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员怎么上班和休假

第一篇：中国古代官员怎么上班和休假

中国古代官员怎么上班和休假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五一、十一、除夕等国家法定节假日是休息或者走亲访友的好日子。而且，随着人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这些节日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很多人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现在的社会中，节假日如此重要，那么在古代中国有没有节假日呢？如果有的话，又是怎样的情形？

【汉朝的休假制度】

据《汉律》记载，早在西汉时，政府就在典章制度中明确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意思是说政府工作人员，每工作四天就休息—天。政府的本意是，工作了四天也的确够辛苦的，那么第五天就放假让他们洗澡更衣，修发刮脸吧。

这个制度，在西汉两百年的时间里得到很好地贯彻。到了东汉，这个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地实施。司马迁在《史记？百万君传》中说道：“官员每五日洗沐归谒亲。”相比于西汉时期的规定，这时的“休沐”不但可以洗澡休息等，还可以网家看望老小、夫妇团聚。

【隋唐的休假制度】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了隋唐。不过到了唐代，延续了数百年的每五日休一天变成了每十日休一天，即在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的最后一天休息。唐代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国事频扰，朝廷改“五日休沐”为“十日休沐”，此即所谓的“旬休”。据王聘三《古今事务考》载：“永徽三年以天下无虞，百司务简，每至旬假许不视事，以宽百僚休沐。”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官员工作十天才能休息一天，也就是上旬、中旬、下旬各一天。这三天休息时间被称为“浣”，从此假日又有了“浣”的称谓。

这样，一年三十六旬可休三十六天。而且，相对于今天的请假，唐代请假要难得多。当时政府对于“旬休”规定颇为严格，凡三品以上官员，休假前要“告假”，假期满后要到衙门销假，是谓报到。

否则，就要扣发一个月的俸禄，甚至罢官。

通常情况下，唐代以后，大多数政府官员们习惯于上午或整天都在官署里办公，傍晚才下班回家。对于京城内的官员而言，如果需要上朝，他们就要一大早先去上朝，然后才到自己的官署办公。

而地方上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和家眷住在一起，前面办公、后面居家。

因此，可以说，放假与不放假也都是一回事。但相对低级的官员，如幕僚，因为地位卑微，是没有官邸的，甚至得离家别子住在官署里或租屋而住。因此，节假日对于他们而言，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宋、元的休假制度】

“旬休”制度在宋、元两代相以沿袭。宋朝时期，除这些常规假日外，法定的节假日更加丰富。据宋史笔记《文昌杂录》记载，元日(春节)、寒食、冬至各放假七日；天庆节(正月初

三)、上元节、天圣节(皇帝母亲生日那天)、夏至、立春、人日、中和节、清明、七夕、末伏等也都放假。这样，一年的法定假日达到了七十四天，加上三十六天旬休日，共一百一十天，和现在的法定节假日总数非常接近。

当然，和今天不同的是，在伦理盛行的封建社会，基于人伦血缘和宗法观念，除了上面的法定节假日外，政府还出台了很多“人性化”的政策：父母住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定省假(不含旅程)；在五百里外，则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儿子行冠礼时有二天假期；儿女行婚礼时有九天假期。父母亲去世，解官戴孝三年(军职为一百天)；亲戚去世，根据关系远近设不等的假期。

和之前的各个朝代相比，元代在节假日制度上显得迥然不同。

法定节假日更是少得可怜——元代规定全年只有十六天节庆假日。

为什么元代的假日这么少，或许与其游牧民族的出身有关吧！

【明清的休假制度】

或许是受了元朝的影响，到了明清两代，政府官员就没有汉唐宋时期宽松的休假制度了。“旬休”制逐渐削减甚至取消，全年只保留三个假期，即春节、冬至及皇帝的生辰。具体的是月假三天，加上元旦、元宵、中元(农历七月十五)、冬至等节日可放假十八天，每年休假只有五十多天。清朝前期的休假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

不过政府的这一措施遭到了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帝王将相，考虑到自己在臣民面前的声望，也只好接受“民意”，做了修改，在三个假日的基础上增添了寒假，并将春节和寒假的假期均延长至一个月。但是政府的这个规定是有条件的——长假期间官员仍要不时地到其官署处理必办的公务，涉及司法的事务更是不能停止。

清朝后期，休息制度开始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大量进人中国，他们每星期休假——天，时间一长，国人产生了认同感。到了1910年，清朝政府在上层基本上实行了星期天为公休日的制度。

在千年的休假制度里，除了法定节假日，政府也对“临时请假”

制度作了规定。举个例子，如果官员因为有急事而无法及时回官署办公，晋代就规定：“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为限，千里内者疾病中延二十日。”到了后晋时期，家居外地的官吏探亲时，政府还会单给路程假。

这种“急假”在今天看来颇具人性化，当个人要执行对家庭的责任时，政府的法令有相应的假期规定。最宽大的是唐代的规定，包括：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在五百里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儿女行婚礼时，有九天假期，不包括旅程。其他近亲行婚礼，则假期分别为五天、三天、一天；父母亲去世，强迫解官三年，如果是军职，则为一百天；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九月有十五天的授衣假。

可以说，节假日制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沿袭已久，源远流长。这可能与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因素有关——农民可以根据自己农事活动的闲忙和节气变化来适时安排自己的休息闲暇。而政府官员不能像农民那样随意规定自己何时休息——但又不能不休息。在这种情况下，休假制度诞生了。

第二篇：中国古代官员工资单

中国古代官员工资单 “包青天”年薪都过千万！

唐宋官员有多富？看看白居易、王安石和包拯的工资清单吧！白居易月薪一万五，王安石月薪九万，清官包拯年薪过千万……

清官包拯年薪是多少？有人统计，包拯年薪超千万。这是个让不少人遗憾没生在宋朝的数据。超级富国宋朝对公务员实行高薪制，宋朝高级公务员们富得流油。

优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致仕(退休)的，有的为延长任职期限，竟改动年龄。哪个朝代的公务员薪水最高？

宋朝百官的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优厚，月薪饷最高达400贯(一贯为千文)，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2至6倍。除俸钱外，还有禄米，宋朝大小官员锦衣美食，生活奢华。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外加每年绫20匹，罗1匹，绵50两； 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除以上薪饷外，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官员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钱也由政府“埋单”。

宋代公用钱借贷利息与职田的收入，除由部门长官支用外，大部分进了部门“小金库”，隔三差五发放给官吏们，成为收入的一部分。官员出差或赴任时，可以凭朝廷发的“给卷”在地方上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

宋朝还设立“祠禄之制”，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宋朝的不少官员能领取两份薪饷，名曰“职钱”。

优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致仕(退休)的，有的为延长任职期限，竟改动年龄。因此，朝廷只好强迫官员致仕，对年满七十的老官僚，不予考课，不给升迁。官员致仕时，往往给予加官晋级，类似当今公务员的“即提即退”。宰相级的官员致仕后，仍可参议朝政做“高级顾问”。官员自动致仕的，其子孙可以“荫补”一定的官职，致使“官二代”从政者众多。

唐朝名人白居易：月薪一万五！

约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白居易为校书郎时，他在诗歌中写道：“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馀。……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不久，白居易便升左拾遗，工资跟着增加了一倍，“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

史载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54岁的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不知是因为苏州是江南头等富庶地方，还是白居易资力比较老了，反正那时候他的工资已经比较的丰厚了。“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

白居易为宾客分司时，曰：“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嵩洛供云水，朝廷乞俸钱。”“老宜官冷静，贫赖俸优饶。”“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官衔依口得，俸禄逐身来。”

随后，白居易调进中央政权机关，为太子宾客，分司洛阳时，工资已是他刚做官时的十倍。“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接着，升为太子少傅，工资涨到了顶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而且还相当清闲自在，很是令人羡慕。连苏轼也表示艳羡：“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

到晚年，白居易退居林下，回到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颐养天年，还可以领到一半的养老金，“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

《白公说俸禄》还记载：“兼京兆户曹，曰：„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贬江州司马，曰：„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壁记曰：„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罢杭州刺史，曰：„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从白居易的诗里，我们可以大约地了解到唐朝时做官人拿的工资是多少，不过白居易个别诗词里自说俸钱亦有误。如白居易有送陕州王司马建赴任诗云：“公事忙闲同少尹，料钱多少敌尚书。”白居易当时与王司马同级，五品官。一司马，俸钱怎能敌尚书？他贬到江州

不久，即写信给元微之，略云：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引笔铺纸，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信内言月俸四五万，这才是老实话。唐代官制，司马薪级约略如此。至于尚书官俸，唐制为一百贯文，即十万也。司马仅为五十贯文，即五万，差一半，怎可敌尚书﹖可能是白居易当时的夸大之词。不过这个按照唐时一文铜钱约折合后世人民币三毛计算，月俸四五万相当于人民币12000至15000左右。

第三篇：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为官总是要讲究政绩。考核在中国古代也称为考绩、考课、考校或考功，其含义就是国家依照所颁布的法令和行政计划，在一定的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并依其不同表现，区别不同等级，予以升降赏罚。因此考课不仅是国家对官吏实施奖惩、升降、俸禄的主要依据，也是激励官吏奋发向上的有效措施，是提高国家机关行政效率的杠杆，是我国古代整顿、改善吏治，惩恶扬善的一项重要措施，与各朝政治以致盛衰兴亡都有着直接关系。

据史籍记载，在中国古代原始社会，黄帝时设置了百官，尧、舜时就有了考课制度。据《尚书·舜典》记载，舜提出了“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的考核制度。

商代中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制。商朝的职官就任以后，就要进行考绩，一般三年实行一次，主要从政务、管理、法纪三个方面着手，对在任职官的从政能力、行政水平进行鉴定，并在考绩的过程中发现人才，破格录用。对在任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商朝设立了刑狱官，制定官刑给予惩戒。

进入西周以后，在官吏考核方面实行天子巡狩、诸侯述职和大比三项制度。西周的考核主要是以“八法治官府”、“六计课群吏”。《周礼》中明确记载了西周考核和检查各级机构和部门的措施：八法是对组织机构的考核，六计是对政府官员的考察。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官吏考核制度也不断完善，强调以实际政绩对官吏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赏惩的依据。春秋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大致可分为年终“会政致事”和“三年大比”两种。考核的内容，主要是“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畜、兵器”。战国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已较为完整，以便提高行政效率和作为官吏升迁的依据。

到了战国后期，以秦为代表的考课制度开始出现，主要有“上计制度”，“法官法吏制度”和《为吏之道》。“上计制度”是国家通过预、决算的方式来考核地方官吏，以此控制地方行政。“法官治吏制度”目的旨在使“吏不敢非法遇民”、使“民不敢犯法”。上述规定，反映了秦对官吏考核制度是相当完备的，通过考核，加强了不同职务的官吏岗位责任制，检验了官吏的工作能力，对不称职的庸官能够及时淘汰，从而保证了行政管理效能的提高。

汉承秦制，秦之后的西汉和东汉王朝，不仅继承了秦王朝初创的考核制度，而且根据这一制度在许多方面加以改革、完善，使之发展并逐渐趋于定型。西汉时期对官吏的考课，主要有“上计制度”、“监察制度”和“选举考课合二而一”的“仕进制度”。三者相结合为一个整体，维系着当时的官僚体系。而且还有比较固定的程序规则和机构。

魏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正常的考课无法进行，于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考课百司。东晋南北朝，考课与任期相结合，以三年为小满，六年为秩满。其中考核卓有成效的要数北魏。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整顿吏治是一项重要内容。北周则以“清身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民、恤狱讼、均赋役”六条为考核内容。可见，这一时期已开始对官吏进行多角度的考核。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较前朝日臻完善。伴随着科举制的形成，官吏的考核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日趋成型，各项程序和技术指标更加严密和健全完备。其标志和内容主要体现在考核机构的确立、考核标准相对精确化、考核方式的程序化及统治集团对考核黜陟的自如运用和灵活掌握。唐朝官吏系统考评体制的完善性，为古代中国之首。

宋代很重视考核官吏，考核标准基本上沿用唐的“四善”和“二十七最”，但在机构设置和权力分配上都有所变化。较能体现宋朝官吏考课制度特点的，一为考课法，二为磨勘法。由于宋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基本上论资排辈晋升，导致官员大多因循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满足于到期升迁。这是造成宋代“冗官”的原因之一。

在元代，所有政府官吏的考满时限和升迁出职路线等管理，都由中央政府作出统一规定，这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尚属首次，表明中国官吏考核制度又向前推进一步。

明洪武年间，制定了百官考核之法，共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二者相辅相成，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亦以八法衡量。处罚分为致仕、降调、闲住、为民四等。明初，考课制度得以较认真严格地进行。但明中叶以后，考课制度逐渐流于形式，百弊丛生。

清朝基本上沿袭明朝考核制度，进一步简化为京察、大计两项。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所谓“四格”，即守、政、才、年。所谓“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八者，与明制同。但官场上的腐败形势逐渐积重难返，纵使考核制度如何完善严密也不能挽救清王朝走向衰败。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考课内容的确定十分重视，在整个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史上，历代王朝都十分注重将德与绩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考核。考核内容既注意全面性，又突出重点；既考察显性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也注重对官吏道德才能的评判。古代的考核实践始终建立在德绩结合的功绩制基础上，自宋以后将资历考核补充进来，最终形成了以德绩为主，年资补充的考核特点。借古鉴今，我们在改革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时，应改变过去过分强调GDP的做法，不仅要看经济指标，更要看社会效益指标，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素质和潜力的考核。

古代的考课机关又称考功院或考课院。它起于西周，至唐逐渐建立专司机构，并实行责守责任制，至明清，考课的机构及职责已经基本实现法律化，是有效进行官吏考核工作的组织保证。当前我国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也必须设置专门权威的考核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制度建设，否则，考核会流于形式，劳而无功。

我国古代考核官吏的标准和内容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根据官吏不同的职务和不同的职事采用不同的考核体系，这体现了分类管理的思想。除按职务分工外，对所有的官吏还有统一的标准，就是所谓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等对官吏的基本要求。而我国现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内容、个人能力等的差异，没有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不同职务和工作性质进行科学的分析，没有制定出明确的职位说明书，评价缺乏层次性，考核内容未分类别。

同时，古代官吏考核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缺陷也值得我们警醒。例如，只唯上、不唯实，导致官僚作风；考核指标虽然全面但所占比重不合理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止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继续发展的桎梏。但是，大凡对官吏的考核，无论其效果如何，目的都大同小异，必然是管理队伍的优化、廉政、高效，即便是这些制度、方法的消极因素也可以作为反面教训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吸取教训，为我们今天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鉴。

第四篇：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摘要：通过对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即萌芽、确立形成时期（战国、秦汉）、逐步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完备（隋唐）、逐步完善（宋元）、集大成时期（明清）的阐述，以及对这些时期的考核方式进行总结分析，得出了一些经验教训用于借鉴，对当前的官员考核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启迪。关键词：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借鉴

一、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概述

考核，古代称之为考课，也称考绩、考查，是对在职官员政绩和功过的考核，通过考核分出优劣，加以奖惩。考核是我国古代各个朝代选贤任能、赏善罚恶、奖勤罚懒、评价官员品行、政绩和年劳的重要制度措施，也是历代统治集团约束内部成员的基本手段。

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历史悠久，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考核对象扩大化、考核管理机构统一化、考核标准兼容化、考核方式多样化。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从产生、发展到完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历代统治者集中王权、巩固自己的统治提供了保障；但它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再加上封建帝制的腐败，往往只能空有其表，最终随着王朝的覆灭而灭亡。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它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也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

（一）战国、秦汉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战国时期，各国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考核制度。秦国以考课严谨、赏罚分明的措施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秦始皇采用了韩非子的“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国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了，老百姓也就管理好了。秦灭六国以后，继续沿用原来的制度，并把它推行全国。秦朝实行一年一考，三年一次总评定的办法。除了每年定期的地方对中央的上计制度外，还有对诸曹官吏结合具体职司进行的定期和不定期的考核，并按照考核的结果，给予奖赏或惩罚。

汉朝对官员考核，主要是考核其政绩，所谓“政绩”，即官员的政治能力所要达到的效果。汉朝承袭秦朝的考核制度，实行一年一考。考核由尚书负责，交皇帝批准。此外尚书考核列卿，御史中丞考核刺史，丞相、三公、刺史考核郡国守相，郡国守相考核县令长、丞、尉，县令长考核乡三老。在横向上实行分级负责，纵向上实行层层考核。另外各级官员由本门负责人事工作的功曹负责考核，交由该管府主要长官核准。除此之外，中央政府还按照职能对各级官府实行单项考核，并由列卿负责，有时由列卿的副职分赴各地进行考核。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的考核制度逐渐形成定期、有内容、有奖惩、梯次分明、分工明确的较为完善的考核体系。魏晋南北朝在尚书台设考公郎为专职的中央考核官员。魏晋时，由于战争纷纷，正常的考核无法进行，于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考百司。东晋南朝，官员的考核与任期相结合，以三年为“小满”，六年为“秩满”。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实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并与官员任用相结合，按年月暂定任用后，年资成为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魏晋南北朝还形成了与门阀制度相适应的考核制度，并将中央朝官纳入考核体系，并制定考课法，改变了过去偏重地方考课的倾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核标准包括官员的品行、政绩和年劳；在中央和地方分置相应的考核管理机构。中央通过设置“考功曹”，对文武长官的考核进行管理；中央开府长官和州郡县长官设置有功曹，对本府官员进行管理。在考核制度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在考核等第的划分沿用汉制九等法。

从魏晋到隋，官员任期出现较大变动，考核年限逐渐由“三年一考”转向“一年一考”。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自上而下的巡行制度，遣使四方，纠弹、考课、黜陟地方官。上计制度和巡行制度既是考核信息收集的手段，也是考核制度的重要方式。

（三）隋唐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隋朝加强中央集权，剥夺地方官员自辟僚属权，将天下百官及其僚属的考课收归尚书考功曹（司）统一管理，从而实现长官考课和属吏考课管理机构的一体化。

隋唐时期，官员的考核制度进一步完备，并且由尚书省吏部考公司具体掌握官员的考课。宰相等高级官员的考核，则由皇帝掌握。从唐初制定的考课法来看，其考课的范围很广，包括所有在任各部门、各地区文武职事官及九品以上的流外官，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考核，称之为“小考”。每隔四年（有的三年或五年）又举行一次“大考”。唐朝政府制定了具体的考核标准，对各级官员实行全面考核。以流内官来说，就有“四善”、“二十七最”的说法，可见其考核之细。唐代考课由下而上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先由中央各官署和地方长官对所属官员进行考核。应考人如对所定等第不服允许申诉；第二步，是报尚书省复考。复考中如发现等第评定不当，掌考官可以驳回或改定。复试结果须奏报皇帝，其考状则由吏部存档，以作为官吏升降任免依据。

（四）宋元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宋代考绩的种类，一种是“磨勘”，指审核、推究。由朝廷指定特别官员或官署汇总百官的功绩和过错用于考核，类似唐朝的校考。另一种是“历纸”，即考状，类似于政绩档案。由百司长官在平时记录，把部属的成绩作为衡量考核的依据，类似于唐朝的司考。在京的朝官由审官院负责考核，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由考课院负责审核。开国初期沿袭唐制的“四善”而分列为三个等级：政绩优异者为上，职务粗理者为中，临事弛慢者为下。考绩过后，也有奖惩。

元代官员考核由吏部掌管。对官员的考核也有自己独特的法律规定，考核机构也非常完备。主要考核办法为“五事三等考课升殿法”。户口增、田野阔、诉讼减、盗贼息、赋役平，为考课“五事”。考课结果为“三等”：凡五事全备者为上选，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具不举者黜。为保证考课质量又规定御史台要严格检核。由于元朝“官”、“吏”并用，因而考核也分职官、吏官两类。其考核主要采用计年法，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根据职务规定其任职期限。

（五）明清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明代之考课，由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河南道御史及吏部考公司郎中负责。明代对官员的考核分“考满”、“考察”两种。“考满”三年一次。两年叫“初考”，六年叫“再考”，九年叫“通考”。按照所任职责考核升降。考核名目有上中下三等，即“称职”、“平常”、“不称职”。九年之内，有两考称职，一考平常算“称职”；有两考称职一考不称职，或两考平常一考称职或者称职、平常、不称职各一考者都算“平常”；有两考平常，一考不称职者算“不称职”。“考察”分八法：即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软、不谨。考京官叫“京察”，考外官叫“大计”。四品以上的京官自己鉴定，由皇上裁决；五品以下老、病者致仕（退休），浮燥、不及者降调，罢软、不谨者闲住，贪、酷者贬官为民。对于外官，州、县官按目统计成绩上报知府，府每年考察一次，上报布政司，第三年由巡抚巡按通核各官事状，造册报送，最后由中央考功部门作结论，这就是“大计”。

清代沿袭了明代的考满与考察制度。由各部（衙）门的长官评定，视该人是否称职以后，分别决定去官或留职，以表示奖惩。一年一考，三考为满，考满为算。考察者每三年考绩一次，凡天下官吏都要参加，执行国家黜陟的规章。清代考核官员名义上由吏部负责，但实际上考察大权分散于各级长官手中，吏部仅负责办理手续而已。

三、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纵观历代的考核，我们都能发现德才兼备是我国古代考核官员的基本原则。对不熟悉业务、能力不足的官员进行黜陟，道德品质不好的官员更是进行惩处。这对现今的官员选拔有很大的影响。

（二）考核程序和考核方式的规范化。我国古代的官员考核制度创造出了很多对于现今仍有很大影响的考核程序和方法，包括考核对象范围的确定、考核管理机构的统一、考核运行机制的系统化、具体的考核办法以及考核标准的核定等等。这些考核程序的宝贵经验和具体做法对现今都很有价值。

（三）建立完善的官员考核法规体系。在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中，考核法规一直都是作为考核官员的一项重要的考核标准。考核法规的制订和不断完善，不仅有助于考核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而且有助于增强考核的权威性。我们在建立官员考核制度，增强官员合理合法使用手中权力的过程中，更需要借鉴这一宝贵经验，不断完善官员考核的法律法规。

（四）构建有效的官员考核监督机制。为了防止官员徇私舞弊，争取公平公正的考核，充分发挥考核的积极作用，很多朝代都很重视考核监察机制的构建。如皇帝亲自参与考核、派遣高级官员对考核工作或地方官员进行监督、魏晋的侍御史课第曹参与考课的过程，対涉及官员的经济政绩的监察，建立和完善了“勾检”等。都对当今的考核监察机制的建立有借鉴意义。

（五）奖勤惩懒、奖廉惩贪、赏罚分明。历代贤明的君主和良臣对官员的清廉和腐败、勤奋和懒惰都制订了不同程度的奖惩办法。一是将清廉与否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原则之一，二是采取加官进爵。精神鼓励等方式，激励官员上进。同时又采取严厉的法律措施惩办贪官污吏。这些举措有利于官员行政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现今依旧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参考文献

蔡放波.中国行政制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6.

第五篇：中国古代休假的制度

中国古代休假的制度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中心就春节法定节假日安排，以社会抽样调查和网上调查等方式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关于春节3天法定节假日是否包含除夕引起网友热议。

在忙碌的现代社会中，节假日很重要。那么如果时光倒流几千年，古代那些为朝廷工作的官员，他们的春节是如何放假的呢？

唐朝：春节期间按单双号上朝、休假

古代官员过的新年，其实是指农历年，即正月初一。唐玄宗颁布的红头文件《假宁令》写道：“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元正”指的就是新年，意思是说，春节放假7天，冬至放假7天，一年里有这么两个“黄金周”。

事实上，到了唐朝后期，黄金周有3个，而且小黄金周并不比我们少。《唐会要》第82卷有一段专写节假调整，说唐德宗贞元年间，把寒食节的假期从3天调整到7天，加上春节7天、冬至7天，刚好3个黄金周。至于小黄金周，就更多了，中秋节、腊八节、夏至、唐太宗过生日……这些日子统统放假3天。另外还有21个只放一天假的传统节日，唐朝的法定假日之多，远超忙碌的现代人。

唐朝春节虽然也只放七天假，但是按“元正前后各三日”放的。也就是说，以大年初一为中心，初一之前放假三天，初一之后放假三天，加上初一，刚好七天假。

也不是所有的唐朝人都按照法定的春节假期休假。有的人可以提前休假，例如私塾先生和学生，一般腊月二十就能放假，正月二十才开课，放假整整一个月。有的人永远没有固定的休假，像农民，必要的时候，大年初一也要到庄稼地里挥汗。孟浩然有一首诗叫《田家元日》，田家就是农民，元日就是初一，这首诗里有两句：“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说的就是大年初一那天，还能见到农民劳动。

某些唐朝官员也不一定能享受到像样的春节假期，因为唐朝有两个规矩。第一，大年初一那天文武百官和高级地方官必须早早地上朝给皇帝拜年。这个规矩使得京官和高级地方官不能在初一当天跟家人团聚，而是要跟皇帝团聚，至少是先跟皇帝团聚，退了朝之后才能跟家人团聚。

第二个规矩就是，地方行政长官在春节期间严禁离开衙门回老家。这个规矩断绝了地方官在老家过年的可能性，他们要想跟家人团聚的话，地点只能定在单位。

唐朝有个很著名的田园派诗人韦应物，他写过一首《元日寄诸弟》，五言十二句的古风，大意是说：我自从做了市长之后，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我在这个衙门里感到很冷清，也很无聊，什么时候才能与家人见面呢？

唐朝皇帝也写诗，唐德宗李括写过一首《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大意是大年初一那天等百官拜过年，他又阅了兵，一整天没有消停。唐德宗属于那种勤勉类型的皇帝，他在安史之乱以后登基，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决心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连连用兵，忙得不可开交。他在任的时候，春节期间照样上朝，大臣叫屈，他说：那按单双号吧，单号上朝，双号休假。于是唐朝高层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腊月二十八放年假，腊月二十九上班，大年三十继续放假，大年初一接着上班，初二又放假，初三又上班……

宋朝：地方公务员腊月二十收工，回家过年

宋代的春节叫元旦，专指正月初一。春节包括忙年、过年、闹年(春)三个时段，元宵也是“年”的一部分。

《水浒传》直接描写春节的场面不多，更钟情于元宵节。宋江在清风镇被刘高拿住，梁山集团攻打大名府，宋江、柴进等人在东京赏灯谋求招安，均发生在元宵夜。

在宋朝，春节放假7天(一般是大年初一前后各3天)，元宵放假7天，加一块儿接近半个月。宋太祖其父腊月初七去世，由此形成惯例，前后共放假3天。宋仁宗其母腊月初十生日，放假3天。旋即，冬至来临，放假7天。随即，天庆节，放假7天。一个多月的春节长假诞生了。

如果你是地方公务员，还有项特殊福利，每年腊月二十“封印”，停止公务，回家过年省亲，与老婆娃儿老爸老妈联欢，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赶回衙门“开印”办公就行。如果你是首都高级公务员，初一则不得休假，不能请假。先守岁，再打个小盹儿，凌晨就得穿戴整齐，顶风冒雪，披星戴月，往皇宫赶，开“正旦大朝会”：百官给皇帝拜年(朝贺)，俗谓“排正仗”。朝会上，常有辽、高丽、西夏、于阗、回纥等地的外交官前来献礼。会后，皇帝赏赐每人一朵帽花，插在官帽上，你举办家宴时得戴着，喝屠苏酒、饮术汤，也得戴着。

除了陪皇帝开会和耍乐子，还得陪吃。年前冬至，皇家要设宴。初一办朝会，要吃正旦宴，规模宏大，允许臣僚带家属。普通的朝会之后，也安排吃喝，由皇宫“埋单”，叫“赐食”。赐食又称“廊餐”或“廊下餐”，宋代廊下餐最出名。《宋会要》记载，廊下餐宴席安排在左、右勤政门北的东、西两廊下，文官坐东廊，武官坐西廊，规矩少不得。

如果你是生活无忧的细民，则没这么辛苦。从正月初一开始，开封府“通知”允许关扑三天。关扑是商品交易时赌博的一种。举凡食物、蔬菜、鸡鸭鱼肉、水果、鲜花、木炭、绸缎、珠宝、化妆品、衣服鞋子、梳子、帽子、玩具各类百货，甚至酒楼的饭卡酒牌，都可以参加关扑。愿赌服输，你可能花费1万钱，还买不到一个柑橘。

正月期间，开封沿街搭起彩棚。享有自由时间的细民，在御街(皇宫正南的大街)一带，可以看灯会，欣赏歌舞百戏，遍地喧哗，声震十里。吞铁剑的、玩木偶的、演杂剧的、说书的、吐五色水儿的、炼丹的、弹琴吹箫的、驯猴的，甚至驯鱼的、驯蝴蝶的、驯蚂蚁的……那叫一个热闹，摩肩接踵，花团锦簇。

看来，锦时素年要写作锦时俗年。春节，热闹，世俗莫过如此。

明清：冬至、元旦、元宵节，一休就休一个月

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在逐渐削减甚至取消“旬休”制后，全年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即春节、冬至和皇帝诞辰。加上元旦、元宵、中元(农历七月十五)等，每年休假只有五十多天。清朝前期的休假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

政府消减假期的措施遭到了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帝王将相考虑到自己在臣民面前的声望，也只好接受“民意”，做了修改。后来在三个假日的基础上增添了寒假，并将春节和寒假的假期均延长至一个月。因此，新增的寒假可以看做是对丧失常规性假日和节庆假日的一个补偿。不过到了清朝，公务员的“黄金月”又回来了。冬至、元旦、元宵三个节假又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贯通，前后也有约一个月的时间。因此，每至封印之日，官员们都会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

古代历代王朝只规定了官员的休假制度，对于其他阶层的群体没有什么规定。因为在中国古代还不可能出现关于阳光普照的休假制度，那时乡村中的农民、街市上的商人等阶层群体只能按照惯例放假。如街市上的商人一般在纪念某一行业或职业神祇的特殊假日放假。这些假日常常会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庆祝活动。乡村中农民在春季和秋季都会有一定的假日，还有土地神的节日，就是人们常说的“社日”也会放假。

不过，他们依然没有固定的休假制度，因为他们是不属于国家体制之内的群体，能够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

民国：春节不放假，发现不在岗，就可能下岗

追溯到民国初年，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除夕时，若是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这个人可能就要下岗了。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宣布废除旧历改用国历(公历)，并决定把公元1912年定为中华民国元年，把1月1日叫做“新年”。但是，因为民间习惯使用农历，仍然把农历正月初一当做传统“新年”，所以袁世凯上台以后，便把农历正月初一即传统“新年”改称“春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又再次颁布命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国历，废除农历。为了雷厉风行贯彻这一命令，政府还规定机关、学校、商店不得在春节期间擅自放假，否则就要对相关负责人实行严厉的制裁和处罚。著名作家老舍，曾在北京一所小学做校长。春节时期，学校照常上课。大过年的，他只能抽出两个小时回家探望。母亲见他回来了，以为能陪她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母亲一愣，叹口气说：“走吧！”老舍虽然心里难过，可还是要赶回学校。途中，他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便迷了双眼。

可见，即使作为一校之长，老舍也没有宣布春节放假的权力。尽管政府企图用行政手段来制止民间过年，但是老百姓并不买账。于是，民间便出现了“禁令自禁令，过年自过年”的情景。

政府虽大力提倡国历，可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在春节时也关门谢客并贴上传统的春联。国历在民间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农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国历是“表面上尚能遵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一般社会生活均沿用农历。

到了1918年，北洋政府也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终于开始允许春节放假了。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大统一。统一之后的国民政府显然没能吸取北洋政府的教训，不仅重申春节不准放假，而且决定结束两种历法并行，欲彻底废除农历，以显示其“革命”的决心。

1934年的春节是2月14日，2月13日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在日记里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国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农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从此，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