂牌出让，土地收益预计可达40亿元，除去居民点建设资金37亿元外，还略有盈余。成都市则重点在推进建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和交易平台方面做出探索。在全面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工作到位后，每个农户按权证所确定的土地面积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再以镇为单位，流转各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成立“农锦公司”，农锦公司统一经营全镇集体土地，打破了原有农村土地组为界线，改过去分散经营为适度规模经营。成都市建立了集体建设用地交易中心，为农村土地合理流动提供了平台。

2、创新农民集中居住模式。

中 国国土面积广阔，经纬跨度很大，在历史的演变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各地农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居住习惯，北方喜聚居，南方喜散居。推动农民集中居住是中央的政 策方针，但在集中模式上各地应有差别，考察中我们发现，天津、成都两地因地形地貌、传统习惯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集中居住模式，但两地都是依据本地实际探索 适合本地需求的集中方式这一点是相同的。

华明镇模式。

天津东丽区华明镇以平原地形为主，处于大城市近郊，紧邻开发中的滨海新区，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不久的将来即将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为给未来城市发展（尤其是滨海新区建设）留足空间、增加建设用地指标、降低拆迁成本，东丽区成功探索出“宅基地换房、城中村改造、依托大项目有序撤村”三条城市化的基本路径。2005年10月，天津市批复同意东丽区华明镇实施以宅基地换房为核心推进小城镇建设的方案，同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华明镇为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单位，华明模式得到的政策支持是前所未有的。2006年4月，华明镇启动建设农民集中居民点，2007年10月竣工。共建设居民房17830套（458栋），整镇动迁华明镇12个村，共4.2万人入驻集中居民点，实行以镇为单位的整体集中，实质上看，华明模式为以镇为单位的整体拆迁和整体安置的结合。华明模式得以推动有几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一是邻近大城市近郊，非农产业较为发达，劳务收入在当地农民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当地人已经移居城市，纯农业生产的情况并不多，当地农民基本已经不依赖于土地而生存。

二是华明镇原有农村房屋以土房为主，生活设施配套不完整，生活质量不高，农民愿意集中到条件更好、配套更完善的居民点居住，以面换面、宅基地换房，不会增加集中带来的额外负担。

三是华明镇地处海河冲积平原，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的比例高，能够保证复垦的耕地数量和居民点建设用地指标之间的平衡，甚至还有剩余指标用于商业开发，平衡建设资金。

四是华明镇采取的是一种高位协调的途径，其示范镇建设得到了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等强势部委的全力支持，因此推动较为顺利。

战旗村模式。

成都市郫县唐昌镇战旗村地处成都平原腹地，是市、县两级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全村2.1平方公里面积，耕地2158.5亩，农业人口1676人，该村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积极实施“拆院并院”土地综合整理项目，净增有效耕地320亩。在靠近原有聚居点附近规划197亩土地修建9万平方米的新型社区，新增耕地中除去居民点建设用地197亩外的用地指标挂钩到县城周边，实行市场化运作，采取“农村建设项目锁定城市资源，城市资源置换农村建设资金”的办法，由成都市小城镇投资公司投资8900万元，垫资修建新型农民集中点和配套基础设施，用城市土地经营的预期收益偿还公司。目前战旗村已建成新型社区，基本实现了全村人口的全面集中。战旗村以村为单位，灵活运用“宜散则散，宜聚则聚”的原则，通过大力完善集中点配套，培育农业产业解决农民后顾之忧等利益引导机制实行农民自愿前提下的逐步集中居住。其集中模式成功运作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拥有发达的集体经济组织。该村现有集体企业7家，私营企业5家，村集体资产达1280万元，通过集中经营村内承包地，集体资产不断做大做强。

二是拥有较发达的农业产业体系，村内土地基本实现规模经营，食用菌、蔬菜等产业发达，大量吸纳当地劳力，就业比较充分，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加之政府利益引导机制的建立，当地农民集中居住意愿不断提高。

3、建立新型农民保障机制。

在医疗保障方面，两地都积极利用国家现有政策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一是充分利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加大新农合参合率，华明镇参合率达到100%，农民医保达到全覆盖。二是允许集中居民点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政府适当补助，提高了农民参保积极性。

在养老保险方面，华明镇采用集中点农民可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在一次性交足26000元后（政府有适当补贴），可按月领取520元养老保险金。成都市独创设立耕保基金的办法将耕地保护责任和养老保险有机结合，达到双赢。即由成都市政府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拿出资金设立耕保基金，主要用于承担耕地保护责任农户的养老保险补贴，其中基本农田400/亩.年，一般耕地300元/亩.年，耕保基金发放到每位农户的财政专户，但只能用于购买养老保险。农户利用耕保基金购买养老保险，既解决了耕地保护问题，又解决了农民的老有所养问题，一举两得。

4、创新农村发展管理方式。

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带来的是农业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转变，在农村管理体制构建上，华明镇突破原有管理模式的束缚，成立了华明示范镇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行政管理，改变了原来以村为主的管理方式，以3000户为一个社区，300户 为一个邻里，组建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居民代表大会为权利中枢，居委会和邻里、居民小组为基础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形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的新 型社区。华明镇重点突出对农村，尤其是居民集中点实行社区化管理，提高了管理、服务水平。成都市重点在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发挥村民自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 索。按照“三分离、两完善、一加强”（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政府职能与自治职能分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组织的领导）的原则，构建和完善“党组织领导下村民会议或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 充满民主和活力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如在都江堰市柳街镇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房屋测量面积的认定，承包地面积的确定统统都是经过村民议事会的形式通 过的决议，一经确定不得更改。村民议事会的民主决策形式有效满足了农民的民主意愿，提高了农民的参与度，解决了以前由政府职能部门无法解决的问题，不失为 农村村级管理的一种好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二、两地推动农民集中居住带来的启示

启示之一：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是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先决条件。

两 地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每一环节都渗透了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基本原则，也正因为有了农民群众的支持，两地在推进集中居住工作中遇到 的阻力较小，推进较顺利。如天津东丽区华明镇实行宅基地换房的村，村民要自愿向村委会递交拆迁还迁申请，做到了不强迫一户、不强拆一户，只有同意的农户达 到90%以上，方可实施换房工作。实际操作中，农民的支持率达到了95%以 上。在征地补偿、置换标准制定、房屋测量、还迁户型设计等环节都充分尊重农民意见，让群众自主选择，以村民代表大会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后制定具体 实施细则并张榜公布，真正做到了让人民群众满意。成都市在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项目实施让农民提前知情和全程参与，切实做到整治前农民乐 意，整治后农民满意。同时当地还建立了村民议事会制度，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交由群众讨论，防止简单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侵害部分农民的合法权益。凡是农民不同意的项目，坚决不实施，凡是农民不同意的拆迁，坚决不强制，防止代民做主，以行政命令方式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

启示之二：实施制度创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是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关键环节。

城 乡统筹、农民集中居住是一项战略工程，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领导方式和机制体制的深刻变革，必须全面推动各个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农村产业经营机制、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机制、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农村基础治理机制及统筹城乡发展管理 体制等方面深化改革，以制度创新推动城乡统筹。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政府既是现有制度的制定者也是政策的执行者，打破体制性障碍成为 政府推动城乡统筹的必修课。天津东丽区华明镇在农村土地流转、小城镇管理体制、建设投融资方式、社会保障制度等8个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如投融资方式上，集中居民点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依靠政府财力农民自身积累显然不可能，华明镇大胆创新“以政府直接投资为主导”建设小城镇的投融资方式，积极推行以宅基地换房为手段的“以地生财，以城养城”的 做法，在投融资模式方面开创了国家开发性金融与小城镇建设结合的先例，有效解决了建设资金问题。成都市郫县战旗村创新农村土地经营机制，将全村集体土地统 一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农民以土地入股，年底按股权分红，从而推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促进产业向集约方向发展，帮助农民从粗放型生产中解放出来，从 延长的农业产业链条中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启示之三：坚持市场运作、发挥社会辅助作用是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重要手段。

考察中我们发现，实现农民集中居住由政府全权包办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政府既没有这个财力，也没这个精力，纯粹的行政手段也不利于整合各类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化运作优势是两地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重要特点。天津东丽区政府成立了政府全资的“宾力”公司，全权负责华明镇集中居民点建设、农村宅基地复垦、规划商业区工业区开发、市场投融资等工作。其集中居民点的37亿建设资金全部以“宾力”公司名义从银行融资。集中居民点建设剩余的4000多亩土地也全部划入“宾力”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融入资金达40亿元，全面保障了集中居民点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都江堰市柳街镇在成都率先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将农村产权挂牌交易，加快了农村资源向资本的转化。成都市锦江区2007年成立农业投资公司，全面负责锦江区农村土地经营，利用1970亩国有土地作为资产，加大市场融资力度，目前已从银行贷款累计达24亿元。

启示之四：解决后顾之忧、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是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有力保障。

解决动迁农民的后顾之忧，让农民“住得进”还能“住得起”是两地在推进集中居住中着力破解的难题之一，从两地的经验看，依靠较发达的产业体系就近转移、安置农民和依托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集中的后顾之忧是两地推进集中居住并使集中模式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有力保障。如天津东丽区华明镇，在集中点周边规划7.33平方公里的华明工业园，已有110多加企业入驻，23家企业投产达产，加之华明镇紧邻天津滨海物流加工区，较好地吸纳了适龄就业人员就近转移就业。通过就近就业和自主创业，集中点近1.8万劳动力实现就业。华明镇还成立了专门机构，集中安置缺乏劳动能力的农民就业，仅集中点社区物业服务、保安保洁、环卫清扫、治安协管等岗位就安置了1100多名村民。再如成都郫县唐昌镇战旗村拥有村级企业7家，个体企业5家，集体资产1280万元，该村总人口1679人，其中具备就业条件的农民800人，另有100多人在外就业，本地企业只要能吸纳700人就业，即能全面解决就业问题，该村大力发展食用菌、蔬菜、花卉苗木等农业产业，仅“成都榕珍菌业有限公司”一家公司年吸纳当地劳动力就达300余 人，当地较发达的产业体系，为农民的充分就业提供了保障，做到了农民失地不失业，解决了农民收入来源问题。在依托产业实现较充分就业的前提下，两地还积极 探索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解决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进一步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如东丽区华明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100%，农民就医问题基本解决。在一次性交足26000元（政府有部分补贴）后，集中点农民可享受城镇职工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每月可领取520元养老保险金，养老问题初步解决。成都市从土地出让收益中筹措资金，设立耕地保护基金（400元/亩.年），专项用于承担耕地保护责任农户的养老保险补贴，农民的养老问题与耕地保护有机结合，既保护了耕地红线，又解决了农民养老问题，一举两得。当然，由此政府承担的财政压力也较大。

三、让农民集中居住必须面对的五个问题

从 实地调查来看，无论是天津的“宅基地换房”，还是成都的“三个集中”，本质上是地方政府通过推动农村宅基地拆迁、复垦和农民集中居住来获得建设用地指标的 行动。不同地区的改革措施虽然有所差别，但主要体现在拆迁补偿水平和集中居住标准上，一些地区条件比其他地区要更优惠些而已。但无论是宅基地拆迁补偿水平，还是集中居住标准，补偿安置政策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部门主导制定，缺乏公共参与和讨论，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值得政府、学术界以及公众去关 注和深思。

问题一 ：是否有足够法律依据？

这种通过宅基地拆迁复垦来实现土地发展权转移的做法是否有足够的法律依据？

从 指标供给的形式来看，不论是成都“拆院并院”、天津的“宅基地换房”，还是各地以“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名义进行的农村宅基地拆迁复 垦行为，都不是通过比较完善的市场交易实现的，而主要是行政手段。在很多地方其与“征收”行为的界限十分模糊，因为尽管农村宅基地被拆迁复垦后土地所有权 依然保留在集体，这个过程中农民的住房及附属房屋、天井、院落、晒场等财产被剥夺，依旧符合征收的特点。问题是，既然没有纳入征收范围，地方政府有什么法律依据来拆除和复垦农民的合法住房和宅基地？这样做是否与现行法律相悖？如果发生纠纷，是否可以有权利的保护救济？

更 进一步讲，为了获得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动用征地权来推动农村宅基地拆迁复垦是否恰当？把农民的宅基地拆掉复垦，让农民集中居住，并由地方政府获得建设用地 指标，这样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如果像某些地方政府宣传的那样，农民可以获得那么多好处，为什么地方政府不通过推动农民或农民集体为交易主体参与 的土地发展权市场交易，而非要通过一种近似于征收的办法来实现宅基地复垦？拆除和复垦农民的宅基地并不是为了国家或地方重要的基础设施、能源、教育、军事 等公共项目建设，甚至也不是为了一个特定的商业或居住项目，而是为了获得地方政府可以灵活使用的建设用地指标，为什么要动用征地权？

问题二 ：农民集中居住应在什么范围内推行？

农民集中居住到底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推行？大规模、运动式的整村拆迁复垦是否有必要？

根 据我们的调查，农民集中居住的范围在各地差别很大。有的地方采取小范围就近集中居住的做法，比如我们在成都双流县调查发现，当地在“拆院并院”过程中采取 就近安置的办法，由于新的居住点交通便利、商业设施较为齐全，农民的生活相对便利，同时新的居住点离农民的承包地不算很远，所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对要 小；而在天津华明镇，则采取农民集中居住到城镇的做法，在城镇边上建设大规模的高密度公寓式农民居住小区，镇内几个已经被拆除的村庄的原居民统一被安置到 农民居住小区，对农民而言，尽管生活方便了，农业生产却受到很大的影响，养殖业生产更是无法进行。

此 外，急进的、大规模、运动式的整村拆迁复垦是否有必要？将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由于耕作层已经破坏，耕地的质量较差，如果宅基地上的房屋很陈旧破败并已空 置，且没有非农价值，复垦的成本就较低，作为补充耕地的来源尚可理解。但在目前很多地区推行的宅基地拆迁复垦行动由于是大规模、运动式整村拆迁，所涉及的 农民住房，有相当部分是质量较好的砖瓦结构房屋，并常年有人居住，拆除这样的房子势必要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样的代价与获得的质 量较差的耕地相比，是否相称？

当然，地方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在发达地区，一亩建设用地指标本身就值10万元甚至20万元，有指标就可以征收城郊农地，其出让金则可高达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拆除较新的农村房屋，将宅基地予以复垦也是合算的。如果复垦宅基地不能折抵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显然不会有那么高的积极性去推动大规模的运动式的整村拆迁复垦。

问题三 ：集中居住的补偿和安置问题

在宅基地换房问题上，显然不同博弈方对其中收益分配合理与否，有着非常不同的计算，也必然产生差别很大的看法。

以天津为例，从政府角度来看，通过宅基地换房，对农民意味着资产价值、服务设施、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善，显然是对农民福利的改进。

但这种说法的有争议之处，是对村民原有住房价值估算中是否应该包括宅基地土地乃至村集体原有建设用地的价值。我们调查的不少天津村民认为，政府在其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利益，而农民则有很大损失。

根据新华社2008年8月26日的一篇报道，曾经给天津的宅基地换房算过一笔账，并认为通过宅基地换房，华明镇农民的家庭财产大幅增加：原来农民居住土坯房或砖混房，估价在2万元到5万元。到新的小城镇置换一套80多平方米住宅，价值超过40万元，农民的房产价值增加了10倍左右。同时，政府还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还迁农民的社会保险。还迁农民达到规定年龄，就可以享受每月400~500元不等的社会保障金。

据我们在华明镇的调查，从市场估价来看，75平方米的楼房按每平方米4000元的均价，价值大概在30万~40万元之间。以华明镇贯庄村为例，该村宅基地平均每户165平方米，但加上村办企业、道路、办公楼等集体建设用地，贯庄村共有农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2142亩，1910户，平均每户748平方米，折合为1.12亩。如果按户均一亩建设用地计算，考虑到贯庄周边的土地挂牌出让价格是每亩200万~400万元，是宅基地换房30万元收益的7~13倍左右。当然，华明镇各村的户均建设用地有所不同，但华明镇共有集体建设用地12071亩，可以计算出户均农村建设用地大概在0.8亩左右。华明镇部分农民希望政府能够按宅基地实际面积一比一换房。这样的要求，显然远远超过了政府目前愿意支付的水平。因此，部分农民不愿意搬迁是必然的。

这 里并不是说，去完全满足所有农民的补偿要求就是合理的。即使在城市更新改造或城中村拆迁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个别权利人漫天要价、导致城市更新或改造无法 完成的情况。但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虽不必然）是缺乏市场交易机制、没有价格发现机制来显示财产权利真实市场价值所带来的结果。

因 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土地发展权转移过程中仍然缺少市场定价要素，土地发展权转移价格基本上被地方政府单方面地规定为小城镇大小不同的一套住房的价格，而农民在此过程中基本缺乏谈判权。总之，在没有找到合理的定价方式前，强势地方政府忽略、伤害农民的眼前或长远利益的状况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问题四 ：如何切实尊重农民意愿？

如何在集中居住过程中对农民意愿实现切实尊重的问题，虽然各地出台的宅基地换房政策中一再强调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但实际操作中却往往难以实现。

在政府为获得土地指标来推动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强烈激励下，很难相信“搬、还是不搬”对拆迁复垦所涉及农民能够构成一个真正的选择，结果是缺乏足够发言权的农民“被”集中居住的性质很强。

以 天津为例，尽管当地各种政策文件中一再强调，宅基地换房以自愿为原则，要在保障农民利益基础上尊重农民意愿，由农民自愿提出申请，与村委会签订协议，同意 宅基地换房，才可以操作；同时村委会必须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签字画押，公证处公证。但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地方存在着强势推进宅基 地换房的情况，尊重农民意愿的措施有时很难落实。

以华明镇为例，由于宅基地换房涉及到的贯庄村出现拆迁困难，华明街道委员会2008年8月16日就发布了《关于强势推进贯庄村整体搬迁工作的决定》的文件。

文件中要求：与贯庄未搬迁户有亲属关系的华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管委会及物业聘用人员、贯庄村两委会成员、党分支书记、企业负责人等，从8月18日至8月22日在岗做亲属的工作，促使他们搬迁；从8月23日至8月27日停职做亲属工作，若亲属仍未搬迁，街道党委将视情况，分别做出停发奖金及相应福利待遇、解聘、辞退、免职以及党组织处理等。

一些村民反映，在宅基地换房过程中，村委会搬迁到新社区，原有菜市场强行关闭和拆除；村内道路也放弃维护；断水断电，村子周围的学校也同时搬迁。村民往往面临的局面是不得不换。虽然天津市政府要求必须90%以上的村民同意才能进行宅基地换房，但我们对贯庄的调查表明，村民意见并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结果导致占全村45%的866户农民联名起诉。

问题五 ：农民集中居住的后续问题怎么解决？

农民集中居住的后续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和妥善解决，这本质是一个“外生推动”的城市化所固有的缺陷，即并非缘于生产生活方式自然调整而产生的集聚。首先是复垦后耕地的归属问题。以天津华明镇为例，搬迁上“楼”的农民如何参与类似复垦项目的收益分配仍不明朗。按照《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调查，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镇宅基地复垦项目占地2000亩，华明街道为此专门成立了天津市滨海华明农业有限公司。规划建设581栋二代节能温室和两个各占15亩的智能温室，将重点发展高效设施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该项目建成后预期年收入可达4765万元，安置就业1500多人。

从华明镇的安排来看，华明街道办事处农办主任李健生称，“这个项目将来交由公司运作，收益也归公司”。因此，被置换出宅基地的农民应该不能参与复垦后的耕地收益分配。

其 次，有些地方的农民集中居住小区完全按照城市居民公寓式的小区模式建设，不管当地的农民是否已经脱离农业生产，不仅未考虑农作物晒场和农业生产辅助用房，甚至连放置农机具的场所也没有。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很多农民集中居住小区里，道路被用于晒场、停放各种农机具的现象非常普遍，给当地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带 来了极大的不便。

最后，由于集中居住以后，农民的生活成本，包括煤气、自来水、物管费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一些地区宅基地复垦后农民失去了房前屋后的自留地，连蔬菜也要到菜市场购买，事实上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对那些原本靠农业生产可以实现生活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民，特别是对俗称“4050”（四十多岁和五十多岁）农民来说，原有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就业又有困难，也没有达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生活更加艰辛。

由 于存在着上述问题，目前在各地推行农村宅基地复垦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的阻力，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不稳定，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上访和集体性事 件。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通过放弃对原有村庄基本设施维护，甚至在学校考试之前突然将学校搬离，从而对剩余村民施加压力，使得剩余村民 为了维系基本生活条件和确保孩子上学，“自愿”在搬迁协议书上签字。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自愿”集中居住，很难让人满意。

四、关于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几点建议

农 民集中居住点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当前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应遵循积极、稳妥、有序的原则，统一思 想、科学规划、创新举措、顺势推进，通过若干年持续努力，实现农村居民点布局从自然形态向规划形态转变，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质 量。1.以统一思想认识为前提，积极稳步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进 一步统一各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从全局、长远的高度审视农民集居点建设重大意义，调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积极性。应充分认清推进农民集中居 住点建设的决策，是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科学选择，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是惠及农民的好事实事，必须不遗余力、持之以恒地予以推进。应正确认识农民集中 居住不是农民居住自然点的简单合并，不是人口简单的空间集聚，而是牵动农民切身利益，涉及农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实施农民集居是 一个渐进的、较长的历史过程，必须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和村级财力的增强以及农民富裕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实施，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从各地实际出发，防止盲目制定时间进度、追求建设速度和大拆大建、强行推进的现象。只有深刻领会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才能顺势而为、合力攻坚。

2.以完善布局规划为龙头，引领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有序推进。规划是农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龙头，事关长远发展。

一要细化完善。组织对农民集中居住点规划“回头看”，做好修订完善工作，提高规划的前瞻性、可操作性，务求贯穿生态理念，体现文化内涵，反映区域特色，防止千村一面。

二要相互衔接。在制定农民集中居住点总体布局规划的同时，还要考虑畜禽养殖和二、三产业发展等问题，使之相匹配。同时要协调建设、国土等相关部门，结合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搞好集中居住点布局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

三要公开透明。规划要充分征求农民意见，并通过法定程序确定下来，实施刚性管理。规划一经确定要对社会公开，严格执行，接受群众监督。

四要依法监管。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必须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各级政府的政策规定来开展，加强建设过程中的监督管理，绝不允许借集中居住点建设变相开发商品房，违规操作，否则会损害农民利益，留下隐患。

3.以项目拆迁、危房翻建等为重点，引导农民逐步向居住点集中。根据目前财力，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不可能像城镇改造一样大拆大建，只能在规划引领下，分步实施，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一是利用项目拆迁率先集聚。对于拓展工业园区、建设规模化现代农业项目以及有关重大工程需要拆迁的农户，应率先安置到集中居住点，利用拆迁补偿做优环境、完善功能，增强对农民集居的吸引力。二是利用新建翻建先行集聚。凡 需新建、翻建房屋的农户应一律进入集中居住点。对集居点外的分散建房，除特殊情况外，应停止审批。强化镇村干部管理责任，建立专项巡查制度，坚决刹住不按 规划办事、不批私建、乱搭乱建等现象。对少数因房屋破旧、居住确有危险又无力新建住房的困难户，可给予必要扶持，优先进点集居，或利用村民“脱壳房”过渡性置换。

4.以解决难点问题为突破，加强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政策引导。农村现行政策的制约是目前农村集居点建设推进的一大难题。一方面要积极反映、向上争取政策；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强调研，积极探索，形成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

一是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千 方百计做好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用地的调剂工作。对于涉及农户承包地的，要在做好农民思想工作的前提下，采取置换、互换、征收、租赁等多种方式，加以解决。尽快明确跨村组宅基地置换政策，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复垦奖励政策。对集中居住点用地计划实行单列，确保不挤占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用地计划。

二是研究整合资金扶持政策。减 免集中居住点规划审批等相关行政事业收费或进行补贴，减免或取消水、电增容费。集居点农民办理水、电、通信等开户、过户手续时，有关部门应免收开户费、过 户费。同时，尽可能将省支农资金向集中居住点建设倾斜，从每年的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集居点建设。在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的同时，引入多元化投 入机制，多方筹措建设资金，使供水、供电、通信、道路、绿化、垃圾及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建设到位。

三是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研 究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与之相适应、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逐步将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工纳入社保范围，使农民 获得更多实惠，解除农村居民后顾之忧。可在征用的城镇建设用地中，划出一定比例的土地给成片拆迁的村组开发经营，其所得作为失地农民的生活补助，以保证失 地农民有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

5.以农业产业化为支撑，增强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物质基础。城 镇化推进离不开工业化发展，农民集居点建设也离不开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是发展农村经济、挖掘农内增收潜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农民集居点建 设的有力支撑。应继续调整农业结构，加大项目农业发展力度，推进优质特色农副产品基地建设，发展高效、优质、安全的现代农业，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 加值。培育和引进农业龙头企业，重点扶持一批竞争力强、外向度高、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努力实现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围绕 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培养壮大农民经纪人队伍，打造“一品一村”或“一品多村”，形成小规模与大群体相结合的产业基地和生产体系，实现千家万户增收致富。着力抓好农民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转移质量，增加农民农外就业和收入。同时，通过教育培训，改变农民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实现从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的根本转变。

第三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素质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素质问题

摘要 分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素质的现状，认为存在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差、道德素质有待提高、法制素质普遍较低和农民的身体素质不容乐观等问题，对提高农民素质的对策进行了探讨，以期提高农民的各项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素质；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0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08）12-0296-02

1目前我国农民素质现状分析

农民素质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一般认为包括科技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民主法制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民素质已有明显的提高，但是整体素质偏低的现状仍不容忽视。

1.1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整体较差

科技文化素质指所受的教育程度、自身文化科技水平、对社会文化科技认知、接受和运用能力。据2000年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农业劳动力中，文盲率9.56%，小学文化人数占比34.49%，初中文化人数占比44.99%，高中及中专文化人数占比10.61%，大专以上0.37%，2000年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据测算，到2010年，我国农民平均文化程度也只能达到8年（初中水平），而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就达到了11年，目前在12年以上。农民接受科技培训的人次少，接受过中级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仅占0.13%，没有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竞高达76.4%。据2001年中国科协对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具备科学素养的农村居民仅占4%，81%的农民对农业新技术新产品表现出消极的观察、观望态度和心理。这一落后的现状导致了许多农业科技成果和先进机械装备难以推广应用，不利于农民增收和农业现代化，大大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进程。

1.2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有待提高

思想道德素质指人生观、价值观、道德品质方面所具有的规范程度。随着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我国农民的道德素质确实有很大提高，但相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农民现有的思想道德素质还明显滞后。部分农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淡薄，个人主义严重，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小农观念浓厚，思想守旧，开拓意识差，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拜金主义盛行，利已主义抬头，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现象时有出现。思想信仰出现波动，封建迷信沉渣泛起；部分农民传统道德观念淡薄，不孝敬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等等。如果不加强对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必将严重影响新农村建设质量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1.3农民民主法制素质普遍较低

民主法制素质指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及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农民逐渐学会了维护和争取属于自己的民主法律权利。但总体看来，农民的民主法制素质普遍较低。虽多数农民知道拥有诸多民主政治权利（比如说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在实践中往往不知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政治权利，在不少农村干部换届选举中，某些农民甚至为极少的物质利益而出卖自己的选举权。一些农民因法律观念不强导致犯罪的事件在农村屡见不鲜，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契约意识差，人情关系往往取代法律关系，致使自身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在市场竞争中运用法律手段协调经济关系、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能力也很低，这就使农民在市场经济运转中处于不利位置。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农民必须增强法制观念，才能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法制权利。

1.4农民的健康素质不容乐观

健康素质指身体健康状态和大脑的机能状况。经过多年的努力，农民的身体素质普遍提高。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农民在身体素质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看病难”、“住院贵”。据2003年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3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48.9%的农民因病应就医而不去就医，有29.6%的农民应住院而不住院，其主要原因就是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广大农民难以承受，这无疑会损害农民身体健康。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体制，造成国家对农村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农村医疗设备落后，从医人员专业素质普遍不高，即便是农民有条件就医也会影响治疗效果。因此，农村居民患病率普遍高于城镇压居民。此外，广大农村饮用水不符合卫生标准，潜在威胁着农民身体健康；部分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导致一些地方病和传染病盛行；农村劳动者中还有少数人格不健全者，也有一定比例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患者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这都对农民健康素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长远发展。

2提高农民素质的对策

我国农民素质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从战略和全局上来看，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当务之急，也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长远之举。有关部门应立足于农村实际，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各项配套工作，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提高农民素质献计献策，同心协力做好这项育人工程。

2.1促进城乡经济融合，通过城乡交流提高农民素质

农村城镇化的推进过程，是农业人口改变自身陈旧观念和城市现代价值观念在农村的扩散过程。城乡之间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促进农村生产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促进农村人口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趋向朝着现代文明转变，使农村人口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实行城乡之间双向开放的这种城乡融合的发展模式，是改变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途径，是最好的农民素质教育形式之一。

2.2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育

当前，要注意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进行宣传教育，加速农业向市场经济的转化，积极培育农村的资金、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产权等要素市场，把分散的农户生产与大市场结合起来，促进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要教育农民克服“重农轻商”、“重产轻销”的思想观念，深化农产品价格体系和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建立完善农副产品市场营销体系，组织农民进入市场，确立起市场导向观念，加强市场经济中的诚信教育。

2.3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农村青少年是未来农村各项事业的主力军，他们将成为新世纪农民队伍的主体。农村基础教育直接关系到农村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状况，而农村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状况将直接决定我国未来的农民队伍的素质。因此，从长远来看，加强农民素质教育，必须要高度重视农村的基础教育。

2.4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农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大力实施。因此，要健全和完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效益。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要坚持“学用结合，按需施教”的原则，把农村的文化教育与科普教育结合起来，将扫除文盲与扫除科盲同步进行，要采取措施从人、财、物各方面来提高农业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比重。可以充分发挥各级科委、科协、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和单位的作用，强化“一技一训”、“一业一训”、农闲系统培训、农忙急用培训，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职业教育培训重点是乡村基层干部、农业科技人员、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民群众，适当设置相应的农村经济、市场经济、乡镇企业等专业及课程，造就和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农村成人教育应当在扫盲的基础上面向广大农民群众采用分级制进一步开展文化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为提高农民素质作出贡献。

第四篇：浅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观能动性发挥

浅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观能动性发挥

2戚中美，陈明华

（1，2东华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江西 抚州 344000）

本文是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江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JL03）

Shallow the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farmers subjective play QIZhong–mei，ChENMing–hua

(JiangXi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research departments ,FuZhou,344000，China)Abstract：This new rural construction 20 words goal request, expounds the farme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fully in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and analyz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restrict peasants' subjective factors of correct play, and on this basis, reached some Suggestions,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of farmers, correct subjective initiative, promoting the new countryside building smoothly.keywords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Farmers subject、Subjective initiative 摘要：本文从新农村建设20字目标要求出发，论述了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在新农村建设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以及分析了在新农村建设中，制约农民主观能动性正确发挥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几点思考建议，以充分、正确的发挥农民主观能动性，推动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主观能动性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农村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民收入相应增加，生活宽裕；团结和睦、乐于助人、邻里之间一片和谐的良好风气基本形成；新农村村居、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呈现整齐干净的局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管理科学民主, “一事一议”和村务公开，群众积极参与、农民依法行使民主的权利。要实现这些目标，要求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参与意识，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一、农民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党和国家针对新农村建设下发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并在财政上给予极大的支持，提出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农企合作”等政策性口号。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新型农民的概念，更加突出了“农民”这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主体的重要性，而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显得尤为重要。

1、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利于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本质、内部联系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恩格斯说，意识是地球上“美丽的花朵”，这是对意识作用的生动描绘。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创造了令人赞叹不已的世界文明。从洪荒之世到现代科技革命，从蔡伦造纸到飞船

12遨游太空，无不打上人的意识的印记，无不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和创造精神。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意识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能动反映。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即意识是能动的，具有目的性、计划性和创造性，也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和劳动者的农民在参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根据现实的原材料，对新农村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以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借助抽象思维，概括整理大量的感性材料，达到对新农村建设的本质、内部联系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以完成从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能动飞跃，形成正确的理性认识，从而更好地指导和服务 于新农村建设实践。

2、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利于彻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对新农村建设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可以在党的方针政策影响下，积极投入到新农村建设当中。显然，广大农民积极学习新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专业技能等，积极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活动；主动与农业科技大篷车接触；返乡农民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创业，开设禽畜养殖场、水产养殖等；坚持走我省农业标准化道路，继续建设出像全南县高山蔬菜标准化示范区，新余蜜桔标准化示范区等示范区；勇于科技创新，打造农民自己的品牌，依靠科技提高农业产业积聚力等等，是与农民主动、积极发挥能动性分不开的。如果广大农民群众，不积极主动，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再好的政策，再多的财政投入，也只能解新农村建设的燃眉之急，也只是取得象征性的成绩，不会触及到真正的新农村建设。

3、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利于推动农民开拓创新 古人云：“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人身不能久安，有疾所当治也。”江泽民同志也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实践证明每一次重大创新的出现，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每一次创新的出现，将时代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就这样推动社会螺旋式向前发展。新农村建设也是如此，需要创新精神，而且出现的创新越多，新农村建设就越有活力，就越充满希望。列宁说：“世界不会满足人，【2】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新农村建设，不会自动满足农民的需要，而是要靠农民大众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去开拓，去创造，更需要创新，需要解放思想，需要在新农村创造一片新天地。新农村建设需要创新，而不只是技术创新，还需要思想创新，概念创新，方法创新，农产品创新和理论创新。这些创新只有依靠处在新农村建设实际当中的农民才能实现，这是一批与新农村建设有直接接触，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人，最为熟悉农村的环境，对其中的一些东西最为了解，也有一个比较清楚直接的认识，而且他们长期处于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他们对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全新、正

确的认识，加上具备上述一定的优越条件，推动创新。

4、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利于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维护自身权益

新时期，农民传统观念要转变，要紧跟时代的步伐，跟上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但要保持城乡相对平衡，摆脱以往所处的劣势地位，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促使地方政府职能的有效

【3】转移，有效杜绝伪劣农用产品，抗衡农村工业化、产业化过程中恶性污染，这要靠农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会真正地自我管理，学会民主化，促使自己成为有组织能力的农民，以有效保护自身的权益。马克思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4】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可以促使他们建立一个自己的组织，走联合互助的道路，像我们的工人的组织叫工会，民营企业家的组织叫工商联，那我们的农民自己的组织就应该叫农【5】会。农民主观能动性的正确发挥，有利于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自发组织起来，联合互助，走

公司化道路，切实保障自身的权益。

二、制约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因素

1、农民主观能动性发挥受自身素质的制约

【1】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的自身素质直接影响到他们主观能动性的正常发挥。在生理、心理素质相同的条件下，农民主体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观念方面素质直接决定着其主观能动性正确发挥的方向和实践活动类型的选择。而具有严重的单家独户经营观念、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的农民，和过着缺乏创新、对土地有着严重的依赖意识,目光短浅、懒于竞争的传统劳动生活的农民来说，他们显然是不能正确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能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农民具有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方面的素质是与他们的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大小成正比的。诸如“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先烂”的观念在广大农民中普遍存在，这严重增加了新农村建设主体的精神负担，促使他们甘愿于固步自封，自给自足；严重阻碍了他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致使农民主体不断重复在土地上的单调实践活动，不敢越雷池半步。同时，农民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新的思想或行为也被扼杀在这种落后观念造成的精神负担之中。

2、农民主观能动性发挥受资金、创业风险、政策方面等客观条件的制约

近年来，国家和政府对新农村建设，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制订了很多优惠政策，也加大了财政支持力度。但农民自主创业缺少资金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一部分有思想有胆识的有志农民想要创业，但苦于缺乏资金。农民家庭收入有限，基础薄弱。如果脱离农业生产，转向其他行业或产业经营，所承担的风险太大，一旦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失败，他们就可能面临家庭破产，连带的负担大，比如父母孩子的生活问题方面就会失去保障。成功的机会和承担的风险几乎相当。一部分农民想有所作为，想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摆在面前的困难重重，诸如相关的审批手续繁琐，审批时间漫长；公职服务人员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基层干部并不能真正保护农民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吃喝拿现象严重等。

3、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在新农村建设中作为主体的农民与客体之间的能动与受动关系的制约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需要一定的条件，这是由人的本质特性决定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不是截然独立的，而是和周围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并在与自身身心矛盾过程中得到发展。农民主体与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表现在农民与自然、农民与社会及农民与自身身心的一定关系上。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的农民在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就与客体形成了能动与受动的客观存在的双向关系,农民在认识和改造客体，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同时也受制于新农村建设这一客体。农民即是 “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又是“受

【6】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农民的能动性与受动性始终既相矛盾又相统一。农民主观能动性能否正确发挥及发挥程度如何,主要受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农民能否突破来自自

【7】然界、社会的外界受动性和来自自身内在受动性的双重制约。

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观能动性正确发挥的几点思考

1、作为建设主体的农民要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解放思想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要自觉提高自身具有的科学文化素质，消除因科学文化知识欠缺而对农村建设的影响，以及对新农村建设主体自身的影响，积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如果农民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就会有开阔的眼界，对事物就可能有科学的认识，才可能正确指导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才有可能使主观能动性朝正确的方向发生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

【8】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正确的“想”与正确的“做”两者的有机统一,而不是主观随意性和自发盲动性。在新农村建设中，作为建设主体的农民坚持不随波逐流，以正确的“想”和正确的“做”，正确挖掘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思想掌控自己的未来，以行动为思想插上翅膀，实现“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解放思想和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是分不开的，解放思想的同时要把获得的直接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正确的理论，自觉消除社会上一切不良思想，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武装自己，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2、国家要为农民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相关条件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针对上述的情况，我们要继续推行为农民发放小额贷款，为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农民提供资金保障；继续完善农村保险业，为农民积极创业把风险减少到最少最低；为有志农民开设专门的绿色通道，缩减相关审批手续，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农民提供服务保障，为新农村建设铺平道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9】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农民主体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而这些条件制约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目的、方法、形式、能力等。农民主体在立足现实,充分借助现有的条件和相关制度保障进行新农村建设实践活动的同时,还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利用既有的条件,积极认识和改造世界,为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新的条件，为主观能动性能不断正确的发挥下去再创造新的条件。

3、正确处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客观规律对实践活动的制约作用 新农村建设活动，要使农民认清自身和客体的关系，解决好在新农村建设中自身与客体之间的能动与受动关系，即农民要突破来自自然界、社会的外界受动性和来自自身内在受动性的双重制约，还要认清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农民参加新农村建设，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绝不可忽视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规律，搞主观随意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要学会正确认识和运用新农村建设的规律。恩格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客观规律性，他强调:“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10】确运用自然规律”。同时要把抽象出来的真理性认识与客体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找解决新农村建设当中的现实问题的方法。即根据新农村建设客体的现状、特点及规律,人为地改变规律赖以发生作用的条件,限制客体运动变化的速度、方向、形式、范围等,把对农民主体

【11】最为有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四、结语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农民的作用，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要时刻牢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新农村建设的直接参与者，直接实践者。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由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12】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顺利进行，就要靠农民主体掌握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武装自己，以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参考文献：

[1]逄锦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D].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修订版.第49页 [2]列宁全集[M].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3]世纪大讲堂[D].第11辑.凤凰卫视编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第108页

[5] 世纪大讲堂[D].第11辑.凤凰卫视编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第42卷.第167页

[7]于维民.论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条件[J]，甘肃社会科学，1998(5)10.11 [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人民出版社.第44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60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518页 [11]于维民.论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条件[J]，甘肃社会科学，1998(5)11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460页

作者简介:戚中美，男，1986年4月生，安徽濉溪人。东华理工大学思政教研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联系电话：***

陈明华，男，1967年4月生，江西乐安人，硕士学位。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和农村问题研究。

第五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饮水安全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饮水安全问题

摘 要：保障饮水安全是当前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而农村饮用水源保护是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核心。本文通过调查对影响我国农村饮用水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剖析了农村饮用水源地污染的主要成因；提出了保护农村饮用水水源的对策建议。关键词：农村饮用水源；现状；保护；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农村饮用水源保护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对饮水安全工作做出重要批示，：“无论有多大困难，都要想办法解决群众的饮水问题，绝不能让群众再喝高氟水”；“要增强紧迫感，深入调研，科学论证，提出解决方案，认真加以落实，使群众能喝上„放心水‟”。

在200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指出：五年来解决了9,748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2009 年再解决6,000万人安全饮水问题。[1]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加大了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的投资力度，采取了一系列工程和管理措施，解决了一些农民的饮水问题。但农村饮水安全形势仍十分严峻，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又由于经济发展和资源过度开发，导致了农村饮用水源污染和水资源枯竭问题，这些问题正日益威胁到农民的饮水健康。因此，加强农村饮用水源保护，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2]。

一、农村饮水现状和展望

农村饮水主要是指农村和乡镇居民生活用水。我国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有氟水区、苦咸水区、用水量不足、用水方便程度低等9 种类型。出现饮水不安全的原因包括：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不匹配；环境污染严重，流经城市的90％河段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地下水超采，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等。全国1/4 以上的国家河流监测断面和近1/2 的国控重点湖泊水库不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最低要求，一半以上的国家河流监测断面和70%以上的国控重点湖泊水库不适宜作为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河湖污染相当严重。饮水安全问题任道重远。

目前中国农村继续要求饮水解困的人数还有1,000 多万，主要是近年来新出现的饮水困难人口。据了解，目前全国有3 亿多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饮水不安全人口在数量上中部多东部少，中部为1.4 亿人，东部为0.7 亿人；在饮水不安全人口占农村总人口比例上，西部多东部少，西部为40%；东部为27%。按照规划，中国到2010 年底将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困难问题，村镇自来水普及率达到60％，至2020年底农村基本普及自来水，其中乡镇实现自来水化。在农村饮水困难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今后的工作重点将着力解决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优先解决对农民生活和身体健康影响较大的饮水安全问题。到2020 年基本解决我国农村的饮水安全问题，争取让3 亿多农村人口喝上放心水。

二、农村饮水安全面临的问题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工作，把帮助农村居民解决饮水困难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建设一系列农村饮水工程，并提出和逐步推行一系列措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在取得一些经验和效益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村饮水安全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1）水资源紧缺、气候变化，加大了解决农村饮水安全的难度。我国水资源紧缺，是世界上最贫水的国家之一。受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我国极端气候发生频繁，且水资源总量呈下降趋势，严重威胁饮水安全。有资料显示，1997 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855 亿m3，2004 年降为24,130 亿m3，特别是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地区水资源总量下降趋势极为明显。河北省平均年降水量上世纪五十年代为612mm，而近七年只有430mm，明显减少。我国华北、西北地区主要靠地下水源，多年来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单井出水量减少，有的井深在500m 以上。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山丘地区，主要靠集雨的水窖、水池和小水库，由于持续干旱，这些蓄水设施干涸，需要到几十公里外拉水吃。由于水资源短缺和缺少必要的供水设施，全国农村水量不足、保证率低的饮水不安全人口占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的三分之一。

（2）水污染严重，已成为威胁农村饮水安全主要因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工业及城市污染大量向农村转移，农村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交错，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村镇水环境恶化，局部突发性恶性水污染事件经常发生，大范围出现的水源污染和水环境破坏，对广大农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影响社会稳定，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生活污水直接进入饮用水源、牲畜直接在水源地饮水以及牲畜的粪便也被带入到水中。如果饮用水源流动缓慢，将使藻类及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使水体呈现绿色，水质受到严重污染。乡镇采矿和冶金工业的尾矿、炉渣乱堆乱放在小河沟旁，造成河道淤积、水体受污染；采用落后工艺技术的乡镇企业对自然资源地掠夺式利用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工业生产过程中时有泄漏事故发生，对周围环境污染严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饮用水源的水质。对农村工业污染源的调查表明，有工业污染源的水源所占百分比较有生活污染源的水源所占百分比低得多，一般低于 50%，这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工业发展尚比较落后有关。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污染源的污染饮用水水源问题会日益严重污染不仅造成许多农民的饮水困难，而且给目前已建工程的水源保护带来巨大难度。目前农村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威胁广大农村居民饮水安全的主要因素，且呈不断扩大趋势。全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中有近一半是由于水环境污染和水源破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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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下水位下降。因工农业生产开采地下水过量，致使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浓度增大，地下水源受到污染。研究表明，尽管种类繁多的污染物可通过多种途径污染地下水，但是构成地下水广域性和持久性污染的并不是潜在有危害的重金属污染物，也不是有毒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而是存在于地质构造、成为天然水基本溶质成分的主要离子和生物中成份物质，这是因为地下水含水层比地表水有更强的净化能力，以及这些化合物自身的化学性质和在含水层中的化学行为。使地下水变苦、变涩，使形成的水体硬度增加，是当前地下水污染中的突出问题。

（4）农村供水工程小型分散、建设标准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农村集中式供水受益人口为4 亿多，约占农村人口的40%，而日供水量大于200m3的集中式供水工程受益人口约占农村总人口的15%；由于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许多集中式供水工程设施简陋，缺少水处理和消毒设施，工程没有达到原设计标准，没有进行规定的水质检测。由于我国农村供水工程小型分散，建设标准低、设施简陋，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今年南方地区冰雪灾害使得大量农村供水设施损坏，影响正常供水。5.12 汶川大地震后，造成上千万人的饮水不安全，灾后重建任务艰巨，关于供水工程建设标准问题需要我们专题研究。

（5）水土流失 由于不适当的人为开发，引起了生态环境改变和自然环境的退化，使水源涵养能力下降，部分草原退化、植被稀疏，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每年有大量泥沙及腐植质进入地表水体在底部淤积，形成了地表水体的内污染源。

（6）农村面源污染。人们在从事农业耕作活动时，由于使用化肥、农药等，使有害物进入河流、湖泊、水库等，造成农村地表饮用水源的污染。农村面源污染中的主要污染物质是氮、磷营养元素：一方面，我国农田的氮肥使用量居世界首位，但其利用率却很低，过量的氮肥随降雨径流和渗漏排入水体而引起水源污染；另一方面，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93 年统计，我国农田磷素进入水体的通量为19.5kg/hm2，比美国高8 倍。过量使用化肥已成为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的原因，这类污染是水源保护工作中不易控制的因素。

三、农村饮用水源保护的对策建议

确保农村饮用水源卫生，保障农民用上足量安全的水，其根本措施就是构建科学合理的供水工程、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对于农村地区，要合理开发、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加快以雨水集蓄利用为重点的微型蓄水工程建设。污染一般是由人类活动带来的，对于农村饮用水源来说，主要是生活废弃物和工业“三废”引起的污染[3]。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由于土壤岩性、生活垃圾、卫生条件、农药化肥和工业废水肆意排放等因素造成了饮用水源地污染。针对于此，一些研究者也提出了相应的保障饮用水源地安全的对策与措施。主要包括：（1）选择不易污染的水源：水源的选择应从技术和经济两方面综合考虑。由于地表水易受到工业废水、农灌尾水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以地表水为饮用水水源会增加水质净化的难度。在同等条件下，地下水源不易受污染，易于防护，卫生条件好，宜优先选择水质符合要求的地下水。只有当地下水短缺或水中含氟、铁等物质过高、水味苦咸或遭受工业有害废弃物严重污染致使水质恶化时才应考虑地表水；（2）严把水源工程关：确保水源水质符合国家饮水卫生标准，应建立坚持在水源工程开工前检验相关水源水质的制度，并尽量采用全封闭水源构筑物，避免污染物直接污染；（3）加强水源卫生防护：作为生活饮用水的水源，应设置卫生防护地带，划分不同的水源保护区，并规定相应的保护措施；（4）强化水质监测：加强对供水水源地的监测工作。为了防止水的污染，建立健全严格的水质检验制度。水源水质监测的目的是为了及时全面掌握水源水质的动态变化特征，为水源水质的准确评价和水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水源污染防治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依据。水源水质监测与评价应包括监测点的布置、监测项目、监测时间、监测频率的确定、监测方法的选择和水质评价等内容。其中具体监测项目可针对不同水源，按水源环境质量标准及水源污染的实际情况加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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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仰斌.采取措施 努力工作 切实保障农村饮水安全[J].中国水利，2005，（3）：30-32.[2] 翟浩辉.把握重点 统筹规划 保障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在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审查会上的讲话摘要[J].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2006，（5）：1-3.[3] 李代鑫，杨广欣.我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6，（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