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涵义及其构建

第一篇：赵海-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涵义及其构建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涵义及其构建

赵 海*

内容提要：本文阐释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概念和特点，分析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背景和条件，提出从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规模经营、加强社会化服务、创新组织模式四个方面着手，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要素支撑和制度保障。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加快发展，已进入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型的重要阶段。与此同时，农业经营体系也发生深刻变革，正由分散的小农经济加快向社会化的生产转变。适应这一变化，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指明了方向。理解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内涵和特点，把握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方向和重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如何理解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一概念是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被提及。所谓“新型”，是相对于传统小规模分散经营而言的，是对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和发展。“农业经营”的涵义较广，既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各环节，又包括各类生产性服务，是产前、产中、产 *赵海：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后各类活动的总称。“体系”泛指有关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这里既包括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又包括各主体之间的联结机制，是各类主体及其关系的总和。综上，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可以被理解为，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顺应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通过自发形成或政府引导，形成的各类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生产性服务主体及其关系的总和，是各种利益关系下的传统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总称。

中央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要求，是针对我国目前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做出的综合判断。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农村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小规模家庭经营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最主要方式。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现代农业建设的快速推进，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工业部门，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问题日益凸显，“谁来种”的问题越来越紧迫。二是小生产与大市场不能有效对接，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畸高畸低，谷贱伤农、菜贵伤民的现象愈发频繁，“种什么”的问题亟需回答。三是农民种田多是从经验出发，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不高，迫切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以及专业化、系列化的生产性服务，“怎么种”的问题非常迫切。解决这些问题，客观上要求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加快培育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从当前形势看，我国已经具备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和条件。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农业规模经营比例明显上升，2011年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达到2.28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17.8%，畜牧业规模经营迅猛发展，生猪、蛋鸡、肉鸡规模化养殖均超过50%。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2012年农机总动力超过10亿千瓦，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7%，小麦、水稻等大田作物机械化水平超过90%。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蓬勃发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初步建立，截至2011年底，全国经营耕地面积在5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达到276万户，依法登记的合作社数达60万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1万多家，职业经纪人达600多万。可以说，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小规模农户为基础、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骨干、社会化服务贯穿全程、各类主体利益关系相互联结的经营格局，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特点

十八大围绕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出了“四化”的要求，即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四化”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一个整体，其中集约化和专业化属于分的层次，着眼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组织化和社会化属于统的层次，着眼于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四化”共同服务于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的目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对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两个转变”的提炼和深化，是创新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最新理论成果。集约化是相对粗放而言，是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运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办法，以求在较小面积的土地上获得较高产量和收入的一种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一体的农业经营方式。集约化要解决的是农业经营中“物”的投入不足问题，特别是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物质装备不足的问题。集约经营的目的，是从单位面积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农产品，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专业化是相对兼业化而言，是农村社会分工深化和经济联系加强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经历了由小农户为主到小农户、兼业户、专业户共存的过程。相比小农户和兼业化，专业户一般规模比较大，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并且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现代农业、开拓市场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专业化要解决的是农业经营中“人”的支撑问题，其要以一定的经营规模为基础，以使专业户获得与兼业户或外出务工人员相当的收入水平。专业化的发展方向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是未来职业农民的中坚力量。

组织化是相对分散经营而言，既包括横向上农户的联合与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属于此类，旨在提高农户进入市场的能力；也包括纵向上产业链条的延伸，“公司+农户”的模式属于这一类，旨在降低市场风险。组织化要解决的是“市场”对接不足问题，通过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建立有规模、有组织、有科学管理的合作形态，加强对信息的搜集和辨识，以应对日渐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社会化是相对个体而言，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农业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即生产过程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为一系列的社会行动，突出表现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生产过程的广泛参与；二是产品的社会化，即农产品通过交换供应整个社会，而不是自给自足。现阶段突出强调社会化，主要就是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使农户克服自身小规模经营的弊端，从而获得较高经济效益。社会化要解决的是“服务”不足问题，服务主体包括各类公共服务机构，农村自发形成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涉农企业以及农业院校、科研院所等，服务主体具有专业性，服务对象具有广泛性，服务模式具有社会性。

三、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把握的重点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和根本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主体培育，创新组织模式，强化服务支撑，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要素支撑和制度保障。

1.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来，中央一直都强调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并把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工商企业等作为“统”的层次，强调这些组织对农户的服务功能。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这是中央首次在文件中将这几类组织纳入农业经营主体中。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传统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起作为一个完整的经营体系。中央政策的演进脉络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工商企业等的功能定位已由提供社会化服务向农业经营主体转变。也就是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农户一起构成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其作用和功能也由参与社会化服务扩展到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全部领域。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重点是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支骨干力量，注重发挥各类主体的比较优势以及对小规模农户的带动作用。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作为规模化生产主体，承担着农产品生产尤其是商品生产的功能，及发挥对小规模农户的示范效应，应注重引导其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带动散户、组织大户、对接企业、联结市场的功能，应成为引领农民进入市场的主要经营组织，发挥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作用。龙头企业是先进生产要素的集成，具有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应主要在产业链中更多承担农产品加工和市场营销的作用，并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类生产性服务，加强技术指导和试验示范。对龙头企业流转农户的土地开展农业生产，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因地制宜、平等协商，不搞一刀切和强迫命令，也不要人为提高龙头企业进入农村的门槛。

2.积极稳妥发展规模经营

党的十六大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逐步发展规模经营；十七大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十八大提出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从中央政策演进的脉络可以看出，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央对规模经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已把规模经营作为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推进规模经营，重要的是把握两点。第一，规模经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要立足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的规模经营道路。当前规模经营的主要方式有农户承包地的“互换并地”、社会化服务下的农户横向联合、农户间承包地的流转、土地股份合作、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等。在一定意义上，高度集约化的小规模经营由于其要素投入的成倍增加，也可以看成规模经营，如设施大棚即属于这一类。因此，发展规模经营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推进土地大规模流转，走欧美国家的规模经营道路。第二，规模经营的推进应是逐步的、稳妥的，是要建立在工业化、城镇化基础上的，没有产业对就业的支撑和城市对人口的容纳，快速推进规模经营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此外，规模经营还存在“度”的问题，规模超过一定程度，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土地产出率有可能出现下降。因此，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规模经营要适度，要根据各地资源条件、经营者能力适当控制规模。例如，在东北这种耕地资源丰富的地方，单个主体的土地经营规模可以达到几百亩乃至上千亩；而在浙江、重庆等耕地资源稀缺的地方，几十亩以上就可算规模经营了。

3.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

中央一贯重视农业社会化服务，并将其作为解决分散经营下统的功能不足的重要手段。1984年中央1号文件就提出，加强社会服务,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1986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指出，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求生产服务社会化；1991年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在体系建设、政策扶持等方面作出了具体安排；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对各类主体的培育及功能发挥做了具体安排；党的十八大又明确提出构建社会化农业经营体系，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功能定位提到了新的高度。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既要重视培育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也要充分发挥各类组织的比较优势。关于公共服务机构的培育，2012年中央1号文件已经作了部署，关键是抓好“一个衔接、两个覆盖”的落实。要引导公共服务机构转变职能，逐步从经营性领域退出，主要在具有较强公益性、外部性、基础性的领域，以及那些经营性服务机构不愿干、干不来的领域开展服务，如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土壤环境监测、农作物统防统治、区域疫病防控、产品质量监管等。关于经营性社会化服务组织，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培育的重点，也是未来社会化服务的主力军。下一步，政策要聚焦在多元化多类型的服务主体、经营性服务的突出短板、农民欢迎的服务模式上。在主体培育上，要把农资经销企业、农机服务队、农技服务公司、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社等纳入政策支持范围，作为各级政府加强社会化服务的重要抓手。在服务领域上，要拉长产后服务这一短板，重点加强农产品加工、储藏、包装、品牌创立和宣传、农业综合信息提供、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在服务模式上，要挖掘实践中农民最喜欢、生命力最强、成本最低的服务模式，重点发展“公共服务机构+农资农技服务公司+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基地”、“农资经营公司＋农户＋基地”等服务模式，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化服务。

4.探索组织模式创新

建立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的组织模式，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内容。当前，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都建立了一套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不少问题。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中，农民处于绝对劣势，参与谈判的话语权不够，没有或只得到了很小一部分增值收益；“公司+农户”联结模式比较松散，一些行业订单履约率不高。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制度不健全，民主管理机制不完善，运作管理随意性大，经营收益往往被少数负责人占有。此外，还相当一部分农户没有被各类组织覆盖，进入市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

创新组织模式，关键要把握两点。一是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增强话语权,特别要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使之成为农民真正的合作社，选好、培养好合作社带头人非常重要。二是完善利益联结关系，推动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深度融合，推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组织带动模式，鼓励农民以承包土地入股合作社或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开展开展利润返还、股份分红等多种方式，带动农民增加收入。

参考文献：

[1] 陈晓华：《现代农业发展与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农业经济问题》2012年11期 [2] 冯华 曲昌荣 钱伟：《对话2013：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怎么建》，《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3] 黄祖辉 陈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政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站）：《关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调研报告》，内部报告，2012年

[5]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站）：《关于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问题的调研报告》，内部报告，2012年

[7] 孙中华：《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建设现代农业的微观基础》，《农村经营管理》2012年1期

[8] 张红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模式选择》，《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月26日

第二篇：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之后不久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对其作出了强调。这是对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部署，指明了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向。我们在推进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中，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这一重大决策，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经过改革与发展，我国已形成了以承包农户为基础、多种生产经营主体共存的农业经营格局。但是，离构建“四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还有很大差距。一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呈现老龄化、妇女化、低文化趋势，迫切需要解决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加快培养职业农民。二是承包农户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户兼业化倾向明显，迫切需要解决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偏低问题，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三是农户家庭经营大多属于分散经营，仍存在着“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迫切需要解决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偏低问题，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四是伴随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转变，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出了强烈需求，迫切需要解决农业社会化服务不足问题，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当前，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逐步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为骨干，以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为纽带，以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保障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

一是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研究制定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从所从事的农业行业领域、农业劳动时间、生产经营规模、素质能力等方面进行探索认定，并作为培育和扶持的依据。拓宽培养渠道，开展多形式、经常性的职业教育培训，完善农业职业培训体系和绿色证书制度，健全农业技能持证上岗制度。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扩大阳光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规模，广泛开展种粮大户、养殖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和合作社带头人等培训。吸引和支持高素质人才务农创业。

第三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感想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毕竟中国还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优势数量，农业也是所有产业的基础，所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很有必要，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智慧的再次体现。

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三位一体”农民合作是构建新兴农业经营体系的核心内涵。所谓“三位一体”源于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构想，后来逐步完善与发展，已经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上，很多农村都已经开始落实，实行“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即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家庭的分散经营相结合。一些农民让出土地经营权给新型经营主体。自1978年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以来，中国一直都是这种小农小户的分散经营，面对市场化、信息化的今天，这种经营模式已经不能让小农创收增收，所以有计划地进行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可以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三位一体”的构想，是在商业化程度高、信息流通便捷的浙江，所以成效很大，但是我国相当多的农村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商业程度低，所以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有很多工作需要做。首先要修路，“要致富，先修路”这是我过很早就提出的口号，这口号依然适用于今天，只有路畅通了，信息才能灵通，农产品才能方便外销，资金也方便进入。同时，修路这一明显的表象特征也能让农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让他们自己就能感觉到新时代就要来了。其次，对农民进行再教育也很有必要。现在很多农村因为消息闭塞，广大农民的视野狭隘，所以一定要有配套的教育，才能保证农户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让农民富裕起来。“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改变人生”，如果不进行相应的教育，农民不懂得筛选信息，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党和国家的决策，只是盲从，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当然，教育不是喊口号，仅仅喊口号的话，万一遇到失败，反而会造成农民思想上的混乱，从而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要保证农民真正深入到再教育中，比如可以分批次地让农民代表去试点学习。其次，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最主要的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管是个体经营也好，规模经营也好，什么能让自己的收入翻番，什么就是好的。所以，国家也要有政策的保护，首先要解决让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民的出路。他们把土地经营权让出来了，就等于把生计也让出来了，怎么让他们有比种地收益大的出路，是极其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需要国家提供有效的信息，或者获得有效信息的途径，不然土地规模经营了，产销问题怎么解决，仅仅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比如我国推行的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服务模式。还要教导农民正确地筛选信息，防止投机倒把的机构进行欺诈。还有就是，国家的政策要保证“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可冒进，毕竟我国的农村生产力水平还是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冒进的话有可能重蹈五六十年代的覆辙。

总体来说，自“三位一体”实施以来，我国一些农村已经出现了新的风貌，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也许出现了一些挫折，比如由于政府指导和监管不到位，农户主体地位不能保障，农民利益没能充分实现，所以有关政策得不到多数农户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但是必须认识到，任何一项改革或新措施的实施都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新措施的实施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就像前面提到的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而且一定要全方位全方面地区落实，让农民真正理解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当然只有让农民看到真切的利益，他们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调动起来，所以可以用资金补贴、信息提供的方式鼓励那些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民搞多种化经营。

在商业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分散的小农经营是无力抵御来自外来的强大压力的，正如欧洲为了应对全球化的大趋势成立了欧盟，出台了欧元，我国的农业要想在工业、商业都取得大发展的背景下，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施“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农村发展、农民创收的必然选择。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下，我国的农村会越来越好。

第四篇：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议

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议

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议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任务。我们在全省、全国都具有代表性的统筹城乡试点市的xx的调查发现，全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仅占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的5.4%，经营的耕地却高达42.7%，农产品占51.4%，农业产值占56.2%，明显具有规模大、产出高，效益好的特点，但是农业副业化、农民兼业化、农村老龄化、村庄空心化问题突出，农业后继乏人。一是新型主体占比偏少。全市家庭经营户占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的94.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仅5.4%，在数量上处绝对劣势。其中，专业大户和业主又占了新型主体总数的90%以上，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三种新型主体发展缓慢。二是新型主体融合度低。大户、业主、家庭农场不能进行工商注册登记，是没有法人身份的市场主体。合作社、农业企业成员之间利益联结不紧密，合作松散。大户、业主、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五类新型主体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三是国家扶持力度偏弱。2012年，xx仅有4%的种粮大户获得农业系统财政补贴资金，户均 998.7元，仅有0.27%的合作社获得农业系统财政资金补贴，很多扶持政策都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操作性，很难落实。四是经营人才素质偏低。经营者以农村内部的能人为主，来自于传统农户，科技文化整体素质不高，缺乏现代农业经营、管理和技术。五是农业服务体系相对落后。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农技推广服务、动植物检疫服务、农机作业服务、农村金融保险服务等农业支持与服务体系不完善、不配套，制约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宣传农村土地政策，消除农民思想顾虑，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前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赋予了农民6项权能和6项权利：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突破，它使农民拥有的承包地权能更加完整和充分，使农民和市民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利。由于很多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经营权三种权利混淆不清，担心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会导致其失去土地的承包权，对土地流转不积极。当前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基层干部和农民正确认识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转让经营权关系，家庭联产承包并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经营权流转也不会改变原承包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关系，农户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后仍然享有其承包土地的合法财产权利，打消农户的思想顾虑。

二、加快农地确权登记，实现土地有序流转，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新的土地政策赋予农民更加充分又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权是农民最重要的物权。赋权必先确权，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用5年时间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通过法律程序，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固下来，把农民的6项权能和6项权利真正落到实处。我省已经有89个县市区开展了确权登记试点，积累了一些经验。建议全面铺开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争取在三年内全面完成，走在全国前列，为土地流转、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打下基础。农民权能和权利稳固后，还必须依托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活化这些权能和权利。加快建设农村产权交易流转平台，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正规交易平台公平、公开、公正的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规范流转，发挥规模效应。同时结合农田基本建设，鼓励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

三、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规模集约经营，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根本。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最根本的是要培育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一是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研究制定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对新型职业农民开展多形式、经常性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加大政策资金项目扶持力度，在农村建大学生创业园，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创业就业，鼓励大学生村官经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二是大力发展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对认定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新增农业补贴重点向其倾斜。实行以奖代补，对达到一定规模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予以奖励。建立土地流转激励机制，鼓励农村资源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流转。新型主体经营农业的规模变大，风险也就相应变大，应建立农业风险保障机制，设立农村土地流转风险基金、灾害风险基金、农作物病虫害保险基金，有效降低投资农业带来的风险。

三是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社。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农民组建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支持农民合作社参与农村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等涉农项目。深入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推进合作社规范化运作，发挥农民合作社组织农民有序进入市场、抵御经营风险、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作用。引导农民合作社之间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与联合，组建更高形式的合作联社和高级社。

四是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户更多分享加工销售收益，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民互惠互利、共进共赢。

四、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保障。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建立与之配套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耕、种、收等主要作业环节靠社会化服务，日常田间管理靠家庭成员”的方式，扩大社会化服务，降低农户劳动强度，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一是构建新型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政府要加大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保护和管理，增加对新型主体的种粮补贴、农机补助，实施农业风险补贴制度；加强良种培育、推广和标准化技术培训，提高新型主体生产能力；加强自然灾害预防预报和动植物重大病虫害防治防控能力，提高新型主体抗风险能力；加强对种子、农药、肥料、农膜、农机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质量的监管，做好配送供应服务；加强信息服务，指导新型主体实施定单生产并推行大宗农产品上门收购，为新型农业经营降低成本。二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性服务体系。深化农村改革，发挥农民合作社、涉农企业等经营性服务组织的作用，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服务组织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动物疫病防控、农田灌排、地膜覆盖和回收等生产性服务。

第五篇：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思考[范文]

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战略构想。201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围绕这个战略构想进行了总体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作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此背景下，重新认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科学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家庭经营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

农户家庭经营、公司农业经营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相容性。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我国通过农村改革构建了以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农户家庭经营“小而全”、“小而散”的格局。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往往绕不开如何对待这种传统的农户家庭经营的问题。进一步说，这种“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能否通过转型提升，有效转化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主体？

农业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在可预见的将来，至少在大多数常规的农业生产领域，农户家庭经营仍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并具有相对于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当然，农户家庭经营的这种比较优势往往不一定表现在单纯的经济方面，而是表现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如许多公司农业经营不愿种植利润率较低的粮食作物，喜欢种植高度出口导向的非食品作物。大面积采用公司农业经营替代农户家庭经营，容易加剧农产品供求结构的矛盾，形成对局部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毁灭性破坏”，甚至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①。缺乏相关经验导致管理失误等农商企业内部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公司农业经营不成功的重要原因。

从国际上看，20 世纪 80 年代后，墨西哥支持外资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②。当时，墨西哥在降低农产品关税、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同时，推动农业市场化改革，放宽对外资投资农业的限制，并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分得土地的农民，允许农民通过土地买卖、租赁等方式转让土地，鼓励外资和商业资本对农业用地进行投资。由此造成墨西哥农业生产结构转向以面向出口的经济作物为主，粮食等大宗作物生产在跨国公司的挤压下迅速萎缩，粮食由自给自足转向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与此同时，农业产业链甚至农业的土地经营和技术选择日益受到跨国公司控制。这些农业跨国公司很少直接投资农业生产，而是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利润更高的农业产前、产后环节，导致农业利润大量外流，农民只能获得产中环节的小部分利润。跨国公司主导的农业技术选择主要服从于大规模农场的需要，导致普通农户缺乏获得技术进步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被迫进入城市贫民窟。从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部分地区向工商企业的土地流转过快，推动了农业“非粮化”提速，增加了危及粮食安全的隐患。部分地方政府变相强迫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工商企业，也容易增加工商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蓄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风险。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与粮、油、棉等大宗农产品密切相关的生产领域，农户家庭经营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导形式，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引导我国“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实现转型提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一，由于农户家庭经营的高度异质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家庭经营相对于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也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农户家庭农场具有运行企业化、经营市场化等特征，它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相容性，往往不是我国“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所能企及的。在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选择上，既要看到农户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经营主体形式的合理性，又要看到其对于发展现代农业的局限性。

第二，总体而言，家庭经营相对于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环节。而随着农业发展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以及农业产业链运行中消费者主权的强化和对食品安全重视程度的提高，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农户家庭经营的比较劣势在某些方面迅速凸显，这种状况对于“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更是如此。

第三，即便是在农业生产环节，农户家庭经营也并非在所有领域都呈现比较优势。比如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有机农业、设施农业和受天气影响较小的集约型养殖业中，公司农业经营相对于家庭经营的比较优势正在日趋凸显。

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和局限性。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相对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而言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及其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局限性。我国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以“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在农业发展上存在着“重生产、轻服务”、“重政策优惠、轻制度建设”等倾向。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深入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种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和局限性日趋突出，对于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制约迅速显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妨碍农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增加了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中，“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同质性，缺乏分工协作，加剧了我国农产品成本高、农业经营效益低和农业竞争力弱的问题，与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相距较远。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以“小而全”、“小而散”为主要特征的农户家庭经营，还容易加剧农户兼业化、农业经营副业化和农业劳动力老弱化的问题，导致以农为辅的兼业经营成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形态。由此会推动农业经营粗放化、农业技术选择简约化，甚至会导致农业商品化出现退化，加剧农地撂荒和农机等设施设备的闲置，制约农业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容易导致农户的农业经营日益偏离农业发展的效率目标，弱化农户推进农业集约化和专业化的动力。

第二，难以实现资源利用、科技应用、市场拓展和抵御风险等方面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妨碍农业创新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下，对大量家庭经营的农户而言，许多影响深远的资源利用、科技应用、市场拓展和抵御风险活动，包括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往往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农户缺乏参与的动力甚至能力。农户之间“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也往往会导致参与这项活动时面临较高的“动员”成本和“协调”困难。比如，在农作物制种、动植物疫病防治时，少数农户的不参与甚至会导致多数农户的参与“无功而返”。许多地方在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治、实行农产品原产地保护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以及推进农产品优质化、标准化和品牌化经营时，往往面临较大困难，与此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下，农业创新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难以提高，甚至农业经营粗放化和欠组织化，以及农业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发展缓慢，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户行为的“理性选择”。

第三，加大农业产业链协调整合的困难，将农户推向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如前所述，农户家庭经营的主要优势领域在于农产品生产环节。但是，如果将研究的视野从农业生产环节“切换”到整个农业产业链，特别是农业的产前、产后环节，如农资采购与供应、农产品物流与营销、农产品加工和储藏保鲜、农产品安全和品牌建设、农业金融保险或农产品期货市场等领域，农户家庭经营的比较劣势就会迅速凸显。与此相对应，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优势领域也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环节。相对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竞争已由产品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经营体系在农业产业链竞争中的比较劣势日趋突出，对于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转型升级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制约迅速凸显。况且，随着全球范围内产业融合的深化，农业产业链的服务环节日益成为农业产业链或价值链的主导者，成为农业产业链资源整合、优势集成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农业产业链的利润重心也逐步呈现向农业服务环节转移的趋势。这会进一步加剧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与局限。

一般而言，“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难以实现有效组织，难以联合起来与组织化程度较高、在农业产业链中居于垄断地位的工商资本（包括服务业企业）抗衡。因此，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不仅会加大农业产业链协调整合的难度，增加农户家庭经营与现代农业产业链对接的困难，还会推动农业产业链运行中工商企业垄断格局的形成和“企业控制产业”现象的发生，容易将“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推向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制约农民增收，甚至导致农户在农产品市场竞争和价格决定中日益陷入“被动接受”的地位。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许多地方农民“承担风险多、获得利润少”，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阻隔农业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对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促进作用，影响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转型升级。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产业结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战略性调整有机结合的产物。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外在表现；农业需求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引擎；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根基；农业组织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载体。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由于在产业链协调整合方面存在较大困难，往往导致农产品市场需求的信息难以有效传导给农业生产者，加大农产品供求协调和价格实现的困难与风险，不利于发挥需求结构优化升级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引擎作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由于妨碍农业竞争力的提升，容易加剧农业比较优势的下降，降低农业发展对优质资源、优质要素的吸引力，甚至导致农业发展中优质要素的外流。这又会制约农业要素结构的优化升级，侵蚀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根基。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下，农业组织创新的滞后，不仅容易削弱农业生产环节与农业产前、产后环节争夺利润的能力，以及农业生产者与工商资本的谈判能力，还容易导致农业组织创新滞后成为制约农业产业链一体化的难点，增加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转型升级的成本与风险，妨碍农业产业链整体素质和增值能力的提升。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特征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哪些基本特征？概而言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四个方面有机结合的产物。

我们认为，所谓集约化，是相对于粗放化而言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集约化作为其基本特征之一，一方面顺应了现代农业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正是为了消除近年来部分地区农业粗放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集约化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单位面积土地上要素投入强度的提高；二是要素投入质量的提高和投入结构的改善，特别是现代科技和人力资本、现代信息、现代服务、现代发展理念、现代装备设施等创新要素的密集投入及其对传统要素投入的替代；三是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善，包括要素组合关系的优化和要素利用效率、效益的提高。农业集约化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创新能力，但也对农业节本增效和降低风险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推进农业集约化，往往是发展内涵型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

所谓专业化，是相对于兼业化，特别是“小而全”、“小而散”的农业经营方式而言的，旨在顺应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更好地通过深化分工协作，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的资源利用率和要素生产率。从国际经验来看，现代农业的专业化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主体的专业化。如鼓励“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向专业化发展，形成“小而专、专而协”的农业经营格局。结合支持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培育信息服务、农机服务等专业服务提供商，也是推进农业专业化的重要内容。第二，农业的区域专业化，如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产业区，以及美国的玉米带、大豆带等。从国内外经验看，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发展，可以带动农业区域规模经济，是发展区域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专业化的深化，有利于更好地分享分工协作效应，但也对生产和服务的社会化提出更高层次的期待。

至于组织化，主要是与分散化相对应的，包括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或服务主体的发育及与此相关的农业组织创新。第二，引导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主体之间加强横向联合和合作，包括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等，甚至支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产品行业协会。第三，顺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提高农业产业链的分工协作水平和纵向一体化程度。培育农业产业链核心企业对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能力及其带动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升级的能力，促进涉农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等，增进农业产业链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均属组织化的重要内容。

社会化往往建立在专业化的基础之上。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社会化作为其基本特征之一，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发展过程的社会参与；二是农业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农业产业链，换个角度看，也是农产品供应链和农业价值链。农业发展过程的社会参与，顺应了农业产业链一体化的趋势。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链主要驱动力正在呈现由生产环节向加工环节以及流通等服务环节转移的趋势，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引领支撑作用也在不断增强。这些方面均是农业发展过程中社会参与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农业发展过程的社会分享，不仅表现为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还表现为随着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产业链逐步升级，并与全球农业价值链有效对接。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农业产业链消费者主权的强化和产业融合关系的深化，农业产前、产后环节利益主体参与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深化，以及农业产业链与能源产业链、金融服务链的交融渗透，都是农业发展成果社会分享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农业发展过程社会参与和分享程度的提高，增加了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通过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促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或服务主体的成长、增进其相互之间的联合和合作等，有利于保护农业生产环节的利益，避免农业产业链的利益分配过度向加工、流通、农资供应等产前、产后环节倾斜，有利于保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多数农产品供应链日益由线性的单链转化为非线性的网链。因此，农业经营体系社会化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网络化。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推进网络化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集体转变成本和需求规模经济的存在，旨在提升网络效应。③许多现代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局部区域内农业经营体系网络化的结果。农业经营体系的网络化，为创新要素有效植入农业产业链提供了多元便捷的通道，有利于提高农业发展对资源、要素的动员和集成能力，促进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升级，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强调的重点不同。集约化和专业化更多地强调微观或区域中观层面，重点在于强调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组织化横跨微观层面和产业链中观层面，致力于提高农业产业组织的竞争力，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资源要素竞争力，影响利益相关者参与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能力。社会化主要强调宏观方面，也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运行的外在表现，其直接结果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育。在新型农业产业体系的运行中，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应该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它们是支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厦”的“基石”，不可或缺。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面临的主要任务

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初期。基于实践经验，总结新型农业经营体制的主要特征还为时过早。但是，基于国内外经验和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通过对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科学扬弃，仍能大致勾画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面临的主要任务。

培育充满活力、富有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在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同时，通过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鼓励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发展。结合改造提升农户家庭经营，积极支持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通过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发育，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新的载体和带动力量。就总体而言，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把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或企业家）的成长放在突出位置。因为无论哪类新型经营主体，其带头人的“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素质，都是决定其活力、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关键。

发展引领有效、支撑得力、网络发展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随着农业劳动力老弱化、农户兼业化的发展，特别是以“二兼农户”为主导的农业经营格局的形成，将培育农业企业家和发展农业服务业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解决发展现代农业“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等问题。在一个地区，如果有几个精明强干的农业企业家“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选择经营方向，老弱化的农民发展现代农业“从何着手”、“向何处去”的难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带着农民干”的农业企业家，既可能是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专业大户的户主，也可能是农民合作社甚至农业企业的带头人。“少数农业企业家 + 发达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 大量老弱化的农民”，不失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国际经验来看，面向农业产业链的生产性服务业（简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日益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引擎。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其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甚至网络化发展，可以更好地拓展农业发展与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甚至产权市场对接的通道，形成农业组织结构创新、新型主体发育与农产品市场、农业要素市场创新联动发展机制，拓展农产品市场空间和农业要素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更好地抢占现代农业发展的制高点。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还可以借助城乡服务业的有机联系和城市高端服务业密集的优势，更好地促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惠、城乡一体。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利于增强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引领作用，通过促进三次产业在农业产业链的融合发展，更好地带动城乡协同发展，支撑农业更好地引进高级、专业性生产要素，缓解农业资源要素流失，培育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需要指出是，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不同。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较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范围更广、内涵更丰富。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都强调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和运行社会化。但是，相对而言，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继续重视公益性农业服务体系的同时，更多地强调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化，更多地重视专业化、市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的成长发育，借此增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优化其可持续发展机制。因此，在立足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运行特点的基础上，诸多有利于服务业产业化的措施，如推进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网络化和信息化，以及引导领军人才、优质要素进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都是在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过程中需要更加重视的。相对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更加有利于持续增加和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从而有效引领并强力支撑现代农业发展。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更容易形成网络发展的农业服务供给格局和农业服务能力格局，促进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增进农业服务链对农业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引领支撑能力。

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过程，以及推进现代农业的组织创新，一方面表现为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为节本增效、降低风险和优势互补，为增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采取的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努力；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之间为增强协同效应和网络效应，更好地对接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增强竞争优势，而采取的横向一体化或纵向一体化努力。随着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数量的增加，这些新型主体自身的问题和局限也会日益凸显。较为突出的共性局限主要是组织规模小、层次低、功能弱、服务能力差，甚至同质性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发展，面对横向一体化或纵向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跨国公司，增强我国农业产业组织的竞争力日趋迫切。因为，随着农业对内对外开放的扩大与深化，农业产业组织如果没有竞争力，农业就不可能有竞争力，建设现代农业更是无从谈起。发达国家的农业跨国公司，往往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在农业的大多数领域，我国难以在短期内形成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但通过引导农业产业组织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通过促进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有效合作，仍然有望形成可与发达国家农业跨国公司有效竞争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因此，加快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应该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

按照构建新型农业产业体系的要求加快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构建新型农业产业体系，完善制度和政策环境至关重要。如从近年现实和可以预见的趋势来看，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除培育新型农业经营或服务主体之外，可供优选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条：首先，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及联结农户的方式，增强对农户或现代农业发展的服务功能。其次，引导新型农业经营或服务主体之间加强联合合作，培育农业产业链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农业组织创新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网络效应，推进农业组织功能的转型升级。第三，通过成立行业协会或产业联盟，不但可以增进行业共同利益或解决特定农业产业（链）的共性问题，而且可以为发挥核心企业在现代农业产业链整合中的作用提供平台。第四，通过支持发展现代农业集群或农业产业化产业区，促进现代农业产业链的一体化，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化和网络化发展，培育农业产业链的竞争优势④，提升农业的品牌效应和农业产前、产后环节的集聚效应。

但是，这些可供选择的路径能否有效转换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现实，主要取决于能否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有效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如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至关重要。这包括在与农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与农户之间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为农民更好地分享发展现代农业的增值收益创造条件；也包括健全农业产业化行业协会、农业产业化联盟、龙头企业集团甚至农业产业化集群、产业区与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及健全农民合作社等对农业产业链垄断现象的制衡机制，为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更好地分享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升级的成果创造条件。在这些方面实现突破，必须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节作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