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论文文献综述（共5则）

第一篇：罪刑法定原则论文文献综述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为罪刑法定主义。它的基本意思是说：任何人受到何种处罚应由法律明文规定，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受任何形式的处罚。贝卡利亚则将其解释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追究罪刑法定原则的最早渊源，则应该追溯到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自由大宪章》，宪章中第39条明文规定：不经贵族依据法律审判，自由民不受拘留、监禁、没收财产、放逐、伤害、搜查、逮捕。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条具体的法律条文所隐含着“以适当法律进行合理的审判”的潜在意思，认为这一条文是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思想萌芽。伴随着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罪行擅断的革命胜利，这些思想家极力倡导制定明确的成文法，于是系统地提出了罪刑法定思想，并与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中得以确立。其中，第8条明文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定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这条法律的明确提出，为后来确定罪刑法定原则打下了理论基础。由于这一原则蕴涵着民主与法制，既能有效保障人权，同时也可以限制刑罚权的滥用，还可以保护社会，比较符合人民的公共意志，所以普遍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将其写入本国的刑法中，使其成为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首要原则，它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也属于根本性问题，一直为刑法学家所高度重视。近几年来，刑法理论研究者和司法实务人员纷纷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

罪刑法定原则自提出到现在，其内容一直在不断的演变和补充之中，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具有历史的嬗变性。学界对罪刑法定所蕴涵的价值认识不一致，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刑法对罪刑法定的看法已偏离了其本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罪刑法定不但具有限制刑罚权的滥用和保障人权的作用，而且还具有保护社会的功能，其内涵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之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研究者用不同的角度与方法去观察、去思考、去分析，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马克昌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六项：

一、排斥习惯法。即法院不能以习惯法对行为人定罪判刑，而只能以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成文法作为定罪判刑的依据。

二、禁止类推。类推容易导致法官随意适用法律，践踏人权。

三、刑法无溯及效力。即不允许根据行为后施行的刑法处罚施行前的行为。

四、禁止绝对的不确定刑。因为绝对的不确定刑容易侵犯公民的人权。

五、明确性原则。即法律用语必须明确易懂，避免含糊笼统。

六、实体的适当原则。即指刑法规定的犯罪和刑罚都应认为适当的原则。杨兴培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应该包含这几个方面：其

一、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不允许司法人员自由擅断，也不允许司法人员用以后颁布的法律惩罚以前的行为。其

二、实定化。即对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做出实体化的规定。其

三、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用清晰的文字表述确切的意思，不得含糊或模棱两可。陈兴良认为，在价值观念从个人本位向个人、社会双本位变迁的现代社会，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也产生了转移，从只重视人权保障机能向保障机能和保护机能协调转移。社会保障机能是通过对犯罪的惩治来实现的，因而属于罪刑法定的积极机能或扩张机能；而人权保障机能是通过限制国家的刑罚权而实现的，因而属于罪刑法定的消极机能或曰限制机能。罪刑法定的保障机能和保护机能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可以在共同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并协调发展。

在刑法的理论研究中，旧派与新派是互为对立的两个流派。其实，旧派与新派的对立，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两个机能之争。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刑法的价值之争。旧派以自然法学为基础，建立在个体人的认识之上，强调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新派以社会法学为基础，建立在社会人的认识之上，强调刑法的社会保障机能。换言之，造成这两个流派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出发点与视角不一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两者形成针锋相对之势。

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和内涵十分丰富，它既包括了西方古典刑法学家的学说，也包括了现当代刑法理论家的思想与观点。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人们原本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是自由平等的关系。根据自然法，他们享有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同时也不能侵犯他人的这些权利。但每个人的这种权利都有可能受到他人的侵犯，因此，就需要制定一定的法律规范来保障他们享有的各种权利。这就为罪刑法定原则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论基础。孟德斯鸠首倡三权分立，使其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样，不仅限制了法官随意解释法律，避免法官的擅断，同时也保障了人权自由，为罪刑法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费尔巴哈则认为，刑法应该具备确定性和绝对性，既有利于起到一般威吓心理的强制作用，还使刑法作到有罪必罚，具有权威性。只有罪行法定才能做到这两点。

从上述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背景及价值内涵来分析，在刑事立法中确定罪刑法定原则应具有以下价值：第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应限制社会本位和权利本位的价值取向。作为法制国家，法律的发动与适用都应遵守严格的程序，不能任意行使，特别是对以暴力机关作为后盾的国家司法机关，要更严格限制其权力的行使。第二、其基本内涵体现了刑法对人权的尊重，人权作为人的自然权利，应该广泛而充分地享有。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定，使人权等到有效的保障。第三、其基本内涵还具有保护社会的价值思想。人的社会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秩序，而秩序意味着根据一些规则来调整冲突，这就是法律得以导入社会生活的原因。如果对自身行为的不可预见就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由此会导致对法律、对社会的不信任。所以，罪刑法定的确立能起到一种导向的作用，指导人们的行为和方式，从而保护了社会。

综上所述，作为罪刑法定原则，无论从绝对意义上的理解，还是从相对意义上的理解，其最直接的、最核心的基本内涵在于保障人权、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和保护社会的价值功能，因而从刑法本体结构的角度充分反映了刑法所应具有的公正价值观和体现正义的价值底蕴。

第二篇：关于罪刑法定的社会调研报告

关于罪刑法定的社会调研报告

社会调研报告

笔者认为，对罪刑法定原则要从四个层次上来理解，即观念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上的罪刑法定、制度上的罪刑法定、司法运作上的罪刑法定。只有从形式到精神、从制度到观念等多个角度来认识罪刑法定，才能对其全面掌握。我国刑法学界所制指的罪行法定一般仅指制度上的罪刑法定，即强调以成文

法典来确定犯罪与刑罚。笔者认为，这仅仅是罪刑法定在法律表述方式上的内涵，由于将罪刑直接或间接地等同于成文刑法，就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将强调罪刑法定等同于刑法条文的细密化或者说是具体化，只重视立法忽视刑法的执行，即司法。笔者认为，首先，罪刑法定不等于刑法立法的细则化，在立法时要根据实际情况“该粗则粗，该细则细”；其次，在刑事司法中要坚持罪刑法定，即强调罪刑法定的精神追求，在司法中要体现罪刑法定关键是要严格执法，才能确保司法公正。

三、如何看待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解释问题

像上述存在的这类犯罪,有些对社会危害极大,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又纵容了犯罪,追究责任的话又不知根据哪条法律,如何解决呢?其实也就是传统说法中的绝对罪刑法定和相对罪刑法定之间的对立,也就是现在常说的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解释问题.这里主要阐述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罪刑法定原则与类推解释

有学者认为类推解释是指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就刑法中最相类似的事项加以解释的方法，由于类推解释的前提是刑法对需要解释的事项没有明文规定，故类推解释必然是超出刑法的规定解释刑法，超出公民预测的范围解释刑法，其内容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即使类推解释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解释。但有的论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并从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进行了论述。第一，从形式侧面看，罪刑法定禁止类推解释。立法者是通过文字表述其立法意图的，因此，在解释刑法时，只能在立法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内解释。同时，由于刑法本身有自己的体系，故在确定含义时，应当在维持刑法整体含义的前提下进行解释。如果可以类推解释，则意味着立法者通过文字表述其立法意图成为泡影。刑法通过文字形成规范从而指引、指示人们的行为，或者说，国民通过刑法用语了解刑法禁止什么行为，如果在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作出解释，就不会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否则，就会侵犯国民预测可能性，所以类推解释就会造成国民在不能预见的情况下受处罚。第二，从实质侧面看，禁止类推解释只是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之所以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是因为刑法中存在一些不利于被告人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因为文字表述以及立法疏漏的缘故，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正是克服形式侧面的缺陷，实现刑法的正义的表现。

（二）罪刑法定原则与扩张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不禁止扩张解释，但并不意味着扩张解释的结论都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换言之，扩张解释方法本身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但其解释结论可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因为不合理的扩张解释，也有可能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侵犯国民的自由，从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针对这种情况，有的论者从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和形式侧面出发，提出在进行扩张解释时，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在考虑用语可能具有的意义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对一个行为而言，其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处罚必要性越高，作出扩张解释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不管处罚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释为犯罪。第二，通过一般人的接受程度来判断是否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一种解释论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断解释结论是否侵犯国民预测可能性的重要线索。

四、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罪刑法定原则

（一）司法机关定罪时如何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在入罪和出罪问题上如何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上，有学者从实现罪刑法定的外在体制障碍、司法观念和司法水平方面为契入点，认为在入罪问题上，首先要实现司法独立。目前我国司法机关没有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罪刑法定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制度保证，罪刑法定原则只能流于形式；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尤其是定罪活动的法治化，首先要解决司法独立、法官独立问题，司法不独立、法官不独立是罪刑法定司法化的最大障碍。其次，要树立形式合理性的司法观念。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中的确认，必然带来司法理念的重大革命，即从以前的以实质合理性为价值诉求的司法理念向以形式合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司法理念转变。实质合理性的司法理念在入罪问题上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矛盾的，当某一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法律并未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情况下，即

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发生冲突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形式合理性是唯一的选择。再次，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程度与司法水平密切关系，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在定罪活动中的贯彻，关键是要解决“找法”问题，法律适用绝不是一个机械地对号入座的过程，而是包含着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司法人员只有具有了相当高的司法水平才能正确找到法，才不至于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实现

有学者认为，立法上科学地规定犯罪与刑罚的界限和司法上严格依法定罪处刑，是法治精神在刑法中的体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并用以指导刑事司法实践，仍然是当今乃至于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刑事法领域中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刑法有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双重机能，从理论上讲两者是统一的，但实际上却存在一定的轻重缓急之分。在以发展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刑法更应该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作为首要任务，充分体现刑事法治的民主性和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强调并进而确立、实现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将司法活动真正纳入法治化的运行轨道。

但在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第一，依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标准定罪。一旦离开了刑法的明文规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严重程度的界定就丧失了起码的衡量标准和尺度，必然会淡化犯罪认定上的法定性的含量，最终破坏了罪刑法定原则。第二，依照以往的司法解释去理解和适用现行法律，在不知不觉中消解了罪刑法定原则。因为以往的司法解释大多是在类推思想和制度背景下形成的，而作为最高司法解释，又往往带有“类型化”应用的特点，其破坏力甚至要远远大于以往的类推制度。

罪刑法定原则追求的是一种整体的、长远的刑事法治状态，而不是局部的、眼前的功利性利益。司法实践中应当在法律用语的逻辑涵义之内解释法律，而不能为惩治“真正的犯罪”进行“造法”。刑法的立法漏洞，只能通过刑法修改、补充的方法去解决，司法解释必须恪守解释权限，否则将破坏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性要求，使刑事法治的“底线”遭到破坏。

另外，罪刑法定是实体与程序相结合的一项重要法治原则。犯罪的证实必须依靠足够有效的证据，在现有的法律原则和诉讼体制下，我们必须正视有一些证据不足或者无法证明的犯罪现象的存在，不能人为降低对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严格要求。因为在法律以外让一个人简单地承担现有证据所无法确证的罪责，要比惩罚一个真正的罪犯更能体现刑法的民主精神；而实行有罪推定，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即判定他人有罪，将造成比放过一个真正的罪犯更为严重的、从整体上导致现代法治遭受破坏的后果。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实际运作和个案认定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实现，不仅有赖于立法者和执法者观念的转变，更有赖于刑事法官在具体法律适用中的切实坚守，在个案认定中要彻底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以我国首例投寄虚假炭疽邮件案为例。我们知道，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危害或者危害的现实可能性。“其他危险方法”首先必须是与放火、决水、爆炸具有相同或者相当危害性的方法。其次，必须是具有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现实可能性的方法。如果危害行为只具有引起这类危险的假象，在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类危险或者行为人将危害的对象控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时，都不能认定为刑法规定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我国首例投寄虚假炭疽邮件案中，被告人肖永灵明知自己投寄的是食品干燥剂，而且其投寄的对象也是控制在特定的人员范围之内，根本不可能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害。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三）》第8条也是将投寄夹带有虚假传染病病原体物质的邮件的行为纳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之内的。因此，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讲，对肖永灵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存在明显的定性上的错误。虽然被告人肖永灵的行为完全符合《修正案

（三）》第8条的规定，但是修正案是在本案发生之后生效的，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该修正案并不能适用于本案。因此，虽然肖永灵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在当时我国的刑法中并无定罪处刑的明文规定，依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不得对其定罪量刑。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对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如何处理的问题。有人认为对以单位名义实施的、刑法规定只能由自然人才能构成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能按单位犯罪来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对该类行为应当按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不负刑事责任，但单位不构成犯罪不代表自然人不构成犯罪，对自然人追究刑事责任无须以单位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只要该行为完全符合自然人的犯罪构成要件，就可以认定为自然人犯罪。

再次，看我国证券法中附属刑法规范的规定，讨论了罪刑法定原则与附属刑法的关系。附属刑法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种方式，在1997年新刑法颁布前对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1997年后附属刑法面临尴尬的境地，为了维护刑法典的完整性，此后我国其他法律的“法律责任”部分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只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规定法定刑，这种将罪状和法定刑分离的立法模式使附属刑法的规定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发挥作用，这种立法技术也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对此，有学者主张或者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模式对附属刑法明确规定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或者放弃附属刑法而坚持采用刑法典的立法模式。

综上，罪刑法定原则已经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共识，尽管对它的理解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我们相信，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明确规定对于中国的刑事立法、司法乃至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大力推行，都是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篇：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原则在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中的体现

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原则在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中的体现 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体现我国刑法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念。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具体要求是，（1）溯及既往的禁止。犯罪及其惩罚必须在行为前预先规定，刑法不得对在其公布实施前的行为进行追溯适用（2）排斥习惯法。犯罪与刑罚必须由立法者通过特定程序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刑事司法应该以成文法为准，而不能适用习惯法。（3）合理解释刑法，禁止类推解释（4）刑罚法规的适当。刑罚法规的适当包括刑法明确性、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禁止不确定刑三方面内容。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法律效果主要有以下方面已于体现：我国刑法实现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犯罪的法定化具体表现是：（1）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认为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触犯刑法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例如犯罪故意、犯罪过失、刑事责任能力等。（3）刑法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为司法机关正确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刑罚的法定化具体表现在：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刑法的轻重应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其具体要求是，刑罚既要与犯罪性质相适应，又要与犯罪情节相适应，还要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相适应。在立法上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注重对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宏观预测和遏制手段的总体设计，确定合理的刑罚体系、刑罚制度与法定刑；在量刑方面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将量刑与定罪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强化量刑公正的执法理念，实现刑与罪的均衡协调；在行刑方面是想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注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的消长变化情况，合理地运用减刑、假释等制度。

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原则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体现主要有：

1.依法治国。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要求政法机关和政法干警必须不断

提高法律素养，切实增强法制观念，坚持严格执法，模范遵守法律，自觉接受监督，时时处处注意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罪刑法定原则给依法治国提供了法律保障和依据。

2.公平正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是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目标。要求政法干警必须秉公执法、维护公益、摒弃邪恶、弘扬正气、克服己欲、排除私利，坚持合法合理原则、平等对待原则、及时高效原则、程序公正原则，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从法的价值出发，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合理的采纳犯罪过程中的情节、手段等一系列因素，并且结合人身危险性，在罪刑法定基础上正确量刑，真正的最大化的做到公平正义。

3.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

须突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问题，把工作重点从调整对立的阶级关系转移到承认和保护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等权利义务关系上来，转变重政权轻民权的观念，克服“防民”思想，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和依法执政的能力。当前，在刑事司法领域，一些执法人员还存在着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观念，习惯于有罪推定，忽视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因此，我们必须着力提倡打击与保护并重的观念，增强以人为本、文明执法的意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近代刑法最基本的原则，完全体现了古典自然法所确立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念，以人权保障为己任。罪刑法定原则在政府权力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分出一道界限，并为这个界限树立了明确的标杆。

第四篇：试题：什么是罪刑法定？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

试题：什么是罪刑法定？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

说明：试题及答案适用于国开电大专科所有专业学员《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之大作业。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将罪刑法定定义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罪刑法定原则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强调犯罪及其刑罚的法定性、明确性，即什么行为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及处何种刑罚，均须由法律在事前进行明文规定；二是强调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刑法的处罚范围与程度直接关系每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与名誉，属于特别重大的事项。因此，必须使人民事先能够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事先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而且禁止对法律做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禁止溯及既往。当人们事先能够根据成文刑法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时，就不会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受到刑罚处罚而感到不安，也不会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受到刑罚制裁而不敢采取合法行为。

罪刑法定原则反映出以法律手段来“维护正义”和“限制专横”的两个功能。一方面，禁暴惩奸，将不正义的行为宜布为违法犯罪，并施加处罚，是自古以来刑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另一方面，只有严格根据法律规定，经过公正审判，才能处罚不正义的行为。罪刑法定原则试图以确定的法律来约束法官，以达到抑制法官任意擅权的目的，避免司法专横，有效保障人权，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正是基于此，罪刑法定原则被称为现代刑法的生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普遍在宪法中规定罪刑法定，至此罪刑法定成为一项宪法原则。它既是制定刑法、司法解释、适用刑法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任何解释者必须遵循的原则。另外，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法西斯战争罪犯的审判，罪刑法定原则也开始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在国际法上取得重要地位，作为纽伦堡审判所运用的重要法律原则之一，罪刑法定被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写人“纽伦堡原则”之首。

作为限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在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运行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将推动我国刑法理念的转型，以及人权保护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篇：论文：放火罪刑事案例分析报告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结课论文

题

目

放火罪刑事案例分析报告

学

号

2017113117

姓

名

**

系

队

研究生一队

专业（方向）

法律硕士

指

导

教

师

**

二〇一九年一月

放火罪刑事案例分析报告

摘要：本文选取**放火案进行分析，主要围绕案件中被告人**的罪名认定、罪过心理及被告人供述几点争议焦点进行分析。结合相关案情及罪过认定，证据取信规则、放火罪与失火罪的认定差异来剖析本案。

关键词：失火罪；放火罪；罪过心理；被告人供述

一、案例介绍

（一）案由

放火罪刑事案件

（二）基本案情

公诉机关安徽省亳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男，199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安徽省亳州市人，小学文化，市民，户籍地亳州市谯城区,住亳州市谯城区。因涉嫌犯放火罪于2017年3月13日被监视居住，同年4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亳州市看守所。

指派辩护人姜慧影，北京京师（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指派辩护人孙某，北京京师（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7年3月12日2时许，共同居住在谯城区汤王大道北段天润第一街区122号“金威防水”店内的被告人**因其父亲王某1、其姐王某2在一楼北间发生争吵，**至二人处欲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以劝阻，王某1上前夺下汽油桶时致汽油洒出，后**从口袋内掏出打火机并打开，引燃汽油后致一楼大量易燃物燃烧，**随即逃出屋子施救，后大火烧至二楼，致被害人王某1、王某2、李某1、王某3、朱某五人死亡，同时火灾造成店内全部物品及邻居部分财产损毁。经鉴定，五被害人均系生前烧死；店内损毁防水材料价格人民币84750元。

（三）法院判决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采取倾倒汽油点火的方式企图阻止家庭矛盾，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致五人死亡，财物被焚毁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对**当庭提出其没有放火的辩解，经查，认定**放火的证据有被告人**的供述和李某3的证言在案证实，与现场勘察提取的打火机、鉴定意见、证人杨某、李某2等人证言相互印证，能够排除王某1、王某2作案的可能，证明了**企图通过点火阻止家人争吵，在汽油已经大量洒出、现场存在大量易燃材料的情况下仍打开火机，对着火的危害后果持放任态度，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其行为应当已放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故对其此节辩解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对辩护人关于**的行为构成失火罪的辩护意见亦不予采纳；对辩护人所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不稳定，应排除其有罪供述的辩护意见，经查，案发后**因害怕被刑事处罚，部分供述否认其点火应属于正常反应，但2017年12月22日，**在知道其家人已经死亡后，仍作出了是其点火的有罪供述，其当庭翻供所称不知家人死亡，替家人顶罪的辩解显然不能成立，**的有罪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采纳，故对辩护人此节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害人王某2在案发时对情绪失控的**进行刺激和诱导，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有一定过错，同时**的放火行为属于间接故意犯罪，对**依法可从轻处罚，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综上，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犯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本案争议焦点分析

（一）被告人罪名认定

本案中被告人**被认定触犯放火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法院认为**主观上存在间接故意心态，客观上存在点燃汽油的行为，并且造成了五人死亡及若干重大财产损失，达到了放火罪的入刑标准，因此定性被告人**成立放火罪。而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是在争执中失手点燃汽油，主观上是想劝解家庭纠纷，并没有恶意防火的主观念头，应当认定为过分自信的过失，在刑法上过分自信的过失指的是犯罪嫌疑人认识到了危险大概率发生，但是自信认为自己能够避免危险发上，但是最终发生了危害结果的主观心理。被告人**与家里人并没有大的矛盾，主要都是生活琐事的纠纷，**本人也是退伍士兵，身体素质较好，有能力在纠纷中使用打火机劝架而不点燃汽油。因此说，**应当认定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心态，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第二款，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被告人**应当认定为失火罪。

笔者倾向第一种观点。对于第二种观点，过分轻信被告人供述，本案中，被告人**的放火行为与危害公共安全的火灾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对于被告人**，在明知屋内都是易燃物品切存在大量汽油的情况下仍作为的方式使用打火机，该行为有引起火灾的高度盖然性，可以认定**对火灾有至少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因此认定被告人**成立放火罪。

（二）被告人的罪过心理认定

本案中对于被告人**的主观认识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间接故意存在争议。过于自信的过失，又叫“有认识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过于自信的过失的特征表现为认识特征和行为特征，认识特征表现为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同时又轻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意志特征表现为行为人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即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违背行为人的意志的。行为人往往会根据自己的认识，采取一定的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措施。而间接故意是犯罪故意的一种类型，即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

在本案中，被告人**客观上虽然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在结果发生以后积极救火，第一时间报警和拉断电闸，为扑灭火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根据证人证言及相关证据认证，被告人**在放火时的主观心态应当为冲动情绪下不顾一切的放火心态，对于结果是不管不顾的，明知大概率发生重大火灾而用打火机威胁，最后造成五人死亡，若干财产损失的危害结果，因此法院认定其为间接故意有充足的法理依据。

（三）被告的供述效力认定

被告人**的供述在案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本案的定性需要认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因此最能反应犯罪嫌疑人心态的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犯罪嫌疑人**在刚立案时供述自己放的火，是在吵架中一时冲动用打火机点燃了屋内的汽油引发的火灾，而到了审判阶段，庭上被告人**推翻了自己先前供述，声称自己是替家人定罪，自己没有放火。此时出现前后不一的被告人供述，法庭是否应当采信存在争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但庭审中供认，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审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应征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在本案中，被告人其用打火机点燃汽油的庭前供述与现场勘验，证人证言，检查笔录、鉴定意见等基本吻合，能够相互印证。因此可以采信其庭前的供述进行定罪。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被告人在庭审中推翻了其庭前供述，应当排除被告人供述，不作为定案依据，而其余证据足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程度，因此可以根据其他证据认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三、对放火罪刑事案例思考

（一）放火罪与失火罪特征区分

失火罪与放火罪的界限失火罪与放火罪在客观上都表现为与火灾有关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都侵害了社会公共安全。但两者有明显的区别。1、在客观方面，失火罪必须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才能构成。放火罪并不以发生上述严重后果作为法定要件，只要实施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放火行为，放火罪即能成立。2、放火罪有既遂、未遂之分。失火罪是过失犯罪，以发生严重后果作为法定要件，不存在犯罪未遂问题。3、主体要件处罚年龄不同，放火罪年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即可构成；失火罪年满16周岁的人才负刑事责任。4、主观罪过形式不同：放火罪由故意构成，失火罪则出于过失。

（二）放火罪中罪过认定标准

放火罪中的认定难点就是如何判断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是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二者的区别主要是在两方面，在认识因素方面，过于自信的行为人和间接故意的行为人，都有预见其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但是对于这种可能性是否会转化为现实性，二者主观故意不同，过于自信过时的行为人，主观上认为凭借其自身能力、技术、经验、防范或者是某些外界条件等，其实施的行为可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其认为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不会转化为现实性。但是间接故意不存在这种认识错误，间接故意的行为人主观上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结果发生，这种可能性是会转化为现实性的。另外在意志因素方面，二者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不同，间接故意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发生虽然不积极追求，但是也不反对、不排斥结果的发生，但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人，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排斥、反对的状态。

在本案中，被告人**对于危害结果应当是排斥、反对的态度，但是其应当意识到周围存在大量的易燃易爆物品，并在此基础上仍然以点火相威胁，应当认定为认识到危害结果大概率发生但是放任不管的心理状态，认定为间接故意更加贴切被告人**的心理状态。

（三）刑诉中对被告人口供采信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三条在《死刑案件证据审查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础上，专门规定审查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结合控辩双方提供的所有证据以及被告人的全部供述和辩解进行：1、被告人庭审中翻供，但不能合理说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矛盾，而其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2、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但庭审中供认，切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审供述，对于庭前供述的辩解存在反复的被告人，也可能在庭审中做有罪供述，此时在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下可以采信其庭审中供述。3、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

本案属于庭前做有罪供述，而庭审中翻供的情形，而且其翻供并不能说明合理原因，也不能和已知的证据相映证。而被告人**所做的庭前供述能够和其余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因此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

参考文献：

[1]孙跃文.如何区分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王某放火案[J].法制与社会,2018(11):48-49.[2]李超.论放火罪中主观故意的有限推定[J].法制与社会,2017(11):74-75.教师评语：

评阅教师：

****年**月**日

[3]杨槐柳.从一起放火案看放火行为的罪与非罪[N].人民公安报,2017-08-07(005).[4]熊雯新.放火罪“重大损失”的界定[N].江苏法制报,2015-12-01(00C).[5]如何理解放火罪两个法条之间的关系[N].黎宏.检察日报.2005-04-07

[6]这种行为涉嫌失火罪还是放火罪[N].吴劲松,叶立伟.人民公安报.2017-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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