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新途径（大全五篇）

第一篇：农民增收新途径

1.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增加农业投入，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推进农业综合开发，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弄产量的增长及农业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

2.实施合理的农产品价格调整政策。除粮食以外，其他农产品实施市场定价。粮食在农业

和国民经济中占有基础地位，粮食价格成为农产品价格体系形成机制的核心，粮食价格的上涨必然带动各种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农产品价格上升成为农业增收最有效的方式。

3.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引导农民群众不断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大力鼓励和扶持农工业

产业化和规模经营，适应市场需求，优化农产品结构及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业效益。农业结构调整使农民的市场观念增强，提高了农工业适应市场的能力，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将明显增加，从而带动农民增收。

4.认真贯彻落实惠农强农政策。重视“三农”问题，着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加大惠农政

策和力度，实施退耕还林，农机具补贴，撂荒地复耕补贴，种粮综合直补，生猪补贴，农业税全免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民切实得到实惠。

5.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利用网络、光波等方式，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同时不断投入资金，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6.通过工业化促进农民增收。第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扩大。农

村劳动力获得了空前的就业机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差异迅速转移，劳务收入迅猛增长。工业化拉动农民工资性收入高速增长，成为农民增收的最大的动力源。非农产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就业人数的大量增加和工资水平的迅速提高，推动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

7.在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上寻求新突破。坚持以现代农业为方向，以市场为导向，遵循自然

规律，趋利避害，调整种植结构，大幅度压劣扩优，着力优化以蔬菜为主的无公害生产布局。粮食生产上突出依靠科技，优化品质，提高单产，增加总产。蔬菜生产上巩固好现有布局，逐步向规模化和标准化上升级。特色产业发展上，着力培育“一乡一业，一村一品”，致力发展品牌农业，重点扩大生产规模，在提高产品品质和商品化程度上多下功夫，稳中求进，逐步做大做强。全面提升农业的发展水平，提高农业经济的整体效益。

第二篇：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寻求农民增收新途径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寻求农民增收新途径

——关于我市农民增收工作情况的调查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部署，9月上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带领财经工委的同志对我市的农民增收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中，我们先后听取了市农林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海洋与渔业局、农业产业化办公室等单位以及**、**、**等镇关于农民增收情况的汇报，现将调查情况综述如下：

（一）今年以来，市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农民增收工作，多次召开农民增收推进工作会议，并认真抓好落实。农林局、农业产业化办公室等部门坚持用城乡统筹的思路抓农村，用抓工业的思路抓农业，全力推进项目农业和农业园区建设，进一步拓展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和空间，涌现了一批农民增收新的亮点，项目农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减负增收、劳动力转移、小城镇建设、发展民营经济、农业的组织化程度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特别是项目农业和农业外资引进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去年9月，全省*个县市中有*个县市被省评为农业产业化先进县市，**榜上有名。去年在**市农业综合表彰会上，我市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今年1-9月份，我市农民人均现金收入预计达3858元，同比增长15.9%，是多年以来农民增收形势较好的一年，农民增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农民种养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去年秋播以来，由于狠抓了夏熟作物的培管措施，今年夏熟生产和蚕桑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实现夏粮总产8.38万吨，其中，油菜籽收入达1.68亿元，农民增收1869万元；蚕茧总产值811.5万元，增收1185.6万元。全市畜牧业在禽流感、饲料价格上涨、外贸出口受阻等不利因素并存的情况下，畜禽生产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畜禽产品价格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进一步拓展了农民增收的空间。

二是项目农业取得新的突破。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进一步确立了“抓农业重在抓项目”的发展理念，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吸引“三资”投入农业，我市项目农业建设有了新发展和新提高。1-9月份，全市新建或扩建农业龙头企业80家，直接带动基地面积近10万亩，带动农户近5万户。总投资1200万元的**食品有限公司，2003年9月开工建设，今年5月建成投产，已收购青蚕豆1200吨，青豌豆500吨，带动基地1000多亩，青蚕豆亩均增收200元。**的**公司、**的菜业制品有限公司、**的兴旺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等项目，都为致富一方百姓作出了贡献。1-9月份，农民从本地各类农业企业中得到的收入人均增加72.9元，增幅达14%，根据近年的“三资”开发农业项目实绩，项目农业每投入100万元，就能给农民每年带来约30万元的收入。

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逐步加快。市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积极拓展农民就业渠道，加快中介组织建设，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止今年8月份，我市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2.2万人，其中就地转移1.03万人，异地转移1.17万人，农民人均外出劳务收入增加226元，增长17.7%。实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年收入一般在1-1.2万元之间，收入较高的是建筑行业，年收入一般在1.5-2万元之间。

（二）近几年，市镇两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帮助农民增收上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我市在农民增收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低”，即农民的文化素质低。在我市尚未实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35岁以上的占73%，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9%，无一技之长的占81%。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成为制约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调节的比重日益加大，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处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且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增大了他们经营的风险，使他们很难对诸多的市场供求信息做出准确判断，结果往往是造成农业生产的趋同，同一品种的农产品在某一时段的供给大量增加，价格下跌，农民收入随之大幅降低。另外，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用于农业生产的新品种新技术大量涌现，这些都对农民的素质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大多数农民则有些无所适从，结果导致农业产业化步履缓慢，农业经济效益整体不高，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增收。

二是“高”，即农业成本高。近二年来，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涨，造成了农民生产成本增加，导致增产不增收，再加上农资市场混乱，农民担心高价买了假种子和劣质化肥农药，到时候低价卖出农副产品，里外赚不到钱。近几年，柴油等渔用物资价格也一路上扬，各类费用急剧上升，渔业成本不断增加，广大渔民的增收问题也成了“纸上谈兵”。

三是“少”，即农业投入少。由于我市财政支付能力弱，用于农业的技术、资金投入有限，导致推动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动力不足，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滞后，农业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这些问题的存在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今年我市遭遇干旱，由于水利设施功能衰退，损毁严重，抗灾能力大大减弱，使农业生产遭受一定损失。有些镇乡由于财政困难，争取到的有限的农业项目资金没有真正投入农业，而是挪作他用，进一步影响了农业发展。

四是“重”，即农民负担重。近几年，国家通过实施税费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一些不合理的收费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涉渔收费部门还是不少，收费项目繁多，渔民负担仍然很重。与此同时，农民的“隐性负担”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是医疗、教育等负担加重。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比不上城镇，但是其开支并不比城镇低，有了病往往要支付高额的医药费。为了让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许多农村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除了缴纳高额的借读费，不少家长还进城“陪读”，既耽误生产，又增加费用。其次是婚嫁成本居高不下，人情消费有增无减。在农村，子女婚嫁仍是农民开支的头等大项，尤其是为儿子成家，几乎要用尽全部积蓄，很多人还要举债。大部分农户每年用于各种人情的礼金占了家庭开支的很大比重。

五是“难”，即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难。据调查，目前我市征用土地涉及到892个村民组31720个农户78598人，人均耕地在0.4亩以下的农户为7932户19507人，被征地农民人均获得补偿1.35万元。有限的征地补偿金只够维持农民短短几年的基本消费，很难用它作为自己的创业资金实现再发展，也难以保障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赚取与从前经营土地相当的收入，从而难以保障他们能够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不少失地农民将征地补偿金一次性用于房屋建设、子女婚嫁或偿还债务，目前已有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困难，特别是一些失地的老年人和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尤为突出。

（三）如何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这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问题，也是各级政府和我们人大常委会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环境等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只有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农民增收，才能实现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为此，提出以下建议意见：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促进农民增收

农民是弱势群体，弱就弱在素质上。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变沉重的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优势是实现农民长期性增加收入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消除农民的“低素质屏障”。

一是提高组织化程度。建议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一方面要围绕农民增收来建立政绩考核体系，坚持不以GDp 为目标取向，不以表面繁荣为政绩，以把党的富民政策创造性地惠及到农民身上为己任，形成农民增收稳定的政绩考核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宏观指导，坚持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积极发展村级组织带农户、农村合作组织带农户、农户自己联农户等多种形态的合作组织，引导他们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共同发展规模经济和特色经济。同时要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既要加大资金的扶持力度，更要注重加大对产前信息体系建设和产后加工流通的扶持力度，以及对农业科研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扶持力度，从而不断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二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农村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严重制约着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经济收入。只有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农民增收问题才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建议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另一方面要结合农业生产实际，以服务农业和农民为宗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

三是重视农业人才的培养。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中起着示范带动作用的“农民经纪人”、“田秀才”、“土专家”等新型农业人才，已经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支不可缺乏的新生力量。因此，建议政府要进一步扩大视野，一方面要加强对他们的培训，使之成为现代农业新技术的专业人才、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农业人才后备库，充分发挥他们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谋划农民增收

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议政府：

一是进一步搞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手段。所以建议政府要通过合理规划布局，尽快形成优势产业区域化、规模化生产，做大做强一批优势农业产业，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要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重点培育一批规模大、起点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贸易企业，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要采取多种措施，拓宽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加强市场调研和信息反馈，积极发展现代流通方式，扩大农产品销售。

二是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当前，农村集体保障功能不断削弱，农村因病因灾返贫和人口老龄化、高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民的处境不容乐观。针对这些问题，建议政府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要构建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援助体系，让符合条件的贫困群体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同时要完善财政对低保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资金落实。二要构建农村医疗救助体系，尽快完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病致贫问题。三要构建农村教育救助体系，重点是逐步推进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四要构建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解除农村养老之忧。

三、坚持城乡统筹的思想，加快农民增收

城乡统筹发展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因此，建议政府要进一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农村劳务输出。我市人多地少，大量农民和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人均占有农业资源偏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是农民收入、特别是来自农业收入长期上不去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加快农村劳务输出，顺应城市化规律之要求，采取相关措施，由过去人为地限制农民进城，到鼓励农民进城，进而发展到允许农民进城定居。这既需要改变以往不正确的认识，更需要在实际操作中摒弃以往限制农民进城的一些做法，降低农民进城定居的门槛，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要逐步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在国民待遇上的差别，对进城务工一定时间、有固定住所、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允许其申请变为城市居民，并在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要为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适当的工作岗位，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适应新的环境，迅速转换角色，在城市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二是加快城镇化进程。从长远看，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是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务工收入的根本出路。因此，要逐步提高城镇化科学规划水平，合理布局，以现有的市区和中心镇为重点，加快小城镇发展步伐。要把发展农村服务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完善小城镇功能，壮大县域经济，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向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城镇提供广阔的空间，进而促进农村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三是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农业产业不可能支撑如此多的农业人口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民。因此，要在加快农村劳务输出的同时，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要通过资金的集中投放、综合运用金融、财税杠杆，使民营企业向规模化、外向化、效益化方向发展，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三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四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

第五篇：促进农民增收

白水民间资本助推经济发展澄城六大举措促进农民增收

（记者 王小丽 通讯员 杨娟）作为全省首个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意见》的白水县，今年民间资本呈现出活跃态势，已有48亿民间资本计划投向71个建设项目。白水县圣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建设中，这个占地15亩，由民间资本投资2800万元的工程计划建设18个冷库、两个储藏库和加工车间等，用于果品的冷藏和外贸加工，预计6月份就可以投入运营。白水康贸粮食物流、弘海

海洗浴等项目也已开始试运营。这些注入白水民间资本的项目不仅涉足果业、粮食等基础产业，同时也逐步进入白水的基础设施、民生和社会事业等领域。

近两年，白水不断放宽民间投资范围，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县内各阶层自主创业、引导外出打工人员回乡创业，吸引县外人员来白水创业。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性产业、市政设施、公益性事业、旅游开发等领域。开展各类培训活动，提高民营企业主管理水平和市场开拓能力。减免各类税费，帮助企业减轻负担。

据介绍，今年全县民间资本共投向71个建设项目，总投资48.6亿元。目前已有26个项目开工，投资1.97亿元，全部项目有望在明年内完成。

本报澄城讯（通讯员 张建军 记者冯战武）今年以来，澄城县委、县政府结合县情实际，围绕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21%的目标，重点实施六大举措，确保群众增产增收。这六大举措即：深入开展“水利建设年”活动，明确今年水利建设七大重点任务，为促进全县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县财政列出300万元专项资金，加大对苹果新建园苗木补贴力度。截至目前，全县新建果园2.4万亩，占全年任务的60%；对新建标准化圈舍每栋奖补1.8万元，对新建600头

种猪场奖补80万元，进一步增强群众发展生猪产业的积极性，力争年内实现存栏70万头，出栏100万头目标。同时，狠抓生猪产业发展的饲料来源，全面扩大地膜玉米种植面积，积极落实农资补贴等，确保全县18万亩任务完成；严格按照“城乡增绿、农民增收”的方针，坚持经济林与生态绿化并举，全县新发展核桃经济林1.2万亩，绿化道路20公里，义务植树35万余株；抓住农民进城基础在户籍、核心在住房、关键在社保、重点在培训、根本在就业五个关键问题，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等各项相关保障机制，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目前700余人已办理落户手续；积极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春季“百日集中整治”活动，积极推行村、组（巷道）垃圾“户清扫、村收集、镇拉运、集中处理”模式，有效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