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实践

第一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实践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实践

第一财经日报 李秀中 2014-05-28

核心提示：成都崇州的试验一是确保粮食安全，规模化经营又没有非粮化；二是解决了谁种田的问题，涌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成为一种职业；三是以低成本推动了规模经营，农民还没有丧失土地的控制权。

4月29日，正是栽秧的繁忙季节，王志全安排了50多人忙着抢种。作为成都崇州市隆兴镇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他管理着1000多亩田地。完成合作社每年制定的生产计划，王志全能够分享两成的收益，年收入8万~9万元。

农业职业经理人是成都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新鲜产物，其发源地崇州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已由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1000多人。它类似于建筑业的承包商和工商业的职业经理人。当天，全国都市现代农业暨“菜篮子”工程现场交流会的嘉宾还参观了王志全所管理的地区。

而在此前几天，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省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以及中央农村工作的智囊们，联合在崇州召开了对这一新鲜产物的课题研究。专家们将此定义为“农业共营制”。

成都崇州的试验就是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同时引导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并打造“一站式”的农业服务超市平台。

课题组负责人、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成都崇州的试验一是确保粮食安全，规模化经营又没有非粮化；二是解决了谁种田的问题，涌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成为一种职业；三是以低成本推动了规模经营，农民还没有丧失土地的控制权。

课题组另外两位负责人——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必良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强调，崇州的这一试验具有普适性，可以在别的地区推广复制。

农业“CEO”涌现

杨柳土地合作社成立于近年，当时村民以确权颁证后的101.2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以101.27亩二轮土地承包期剩余经营权年限，每亩作价900元出资，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这也是全国第一宗农民没有出钱，而是纯粹以土地入股，并进行工商注册的合作社。

杨柳土地合作社理事长陈永建向本报记者介绍说，当时的状况是一些80后、90后年轻人不愿意种田，也不会种了，只有老年人种地，当时的想法是把这些土地集中起来采用机械化的方式耕作。

集中起来的土地如何经营是合作社能否长久发展的关键。当时，崇州市农机局职工周维松办起了农机合作社。杨柳土地合作社就聘请周维松作为生产经理，指导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不过，周维松不收取分红，只是在耕作时收取农机服务费，这成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雏形。

3年之后，王志全接受聘请担任了杨柳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其分配机制是按照2∶8比例与合作社分享生产收益。即扣除生产成本之后，两成归职业经理人，八成归合作社。2013年改为1∶2∶7，即提取一成的合作社公积金、两成收益给职业经理人，七成收益用于合作社土地入股的分红。

陈永建介绍了这一运作模式：由合作社提出当年的生产计划，即每个季节种植什么作物，职业经理人执行这一计划，并根据计划提出成本预算，再交由合作社股东大会审议，合作社通过后按此成本支付职业经理人成本费用，待到收获后，再对收益进行分红。其中，职业经理人必须确保保底收益，否则要赔偿损失。

可见，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和公司董事会与CEO本质相似。王志全告诉本报记者，他每年能够收入8万~9万元。他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长，后来又到成都打工，做起了装饰。后来回到崇州在其所在村流转了80多亩地，成立了志全农业合作社，随后受聘成为杨柳土地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

作为职业经理人，王志全负责这些田地的生产经营，一方面需要种植技术，另外一方面则需要管理能力。杨柳土地合作社已经从100多亩发展到1500多亩，这么大的面积对他是一个考验，王志全将其分成4个经营小组，又安排了各组负责人，形成了自己的生产经营团队。

像王志全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已经批量涌现。目前，崇州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960余人，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1460人，通过竞争上岗的有767人，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而这一现象对农业生产带来的效果也是积极明显的。

前述课题组研究发现，由于职业经理人的产生，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和“科学种田”的问题，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大春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约90元（如果考虑到农户生产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下降幅度将达到40%以上）。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

崇州试验的星星之火已在成都形成燎原之势。目前，成都市已有农业职业经理人7903名，他们活跃在全市19个区（市）县的田间地头，在现代农业中大显身手。而当地政府连续出台政策助推这一创新快速发展。

2012年以来，成都市农委等部门出台了关于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试行意见；成都市农委、财政局、科技局、人社局等出台了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评价管理规定，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考核管理体系。

2013年，成都安排农民培训专项资金1200万元，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资金500万元。给政策，对农业职业经理人领办、新办生产基地给予补贴，支持他们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对个人应缴的20%缴费基数，由财政补贴12%。

创新带来的可期前景以及良好政策的助推，加速了现代农业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职业经理人通过规模化生产增加收入，高于外出打工收入，同时照顾了家庭，使得一部分农

业能手回流；另一方面，吸引技术人才进入，2013年年底，杨柳土地合作社已经有7名30岁以下的大学生竞聘职业经理人上岗。

在解决谁种田和科学种田的同时，也催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因为农业职业经理人执行合作社的经营计划，必然要采购众多的社会化服务。为降低服务外包成本，同时也有利于农业职业经理人专职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由此又催生形成了“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

这些农业服务超市，搭建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全程机械化、农资配送、专业育秧（苗）、病虫统治、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贮、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所有服务项目、内容、标准、价格，均实现公开公示、明码标价，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对耕、种、管、收、卖等环节多样化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对接。

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9个，分别联结22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或大户[共拥有大中型农机具320台（套），从业人员662人]，16个植保专业服务组织[拥有植保机械700余台（套）]，6个劳务合作社（从业人员1000多人），以及工厂化育秧中心2个、集中育秧基地10个，服务面积达14.63万余亩。

不仅如此，随着土地规模经营的扩张，职业经理人的现代经营管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农业品牌服务体系应运而生。比如，崇州先后试点了“五权”公开流转交易和抵押融资，获得金融机构贷款7.5亿元。

显然，崇州试验与普遍的土地流转有着显著不同。首先社员是经营主体，农民对土地有控制权，种什么农民说了算，而且社员有退社自由，农民获得的是收益分红而不是租金；土地合作社主要从事水稻、小麦、油菜等粮油种植，而土地流转有的用于非粮生产，比如花卉苗木等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

提供可复制经验

成都崇州的试验正触碰中国农业的根本瓶颈，吸引罗必良和程国强来做此项研究的正是它的可复制性。他们都来自湖北，希望通过对这一做法的研究总结，能够在自己家乡进行复制，以及形成全国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一个方向。

罗必良表示，就全国总体而言，30多年来，农业经营体制的“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家庭经营”的大格局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动。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农村土地与劳动力的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重大变化。

这个重大变化体现在：一是土地细碎化，几乎没有规模经济性；二是农户兼职化，农民已经不以农为主；三是劳动力弱质化，留守农业的劳动力更是呈现出老龄化与妇女化特征；四是农业副业化，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大幅下降；五是生产非粮化。

罗必良表示，上述变化共同表明了农业不断“被边缘化”的问题。他们的前期研究表明，“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的现象已经广泛存在，势必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的重要隐患。

罗必良认为，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最为棘手的瓶颈难题是：如何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成都崇州的试验所探索的“农业共营制”形成了“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复制性。

罗必良表示，崇州试验的创新价值与启迪意义在于其三大交易装置的形成。一是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形成土地的适度集中并达成土地经营与企业家经营的合作交易装置。二是农业职业经理人市场，改善了农业的知识分工与决策经营效率。三是农业生产性服务超市，促成了农业的技术分工与生产操作效率。

罗认为，崇州的“农业共营制”作为新形势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创新，有效破解了家庭经营应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瓶颈，以及统一经营层次被弱化的问题；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实现了现代物质技术装备、企业家能力等先进生产要素与经营方式的高效对接；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现代农业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增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崇州所探索和实践的“农业共营制”，有可能是破解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昭示着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第二篇：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之后不久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对其作出了强调。这是对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部署，指明了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向。我们在推进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中，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这一重大决策，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经过改革与发展，我国已形成了以承包农户为基础、多种生产经营主体共存的农业经营格局。但是，离构建“四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还有很大差距。一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呈现老龄化、妇女化、低文化趋势，迫切需要解决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加快培养职业农民。二是承包农户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户兼业化倾向明显，迫切需要解决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偏低问题，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三是农户家庭经营大多属于分散经营，仍存在着“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迫切需要解决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偏低问题，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四是伴随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转变，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出了强烈需求，迫切需要解决农业社会化服务不足问题，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当前，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逐步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为骨干，以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为纽带，以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保障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

一是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研究制定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从所从事的农业行业领域、农业劳动时间、生产经营规模、素质能力等方面进行探索认定，并作为培育和扶持的依据。拓宽培养渠道，开展多形式、经常性的职业教育培训，完善农业职业培训体系和绿色证书制度，健全农业技能持证上岗制度。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扩大阳光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规模，广泛开展种粮大户、养殖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和合作社带头人等培训。吸引和支持高素质人才务农创业。

第三篇：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韩长赋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今年中央1号文件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作出了系统部署，这是中央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大好形势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大课题。

实践证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客观要求；是减少农产品市场波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农业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支撑；是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应对“谁来种地”问题的迫切需要。各级农业部门要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一、积极稳妥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搞现代农业要有适度规模，要适度规模必须有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前提是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国内外的实践充分证明，家庭经营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是当前各国农业经营的普遍形式。我国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要不断完善。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首先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但是，现在一些地方仍然随意调整承包地，甚至违背农民意愿，违法收回农户承包地，引起农民上访。为此，要研究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不仅不排斥土地流转，而且有利于土地流转。引导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今后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应当明确。2012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比例已达21.2%，优化了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但也有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流转规模，定指标、下任务，甚至变相强迫命令，存在着求大、求快的倾向。土地流转要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步伐相适应；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而不是干部，机制是市场导向而不是行政干预，目的是发展现代农业而不是搞非农产业；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尊重农民的意愿，政府主要搞好指导服务，绝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强迫命令，这是土地流转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为此，要研究完善促进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和服务体系。

引导土地有序流转，方向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目前我国乡村户数2.68亿户，户均耕地不到7亩，这样的规模显然难有较高的效率。但土地规模经营还是要与人地关系相匹配。从我国资源禀赋和当前工农就业收益看，一年两熟地区户均耕种50—60亩，一年一熟地区户均耕种100—120亩，就有规模效益。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小规模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将共同构成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

二、加快培育以农民为主体多种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根本，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紧迫任务。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农业分工分业不断深化，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这些经营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从事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能够优化集成利用各类先进生产要素，代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目前，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处在起步阶段，自身实力还不强、面临的问题还不少，要研究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根据不同主体的特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实行差别化扶持政策。当前重点是围绕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在农业补贴、资金奖补、项目建设、金融服务、农业保险及税务登记等方面加强扶持，不断提高其自身实力和发展活力。当然，切忌拔苗助长，人为“垒大户”。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以农民为主体，绝不能排斥、忽视农民，不能排斥、忽视千家万户的承包经营农户。农民处在“三农”的核心地位，发展现代农业，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既要解决农业问题，也要解决农民问题。如果只是实现了规模，解决了农业问题，而把众多农民排斥在外，将给维护公平、社会稳定带来严重隐患。我们鼓励工商企业进入农村、投资农业，但应着眼于服务、带动农民，与农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而不是取代农民、兼并土地。工商企业应重点投资发展种苗、饲料，农产品收购、储藏、保鲜、加工、销售，以及种养业副产品和废弃物加工处理等农业产前产后业务，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带动农户特别是规模种养农户，实现合理分工，增值增效，共生共赢。对那些只“代替”、不“带动”农民，甚至违反土地流转“三不得”（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规定的工商企业经营行为，应加以引导和规范。要研究建立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准入和监管制度。

三、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内容。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兴起，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全国公益性服务机构已达15.2万个，经营性专业服务组织超过100万个。实践证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上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路径。

公益性服务机构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基础。这两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机构基本建立，支撑保障和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但与农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农民的期盼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下一步，要在全覆盖、有保障上多下功夫，重点在那些具有较强公益性、外部性、基础性的领域，经营性服务组织不愿干、干不了的领域积极发挥作用。

经营性服务组织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生力军。相关资料显示，目前美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农业GDP的比重已达到12.7%，而我国仅为2.3%，农业经营性服务业还大有潜力可挖。下一步，要研究制定支持经营性服务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按照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竞争充分的原则，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各类服务组织，在农产品保鲜、贮运、加工、销售环节，以及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要充分发挥专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从事专业化的生产经营服务活动，其服务渠道和模式相对成熟，服务水平较高，经营有效益，有较好的发展前景。要加大对专业化服务组织的扶持力度，积极引导和支持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农机作业、农资供应、农产品流通等服务。

总之，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重点应把握四个方面：一是必须巩固和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把13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二是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和首创精神，真正维护农民主体地位和合法权益。三是必须坚持从国情和农情特点出发，兼顾效率与公平。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解决农业问题与解决农民问题相统一，方向性和渐进性相统一。四是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定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粮食生产“九年增”、农民增收“九连快”，证明中央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要坚持党在农村政策的基本取向不动摇，与时俱进推进政策体系的适当调整和完善创新。（韩长斌 作者为农业部部长）

第四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感想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毕竟中国还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优势数量，农业也是所有产业的基础，所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很有必要，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智慧的再次体现。

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三位一体”农民合作是构建新兴农业经营体系的核心内涵。所谓“三位一体”源于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构想，后来逐步完善与发展，已经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上，很多农村都已经开始落实，实行“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即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家庭的分散经营相结合。一些农民让出土地经营权给新型经营主体。自1978年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以来，中国一直都是这种小农小户的分散经营，面对市场化、信息化的今天，这种经营模式已经不能让小农创收增收，所以有计划地进行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可以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三位一体”的构想，是在商业化程度高、信息流通便捷的浙江，所以成效很大，但是我国相当多的农村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商业程度低，所以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有很多工作需要做。首先要修路，“要致富，先修路”这是我过很早就提出的口号，这口号依然适用于今天，只有路畅通了，信息才能灵通，农产品才能方便外销，资金也方便进入。同时，修路这一明显的表象特征也能让农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让他们自己就能感觉到新时代就要来了。其次，对农民进行再教育也很有必要。现在很多农村因为消息闭塞，广大农民的视野狭隘，所以一定要有配套的教育，才能保证农户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让农民富裕起来。“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改变人生”，如果不进行相应的教育，农民不懂得筛选信息，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党和国家的决策，只是盲从，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当然，教育不是喊口号，仅仅喊口号的话，万一遇到失败，反而会造成农民思想上的混乱，从而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要保证农民真正深入到再教育中，比如可以分批次地让农民代表去试点学习。其次，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最主要的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管是个体经营也好，规模经营也好，什么能让自己的收入翻番，什么就是好的。所以，国家也要有政策的保护，首先要解决让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民的出路。他们把土地经营权让出来了，就等于把生计也让出来了，怎么让他们有比种地收益大的出路，是极其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需要国家提供有效的信息，或者获得有效信息的途径，不然土地规模经营了，产销问题怎么解决，仅仅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比如我国推行的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服务模式。还要教导农民正确地筛选信息，防止投机倒把的机构进行欺诈。还有就是，国家的政策要保证“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可冒进，毕竟我国的农村生产力水平还是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冒进的话有可能重蹈五六十年代的覆辙。

总体来说，自“三位一体”实施以来，我国一些农村已经出现了新的风貌，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也许出现了一些挫折，比如由于政府指导和监管不到位，农户主体地位不能保障，农民利益没能充分实现，所以有关政策得不到多数农户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但是必须认识到，任何一项改革或新措施的实施都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新措施的实施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就像前面提到的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而且一定要全方位全方面地区落实，让农民真正理解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当然只有让农民看到真切的利益，他们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调动起来，所以可以用资金补贴、信息提供的方式鼓励那些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民搞多种化经营。

在商业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分散的小农经营是无力抵御来自外来的强大压力的，正如欧洲为了应对全球化的大趋势成立了欧盟，出台了欧元，我国的农业要想在工业、商业都取得大发展的背景下，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施“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农村发展、农民创收的必然选择。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下，我国的农村会越来越好。

第五篇：2014年申论热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2014年申论热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2014备考资料

【背景】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其中“家庭农场”的概念是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新年伊始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和管理网络。探索建立工商企业流转农业用地风险保障金制度，严禁农用地非农化。有条件的地方，可对流转土地给予奖补。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强制推动。【中公教育解析】

一、可用社会热点使文章更有时代感

(1)大三学生内地首种100亩有机棉 当起家庭农场主

在东营区牛庄镇岳家村内一百亩的耕地上，塑料薄膜下一粒粒非转基因种子正在发芽，有的已经捅破薄膜茁壮成长„„农场的主人是年仅23岁的大三学生岳镇。这片土地不仅是他创业的天地，也是他发展有机棉梦想的发源地。

岳镇今年23岁，是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专业的大三学生。当同龄同学还在学校里无忧无虑地学习、玩乐时，岳镇已经为未来做了规划。“最早成立家庭农场这个思路来源于，中央一号文件土地流转里的家庭农场，得知现在家庭农场是土地流转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岳镇告诉记者，他弄家庭农场的一个思路就是，从种植到生产一条龙完成。“创业是艰难的，同样创业也是美好的，年轻就要有点激情。有句话说“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把年轻付诸自己想干的事业，给自己一个疯狂的理由吧。”岳镇告诉记者，4月28日，他刚刚从银行申请下贷款来，他的创业之路刚刚起步。

(2)英媒：中国官方积极帮助新兴大型“农场主”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网站5月3日文章，原题：“地主”归来?中共一直看大地主不顺眼。在共产主义文化里，地主无异于恶魔。然而，就允许个体农户控制大片耕地而言，中共领导人正改变看法。

去年1月以来，“家庭农场”成为中共流行语。它不是指中国农村常见的每家都有小田地;而是在欧美更常见的那种大得多的经营活动。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家庭农场”：鼓励和支持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3)合作社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

中兴村茭白远销20个省、市，店上村淡水虾供不应求，茜槽村黑山羊订单生产，龙岗村“沁春”茶叶获有机产品认证„„3月26日，记者在宜丰县潭山镇感受到一股股浓浓春意。镇领导告诉记者，“一村一品”在潭山基本形成，这得益于农业产业的规模经营。据了解，目前全镇成立了1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它们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规模经营，每年创造农业产值3200多万元。

近年来，该镇充分利用国家利好政策，按照“一村一品，扬优成势”的发展理念，引导农民抱团闯市场，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成立了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站，规范运行，确保依法、自愿、有偿，保证了土地合法流转和农民的切身利益。目前，全镇成立了1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面积达6852亩，初步形成了以茭白、皇菊、荸荠等为主体的种植业和以黑山羊、有机鱼、淡水虾为主的养殖业产业格局。

中兴村成立的移民果蔬专业合作社，以“村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茭白产业。去年，该社通过土地流转，种植茭白面积1500亩，总产量达260多万公斤，入社农户单季亩均纯收入达3000元，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发展茭白种植4000多亩。

该镇大力扶持农业规模经营，成立了特色产业推进办公室，一方面安排专业科技人员对口帮扶，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对种植养殖户进行全方位的培训;一方面积极争取了80多万元项目资金，鼓励优势产业创建品牌，扩大生产，成功申报了茭白无公害产品认证。产业科技含量的提升，加快了农民增收的步子。

二、可用政策使文章更有高度

(1)十八大报告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3)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

“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从当前政策可以看出，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力度正在进一步加大，其方向就是多种经营主体、多样经营方式，目标是惠农、富农、强农。

三、可用名言警句使文章更为生动

民之大事在农。——《国语》

工不出则农用乏。——汉代文学家 桓宽

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 毛泽东

土地也能产黄金，但是小块地不行，要靠大块。——李克强

大家到所有世界上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看，我想看到的一定是家庭经营，无非是规模大小问题，但是一定是家庭经济。——陈锡文

通过服务规模弥补耕地规模不足是中国特色模式——陈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