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调研：农民工群体正出现三大转变

第一篇：“用工荒”调研：农民工群体正出现三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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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荒”调研：农民工群体正出现三大转变

新华社昆明２月２４日电（“新华视点”记者李伟 吉哲鹏）元宵节过后，不少企业和用人单位又将遭遇“用工荒”困局。记者最近在湖北、云南和四川等地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众正在出现三大转变：主体从“农民工”到“民技工”，诉求从“吃饱饭”到“要体检”，发展从“讨工资”到“要身份”。

地方政府和企业如果不应对这些新变化，忽视农民工权益维护与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将有可能遭遇农民工“用脚投票”。

从“农民工”到“民技工”：产业工人之路渐行渐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农民工群体对自身定位由亦工亦农正在向非农就业转变，之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过客心理转向在务工地区长期稳定生活，对职业角色的认同逐步向产业工人迈进，越来越多农民工正在转向“民技工”。

在我国庞大的水电工程建设队伍中，农民工所占比重普遍超过５０％。他们通过劳务派遣、协作队伍、临时招聘等方式加入水电建设大军，常年在深山峡谷从事高强度劳动。一个水电工程建设往往要持续数年甚至十几年，农民工队伍相对稳定。

位于四川省雷波县和云南省永善县接壤的溪洛渡水电站２００３年开工建设的，在建综合规模世界最大。“溪洛渡工程建设者中农民工达４２００人，占建设者总数的５０％－６０％，已经成为工程建设的主力军。”三峡集团公司溪洛渡工程建设部坝管部主任张坤华介绍，在施工一线从事灌

浆、筑坝等操作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工。

记者发现，在溪洛渡、向家坝等水电站建设工地，农民工的称谓已悄然变成了“民技工”，一些工作时间长、技术好的农民工备受企业重视。“以前是一两年就换个地方，现在是长期在水电行业扎了根。”已经在水电行业工作多年的“民技工”闵芝祥说。

在记者采访的２０多名农民工中，大部分参与水电工程建设的年限超过了５年。４２岁的农民工陈彬姚已在水电行业工作了１４年。“我一路跟着水电工程走，十几年来就是从一个工地转到另一个工地。我身边的许多农民工兄弟也是这样，不管跳到了哪个施工单位，反正离不开水电行业。”陈彬姚说。

“将‘农民工’改为‘民技工’就是为了体现尊重和认可，对农民工群体更加关注和重视既是其自身的要求，也是保持水电建设队伍稳定的必然选择。”溪洛渡工程建设部党委书记张世保说。

从“吃饱饭”到“要体检”：软性因素不再可有可无

一些劳务经纪人告诉记者，现在农民工流动的原因除了“吃口饭”外，以前几乎不被考虑的职业健康、技能培训、文化生活等软性因素也成为就业的重要条件。

在主要为施工单位员工和周边移民服务的宜宾县人民医院向家坝分院，记者看到数十位农民工正在体检，他们拿着自己的体检表排队进入内科、外科等诊室。

“医院业务量从２００９年的二三十万元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３００多

万元。”宜宾县人民医院向家坝分院院长王月康说，除了施工单位组织农民工进行上岗前统一体检外，很多农民工也主动来检查、复查，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在溪洛渡工程建设部急救中心文件柜里，记者看到几百份农民工健康档案表，详细列出了血压、肝功能等各项检测数值，超出正常范围值的项目加以特殊标注，注意事项一栏写明医嘱和建议不能从事的工种。

农民工杨远福感慨道：“以前的愿望就是吃饱饭、拿到工资，现在我也希望单位能经常给检查身体，万一有病别耽误了。”

除了关注自身健康之外，农民工对于丰富文化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在溪洛渡水电站农民工营地图书室，记者看到借书登记簿上已经写了厚厚的几十页，《亮剑》《名人名言》《二十几岁改变男人的一生》等书籍受到农民工欢迎。

与此同时，农民工渴望技能培训的诉求也愈加强烈。但随着各地“用工荒”的到来，建筑、水电工程参建单位内部也出现了互相争抢娴熟技工的现象，一些单位因为害怕“替别人培养骨干”而不愿意下力气投入农民工培训。从“讨工资”到“找身份”：生存权、保障权、发展权一个都不能少当前用工紧张形势不断加剧，加之手机、电脑等信息工具更为普及，农民工能迅速了解到各行业间的工资水平，一旦感觉偏低就会去别的单位。记者发现，除了待遇和福利外，“找身份”成为一些农民工更为关切的话题。“现在一线工人最少每月能拿３０００元以上，技术含量高的工种每月工资能超过万元，这是我们长期在水电行业干活的主要原因。”今年４０岁的水电四局农民工张福林如今已是工程队的副队长，他每月能拿到７０００多元工资。

解决“温饱”问题后，农民工期盼解决不同身份劳动者之间的待遇、权利等方面的差别。记者发现，施工区给农民工提供的权益保障和养老、医疗、子女就学等由社会提供的合法权益保障衔接不畅。

“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参加的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假如要转移回农村，存在参保缴费标准不一致、养老待遇不一致问题。”昆明市社会保险局副局长冯玮介绍，其中建筑行业务工人员参保多是工伤保险，因为其用工关系复杂，监察难度也很大。

“虽然工资越来越有保障，但很多实实在在的差别还是让大家感觉低人一等。我们最希望能够稳定下来，也成为‘单位人’。”来自云南省的农民工刘明全说，身份差别主要体现在稳定性、社保、福利、政治待遇等方面。针对农民工管理中存在难题和农民工诉求变化的新趋势，三峡集团探索统一用工、统一食宿、统一培训、统一劳保、统一支付、统一体检、统一表彰的“七统一”管理服务模式，农民工投诉、讨薪个案大幅减少，用工队伍日益稳定，一批农民工成长为组长、班长、队长、科长，正逐步实现身份转化。

“以前只想能吃饱饭，下班回来洗个热水澡，没想到自己能当上单位的‘干部’，还把老婆孩子都带到了身边，工作的劲头更足了。”从编外砼工当上浇筑队队长的“８０后”农民工付强说。

第二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调研报告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调研与思考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工群体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主体，他们的社会融入已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深入了解大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工作状况、生活状况以及利益

诉求等方面情况，不断探索共青团工作服务青年、发展青年新方向，大庆团市委利用近1个月的时间，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对全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一）基本情况

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具体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16周岁以上的从农村进入城镇务工的青年农民工。初步统计，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占我市农民工比例的一半以上。从文化教育水平看，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受过高中教育的约占78%，占新生代农民工主体，大专以上学历的约占12%，另有10%农民工为初中及以下学历。从待遇收入水平看，传统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其中收入高于1800元以上的占60.72%，而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1800元左右，收入高于1500元的占35.7%。从从业产业分布看，从事制造业的约占21%、从事建筑业的约占26%,从事第三产业的约占53%。作为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就业现状、生活环境还是权益维护上都与传统农民工有着很大区别。

1、收入消费水平下降。从调查结果中发现，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我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跨省流动少，省内流动、就近流动增加。从市内多家企业、各个行业的用工情况中发现，由于工作资历和技能等原因，新一代农民工收入平均低于传统农民工，传统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其中收入高于1800元以上的占60.72%，而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1800元左右，收入高于1500元的占35.7%，如果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生存涉及的安家、养育子女等费用考虑在内，这一群体的理想月收入应在3000元左右，这与他们的实际收入相差甚远。收入差距导致消费差距，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支出上普遍低于传统一代，但却体现出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传统农民工月平均消费在1210元左右，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消费在1012元左右，其中用于吃饭、房租水电、医疗费用等日常生活开支占生活总开支的79%，调查中发现有52.1%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储蓄习惯，并将部分储蓄定期寄回家中，以减轻家庭负担。

2、劳动就业观念灵活。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观念与就业态度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就业意识上来看，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更强调个人的尊重与认同，调查显示，有72.4%的新生代农民工把自己的人格看得比工作更重，不仅如此，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从工种选择上来看，传统农民多集中于建筑行业，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将目光投向第三产业、制造业、纺织业等行业，并且大多倾向于选择一些有技术含量和基层管理层面的工作；从工作稳定性上来看，一方面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年轻、文化程度更高、见识也更广，其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就业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与传统农民工长期稳定从事于建筑等体力性行业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愿忍受艰苦而又无发展前景的工作，他们希望通过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增长从业知识，提高从业本领，改善工作环境。与此同时，频繁工作岗位的调换，又使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流动资本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因此在工种选择上表现出了浮躁性与不稳定性。

3、合法权益维护意识增强。在国家法制进程加快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与维权意识在慢慢提高，在针对用工合同签订情况的调查中发现，有84.1%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肯定劳动权益对等性之后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这些未签劳动合同的人中，我们发现有87.9%的人表示由于用人单位所制定的劳动合同不合法，侵害了自身权益而不愿签订劳动合同。不仅如此，在从业中如遇拖欠工资、工资过低、无偿加班等问题时，50.8%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与单位协商解决，32.4%的人选择劳动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14.1%的人选择其它的法律维权手段解决，而采取暴力手段或置之不理态度的则仅占2.7%。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较之传统农民工在维权意识上有了很大提高，开始用更加合理合法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基本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

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具体讲主要是：

1、与其父辈即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对土地的眷恋、依赖程度大大下降，在城市打工若干年后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生活预期很低，反之，对城市的认同，对城市生活的预期很高。

2、虽然文化程度依然较低，尽管他们在城市从事的职业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但就业结构有所改变，更多的人进入第三产业，在相对好的环境中工作。

3、更重尊严、健康与发展。尽管挣多的工资仍是他们到城市务工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他们在挑选工作时，往往追求人格平等。对那些具有浓厚排外色彩的企业，即使工资较高，待遇较好，不少农民工也会选择跳槽或离开。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鲜明特色，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4、融入城市生活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愿望更强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更多的是为自己寻找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分享现代城市文明成果。

5、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更强烈，表现出比其父辈明显得多的文化气息。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并希望有关机构组织开展技能培训；他们不满足于简单的、低层次的活，希望能够在工作之余，享受丰富多彩、贴近实际、健康进步的精神食粮。

6、竞争意识、平等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他们不堪忍受被城市排挤、被城市人轻视，在自身人格和切身利益长期被忽略甚至损害的情况下，他们会表现出逆反心理。

7、面临“技术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程度较父辈高，但随着城市对高技术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强，他们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于是就有了职业期望值较高与素质较低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维护农民工权益工作亟须改进乃至创新，立足点和落脚点，就是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实际。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不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导致的歧视。是阻碍其在城市中建立归属感的关键性问题。农村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有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城市产业改革迈开脚步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农民进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挣钱最少的工作，在填补了城市职业的许多空白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然而，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一种排斥意识。

（二）教育程度与技能水平远落后于现代社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紧迫性问题。在由简单劳作转向技能密集型劳动市场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远远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调查显示，仅不到两成的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户籍制度制约着基本公共需求的实现，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问题。受户籍制度的影响，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徘徊在城市户籍体系外，实际上难以享受到城市社会保障福利。因此，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低收入高房价，是新生代农民工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问题。调查显示，有75％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2000元/平方米以内，2000—3000元的有25%，无人愿意承担3000元以上。结合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来看，可以推断如果以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能力购房，最终能够实现在城市定居购房的新生代农民工将不会超过6%。

（五）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据调查，70%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六）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据调查，2010年上半年，新生代农民工遭遇企业欠薪的比例为5％。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条件极为简陋占40%，从事职业病高危行业的占35%，在工伤事故领域工作的占30%。

三、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与建议

（一）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加大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

（二）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中。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力支持推广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当地政府要为心系新生代农民工，全力举办各类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力争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实现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基本保障的覆盖。

（三）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促进其建立归属感。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落户的相关政策，对于那些已实现城镇稳定就业创业的且失去农村土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应降低其城镇户口准入门槛。

（四）相应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收入的期望很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增加农民工工资的迫切性。因此有必要适当地相应提高工资水平，具体的工资提高过程可以依照两个指标进行，一是农村以及小城镇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二是经济的发展速度，客观上要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有所增加。

（五）发展和完善正规就业渠道，规范非正规就业渠道。应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实现用工信息的透明化、公开化，遏制打击企业在招工用人方面的“暗箱操作”。

（六）着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调查中，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最主要的行业就是建筑业。相关部门应当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个人和企业，并纳入法制程序。

（七）深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形成常态工作格局。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八）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借鉴其他地区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先进经验，为创新全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第三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与用工荒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与“用工荒”

一、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大潮，大量的农民工开始涌现。时至今日，农民工的总体数量仍然在不断增加，且平均年龄正趋于年轻化，尤其是“9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群体。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市民化、城市化倾向明显，具有更高的生活期望与更强的权利意识。也正是这些特征，当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和第一代农民工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处境时，许多人不免会产生更大的心理不适，进而做出不同的行为反应。他们在面对就业问题，也有了多元化的选择倾向，然而在自身技能和条件的限制下，普遍存在着眼高手低的现象，一定程度的造成了就业难与用工荒的矛盾局面。

二、新生代农民工概况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年龄在16岁——28岁，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经商的农村人口。他们大多是一毕业就进入城市务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大多未婚，且受教育程度较高，与农村社会生活日渐脱离，而对城市生活则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由于年龄、成长环境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民工身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被有关专家归纳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第一，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新生代民工普遍受到过相对规范的教育，许多人都已初中毕业，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完成了高中学业，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与上一代大多是文盲半文盲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多数人都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更多的人接受了职业培训。另外，新生代民工成长在改革开放后较好的生活环境中，从小受到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报刊、广播和影视的影响，接受了多元化的开放价值观，他们的行为、观念已经相当城市化、现代化了。这不仅使得他们具有一定文化知识，也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可以通过报刊、书籍以及网络获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来为自己服务。

第二，职业期望值高。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小，这使得他们在找工作时不再单纯以工资看齐，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工作环境、发展前景和专业。因而他们在求职中，除了注重工资和福利待遇外，工作的发展前景，是否有职业培训也备受重视。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上更倾向于第三产业以及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种，追求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就业岗位，不愿从事高强度、高危险的苦、脏、累工作。

第三，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从生活方式的变化看，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娱乐活动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新生代农民工从小接触的多是城市的大众文化，他们和城里同代人的差距相对较小，日常穿着、谈吐以及生活习惯基本都与城里人一样。受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时尚文化的影响，他们也像城市人一样重视享受生活。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

第四，工作耐受力低。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多是独生子女，很多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完全离开了农村。另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农村成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像上一代农民一样经受生活的磨练，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在工作耐受力方面慢慢不能与他们的父辈相提并论。但与城里的同龄人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

三、新生代农民工特点

其实新生代民工与上代农民工的区别远不止这些，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需求、文化素质、法律知识乃至人生态度等方面与上代农民工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2】：

第一，消费观念更加开放。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更加开放。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不同于父辈的显著特点。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城打工，或是从小跟随着打工的父辈在城市成长。也正因为如此，城市人的消费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影响很大。

第二，生活目标明显转移。生活目标上，老一代农民工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十分记挂，终归要回农村去。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长大甚至出生在城市，没有什么务农经历，因而他们没有父辈那么强烈的乡土情结。比起父辈，他们更希望留在城市中生活，对于城市的依赖感和归属感要远远大于农村。

第三，渴望的到社会认可。他们希望“有自己的事业”，希望有关机构组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希望被人们尊重和社会认可，希望参与城市的种种公共活动，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融入城市群体。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

第四，社会保障需求高。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需要大大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第五，身份认同的双重边缘化——被农村边缘化、被城市边缘化。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的削弱使得农民工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又阻碍政府对其身份的制度认同，于是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背离使得农民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形成“新二元结构”和自我隔离，难以融入城市。总之，新生代农民工在对自己身份作总体性的认知和评价时，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

第六，价值取向发生变化。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自我发展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之消极表现也很明显。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厌农”、“弃农”思想严重，亲情意识较为淡漠，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迷失。由于各方面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了城里人的漠视乃至歧视。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焦虑心理，促使他们更加自卑和敏感，个别甚至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视社会的心态。

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

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同时，他们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职业本领，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他们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体面地生存。与此同时，社会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压力，特别是高层次劳动力就业重心下移的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移的状态，加剧了他们的就业矛盾，使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高不成低不就，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从逻辑上讲，“用工荒”和“就业难”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只要企业提高工资待遇，劳动者不挑不检，就一定能够解决就业问题。

但上文我们已经分析过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和职业期望，这与我国目前创造的就业岗位大多属于生产性和劳动密集型的就业岗位的现实情况不相符。

“用工荒”是针对我国农民工的用工荒，主体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性和加工性的工人缺乏，如机械加工、设备操作工、电子电器产品装配等，具有区域性、行业性和阶段性特点，发生在我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

造成“用工荒”和“就业难”同时存在的原因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存在。首先，经济结构失调。

“民工荒”荒的是不太注重学历的普工，“就业难”难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民工荒”意在说明中国现在需要大量民工，大量无知识人员，大量廉价劳动力，中国工业的大部分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难”却又说明了中国有大量的知识密集型人才，高学历人才，但却没有那么多的企业可以接受他们。一边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人，一边是知识密集型的人才找不到工作——结构性失业。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培养了大批知识密集型人才，但中国经济却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为主，还没有上升到知识密集型为主的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知识密集型企业还没有多到能接收现有知识密集型人才的程度。

“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民工主流，更加加剧了“民工荒”的现实。新生代的农民工与第一代相比，大多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学历越来越高，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远没父辈大，择业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更注重生活品质、自由度、发展机会等，不愿意做流水线上的普工。

从岗位的数量限制上来看，技术密集型的就业岗位已然未达均衡，如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先进制造业等研发性、知识性的技术岗位，未能形成国际竞争优势，不具有区域性、行业性和阶段性特点。同时，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和高校的扩招，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学生面临着毕业找工作，他们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无疑受到了更加全面的系统教育，综合素质较高，更加的适合技术密集型和知识集中型产业。这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新生代农民工有技术不愿当普工，老一代农民工没精力没能力当普工，于是直接反映出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失调的现状。其次，劳动力市场失衡。

“民工荒”有一部分“荒”的是民工们的心态。民工在城市的工资待遇很低，并且还会经常受到各种歧视。在经济大面积回暖之后，对于某些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城市不再是向往的地方，家门口的收入即便是低，但也可以活得更有尊严。于是导致民工求职市场的求大于供的失衡。

而新一代青年农民工求职却不同于老一辈民工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接受了技术培训，拥有了知识，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再回到农村过着收入低，生活质量差的日子，是极不情愿的事情。结果便是新一代青年民工扎堆挤进数量有限的好的工作岗位。

可是找不到民工的企业为什么不去录用这些有知识的人才呢？其实原因主要出现在青年民工的不愿意将就心态。大多数招不到工人的企业主要是从事于低技术低利润空间的行业，意味着只能支付起廉价的工资，并且从长远看来发展上升的空间很有限，这些就业机会都得不到大多数青年民工的认可，与他们理想的奋斗目标相悖。而能够提供好的用人单位对所选用的职员提出了较高的技能要求，他们能支付较高的工资，相应的他们也需要员工具有较高的劳动效率，而大多数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有限，并未得到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因此，“民工荒”与“就业难”现象便顺应而生了。

第三，资源禀赋逆转。

所谓的“民工荒”与“就业难”现象就是，民工的价格变贵了，大学生价格下降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提供了一组数据，“大致来讲，现在我们每年新增的找工作的毕业生当中，初中生是800万，大学生将近500万，高中生是200万。可以这样讲，现在要在市场上要找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比30年前找大学文化程度的人难两倍，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现在新就业人群中55%是初中生，30%是大学生，15%是高中生，这是一个大体的状况。”然而，当今市场对普工需求依然很强烈，但是供应数量却在下降。愿意从事普工的，往往都是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更多都是初中毕业或者小学毕业的劳动力，但随着高等教育普及，这个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少，并且，与此相对应的大学生又不愿意从事普通工人的工作，大部分都希望从事相对体面的工作，但是相应岗位却有限。

现在的局面就是，中小学学历劳动力是稀缺资源，因为少，所以价格高；而大学生等高学历劳动力则是富集资源，因为多，所以显得廉价。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愿提高普通用工的工资，并且没有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怀抱远大理想的青年农民工看不到未来发展的上升前景，因此出现了“民工荒”；技术密集型企业所要求的门槛对于未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青年农民工来说相对较高，这一道技术屏障直接将很多人排除在外，同时，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大量增加都会直接将这块本来就不大的蛋糕瓜分的只剩零星，结果便是青年农民工的“就业难”。

第四，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西部转移。

近年来沿海地带开始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金融危机”加速了产业升级和换代，使得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业长足发展。于是农民工外出打工有了更多的目的地。再加之这几年国家惠农政策力度加大，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意愿降低。由于产业升级转移正在处在一个过渡期，仍然有一部分密集型企业留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他们需要大批农民工，而上述原因又都直接导致这些地方求职人数减少，从而“民工荒”程度加剧。

第五，全球经济危机的滞后效应。

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中国东部外贸出口公司经营状况不景气，大量民工被辞工返乡。2010年以来，即便是中国经济明显好转，倒闭的外贸公司又重新活了过来，但仍然难以抹去被辞民工们的“失业”阴影。谁都不知道在这风口浪尖处，中国经济究竟能好多久，外贸公司能拿到多少订单，自己的饭碗又能继续保几年。他们既没有户口，也没有保障，更没有收入来源，“失业”阴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经济回暖后“民工荒”的现状。虽然中国经济回暖，但美欧各国经济复苏并不明显，国内工人不开工，便向中国下定单，可是收购价格上不去，而中国这边闹“民工荒”，民工工资上涨，导致企业两头难。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资不抵债，日益亏损，便撤出市场，剩下的只是垄断性大企业，结果本来可以解决一部分青年农民工就业的职位消失了。然而只有垄断性大企业，又对产业升级极其不利，中国的加工企业将仍然长期处在产业链的最底端，于是恶性循环，加工企业仍不能有效地帮助解决大量技能型或知识型就业岗位。

五、解决“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对策建议

要解决这一矛盾的问题，必须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和青年农民工自身观念的转变这两方面来同时进行。

第一，加快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今天，对外向型工业的依赖过分严重，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让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结构失衡的后果，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就是知识型白领岗位供求不足，而对普工或低端蓝领岗位需求旺盛。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能够产生大量“白领”岗位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接受了义务教育的青年农民工们又不会甘于从事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应对“民工荒”与“就业难”，治本之道就是进行产业升级,逐步摒弃劳动密集型产业。杜绝盲目扩大投入，不引进产能过剩的项目。产业结构调整要主动地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这样才能提供更多的服务性、技术性岗位。这不仅能够满足新一代农民工技能提升的新需要，而且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难的“结构病”。

第二，国家政策制度相应倾斜。

新生代农民工对享受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等因素对于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流向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要增强对求职者的吸引力，提供好相关的综合服务，保障其合法权益才是长久之策。国家应当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国家应继续加大对农业政策的扶持力度，中央及各地应大力推出惠农政策，从而保证农民工回乡就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同时国家还应当全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对在中西部发展的企业实施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对东部沿海进行技术密集型转型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和政策支持，推动其升级转型。国家需要继续加大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视，比如，在企业与高校之间建立起一个基于信息沟通的合作机制，使得高校能够根据用人单位的及时反馈对具体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等进行修正。这种沟通与交流为大学的改革和大学生的就业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国家还可以对企业实施一些优惠政策，用来支持高校的就业体验制度及相关活动。对于积极支持和参与大学的就业体验制度及其活动的企业，国家将给以一定的补偿或奖励，甚至是某些方面的优惠。这样的制度不仅为大学就业指导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于大学毕业生职业观的形成和就业经验的积累也提供了直接的帮助。

第三，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让他们能有一技之长可以在社会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现有培训体系应该体现出健全市场化的培训运作机制，在培训机构的认定、招生、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职业介绍等环节中贯穿市场原则，形成一个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体系。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在发展方向上应该立足于就业市场需求。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系统接收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比例较低、用工市场技能型人才普遍短缺、体能型劳动者越来越难以就业的现状，需要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把技能培训与就业市场紧密结合，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求职过程中的技能培训和就业后的岗位培训紧密联系起来，坚持岗前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采取灵活、有效、节时的培训方式，合理安排培训内容，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培训需求。培训机构应该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订单式培训，保证培训的针对性，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后的就业率，培训机构应该灵活安排培训时间，实行随到随学的办学模式，满足不同时间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培训机构应该逐步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结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体系和培训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

其次，培训内容要有针对性、实用性。在培训方法上，要注重采用案例教学法、工学交替、到实习基地实训和现场实践教学等灵活多样的培训方法，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突出技能培训，使新生代农民工学有所用，学有所得；在培训内容上，应该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力度，重点开展技术含量高、就业前景好、市场需求大的技术工种培训，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再次，增加劳动力培训市场供给。规范劳动力培训市场的服务系统。建立和完善城乡劳动力培训市场服务体系，鼓励各类培训机构和中介组织主动参与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建设并发挥积极作用;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库、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人才资源库、培训信息资源库、城镇用工信息库、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库和就业跟踪资料库等，奠定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的基础;加强劳务输出流转的信息服务工作，组织业内人士定期调查并公布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定期发布劳务信息，引导农民外出务工，提供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服务。

第四，增强对青年农民工的社会关爱，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价值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欲求与愿望须正确认识和评价。

当前他们欲求和愿望很多,但不外乎集中在：其一，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质量。其二，想在城市安家落户享有城市居民的待遇。其三，工作岗位、工作条件与脏、苦、累、险远点。其四，收入水平除正常生活外有积蓄，不是就业人员的最低水平等。从这些利益诉求的实质上看，不外乎是一个公民或是有正常欲望的人合乎本能和时代特点的基本要求。如果认为是正常要求就不会歧视，就不会从贬义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诉求。

同时，要引导新一代农民工正确的价值观，要让他们自己对农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消除对农村自卑和逃避的心态。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对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从事农业活动，国家政策要大力鼓励支持农村培训，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不会农活、回乡没事干的尴尬。多数专家还认为，让农民愿意从事农业活动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包括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拓展农村周边二、三产业的发展。

新生代的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父兄辈，具有很多的优势，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又有一定的理想，思想也比较活跃，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这些优点也正成为引发新生代农民工心气浮躁的原因。这让他们有时候对自己的估价太高，对部分岗位的要求也比较高，对于利益的要求脱离了现实。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往往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形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无奈和郁闷心态，产生需要宣泄和释放的欲望。成了既融入不进城，也回不了农村的“边缘人”。他们既没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又喜欢“北上广深”的繁荣，认为好的地方才能展露自己的才华，带着金子总会发光的信念到东部沿海城市求职，于是造成东部人才竞争激烈。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他们的职业期望与现实的就业市场需求不相适应，难以适应企业转型的需要，高不成，低不就，无法在城市中实现真正立足。

因此，这些状况有可能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并阻碍他们的再社会化和社会融入过程，使其既不愿或无法回归农村，又很难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因此，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点，对于理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发展变化以及提出相应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对策建议是十分重要的。适时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状况进行调查，有助于对其思想动态、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进行了解，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以使其在社会化大发展的浪潮中继续大力发挥生力军的强大力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四篇：人民网评：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诉求,破解“用工荒”

人民网评：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诉求，破解“用工荒” 春节长假刚过，多地已传来“用工荒”的声音。“广州和东莞的部分工厂因为招不到工人不得不推迟开工日期，浙江流失的工人达六成以上。企业为了招工纷纷提高工资，有的起薪已到2000元以上，但反应并不热烈。”——半停工、工人流失、提薪，这些与“用工荒”同期出现的词汇总是如约出现在节后的此类新闻中。

“用工荒”近年的日益凸显，成因复杂，但其中不可不忽略的一个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诉求与用工现实之间的错位。以这个因素考量，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扩大，“用工荒”问题将愈发严峻，并长时间存在。

错位在何处？企业希望招收熟练工，能够在短期内就产出效益，并吃苦耐劳；但这些特征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并不明显。而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职业的定位，显然更高：个人的发展空间、工作环境、薪酬等平等性要求都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与他们父兄辈农民工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的特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用工方眼里，被打上了“心态浮躁”、“挑剔”、“耐受力低”、“不能吃苦”、“缺乏技术”等负面标签。如何看待这些负面标签？它们果真是一种“负面”，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发展期许的合理诉求？

事实上，无论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如何，他们的身份在城市里的身份始终是农民工。他们与传统农民工一样，面临共同的问题：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农民工在城市里所面临的生活、工作状况依旧未变。

据统计，我国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总数约有8487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58.4%。这样一群受教育程度、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个人发展渴求度都高于父兄辈的劳动力大军，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所遭遇的现实并没有改变。而他们不同于父兄辈的诉求和意识与坚硬的现实之间发生碰撞时，必然出现用工方眼里的诸多“负面”特性。去年年底，一份全国妇联、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今天在京发布的《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婚恋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六成人会因为“工资比较低”、近四成人因为“没有发展机会”、“影响健康”等原因选择离开原工作单位，在多个工作单位和城市间频繁流动。在一个劳资双方平等博弈的视角看来，这与其说是“浮躁”的负面因素，不如说是一个庞大群体所表达的向上发展、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合理诉求。

社会不能用他们父兄辈对这些权益保障不足的“耐受”来要求这一代农民工，已经亏欠了他们父兄辈农民工的，不能照旧让他们持续牺牲。如果我们仍旧以传统农民工的“美好品德”来要求这一代农民工，所产生的不仅仅是用工荒之下凸显的“错位”，同时也必将承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民工的家庭幸福和个人发展方面的负面影响，同时，矛盾积累之下，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存在的不信任感等心态还可能为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影响。

所以，“用工荒”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的本质是一个社会问题。8000多万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诉求正成为一种必须严肃对待的命题，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方法恰当合理地解决，也期待这个问题在3月份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成为代表的热点议题。

第五篇：关于实施“三大行动”加强农民工群体党建工作的意见

关于实施“三大行动”

加强农民工群体党建工作的意见

各县（区）党委，市委各部委，市直各部门党组（党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和省委九届八次全会、市委五届十四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党的组织和工作全社会有效覆盖，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建设，现就实施管理服务、跟踪培养、回引创业“三大行动”，加强农民工群体党建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

农民工群体是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是发展党员的重要来源。我市常年有百万人外出务工，其中流动党员1.5万余名。近些年来，各级党组织在外出务工群体党建工作上做了一些有益探索，特别是回引农村外出优秀人才工作，开辟了基层干部活水源头，助推了新农村建设，凝聚了党心民心。但是，要清醒地看到，农村发展党员面临人才短缺、村干部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还未根本解决，一部份外出务工党员游离于党组织管理之外、党的组织和工作未实现对农民工群体的有效覆盖而导致对党执政基础的影响不可低估，回引农村优秀人才工作还处在负重前行阶段。这就迫切要求各级党组织从加强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实效，展示良好形象。

2.健全完善组织体系。规范驻外服务站建设，进一步提升驻京、驻深、驻蓉等服务站管理水平，新建一批驻外服务站（点）。探索建立流动党员党组织，灵活组织设臵模式，符合建立党支部的做到应建尽建，条件成熟的可探索建立流动党员党委，负责该区域外出务工党员的培养、发展和管理服务工作。加强流动党员党组织工作指导，选好配强党组织书记，帮助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搞好业务培训，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切实做到建好组织、运转有序、发挥作用。

3.健全完善制度体系。实行报告登记制，党员外出必须向所在党组织报告，并如实填写《流动党员登记表》，基层党组织要建好台账档案，全面掌握党员外出基本情况。实行定期汇报制，外出党员每季度至少要与村党组织联系一次，村党组织要指定专人与每名流动党员结成对子，掌握思想动态，了解学习工作，提供信息服务。实行双向互动管理制，加强与流入地党组织的沟通协调，通过发放《流动党员活动证》或转移正式组织关系，保障党员参加党组织生活、接受教育管理。实行民主评议制，年底，由联系人写出评价意见，外出党员自己汇报，党员大会进行认真评议。对评定为不合格党员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组织处理。

（二）实施跟踪培养行动，确保外出人员“离乡不离党” 1.建立初审筛选机制。认真调查摸底，乡镇、村党组织要采取电话联系、登门拜访、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面考察，同时要征求两地公安、计生等部门的意见，严把考察关。创新谈话方式，既可以派专人到流入地进行谈话，又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视频谈话”，严把组织谈话关。实行两地公示，在支部大会讨论研究后,将发展对象的情况在流出地和务工地进行公示，接受两地党员群众监督, 防止“带病入党”。

4.建立跟踪培育机制。落实后续培养责任，及时将发展的外出务工预备党员，编入党支部和党小组,发放《流动党员活动证》，方便参加组织活动,同时培养人要对其再教育、再培养。坚持预备期跟进考察，建立健全流出地党组织与流动党员党组织、流入地党组织、务工单位的“双边互动”机制，定期沟通、了解预备党员的现实表现情况。外出务工的预备党员每两月至少要向所属党组织汇报一次思想、学习、工作情况。同时，实行发展外出务工人员入党责任追究，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保证在农民工中发展党员工作的风清气正。

（三）实施回引创业行动，确保优秀人才“致富不忘乡” 1.强化亲情感召。坚持将服务外出优秀人才及家庭的“七个一”关爱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亲和力、感召力。通过召开座谈会、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发邀请信、举办招商会和乡情恳谈会等形式，激发外出优秀人才回乡创业意愿。真切关爱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帮助外出务工人员家庭解决生产生活的困难和问题，着力增强他们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健全跟踪联系制度，对创业实力较

才发展成党员，把回乡创业党员培养成村干部，把回乡创业村干部培养成村级组织带头人。建立表彰奖励机制，评选表彰一批“回引”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和回乡创业优秀人才。

三、组织领导

（一）高度重视，精心实施。各级党组织要把加强农民工群体党建工作，作为服务中心大局的重要举措，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有效载体，作为推进基层党建科学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切实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要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制定方案，细化具体措施，明确目标责任，扎实有效推进。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上开辟专栏，广泛宣传加强农民工群体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典型做法和先进经验。要特别注重挖掘、培养、树立先进典型，大张旗鼓宣传外出务工优秀人员和党员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形成关注农民工群体，支持农民工群体党建工作，服务外出务工优秀人才回乡创业的良好氛围。

（三）强化督促，逗硬考核。将加强农民工群体党建工作纳入基层党建目标考核和党建工作专项述职内容，作为考量评价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指标。开展农民工群体党建工作专项督查，定期督促检查，定期通报情况，对工作不重视、成效不明显的，逗硬问责，限期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