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代中国小说研究》课程论文之四大名著读后感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课程论文
学院:班级:姓名:学号:成绩:“四大名著”赏析
《红楼梦》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读后感 《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先生有几句自我评价:‚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其作为开首臻词,在贯穿于全书之中,奠定全书感情基调的同时。也暗示了作者将借以对人物的刻画和对全书的情节的描写,来表达一种自我价值的取向和阐释由其独特审视视角所折射出社会内涵。文字意韵深长,令读者回味无穷。
而本四十回中作为全书的一子部分,透过‚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的标题,我们隐约的可以看到御苑圣地——大观园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和那背后的故事。,人们用‚刘姥姥进大观园‛形容从物质条件差的地方到物质条件好的地方时的表现和感受。作者写刘姥姥进贾府后出了不少洋相,但目的未必是要丑化地,正像作者十五回写贾宝玉在庄农家中摆弄纺车未必是丑化宝玉一样。作者这样写正好使刘姥姥和宝玉形成对比,只不过庄农家二丫头待人厚道、诚恳,没有凤姐、鸳鸯那种假富讥贫的刻薄和缺德罢了。
大观园是贾府为了迎接元妃(贾政的大女儿贾元春)回贾府省亲(探亲)而大兴土木耗费巨资建造的一座宏伟的园林式建筑,用以迎接贾府至高荣耀的回归 刘姥姥在《红楼梦》中出场次数不算多,前八十回两次,后四十回一次,但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姥姥是贾府的一个远房亲戚。她曾先后三次进出荣国府,第一次是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进荣国府向凤姐讨要银钱以度日,第二次是在一个丰收年后向贾府送去些土产品作为远房亲戚的心意,第三回是贾府遭难没落后进贾府接走凤姐的遗孤巧姐回乡下避难。在当时很难想像这样一座代表贾府至高荣耀的园子会和一个当时最普通最低等毫无社会地位的农村主妇联系一起
而作者却在对本回的刘姥姥二进大观园里,对刘姥姥这个人物描写的篇幅最为生动。试想一个王公贵族家庭里的最具权威人物在代表了贾府至高荣耀的大观园里邀请一个地位极其卑微的乡下人,看起来是多么不协调的一个场景,然而作者这看似不协调的一笔却又有着极深的用意。
作为当时四大家族之一的贾家其生活排场自然是极其奢侈的,但是对于那些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奢侈生活的贾府上下诸人来说却是稀松平常,然而这种生活对一个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来说不但是没见过甚至听都没听过的,贾母领着她领略了大观园的庭院流水,见过了元妃的省亲别墅,同时也见证了她一辈子都没见过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奢华排场,用现在的话就是大开了一番眼界。大观园的所有一切通过一个普通人的眼光来看是多么的尊贵荣耀和高不可攀,像贾府这种王公贵族们的生活是何等的优越,同时他也反映了在中国古代贵族和平民生活的天壤之别,在这样一种制度下,生活是不平等的,上流社会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普通人生活的艰苦,而普通人也难以想像这些上流社会贵族们的生活是如此的优越,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封建世袭王朝的一个普遍现象.然而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现象却并不代表永恒,贾府作为一个显赫家族的代表,在无限风光背后却时刻隐藏着危机,中国古代思想家曾说有‚月满则亏月缺则盈‛的哲理,也就是说凡事都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事物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演变,盛极一时的贾府最后终于因为受到其他权贵的排挤而走向没落,一座看似
坚固无比的大厦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正好验正了‚月满则亏‛这句话,在贾府没落后刘姥姥第三次来到了大观园,而这次她的使命是来营救已经丧命的凤姐的女儿巧姐,看似柔弱卑微的农村主妇此时却扮演了一个救世主,她用她的力量拯救了贵族世家的人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所以刘姥姥之于大观园初看来像是个不协调的角色但却是作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安排,她用她的视野见证了贾府的荣辱兴衰,见证了一桩宿命.一个小人物的出现使得整个红楼梦有了一个极合逻辑的的因果照应。
《三国演义》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决策 战长江孙氏报仇‛ 读后感 《三国演义》是一部较早的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时代虽然充满了权谋相争勾心斗角,但那些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某些为人处事、的道理,仍然对后世的我们有着一定的启发性的意义
品读本章节,难免不想起一句喻户晓的成语——三顾茅庐
与此相映对的是在《三国演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一回里曹操‚倒履相迎‛的故事!曹操听闻许攸来访,喜出望外,连鞋子穿反了都不知道,急着去见许攸,把其收为己用,打迎了历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官渡之战。
相比之下,在本回里刘备更显得求才若渴,不仅是停留在‚迎‛上,还顶着风雪‚三顾‛,终于请得‚卧龙‛出山,为他创下了‚三分天下‛的霸业。
纵观时下,人才辈出,像许攸、孔明之才并不罕见,但关键是有曹、刘之慧眼的人着实有限。许攸背袁绍而投曹操,致使袁绍大败,这都是由于袁绍不懂发掘人才、重用人才之故。
现今社会竞争激烈,如硝烟弥漫的战场一般,一个企业会不会被淘汰的关键就在于其领导者是否具有一双慧眼、一颗诚心及求才若渴的精神。此外,还必须礼贤下士,听取忠言。俗话说得好,忠言逆耳。袁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属下‚不迎‛,‚不顾‛倒也罢了,在紧要关头还‚不听‛,最终只能导致惨败,还使得贤臣许攸最终弃他而去,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所以读后此章后,我认为,眼下一个企业或工厂要发展,单有‚千里马‛还不行,还要有能识马、访马、用马的‚伯乐‛之才。否则,只能面对千里马而‚呜呼!天下无马!‛只有具备了曹操刘备这种肯‚倒履相迎‛、‚三顾茅庐‛的‚伯乐‛之才,才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我更对诸葛亮的聪明才智佩服不已。他未出茅庐就知天下三分,定了联吴抗曹的决策,隆中对策中他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准确判断,突出体现了他的盖世才能和惊人的智慧。
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要素是历来成功者的成功秘诀。当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了天时的大利,孙权南据江东占了地利的优势,刘备要想在强手如林的诸侯纷争中立住脚,那就只有充分发挥人和的好处了。后来刘备基本上是按照诸葛亮的谋略办的,三分天下的大势果然成了现实。
所以告诉我们看任何事物都不能只看其中的一个部分,要以一个整体来看。诸葛亮顾全大局,考虑了以前和未来才设计出了这一套对策,因此以后我们也要像诸葛亮一样顾全大局,决不可以因为一时的疏忽坏了大事
《水浒传》
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读后感 本回通过对林冲的人生遭遇的刻画和描写,表现了深邃非凡的主题。林冲本来是北宋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过着比较富裕安定的生活,他对现状很满足,对统治阶级也是拥护的。当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高俅设计陷害他时,他不能像出身下层军官的鲁智深那样奋起反抗,而是委屈忍辱,逆来顺受,他的出身、地位决定了他对黑暗政治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但是林冲最终起来反抗,关键是一个‚逼‛字。高俅及手下步步紧逼,使林冲走投无路,不得不手刃仇敌,投奔梁山,走上了反抗斗争的道路。那么我认为如果说《水浒》的主题之一是‚官逼民反‛,林冲就是体现这个主题的典型例子。
此外就本回的艺术手法而言,本回情节的展开可以说张弛有致、波澜起伏,反映了林冲性格思想的变化过程。路遇李小二是情节发展的开始,因为遇到李小二,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表现了林冲安分守己、随遇而安的性格特点,为林冲以后的思想变化、走向反抗道路做铺垫。买刀寻敌是情节的发展。接着由李小二之口,引出陆谦等人的密谋,说明高俅仍不放过林冲,对林冲步步紧逼,小说在此营造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林冲知道陆谦等人到来,勃然大怒,买刀寻敌,表现出他性格刚烈的一面,为他走向反抗道路奠定行动基础。这部分情节使矛盾冲突顿时紧张起来。接下来是看管草料场,这是情节的进一步展开。仇人相遇,刀剑相向的场面并没有出现,相反,局势又平缓下来。林冲被派到草料场,得到一个‚好差使‛,不仅林冲感到奇怪,读者的好奇心也被引逗起来。形势平缓,林冲随遇而安的性格又占了上风,他复仇的念头淡了,想得更多的是熬过刑期,回家团聚。这既表现了林冲性格的复杂性,也把他被‚逼上梁山‛的曲折过程表现得更充分。看管草料场又为陆谦等人陷害林冲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陆
谦等人就是要绝了林冲的活路。雪夜杀敌,是情节发展的高潮。陆谦等人一把火烧了草料场,把林冲逼上了绝境。林冲终于迸发出彻底的反抗精神,毅然杀死仇敌,走上了与黑暗政治决裂的道路
透过章节对林冲的个人遭遇的刻画,我看到那个社会的政治概况,像林冲这样的中层官吏尚且无法维持安定生活,不能保障生命安全,那么,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的生活不是更痛苦、悲惨吗?为了活下去,民众才不得不起来进行反抗斗争,林冲被逼上梁山的社会含义就是‚官逼民反‛。再深层次的挖掘一下,也不难发现---通过本回的描写又折射出了又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在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的惨苦条件下,封建社会的劳苦大众揭竿而起,奋起反抗统治者也就成了必然。
《西游记》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读后感
透过本回的描写,我最大的感受与体会是天才与规则的原则:
世界上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遵守现有规则的,另一种是不遵守规则的,前者是好人但未必是天才,后者可能是天才也可能是恶棍,唐僧属于前者,孙悟空属于后者。《西游记》第三回充分反映了作为天才的孙悟空的两面特征。
在第一回和第二回里,孙悟空已经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和菩提祖师学了一身本领,会翻筋斗云、七十二般变化。第三回首先写他给小猴们和自己弄武器,吴承恩这样写道,孙悟空‚忽然静坐处,思想道:‘我等在此,恐作耍成真,或惊动人王,或有禽王、兽王认此犯头,说我们操兵造反,兴师来相杀,汝等都是竹竿木刀,如何对敌?须得锋利剑戟方可。如今奈何?’‛他的动机,简言之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他为自己、也为自己的领地立下的规则,这个规则其实没错,而且体现了他有气魄有胆识的一面。但他却不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道理,所以先是去傲来国街市上抢了若干武器,后是到了东海龙宫不由分说取了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并且得寸进尺所要铠甲披挂。市面上的武器本来是应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去买的,定海神针也是龙宫的镇海之宝,也不该在对方勉强的情况下取了来,由于他艺高人胆大,没有人敢惹他,所以两次搬弄武器都得了手,但却也因此得罪了人,东海龙王记了他的仇后来去玉帝那里告发他了,他不遵从规则,伤害了别人。
而后,冥府以阳寿已尽的法度将他拘了去,他十分恼怒,便拽出金箍棒,在幽冥界中大打出手,直到森罗殿,悟空的话说的义正言辞:‚悟空道:‘汝等既登王位,乃灵显感应之类,为何不知好歹?我老孙修仙了道,与天齐寿,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为何着人拘我?’‛既然已经成了仙,当然就不服不合理的规则。悟空拿到生死簿,看到自己的名字,就把自己的名字勾了,这还不算,还把猴属的名字都勾掉了,从此猴类有很多长生不老的。吴承恩的这一段文字写得令人拍手称快:‚【悟空】捽下簿子道:‚了帐!了帐!今番不伏你管了!‛一路棒,打出幽冥界。‛可以说,悟空在这里也创造了一种关于生死的新规则。但细
想来悟空的做法有些霸道,其他的猴子并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仙,却白白得了长生不老,旁观起来,有点不劳而获的感觉。这种霸道的做法也得罪了阎王,阎王也把他告到了天庭。
应该说,悟空这个人是天才,他有自己的想法,有胆识有魄力,不服旧规则,想要创造新规则,其实,事情的关键不在于遵守规则还是创造规则,而是规则本身是否正确合理,如果旧规则是合理的,那么就遵守,不合理就该废除;而作为创造规则的人,如果他的规则合理,他才值得称赞,如果不合理就不值得称赞了。《西游记》写到此时,悟空尚不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的天才同时具有善和恶两种特点,因此,才有了日后的西天取经的辛劳,因为,即使是天才,也需要在历练中成长。
第二篇: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作者曹雪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3篇,欢迎大家的阅读。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1
《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我读完它感触颇深。它讽刺了我国古代封建恶势力独霸一方的丑态与它最终将会走向灭亡的必然命运。
《红楼梦》里面的任务各有个的特点。给我印象深刻的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贾宝玉这个人由于从小被祖母与母亲溺爱而造成每日与女孩儿们玩乐,不顾学业,而且多愁善感的性格特点,但也是因为这样,他的父亲贾政才会不喜欢他,宝玉也很惧怕他的父亲。虽然大观园里的人尽是心灵肮脏,不过也有真情在,贾宝玉与林黛玉真心相爱,最终却套不过封建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命运。林黛玉也是多愁善感、经常落泪,都说她心眼小,可是只有她才拥有贾宝玉这个知己。薛宝钗在大观园里可算是最有心机的一个了。她为人处事很能干,蒙住了很多单纯人的眼睛,她人缘极好,却得不到宝玉对她的真爱,她极力讨好没一个人连贾母也不在话下。王熙凤是最泼辣的一个了,不仅办事干练,而且心直口快,常噎得人说不上话来,她处处不吃亏,人们称她“凤辣子”,却逃不过早逝的命运。大观园里的人物我喜欢的要数探春了,他心机不如宝钗,文学功底不如黛玉,可是她为人爽朗,而且冷眼看一切,或许她有一点孤高自诩,可是能在混浊的世界里冷眼看一切的又有几个呢?但她的命运同样也是远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贾母可算是仁慈的了,她疼爱孙子孙女们,甚至连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小孩子也疼爱,可是她的话何尝不暗藏玄机呢!黛玉刚进荣国府时,贾母让她做上座,她不肯,贾母说了句“你是客,本应如此。”暗示了她从来没有把黛玉当成是自家人,虽然表面上和谁都很亲切,可是她不过是假慈悲罢了。
读完《红楼梦》让我见识了人间的美与丑、善与恶,让我懂得人们之间并不只有美好的事物,也有肮脏与丑陋的灵魂。
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2今天,我终于读完了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我感觉那个年代的人好可怜啊,连自己的婚事都要让别人去包办,我深有感触。
本故事讲述了黛玉多愁善感,爱哭,而宝玉偏偏就是喜欢她。宝玉的身上有女娲补天中剩下的一块玉,黛玉却没有,但是,宝钗的身上刚好有一把锁。祖宗就认为宝玉和宝钗是注定要在一起的。黛玉听后,活活被气死。后来,祖宗骗宝玉与宝钗成亲,然后,当宝玉揭开喜帕发现并不是黛玉,而黛玉已身亡,宝玉悲痛欲绝,最后出家当了一个和尚。
我认为那个时候太古板了,连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的权利都没有,人物本身并没有错,让人憎恨的只是传统观念:婚姻大事,父母做主……这种思想真是害人不浅,贾宝玉和林黛玉就是因此而要承受那么多,想见也见不着,更让宝玉受那样的欺骗。
《红楼梦》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啊!
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3《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名著中的一本,使我受益匪浅。《红楼梦》主主要记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从富贵顶端的上流社会到灭亡的整过过程,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突出作者曹雪芹对当时封建社会的不满,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崭新的画卷,让我们了解历史,从历史中悟出正真的道理。
翻开此书,每一回的故事都使我刻骨铭心。然而,从这本书中我也读出了作者曹雪芹十年之间创作的艰辛。当我读到第十三回《刘姥姥进大观园》时,我真惊了!我为作者的伏笔震惊,也为当时的富贵人家震惊。大观园,不知有多少个馆楼,连吃一顿饭都如此讲究,难道不令我们震惊吗?当我怀着急迫的心情读大结局时,我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感到悲哀,同时我也为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而感慨。被逼无奈的林黛玉病绝身亡,贾宝玉因林黛玉之死,看破红尘,出家为僧。然而,因为社会转变,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从此走向了灭亡之路。生动形象地衬托出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作者的心声。
在作者曹雪芹的笔下,红楼梦绘声绘色的千古流传。
第三篇: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
《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名著中的一本,使我受益匪浅。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希望有所帮助。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1
读红楼梦是一大乐事,可以反复读,因为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和感悟,如进入一座宝山,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读红楼梦等于过了一次大彻大悟的人生。红楼梦是一部让人解脱的书。它使你不在计较那些红尘琐事,使你活的潇洒起来。当然,有一些悲凉,但是,决不会消极,以至于不努力了、不奋发图强了。
红楼梦是一部令人执着的书。它告诉你,世界上还是有一些让你值得为之而生、为之而死、为之而哭、为之而歌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在此世界活一遭还是确实值得的。人还是可以做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作者万种消极的情绪也难以掩盖对人世间人生酸甜苦辣等无穷滋味的难以割舍和放不下。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圣经,是中国文化圣经,是培养中华民族高尚人格和奋发精神的圣经。爱上红楼梦,你的思想就会开阔起来,你就会大气起来,你就会活得有滋有味。爱上红楼梦,你就能够安贫乐道,同时,你还能不放弃努力,去为老百姓“补天”,在天地之间,你能够做到因义尽而仁至。
我入梦了,我因此而觉得上天还是很公平的。我愿做中国人,因为中国有汉文《红楼梦》。
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2我国有四大美女,也有四大名著,我已经看完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寒假得空,我把《红楼梦》看了一遍,一共有四本,把我给看死了,也是一目十行罢了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作者曹雪芹,写成于清朝,书中提及的书名还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清乾隆四十九年甲辰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在此之前,此书一般都题为《石头记》。此后《红楼梦》便取代《石头记》而被成为通行的书名。《红楼梦》曾被评为中国最具文学成就的古典小说及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被评为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在现代产生了一门以研究《红楼梦》为主题的学科红学。
作品描述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故事。反映了一个封建大家族的没落过程及原因。
在里面有四大家族,四春,四宝,四薛,四烈婢等等,很多很多流传的代称,几乎都是有关四的,可是我就喜欢独一无二的十二金钗: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贾迎春,贾探春,贾惜春,王熙凤,史湘云,秦可卿,李纨,贾巧姐,妙玉。
这本书不仅是好书,还是一本体现真善美,揭露假丑恶的书呢。
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3暑假里,我潜心攻读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该名著讲述了一个家族大大小小的故事,一个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悲剧故事。
故事中,当时的贾府是相当的富有,贾母更是有权有势,说话非常有分量,贾府上上下下全部听她的,她把宝玉当成是掌上明珠,倍加喜爱,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虽然贾母非常疼爱贾宝玉,但是我并不喜欢他,因为我觉得贾宝玉这个人有点玩世不恭的意味,用轻佻、顽皮这些词来形容他一点都不为过,由于他身边大多是女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他略带柔弱的性格。最后他在离开林黛玉的悲痛中才最终醒悟了过来,改变了平时任性妄为的作风。
要说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人物,那便是贾宝玉的表妹林黛玉,她体弱多病,猜忌心强,多愁善感,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掩盖她的出类拔萃,她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样样都行。她和贾宝玉经常在一起聊天,一起玩耍,最终却因贾宝玉与薛宝钗成亲而伤心离世。
《红楼梦》这部名著让我投入不已、感慨万千,它让我懂得了很多、感悟了很多。我感触最深的是大作家曹雪芹把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都刻画得那么栩栩如生,每个场景都描绘得淋漓尽致,真不愧为一部世代流传的佳作。
第四篇: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
文 章来源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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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在概述前辈时贤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对于此论题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缺乏系统性、开创性的状态,许多问题的论述或语焉不详,或简单比附。要突破这种状态,就要改变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关系的发生研究,以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早期形态的参照。并且要明确二者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此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罗列一些异同现象材料,作表面化的比较。
关键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关系研究;回顾;思考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小说和戏曲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话本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它们同生共长,彼此依托;而且早期的艺人和“书会才人”对戏曲和小说同时染指,这不可避免地有题材的相互沿袭、手法技巧交叉使用的现象。虽然后来二者分踪发展,但它们在题材方面、叙述体制方面的相互关联仍很明显。对此现象的关注和探索伴随着小说、戏曲的发展史。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概述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故事题材的相互袭用;二是小说与戏曲间概念不清,如视《西厢记》为“曲本小说”,是小说中的韵文一类[1](p308)(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兼及小说和戏曲。前人有关二者关系的疑问或论定多基于此,如明人胡应麟就疑惑: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鉶所撰,……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2](卷41《庄岳委谈》卷下)
明人称长篇南曲戏文为“传奇”,那么,这种戏曲形式何得以唐人小说书名作为文体称谓?这一疑惑也曾萦绕在王国维的脑中。他在《录曲余谈》中谈到元人陶宗仪所言“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时,案曰:“九成此说误也。唐之传奇非戏曲……”[3](p222)他们俱对陶宗仪的这一列举线索持有异议。伴随着这些思索与议论,也就开始了对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关注和考察。
早在元代就有人对杂剧开始镜考源流,追索根本,元末夏庭芝、陶宗仪即有言:
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宋之戏文,乃有唱念,有诨。金则院本、杂剧合而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杂剧而为二。[4](夏庭芝《青楼集志》)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笔者案:此指唐人小说)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笔者案:指元杂剧)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5](卷27“杂剧曲名”条)
这一排列是基于故事题材为线索的追溯: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院本、元之杂剧一脉相承。然而,“传奇作而戏曲继”,则已包含了对此一脉线索内在联系纽带——叙述性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认同点上,刘师培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戏曲的源渊:
盖传奇小说之体,既兴于中唐,而中唐以还,由诗生词,由词生曲,而曲剧之体以兴。故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近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远源也。[6](p132)
刘师培以叙述性和诗韵为基点认为传奇小说和叙事乐府两种文体分别是戏曲的近源和远源,故称之为“曲剧”。当然,相对于刘师培,古人对这一点可能未形成自觉意识,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元杂剧的渊源还是在故事题材的袭用关系和小说、戏曲概念不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可无论如何这是对小说与戏曲关系所关注的最初视点。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人们循着这一视点向前走去,同时也开掘出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新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梳理了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沿袭关系。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间在故事题材方面有密切的交流关系,但综合说来,二者间的这种交流关系呈不平衡的状态,戏曲对小说故事题材的依赖相对要大一些。从戏曲的取材情况看,很少是专为戏曲这一体制联系到舞台表演而独出心载,多为取用现成的故事(其中小说故事占不小的比重),甚至同一故事被多种戏曲作品反复敷演,如相如、文君故事。于是学者们在叙录戏曲时多要理清其故事题材的源流,力求明其本源,识其流变。在此方面用力较大者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邵曾琪的《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等著作,其中多有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承袭情况。这些基础性的资料梳理,为探析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准备。
(二)考索同一或同类故事题材在小说和戏曲间的流变轨迹,并予以美学或文化的分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等人对孟姜女故事流变的考察,形成了不小的学术潮流,吸引了大批学者参加到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时也带动了一些学者对类似问题的探讨,如张寿林的《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赵景深《董永故事的演变》等(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他们在梳理一个故事在小说、戏曲间辗转流变情况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其间的承继与变异因素及其社会印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促进了这一方法的传播。后来如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么书仪《元剧与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特征比较》(《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等,都是这一方法的有效应用,它至今仍是一个很好的考察视点。
(三)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在形式体制和创作手法方面的相互影响、交流关系,及其在彼此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王国维指出了宋话本小说的体制结构有“资戏剧之发达者”[7](p36);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辟专节(第三章第三节)论述“说话”伎艺及其话本对戏曲的影响关系,涉及到“说话”伎艺的语言艺术、以口演述故事的表演形式、首尾体制、以骈俪文字描绘景物或人物的手法等对戏曲的影响。而朱恒夫《早期章回小说<水浒传>中的戏曲质素》(《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刘永良《中国古典戏曲与<红楼梦>人物刻画》(《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4期)、许并生《<红楼梦>与戏曲结构》(《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期)等文章,则努力在小说创作中发掘出戏曲影响的痕迹,以及这些戏曲质素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主旨表达上的功能。
(四)探索小说、戏曲共同具有的艺术特性。郭英德的《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以叙事学理论探讨了小说与戏曲所共有的叙事因素(《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董乃斌的《戏剧性:观照唐代小说诗歌与戏曲关系的一个视角》阐述了唐代小说和戏曲所具有的戏剧性的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过程,从中揭示出小说、戏曲间的关系(《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刘汉光的《小说、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则把寓言性作为小说与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钟明奇《明清小说、戏曲传“奇”二题》论述了明清小说、戏曲的传“奇”特色(《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这些学者都能立足于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努力探析二者内在的关联之处、艺术共性。
(五)钩沉、梳理古代小说中的戏曲资料。古代小说中关于戏曲的描写,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戏曲活动的忠实记录,在戏曲资料大量湮没的情况下,这些记录描写弥足珍贵。学者们对《水浒传》、《金瓶梅词话》、《欢喜冤家》、《红楼梦》等小说中戏曲剧种、声腔、剧目、曲文、演出等方面的梳理、检索,为戏曲研究提供不少可贵的文献支持,如徐扶明的《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刘辉的《论小说史即活的戏曲史》(《戏剧艺术》1988年第1期)等。
以上即是前辈时贤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所开启的视点,许多问题还处于点到即止、提而不论的程度(相对而言,对一、二、五视点的探索较为丰富),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廓清。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也是一个值得详加研究的课题,这一点已渐为学界所注意。但对于其研究,意念多于实绩,很多问题语焉不详,许多论述还是重复前人的思路,或简单地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缺乏系统性、开创性,这种状态急待突破,以推进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步伐。在此,笔者不避浅陋,妄陈几点想法。
二、思考之一:关系研究的起点
前辈时贤多把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存在作为研究二者关系的逻辑前提,立足于元明清三代成熟的小说和戏曲形式以求其异同点,而较少涉及二者早期形态的关系发生情况。这使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因缺少早期形态的考察而失去历时的参照,那些对故事题材上交流借鉴的表面梳理、形式体制上的简单比较应嫌肤浅。因此,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应突破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密切关系的发生研究,这涉及到发生的条件及其表现。理想的状态是能还原二者发生关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相当困难的,况且关于它们的资料十分有限。我们只能以零碎的资料和沉淀于作品文本中的信息予以考察(因篇幅所限,一些问题未能展开讨论)。
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首先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共同生存的文化环境,一是二者互相缺少的素质。唐时佛家的斋会上有伶伦百戏、“市人小说”(属于杂戏的一种)[8];宋时的瓦舍勾栏是各种伎艺会集的场所,这为小说、戏曲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的环境因素。而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差异则成为最初相互交流、借鉴的动机,它们从对方借鉴自己缺少的素质以丰富、发展自己,如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故事性较差,在这方面“说话”伎艺的故事对其发展具有不小的推动作用。这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互相借鉴、各取所需的交流状态为二者的关系研究提供了诠释的语境和论据,而具体历史范畴内二者的交流关系,又成为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重要依据和对象。
我们从二者具体的交流中找出共有的素质或特征,又从二者相互的影响中发现一系列的差异。找出这些异同现象,并不是关系研究的目的,关键要在这些现象背后发现某种必然的理由,进而在这些异同点上勾画出二者关系发生的轨迹。具体的思路是,综合二者早期形态表现出的共有的素质或特性,考察它们关系发生的轨迹,进而以此为出发点,理解二者的差异性及其原由。如此,二者在发展初期的交流过程中经碰撞而形成的共性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起点。
(一)叙述性的结构形态
中国戏曲虽然有较强的抒情性,但仍是以叙述性作为其情节结构基础的。这一点若以西方的戏剧作为比较面加以观照则更为显见。杨绛比较了亚里士多德和李渔关于戏剧结构的理论,指出:“我国传统戏剧的结构,不符合亚里斯多德所谓戏剧的结构,而接近于他所谓史诗的结构。”[9](《李渔论戏剧结构》)亚里士多德一再从文本上强调戏剧与史诗的文类区分,而区分的尺度就是叙述与展示。周宁从话语模式角度考察中西戏剧,认为中国戏曲始终综合叙述和对话两种因素,以叙述为主导性话语,中西戏剧在话语体制上的重大差异就是“代言性叙述”和“戏剧性对话”的差异[10]。
戏曲表现出的叙述性素质,与敦煌话本、宋元话本的影响、促进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中国戏曲在发展的早期故事性很差,而变文、“说话”在叙事方面则已十分成熟。在长期共存的过程中,这一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它们对戏曲的影响成为必然。如宋代的话本小说故事就对宋杂剧能走向成熟的戏曲形式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对此,王国维即指出:“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7](p35)但是,宋杂剧所接受、取用的话本小说故事已不是生活形态的素材,而是具有一定的叙述形式,那么,它们在接受话本小说的故事题材时,这种叙述体制就必然潜相地影响或内化于其叙述体制中。所以,后来成熟的戏曲才会表现出与话本小说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形态、话语形态,而不只是话本小说的故事促进宋杂剧“变为演事实之戏剧”。
正因为叙述性的结构模式,才有情节结构上的幅度广而密度松,才有时空的自由操作(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变换,只凭故事需要,并没有规定的限度)。因为叙述性话语模式,演员可以直接与观众接触、交流,他们的话语可以面向观众表达,剧中许多信息也不必在人物的戏剧性对话间展示,等等。也正因为这些,“我国的传统戏剧可称为‘小说式的戏剧’”[9](《李渔论戏剧结构》)。
(二)散韵(说唱)结合的表达方式
说唱结合是一种表演体式,反映到文本上,“说”的部分为散文形式;“唱”的部分为韵文形式。考察这一表达方式可分为两个方面:韵散组合的整体格局;组合这一格局的各个部分(散文和韵文)。
唐宋时的戏曲早期形态虽或有说唱结合的格局,但未能形成文体标志和有力的叙述功能。唐参军戏以科白戏弄为主,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金院本以做作念白为主。而在唐变文中,韵散结合的格局已明显地成为其文体标志(参见张鸿勋《变文》,见颜廷亮编《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其表演形态的“转变”是说唱结合,并且能以这种形态细腻叙事。它直接孕育了后来的许多说唱伎艺,如宝卷、诸宫调、弹词、鼓子词等,其韵散结合的形态无出变文之外,而且有的已明标唱、白,如《张协状元》第一出中那段诸宫调演唱、元杂剧《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的“货郎儿”演唱即如此。若不论戏曲的角色扮演,其韵散的格局与变文无异。
宋元话本也表现出成熟的韵散(说唱)结合形态。南宋罗烨所编《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描述当时的“说话”:“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曲”是供唱的,参以宋话本,如《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可知,“说话”是一门说与唱并重的伎艺,“说话人演出时,是讲说、歌唱和朗诵并用的”[11](p576)。
戏曲的曲文唱辞有较重的抒情性,但不能否认它也有明显的叙述性。考察元杂剧的曲辞,就有明显的叙述功能,它可以叙述人物的动作、品格、面貌;叙述不便于在舞台上表现的场面、动作(如探子报告战况);向剧中其他人物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等。若考察戏曲曲辞的功能构成和渊源,诗词的抒情传统当然是重要的一脉,但也要看到敦煌变文、宋元话本、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对戏曲曲辞叙述功能的锻炼和促进。唐变文中的韵文就表现出成熟的叙述功能,它已能加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进程,成为情节发展的一部分,起着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李陵变文》中就以韵文叙述了李陵请降、单于纳降、李陵封王的情节。韵文的叙述功能在后来的诸宫调、鼓子词等说唱文学中更是得到发扬,如《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北宋赵令畤)、《董西厢》、《刘知远诸宫调》等。
绾结言之,中国白话小说和戏曲的早期形态共同享有着说唱结合表述方式,显示着二者的密切联系;而它们所具有的这一说唱伎艺传统也显示着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及其初始状态。
(三)口传形式的传播手段
话本小说最初的存在形态是“说话”伎艺的一种,是以口传方式滚动于“说话”艺人口唇间的。我们无法重建当时的口传活动现场,但可以说,“说话”这一口传活动存在的基本条件一要有说书人的讲述,二要有听众的参与。
话本小说的传播就是要通过说书人面向听众的演述来实现,所以听众的存在是基础,也是说书人演述活动的出发点,因此,他在演述过程中必然会注重听众的接受趣味、能力和效果。首先,为适应听众的审美趣味,讲述一些切合民众趣味的、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这也是它在当时能让民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由于“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的现场性,不容许听众的细品,而且“看官”也多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下层民众,于是讲述人的讲述多注重情节的曲折,线索的清晰,必要时还要跳出所讲述的故事虚构域对一些疑惑点作出解释,以让听众轻松地获得故事的信息,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费力地从人物、情节间的话语、行动中去构建故事,作出价值判断。再者,“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与其说是记忆的复现,不如说是说书人在同参与的听众一起进行表演的一个过程。说书人特别重视现场感,注重场上的气氛,注重与听众的交流,以拉近听众的距离,如跳出故事情境面向“看官”解说、评论,以此引导其情感参与和价值判断。
说书人的这些口传活动的特征都不同程度在沉淀在话本小说的文本中,可称之为“说书体”,即指“说话”活动中说书人以第三人称视角面向“看官”的叙述特色——叙述人称上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上是全知视角;叙述口气上是面向“看官”。这种“说书体”大量遗存于戏曲中,如元杂剧《柳毅传书》第二折那段电母对二龙争斗的讲述,《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那段说唱“货郎儿”,更多的如“探子式”报告军情战况的演述,都表现出明显的“说书体”特征。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所共有的特性和素质的简要描述,可以看出二者早期形态所具有的说唱伎艺的特性,我们也由此勾画出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
惟其需要故事的发展,不得不借重于话本的力量;惟其需要加入唱词以增强美听的价值,不得不借重于其他的讲唱伎艺;而讲唱伎艺之于话本,往往如血肉之不可分离。故南戏和北曲杂剧的成立,主要即是宋金杂剧院本和讲唱伎艺的相互结合。[12](p72)
我们研究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不能脱离或无视这些说唱伎艺传统的,这些传统是小说与戏曲关系发生、表现的最初形态,它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早期形态的参照。
三、思考之二:关系研究的意义
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探析,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的、逻辑的起点。这一起点提醒我们,二者关系研究并不等于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也不是让我们的思想单纯盘旋于二者间的亲缘关系;而应充分注意到,我们探讨的是两种已具有独立特性的文体,对其共性的探讨只是关于二者关系研究的起点,我们更需要的是要考察二者发生关系之后又在哪些共性基础上分化,在何种因素的促进下发展,逐渐形成其个性,从而文体独立的。或者说,二者的关系为它们的文体独立和发展提供了何种有利条件或不利因素,而不是堆积、罗列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异同现象材料。
所以说,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二者的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作表面化的比较。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无论立足于小说角度还是立足于戏曲角度所进行的二者比较观照,都是进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们各自为显示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理解对方的个性提供了参照系统。比如把对戏曲发展史的考察纳入这一参照系中,“只要看到宋杂剧与话本的联系,则宋元以来戏剧的发展事(除声乐外)自可大体求得解决”[12](p74)。这一联系首先会使我们注意到二者的共性,但目的却是要在宋杂剧与话本的关系参照系中去观察宋元以来戏曲的个性发展状况,即通过二者的共性找出话本对戏曲的影响痕迹,并在共性的基础上分离出二者的一系列差异,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探寻宋元以来戏曲对二者共性的背离和文体发展。在这一探寻过程中所做的一切研究尝试、认识及解释,都是以二者关系作为参照系的,如对元杂剧“一人主唱”功能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元杂剧“一人主唱”(一个脚色主唱)的体制有利于主唱人物的形象塑造。道理上,这主唱人(剧中主唱的人物)处于杂剧演述的中心,全剧只有他一人能充分地抒发感情,展示心灵,表达其对周围人事的观点,而其他人物则无此机会,则主唱人应为故事的主人公,应是杂剧着力塑造的人物。但许多杂剧却并非如此,《争报恩三虎下山》应着意的人物是杨雄、燕青和鲁智深,可主唱人却是李千娇;《千里独行》的主人公应是关羽,可主唱人却是甘夫人,其它如《隔江斗智》的主唱人非诸葛亮或周瑜、《薛仁贵衣锦还乡》非薛仁贵、《哭存孝》非李存孝、《陈季卿悟道竹叶舟》非陈季卿,等等。另外,元杂剧中还出现了许多“探子”式人物作为主唱人,出场就是为了报告在剧中无法表现的场面,如《单鞭夺槊》第四折的探子,《存孝打虎》第四折的探子,《柳毅传书》第二折的电母,《火烧介子推》第四折的樵夫,《哭存孝》第三折的莽古歹等,这类主唱人的出现只是为了完成对难以在舞台表现的场面或事件的叙述交代,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叙述的工具)。这类主唱人的出现不是以塑造性格为旨归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叙述杂剧故事。所以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体制不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而设定的。这种“一人主唱”体制下的主唱人物设置,是早已成熟的话本小说、诸宫调等说书人叙事向戏曲形态转化时所必然出现的文体特征,其区别一是纯粹性叙述,一是代言性叙述。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戏曲以观照小说,从而与小说本体拉开一定的观察、理解距离,通过对方的映照审视小说,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从而拓展对小说的研究层次。就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我们通过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来增进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传统的理解,即通过理解对方来理解自己,又通过理解自己来理解对方,在交流和比较的观察视界中考察二者的性质和关系,以充分理解、认识小说发展史和戏曲发展史的内在逻辑。我想这是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最终目的。
总之,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作为一个视点,为我们研究小说和戏曲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从而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的深入。这也是二者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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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
《红楼梦》博大精深,常读常新,人人有感,次次有悟才是它的不朽魅力。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欢迎阅读参考。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1
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题记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是黛玉低吟着的悲凉诗句一直被古往今来传唱着。这句诗出自于曹雪芹的手笔似乎也暗示了《红楼梦》的悲惨结局和它之中蕴含着的作者对封建社会独有的苍凉与无奈。
前几天,我刚读完《红楼梦》。第一次读时,那大观园的繁杂与喧闹,宝玉的轻浮,黛玉的忧郁、清高,宝钗的大方,凤姐的见风使舵、心狠手辣……总之,这本书只是记录了晚中清时一户人家的兴衰史,当时,我就是这样理解的但当我再一次细细品读之后,随着见识的丰富,这本书在我心中,不仅只意味着一个俗气的故事了,他开始有了更深远的寓意,那故事背后所揭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悲伤与凄惨,也让我领略到了曹雪芹这个怀才不遇的文学者的深刻思想和反叛观念。
回想的黛玉初进荣国府,府中上上下下,都一片欢迎。然而,当她父亲死后,那曾经对她嘘寒问暖的人,便一点点冷淡下来。而当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候,又有谁管过她的死活?
她的一生,正如她当年所吟唱的诗句一样: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掉陷渠沟。
玉黛林中柱,金簪雪里埋。——后记
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2《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又名《石头记》全书共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中心,创造了一大批有血有肉的个性化人物,如,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贵族公子贾宝玉,娴静稳重的薛宝钗等等,为我们演绎了一段精彩的故事。
黄昏,宝玉被别人叫去一整天,黛玉心中担心,晚饭后过来看他,丫环没听出来是谁,没让黛玉进去。
黛玉听了,气的愣在门外,想到自己孤苦伶仃。不禁落下泪来,她回房抱膝含泪坐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宝玉听到山坡那边有人在低声哭泣,边哭边诉说,非常伤心。宝玉止住脚步细心听,只听那人念得悲悲切切,痛彻心扉。
原来这是黛玉因为昨夜被关在门外,伤心难过,将这些残花落瓣拿来掩埋时因感而发吟出一首《葬花吟》。当宝玉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只是谁”时,不禁大哭,黛玉看见是宝玉,就质问他,昨晚为何不让丫鬟开门?宝玉发誓说不知道这件事。黛玉想可能是丫鬟偷懒,于是原谅了宝玉,两人破涕为笑,重归于好了。
精彩故事还有很多,建议大家看一看。
名著小说《红楼梦》读后感3红楼梦里面有很多我喜欢的人物,比如贾宝玉、袭人、宝钗……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林黛玉,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把林黛玉与众不同的特点。
林黛玉是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女主角,金陵十二钗之首,四大家族贾家第四代贾敏与扬州巡盐御史林如海之女,宝玉的姑表妹,贾母的亲外孙女。幼年丧母,体弱多病,红颜薄命、身世可怜。
在《黛玉葬花祭花魂》这篇文章里,更突出了林黛玉多疑与敏感,在晴雯没有开门后,黛玉听见宝钗和宝玉在里面说说笑笑,不禁流下了眼泪。敏感表现在当第二天,宝玉来找黛玉,黛玉哭个不停。
黛玉用诗词来宣泄自已的离情别绪。她所写的多是些哀伤的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老、分散、衰败。比如在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中湘云和黛玉在月夜作诗,湘云作了上句:“寒塘渡鹤影。”黛玉对了下句:“冷月葬花魂。”就表现了黛玉离别时的情绪。
曹雪芹对每个人物的形象刻画的都不一样,而且还清清楚楚的、对比鲜明,尤其是林黛玉丰满的人物形象,这正是写作的妙处,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写作方法呀!